中国人常常自诩最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不遗余力培养年轻一辈，年轻即筹码。 这样的人才观，是否格局太低？ 诚然有人年轻有为，成就大业，但任正非44岁开始创业，柳传志40岁辞职下海，宗庆后42岁仍一事无成，而马云，35岁前还处于迷茫混乱状态…… 如何定义人才与成功，如何培养充满个性、富有创造力、怀揣魄力与激情的“黑马”人才？如何发掘并吸纳真正良才？下文从关于大人物的人才观入手，归纳此类人才的特质与成长路径，值得任何职场人换位反思。 “打工人”人才观：资源堆在30岁前，把人变成标准化产品 当代中国对人才培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30 岁之前，而且是年龄越小越受重视。 对于还在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父母不但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补习，期待他们有各种天赋，而且家长本人还要亲自指导、直接干预。可是到了中学，家长只能搞搞后勤、鼓励鼓励了。到了大学，家长可能就只剩下鼓励了。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家长就会劝自己的孩子别努力了，赶紧找个安稳工作，老老实实上班，等着升职加薪，别惹事，买房结婚生小孩，然后等生出小孩，再来新一轮培养。 这个充满关爱之情的人才观，其实只是燕雀之志。规划来规划去，其实是在设定一条最保险的人生路线。各种不计成本的高投入，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平庸的目标。 你考清华、北大就为买房子、生孩子吗？中国的英雄豪杰都哪儿去了？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这帮整天研究升职加薪的人，还需要能治国安邦、经天纬地的大人物。古代读书人都要讲“修齐治平”，认为人才就得做大事，但是现在我们对“做大事”研究得太少了。 说直白点，当今的人才观都是“打工者心态”。社会上都有些什么位置、哪个行业挣钱多、哪个职位待遇好，我就争取成为这样的人；公务员稳定，可是程序员收入高， 那我就得在稳定和高收入之间做个取舍……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再厉害也不过是一只优秀的绵羊，还不如几十年前受教育程度很低的那一代人敢想敢干。 打工者人才观的本质是把人变成标准化的产品，去填充现成的位置，削足适履。大人物的成长，可不是这样的路线。伟大的国家不可能全靠打工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级的人才观。 标准化出不了大人物 哈佛大学的托德·罗斯和奥吉·奥加斯的《成为黑马》一书，描写了一种关于大人物的人才观。这本书是他们一项历时多年的研究—黑马项目（The Dark Horse Project）—的总结。两个人有针对性地调查了各行各业的大人物，看看他们如何有了今天的成就，并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找到共同点。 “黑马”（dark horses）这个术语，是用来形容那些战胜重重困难，最终脱颖而出的人，也就是那些先前没有人想到会取得成功的人生赢家。 它最初是在 1831 年，也就是《年轻的公爵》（The Young Duke）出版之后才开始普遍使用的。在这部英国小说中，主人公押注一场赛马，结果输得很惨，因为“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一匹不起眼的黑马赢得了这场比赛”。“黑马”很快就风靡一时。这样看来，“黑马”是指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胜利者，只是由于他不符合冠军的标准概念而事先不被人重视而已。 托德·罗斯2016 年出版过《平均的终结》一书，他这两本书的思想一以贯之，那就是人才不应该是标准化的产品，它没有固定的成长路线：高级人才是自由发展的产物。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女子铅球金牌得主、美国黑人选手米歇尔·卡特， 就完全不符合标准化的选拔标准。她的身材曲线很优美，并不男性化。她在高中甚至在大学的时候，上肢力量都不强，连一个俯卧撑都做不起来。苏联肯定不会选她，幸亏美国不搞举国体制，才没有埋没这个人才。 我们再设想一下，20 世纪90年代，如果说要在全中国范围内选拔几位未来领军人物，让他们在 20 年内把中国通信行业带到世界第一，你会选谁呢？你肯定得从通信技术的重点研究所、大专院校和国有企业中去选吧？你怎么可能会选一位退伍军人呢？所以你肯定选不到任正非。 同样，如果要选一位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人物，让他改变零售商业模式，推出电子支付手段，你怎么会想到去从乡村教师中选拔呢？那你就肯定选不到马云。 事实上，行业领军人物这类人才比铅球运动员要复杂得多，标准化路线可能根本就出不了这种级别的大人物，任正非、马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成长。 定型越晚的人，越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也更高 黑马项目中所有人才走的路都不是直线。有的人上学的时候表现不行，甚至辍学，后来竟然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的人原本在一个领域做得很好，突然就不想干了，结果转行做得更好。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担心其中可能有“幸存者偏差”，毕竟“黑马项目”选的就是“黑马”，而黑马的定义就是那些出乎意料的获胜者。有没有可能“黑马人物”都是特例呢？ 有没有可能不走寻常路的大多数人都失败了呢？ 好在还有别的研究可以和罗斯这个研究互相印证。戴维·爱泼斯坦（David J. Epstein）有本书叫《范围》（Range :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就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一方面，像公司首席执行官这种级别的人物，统计表明他们的确往往都是大器晚成，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工作； 另一方面，像那些敢于跨领域尝试不同工作的人，最后结局也的确是比一般人更好。 比如，有一项研究追踪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学生的职业生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学生高中时就要选定自己的专业，一直到大学都是上对口专业。但苏格兰正好相反，学生在大学头两年不需要选专业，到大三才分专业。跟踪研究发现，定型越晚的人，越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也更高；而那些早早定型的人则最好工作一段时间就赶紧换专业，因为统计表明，换专业能让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这里的普遍规律是：如果一开始就想好了这辈子要做什么，那么你不太可能取得特别大的成功；反而是一开始走错了，后来才找到人生目标的人，更容易取得高水平成功。 真正的人才，都有黑马气质。那么，黑马气质是什么气质呢？ 黑马气质：追求“做自己”，不讲长远，只看近期目标 罗斯和奥加斯找到这些黑马人物的共同点并不包括“特立独行”“叛逆精神”等特质，其实黑马人物有各种各样的性格，而且很多人都是非常温顺的。而黑马气质，最主要的就是以下两点。 第一，黑马人物总是在追求“做自己”。 这些人不问这一行好不好找工作、这个工作挣多少钱、这个职位的地位高不高，他们也不问社会需要什么人，他们问的是“我到底喜欢做什么”。他们更在意对工作本身的享受，他们想要一种满足感—不是因为收获而满足，而是做这件事就很满足。他们不是因为卓越而满足，而是在满足中达到卓越。 第二，黑马人物没有长远的目标。 标准化思维总是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如果认为金融工作最厉害，那么你就要先考上一所 985 院校的金融专业，最好再去国外留学几年，然后拿着亮丽的文凭加入一家顶级金融公司，一路努力拼搏，最后成为一个成功的金融人士。这样可以是可以，但是这是金融打工者的攻略。 那些最厉害的、说了算数的、对市场有影响力的金融人士，他们并不是这条标准化流水线的产物。他们有的在大学学的是历史，有的学的是哲学，有的以前是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有的从小爱好赌博……他们是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折腾出来的。 经历复杂思想才能复杂，思想复杂才能想大事儿；经历简单思想只能简单，思想简单的都是工具人。 但黑马人物并不是为了复杂而复杂，他们只是在探索。 所以，大部人不太可能大学一毕业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那些一直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人并不是早早地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是根本没想过自己想干什么。连想都没想好的人，又怎么能干好呢？ 那么，大家为了“做自己”而选择工作，是不是不够理性呢？不理性就对了。人生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 芝加哥大学的女哲学家阿格尼丝·卡拉尔（Agnes Callard）在 2018 年提出了一个理论叫“渴望理论”，即现在的你并不知道未来的你喜欢什么。也就是说，人的价值观是会变的。 比如，高中生想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将来做一名计算机科学家。这条路怎么样？不知道。上过清华之后的你，不会跟作为高中生的你喜欢完全一样的东西；在清华读过几年书的你，是作为高中生的你所不能理解的。 所以黑马人物的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不讲长远目标，只看近期目标。只要近期目标符合现在的价值观，然后想方设法完成这个目标，那么完成之后该干什么，那时候的你自然知道。每次选择一个自己最关心、最适合、最能获得满足感的项目，从一个个局部最优中寻找全局最优，这才是不确定世界中的最佳路径策略。 英雄豪杰应该人生由我 罗斯（编者注：《成为黑马》作者之一）强烈批评了标准化思维，但是我们也得知道，这个批评只在今天才成立。标准化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过去标准化生产方式的产物。要生产，就要有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操作流程，人们就必须步调一致才行。机械化生产方式本来就是让人去适应机器，而不是让机器适应人。 但是现在不同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 3D 打印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标准化的事情应该交给机器去做。现在连制造业都越来越讲求个性化定制、创造性、多样性合作，每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出自己的特色来才好。这种社会分工要求人是一个一个的，而不是一批一批的。你做的跟老张、老李他们做的都不一样，这个工作才值得让你做。 所以，标准化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古代人不讲标准化，未来的人也不会讲标准化。标准化思维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批量生产人才，事实证明，那样的人才既不快乐也不厉害，都是教育工业化制造的残次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发挥自己的个性，这并不是对人的一种祝福或者一种愿望，而是一个要求。 希望中国的人才教育和选拔机制尽快改革，拥抱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当前对标准的评价过高，对自由的评价过低，向谁谁谁学习、按照教学大纲温课备考、模仿满分作文、参照职场攻略……这些都是在把人变成产品。你认为这个事儿现在的做法不对，那你想怎么做？你觉得这篇范文写得很俗气，那你会怎么写？你看社会上有些事情不合理，那你能怎么改？敢问这些问题的，才是真正在培养人才。 真正的奢侈是冒险，真正的富足是自选探索方向，真正的优秀是藐视标准，真正的自由是个性发挥。英雄豪杰应该人生由我，伟大的国家应该人人如龙。 书名：《成为黑马 : 在个性化时代获得成功的最佳方案》 著者：[美]托德·罗斯,[美]奥吉·奥加斯 译者：陈友勋 作者简介 托德·罗斯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灵、头脑和教育”项目主任、教授，个体科学实验室负责人，TED超受欢迎的演讲人。著有畅销书《平均的终结》。此外，他还是“个人机会中心”的合作创始人兼主任。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旨在促进职场、学校和社会接纳个性原则。 奥吉·奥加斯 神经科学家，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黑马计划”项目负责人。
作者|范一飞‘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24期 我国金融标准化建设成绩斐然 “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标准体系日益完善、实施效能明显增强、国际联动成果丰硕，为开展“十四五”时期金融标准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优化供给结构。“十三五”时期，我国共发布金融国家标准5项、行业标准122项，公开现行有效团体标准37项、企业标准4069项，适应新时代金融发展需要的新型标准体系逐步健全。国家标准夯实基础，金融工具分类、保险术语等国家标准有效服务金融管理需要。行业标准引领发展，金融行业标准从过去技术标准单一供给，成功转型为目前的“技术标准+业务标准”联合供给。团体标准蓬勃兴起，有关金融团体加强标准研制，为团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企业标准开拓创新，在金融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的带动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效果显著，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坚持为民利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标准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消费者服务体验。网上银行系统、金融分布式账本、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等金融标准有效满足了特殊时期金融机构的线上服务创新需求。银行营业网点服务企业标准“领跑者”机构带头作为，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以国家标准为蓝本，迅速制定疫情期间业务办理指南、网点疫情防控等企业标准，高效安全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力实施国家标准，积极解决生僻字识别的难题，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金融服务的基本权益。 强化应用实施。标准支撑金融风险防控的作用明显增强。移动金融客户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金融数据安全分级、金融科技创新等标准为金融APP风险整改、新技术金融应用风险专项摸排提供了技术依据，支持监管部门开展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有利于营造健康有序和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创新环境。标准辅助金融治理的价值逐步激发。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按照要求披露金融产品和服务所执行的标准，支持社会各界依据标准开展质量共治，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标准实施保障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品被纳入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体系，“标准+检测认证”实施模式进一步夯实，国家级金融科技测评认证中心顺利筹建，金融科技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 扩大双向开放。“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国际金融标准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国际标准“引进来”步伐加快。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唯一交易识别码等国际标准转化有序推进。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实施成效显著，路线图和多项应用规则相继发布，我国企业持码量大幅提升，更好地满足了跨境贸易和交易需求。我国标准走出去取得突破。2020年9月，首个由我国专家召集制定的ISO金融服务标准《银行产品服务描述规范》正式发布，目前正在积极牵头编制移动支付、区块链、绿色金融等多项国际标准。“一带一路”标准交流持续深入，围绕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国家标准编制形成多语种外文版标准。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标准委、金融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农业银行、外汇交易中心、网联清算公司、数字货币研究所、跨境清算公司、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中证报价公司、蚂蚁集团、清华大学、金电公司等单位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充分肯定金融标准化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问题和不足，如金融标准建设整体上不均衡不充分、金融数据标准供给明显不足、金融标准专业研究机构缺位、金融标准人才短缺等，需要我们在未来工作谋划和实践中加以重视、切实解决。 强化金融标准化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为金融标准化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首先，金融标准化工作要服务国内大循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民利企”总体原则，构建适应新形势下金融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标准体系。一是要满足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作用，研制既有利于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又能满足金融治理需要的标准规范，支持构建高效可靠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标准的桥梁作用，支持金融市场交易报告库等跨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治理的统一性和穿透性。充分发挥标准的支撑作用，以金融安全、消费者保护为重点，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细化成金融标准，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要满足金融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非接触式金融服务需求旺盛，金融数字化转型势头强劲，对数据融合和科技创新应用的需求十分迫切。支持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标准要靠前作为。一方面，加快研制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数据标准，推动金融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强化标准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金融应用中的引领作用，支持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三是要满足金融普惠服务的需要。在涉及消费者安全隐私和企业合法利益的领域，标准要筑牢底线，创造公平公正、安全放心的经营和消费环境。在创新金融产品供给、优化金融服务等涉及金融消费者体验的领域，标准要抬高标杆，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等促进社会公平的领域，标准要突出公益属性，支持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消除“数字鸿沟”，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打造全方位、多层次、智能化的数字金融服务。 其次，金融标准化工作要落实国内国际双循环。标准是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是联通国际经贸活动、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世界各国对标准广泛重视，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积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一是增加参与主体和渠道，推动市场主体按需参与标准化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盈利或商业组织，多维度、多领域、多渠道参与金融国际标准治理。二是加强“引进来”走出去，更大范围采用国际先进适用标准，更大力度提升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促进中外标准体系融合发展。三是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完善金融标准国际化跟踪、参与、联动和共享机制，支持外资企业公平参与金融标准化活动，构建公平高效、开放透明的标准化生态。 构建金融标准化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未来一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金融标准化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构建立足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强化顶层设计。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制定发布金融业标准化“十四五”规划，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精准把握国家战略、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在金融风险防控、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产业链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对标准化的重大需求，突出金融标准化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完善标准体系。厘清数字金融标准化需求，重点补齐金融数据安全、信息保护等涉及人民财产安全的基础通用类国家标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聚焦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强化监管科技、合规科技等规范指南类行业标准，以开放和包容方式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研制。强化金融团体标准监督管理，规范金融团体标准有序发展，扩大先进适用团体标准供给；充分发挥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效应，增强企业标准创新活力。 加强应用实施。强化标准在法律法规等制度执行中的作用，畅通监管规则援引金融标准的渠道。打通标准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形成标准实施激励机制，创造有利于金融机构知标准、用标准、守标准的良好氛围。持续做好“金融标准 为民利企”主题活动，总结重庆和浙江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试点成果经验，向长三角地区和成渝双城经济圈推广，进一步激发标准实施创新活力。重点开展金融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积极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标准，主要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标杆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以大带小”促进全行业形成争当“领跑者”的良好氛围。 参与国际治理。坚持开放融合、互利共赢，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增强先进适用国际标准的转化，探索双多边国际互认形式和境内外机构联合研究机制，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一带一路”金融标准交流“朋友圈”，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完善金融标准国际化工作推进机制，以智库专家为抓手，加快国际标准化人才储备。 优化体制机制。推动制定金融标准化管理办法、金融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等制度。筹建金融标准化研究院，更好满足金融业对标准化服务的需求。推进所有金融行业标准统一发布工作。推动金融标准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持续开展金融标准化学科教育，促进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提升新时代金融标准化人才队伍水平。
作为资管新规的重要配套细则，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相关认定规则备受市场期待。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自2020年8月3日起施行。 该规则此前于2019年10月12日公开征求意见。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稿中有三处在表述上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此前，资管新规对于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列出了5项条件：一是等分化，可交易；二是信息披露充分；三是集中登记，独立托管；四是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完善；五是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经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认定规则》细化了资管新规关于标债资产的上述5项要求及相关认定标准，并在过渡期安排、监管要求等政策导向上，与前期政策保持一致，既没有制造进一步紧缩的预期，也没有放松监管要求。 央行相关人士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认定规则》将标债资产与非标资产进行清晰界定，有利于资管行业、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和风险防范。 “非非标”定性“非标”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认定规则》将部分前期市场普遍关心、性质模糊的金融产品明确为非标资产，包括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有限公司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的信贷资产流转和收益权转让相关产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债权融资计划、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收益凭证以及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 事实上，对于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债权融资计划等非标资产，市场前期已有共识。在资管新规发布后，绝大多数市场机构已经主动按照要求调整不合规资管业务、压降非标资产规模。但是，对于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等部分金融产品，由于未被列入原银监会《理财业务统计表》（G06表）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当中，所以被市场称作“非非标”。 央行相关人士表示，此次《认定规则》将这些“非非标”明确为非标资产，有利于稳定市场关于非标资产范围的预期。 同时，《认定规则》对存量的“未被纳入本规则发布前金融监管部门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统计范围的资产”（即“非非标”），在资管新规过渡期内豁免了非标资产有关监管要求，这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整改计划，自主合理做好投资安排。市场也普遍支持“非非标”资产过渡期豁免安排，认为有助于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支持市场平稳过渡。 “上述产品明确为非标，但并不代表这些机构不能再创设新的标债资产。”上述人士说，上述机构均具备申请标债资产认定的资格。 标债资产认定路径明确 根据《认定规则》，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是指依法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证券，主要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国际机构债券、同业存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固定收益类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等。 《认定规则》指出，其他债权类资产被认定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应当同时符合前述5项条件。符合要求的机构，可向人民银行提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申请，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认定。 “明确标债资产认定路径，有助于引导新增债权类资产向债券等标债资产规范转型，有利于提升市场直接融资比重。”上述人士表示，在不干扰正常融资、不改变市场标准的情况下，《认定规则》提供标债资产认定的路径，消除市场对非标资产清理“一刀切”的疑虑和误读。这样既有利于化解非标资产难入表、难接续的问题，又有利于非标资产的规范发展，为市场增添了弹性。 自资管新规发布以来，市场对资管新规的资管产品投资要求适应性已明显增强。从当前市场运行情况看，金融机构资管产品的投资模式已逐步转型，非标资产投资有序压降，并逐步转向投资债券和存款等表内资产。 从资管新规的角度来看，非标资产主要在估值和信息披露方面不是标准化的。事实上，资管新规等监管政策也并没有限制投资非标，而是设置了投资比例上限。这是为了在宏观上避免资管产品都走非标所带来的透明度的缺失，最终是为了提高资管领域里的透明度和净值化程度。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标债资产与非标资产的利与弊，标债透明度高、转让方便；非标收益高，但流动性欠佳，风险相对较大。监管政策并未强制非标资产进行转标，而是将投资标债资产的主动权交给市场机构。”上述人士表示。 标准化票据基本明确为标债 6月末，央行发布《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自2019年8月上海票据交易所申报创设2019年第1期标准化票据以来，标准化票据便成为市场关注的对象。 《管理办法》将标准化票据定义为存托机构归集核心信用要素相似、期限相近的商业汇票组建基础资产池，以基础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而创设的等分化受益凭证，属于货币市场工具。市场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前期处于“试点”阶段的标准化票据基本被明确为“标准化债权资产”。这也代表着今后资管产品可以投资于标准化票据，票据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将进一步扩展。 央行相关人士表示，从资管新规关于标债的估值、流动性等实质要求和《管理办法》规定的五项条件来看，标准化票据与标债的要求契合度较高。标准化票据将票据按一定的标准归集后，在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充分发挥债券市场定价机制透明、风控管理成熟等优势，提高交易规范性。标准化票据是对票据现行交易机制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增强票据融资功能和提高市场规范，实现资管产品对票据资产的主动管理和净值管理。从长远来看，标准化票据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票据市场规范发展，提升市场深度，更好发挥票据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中的作用。
大康农业首单标准化票据日前成功落地。此次创设成功的标准化票据由国联证券的投行子公司华英证券发行，产品规模5261万元，产品期限89天，创设价格为98.867元/百元，产品底层资产由3家农业中小企业持票人所持票据组成，承兑人均为大康农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的上游中小微供应商融资难度较大，融资成本提高。大康农业获悉情况后，针对供应商的具体情况，以金融赋能主动对接各供应商，借着《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的东风，率先向各供应商介绍标准化票据产品，并通过上海票据交易所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标准化票据的方式，成功发行了标准化票据产品。 大康农业相关人士介绍，大康农业是第一批成功落地标准化票据的企业。通过“应收账款票据化+票据标准化”形式，不仅帮助供应商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缩短了产业链融资周期，有效缓解了供应链上相关农业企业的资金压力。据悉，此次标准化票据主要涉及大康农业中缅跨境肉牛项目、肉羊项目和食品原料贸易三大业务，这三项业务正好契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几年，大康农业专注于整合全球优质农业、食品资源，有效对接中国市场及全球市场，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公司重点推进肉牛业务、肉羊产业、农资与粮食贸易、乳业和食品原料贸易等业务各自具有独特的发展趋势和竞争特点，各业务板块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全产业链的增值服务能力。目前，大康农业业务已遍布全国及巴西、新西兰、缅甸等多个国家，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沉淀，公司聚焦主业战略已初见成效，盈利能力正在逐步提升，在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用。 大康农业相关人士表示，此次标准化票据的发行不仅对公司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显著的作用，有助于公司在当前的环境下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更重要的是此举也意味着国内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认可。未来，公司将全方位总结并推广项目成功经验，提升服务“三农”质效。
9月9月，2020连锁中式快餐精英私享会在上海举行。便利蜂执行董事薛恩远在会上分享了便利蜂如何通过“数字化”运营，用科技让中餐实现标准化。 作为上海首家拿到热餐经营许可证的便利店，便利蜂每天销售十几种中式热菜，成为众多白领的小食堂。 中餐“标准化”一直是行业难题。薛恩远认为，要解决这一症结，必须将原料、工艺、产品和售卖这四个环节标准化。“便利蜂奉行产品极致主义，通过投资鲜食工厂，从采购上把控食材质量，又通过应用各种传感器，对食物烹饪温度、火候、时间等参数精确量化，建立了高度量化的中餐烹饪流程。” 据介绍，为实现原料标准化，便利蜂在鲜食工厂设立专门的实验室，配备多种工业化检测仪器，用来测量食物的硬度、长度、甜度等，使之变成可视化的数据。 “公司还对所有食材建立源头追溯机制和评估体系，工作人员不定期深入供应商原料产地，实地检测相关产品生产状况等，确保供应商资质和商品品质，源头可追溯。” 在生产过程，便利蜂每道工序均严格按照标准进行，从浸泡到炒制，时间精确到秒。在便利蜂，没有“少许”“适量”这些模糊的词汇，只有反复试验之后的量化结果，比如菜品的颜色下调15%、盐度降低10%、用量增加0.1克等。 “每道菜都有精确数据，而不是凭感觉。”薛恩远解释，“环环相扣，只有做到原料标准化、工艺标准化，才能实现产品标准化。”反过来，一道菜品定型之后，其用料、色泽、咸度、甜度或辣度等又会被数量化，确保之后同款菜品做到标准化。 “售卖标准化实际上要分解成储存、分量和废弃三个环节。”薛恩远指出，很多商家只关注门店环境，往往忽略了运输过程，这才是便利店鲜食安全的“头号风险”。 为此，便利蜂自主开发了TMS运输监控系统，在冷链车上加装蓝牙温度计和GPS，全程实时监控温度，一旦出现异常，后台会自动发出警报，并第一时间联系司机解决。“如果温度持续异常且没有解决，整车货品会被判定作废。” 门店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食物必须分批次加热，并放入恒温水保温柜中，保证菜品温度维持在65℃以上，每天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来买便利蜂热餐的消费者，拿到的饭菜温度都是一样的。”薛恩远说，如果有菜品在最佳赏味期还未售出，便利蜂自主研发的鲜度Pad就会提醒店员将菜品对着镜头进行废弃。 “支持这一‘标准化’流程的，是一套物联网技术，详细记录、监控每一个生产流程，是追求产品的极致主义。”薛恩远总结，“科技创新是便利蜂的‘魂’，做干净卫生的食品，是便利蜂的初心。我们希望更多消费者能吃得更安全，希望便利蜂成为更懂中国胃口的‘国民便利店’。”
记者9月4日从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官网获悉，2020年6月22日至7月3日，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第十六研究组（SG16）全会在线上召开。此次会议上，由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下称数研所）牵头提出，并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国际标准《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指南》在ITU-T SG16成功立项。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加快布局区块链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探索。我国在区块链领域具备良好基础，正在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发展，推动区块链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在金融行业，区块链已应用于贸易金融、票据交易、供应链金融、存证、对账、资产证券化等领域。 一直以来，数研所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法定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标准化工作，以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工作组为基础开展分布式账本技术等金融科技标准的研究与编制工作，以规范分布式账本的技术与应用。 为进一步贯彻“加强区块链标准化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精神，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的指导和支持下，数研所自2019年起牵头在ITU-T SG16开展《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指南》国际标准申请立项工作。经过前期与相关单位沟通研讨，并起草和完善立项材料，该项目顺利通过2020年3月初的预立项答辩和7月初的正式立项答辩，于7月3日正式在ITU-T SG16立项。 本次立项的《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指南》是我国牵头的首个金融区块链国际标准。该标准为框架标准，我国可据此开展对金融区块链国际标准体系的规划布局，增加参考架构、风险控制、安全和隐私保护、各领域金融区块链业务规范等子标准，通过“以一带多”的方式推动金融区块链各重要方面在ITU-T的标准化工作，促进金融区块链技术和相关产业健康发展，为国际规则设定作出更多贡献。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促进票据市场发展 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网络视频会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在会上就票据发展方向、标准化票据的法律适用性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 关于票据的发展方向 在银行票据和商业票据之间，哪个是重点？哪个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种观点认为，下一步要更多地发展商业票据。的确，从发展供应链金融的角度，以及从票据作为一种特殊的结算工具所具有的信用特征看，商业票据更具有企业和供应链信用特征，似乎更应代表发展方向。国际经验也表明，商业票据更具有普遍性。但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也需考虑中国的国情及其特殊性。 我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和工作精力都在货币政策二司和宏观审慎管理局，期间我关注的一个相关问题是，为什么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结算及贸易融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一个基本的背景是，国际贸易往往是跨国开展的，交易双方不仅存在着一般贸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存在着不同国家间的法律和社会文化差异问题，因此对手方风险、特别是违约风险比一般的交易要更为显著。而这其中，恰恰是商业银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和信用中介作用： 第一，商业银行在贸易结算及其融资及其活动中具有广泛的业务专业性，为客户提供各种交易银行服务，而且总体而言，全球交易银行服务较为成熟、产品丰富、标准化程度高。第二，商业银行具有良好的合规和风控文化，能较好地进行客户识别和风险控制，尤其是对在本行开户的各类客户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第三，跨国银行还具有广泛的国际网络，建有覆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当地客户总体比较了解，从而形成了广泛覆盖的国际客户网络。第四，国际结算和交易银行服务的金融监管存在广泛国际共识和标准，商业银行作为专业的货币资金经营机构，往往信用程度较高，即使对于一些不具有国际分支机构的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中为其开户市场主体提供贸易结算和融资时，也能获得同行信任。 正因为上述原因，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商业银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国际贸易双方提供跨国支付结算和融资功能，而且实际上更多地还发挥着信息中介、信用中介职能，帮助克服跨国交易双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对手方风险问题。 从我国的情况看，中国幅员广阔，各地人文环境和经济金融生态差异较大，市场主体所有制结构比较复杂，所以跨地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对手方风险问题总体比较突出。成熟市场中有些很普遍的金融产品和相关制度安排在我国出现各种“水土不服”现象、成为内幕交易甚至欺诈工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并不是这些产品或制度安排本身有问题，而很大程度上与我国长期形成的社会历史、区域特征和信用文化有关。 回到票据这个产品本身上来。票据作为重要的结算和融资工具，对于促进交易结算、发展供应链金融、特别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要把这个产品乃至整个市场发展好，但也要正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薄弱环节。一方面，过去票据市场出现了较多的风险事件，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确实有赖于良好的信用文化、健全的法律法规和配套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当前也广泛存在着关于票据支付工具的一些诟病，突出表现在一些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不得不接受上游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大企业签发的票据，在回款时效和成本上处于不利地位，加剧了这些企业的经营困难。 因此，在积极推动票据结算和融资工具以及票据市场发展的同时，恐怕也要考虑我国国情，在制度安排上做一些适应性调整。在我看来，仍然可以发挥商业银行的传统积极作用，在客户识别、风险控制以及提供专业服务方面提供信息和信用中介服务，帮助降低票据结算和提供融资支持过程中的风险度，同时辅以其他的制度和技术安排，控制并压低票据成本，这方面，人民银行和票交所做了大量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在重点发展商业票据还是银行票据这个问题上，需要理论界和业界做进一步的分析判断和比较研究，从而探索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票据市场发展道路，更好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结算和信用服务。 关于标准化票据的法律适用性问题 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一点，我想顺着刚才前面嘉宾的评论，往前再延伸一点。 首先，我觉得票据和标准化票据，这两个产品在法律属性上是不一样的。有价证券通常有三种法律属性：一是物权证券，或者说商品证券；二是货币证券；三是资本证券。票据是典型的货币证券，它遵守的主要法律依据，除了票据法，还有物权法，以及相关的以货币证券法律属性为代表的法律法规，其财产权利是一种货币请求权。票据的发行人和持有人之间主要是债权债务关系，更多地体现和具有间接融资属性。但是标准化票据，根据我对现有的《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学习理解，它在性质上更多地属于资本证券，其财产权利是一种收入请求权，因此在投资人和发行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更多地具有直接融资属性。资本证券遵守的法律更多地是《公司法》《证券法》《基金法》《信托法》等，当然它也离不开物权法。 其次，标准化票据及其管理办法的法律依据究竟应该是什么？《办法》中明确了三个上位法：一是《人民银行法》，二是《票据法》，三是《信托法》。资本证券遵守《信托法》当然没有问题，也很常见，但这是否意味着明确了标准化票据的信托关系法律属性？但我仔细学习和梳理了现有《办法》的所有条款以及相关的解释，似乎很难找到信托法律关系。当然我不是法律专家，只是一个金融研究者，可能这方面造诣不深，但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这需要进一步考察标准化票据的产品设计和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属性。标准化票据涉及很多机构，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市场主体：第一，标准化票据的投资人，或者说持仓人，主要是金融市场上的合格投资者。第二，标准化票据的发行人和托管人，目前是票交所，以后两者要分离，发行人、或者经纪人可以是商业银行或其他专业机构，票交所作为专业基础设施，负责登记托管，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把两者合一简称为托管人。第三，委托人，可以是原始票据持有人，可以是经贴现、转让后的持有人。 我们进一步去考察这三者之间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首先在托管人和委托人之间，似乎找不到信托财产法律关系。按照现有的《办法》及其产品设计，委托人和托管人之间确实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对归集的原始票据，并没有作信托财产隔离，没有设立独立的SPV，这些票据从委托人归集到托管人手里，并没有建立任何资产信托或资金信托关系，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信托财产，也并不遵守《信托法》。 再看托管人和投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办法》，托管人只是作为一个中介，并不是真正的资本证券的发行者，他与投资者之间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托管人与投资人之间很简单，是一种居间关系，实际上也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进一步看投资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对原始票据没有作破产隔离，没有进行SPV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发行证券，所以我觉得委托人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并不是信托财产关系。投资者购买标准化票据后，在投资者和持票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收入请求权的关系，最终还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比较特殊，既不能适用《票据法》，恐怕也很难用《信托法》来界定和约束。如果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信托关系，应该用什么法律来界定这个产品的法律属性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涉及其法律适用和监管规则，涉及这个产品和市场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涉及出现债权债务纠纷时，怎么有效保护财产权利的问题。 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并解决的，否则这个产品在设计和刚推出来的时候，可能初衷和出发点都非常好，也会受市场的欢迎，但一旦有违规或违约、产生纠纷，就会面临监管和判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我也能想到现有设计和制度安排背后可能涉及比较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我觉得对于一个新产品、新市场，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好这个产品的法律属性，明确其上位法以及违规、纠纷解决机制，在法律关系和监督管理上非常清晰，从而有利于这个产品和市场更加健康发展，把好事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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