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时，消费金融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性。在英、美、日、韩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史中，消费金融都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果把经经济体看做一个人，消费金融就好像激素一样，适量服用可以治病、保障身体健康，但用多了不但于身体无益，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 日本贷金业：从一部连载15年的漫画说起 日本有一部自2004年开始，连载了15年的畅销漫画，名为《暗金丑岛君》，其汉化版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在豆瓣评分都超过了8分，核心内容讲述的是日本黑暗无良的高利贷公司老板丑岛馨与形形色色的借债人之间的故事，将日本消费金融发展过程中著名的“消金三恶”——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从西方引入到日本的消费金融，一开始绝非如此。 日本现代消费金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发展的。早期的发展历程和美国极其相似，都是以分期付款销售拉开帷幕，以汽车工业的兴起快速推广分期付款，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升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拓展市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百货公司和信贩公司（一种专营消费金融的公司）联营的分期付款式消费金融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出现了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等对工薪阶层小额贷款的非银行机构。 分期付款销售模式的快速扩张，带动了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和征信体系的发展。1961年，《分期付款销售法》和日本征信所（现JCB）分别实施和成立，银行也开始设立专门发行信用卡的机构。 此时虽然有《出资法》及《利率限制法》对于贷款业务的限制，但因民间消费借贷未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以及执法不力等因素，两部法律形同虚设。 到了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分期付款顺利扩张，流通业也开始与消费金融深度结合，出现百货公司与信贩公司联合发卡的业务模式，这种联营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消费金融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对推动经济增长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此，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村行伸通过对1972-1991年的宏观数据分析，得出“耐用消费品的增减与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信贷余额有很强的相关性”的结论，并据此建议——根据耐用消费品的置换周期来扩大信贷额（下调利率或减税等），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厂商系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系信用卡公司、信贩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大肆扩张，行业内部竞争愈演愈烈。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法律制裁的情况下，由此引发了高利贷、过度借贷、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日本曾经著名的高利贷公司——武富士公司及其创始人武井保雄，便是从此时开始崛起，在199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日本四大消费金融企业之首，武井保雄也在次年登顶成为日本首富。 随后便是“失去的十年”（1991-2000年），房价、股市泡沫的破裂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变得保守，以武富士为代表的非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开始扮演起市场的主要角色。 数据显示，当时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在52%左右，并在后面的十几年中不断攀升。 但好景不长，催收、高利贷等老问题的加剧，使武井保雄、武富士和整个贷金业的名声开始急速下滑。据统计，2000年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 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6年12月，日本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再加上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至此，消金三恶才从此成为历史。 韩国：一个典型的“信用卡危机”案例 与日本相比，韩国消费金融的起步相对较晚。 在朴正熙1962-1971年间推行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飞跃，GNI（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三倍多，个人收入的增长使消费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品以及健康、教育、休闲等高品质方向转移。1967年，信用卡作为先进的消费信贷手段被用于大额耐用品的分期销售中，并得到快速发展。 在随后的30年间，通过对信用卡法案的制定修改，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梳理，奠定了消费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同时，信用信息法、信用信息机构等征信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迫使韩国不得不拉动国内需求应对危机，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扶持力度。政策扶持之下，信用卡的信贷额急剧增加。 特别是，信用卡取现业务成为信用卡资金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到2000年时，取现在信用卡总使用额中占比甚至达到了60%。对比之下，日本该比例仅为30%。 信用卡的盛世之下，无节制的发卡和消费带来的危机逐渐显现。 2000-2002年两年间，信用卡市场增长了40.5%，创下了623万亿韩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信用不良者（欠款达到30万韩元且拖欠3个月以上）的数量也屡创新高，在2003年末超过了37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 还不上钱的人增加了，必然导致信用卡公司风险的加大。再加上当时SK全球公司高达约2万亿韩元的造假事件，使韩国企业的信用危机急剧提升，公司债市场几乎瘫痪，这也使以公司债为主要融资手段的信用卡公司遇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此时，政府不得不出面提供借款，解决信用卡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并在随后出台了《信用卡综合对策》、《信用卡公司的健全性监督强化规范》等规定，将现金贷款比率（现金贷款/债券总额）限制至50%，改善了以取现业务作为主要业务的经营形态。 同时，为了避免信用卡行业的经营恶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其他则要求进行增资，提升抗风险能力。结果是2004年的市场规模同比减少25.5%，一下子缩小到了358万亿韩元。此后，设立完善信贷恢复委员会等基础设施，使得以购物为主的信用卡市场快速复苏。 这场由监管结构性缺失带来的“信用卡大乱”，不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社会损失，还埋下了消费金融过度发展的隐患，使家庭的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加剧了脆弱性。 同时，在经过2003年的信用卡危机后，监管部门对于信用卡的扩张具有极强的警惕性。如2010年，信用卡总资产、发卡量、营销费用等超过历年平均水平时，立即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并出台政策预防再次过热。 反思：如何做好危机的预测与管理 日、韩的消费金融最初都起步于流通业，以分期付款开始，发展到信用卡等更多样的形式。消费金融的供给方，也从小型的非银行机构，逐步发展到专业性消费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等。 其中，由于日本在消费金融发展初期管制力度较弱，市场驱动因素更强，因此导致当前的消费金融市场显得更为多元化，且非银行机构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韩国，由于其金融管制相对较强，且集中于信用卡产业，使银行在其消费金融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在韩国，附属于一些大型企业的信用卡公司，如起亚、三星以及乐天等，也在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种由小到大、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以及监管、法律的缺失，叠加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造成了消费金融行业大大小小的问题。 其他地区也都爆发过类似的消费金融危机。如中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经历的信用卡卡债危机，由此产生而核销的坏账超过一千亿新台币，相比之下，2004 年台湾地区银行业盈利才 1554 亿元新台币，为过去5 年中的最高值。同时还有衍生出来的不法催收、暴力讨债、因债务自杀等社会问题。 更加有知名度的则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学界对其原因有众多分析角度，但毫无疑问，对于“过度消费带来的债务危机”是有共识的。 这些由消费金融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给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带来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虽然制度、社会环境、市场结构都有所不同，但金融的本质并没有变，在消费对于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当下，探讨消费金融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危机仍然十分有必要。 当然，某种意义而言，过去四年的互金整治工作已经提前给我们预演了一次危机的前奏，在金融监管方式、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至于我们会不会经历一次由消费金融导致的危机？ 灰犀牛常在，黑天鹅不可预测。或许做好危机的管理比危机的预测更重要。 参考资料： 1、王国刚等，《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池仁勇等，消费金融：下一个金融风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10月9日，记者从滴滴方面了解到，为进一步响应商务部“消费促进月”号召，滴滴正式上线“滴滴喵喵节”活动，投入101亿元补贴，发放全平台、多品类出行消费券，滴滴百亿元补贴将持续整个十月。 据介绍，用户参与“集猫”任务即可获得优惠券福袋，新用户低至5折，最高立减15元，包括出租车、网约车、单车、代驾、加油、充电、养车等多品类的优惠券。活动针对打车、骑行、自驾等多个生活场景精准补贴，推动全社会迸发出更强劲的消费活力。 滴滴方面告诉记者，此次百亿补贴资金来源为滴滴自有资金。为让司机收入更加稳定，滴滴百亿补贴将鼓励用户打车，为司机拉动订单。同时，额外投入司机补贴，持续为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师傅展开一系列的接单奖励，让出行“淡季不淡”。
近段时间，粤港澳大湾区掀起了一股吃“滚山鸡”的热潮。在广州，已有10万余只“滚山鸡”、30万枚鸡蛋走上了市民的餐桌。这原本名不见经传、从贵州毕节市纳雍县山沟里千里迢迢而来的小众土鸡，何以迅速在竞争激烈的大湾区肉鸡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近日，记者随国务院扶贫办赴广州调研，了解广东创新消费扶贫模式、巧解“黔凤出山”难题的故事。 纳雍县是毕节三个尚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也是广州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点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令当地主导产业土鸡养殖遭受重创，滞销的土鸡超过20万只。得知情况后，广州市协作办、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立即与中洲农会等扶贫骨干企业、平台联手，启动了“纳雍土鸡出山大会战”，探索从山林到餐桌的全链条“一站式”消费扶贫模式，帮助纳雍土鸡进入大湾区市场。 “偏远贫困地区农产品有两大特点，一是好，好山好水好食材；二是贵，交通不便成本高。纳雍土鸡就很典型。想让‘黔凤入湾’，一是要打响知名度，让广东人去品尝；二是得把成本降下来。”广州消费扶贫联盟会长、中洲农会董事长袁野说。为此，扶贫部门请来有关企业和土鸡行业专家组建了“智囊团”，深入纳雍土鸡育雏、放养基地和加工厂，分析土鸡品质、市场定位、包装物流、销售模式等各环节，开出推广“药方”。 如何打出知名度？首先要给纳雍土鸡起一个叫得响的名字。“贵州山高坡陡，土鸡站不稳，连滚带飞，因此定名‘滚山鸡’。‘滚山鸡’肉质非常筋道，煲汤、打火锅一流。我们立足原生态的品质，为它在大湾区市场上找准了定位。经在各大媒体上‘吃播’带货，‘滚山鸡’一炮而红。”袁野介绍。 鸡再好，太贵也不会有好的销路。由于量少、没标准、运输成本高，最初一只“滚山鸡”卖到了128元。而降成本的核心，就在于规模化、标准化。 为了让“滚山鸡”具备价格竞争力，广东创新实施了“双向联盟”的供销模式。一方面在产区建立生产联盟，通过当地政府和扶贫干部，把分散在各处的土鸡养殖基地整合起来，统一拓展市场。根据其销量增长情况，同步加大育苗投放，稳定供应。另一方面，依托广州消费扶贫联盟，统筹成员企业，在线上线下多个销售平台统一为“滚山鸡”做好“出山进城”的产销对接。在消费扶贫联盟的努力下，“滚山鸡”在广州有了专门的前置冷藏仓库，由京东物流承接配送，每单物流费用由40元降至15元以内。 如今，“滚山鸡”已拥有了统一的出货品质标准，实行标准化发货。“滚山鸡”在大湾区的售价也降至88元，还陆续开发了卤鸡、熏鸡等深加工品种。 “‘滚山鸡’成功‘出山入湾’说明，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其关键就在于把产品变商品、品质变品牌、产销变产业。”袁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广州消费扶贫联盟通过实施“产品+文化+品牌+体验+互联网”的全新运营模式，已助力贵州纳雍土鸡、威宁土豆、毕节鸡蛋、梅州“陈小鸽”、连州水晶梨等100多个优质农产品畅销广州市场。 近年来，贯通供应、流通、销售全产业链的消费扶贫“广东模式”日渐成熟，推动消费扶贫驶入了“快车道”，全国各地的扶贫产品正加速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来源：壹图网 消费金融行业正迎来发展的转折点。转折点，往往会成为分界线，如德鲁克所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趋势，而是趋势的转变，趋势的转变，是决定一个机构及其努力的成败关键。 过去一年来，消费金融行业发生了很多大事，数据整顿、催收规范、疫情冲击、利率上限、融资杠杆规范、龙头上市等等，错综复杂的大事小事里，把握住转折点，才能抓住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消费金融的第一性原理 要把握消费金融行业的转折点，需要我们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拨开表象看本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并将其界定为“一个根基性的命题或假设，它不能被缺省，也不能被违反。”消费金融行业的第一性原理，需要从金融业的基本功能中寻找。 金融业有三大基础功能：动员资金、分配资金、分散风险。这三大基础功能，在消费金融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其中，动员资金是银行的核心功能，消费金融机构更侧重分配资金和分散风险。 所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高效率地配置资金，就成为消费金融行业的价值根基所在，它不能被缺省，也不能被违反，我认为这就是消费金融的第一性原理。 2015年之前主流银行的做法，更侧重控制风险，喜欢把钱借给不太缺钱的优质客群，停留在“晴天送雨伞”的阶段，配置资金的效率较低，不能满足普惠群体的借贷需求，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崛起留出很大的空隙。 2016年，现金贷乘势而起，从资金配置效率切入，用高定价覆盖风险，强调“有身份证即可借钱”。但看似完美的闭环，存在致命漏洞：高定价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商业模式，不可能打造出核心风控的护城河，不具有可持续性。 2017年末，以现金贷新规出台为标志，监管有形之手开始严控高利贷，行业自身也加速转型调整，一大批有生态、流量、科技、牌照支撑的金融科技公司顺势而起，洗牌与分化持续加速。 与此同时，银行开始走出“晴天送雨伞”的窠臼，积极向金融科技靠拢，持续提升消费贷款的资金配置效率。 一个向内收敛、一个向外发散，在这两股力量的驱动下，消费金融加速回归行业本质：在控制风险与分配资金中取得平衡。期间的强监管、P2P整顿、数据清理、催收合规甚至利率限制等大小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趋势转变的助力。 可得性VS可用性 风险和效率的矛盾性，某种意义上体现为可得性与可用性的矛盾。 可得性，是普惠金融的“普”，注重降低门槛、扩大贷款服务范围；可用性，是普惠金融的“惠”，强调贷款的可负担、可持续。 普与惠的内在矛盾性，使得普与惠的平衡更多存在理论中，在实践里，总是要么偏左，要么偏右，像钟摆一样，左右摆动。 过去五年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崛起，是行业自身对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漠视可得性问题的反动，重在降低贷款申请门槛，极大地拓宽了“普”的范围；但当钟摆摇到极致、人人可借贷时，利率定价太高的问题开始凸显，又产生了向“惠”调整的内在动力。 这两年，市场开始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让利实体经济。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近几年，银行等主流机构通过降息减费的形式，持续让利实体经济，取得了积极效果；消费贷款机构通过降息减费的形式，让利消费借款人，自然也是题中之意。 除了持续打压高利贷外，近期，最高法还大幅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持牌机构正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利率下调压力。 如何理解这种压力呢？我认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行业发展自身规律使然，从可得性向可用性的钟摆式平衡；另一个层面则是反哺与让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属于有形之手的有意调控。后者，超出了行业自身发展规律之外。 面对这种趋势性调整，顺应它，才有发展空间。 与信贷周期的共振效应 现实中，消费金融机构面临的压力远比“下调利率”复杂，因为消费金融从“普”到“惠”的钟摆式调整，恰好与信贷周期产生了共振效应。 2015年以后，消费升级逐渐成为市场共识，消费金融活跃起来。2016年，大数据反欺诈取得突破性进展，互联网消费贷款异军突起，P2P、现金贷平台成为先行者、黑马和市场明星。之后，以银行为代表的持牌机构抓住零售转型机遇，与金融科技平台合作，推动消费金融步入繁荣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 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以规模增长、份额扩充为第一要务，不断放松信贷门槛。信贷门槛最宽松时，也是市场达到顶点时，即所谓“最坏的贷款出现在最好的时候”。 之后，各方开始关注到居民杠杆率的快速提升、高息贷款的可负担性、多头借贷问题等，风向开始转变。在监管之手的调控下，2018年行业增速高位盘整，2019年开始下滑，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加速下滑。 当前，行业处于信贷周期的下行期，典型特点就是增速放缓、不良攀升、盈利能力大幅减弱，并伴随着大量机构出清——市场开始清算前期的过剩产能、低效产能。 此时，遭遇大幅下调信贷利率的压力，自然是雪上加霜，日子尤其艰难。 尤其是近些年成立的消费金融机构，习惯了高息贷款的模式，又从未经历过信贷周期考验，面临双重收紧效应，更是措手不及。个别机构不明趋势走势，逆势而为，被趋势的大浪无情拍死在沙滩上。 悲观者往往是深刻的，但乐观者才能享受未来。无论是信贷收放的周期循环，还是普与惠的钟摆摇动，都不会永远停留在一点，是一直变动的。所有的周期，都是潮起潮落、潮落潮起；同样，从“普”到“惠”的钟摆运动，也不会永远停留在“惠”这一边，再过几年，钟摆的力量还会向“普”靠拢，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定价空间。 所以，不论日子有多难，都要坚信循环的力量，熬过去就是胜利，活下去，便是当前消费金融的主要矛盾。 审慎经营是金融机构的“隐蔽资产” 在等待春天的同时，对于过去几年的发展模式，也有必要做一些反思，汲取点教训。 过去几年，行业里诞生过一批高速增长的明星机构，携互联网基因光芒四射，但行业进入调整期后，这类机构明显后劲不足，有些已经湮没，有些陷入发展困境；反倒是那些略显保守的“审慎派”，日子依旧过得不错。 信贷行业就是如此，不经历周期，不知“审慎”的价值。 审慎体现的是防御的力量，只有在衰退期，防御的价值才能凸显，在繁荣期，防御会影响业绩增长，被很多人抛之脑后，并斥之为保守。但要切记，繁荣期的泡沫算不得数，信贷周期才是最终的评判者与清算者。 这一点，和炒股很相似。比长期业绩，资深投资经理甩大妈几条街，但在牛市中，顶尖投资者的业绩可能不如新手大妈，因为顶尖投资者普遍谨慎，4000点就全身而退了，大妈则能坚守到5000点、6000点。 之后，熊市到来后，新手大妈们被暴跌套牢，顶尖投资者入场捡了一堆便宜货，成就了其伟大。 投资能力要看长期业绩，短期业绩里噪声太大，更依赖运气。同样，金融机构不仅要比谁在繁荣期挣得多，还要比谁能熬过周期、活得更长。如巴菲特曾如此表达他对银行的看法： “银行业不一定是个坏生意，但经常是；银行家们不是一定会干愚蠢的事情，但他们也经常会干，愚蠢的银行家会贷出高风险的贷款。如果你是一家银行，你不必想着成为第一名，只要考虑如何管理好你的资产、负债、成本就可以了。一个银行的价值在于其净资产加上未来持续经营的盈利。” 信贷并非赢者通吃的游戏，短期跑得快没那么重要。金融机构要重视持续经营的复利效应，只要时间站在你这一边，假以时日，价值增长不可限量。 多些审慎、少些盲从，活得越久越好。审慎经营，是金融机构的“隐蔽资产”。
记者从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9日起陕西通过阿里巴巴旗下综合性旅游出行服务平台“飞猪”，向全国游客发放面值超过千万元的旅游消费券。 本次发放的陕西旅游消费券分为旅游团队专用消费券和星级饭店专用消费券，适用于在陕西注册登记的部分旅行社和星级饭店。 旅游团队专用消费券计划分三期发放，第一期拟发放总面值500万元的散客旅游专用消费券，每张面值50元，共计10万张，每人限领2张。星级饭店专用消费券分三期发放，第一期拟发放消费券总面值525万元，每张面值75元，共计7万张。每人限领1张。参与活动的星级饭店每张消费券再对应优惠25元。 本次消费券发完即止，使用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题：影院火起来、场馆热起来、公园闹起来——黄金周文化市场“报复性消费”观察 新华社记者孙飞、赵瑞希、邓瑞璇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首个国庆黄金周到来，文化市场迎来“报复性消费”。记者在多地走访了解到，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举措前提下，电影院线、展馆场馆、主题公园等人气飙升，文化消费回暖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带来重要助力。 影院火起来，单日票房逼近去年水平 1日下午2点40分，位于深圳南山的海岸影城检票口排着长队。一场电影5分钟后即将开演，除了疫情防控规定的25%空座外，其余座位坐得满满当当。 在不少电影业内人士看来，一方面是疫情后观众“报复性”观影热情较高，另一方面影片发行方和院线，均为黄金周“准备足了弹药”，提供高质量的片源以及推出优惠政策等，鼓励大家走入影院。 广州市民齐博1日晚上看了场电影，“憋了很长时间没去电影院了，刚好国庆假期有充足时间，我准备好好看两三部电影。”齐博说，虽然电影行业已经复工两个多月，但是之前可选的电影有限，这次国庆档有不少吸引力较强的新片。 记者了解到，广州多家院线推出了充值会员送免费观影券等优惠活动。 在江门的侨都影城，工作人员已增加排片量，尽量满足节日期间观影需求。 有数据显示，国庆首日电影票房7.27亿元，接近2019年7.96亿元的近年最高票房。东方证券等机构预测，国庆档票房或超40亿元，有望恢复到去年国庆档的水平，从而带动整个电影市场逐步恢复常态。 场馆热起来，观众“打卡”热情高涨 10月的广州天气依然“热情似火”。广州的琶洲会展中心内，中国国际漫画节动漫游戏展等不少展会正在举行，不少市民、游客假期在此“打卡”。 “疫情对行业有很大影响，很多展会取消或者改到下半年举办，国庆期间已明显感受到回暖趋势。假期很多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我们的展会从购票人数来看和去年基本持平。”中国国际漫画节动漫游戏展项目经理伍智杰说，在做好防疫前提下，展会吸引了大量观众、参展商等参与。 “HOU LIVE”是深圳的一个音乐现场演出场馆，是原创音乐人展现自己的舞台。店长韩俊谦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每月有约25场演出。疫情发生后，场馆演出处于暂停状态。随着疫情控制稳定，演出市场正在加速恢复。10月份，“HOU LIVE”已经安排了20场演出，预计票房能达到原先的六成。 “观众和场地都有个恢复期，希望后续有更进一步的政策指引，11月、12月演出估计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韩俊谦说。 公园闹起来，消费复苏助力“双循环”构建 长假期间，不少市民选择前往主题公园游玩。 位于广州的长隆欢乐世界，举行“长隆世界青春电音嘉年华”活动；深圳的欢乐谷景区，开展“2020年深圳欢乐谷魔术节暨国潮艺术嘉年华”；同样位于深圳的锦绣中华，则全新打造一条长1500米的古色古香灯市……一些主题公园在长假期间推出创新项目，受到游客欢迎。 记者从深圳东部华侨城了解到，国庆黄金周首日东部华侨城迎来客流高峰，共接待游客逾1.5万人次。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国庆期间文化市场“报复性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号，也是助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尤其在外贸和投资压力较大背景下，随着5G、智慧城市、智能终端等迅速发展，中国文化消费市场在场景、内容、业态等方面将呈现更多“创新畅想”。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等认为，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前提下，电影院线、演出场馆、主题公园等文化场所人气火爆，显示出文化消费对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巨大潜力。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财经观察：假日经济凸显中国市场优势与发展动能 新华社记者王嘉伟 今年中国“十一”黄金周掀起的假日消费热潮，受到世界关注。“人们坐上火车，前往古老的寺庙，做着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是中国从疫情中恢复的明确信号。”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说。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是中国人得以在黄金周放心出行消费的大前提。与此同时，假日消费热潮也凸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释放的发展动能。 假日经济助力消费复苏 旅游、购物、休闲娱乐等正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假期“标配”。观察人士认为，“十一”黄金周集中释放了被疫情压抑的消费需求，有助于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经济持续复苏。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说，中国“十一”长假的消费红利将带动服务业复苏，促进经济更平衡发展，特别是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将得到较好补偿。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中国消费已经开始复苏，8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受黄金周期间“报复性消费”等因素刺激，零售业有望加速复苏。 疫情在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倒逼一些行业转型升级。德国开元周游集团中国区总经理丁佳表示，疫情得到控制后，重新恢复经营的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分别在业态和服务质量上做了相应调整和提升，让民众出行更舒心、放心。 假日经济凸显市场优势 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旅游业首当其冲。而“十一”黄金周第一天，中国共接待国内游客0.9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3.8%；实现旅游收入766.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8.9%。中国国内游的火热场景令海外同行艳羡。 航空运输也是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而“十一”黄金周，中国国内航班量、客运量、客运收入等指标显著提升。“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国庆假期乘坐飞机出行，让中国航空公司在摆脱疫情、恢复常态上处于领先位置。”彭博新闻社网站刊文说。 从旅游、航空运输到餐饮、娱乐、健身等行业，黄金周的繁荣景象背后，依托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的需求潜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魅力正不断增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如此评价。 假日经济折射发展动能 黄金周期间，多地发放惠民消费券，刺激消费需求；多家大型电商平台推出节庆消费券、中秋美食节等促销活动；部分通信运营商大规模发放5G消费券……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努力抓住黄金周契机，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频频出招。 观察人士认为，假日经济的蓬勃发展折射出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释放的发展动能。当前，中国正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部部长韩载振表示，假日经济的繁荣是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体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环境下，促进假日经济能够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活力。 顾清扬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增加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增加世界需求总量，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参与记者：朱晟、蔡蜀亚、陆睿、胡晓光、孙晓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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