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报讯 记者从小米消费金融获悉，8月5日，小米消费金融正式获得招商银行（600036）同业授信批复。 据悉，自小米消费金融筹建起，招商银行重庆分行就与该公司筹建组确立了多层次的交流联系，双方围绕经营理念、业务发展、合作模式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高效的交流。小米消费金融正式开业后，招商银行重庆分行第一时间启动并推进授信审批事项，显示出作为全国股份制银行头部单位对小米消费金融的充分认可及对其业务发展的大力支持。 公开资料显示，小米消费金融是由小米通讯联合重庆农商行等4家合作单位，共同出资15亿元，于2020年5月29日获批开业的全国性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该公司成立2个多月以来，已累计获得12家银行同业授信，总额度达到38.4亿元。
据发展改革委8月5日消息，为落实委领导指示要求和《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电更新消费的实施方案》，产业司负责同志于8月4日带队调研北京市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建设、促进家电更新消费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实地调研了北京市节能环保中心、华京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分拣中心、华新绿源有限公司废旧家电拆解厂，并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进行了座谈交流，研究了进一步规范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行为、优化行业制度政策、推进家电更新消费等工作，现场就解决企业有关诉求与北京市有关部门进行交流与沟通。
据汇纳科技微信公众号5日消息，8月4日，汇纳科技与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利用汇纳科技“汇客云”平台能力，促进实体商业消费升级、推动实体商业消费市场繁荣发展等内容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将共建“新消费试验基地”，通过建立实体商业运行趋势预测等人工智能决策模型、加强消费领域相关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全面战略合作。消费促进司鼓励汇纳科技为有意愿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提供服务，为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提供支撑。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问题事实上透照出了解决的路径。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最近，国内经济领域最热门话题是，经济内循环。所谓经济内循环，就是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主要是指，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因为，在未来出口预期不好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内需的动力，而不靠外力，来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过去生产在国内，销售到国外。而现在是，产供销都在本国完成。 中国靠经济内循环主要有以下两个优势： 一个是，国内物价可以更加平稳回落。因为，过去国内大量商品通过出口供应欧美国家市场，换来花花绿绿的钞票后，由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种种限制，中国又不能购买所需的等额商品，只能购买美国国债。这样国内商品大量流出后，降低了欧美国家的通胀水平。现在如果中国经济内循环了，国内物价可以更加稳定了。 另一个是，中国有14亿人口，比美国、欧盟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中国又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各类商品都有，而且国内需求旺盛，即使不出口（出口也不赚钱），也能玩得转，因此，国家提出经济内循环的概念，主要还是激活大国的民众的消费需求，来拉动国内经济。把中国经济由原来的出口导致型，转为内需拉动型。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主要是依靠出口、投资（房产+基建），国内民间消费相对弱一点。 而由于未来西方国家有可能会对我国出口围追堵截。所以，只有通过内需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内需现在最有潜力的是民间消费和投资。但现在问题是，启动民间消费和投资也并非一日之功，要有切实的政策落实，要让广大民众的口袋鼓来，要让民间资本有很好的投资方向，这样经济内循环才能真正启动。 如何才能促进民间消费呢？ 第一，逐步降低房价，让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消费能力从房价中释放出来。 国内大城市房价这么高，老百姓一辈子心汗钱都付了首付，剩下还要用二三十年还清房贷，在如此高的生活压力之下，要想启动消费是不现实的。我们国家可以考虑推出更多的共有产权房、保障房、公租房等形式降低民众的住房压力，那么，中国民间的消费潜力则是很大的。 第二，政府在切割GDP蛋糕的时候，应该多向企业和百姓倾斜、不要等到发展经济时，才想到启动民间消费。 建议进一步对民营企业减税降费，给他们营造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只有民营企业发展了，就要大量招聘人才，增加工资，这对促进国内消费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政府能做到藏富于民，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健康发展，让民众口袋里的钱不断增加，启动内需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第三，国内物价必须要稳定，如果物价一直呈现上涨趋势，百姓的收入却没有上涨，大家的消费热情就会降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猪肉在十几元/斤时，国内消费需求很旺，而猪肉现在是30元/斤时，民众购买需求反而弱了。 所以，启动内需，促进消费，除了要给百姓增长收入、减轻负担之外，还要控制处于高位的物价水平。 此外，还有民间的投资，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做，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还可以吸引民间投资： 一方面，打破行业垄断，让民间资本参与垄断行业的竞争，只有引入民间资本竞争，垄断行业的效率就会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国企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不思进取，可以引入混合所有制，让民间的资本也能参与国企的改革。 这样民间资本有了投资方向，而国有企业也能在竞争中成长，在引进民资后效率大幅度提升。 中国要靠经济内循环获得发展，这个思路是可行的，毕竟中国是14亿口的消费大国，市场前景广阔。但要扩大内需，启动消费，恐怕需要降低百姓生活压力、增加百姓收入、降低通胀做起。并且中国的GDP蛋糕恐怕必须要向民间倾斜，只有这样民间的消费需求才会逐步释放。 同时，经济内循环还要打破行业垄断、让民间资本也能参与国企混改，并且拥有话语权，这样民间消费和投资就启动起来，中国经济将步入几十年稳定增长期。
8月4日，恒铭达（002947）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根据预案，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3645.36万股股份，募资不超9.9亿元，用于昆山市毛许路电子材料及器件、结构件产业化项目（二期）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谈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恒铭达介绍称，相较于飞荣达、领益智造、安洁科技等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国外领先企业，公司目前提供的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产品种类占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产品总类的比重依然非常小，公司在产能及业务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此背景下，公司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股权融资提升产能规模，通过新建生产车间，购置先进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增强并行承接多样化、多品种、多规格产品订单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产品生产效率，缩短产品交货周期，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和快速供货能力，保证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有利于公司抓住5G商用、TWS热销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快速建立面向5G消费电子产品、TWS耳机产品的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产品生产线，抢占市场获取先发优势。 恒铭达同时表示，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业务已由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逐步拓展、延伸至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细分行业。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产品生产，增强公司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产品的配套供应能力，丰富和提升现有产品结构，增强客户粘性，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近十年我国消费贷款规模增长超过7倍，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规模上仍处于消费贷款的重心，然而伴随着消费金融公司陆续获牌营业与银行传统信用卡业务的扩张，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与占比均有明显攀升。 结合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放缓的趋势来看，消费金融的发展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相反，短期贷款的高费率及其形成的高利息支出对借贷者的消费能力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消费信贷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实证数据显示，信贷并没有给穷人带来脱贫机会，利息支出是一种穷人给富人的变相财富转移，本质上可能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一、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结构 1． 消费信贷总规模 过去十年，消费贷款规模以月均2%的增速稳定上行，总量上从2010年初的6万亿增长至今年中旬的4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80%以上。随着2010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短期贷款占比不断攀升，从2010年底的12%提高至2019年底的22%。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居民的非必需品消费大幅萎缩，短期消费信贷规模也相应缩小，在消费总贷款中的占比相应降至17%左右。 2012年以来，包括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P2P和电商分期在内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每年涨幅均超过200%，其中2017年增幅高达900%。随着各项监管政策出台，消费金融行业迎来整顿期，但仍能保持相对贷款总量而言更为高速的发展趋势，成为带领个人短期贷款总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 信用卡 2014至2017年，随着国内各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规模大幅扩张，信用卡不良贷款率也略有提高，2016年曾经达1.9%。自2018年起，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控制收紧，贷款总额增幅也相应趋缓，从2017年底36%下降至2019年底12%。数据显示，目前信用卡在消费分期人群中的渗透率位列第二，占比66%，仅次于电商分期产品 [注1]。 3． 消费金融公司 2010年之后出现的消费金融公司多由各大商业银行牵头发起，与信用卡相比，消费金融公司的信贷更加突出线上申请，快速审批，脱离消费场景的纯现金贷款等特点。目前消费金融公司产品在总量上已成为第三大消费借贷的来源，在消费分期用户中使用者占比56%，且在三四线城市的渗透率高于一线城市 [注2]。短期个人贷款业务主要面向受收入与信用限制难以获得信用卡贷款资源的人群，单笔授信额度小、担保要求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对中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问题，作为一项风险较高的信贷产品，短期个人贷款在降低授信要求的同时，其费率也相应高于传统信用卡，其平均年化利率比信用卡大约高出6个基点（详见表1）。 4． 房贷 2016年以来，随着各项楼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速放缓，从35%降至2020年上半年的15%左右。但仍然是居民消费贷款的主要品种，截至2020年3月底，国内存量房贷规模为31.15万亿人民币，在居民消费信贷中占84%。 二、消费信贷利率与居民利息支出 1． 居民消费信贷的利率水平 从公示信息看，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月利大致在0.6%-2.8%的水平，额外收取的服务费及手续费费率因产品设计而异。 数据显示，消费金融公司公开产品服务价目表的平均综合年化贷款利率大致维持在10%-24%的区间（其中多数公司的费率上限设置为24%或36%的原因是前者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区的上限，而后者为无效利率的下限），几乎所有机构均未在费率区间之内做出更细化的定价说明。继2019年年末《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后，有关金融消费公司实际贷款利率过高的投诉量攀升，反映出消费金融领域近年在限制牌照发放、提高资质门槛的同时仍存在监管漏洞。 从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公示的已有产品利率与服务费率（表1）可以推算出短期消费贷款的真实平均年化利率为22%（实际利率很可能高于这个水平）。 不考虑信用卡年费及逾期罚款等项目，仅根据各主要大型商业银行信用卡分期费率公示信息，以IRR估算分12期（月）还款的平均费率，可测算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约为16%（见表2）。 2． 居民消费信贷产生的利息支出 2015年以来，消费支出对GDP同比贡献率一直高于50%，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居民利息支出的不断增长。从2013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4.8%攀升至8.7%，其中短期利息支出从2%左提高到4.2%。六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72%，贷款利息支出总量增长则超过300%。 三、消费贷款的利息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自2010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便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19年下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8%上下浮动，为十年来最低。可见，居民消费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并未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其中消费信贷的利息支出对当前消费造成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实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居民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每增长1pt均伴随消费增速下降0.95pt，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显著。 2019年，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75%，中国为56%，但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高达8.7%，远高于美国（2.2%），且差距正逐年拉大（图7）。 此外，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只有38.8%，远低于美国同期的68%。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规模和居民利息支出都大幅增长，但消费率仅仅从36.6%提升至38.8%，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信贷规模显著不匹配，进一步佐证我国消费贷款发展本应带来的消费刺激正被过高的利息支出所抵消。 四、消费信贷的过度投放会助长贫富差距 过去十年，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信用卡业务规模，在贷款总额与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同时不良率也相应提高。造成不良贷款规模扩张的一大原因是机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抬高风险偏好，使资金流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贷款者。 与此同时，那些申请信用卡资质不够的低收入群体多半向民间消费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所支付的消费信贷利率和手续费远高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利率，由于信用资质和利率挂钩的消费金融业务特征，在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通常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穷人借贵钱”，越是财务出镜差点低收入人群，贷款利率越高，利息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信贷在低端群体中的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财富资源由贫向富的转移，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近十年来信用卡逾期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1]，[2] 根据58金融今年7月发布的《2020上半年消费金融接纳度报告》 [3] 根据我国居民消费信贷规模数据，结合我们对短期消费贷、信用卡年利率和房贷利率的测算而得出的估算数据。其中短期消费贷款利率为信用卡平均利率（16%）与消费金融公司平均费率（22%）的均值（19%）；中长期消费贷款利率取每年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并假设估算时间范围内短息贷款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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