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蚂蚁金服同时在科创板和港交所上市的消息，让沉寂许久的互联网又热闹了一番。而刺激舆论神经不只是蚂蚁金服高达至少2000亿美元的估值，还有这头“现金牛”所带来的造富神话。 据悉，蚂蚁金服83%的股权属于阿里巴巴及阿里系员工持股计划，如果按当下的估值和员工持股的比例来估算，只要持有蚂蚁集团0.007%的股份，便可成为亿万富豪。 然而热闹的不只是互联网圈，区块链也跟着“沾光”。上市前蚂蚁全新的品牌发布会上，原先「蚂蚁区块链」的品牌名正式升级为「蚂蚁链」，井贤栋还公布，蚂蚁链目前每天“上链量”超过1亿次。 蚂蚁集团在上市节点的这一举动，似乎又唤起了外界对于区块链的关注。实际上，在抛开了币圈泡沫之后，区块链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产业互联网或许就是其新的方向。 政策利好，回归理性 区块链作为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一度随着数字货币的疯长而受到投资人或创业者的普遍关注，然而后来币圈的妖魔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外界对区块链的认知，使得这一行业的处境现在变得颇为尴尬。 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看到，币圈沉寂可能预示着技术的终究回归技术本身。 全球区块链相关的投融资趋于理性是2019年的一个明显变化。火币区块链研究院的调研结果显示，2019年全球投资规模从2018年的42.6亿美金下降到37亿美金，降幅27.9%。另外，相关数据还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区块链相关项目股权融资有82笔，较2019年同期的93笔下降了11%。 表面上看，融资减少对于区块链相关创业及研究会带来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上，尽管融资规模有所下降，但区块链项目的发布反而增多了，尤其在支付领域。 摩根大通发布JPMCoin后，Facebook联合20余家巨头共同发布Libra白皮书，随后巨头巴克莱、桑坦德银行、纽约梅隆银行等作为股东联合发布用于公用事业结算的USC。国内也是如此，阿里的区块链专利申请布局主要围绕着支付、金融、保险和安全。 这是为什么？简单来讲，政策的频频利好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区块链被资本“抛弃”带来的后果，这在过往互联网风口消失过程中是难得一见的。 7月21日，有消息称，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原则同意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区块链建设工作的函》，原则同意了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深圳等区域性股权市场参与区块链建设试点工作。紧随其后，深圳市龙华区政府与腾讯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产业区块链先行试验区，全面打造区块链产业生态体系。 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说过去政府机构和传统企业对区块链的理解是0，甚至是排斥的，那现在就已经迈过了从0到1的关键一步。 行业回归理性，不仅表现在资本反应上，市场对于区块链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更加明晰。据不完全统计显示，自去年年中开始至10月份区块链类矿机公司招聘人数及薪酬持续下滑，而相反，仅10月份就有28家上市公司向区块链人才伸出“橄榄枝”。 区块链正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赋能产业发展，不再是空话？ 消费互联网面向个人的服务是To C的，而产业互联网一定是To B的服务。如果仔细看区块链及数字货币近两年的发展过程，你会发现，币圈之所以乱象横生，在于区块链还没有作为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来应用过，就被大量的投机者裹挟，面向C端用户提供所谓的“服务”。 区块链真正投入应用应该面向产业互联网，因为区块链的优势和产业互联网的诉求才是真正契合的，这逐渐成为当前的共识。 区块链服务网络（BSN）发展联盟秘书长谭敏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当时在构建BSN的时候，有两大使命，首先让区块链技术回归本原，不是炒币，而是赋能产业发展，赋能政府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大使命就是让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都能在这个环境中创新创业。 为什么产业互联网更需要区块链呢？复杂的产业结构导致产业链上的企业数字化水平并不高，而数字化水平则影响着产业互联网最关键的问题—信任成本。作为企业间的可信数据网络，区块链具有分布式结构、可追溯、开放性、不可篡改等特征，或许能够解决传统中心化数据库在企业间无法产生信任的难题。 比如蚂蚁链刚刚发布的区块链硬件—蚂蚁一体机。根据官方资料，蚂蚁链一体机主要为政企开发者提供强隐私、高性能、高安全、即用即上链的区块链技术服务，简单来讲，就是解决实时跨企业协作的隐私问题，提供更可信的环境。 当然，不仅仅是互联网巨头，区块链初创公司也在从不同的细分领域切入，试图为赋能产业发展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 如不久前与Singularity合作的BMW（Make business the World），其核心成员拥有互联网从业的多年经验。这群互联网人用他们所看到的未来商业场景结合区块链特有的技术属性服务实体经济。他们首次选择入驻互联网家装行业，该项目的负责人在2017年加入红星美凯龙互联网集团，任运营中心负责人一职。他曾借助互联网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全新数字化智能商场和新零售模式线下体验店，实现全面数字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相互赋能。 BMW团队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将带给我们一个低成本的社会信任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人性中“善”的力量将得到最大的发挥。 互联网家装就是BMW团队试水区块链的一次尝试，“家装E站”开创的家装区块链新零售模式，致力于重构家装行业产业链，实现商品F2C，打造标准、简单、透明的网上购买、线下体验的家装一站式服务。目前，首个家装体验店坐落于上海西郊龙柏山庄别墅区。 当然，家装仅仅是BMW团队构建平台的一个小范围落地场景，他们要做的是用区块链的金融属性去服务更广阔的实体经济，提升产业效率，降低产业成本，实实在在地赋能产业升级。 如团队的愿景：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些真心要用高科技/新思想提升生产力、提升生产效率的公司，通过区块链技术，赋能给他们，让他们创造出更加智能的产品和更加优质的体验，以服务社会大众和普通用户。 商业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目前已经有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应用。 例如，光大银行与中国银联、浦发银行联手推出基于区块链的可信电子凭证系统，腾讯推出微企链，打造一个“供应链金融+区块链+ABS”开放平台。 政策利好确实让区块链技术的落地得以加速，然而区块链的长远发展必然不能只靠政策支持，作为一次技术革命，区块链的价值终究还是要依赖商业效益的发挥。尤其是相关创业企业，一旦缺乏完整的、合理的商业模式，就很难吸引投资方的关注。 从当前状况来看，交易所具备天然的金融投资属性，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里第一个落地的产品形态，也是商业模式最清晰的一种，通过手续费、上币费在任何行情中都可以获得稳定收入。 然而交易所未来面临的市场竞争以及政策监管必然越来越严峻，而且过于简单直白的创收方式也缺乏更长远的想象力。 很多互联网巨头的注意力转移到了 BaaS 服务。越来越多的公司有兴趣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他们的商业模式中，作为回应，微软、IBM、阿里等巨头纷纷推出BaaS产品。 如微软，Azure BaaS以以太坊为基础，在Azure云平台上，应用区块链技术为合作伙伴和开发人员提供“一键式基于云的区块链开发环境”，使他们可以迅速创建基于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的区块链环境。2016年，微软已经准备把Azure BaaS平台变成一个重要的盈利来源。 区块链创业公司Mediachain也提供了一种思路，它正在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帮助在线创作解决归属问题。Mediachain此前开发了几项技术，如将应用程序与媒体和相关信息连接起来的集中式点对点数据库，以及一个给创作者的归属引擎，或是一种奖励创作者工作成果的加密货币。 目前，公司把已经建立的技术移交给开源社区，并将其出售和转移到Spotify。 BMW团队的商业规划与之类似，消费者在平台的联盟商家消费1万元，商家让认10-30%作为推广服务费交给平台，平台补贴1万个待领取GM币给消费者。这种形式可以增加与C端用户的互动，促进二次消费。 而如果这种模式能够走通，或许未来可以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和行业。 我们相信存在即合理，出现必有原因。就算这个行业前期被一帮人弄得浑浊，各种各样的漏洞，各种各样的不入眼也有各种各样的泡沫。但这件技术的本身它具有颠覆性，它会逼着一群更牛的人进入，然后慢慢的去改变原来的模样，推动它发展。 区块链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在技术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熟度和稳定性，它与产业互联网的契合也预示着更广阔的价值和商业前景，这将是一个通力合作的时代。
随着7月27日晚间世纪华通最新权益变动报告的新鲜出炉，腾讯产业基金A股持股5%以上“军团”再添新军，至此腾讯产业基金A股持股5%以上企业共有5家，它们分别为步步高、永辉超市、博思软件、泛微网络、世纪华通，其中泛微网络相应股权乃腾讯产业基金前一天刚刚宣布拿下，耗资7.7亿。 近10亿举牌两公司 7月27日晚，世纪华通出炉简式权益变动公告显示，腾讯产业基金旗下持股100%企业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林芝腾讯”）7月27日通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1792万股，占股本总额的0.24%。本次权益变动前，林芝腾讯持有世纪华通约3.55亿股，占世纪华通总股本的4.76%，本次权益变动后，林芝腾讯持股比例上升至5%。 公告显示，本次增持系林芝腾讯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林芝腾讯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腾讯产业基金举牌当日，7月27日，世纪华通股价暴涨8.3%，收于12.27元/股，成交17.64亿元，而腾讯产业基金增持前夕的一段时间（7月14日至7月24日）之间，世纪华通股价已累计下跌近21%。 从资金成本来看，公告并未透露本次林芝腾讯增持金额，但若以世纪华通7月27日交易均价11.90元/股计算，本次增持，世纪华通共耗资约2.13亿元人民币。而根据7月26日晚泛微网络最新公告，腾讯产业基金7月24日刚以7.71亿元受让股东韦锦坤持有的泛微网络5%股权，以此计算，最近几日内，腾讯产业基金已至少斥资近10亿加码A股。 至此，腾讯产业基金A股持股5%以上军团已曝光。根据世纪华通公告，截至目前，除世纪华通、泛微网络外，腾讯产业基金还分别持有步步高6%股权、永辉超市5%股权、博思软件8.51%股权。 产业“算盘” 从腾讯产业基金持有A股公司的情况，可见腾讯产业基金资本之外的产业“算盘”。 首先，游戏领域，绝对是腾讯产业将持续加码的领域。 本次世纪华通获举牌背后，林芝腾讯与世纪华通在游戏领域进行了相关约定，双方于7月27日还签署了一份《业务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自《业务合作协议》签署日起，至腾讯计算机及其关联方（共同简称为“腾讯”）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世纪华通股份之日止（“合作有效期”），腾讯对于公司自有新游戏在全球范围的发行和运营享有优先合作权，即腾讯每年可审阅所有世纪华通自有新游戏，但优先合作权每年度仅限于五款以内公司自有新游戏。 另外，若集团公司就其投资的不属于并表子公司的被投资单位的任一游戏有权行使发行权和/或优先合作权但决定不行使该等权利，则其应尽最大努力促成被投资单位给予腾讯《业务合作协议》项下同等条件的优先合作权。 此外，至合作有效期届满，对与世纪华通自有游戏有关的知识产权，若集团公司拟将该等游戏知识产权出售、转让或视同出售的授权或许可（包括但不限于集团公司将该等游戏知识产权独占性整体授权或许可给第三方的情形）给任何非集团公司的第三方，腾讯在同等条件下，对上述任何游戏知识产权的处置享有如下规定的优先权。 其次，软件、云计算等领域也是腾讯产业基金青睐的领域。据查，泛微网络主要从事协同管理和移动办公软件产品的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其所经营的协同管理和移动办公软件产品线包含了针对大中小型各类规模组织的全系列协同管理和移动办公软件产品，分别为e-cology、e-office和eteams等，业务领域涉及运营用、协同应用、移动应用、集成应用等。足见，腾讯看重的是泛微网络未来在软件、云办公等领域带来的软件、系统等协同效用与股权增值。类似情况，在博思软件也可见一斑。 此外，商超领域也是腾讯正布局的领域，换言之是新零售领域，毕竟腾讯依托其庞大的用户群等，可借助相关公司成熟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实现对新零售市场的快速突围。
【编者按】他们是地产商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城市崛起的脊梁，他们是美好生活的营造者。联动全国百城，推出《见地》人物系列之“对话经理人”，一起聆听区域总、城市总讲述建设美好生活。本期【见地】对话嘉宾是中南高科产业集团石家庄公司总经理 温国华。 撰文丨黄凌燕 摄影丨牛通达 出品丨 “中南高科，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为做强实体经济而来。我们的目标是要为政府为企业做好一个平台，一个纽带。”温国华如是说道。 成立于1988年的中南集团，2019年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94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9位。中南集团现已形成“中南置地、中南建筑、中南高科、中南实业投资”+“中南教育”的“4+1”业务布局。 从城市建设、到城市运营、再到产业经营，2014年，中南集团产业板块中南高科正式扬帆起航。 “服务中国制造，守护中国创新”，带着这样的理想，中南高科来到了石家庄，短短一年，中南高科在石家庄已经在藁城区、栾城区、正定县率先落下3子。 温国华跟我们详细阐述了中南高科选择这三个区域的原因。 “藁城是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开发区，成立的时间较长，产业氛围较好，如华药、四药、石药包括北国的物流等，都在那边。所以藁城是首选的、也是最先进驻的。正定是新成立的自贸区，拥有自贸区的红利，加上现在正处在窗口期，正定是中南高科布局战略中绝对不会错过的一个。栾城是老的工业基地，同时因为在三环沿线，交通便利，物流基础较好，因此栾城项目选址在石家庄栾城的装备制造基地里。” 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温国华对石家庄的产业布局情况了若指掌。他认为，石家庄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重要作用。中南高科根据现有资源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和优势、与京津和雄安新区产业对接融合的现实需要，在藁城、正定、栾城分别落位了中南高科经开区丽康源生物科技产业园、正定自贸区正定科技谷、栾城装备制造基地智能制造产业园三个产业园区，在石家庄的东部、南部、北部，形成了“一城三园”的产业布局。 产业园的运营是真正考验企业实力的一环，中南高科依托中南集团全产业链优势，打造集载体开发、产业招商、运营服务、实体投资于一体的全生态产业发展闭环的发展模式，选择好的实体企业去并购、投资以及孵化。 中南高科不仅能够提供园区基础服务，重点满足入园企业的物业管理、人才招聘、证照代办、政务协调等基本的服务需求。同时也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如何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等问题。 中南高科在园区运营体系中打造了市场拓展、行业交流、创业孵化以及专项服务四大增值服务平台。有效保证了大企业和成熟企业能够得到市场拓展的机会，同时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可以获得孵化的支持，同时都能获得行业交流以及专项服务的机会。 在回答关于疫情期间众多企业出现了资源缺口该如何解决的问题时，温国华表示说，中南高科在资源整合上拥有非常大的优势。中南高科在德国杜伊斯堡市、中国上海都建有全球的国际招商中心，在北京、广州、深圳均布局了大型的招商中心，在疫情期间，中南高科在上海招商中心进行了两次线上发布会，帮助企业进行资源整合。 温国华相信，中南高科有能力将更好的企业，更优质的企业，能量级更高的企业，更有靶向性地导到石家庄来，为石家庄的经济发展做相应的贡献。 “服务中国制造，守护中国创新”，中南高科，作为产业先行者，只为中国实体经济而来。 以下为与温国华先生的对话精选： ：可以请您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产业园项目吗？ 温国华：中南高科·丽康源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位于藁城区。项目总规划870亩，一期用地99亩；整体规划以三层、五层产品为主，首期共计13栋标准厂房，部分产品8.1m层高满足特殊类型企业需求，并配建小型物业管理楼一栋。户型单层面积段为400-800㎡。项目主导产业为高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精密仪器等产业。现已全部动工，预计2021年4月交付。 中南高科·正定科技谷，项目位于正定高新技术开发区核心地带，同属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项目一期占地87亩，重点发展临空产业、生物医药、国际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等，建设航空产业开放发展高地、生物医药产业开放创新引领区和综合物流枢纽。产品主要分为 3 层、5 层框架式标准厂房，可自由分割满足不同规模企业的需求，并每栋配有2部2.5吨货梯。项目预计于2020年8月30日动工，2021年12月交付。 中南高科·栾城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栾城区，位置在石家庄裕翔街与南车路交口，地理位置优越。项目总规划230亩，整体规划以三层、五层 产品为主，首期共计42栋三层独栋、标准厂房， 8.1m层高满足特殊类型企业需求。项目主导产业为高端智能制造、 智能物流、新材料、电子信息、精密仪器等产业。预计2020年8月30日动工，2023年3月实现一期交付。 ：在今年疫情下，很多企业不管是出于对开放空间的要求考虑、还是出于对办公室租金及服务的对比考虑，都投入了产业园的怀抱，对此您怎么看？产业园的发展前景如何？ 温国华：产业园区作为地方政府的产业载体，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和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担负着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市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使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产业园区已经成为培育科技企业、促进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将不断为促进区域转型升级、服务科技型企业成长，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针对我国产业园区建设国家也出台了较多的政策支持，产业园区建设将有利的推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相信未来中南高科一定能够为石家庄实现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城市振兴实体经济提供全新动能。
不平凡的一年，检验着企业发展成色与责任担当。奋力夺取疫情防控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为中国领先的农村商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彰显出十足的发展韧性，上半年实现“双线双赢”―― 一方面，销售规模超去年同期水平，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国21个省、1.9万个镇、14万家乡镇会员店；另一方面，在造血乡村经济、助农脱贫抗疫方面砥砺作为，受到多方“点赞”，乡村振兴战略行业先行者身份得到进一步认同。 今年是汇通达战略全面升级之年，数字化是其战略核心。汇通达总裁徐秀贤表示，无论是对产业端、14万家乡镇会员店端，还是对汇通达自身经营体系而言，数字化能力是一项贯穿始终的长期能力、基础能力、核心能力。抓住产业技术变革主题，紧扣数字经济发展脉搏，驱动“产业互联网+数智零售”双引擎，汇通达潜心推动农村商业搭上“数字快车”。 实践证明，汇通达不仅多维度推动了农村商业流通提档升级，更依托新营销思维与数据手段，突破了疫情“围困”，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茁壮发展之“线”―― “双轮”驱动，高效服务农村市场 作为近年来颇受瞩目的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汇通达商业模式极具革命性。不断谋求战略的升华与服务的深化，10年深耕广袤乡村，为城乡双向流通降本增效，发展上呈现出生态持续更迭、主动求变创新的姿态。 进入全新阶段，汇通达以需求、效率和数字化为导向，聚焦与产业上游的深度融合，聚焦对于乡镇夫妻店的深度赋能，聚焦汇通达数字化能力持续升级――为产业合作伙伴、乡镇夫妻店小微实体创造价值。三个“聚焦”落点清晰，旨在推动农村商业流通在数量、质量、内核结构的多维升级。 “产业互联网+数智零售”双轮驱动，是汇通达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支撑点。两大引擎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出发，产业端助力全产业、全链路“端到端”的数字化升级，消费端精准匹配供需，用“数智零售”深耕单客。双轮互相补充，做全产业链闭环。 一个企业是一个“点”，连起来是产业的“链”，“链”交织就形成了互联互通的“网”。汇通达依靠不断增强的平台“磁吸力”，让农村产业互联网达到了进一步规模扩大与量级提升。今年以来，汇通达陆续与哪吒汽车、伊美特、北美电器、诺依曼、广东康尊威达网络科技等诸多品牌达成战略合作。目前，汇通达产业服务已覆盖家电、消费电子、农资农机、交通出行、建材、酒水等九大领域，惠及到农民美好生活方方面面。 有了品类丰富的“供给侧”，更需有旺盛的“需求侧”。在徐秀贤看来，只有将产业互联网与数智零售的两大齿轮深度融合，深度互通，让产业更直接地融入终端需求，让终端消费者能够全场景全流程反推产业研发，才是未来商业竞争中最高效、最稳固的产业模型，才能构成相互支撑、互动共促的商业循环。 发力数智零售，汇通达通过帮助乡镇会员店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给予先进实用的互联网工具，包括超级老板、汇享购等；赋予新的营销思维，使其能够熟练运用直播、社群营销的方法；培育新的发展功能，让其既能做上行也能做下行。汇通达解决乡镇店买难、卖难问题，进一步助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实现农村商业数字化升级。 实例，最具说服力。汇通达山东广饶三联家电店，上半年受电商、疫情冲击，库存积压、产品滞销，经营困难。汇通达山东分部主动帮店长联系上游供货商，6月份以“618全民嗨购”为主题开展促销活动。该店全程零投入，却通过线上直播、线下互动的组合营销方式，汇享购网店累计吸粉超200人，直播间浏览量超5000次，累计带动门店销售超50万。 画实责任之“线”―― “造血”脱贫，深入助推乡村振兴 7月21日，汇通达助农·原产直销第二站直击浙江嵊州桃形李专场，将直播间直接开设在桃形李果园中。作为嵊州人的徐秀贤化身主播，为家乡农特产品嵊州桃形李代言。此前在汇通达参与的“双品网购节”期间，徐秀贤就曾化身主播，为湖北秭归橙代言，助力援鄂。 为农产品代言，帮助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在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年，服务3亿农民消费者、“自带”社会属性的汇通达，更加感觉到自身“责任之重”。2020年上半年，汇通达共帮助超100款农产品实现上行销售，订单超50000件，开展全国性联动农产品直播11场。 根深蒂固的互联网思维及数字发展的探索沉淀，让汇通达能够在面临困局时及时转换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供给端生产能力和需求端消费信心，很多会员店都面对农村消费能力下降的难题。汇通达迅速调整策略，提出“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数字成为新农资”“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帮助会员店恢复经营。 汇通达组织专人加班加点，用2天时间快速上线“春雷行动”小程序，迅速开展乡镇店直播培训超100场，教会6万余家乡镇店学会直播卖货；相继发起“飓风战疫”“春雷行动”“418全国乡镇集市购物节”等活动，帮助会员店提升销售。 依靠经营发展反哺社会民生，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汇通达目前已服务到全国的14万家夫妻店，成为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市场主体。蝶变后的夫妻店能够增加乡镇就业、创造乡镇产值，成为本地经济“造血机”。 “店”的转型促动经济，“人”的改变触及根本。徐秀贤非常重视培养农村人才，在他看来，具有新思维的“新农人”是振兴乡村、发展农村经济关键点之一。2020上半年，汇通达开展了包含门店经营、工具使用、社群营销、直播带货在内的精品课程培训，汇通达对“新农人”的关注与培养，正在为乡村振兴夯实“第一资源”。 馨 华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本文原发于中国经济周刊
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国内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复苏情况在第二季度得到了加速的确认，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今年上半年GDP等重磅宏观经济数据可知，除了在疫情的冲击下的一季度，中国经济被迫“深蹲”之外，GDP录得同比下降6.8%的成绩，二季度GDP增速随即实现了由负转正，实现了3.2%的同比增长；由环比数据看，二季度GDP环比增长11.5%，这成为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最大亮点之一。 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可得到确认，疫情带来的“至暗时刻”已然过去，由于中国经济所具备的韧性和巨大潜能，包括了居民消费促进、新基建导向、加快向科技创新以及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的转型等多重向好因素，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下，无疑，中国的经济已得到了快速修复，而且比国外情况要好得多。 而中国经济的未来该怎么判断？其实资本市场一直以来是一个很好的先行指标和观察对象。 牛市状态渐明，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影响中期业绩的复星，下半年料得到快速修复 近期，A股市场终于在资本市场改革春风及宽松货币预期下小跑迈进了新一轮的牛市周期，港股方面，虽然大市仍然受外围因素而显得波动，但从近期收集的业内人士及卖方分析师观点便可发现，大部分投资者仍会选择能够在疫情下快速恢复增长的公司，以及首选有科技创新概念和包含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主题股票，在此背景下，建议可留意涵盖以上元素的上市公司——复星国际（0656.HK）。 近日复星国际公布了盈警，与许多公司一样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根据国内各项消费数据显示这个突发性冲击带来的伤痕正逐渐抚平、甚至有希望随着国内“报复性消费”在三四季度快速好转。随着6月份A股市场的走牛带动了港股市场的上扬，这些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若三四季度经济如预期般有序恢复，旗下受疫情影响的金融资产有希望实现业绩修复的叠加。 波动市下最佳策略之一：选择基本因素强、有迅速恢复增长的股票 突如其来的疫情，始终对长期经营稳健的龙头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造成一定影响，泥沙俱下所发生的价值蒙尘的概率便会徒然大增，一些公司经营复苏状况与其所公布的仅反映“过去式”的业绩不但存在时间差，更存在预期差。因此，投资者可从长期角度出发，按照正常经营状态下进行评估，或许就会发现不少惊喜的“差距”。 以下我们选择了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复星国际（0656.HK）作为分析的对象，是考量了复星近年来成功落实的战略聚焦，这一大方向不会因为短期突发冲击而改变，反而历久弥坚；再者，复星深耕于产业运营，着眼于自由现金流的创造，因此其抗风险能力会更优异，这种持续加强的穿越能力会令市场波动对复星业绩影响愈发趋微。 除此之外，其入选的主要原因还有四个：（1）长期优秀；（2）转型成功；（3）历史低位及时间周期开启；（4）偶发性冲击有望逐季改善。 1.长期优秀 2012年至2019年期间，复星国际归母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高达23%，每股账面价值的复合增长率达16%，而这段时间，公司股价的复合增长速度约为15.4%。2014年至2019年复星国际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3.3%，从长期的角度来观察，复星在ROE的表现上波动性不大，长期稳定，且长期高于同期的恒生指数权重股的ROE平均值。 2.转型与聚焦 2019年下半年复星正式明确“创新驱动的家庭消费产业集团”这一新定位，并于2020年初首次提出“聚焦”战略，标志着复星已基本完成了前期产业布局和区域拓展，下一步的战略重心将是深度聚焦已有产业和区域的运营，提升旗下各产业的竞争力和运营效率。在漫长的周期穿越岁月里，复星已经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就是要成为一家创新驱动的家庭消费产业集团。 3.历史估值低位及时间周期开启 疫情期间，复星的估值一度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而其创下新纪录的位置，与上一轮估值的低位相隔已有7至8年，基本与经济周期的景气循环、中国股市底部的周期相近。 （图片来源与设计：Wind，） 2019财年，复星营收实现了31%的增长，不但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其核心的产业运营利润更是达到了11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21%。因此，在公司刚好完成转型之际，很好地印证着股价周期及景气循环转换的这一时间窗口临近，若无突发性的强外力扰动，复星完全有机会继续证明自己已经踏入了一个超长期（至少5至10年）的新一轮成长周期。 4.偶发性冲击有望逐季改善 具备业绩改善的选股条件至少有如下几点：首先是，业绩陷入短暂低迷主要来自突发事件，大环境明显改善或管理层快速决策、业务调整立竿见影。大环境方面，一是国内疫情控制得到，并没有大面积二次爆发；全球维度看，疫苗的研发进入新阶段，年内测试完成、并且推广大有希望。 其次的条件是，管理层业务能力强且相应迅速。面对疫情，复星管理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提出“健康化”、“数字化”、“家庭化”三个战略，开辟多块新领域，将商城、餐饮、售楼等传统业务搬至网上，动员旗下百大品牌加速转型，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带动公司业绩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复星的健康、快乐和富足三大业务板块本身依靠着创新、智能制造、数字化经济渗透率提升、扩大内需、消费与服务升级，以及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与中产阶级群体扩张等大趋势，服从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规律，在复星出色的产业投资和产业运营核心竞争能力支持下实现公司再次复兴，驱动其持续强大和成长。 再次就是，外部环境的压力有助于头部企业增强优势。我们认为复星的基本面有机会长期受益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制度性红利与A股新一轮的牛市周期，包括旗下企业有望借力科创板与创业板注册制、在各自领域强化优势。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说道：“疫情对一些企业发展造成冲击，优秀企业通常是经历多次危机才发展壮大的。危机是企业创新的最大动力”，他还认为“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会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复星亦因此找到了疫情之后社会和经济发生转变的难得机遇。复星在管理层带领下正快速适应新的变化，并体现出高效的执行力。 反过来看，复星的产业投资和产业运营是能够反哺或形成其创新优势，和持续服务好，对接好更优质的资源，提供给围绕的家庭消费用户，从而形成生态赋能，用户的向心力和客户粘性下更能提升复星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形象和品牌溢价，这其实就是复星最深厚的“护城河”之一。有这样的“护城河”，何愁不能走出困境，何愁不能实现反转？ 沉睡中王者正在复醒，抗风险和穿越周期能力凸显 具有长期历史增长记录和深厚“护城河”的复星，就长期角度来看，已经找到正确方向的它，目前更似是一个沉睡中的王者，一个能通过产业投资和产业运营创造出持续自由现金流的生态平台，其产业板块的多元化、长期的深厚累积，以及多轮经济周期和转型历练出来的团队战斗力、执行力和国际级的管理能力，这些都是“宝藏”公司不可磨灭的印记。 疫情发生之后，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曾表述过这一个观点，他认为，“企业应坚持做对的事，回归产业初心；坚持做难的事，创造独特价值；坚持做需要时间积累的事，投资未来并加强合作。面对危机，企业要创新组织结构，把人才团队锻炼得更强”，“复星创立28年来，面对各种挑战，我们兢兢业业”，他还说，复星一直重视企业经营状况，从不过分冒险。公司把更多精力放在客户身上，只有客户稳定，企业才有更好的发展。 优秀的公司之所以与别不同，是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简单事，能够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和确保大方向、姿势不变，这就是一件高门槛的事。从不过分冒险，重视企业经营状况，把更多精力聚焦在客户身上，这些想法通通能够在复星历年的成绩单中得到一一验证。 此外，在外围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时期，企业的流动性管理往往会是成败的关键。在这一方面复星的财务管理也显示出行业领先的触觉和行动力。在2020年一季度，复星以及其下属主要公司于境内外分别筹组发行约人民币155亿债券和超过18亿美元的银团和美元债，充分把握市场波动下出现的融资窗口，也侧面反映了复星日常投资人和债券人管理的坚实成果。 在市场还在为各种风险评估做的时候，复星已经筹谋了渡过经济低谷所需的本钱，同时也为后续恢复战役中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健康”、“快乐”板块疫情后迎来嬗变，资本青睐下估值看高一线 除此之外，能够进一步佐证复星这一沉睡的王者正在快速苏醒，可以在复星所在的两个赛道或者业务板块中找到种种迹象。在上半年，消费和医药行业依然能够维持定力，分别所对应的是复星快乐、健康业务两大板块。 先从消费行业及相关数据入手，由于中国对疫情的成功控制，从数据上看，到2020年5月份的时候，在线下商品交易活动中，公众对感染风险的担忧已经很小，商品消费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恢复。整体数据体现在消费品方面，必选消费在疫情期间跌幅较小，随后经历了V型反弹，5月增速已经超过了疫情前水平，而可选消费5月增速也到达了与疫情前持平的状态。 另外，疫情在进一步加快商品销售线上化，这种影响可能是永久性的，即便疫情结束，线上化进程也不会扭转，企业数字化加速的进程一个大趋势，而复星如何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将多个传统业务搬至网上，并动员旗下百大品牌加速转型的行动，在上面的内容已曾提及，接下来继续对复星在消费行业及快乐业务板块的恢复情况进行简要的展开。 整体来看，复星的快乐板块在国内市场的业务已经趋于正常，海外市场业务逐步有序推进恢复。据悉，在珠宝时尚方面，其终端门店的销售额已经稳步恢复，4月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0%，5月恢复到90%，6月取得了同比正的增速，同时门店的扩张计划并没有落下，其中，复星旗下上市公司豫园股份所拿下的海外化妆品品牌AHAVA和WEI在中国市场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 以复星旅文为首的旅游文化业务，其国内业务正快速恢复，3月底起其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区已全面复工，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在重新开园当日，入园人数近2,500人。五一小长假期间，亚特的平均入住率达84%，最高达到94%。6月起营业额恢复至九五成，根据暑假火爆的预订情况，收入有望恢复成长。近日文旅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三亚亚特兰蒂斯所在的海南三亚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有望得到进一步提振。亚特兰蒂斯于暑期推出夜场嘉年华活动，7月18日入园人次已经破万。复星旅文上半年的营业额虽然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重大负面影响，但疫情后中国旅游行业恢复很快，海外度假村也先后重启。截至7月15日，海外已重启15家度假村。 而同样在上半年，复星的健康板块不断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复星的健康板块以旗下上市公司复星医药和复宏汉霖作为主打，以研发创新驱动复星健康业务板块不断扩宽估值和业绩轮动提升潜力。 据wind数据，年初至今复星医药（2196.HK）H股和复宏汉霖-B（2696.HK）股价分别实现了约68%和46%左右的累计涨幅。不难看到复星的健康板块受到了资本的高度青睐，而这背后更是对公司价值成长与业务发展的长期看好。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复星医药及复星国际公布，建议分拆Gland Pharma，并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及孟买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此外，复宏汉霖科创板上市已经获得复宏汉霖及复星医药股东大会批准，目前科创板上市辅导申请已获受理。伴随未来A股资本市场改革动能持续释放，制度的优化和复星资本运作的战略安排下，复星旗下的健康产业板块的价值也将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疫情穿越期间的新突破，新冠病毒mRNA 疫苗获批临床，复星健康业务捷报频频 就近期取得的新突破而言，复星医药公告其获德国BioNTech授权许可的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近日已获批于中国境内开展临床。该疫苗 I 期临床试验由江苏省疾控中心（江苏省公共卫生研究院）负责。Ⅰ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已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FDA）的快速通道资格（Fast Track designation），在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批件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启动了临床基地，迈出了该款mRNA疫苗在中国临床试验的第一步，效果反应也相当理想，这意味着复星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进入到新阶段。 复星医药与全球领先的mRNA 技术平台BioNTech合作开发的BNT162b1是一款靶向刺突蛋白上与细胞受体结合的受体结合域（RBD）的mRNA 疫苗，根据 BionTech 最新公开信息显示，其基于 mRNA 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 1/2 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其中最先进的两款基于 mRNA 的候选疫苗BNT162b1和BNT162b2于近期获得美国 FDA 的快速通道资格。待监管部门批准后，BionTech 预计最早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全球多中心 2b/3 期临床试验，预计将有多达 3 万名受试者参加。 BioNTech授权复星医药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和商业化。由于BionTech 公司具备综合研发实力强、技术多样化、高产能等优势，叠加mRNA 疫苗技术平台本身的优势，复星医药与其强强联合，有望能快速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产业化。 BNT162b1此次在国内获批临床，考虑到其海外临床数据积极，预计后续有望快速推进。若参考BionTech 海外合作方辉瑞的预期前景，一旦获批有望在2020年底生产1 亿剂疫苗。基于突出的临床数据及进度，FDA 或将授予辉瑞和BionTech 的新冠候选mRNA 疫苗审批上市的“快速通道”。业内人士估计BionTech 的新冠病毒mRNA 疫苗有望成为全球同技术路线中进度最快的候选产品。据此，我们认为复星医药取得BioNTech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和商业化的授权具有巨大的潜在想象空间。 另外，复宏汉霖也迎来好消息不断。截至目前，复宏汉霖已成功上市国内首个生物类似药汉利康（利妥昔单抗），另2个产品（HLX02曲妥珠单抗、HLX03阿达木单抗）上市申请正在审评中，并获得优先审评审批资格，有望于今年国内上市。HLX02（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首个欧盟订单产品已经踏上奔赴欧洲市场的征程。未来随着复宏汉霖的核心产品逐步获批上市，该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也将水涨船高。 综合来看，复星医药和复宏汉霖在A股医药股估值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存在一定的低估。 抓紧复星国际的股票短期调整的机会 复星医药H股和复宏汉霖-B港股的走势坚挺，除了医药板块整体强势之外，还有近期新药进展顺利的良好预期，复星所控股A股上市公司南钢股份、豫园股份，也获得了市场投资者的青睐及看好，自6月初以来的累计涨幅分别为28.4%及30.8%，前者因低估值和重组事项的完成带来了盈利能力增强的预期，而后者因近期频频地在家庭快乐消费产业落子、国际黄金价格上涨带动销量增长而引起资本市场关注，推动股价走俏。总体上看，连同自身股价见底回升，复星旗下多个上市旗舰无一例外得到了资本市场的看好，其大多数股票的股价近期表现良好，进而支撑了复星内在价值的提升。公司目前的NAV折价也属于低估，从上一轮股价上行期的表现看，前期滞涨、后期补涨的概率较大。 总结而言，复星国际虽然刚就上半年业绩发出了盈利预警公告，但综观今年的上市企业，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属于天灾的意外，全球上市企业将无一幸免，因此该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财务业绩下滑实属一次性。复星国际的公告上指出，其财务业绩主要是因为其附属企业复星旅文的业绩因疫情影响而下跌，但观乎三亚亚特兰蒂斯的运营已随国内疫情稳定而恢复，加上复星一直深耕产业运营，其健康医药业务及快乐旗舰豫园的业务表现持续良好，投资者应当趁股票短期下调的机会吸纳其股票，以抓紧其穿越疫情后迎来业务恢复迅速增长的新突破。
外资掘金境内不良资产六大路径调查：产业重组策略困难重重 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提速，越来越多的海外资本开始掘金境内不良资产投资。 “近日我们正协助一家国际不良资产投资机构在境内争取QFLP资质参与不良资产投资。”一位长期涉足不良资产投资法律咨询的律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当前，QFLP制度主要允许海外资本换汇投资境内企业股权，投资机构若能取得这一资质，将会拓宽海外资本布局不良资产投资的路径。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海外资本主要通过六大操作路径收购境内不良资产：一是设立离岸SPV向五大全国性AMC采购；二是借道拥有不良资产跨境转让资质的地方交易所平台采购；三是设立外商不良资产投资企业(WFOE)；四是设立涉足不良资产投资的QFLP企业；五是借助地方金融创新先试先行政策发起一般合伙企业；六是直接设立地方性AMC。 “目前每个操作路径都有着各自的难点。”上述律师说，比如通过离岸SPV向五大AMC收购不良资产，可能遇到不良资产能否持续计息付款、能否实现再重组等操作问题；至于设立不良资产投资型QFLP企业，需要地方政府部门与外管局给予特批；若要直接设立地方性AMC，则存在不良资产收购地域性限制等问题。 一位国际不良资产投资机构亚太区负责人向记者直言，尽管各个操作路径都存在挑战，但他们依然青睐境内不良资产的产业重组获利机会。此外，境内不良资产处置流程较为拖沓，产业重组征途走得缓慢。 每条路都不好走 上述律师表示，前些年遇到最多的操作难题，是海外资本通过设立离岸SPV向五大AMC收购不良资产时，需要在发改委相关部门申请“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但由于这份登记证明显示的“不良资产对外转让债权总额”是固定的，一旦不良资产实际支付的本金利息高于这个固定金额，就会遭遇资金兑换难题。 “我们一直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尝试优化不良资产对外转让债权总额计算方式。”上述律师说。但这项工作操作绝非易事，其中一个原因是部分海外资本有意对手里的不良资产进行“再重组”，需要债权方与债务方重新签订一份利息追加协议，因此需要准备大量资料，证明再重组方案的可操作性与未来收益性，才有机会令相关部门对不良资产对外转让债权总额做出调整。 近年来各地纷纷设立自贸区，不少不良资产投资机构转而在自贸区内设立外商不良资产投资企业(WOFE)，因为自贸区的资金进出兑换政策相对宽松，能较快解决不良资产对外转让债权总额调整等问题。 “要在自贸区设立外商不良资产投资企业(WOFE)，难度同样不小。”前述国际不良资产投资机构亚太区负责人说。尽管不良资产投资不在自贸区负面清单内，且《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处置不良资产审批管理的通知》在2020年1月1日废止，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中，各地自贸区仍采取“特批设立”的方式。 设立外商不良资产投资企业(WOFE)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即企业需要缴纳25%所得税，不良资产投资机构感到税负压力较大。 “这驱动近期不少机构试水申请不良资产投资型QFLP资质。”上述国际不良资产投资机构亚太区负责人表示。因为QFLP企业的LP与GP税率相对偏低，但由于QFLP制度主要允许海外资本投资企业股权，若要将投资范畴扩展到不良资产债权投资，同样需地方政府部门与外管局特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目前上海地区已有2家海外资本获得QFLP资质，天津地区则有1家。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若当地外管局不批准，即便QFLP机构获得不良资产投资机会，也无法将资金兑换入境参与项目。”另一位熟悉不良资产投资流程的律师说。目前不良投资机构开始借助部分地方政府金融创新先试先行的政策环境，在当地设立一般合伙企业开展境内不良资产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相关部门允许海外资本设立当地AMC机构，进一步拓宽了收购境内不良资产的操作路径。 海外资本发起设立的省级AMC机构，只能参与省内不良资产收购投资，无法满足海外资本业务全国化的诉求，此外省级AMC需要实缴10亿元注册资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产业重组策略“水土不服”？ 国际不良资产投资机构还有更进一步的烦恼，担心他们擅长的产业重组策略在境内遭遇水土不服。 “此前我们看中一家处于困境的地方国企，打算通过产业重组盘活这笔不良资产。”一家国际不良资产投资机构中国区首席代表向记者透露。由于这家地方国企破产重组涉及众多债权人与当地就业稳定，法院迟迟未能给予企业破产重组裁定判决，导致产业重组方案一再被搁置。 除了企业破产重组进程缓慢，目前遇到的最大操作瓶颈是相关人才匮乏。在欧美市场，产业重组人才不但需要精通行业发展最新趋势，能整合各类资源对不良资产进行改造盘活；在境内，目前产业重组人才掌握的产业上下游资源不多，而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彻查破产重组企业的隐性负债。 “目前，我们正尝试引入国内产业投资者作为产业重组方，共同参与不良资产重组盘活。”上述不良资产投资机构中国区首席代表说，因此他们特别希望上市公司能参与进来，因为不良资产若通过盘活重组被注入上市公司，他们就能更快实现获利退出。 不过，部分上市公司在作为产业重组方介入前，一方面要求各个债权人大幅削债以减轻不良资产债务压力；另一方面要求获得优质资产清偿优先权，才愿意入场。 “欧美市场不良资产投资机构精通如何让债权人与产业重组方迅速达成共识；相比之下，国内债权人与产业重组方往往各有算盘，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上述机构中国区首席代表坦言，“我们的做法是尝试说服各方先致力于盘活不良资产，再以按劳分配方式协商利益分配。” (作者：陈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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