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金融时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历经半年多的意见征求后，银保监会日前向相关机构下发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正式落地。首批参与试点的银行仍为6家国有大型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参与收购不良贷款的机构包括5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以及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 “《通知》实现了不良资产转让的多项突破，有利于实现不良资产的高效化、批量化处理，提高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前瞻性化解不良资产上升压力。”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佩珈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后续，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的金融生态以及相关监管政策，支持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也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速度。” 处置渠道拓宽 “当前，受疫情冲击及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银行不良资产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个人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如何处置个人贷款领域内的不良资产成为银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通知》的出台，对于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特别是个人不良贷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表示。 《通知》的落地，也为银行业不良处置提供了多重利好，可谓众望所归。“业内对个人不良贷款的批量转让等也呼吁了多年，《通知》的出台，一方面拓宽了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和方式；另一方面提高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效率。”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李佩珈表示，根据此前的相关规定，个人不良贷款不得进行批量转让，对公不良贷款也只能以3户及以上的数目进行组包。《通知》一方面拓宽了不良资产转让类别；另一方面也放宽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门槛，允许对公不良贷款以单户的形式进行转让。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前的征求意见稿，《通知》中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贷款类型，不再包括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消费贷款。 “与个人信用贷款相比，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消费贷款有房屋或汽车资产作为抵押，风险相对较小，处置难度相对较低，银行具有较为成熟的处置模式。”李广子说。 “个人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信用卡透支和个人经营性贷款等领域。总的来说，《通知》充分考虑了不良贷款市场细分领域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李佩珈认为。 后续效果有待观察 本次试点的开展，对于参与其中的机构有何影响？AMC和AIC的引入，将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带来哪些改变？ 李佩珈表示，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的管理成本高，对AMC来说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对AIC等其他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将会更有吸引力。 在李广子看来，对于银行而言，把不良资产转让给AMC和AIC是否有吸引力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一是银行能否获得较高的转让定价；二是能否达到足够的转让规模；三是能否实现真实洁净转让，实现资产、风险的真实、完全转移。 “总体而言，批量转让对于那些个人经营类贷款比较多、不良率高，且催收能力又比较弱的银行吸引力较大。”董希淼认为，“地方AMC或许难以满足中小银行的不良处置要求。批量转让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还需要税收等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 可以看到，在当前银行不良贷款面临反弹压力的背景下，如何备足抵御风险的“弹药”，前瞻性化解不良资产，有待进一步破题。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渠道主要有清收重组和债务减免、自主核销、不良资产对外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四种。总的来看，其各有优缺点，而速度慢、批量化处置能力不足，是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李佩伽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具体而言，李佩伽表示，清收重组需要银行“一对一”地与债务人进行商谈，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将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债务减免则主要针对重点国有企业，该方式不具有普遍性；自主核销主要指银行用坏账拨备来抵消不良贷款，这不仅造成银行利润下降，还使得企业债务问题显性化，且监管层对自主核销的条件要求严格，整个流程耗时较长；同时，在目前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且未来可能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资产管理公司的承接能力有限。此外，不良资产证券化于2016年重启，受定价困难、技术复杂等影响，整体发展较为缓慢。 加快推广多元化方案 “参与试点的银行为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过，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面临更大困难的是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因此，试点结束后，应该加快将政策延伸扩展到小型银行乃至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董希淼建议。 后续，如何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也成为摆在银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首先，要做到风险早发现、早识别，把好风险管理第一道关口，着力构建包括政府资产登记管理部门、海关、税务、法院、公安等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全面准确掌握企业真实债务信息和还款能力；其次，清收处置要把握‘抢’字诀，第一时间开展化解工作；再次，要综合运用多种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李佩伽表示。 此外，后续政策端也要进一步助力银行提升不良贷款处置能力。具体而言，李佩伽建议，一方面，要加快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着力推动覆盖全社会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打击恶意“逃废债”，为不良资产处置建立良好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开核销自主权，赋予银行自主核销的权利，在资产准确分类、拨备充足的前提下，自行制定核销政策，自主核销。此外，建议搭建全国统一标准的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提高标的资产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标准化，提升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近期，监管部门向相关机构下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将进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要求，不良资产转让“应按照不良资产转让法律法规和试点工作要求，压控业务风险，确保不良资产洁净转让、真实出售，严格防范虚假交易、利益输送、规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 据了解，参与试点的银行包括六大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参与不良资产收购的试点机构包括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符合条件的地方AMC和5家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其中，银行可以向金融AMC、地方AMC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地方AMC受让本省区域内的银行不良贷款，今后根据情况及市场需求等逐家放开地域限制。 一位AMC相关业务负责人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地方AMC承接的动力最强，后续还要看具体的规定和不良资产折扣情况。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谈到，AMC的处置能力还有待加强，下一步应讨论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中的创新，注重对二级市场的市场培育。 对于试点的启动，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目前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还在研究和准备中，后续待开展一段时间、经验成熟后，会逐步放宽试点范围。” 探索“出表”新路径 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98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季末提高0.0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贷一季度末不良率较年初上升0.24个百分点，信用卡一季度末不良率较年初上升0.25个百分点。按贷款分类看，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134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130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4.1万亿元，总体来看，不良资产处置压力仍然较大。 “近几年，监管部门一直在推动银行风险充分暴露。这对银行长期稳健经营、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有好处，但同时肯定会令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另外，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因为存在时滞，金融业的波动在下半年应该也会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不良处置压力客观存在。”曾刚表示，面对新的情况，银行一方面要提高拨备、加大处置力度；另一方面则要借助外部力量，通过AMC等机构转让不良资产。而此次试点就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下设计的，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门槛，扩大交易范围。 在现阶段，AMC作为不良资产行业的专业“中间商”，市场化债转股依然是不良资产处置的主要模式。其他例如不良资产收购清收、债务重组、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基金等多元化的处置模式，整体效率有待实质性提高。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应加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进一步推动不良贷款处置。王天宇认为，中小银行特别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由地方AMC处置，而地方AMC只能在省内开展业务，导致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程缓慢。 兴业研究宏观分析师陈昊告诉《金融时报》记者，不良贷款转让机制的落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大额、对公、批量，到小额、个人、单户，逐步深入，逐步落实。之前监管部门出于审慎的考虑只放开了对公贷款批量转让的业务，现在随着转让机制的成熟、不良处置机构的增多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良增多的情况出现，逐步探索多样化的不良资产转让形式，有助于帮助商业银行及时缓释风险。 而在方式上，此次试点也从以往的“银行—AMC协商”模式，转为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通过一次竞价或多轮竞价方式确定唯一受让方。在通过挂牌展示只产生一个合格意向投资者时，可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个人不良贷款转让“批量化” 据了解，此次试点集中于两个领域的“破冰”：一是对公不良贷款转让方式的创新，拟放开单户对公不良贷款的转让；二是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性贷款。 此前，财政部和原银监会2012年发布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AMC只能在本省（区、市）范围内参与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工作，银行转给AMC的组包户数应为10户以上，且AMC购入的不良资产应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处置，不得对外转让。2017年，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门槛进一步降低，批量转让组包户数由10户以上降至3户及以上。 曾刚认为，组包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但缺点在于可能会错过最好的转让时机，对银行处置效率依然有影响。试点后，交易会更频繁，处置效率提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不良资产的价值。 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的放开则更受关注。与对公不良贷款相比，个人贷款金额小、笔数多，更适合批量转让。不过，受限于《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此前银行不能向资产管理公司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业内人士表示，这主要是担心引发暴力催收等问题。而《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实施方案》对这一点明确作出要求，为防范暴力催收、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应强化对AMC的行为管理。AMC对批量收购的个人贷款，只能采取自行清收、委托专业团队清收、重组等手段自行处置，不得再次对外转让。 事实上，近年来，对于放开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呼声很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提交了关于支持消费金融公司开展个人消费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提案。 对于银行而言，个人不良资产的处置手段相对单一，主要包括清收或核销，试点数年的个人不良贷款资产证券化规模也较小。2019年，不良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为143.49亿元，发行总单数为29单，发行品种仅包含信用卡不良和个贷抵押类不良两类。 陈昊表示，此前，零售类不良贷款缺少转让渠道，银行只能放在表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催收，或者进行不良核销，影响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信贷投放能力。金融监管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瑾谈到，个人贷款如果通过转让途径进行处置，个别的转让起不到明显的作用；也有商业银行通过等量置换的方式，例如通过发放小企业贷款置换“个人经营性贷款”，改变贷款的性质，以符合批量转让的条件，但这样做需要债务人配合，而且合规风险极大，也会面临监管机构的严厉惩处。 另外，《实施方案》还强调五类不良贷款禁止转让，包括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贷款、精准扶贫贷款；“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各项贷款等政策性、导向性贷款；虚假个人贷款、个人教育助学贷款、银行员工及亲属在本行的贷款；在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有限制转让条款的贷款等。
受疫情和外部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特殊资产行业遇到了新挑战：供给市场数量增加，需求市场却处于观望状态。 供需缺口这一难题已经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显现。“今年前10个月，上海市场银行不良资产的出包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未来这一趋势仍有望延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沈彤在10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特殊资产50人论坛”上表示，不良资产的供给量正在持续加大。 此次论坛上发布的《中国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报告（2020）》也指出，银行存在明显的不良资产剥离需求，非银金融机构也有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待处置，未来特殊资产标的数量还将进一步上升。 供给市场显著增加，然而需求市场却不活跃，由此引发资产价格中枢整体下移。“市场成交并不多，流标占比明显升高。”沈彤认为，这反映出当前不良资产的需求端对于发展形势尚未形成一致积极预期。 这或与特殊资产处置周期拉长、资产处置效率下降有关。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丽解释称，一方面，受疫情影响，相关异地执行政策及现场尽调环节不能如期展开，使得资产处置的执行进展相对缓慢。 另一方面，经过近两年的处置周期“洗礼”，市场参与者对于资产价格形成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叠加外部经济和政策环境影响，当前资产价格中枢整体下移。 在此背景下，二级市场对不良资产的处置难度陡增。“未来3到5年，预计都将处于不良资产的收持周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胡建忠认为，除了供需差距和量升价跌外，不良资产行业长期使用的法律诉讼等办法在本轮周期的使用力度也在减缓，同时房地产在不良资产中占比较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也加大了处置难度。 谈及如何应对时，胡建忠表示，并购重组是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手段。“当社会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累计到一定程度时，资管公司应当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而并购重组就是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特殊资产交易链条的数字化也是一大手段。“通过数字化方式来寻找投资人，通过直播方式来触达到投资人，这是互联网创新，也是行业趋势。”阿里拍卖副总经理陈慧明表示，通过推动特殊资产的数字化处置，可以增强资产处置效率。 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业内人士看来，在行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有望通过资产价值的提升来获取更多收益，而特殊资产管理行业还将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一臂之力。 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纾困和底层资产投资或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空间。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蒙宇举例称，在资本市场纾困方面，通过打折收购并解决标的公司的违约债，可以获得更大盈利空间。蒙宇认为，“烂苹果”并非没有价值，将“烂肉”挖掉，注入“新肉”，可以保留并放大其原有价值。 在底层资产投资方面，与土地及房地产相关的领域也有望引来市场关注。蒙宇表示，与龙头房地产公司合作，去并购问题企业，将是未来主流投资方向。 在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看来，如何从财务重组、金融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深化到要素重组的层面，与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如何实现深度结合，都是未来需要探索的课题，也是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途径。
多地明确不良处置任务表 银行不良资产密集挂牌转让 多渠道疏通堵点 不良资产处置全面提速 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不良资产处置正全面提速。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层密集发声，警示疫后资产质量劣变风险，多渠道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明确具体“任务表”，支持金融机构加快不良处置。政策推进下，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持续增强，江西银行、九江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不良资产密集挂牌转让，不良资产ABS发行数量和规模创下自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最高。 疫情发生后，实体经济遭遇重创，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倍增。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表示，预计今年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都会出现较大反弹，金融机构的坏账可能大幅增加。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时滞，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即期账面利润具有较大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 “今年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将明显加大，速度也将加快。一是疫情影响下银行坏账增加，亟待处置的不良资产增加，二是在金融业让利实体的背景下，银行业有‘隐藏’利润的动力，从而进一步促使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加快。另外，不良处置的方式将继续多样化，监管也将更加鼓励银行及时进行不良处置。”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说。 为缓释不良风险，监管部门近来已密集部署加快不良处置，多渠道疏通政策堵点。郭树清表示，今年将加大对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全年预计银行业要处置3.4万亿元，去年同期为2.3万亿元。他指出，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 监管部门日前还发布《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计划开展单项不良贷款向社会转移试点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试点。业内指出，这将进一步丰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特别是允许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移是一个重大突破。 地方层面也相继出台政策，明确不良处置具体“任务表”。北京银保监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法人机构，科学合理分配处置权限，适当缩短审批流程，提高不良处置质效。此前，北京银保监局还发文提出，力争全年不良处置额明显高于前两年平均水平，努力实现2020年下半年不良贷款余额由升转降。四川推出10条措施支持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包括将引进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 随着政策推进，机构持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力度。从处置方式上看，批量打包出售等渠道仍是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主流途径。其中，江西省内两家港股上市银行江西银行、九江银行近日先后宣布，在完成公开挂牌竞价程序后，与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转让前债权费用合计超过80亿元。 除了核销和转让外，银行还在加快发行不良资产ABS。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0月13日，今年银行业共发行了25只不良贷款ABS项目，发行金额达118.769亿元，发行机构包括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等大行及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行。 无论是发行数量还是规模，均为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最高。 相比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更为多元的大行和股份行，中小行无疑面临更大压力。通过定增“配售”不良资产也成为诸多负荷沉重中小银行的热门选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来已有数十家银行采取此类方式处置不良。10月9日，河北安国农商行定向募股方案获得保定银保监分局的批复，批复显示，保定银保监分局同意安国农商行定向募集股本金1000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投资者每认购1股，需另行出资1元用于购买安国农商银行不良资产。此前，证监会网站亦披露过多家中小银行的定向发行说明书，包括四川宜宾市商业银行、广东四会农商行、山西泽州农商行、山东诸城农商行等均在定增计划中要求认购人在认购新股份时，另行支付费用用于处置不良资产。 陶金表示，当前缓解不良压力主要是处置不良以及增加资本两种方式。接下来，监管可能会继续从这两个角度鼓励不良的处置，例如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以及加大银行永续债、可转债的发行，加大对银行资本的补充力度。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业依然面临较大的资产质量压力。下一步，除了批量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外，银行业也将综合运用包括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在内的多种方式，持续加大不良资产的有效处置力度。(记者 汪子旭 向家莹)
“最近和一些银行接触，大家都聊到今年不良处置的压力很大。”一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业务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尤其是部分中小行，面临着转让亏不起、处置不得力的难题，有的农商行甚至一年的利润可能都不够弥补不良处置的损失。” 对于银行而言，加大不良处置是下半年的重任，银行正通过增加不良计提、提高不良核销力度、提前补充资本等方式备足抵御风险的“弹药”。根据监管要求，今年全年，银行系统计划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目前上半年已处置1.1万亿元，仅占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足见下半年不良资产处置的压力。 而在不良资产处置加速推进过程中，还需注意的是，银行违规现象频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银保监系统已发布近70张关于银行违规处理不良资产的罚单，涉及20余家金融机构，其中多数为农商行。 下半年不良处置压力大 疫情的到来，使得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着较大考验，而这一考验有可能持续到明年。在此背景下，银行业正在加大不良贷款处理的力度。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8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对于不良贷款上升，银行业持续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今年全年预计银行业要处置3.4万亿元，去年是2.3万亿元。另外，“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更多的贷款延期，明年才暴露出来。” 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一位国有大行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通常而言，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处理包含几大途径，一是进行清收和化解；二是出售或者债权转让，如转让给地方AMC等；三是对不良资产进行核销；再者还有发行不良资产ABS（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债转股等。其中，核销和转让是目前银行处置的主要方式。 这在数据上也有印证，据央行公布的上半年社融数据，今年1月至6月，贷款核销规模合计约4460亿元，同比上升6.1%，其中二季度贷款核销合计2917亿元，同比上升13.83%。另外，多家银行在此前发布的半年报中也明确提及上半年加大了不良贷款核销和转让力度。 除了核销和转让外，银行同时在加快发行不良资产ABS。Wind资讯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共发行了15只不良贷款ABS项目,发行金额达62.05亿元，发行机构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从发行数量、发行规模来看，此均为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最高。 尽管如此，仍不可忽视的是，疫情带来的冲击还未缓解。“未来，不管是大行还是中小行，不良还可能加速暴露。”前述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说道，“因此对于银行来说，要提早谋划、未雨绸缪，在建立严格资产分类的基础上，加大坏账核销、拨备计提、补充资本等。整体而言，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相对可控。” 按照监管提出的全年处置3.4万亿元的目标计算，上半年已处置1.1万亿元，仅占全年的32.4%(去年同期占全年的40.5%)，那么下半年将处置2.3万亿元，是去年全年的处置规模水平，同比多处置接近1万亿元的规模。 这意味着，下半年银行面临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仍在加大，银行核销、清收、转让等处置力度均要有明显提升。华西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刘志平分析，下半年预计银行核销不良9300亿元，同比多核销约3000亿元；另若按照下半年同比多处置接近1万亿的规模计算，下半年其他不良处置手段将合计多处置7000亿元的规模。 刘志平还称，这将使得银行整体信用成本进一步提升，不过在不良压力边际缓和下，提升幅度相对有限。受此影响，预计2020年银行净利润增速或将进一步下滑；此外，下半年在处置力度加强背景下，银行资产质量有望改善，伴随经济的逐步修复，不良拐点或将提前显现，预计最早三季度可以看到不良率的企稳。 中小行频现违规处置不良 在银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银行违规现象频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银保监系统已发布了近70张关于银行违规处理不良资产的罚单，涉及26家金融机构，其中，中小行占比超八成。 从中小行违规方式上来看，可谓五花八门，比如贷款资金挪用于认购该行股份及不良资产；通过信托计划回购实现不良资产虚假转让出表；借道银行、企业进行不良资产非真实性转让，实现不良贷款虚假出表等。 前述地方AMC业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小行成不良资产违规处置的重灾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亏损不起”。如对一些农商行来说，不良资产卖断打折力度很大，1个亿的资产能卖到3000万都算不错，相应的，银行将形成巨额亏损。 “有时候一家股份行的分行利润都扛不住，更别说这些地方小行了，甚至有的银行一年的利润不够不良处置的损失，因此只能先放到表外，再慢慢处理。”该人士进一步说道。 也即是银行的利润支持能力决定着该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程度。农商行主要由地方信用社改制而成，受限于法人治理能力和资产运营能力等多重因素，抗风险能力较弱，在面对不良资产时，多数小银行的经营利润覆盖不了亏损，直接影响了其进行资产转让的动力。再加上这些银行在资产处置方面的专业性差，人才匮乏，资产质量相对大行来说较差，因此处置效果并不理想。 而对于地方AMC来说，前述地方AMC业务负责人称，农商行不良资产的性价比相对较差，因此资产包的转让或出售较难。“通常而言，农商行资产情况比较复杂，牵涉了太多地方政府和地方担保公司，涉及到处置时，地方保护主义更强，难度更大。” 目前，业内的共识是，相比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中小行面临着更大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某民营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告诉记者，一方面，中小行风控能力相对偏弱，资产出现风险的概率较大；另一方面，中小行区域性特点明显，区域性风险具有传染性，集中爆发对其影响较大；再者，中小行的整体客户质量相对较差，风险暴露偏多。 不过，中小行也在积极求变，拓展处置渠道，如广东四会农商行、山西泽州农商行、山东诸城农商银行等部分中小银行推出了“搭售”不良资产的定增方案，即在定向发行股份的同时，要求认购股份的投资人购买不良资产，利于银行在短期内消减不良压力。 此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日前发文称，讨论不良资产的处置，不应再继续局限于银行业，而应将不良资产行业的概念，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表内违约资产），扩展到更为广义的特殊资产范畴。需要完善特殊资产行业相关的制度，在符合国家总体金融政策、审慎把控风险的前提下，从融资、投资到退出环节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深化，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银行业不良资产持续增长，资产质量管控压力持续上升。 进入2020年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信用风险压力进一步加大。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上升态势。 为及时化解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监管部门积极出台政策，推动银行业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步伐，督促银行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和处置。银保监会预计，2020年全年银行业将要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而明年的处置规模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到广义的特殊资产 在我国，由于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参与银行不良资产交易业务需要持有特定的牌照（如AMC），因此，人们在提及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时，基本都局限在银行业层面。但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再继续局限在银行业探讨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真实风险状况。与之相关的顶层政策设计，也可能因为关注范围狭窄，而难以充分发挥不良资产行业对化解风险、提高金融效率的真正功能。 首先，违约风险早已不局限于银行业表内的信贷资产，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如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租赁、保理、典当等）以及各类资管产品（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证券资管、私募等），同样存在大量的违约风险。以信托业为例，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2020年6月末，信托产品风险项目1626个，涉及金额达6431亿。除金融机构外，金融市场中的证券质押、债券违约等风险近年来也快速增长，并对一些企业的经营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民间金融活动（如P2P）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违约资产，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目前，P2P未追回的资产仍有8000亿之多。 其次，管理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时机并不是在违约之后，而是在实质违约发生之前。在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介入，不仅能有效降低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也能大幅减少违约造成的损失。因此，真正有效的不良资产管理对象，不应局限于已经发生违约的不良资产，还需要扩展到仍未出现违约，但价值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了重大变化的资产。 有鉴于上面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更有效地管理整体金融风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角度，有必要将不良资产行业的概念，从传统狭义的银行不良资产（表内违约资产），扩展到更为广义的特殊资产范畴。 所谓特殊资产，是指“在经济的特殊周期、宏观环境的特殊阶段，或发生特殊事件（如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事件）时，交易价值低于账面或实际价值的资产”。 在这个意义上，特殊资产不仅包括银行的表内不良资产（狭义的不良资产），也包括银行表内部分关注类贷款、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类资管产品中可能存在的不良资产和转型存在困难的资产、金融市场的困境资产，以及非金融企业的困境资产，等等。与聚焦银行业的传统“不良资产”概念相比，“特殊资产”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将非金融资产也包含在内。 从资产所处的状态上来看，“不良资产”是已经发生风险的“特殊资产”，而特殊资产不一定已经发生违约，但资产价值处于困境和受压状态。总体上，特殊资产是广义的“不良资产”。 相应的，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和交易模式，也要比传统的不良资产更为丰富、灵活和多元。 壮大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助于挖掘存量资产的价值，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的特殊资产行业起步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剥离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为主。随着市场化发展的进一步加深，不良资产处置也从政策性剥离转变为市场化处置。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制、产业升级等政策环境变化也为特殊资产投资带来了发展机遇。总体来看，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政策性剥离与接收时期（1999年-2005年）。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依靠政策主导成立起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加剧，为有效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199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的通知》，明确提出“推进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试点工作”，紧接着，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承接了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贷款。 第二阶段，商业化转型时期（2006年-2011年）。在这一阶段，四大AMC开始进行商业化改制，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向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2006年，四大AMC完成了对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之后主动拓展业务范围，开始收购和处置农商行、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全面商业化时期（2012年至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快速升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无效资产，在随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周期下行过程中，不良资产逐步涌现。为盘活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监管部门逐渐放宽处置不良资产的主体要求。在这一阶段，特殊资产行业的纵向链条不断加深。一方面，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增加，出现了市场化债转股等综合措施。2017 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设立金融投资公司（Asset Investment Company，AIC）承担市场化债转股任务。目前，我国已成立五家AIC，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处置机构的种类也不断增加。2012年之后，地方AMC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已完成工商注册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共57家。2020年，第五家全国性AMC（银河资管）的设立以及外资AMC（橡树投资）的进入，又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参与主体。 总体上看，2012年以后，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交易规模和活跃度也有大幅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包括投资人和专业处置机构）进入。在最初的政策性处置阶段，特殊资产市场参与方较少，主要是国企、银行和四大AMC。随着行业商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参与其中，逐步形成了“5+地方AMC+外资AMC+AIC”的市场结构。 其中，以商业银行、五大AMC、地方AMC等为代表的主要金融机构，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一级市场（银行不良资产的转让）。而众多民营资本、机构投资者、产业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等则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二级市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参与其中。 从业务模式看，当前特殊资产的处置不再是催收、诉讼、折让等传统方式。由于后端资产运营方的业务前置，现阶段的处置围绕价值发现、价值提升和价值实现等关键环节，新增加了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模式。随着特殊资产投资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行业协作化发展的趋势凸显，一个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域的特殊资产管理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已初步形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殊资产的一级市场（即银行不良资产的直接交易和转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从整个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来看，二级市场所提供的终端处置能力，才是决定行业长远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 从顶层设计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发展格局，在防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是新时期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特殊资产的跨周期性和存量价值挖掘的特点，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以及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我们预计，特殊资产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层面有必要从特殊资产行业生态整体出发，从顶层设计上，统筹一级和二级市场，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行系统的引导和规范，更充分地发挥特殊资产行业的社会功能。 在一级市场层面，要发挥银行和AMC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于银行，一是考虑扩展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范围，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关注类资产也纳入与AMC交易的范围，以提高风险管理和处置的前瞻性；二是进一步扩大近期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范围，特别是为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提供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三是鼓励商业银行成立特殊资产事业部或专营机构，充分发挥部分商业银行在特殊资产领域的专业能力。 对五大AMC，可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优化监管制度，对特定业务的资本监管要求进行调整，支持其提升处置能力；对地方AMC，要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推动地方AMC聚焦主业，并支持有能力的特殊资产服务商获得AMC牌照，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此外，可继续推动特殊资产行业的对外开放，成立外资AMC，进一步丰富特殊资产一级市场主体。 在二级市场层面，要重点推动特殊资产交易平台的发展。一是在推动不良贷款处置试点的同时，适度扩大拓展银行不良资产挂牌转让的场所，引入适度竞争，提升市场效率；二是建立监管制度，确保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充分，设定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要求，由信息披露主体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三是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估值等服务，并通过做市、承销等制度安排来完善流动性机制；四是培育特殊资产市场的专业投资者。总体上看，通过促进资产交易平台的建设，可以推动特殊资产交易的正规化、透明化、标准化，吸引更多市场参与者，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特殊资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能力。 总之，需要完善特殊资产行业相关的制度，在符合国家总体金融政策、审慎把控风险的前提下，从融资、投资到退出环节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此外，积极探索便利跨境投资的各项政策，逐步提升特殊资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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