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达17106007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1日10时（北京时间16时），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92527例，达到17106007例；死亡病例增加6812例，达到668910例。
中国商报/中国商网四大市场研究机构接连发布今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数据，均力证华为超越三星“登顶”。尽管这只是一个季度冠军，但也是中国手机产业的高光时刻。中国手机品牌终于站在世界之巅，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吹过的牛”又实现了。 7月31日，权威市场研究机构IDC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华为超越三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厂商。报告显示，华为二季度智能手机的全球出货量为5580万部，尽管同比略有下降，不过依然优于三星5420万部出货量的表现。与此同时，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也发生了变化，二季度华为市场份额攀上历史性的高峰，达到20%。 同日，另一家权威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也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报告显示，华为凭借中国市场同比增长11%的成绩首次在全球市场超过三星，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顶级玩家。具体来看，华为智能手机当季出货量为5480万部，领先三星的5420万部。 还有一家市场研究机构Omdia发布的研究报告也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结论。报告显示，华为智能手机今年第二季度的出货量为5580万部，高于三星的5430万部。报告表示：“目前华为尽管面临着美国政府的持续制裁，且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但其正通过快速改变市场重心和产品策略赢得市场。国内业务的持续强势，能有效地冲抵因制裁带来的国际业务衰减的影响。高压之下体现出华为强大的综合实力，足以与三星竞争，最终本季度占据全球第一。” 而此前一天，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率先公布了这一市场变化。 纵观四大机构报告，华为和三星的出货量数据差别不大，口径统一认定为“华为夺冠”。也就是说，华为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大手机厂商。尽管这只是单季成绩，但对于目前海外承压的华为来说，已经难能可贵。对此，知名电信行业专家项立刚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他对于华为的夺冠并不意外，因为中国市场是其最大的支撑。 资料图 中国商网 孙瑞/摄 不过，面对如此振奋的消息，华为官方却保持着沉默。在2019年8月举行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上，余承东曾遗憾地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限制，华为将实现全球第一的销量。实际上，早在2012年，华为手机刚刚起步时，余承东便表示，华为的硬件要做到世界第一。2016年，余承东更是明确了赶超时间表：“利用4-5年时间，在全球市场超过苹果、三星，成为全球第一。”起初余承东的话被外界嘲笑为“吹牛”，但随着华为手机一路过关斩将，余承东“吹过的牛”慢慢地都变成了现实。 2018年第二季度，华为首次超越苹果，打破了三星和苹果七年来对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双头垄断局面。经过数轮的比拼，2019年华为稳立于全球第二的位置。今年第二季度，华为又进一步超过三星，完美逆袭。不过，华为要坐稳世界第一的“宝座”，依然任重道远。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全球局势剧变之中，2020年中国经济开始迈向“双循环”新格局。从历史进程、全球环境和发展目标来看，这一变革与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演进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共同指向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规律，进而赋予了历史经验以现实性的启示意义。回顾美国经验，我们发现，“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在于：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对标中国现实，在这一逻辑的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可观的潜力。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质变之途。由此前瞻，虽然全球局势波澜难止，但是基于扎实全面的“潜力清单”，中国经济的“双循环”预计将稳步兑现富有活力的长期前景。 历史的先声：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 在2020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顾历史，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恰也迎来了新一轮演变，并构成从新兴大国迈向一流强国的关键一跃。具体而言，十九世纪至今，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所示）。 第一阶段（1800-1870）：“内循环”独立支撑。这一阶段的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外出口廉价的原材料，进口昂贵的工业制品。由此，贸易赤字成为常态，“外循环”拖累经济增长，“内循环”被动成为唯一引擎。 第二阶段（1870-1913）：“外循环”边际增强。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美国完成工业化，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并形成贸易盈余，“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这一趋势在1913年左右达到历史顶峰。 第三阶段（1913-至今）：“双循环”互促共进。1913年后，一战、大萧条、二战等历史拐点相继发生，彻底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国“双循环”的关系再度演进。表面上看，“内循环”进一步占据主导，强劲的内需造成长期货物贸易赤字，使得“外循环”看似拖累了经济的纸面增长。但实际上，借助于稳健的“内循环”，美国经济在“外循环”中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体系、布局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环”对美国居民收入的真实贡献。根据学术研究，2007年这一贡献值约为1913年水平的2.1倍。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形成了美国版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格局。 历史的押韵：2020 与 1913 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诸多相似点的背后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规律。基于此，较之于他国，1913年美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今日中国的“双循环”建设更加具有启示意义。 其一，自身进程相似。美国“双循环”演进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870年，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第三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将改革开放前的时期粗略算作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第三阶段。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5年将是决定中国“双循环”能否平稳开启第三阶段的关键期。 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爆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压力，但是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未来存在“化危为机”的长期潜力。 其三，发展目标相似。从中国政策的全局来看，未来“双循环”中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需要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以“内循环”为主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会加速扩大，中国将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更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其二，“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抵减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其三，立足于“内循环”，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条、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这些发展目标，与美国“双循环”的第三阶段具有相似性。 历史的启示：“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 历史经验的镜鉴，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类比，还需深入到底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双循环”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飞跃，关键是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准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第一，产业升级。我们认为，“产业升级”这一庞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产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其一，优势产品高附加值化。19世纪，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下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制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优势，其工业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详见附图），使美国升至全球价值链的头部。其二，生产方式现代化。为了最大化发挥技术进步的红利，这一阶段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软、硬层面的同步进化。从硬件方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先进业态）加速转变，1900-1910年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1890年大幅提升。从软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线迅速普及，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以汽车（当时的尖端产品）为例，1899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仅2500辆，而到了1913年，年产量升至48.5万辆，约占全球产量的 80%。 第二，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大基础。一方面，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间升至全球第一梯队，并且其优势在此后长期扩大（详见附图）。另一方面，得益于大规模生产，居民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夯实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收入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还需要适宜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系统性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这一阶段，两种投资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以网络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费场景。从动态网络来看，美国公路网日趋扩大，对接了汽车的普及，串联起外出旅游、娱乐等新兴的消费需求。从静态网络看，美国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对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将其转化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以投资为启动器，“内循环”的消费引擎开始加速。从数量来看，美国经济于1920年代进入“柯立芝繁荣”和大众消费时代。从结构来看，1901年至大萧条前夕，食品、服饰两大基本消费的占比持续下滑，而娱乐、出行、住房的消费占比呈现长趋势扩大，是大众消费边际增长的主力（详见附图）。这也验证了“汽车-公路”网络、城镇化网络对消费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内循环”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支撑美国穿越了接下来漫长的“外循环”冲击。 历史的接力：2020年中国的“潜力清单” 通过逐层对标美国“双循环”迈入第三阶段的核心逻辑（详见附图），我们发现，在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着可观的潜力，而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双循环”的质变之途。基于此，虽然未来全球格局料将充满不确定性，“潜力”向“实力”的转化仍需时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第一，产业升级的潜力。其一，优势产品迈向高附加值。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稳步增长，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疫情爆发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稳健，反映出其坚韧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若能继续抓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减弱核心技术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则将为上述趋势注入长远动力。对此，着力打通国内“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创新体系，将是本阶段的关键。其二，生产方式再进化。1913年美国从软硬两个方面，以“大规模生产”开启了“大众消费时代”。相似的，与多元消费时代相适应，当前的中国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工业互联网对供给侧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料将实现：1）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2）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3）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展望未来，为了加速向“数字化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推进“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是核心的着力点。 第二，消费升级的潜力。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率先企稳反弹，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动之后，有望在全球视角下保持长期优势。未来若能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则将持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立足于此，从美国经验看，还需要以方向适宜的投资创造消费新场景，网络化地推广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当前，有三张“网”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启动消费引擎的抓手。第一，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第二，新一代移动网络。以5G、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一方面凭借更高效的网络激活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新的虚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以“线上”赋能“线下”的方式，推动消费重心下沉，释放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升级活力。第三，新型城镇化网络。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约为60%，接近于1913年美国城镇化水平（约55%）。美国1913年之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冲击之下，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城镇化在60%提升至75%的过程中仍能保持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则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医疗、文娱等领域的高品质需求将汇聚成强劲的国内市场增量。展望未来，若要充分发挥上述三张“网”对消费的启动作用，关键在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其中，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分别打开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锋。
作者：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一、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疫情加速衰退步伐 1.疫情加速经济下行步伐：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全球经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变化比较大。既有疫情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相互交错，所以比较复杂。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结构的失衡当中，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所以说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美国复工之后，疫情爆发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强，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也就是说，没有疫情的话，经济由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在缓慢地下行；疫情则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趋势，即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1）美国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拉美、南非、印度失控中 我们曾经在今年2月3日，也就是股市开始的第一天发布了一个基于流行病预测的数学模型，对于新冠疫情做了预判。我们当时预判的累计人数是8.8万左右，我们现在还接近8.8万这个数；同时，我们也预测了海外疫情会失控。所以，我们对国内疫情的预判还是比较准确的。总体来讲，我们对于国内疫情和海外疫情失控这方面做了一个比较早的判断，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医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共同参与的重要会议，所以说对于中国国内的疫情，预测还是比较容易把控。但是美国的疫情应该是出乎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这主要是它的防范举措研究的不到位，实际上背后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判断的失误。美国行政当局犯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致使疫情蔓延。迄今为止，拉美、南非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疫情在失控当中；美国因疫情而新增的确诊人数，当天的新增人数最高是超过8万人，相对于中国累积到今天的确诊人数的数量。 这也反映出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还是要予以足够重视。比如说，像这轮疫情会不会复发，现在确实也不好说了，因为第一轮疫情到现在还没有过去，我们再来谈第二轮疫情会不会再起来，我觉得为时尚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由于疫情的加剧，使得全球贸易出现了一个增速的下降，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为止，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400万，疫情使得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阻断，从而使得全球贸易更加低迷。而在疫情之前已经有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在这样一种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恶化，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但我还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昨天晚上《新闻联播》讲到习总书记在跟企业家座谈。在座谈会上，他也强调了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一些短期因素、人为因素而改变。因为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来自于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率的需求、来自于人的资本，他要追求高收益，也来自于通过交换或者价差收益贸易的需求，所以我想这种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在目前疫情之下或者在某些国家的阻碍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放缓，这是一个对于全球化的判断。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来抵御逆全球化的思潮。 （2）全球化告一段落，疫情加剧全球贸易更低迷 由于全球受到疫情影响，全球贸易的放缓使得今年全球GDP的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在3月份和6月份做过两次预测，在3月份的这次预测当中，它认为全球的GDP增速是-3%，到了6月份再做预测的时候又把它进一步下调到了-4.9%，其中美国是-8%，OEH、日本、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都出现了负的增长。能够保持正的增长的话，只有中国。所以中国这次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确实是反映出我们独特的体制优势，这方面我想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2.资本的力量：全球化仍是大趋势 现在要应对疫情、应对全球经济的停摆，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地降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债务问题不断地上升。美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下行，这表明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贬值的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是下行的，即便是通过货币超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量举债的所谓财政支持政策，它能够使得经济不停摆，能够使得流动性危机不爆发，但它导致的副作用就是债务的增长。 当然，我认为债务的最大风险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在欧洲，主要还是被称为欧洲五国的那几个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峻。最近，因汇率问题而把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由3个B下调到了3个B-，这与垃圾债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股市涨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往后移。 我之所以在前面强调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不仅发达经济体如此，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以消费主导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消费的主力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之所在。全球经济不如到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态势当中。 全球经济在以往虽然也有很多次波动，但它总是有亮点。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之后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到了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中国经济也放缓了，谁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呢？似乎没有。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它起不到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这张图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是全球第二，但中国GDP每年新增的量要占到全球新增的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之所在，因为中国经济在减速，这也使得全球经济也在减速。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 二、中国经济减速增长：政策特征与改革路径 1.2020年不设GDP增速目标，存量经济特征日渐明显 在中国经济方面，刚刚公布了2020年的半年报，我们的GDP增速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走势，上半年是-1.6%，其中二季度是出现了3.2%的正增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全年可以达到3%左右的增长。这比货币基金组织给我们的预期要好，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年中国大概是1%左右的增长。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能够实现3%的增长，但还是一种下行的趋势。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全球经济还是在一个缓慢的下行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下行幅度更大、更加明显。这跟我们的经济体量有关系。当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即便不缩小，那么增长速度也下来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是能否转型。目前来讲，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是越来越明显了。存量经济的表现形式跟增量经济是不一样的。在增量经济中，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在存量经济主导下，则表现为如何来切分蛋糕。这对于我们的投资逻辑，对于我们资产配置逻辑会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2.生产：新经济、基建相关增长较快 整体来讲，今年上半年的GDP表现应该还是略超预期的。因为本来大家预期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没想到美国倒成了重灾区。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总体情况也比较理想。二季度GDP增速明显加快，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讲，都还可以。虽然前两驾马车（即投资和消费）都是负增长，但出口对GDP做了一个正的贡献。从各个行业来看，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快；从产品来看，工程机械和新经济相关的产品增长比较快，比如说挖掘机、铲土运输器械、工业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集成电路等等，在上半年都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到了2.3%，恢复还是偏慢。上半年，我们金融行业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因为消费少了，储蓄增加了，很多人把储蓄用来投资了。 3.投资：基建、地产增速放缓，制造业仍负增；消费：必需品强劲、可选品分化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地产投资都还可以，尤其在第二季度表现比较好，制造业还是处在一个负的增长，说明还是需求不足，我们的实际有效需求仍不足。基建投资在4、5月份增长势头比较强劲，6月份反而有所回落。 从全年来看，今年财政刺激可能还不够弥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的缺口，所以政策空间或许没有那么大。我的基本判断是：到三、四季度的话，可能这一轮经济增长会进入一个平台期。第一季度是下降态势，第二季度是反弹，第三季度则在反弹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平台平稳运行的阶段，大概GDP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还是偏弱，消费偏弱说明整个需求端的恢复进入到瓶颈期了，有部分消费，比如说像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它不可能恢复到100%的水平，在80%左右这样的水平，它就基本上停住了。 从消费结构来看，必需品的消费依然还是保持高增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和日用品，它的增速都超过10%。可选消费品首先分化，汽车的零售是负增长，化妆品、家电、通信器材回升比较明显。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必需品的消费增长10%，这里面主要还是靠消费升级，而不是说我们吃东西吃多了增长10%，这与我们整个的消费升级有关系。既然有疫情的话，大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这是我要解释的。 4.出口：疫情产品高增长 出口还是要好于预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第一，疫情产品的高增长对出口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比如，6月份医疗仪器和器械出口增速扩大到100%，纺织纱线、织物制品出口增速高达56.7%，中药材等出口增速也扩大到11.2%。这些产品6月份增速是-2.9%，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错位，即全球都在遭遇疫情，中国的复工复产比较明显，故此，全球有部分订单就被中国拿走了。这是一个错位的因素。 5.2020年CPI管理目标为3.5%：通胀、滞涨还是通缩？ 大家对于货币超发会否引发通胀有比较大的争议。就我的判断而言，整体来讲，我们还是面临通缩的压力。为什么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胀？这缘于我们的资金流向了高端，真正流向低端的并不多。前不久央行也有一个调查，发现居民的储蓄增加了，消费减少了。如果说居民的有效需求没有增加，你产出却增加了，那就会形成一个负的产出缺口。负的产出缺口就支持了通胀的上行，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的货币超发，但是为什么它的通胀率非常低呢？它还是要想方设法来使得CPI能够上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结构的问题，就是你超发的货币没有能够提供给居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都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我讲的关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是一个V型反弹，下半年的经济进入到一个平台期。 6.财政政策积极而稳健，货币政策稳健而积极 （1）财政政策：力度强于前两年 政策又是怎么样呢？我的判断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偏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力度来讲，它是强于前两年，我们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有把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2.8%提升到了今年的3.6%，这也增加1万亿。另外，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也普遍上升。但我们还要看到财政收入的下降。虽然补充了这样一些支出，但是由于疫情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使得我们财政总支出的规模跟去年比并没有上升多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能够看一两项数据，而是要把整体的数据汇总在一起，看总收入和总支出到底有多少。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今年的财政实际上还是偏紧的。 （2）广义赤字提升，但比起2016年仍低 我们同样可以算一下广义赤字，也就是包括了政府一般性的财政赤字，也包含了我们三大开发行的负债、新增的负债，也包括地方政府的那些隐形的债务。把这些加总起来，就构成了广义财政赤字。与2016年相比，广义财政的赤字率较低，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部门来讲，今年有一个紧财政的举措，即压缩政府的支出。政府的一些差旅费等各方面是非常紧的，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举措。美国是为了总统连任，联邦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赤字率是非常激进的，基本上创了近几十年来的新高，财政赤字率达到15%以上，整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这种高举债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难持续的，也会酿成隐患。我们国家可能是从长计议，虽然我们的财政举债的能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有政府的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也有行政性资产，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规模巨大，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可以举债的部分都去用掉，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去为我们经济长远发展、为提高经济效率去考虑。 （3）稳货币，宽信用：降准降息，增加流动性 货币政策从今年以来，一年期的LPR也下降了0.46，到了3.85，五年期的LPR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到了4.65。所以总体来讲，我们降息这个部分还是成立的。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那些举措实际上是一个宽信用，宽信用之后是不是不需要降息了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资金的成本跟经济增速相比还是偏高的，所以需要降下来。单纯通过宽信用的这个政策的用意是明确的，但政策的目标能不能充分得到实现，这个还确实不好说，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应该还有可能继续降准降息。 （4）货币政策：中长期来看没有收紧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从2019年以来，基本上还是处在持续恢复当中，当前的表内资产的扩张提速明显，我前面也讲到整个利率水平也在一个下行当中。所以整个货币政策，我觉得还是偏宽松的。 （5）过去的政策偏重“稳中求进”，今年的政策偏重“底线思维” 对于政策的解读，我想用两句话来归纳：第一句话，政策的上限是稳中求进，政策的下限是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具体表现就是2018年所提出的“六稳”，政策下限之底线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今年所提出来的“六保”。2018年提出“六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不设目标了，所以就变成底线思维了，也就是我们要“六保”，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等，其实就是确保我们的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政策，其实这是这些政策的下限，要有底线思维，所以对于政策的过度刺激，这种预期不应该有。 7.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推动改革 （1）改革驱动：国企改革，利益转移，增加中下层居民收入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的政策有一个明显区别的地方，即通过改革去解决根本问题。而像美国发生了因警察的过度执法而导致黑人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示威游行、部分地区骚乱的问题，说明它的内部矛盾也出现了激化。但是对我们而言，疫情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倒逼改革，所以改革的部门、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就是要处理好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哪三大部门呢？就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内部结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就是要把国债的钱直达地方，这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加杠杆，地方政府至少是稳杠杆，不让它继续上升。另外，政府要对企业降税减费，要处理好与企业部门的结构、企业部门的关系。政府部门除了对企业减税降费之外，也要对居民部门进行减税降费，即减少居民的个税，同时提高对居民社保的补贴，尤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这也表明，三大部门之间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结构、改善结构，解决结构固化的问题。作为企业部门来讲，国有企业也要对民营企业让利，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对非金融企业让利，这些举措也有。 有人说，不是说“两个毫无保留”吗？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但是你看一下，像2019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当中有一部分收入是大幅上升的，就是税费收入，税费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国有企业通过多上缴利润来支持我们减税降费两万亿规模举措的实现，所以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间接在给民营企业让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银行要给企业让利，尤其要给中小微企业让利。所以总体来讲，我想这样一种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晰的。 （2）改革驱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但是具体怎么来操作呢？主要还是通过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推进，比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大培育技术和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这都是以供给侧来进行改革的。 （3）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促发展 所以，其实涉及的面非常广，推进力度也是非常大。以我们的金融市场为例的话，金融市场也是作为一个要素的交易市场，我们进行注册制的试点，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然后要加大这种开放的力度，所以这些举措其实也是一个改革作用的部分，对我们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改革有助于提振市场的风险偏好。 今年以来，无论是开户的数量，还是公募基金发行的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在疫情持续、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倒是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全面牛市，我还是认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周期，改革的层面也很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等，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我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实体经济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三、疫情错位下的投资逻辑 1.投资的逻辑因时而变 第三部分跟大家来交流一下，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疫情控制非常好，全球疫情还在蔓延，这样一种疫情错位下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阶段的投资逻辑，投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 我大概归纳过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与我们的投资相关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短缺经济时代。从1980年开始算起的话，从1980年到1990年代，这个基本上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此时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钱少、资产少，整体来讲，经济百废待兴，要引进外资，要创造更多的资产，我们大搞建设，搞基建、搞投资。在这个年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钱的。所以温州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到处打工赚钱，不仅在国内打工，还跑到欧洲去打工。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跟着温州人赚钱》《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文章主旨即论述温州人基本上沿着两条线进行赚钱的。温州人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投资一些加工业，赚到钱后又去投一些服务行业，继而投资房地产、投金融，这个逻辑是非常鲜明的。但是第一阶段的话，在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是表现为通货膨胀。 2000年以后就变成资金少、好资产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起点差不多，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我们钱少，但是好资产多。比如说像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四大行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坏账率太高，属于技术性的破产，为此设立了四大管理公司把那些不良资产剥离，为什么后来这四大管理公司都赚了那么多的钱呢？因为经济在增长，那些原先的不良资产变成了好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作为投资来讲就应该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钱少，整个MR只有30多万亿，现在MR是200多万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只要肯加杠杆，那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此后，随着货币的超发，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货币泛滥、好资产少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资产化的时代，即优质资产化的时代。我在2008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你不需要加杠杆了，因为钱足够多了，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资产、能不能买到好的资产。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用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2.大类资产配置：增量资产将流向权益、基金、债券 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配置的是金融资产，因为房地产配置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红色的部分是住房。住房是中国居民比例最高的资产，今年新房的销量，我想肯定是要回落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房住不炒”，最近对于深圳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非常具体、非常严厉，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大的投资方向，其实还是要把增量的资产向权益资产、基金、债券，向部分的理财产品配置。 （1）7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纸币泛滥的时代；纸币超发下黄金价格大幅上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还会面临新危机爆发的风险，包括局部战争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之下，配置黄金是有它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同时，它不仅是避险工具，还是一个投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50年当中，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为什么说是过去50年？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超发，所以过去50年美元超发导致了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也都在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是一文不值。 这是一个逻辑。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金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实际上从1971年到现在，CPI的涨幅其实并不高，黄金的涨幅是超过股票的，股票的涨幅超过房地产。当然解释一下，这张图是美国黄金涨了34倍，美国的股市涨了31倍，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2倍，普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3倍，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只有1.5倍，所以居民还是远远跑输了通胀。由此，我们尽量地不要去持有现金。目前又面临新一轮的纸币超发，在此阶段，这样配置应该是没有错的。 （2）大宗商品：机会有但不大 第二类资产，即大宗商品，我觉得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个别的机会应该有，比如铁矿石、粗钢等等，最近好像价格又有所上涨，但是我发现用M1-M0来反映企业经营的活跃度，这个指标是领先于大宗商品的，M1-M0的话，整体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当然，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有所反弹，但大的趋势还是下行，因为经济在下行，所以我觉得大宗商品机会并不大。 （3）房地产进入后周期 至于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这张图是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中国房地产总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之合，美国+欧盟+日本是60万亿，中国是65万亿，这跟我们GDP的体量并不相称，跟我们国家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的话也是不相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估值偏高的嫌疑。 当然，房地产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就像我反复强调股市有结构性机会一样。整体来讲，人口的流向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房地产投资的逻辑就是应该跟着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来走。如果这四大“流”整体往某个城市集中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的房地产还是会有相对多的机会。具体细分来看，实际上我只看好三条线：第一条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二条是长三角的杭州湾的湾区，第三条是长江经济带，它贯穿于东线的长线上面。其他地方虽然有亮点，但是没有足够亮。从人口角度来讲，京津冀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长三角里面除了浙江去年人口净增加85万以外，江苏人口只增加了2.5万，安徽增加了4.5万，说明从整个省份来讲，只有杭州湾湾区是可以的。浙江增加的85万人里面，杭州与宁波两个城市的占比达到90%以上。整个广东其实也是分化的。广东肯定是中国GDP第一的省份，广东的GDP跟韩国、俄罗斯的GDP差不多，但其GDP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带产生的，主要流入的人口就是三大城市，即广州、深圳、佛山。这三大城市的人口是在大幅流入，其他地方的人口基本上是流出的。整个广东的粤西、粤北、粤南都很落后，同珠三角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们要抓住这条线。长江经济带就是贯穿东西，这里面看好的东部这一段有前面讲到的杭州、宁波、上海，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等发达的城市，往中部地区的话就是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往西部地区就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人口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在分化的时代，人口在分化，区域也在分化，对房地产应该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4）债券很难走熊，利率震荡下行 在债券方面，我觉得利率债还是可以配置，利率债的牛市还会延续，主要的逻辑是因为利率还在下行，利率的下行趋势不会改变。 （5）人民币：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 对人民币而言，长期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后，都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当中。由于美元的超发，最近美元指数也持续走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应当有所提升。大家也在担心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卢布或者是下一个卢比，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三个曾经发生过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新兴经济体来比的话，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我们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比较低。我认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望加快，这也是我想提的一个建议：将来的资产配置，要看重人民币资产。 3.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在延续 最后谈一下A股。我认为，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而且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从技术性熊市变成技术性牛市，这样一种反转主要是疫情所导致的货币超发，导致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刺激，来带动了资金进入到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的资产。 A股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增量资金持续进入到我们的A股市场，所以这两张图其实都反映了新成立的偏股型的基金份额在这几个月内均明显上升，海外资金、北上资金，它累积的流入量也在明显地上升，这两大资金都是以机构资金为主，为我们的股市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就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来讲，并没有处在一个历史上偏低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处在中位数的水平。其中，一些行业增长比较迅猛，像医药生物、电子、食品、饮料、通讯、计算机等，都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投资者对这些行业乐观的预期。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案例，美国从1990年到201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从10%不到，到现在的70%以上，这里面所谓的大市值是指500亿美元以上市值的，黄色线部分是讲到了市值的占比，市值的占比要占到了70%以上；蓝线的部分是讲个股的占比，个股的占比在20%左右。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在中国，这种大势的股票占比也会继续上升。其次，真正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股票市值的占比也是明显上升的，基金经理更喜欢配置这些有科技含量的新的产业。 总体而言，在疫情背景之下，我们对于股票市场的配置思路，第一个要遵循产业趋势，就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新兴产业，比如说居民的消费升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健康养老的需求在上升。对于像线上的那些教育、医疗设备、云计算、住宅经济等等，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没有疫情之前，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疫情只是加速了大家对这类资产的配置。 第二个方面，要关注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像新基建，像对5G的投入，对5G基站大量的投入，人工智能的投入，云计算上面的投入，物联网，对于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等，政策要稳定内需、刺激内需，这个也不是短期的，也是有它的长期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结构的分化。中国经济步入到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存量经济跟增量经济根本的不同在于，增量经济的特点是鸡犬升天，所以在2017年之前，你看小市值股票、绩差股的表现很好，因为这个时候是散户时代，大家不大关注基本面。现在步入到存量经济时代，此消彼涨是它的特征了。所以选择错误要扣分，过去你选错了不会扣分，因为在增量经济时代的话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存量经济时代是如何切分蛋糕的过程，所以在投资上面还是要抓大放小，因为头部企业会强者恒强。这是我想讲的一个主要思路，这个是讲的好的方面。 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险，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整个境外对于中国的指责，对中国采取的不正当举措，包括边境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的外部因素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同时全球经济还在走弱当中，疫情还没有结束，也不排除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像信用危机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第二，是监管政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经济不行，希望股市好，通过股市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想法是比较低级的。我觉得，目前的监管更加严厉，新的证券法之后对于违规事件的处置力度明显加大，同时政策调控越来越趋向于精准化，调控的频率明显提高。在经济下行、各类泡沫滋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趋向于管控的加强。我们可以回顾人类历史，从过去二三十年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的。当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管控了，当一个国家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那么就更加市场化了，就更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在经济问题多的时候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目前来讲，我们政策的侧重点在于：资金不要空转，资金要进入到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实体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透政策，一定要规避风险。 四、问答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您觉得从2008年到现在，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最像历史上的哪个阶段？ 李迅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阶段跟2015年是有点类似。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跟2015年有点类似，是因为2015年降准降息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2015年资本市场有过一轮比较震撼的行情，当然到后来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至少在前半段是有点像。同样在2015年，我们鼓励比较多的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有点类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因为刚才李老师也重点讲到了资产方的问题，我自己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是叫安全资产方，安全资产其实就是典型的像美国国债、德国国债，还有2008年之前的NBS，其实都是。我们注意到在梳理数据的过程当中，本世纪以来，在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权益类资产的风险溢价却在不断上行，无风险收益下降对应的其实就是安全资产方的问题，这背后的一个原因跟您第一部分讲到的主题一样，就是全球失衡。简单来说，是全球经济的多极化与金融体系的单极化之间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现有的单极金融体系下是比较难解决的，而且这也是压抑过去20多年来利率不断下行的一个重要解释。我们反过来来理解，利率下行可以被作为或者看作是安全资产短缺的一个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名义利率基本上触及到了零下限。我的问题就是，未来美国实施负利率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美国实施负利率，会有什么影响？ 李迅雷：凡事皆可能。你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其实背景就是整个经济的下行。经济下行，所以不断地降息。这一轮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往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次贷危机，在它的危机之前、破灭之前，利率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但这一轮的话，疫情所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已经使利率水平处在历史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了。日本跟欧盟做了负利率，美国联保基金利率也是目标到0.25，我想如果经济再进一步恶化的话，也不排除负利率的可能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难问题：如果是负利率的话，美元作为一个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挤兑现象，美国的国债会出现抛售现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来应对？这也是我们全球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短期来讲，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主持人：欧洲也实施了负利率。欧洲实施负利率好像对欧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您觉得是不是美元也会有这种可能呢？是不是我们太关注、太看重了美国实施负利率，包括美联储自己可能也没有底气，我们实施负利率是不是跟别人一样？这中间是不是有区别？ 李迅雷：这个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在推论方面可能也有一定难度，因为毕竟美元的交易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大概要占到全球60%左右，这么高的比例，你如果说之前负利率的话，对于我们全球的资产配置，对于投资人的行为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沙盘推演的话是需要好好推演一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它能够崛起的话，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现在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体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那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彼岸的时代了。在彼岸的时代的话，你即便是负利率也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彼岸的时代里面，中国还能够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可能给中国的机会会更多一点。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能够大规模地推进下去。 主持人：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听众问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其实李老师在讲资产配置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而且刚才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讲到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货币之间的比价，除了看中国国内怎么做，还要看美国、欧洲这些国家怎么做。货币币值的变化，除了与我们所说的增长、利差、通胀之类明显相关之外，亦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所以经济上，其实还是要强调国家信用。 直播间的听众有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问道：昨天的会议，会不会成为730政治局会议的一个前奏、一个定调？ 李迅雷：昨天是不是讲的企业？ 主持人：对，企业家的，习主席的。 李迅雷：座谈会上，非常强调的其实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发展科技，包括中资与外资，国有大型企业、个体工商户，都是市场主体，在疫情之下要发扬爱国精神，共同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我注意到没有金融行业，也没有房地产行业，就是这两个行业都没有，说明还是比较注重实体经济，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想“房住不炒”，这个还是在强调的。 主持人：我们非常多的听众问到了中美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问到外部环境对国内的影响，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我简单地追问李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政治的一些问题，您刚才谈到全球化的问题，觉得未来还会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短期会受阻。全球化肯定是符合共同利益最大化，这是均衡的，但现在老大跟老二之间的博弈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大家都自私自利，站在这个出发点，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很差的，而且历史上这种均衡会经常出现。您觉得中美进入到“囚徒困境”时，这一最差均衡结果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李迅雷：这个不好回答，因为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学者，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相对确定性的东西，把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也有矛盾的可能性。首先，我觉得中美之间在目前来讲是处在一个比较差的阶段，这确实有它的诸多原因。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去关注当下的情况、当下的事件。未来各种事件可能都会发生，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事件就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拐点，是一个转折性的，代表了下一步会更加恶化。其实很多时候它都是有一个突发的事件，然后接下来又有些相应的对策，有相应的博弈。我们现在对于最坏的打算可能就是战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从二战到现在为止已经75年时间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战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核武器在过去75年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核战争的代价与成本是没有一个经济大国能够承受的。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可能也是一种灭顶之灾。所以为什么在过去75年当中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的和平，这与核武器是相关的。核武器形成了对战争的一种制衡。另外来讲，国与国之间有合作有竞争，这是必然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看到竞争的一面，但竞争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会导致一些更差的事情发生，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相信大国之间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理智与理性的。虽然近期来看，有恶化的迹象，有很多问题的出现，也引发大家诸多担忧，但我们把历史拉长来看的话，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最终这些事件都没有酿成一个大的历史性的事件或者引发人类的灾难。对当下的这些事件，我们不要给予其过大的权重。把历史拉长了来讲，我们更要看重历史上的案例。当下事件对于人类的影响、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问黄金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其实李老师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讲黄金。最后，李老师您能否帮我们再总结一下未来的趋势，以及它背后的逻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李迅雷：我是从2016年就推荐黄金了，当然推荐确实有点早。在2016年，我就写过两篇文章，换美元还是买黄金，我当初的结论就是买黄金比换美元要好。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货币超发，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前面讲到，过去5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即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次，新兴市场货币，如卢布、卢比等等，又大幅缩水90%以上。在黄金面前，那些新兴市场的货币根本就不算钱了，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很多人把黄金价格跟通胀联系在一起，认为物价CPI上涨了，黄金才会涨。或者跟利率在一起，利率往下走了，黄金才会涨；利率一旦往上走，黄金就应该是往下走了。这些都是一些短期的影响。长期来看，根本原因还是货币的严重超发，这是它的投资属性。此外，它还有避险属性。经济下行，如果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大家对战争的担忧等等，这都会引发黄金价格的上涨。在当下或者今后10年，全球经济面临一种下行压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黄金无论是作为一个避险工具，还是作为一个投资工具，都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手段。我认为，黄金价格的涨幅要超出大家的预期。 主持人：在李老师讲黄金的时候，其实我在直播间里放了一张图，这张图源自最近比较出名的LiLu老师的一本书。这张图把黄金、美元，还有美国主要的一些像股票、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等在过去200年的走势给刻画出来了，这张图能够为李老师对黄金的观点做一个注脚。以美元为例，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元钱降到了今天的5分钱，而且主要是从1971年以来它的贬值区间，这个贬值区间是经过CPI来调整的。再来看2008年—2020年这两次大的放水，均可以支撑李老师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本周疫情经济追踪情况 全面爆发仍在加剧，少数早期控疫成功国家开始出现明显的反复 截至7月27日，全球新冠确诊人数约1650万。从3月11日WHO宣布新冠全球大流行开始，到全球1000万确诊病例花了三个半月（108天），而再到1500万仅仅花了24天，在那之后以平均每天约25万的速度加速增长，预计8月上旬全球确诊人数会突破第二个千万，而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显著更高。 确诊人数排名前五且新增速度也名列前茅的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分别来自全球各大地区，疫情在几乎所有地区同时爆发，即使是早先已经取得控疫第一阶段成功的一些国家的疫情也开始出现反复。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单日增幅最高的五个记录中有三个都出现在过去一周；欧洲的西班牙也出现了明显的疫情反弹，单日增幅超过2000人，回到4月下旬的水平。 数据来源：欧盟疾控中心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2020年7月27日。 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显示，截至7月27日，在132个被追踪的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73个，相比上周数目净增加了1个；52个国家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本周二者的平均经济活跃度分别维持在96%和92%左右，这一指标已经连续数周没有明显变化。几乎99%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应对期和低谷期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新冠病患的恢复率在过去一周提高了3个百分点，整体死亡率也略有下降。 除去大洋洲略有上升而南亚的下降趋势仍在延续，大部分地区过去一周经济活跃度的恢复水平没有显著的变化。数月的经济收缩已经对部分行业如航旅文娱以及全球贸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短期内很难恢复。在有效疫苗面世之前，为避免新一轮的疫情大范围蔓延，经济活跃度仍将受到压抑。 绿色恢复刚刚起步、知易行难 为应对经济衰退，全球各国承诺投入的经济刺激资金至少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2019年的GDP，也远超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的刺激资金。各国在3-4月间的早期紧急救援方案大多是“无色”（既不是环境友好的不是绿色，也不是环境有害的棕色），着重于保持流动性、偿付能力和基本生计。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度过早期的危机之后，中长期经济恢复已经被提上日程，其中针对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恢复经济刺激方案中绿色转型是重要的话题之一。诺奖学者斯蒂格利茨牵头的一项针对G20国家央行和财政部官员和经济专家的调研结果显示，降低基础设施能耗，提高建筑效率，教育和培训投资，自然资本投资以及清洁技术研发等五项政策，在经济乘数和环境影响指标上都具有很高的潜力。长远来看，绿色财政恢复计划可以使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并且更具包容性和平等，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能防止流行病情况的加剧。 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下一代欧盟”经济刺激方案，将发行7500亿欧元的共同债务，以帮助成员国缓解经济下滑。该计划旨在通过各种措施来支持《欧洲绿色协议》，加速实现环境目标的进度， 包括对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投资于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本的政策等。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资金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连同欧盟下一个7年1万亿欧元的预算，将构成历史上最大的绿色刺激计划，且所有支出必须与《巴黎协定》削减温室气体的目标一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农业也得到特别重视。 和欧盟相比，其成员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例如七国集团国家，并非都在绿色恢复有同样的雄心。从经济咨询机构VividEconomics对最新公布的经济刺激方案绿色刺激指数来看，七国集团经济体出现明显的分化。 绿色指数为正值的国家包括法国、英国和德国，它们的刺激方案中均包含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效提升项目。法国对法航-荷航和德国对汉莎航空的救助方案均包含环境条款，例如采取更高标准，比先前设定的到2030年减排超过一半，减少短途航班鼓励更多使用铁路交通等；但英国总计22亿美元航空公司救助方案并没有绿色条件。 意大利的刺激方案包含一定的光伏能源绿色补贴并鼓励低碳能源领域的发展，但其对航空公司的救助计划中没有绿色条件。加拿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也通过了一些绿色措施，但也包含了大量对污染能源基础设施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直接补贴和税收减免。但是与美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环境放松管制相比，加拿大支持化石能源措施的广泛性和严重性要低得多。美国提供给十家航空公司的总计6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没有任何绿色条件。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明确指示各机构优先考虑经济复苏从而使污染者免于任何“可能抑制经济复苏的规定或要求”。 欧盟的方案虽颇具雄心，但还需要设计更完善的规则来确保资金投入不被用于支持棕色发展；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也有可能改变其经济恢复的颜色，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于7月中呼吁把总金额2万亿美元的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方案加入经济复苏计划，以及在司法部设立一个新的“环境和气候司法司”提供制度保障。后新冠时代的绿色恢复刚刚起步，但今天的决策会对未来的人类福祉，包括下一次大流行的可能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二季度财报季的大幕缓缓拉开，几家欢喜几家愁。 而LV、Dior母公司LVMH集团显然属于输家的一方，2020年上半年业绩可谓是“惨不忍睹”，净利暴跌超八成。 具体来看，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LVMH整体销售额183.93亿欧元，同比下跌28%；营业利润16.71亿欧元，同比下滑68%；净利润5.44亿欧元，同比下滑84.9%。 数据来源：官方公告 其中，该集团营收占比最高的核心品牌Louis Vuitton和Dior所在的时装和皮具产品部门上半年销售额79.89亿欧元，同比下滑24%；利润近腰斩，同比下滑46%。 这一成绩单现在看来十分“打脸”，毕竟上一年LVMH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佳成绩，股价也随着业绩乐观不断上行，甚至一度突破2100亿欧元的市值，其总裁兼CEO阿尔诺也在当时凭借总资产1165亿美元而坐上了世界首富的王座。 数据来源：英为财情 全球品牌价值前 10 的奢侈品品牌 数据来源：西南证券 而新冠疫情的突发结束了这一高光时刻，也成为了包括LVMH在内的奢侈品品牌的噩梦与阴霾，被迫关店、供应链受阻、生产停摆、大幅度裁员等挑战接踵而来，盈利能力颇受重击。 来自疫情的重锤打击 现今，疫情这一形势依旧十分严峻。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全球累计确诊超过1686万例，累计死亡超过65万例，其中，美国、巴西、等地的疫情爆发情况不容忽视。 数据来源：微博 基于这一形势的不确定性，消费者的信心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 “超过半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受访者表示，对新冠疫情过后的本国经济复苏感到“不确定或者悲观”，更有56%的受访者表示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缩减开支。——麦肯锡调查 要知道的是，奢侈品品牌的红利空间主要依赖于如何更好地创造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消费需求，这一想象或将在务实的疫情时期成为泡沫般的幻影。 毕竟随着出行受限、生产间停摆等因素不断发酵，其生存空间会肉眼可见的不断缩小，所受到的消极打击十分显著，市场预计到2022或2023年该行业才能恢复到去年2810亿欧元（约合3146亿美元）的销售水平。 “到2020年，个人奢侈品行业的全球收入（时尚、配饰、手表、珠宝以及高端美容品）预计将同比萎缩35％-39％。”——麦肯锡报告 面对消极的财务数据与悲观预期，生存是本能，奢侈品们是时候该低下其高贵的头颅，尝尝人间的烟火滋味了。 奢侈品“下凡”的自救 1.涨价不是万能的 为拯救自身于水火之中，奢侈业的自救纷纷提上日程。 除了压缩成本，其迈出的第一步是涨价策略。 基于产品的属性，这些奢侈品大牌们并没有想要“放下架子”，试图以成本上升为由，利用涨价换取时间和空间。 LV分别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涨价，其中，5月的平均涨价幅度为1000～3000元，高于3月的涨价幅度（600～2000元）； 路易威登在6月底/7月初全球提价约5%； 今年7月，Dior开始调整lady dior、book tote、30 montaigne系列包袋的价格，其中，lady dior的涨幅为50～500美元，book tote的涨幅为100～450美元... 说实话，这一战略确实使得不少消费者买单，毕竟奢侈品的价格空间具有溢价属性，但长久来说，这一战略“治标不治本”，不是长久之计，尤其在疫情时期，多数人们对奢侈品的向往远远小于对市井生活安定性的追求。 资料来源：微博 2.数字化转型成为出路？ 也许顺势而为才是正道，尤其是置身于互联网时代，电商的崛起对线下销售冲击不断，特别是在疫情的阴霾之下，线上消费反而抓住了机遇，潜移默化使得人们养成相应的购物习惯。 奢侈品也需要抓住点什么去挽救显出疲态的业绩，数字化战略便孕育而出。 这一选择不仅符合网络化时代的特性，也是对标了全球奢侈品第一买家——中国市场的取向，毕竟这一市场的潜力不容忽视，尤其是其对电商的热情更是出乎意料。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整体销售额达1.3万亿欧元，就地域来看，2019年中国籍消费者占据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总额的35%，美国和欧洲紧随其后。 2000-2019 年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规模及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西南证券 “预计至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贡献率将达到约50%，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反弹增长的关键引擎...线上渠道份额将进一步提升，至2025年，该渠道的占比有望上升至30%。”——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 同时，从本文的LVMH集团财报也可以看出，相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市场同比跌幅进一步扩大（分别录得39%、54%和54%），二季度的中国市场成为其“救世主”，业绩回温明显，有效收窄了亚太地区二季度的跌幅（二季度同比下滑13%）。 “LV、Gucci、Cartier、CHANEL、Dior等大多数奢侈品品牌6月初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40%至90%。”——摩根士丹利 显然，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平稳，消费信心得以重新树立，其中，以Z世代为首的国内奢侈品消费者回流，拉动奢侈品消费，而基于其购物模式和消费心态，线上渠道成为其主要购买平台。 “在中国购买奢侈品的主力军就是年轻人，35岁以下消费者的比例高达78%，零售额的贡献也达到了74%。”——《2019中国奢侈品消费者数字行为报告》 中国人在线上以及线下渠道购买奢侈品情况 数据来源：推特 而为了抓住这一主要市场消费群体的心，各大奢侈品绞尽脑汁试图切入这一增长点，毕竟只有率先从疫情风暴中恢复的中国市场抢占份额，提高其销售权重，才能为盈利带来积极助力。 LV明白得很快，并且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通过社交平台开启直播带货首秀，旨在通过提高流量转换率，加强与消费者的营销互动，以实现销量和知名度的双收。 但头脑过热的盲目跟风并不可取，很快它便吃了败仗。 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带货技术不讨巧、主播实力欠缺等因素，其首秀受到了网友的众多吐槽。 资料来源：微博 资料来源：微博 作为顶奢品牌，LV的第一次“下凡”经历是失败的，毕竟把自带的高级奢华感硬生生变成了卖场清仓感，真可谓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也许贸然入局或是转变也是对自身品牌的一种“不负责”，即为已建立起来的较为成熟的营销模式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甚至破坏其品牌调性。 整体来说，如何根据自身的品牌特质来选择适合的社交平台，讲好故事很关键，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虽说疫情加速了多数奢侈品品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但其并未完全对这一运行模式和受众群体拥有清醒认知，在目前或难以复刻完整的线下购物体验。 结语 疫情的二次爆发还在继续，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如人所愿，如期而至，线下实体店还沉浸在疲态之中，但线上业务却是因时而生，扬眉吐气。 这便如丘吉尔所说，人们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危与机如影随形，福与祸相伴而至，这一场黑天鹅改变了各行各业的既有生态，同时也给予了它们重新出发的机会。 传统奢侈品行业也需要受到这一力量的助推，加速转型步伐，卸下名为高冷的面具，去保持恰好的近距离拥抱消费者，去对品牌特质与企业盈利的平衡加以把握。 只不过在疫情的反复之下，这场生存战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还难以具体评估其转型的效果，只能说奢侈品这钱是越来越不好赚了。
在黄金价格不断高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投资机会？7月25日，由世界黄金协会、中国财富网共同主办的“大变局时代的黄金市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国内外黄金市场就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地位、黄金市场投资机会等进行了探讨。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执行官泰达维(David Tait)表示，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地区封锁和出行限制使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万幸的是，中国的情况正在迅速好转，不仅成功遏制了疫情扩散，各行各业也在迅速复工复产，市场的大部分关键指标都出现了强劲反弹，有力地提振了市场信心”。 不过，他认为，投资者仍需确保其包括黄金在内的投资组合具有行之有效的对冲手段。近期来看，国际金价飙升至1900美元/盎司关口，与2011年9月创下的1921美元/盎司的历史高点十分接近。目前全球风险长期存在，加之利率处于超低水平，这些因素都将长期继续支撑黄金的投资需求。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市场策略师芮强(John Reade)认为，认识黄金战略投资价值是进行黄金投资的关键因素，人们通常对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作用缺乏认知。比如一些评论人士认为，黄金只是在高通胀期间才会有很好的表现，或者说黄金与大宗商品投资并无两样。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黄金只适用于短期的战术性投资，而且仅具有长期保值的作用。 在他看来，黄金战略投资价值旨在证明上述认识都是错误的。黄金有助于全球投资者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一方面黄金可以产生回报，自1971年以来黄金的回报率一直可以达到或超过其他主要资产类别的水平；另一方面，黄金与其他资产类别的相关性低，令其成为实现投资风险分散的有效工具。除此之外，黄金市场也是流动性高的国际性市场。在回报、风险分散和流动性的综合作用下，投资组合中配置黄金有助于资本保值。 芮强表示，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冲击，最初市场预期经济会迎来快速的“V型”复苏，但目前市场预期正转化成更缓慢的“U型”复苏，甚至更有可能是“W型”复苏。可以看到的是，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有可能会对投资组合的表现产生持久的影响。 他认为，今年下半年以下关键因素将影响黄金走势：一是高风险、低机会成本和最近的黄金价格表现；二是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出现的大幅上扬可能会使市场进入调整期；三是债券的收益率预期较低，极低的收益率削弱了债券的避险功能；四是市场对通缩或通胀的担忧情绪。 在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来，应当加大黄金在金融资产配置中的比重，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市场波动及风险加大，而黄金本身具有避险属性；二是今年的疫情导致全球主要货币当局再度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超况十分严重；三是黄金的总供给很小，而且可开采成本很高，每年黄金的新增量非常有限。在全球货币超发的背景下，各国央行从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加大了黄金储备力度，央行黄金储备规模显著增加，这是目前配置黄金的一个基本逻辑。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全球就进入了纸币泛滥的时代，时间节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在此之前，黄金与美元挂钩，美元是没有办法超发的。而在脱钩以后的50年里，美元因超发问题‘含金量’几乎缩水97%，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90%以上。”李迅雷说。 有关数据显示，自1971年以来，美元纸币增长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存量只增长1.1倍，这是严重失衡的比例关系。1971年至今，美国股市涨了31倍，黄金价格涨了34倍，远高于普通商品的5.3倍，也远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1.5倍。 鉴于此，李迅雷认为，可以将黄金形容为“火山”，它会沉睡一段时间，但现在这个“火山”已经到了喷发期。 “目前来看，防范风险是市场主线，由于疫情还未结束，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过程中，投资者风险偏好在下降。所以，无论从货币超发的角度还是投资的意义说，黄金都是比较好的品种。”李迅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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