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各国迫切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低迷局面。疫情的全球性特点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恢复将取决于整个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因此，跨国合作对于管理危机、通过贸易支持复苏、稳定市场、加速开放企业供应链及促进国际旅行等至关重要。不然，世界将可能遭受旷日持久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停滞。 可惜的是，在地缘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并非易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多边合作的兴趣与号召力，在战略上也与中国存在分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最终将限制两国为全球复苏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则可以提供一个努力的起点。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亚洲一直是全球经济中最为成功的群体，虽然它们的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规模差异很大，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但许多亚洲经济体都是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制的主要获益者与坚定支持者。 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亚洲也必须同时应对两大挑战：国际公共卫生的公共政策挑战和摆脱危机的经济政策挑战。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来的“两手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周抓复工复产。如果不能审慎地在两者间进行权衡，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更多的死亡和经济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上确定前进的路径。 我作为成员之一参与的亚洲经济研究局亚洲专家委员会于今天发布了《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Asian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paper）的报告，该报告呼吁东盟加六国（ASEAN+6）尽快在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随后可以吸引欧洲、美国和其它地区经济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4月14日举行的东盟加三国（ASEAN+3）首脑会议上，来自东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共同奠定了加速亚洲区域性政策行动的基础，并致力于卫生和经济政策协调。中国与东盟、日本、印度、韩国等邻国通力合作，在面对这场病毒引起的全球性挑战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所提出的倡议起码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在世界经济深陷泥潭甚至群龙无首之际，亚洲国家一起挺身而出，为国际公共卫生与经济金融局势的稳定发挥关键性的支撑甚至引领作用。第二，亚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紧密团结，共克时艰，可以为后新冠时期的合作打下更好的基础，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第三，亚洲合作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避免与个别主要国家形成一对一的对抗局面。 这一倡议在区域性政策合作方面有六个重要目标： 敦促全球央行和财政部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并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的发行达成一致，以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这将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空间并促进金融稳定，从而应对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的危机。 共同向世卫组织的新冠工具加速器（COVID-19 Tools （ACT） Accelerator）承诺提供资金，并扩大东盟新冠响应基金（COVID-19 ASEAN Response Fund）使其包含东盟加六国。这将支持亚洲范围内的诊断测试、疫苗研发和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中国已对该举措进行承诺，但还需要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 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在满足了国内的关键性需求之后，必须避免该国对医疗设备和用品的贸易限制。这需要该地区做出承诺，减少或取消对医疗产品和服务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亚洲在开放供应链上的集体行动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同样，区域粮食安全将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准入和现有出口限制的移除。目前保持粮食贸易开放的双边倡议可被整合为一项区域性的协定。 加快制定国际旅行健康认证协议。这将有助于加快恢复国际商务、留学、科学交流、临时劳动力流动和旅游。该问题首先需要召集专家共同探讨。开放旅游将为全球贸易松绑。 拥抱新冠疫情给健康管理带来的数字化变革。亚洲可以为数字基础设施的集体治理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议程，包括监管一致性、隐私标准和数据共享。这对于实现全新的工作模式、生产创新、供应链管理以及包括政府服务在内的货物和服务交付，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现代国际经济中十分复杂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可以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立即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确保区域贸易的团结。15个成员之间早日达成该协定，将向全球释放出东亚贸易开放、粮食安全、市场开放的信号。RCEP-15国集团需要为印度的最终加入开放通道，并积极推动与南亚的经济合作。 新冠危机目前正处于这场席卷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漩涡中心。亚洲可以通过其东盟、东盟加三国和东盟加六国的协议安排，并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峰会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20国集团论坛（G20 forums）进行接洽来落实这一议程，同时加速引导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在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所有亚洲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之外，为区域和全球复苏做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积极提升推动合作的政治意愿，以应对新冠危机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问题、确保地区政治稳定和恢复繁荣的前景都至关重要，朝着亚洲世纪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各国迫切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低迷局面。疫情的全球性特点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恢复将取决于整个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因此，跨国合作对于管理危机、通过贸易支持复苏、稳定市场、加速开放企业供应链及促进国际旅行等至关重要。不然，世界将可能遭受旷日持久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停滞。 可惜的是，在地缘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并非易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多边合作的兴趣与号召力，在战略上也与中国存在分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最终将限制两国为全球复苏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则可以提供一个努力的起点。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亚洲一直是全球经济中最为成功的群体，虽然它们的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规模差异很大，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但许多亚洲经济体都是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制的主要获益者与坚定支持者。 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亚洲也必须同时应对两大挑战：国际公共卫生的公共政策挑战和摆脱危机的经济政策挑战。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来的“两手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周抓复工复产。如果不能审慎地在两者间进行权衡，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更多的死亡和经济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上确定前进的路径。 我作为成员之一参与的亚洲经济研究局亚洲专家委员会于今天发布了《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Asian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paper）的报告，该报告呼吁东盟加六国（ASEAN+6）尽快在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随后可以吸引欧洲、美国和其它地区经济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4月14日举行的东盟加三国（ASEAN+3）首脑会议上，来自东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共同奠定了加速亚洲区域性政策行动的基础，并致力于卫生和经济政策协调。中国与东盟、日本、印度、韩国等邻国通力合作，在面对这场病毒引起的全球性挑战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所提出的倡议起码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在世界经济深陷泥潭甚至群龙无首之际，亚洲国家一起挺身而出，为国际公共卫生与经济金融局势的稳定发挥关键性的支撑甚至引领作用。第二，亚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紧密团结，共克时艰，可以为后新冠时期的合作打下更好的基础，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第三，亚洲合作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避免与个别主要国家形成一对一的对抗局面。 这一倡议在区域性政策合作方面有六个重要目标： 敦促全球央行和财政部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并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的发行达成一致，以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这将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空间并促进金融稳定，从而应对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的危机。 共同向世卫组织的新冠工具加速器（COVID-19 Tools （ACT） Accelerator）承诺提供资金，并扩大东盟新冠响应基金（COVID-19 ASEAN Response Fund）使其包含东盟加六国。这将支持亚洲范围内的诊断测试、疫苗研发和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中国已对该举措进行承诺，但还需要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 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在满足了国内的关键性需求之后，必须避免该国对医疗设备和用品的贸易限制。这需要该地区做出承诺，减少或取消对医疗产品和服务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亚洲在开放供应链上的集体行动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同样，区域粮食安全将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准入和现有出口限制的移除。目前保持粮食贸易开放的双边倡议可被整合为一项区域性的协定。 加快制定国际旅行健康认证协议。这将有助于加快恢复国际商务、留学、科学交流、临时劳动力流动和旅游。该问题首先需要召集专家共同探讨。开放旅游将为全球贸易松绑。 拥抱新冠疫情给健康管理带来的数字化变革。亚洲可以为数字基础设施的集体治理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议程，包括监管一致性、隐私标准和数据共享。这对于实现全新的工作模式、生产创新、供应链管理以及包括政府服务在内的货物和服务交付，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现代国际经济中十分复杂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可以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立即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确保区域贸易的团结。15个成员之间早日达成该协定，将向全球释放出东亚贸易开放、粮食安全、市场开放的信号。RCEP-15国集团需要为印度的最终加入开放通道，并积极推动与南亚的经济合作。 新冠危机目前正处于这场席卷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漩涡中心。亚洲可以通过其东盟、东盟加三国和东盟加六国的协议安排，并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峰会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20国集团论坛（G20 forums）进行接洽来落实这一议程，同时加速引导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在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所有亚洲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之外，为区域和全球复苏做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积极提升推动合作的政治意愿，以应对新冠危机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问题、确保地区政治稳定和恢复繁荣的前景都至关重要，朝着亚洲世纪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余永定警示产业链外迁：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中国要早做准备 向前 向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三大因素 “全球化”概念大概是1982年出现的，“全球产业链”概念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跟新产品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新产品的出现。过去我国制造重型机械，整个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在一个狭小地域中完成，谈不上全球化，也没有全球产业链。集成电路等新产品的出现给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性。 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一国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与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雁行模式”是一种关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国家间传递的学说，在这种模式下，日本、中国、韩国发展不同产业，形成垂直分工。新技术的发展，加上运输成本与通讯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等因素，使全球产业链的产生成为可能。 第三，地缘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某种特定的平衡模式。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形容的，“中美国”概念出现。 全球产业链进入调整期 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仍将发展，但会经历潮起潮落。现在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也随之而来。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了，而非无产者联合起来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处于劣势地位，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工会原本可以与资本家进行博弈，维护劳工权益，但在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进入市场参加生产后，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了。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而正如老话“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必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改变。目前这一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出现逆转、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调整等态势都已不可避免。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势必打压中国。事实上，中国实力越是接近美国，美国打压中国的力度就会越强。由此，班农等人提出，“要把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踢出去”。目前来看，美国统治集团打压中国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美国的生产者、资本家有各自的利益，政客是否能实现生产者与资本家的各自利益尚不确定，但仅就美国政客而言，其抑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不可避免。 从产业链自身的技术性角度来看，产业链越长、越细，越能提高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大大增加。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即在受制于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如何形成产出和风险的最优组合，实现效率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全球产业链链条较长，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导致所有环节停止运作。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就是全球产业链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并不涉及“脱钩”等问题。曾有外国学者指出，近年来全球的橡胶手套都在一个地区生产，这非常危险，因为一旦这个产地出了问题，全球的外科手术都将无法进行。这位外国学者建议，需对全球产业链结构进行调整，不应将全球产业链伸得过长。这位外国学者的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减少生产一个产品的细化环节，就可以减少该产品出现问题的概率。因为如果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同，那么生产环节越多，整个产品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必须优化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达到一定平衡。 中国仍需警惕美国的打压政策 特朗普政府是一届无赖政府，为了选票不择手段。蓬佩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出“we lie， we cheat， we steal”的言论，足以说明问题。对此，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虽然这种无赖和危险不是美国的常态，但由于中美之间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又出现了比较文明、讲理的美国政府，其仍然不会放弃打压中国的政策，无非是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所变化。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将会长期存在，直至“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中国不能心存侥幸、抱有幻想，要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合作已经进行了40多年，双方都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不太同意将中美关系形容为“夫妻关系”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已经共同生活了40年，财产其实都分不清楚了，所以“离婚”成本很高，双方的脱钩成本很高，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特别是其商界、经济金融界更是如此。这种情况给中国提供了调整的时间。 总而言之，美国商界、金融界的许多人都是中国可以争取的朋友，他们大部分人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是我有一点没有信心，美国政治家的这些妄想症是否会向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 研究产业链应把握形势、细化角度 第一，要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形成清晰判断。正如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全球化过程不会终结，但必然存在高潮和低谷。现在是潮落的阶段，中国应该做好相应准备。 第二，研究产业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我最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一百。一个理性政府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假定这是个理性的政府。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径，中方可以学习华为的对策，极早准备“备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一般企业，应使其自行确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自行决定去留，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应视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或转移。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调配作用，没有必要过多强求，这样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形成最为自然的结果。但对于5G等非常重要的产业链，一定要确保产业链完整通畅，不能因美国破坏而中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应该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第三，我国尤其需要加强基础学科研究。我国的技术力量储备不够强大，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差得很远。我们一度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我国应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产业政策。但目前我国产业政策存在问题，亟需改进，应向先进经验学习。 第四，我国产业链研究的主要缺陷是不够具体化。对于产业链的调整，应尽量让产业链的终端靠近国际市场，把更多的产业环节放在国内，同时发展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欧等区域性产业链。但上述建议都是非常原则性的，未来的产业链研究应更为具体化，与实际联系更为密切。 汽车、飞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机床等不同产业链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因此要加强所谓“解剖一个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产业链之间的差异性，找到每一个产业链的核心症结，探究产业链结构调整、转移的规律，实现每个产业链的可持续。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 本文作者：屠光绍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总经理 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要尤其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有着很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未来，加快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是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两招。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 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供应链体现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环节的连接，按照整个生产流程，把上游、中游、下游构成一个链条，一般来说是企业的协作生产方式。而产业链是不同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组合方式。总体来说，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脉络”和“骨骼”的作用，企业是经济体里的“细胞”，产业链供应链把这些“细胞”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机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因为要素资源的分布和分工的细化，围绕着产品和服务生产形成供应链，产业和产业之间又相互依存，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代表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既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又影响着无数个微观主体即企业的经营。从链条效应看，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是通过供应链和产业链连接起来的，如果某一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上下游的正常运转，整个链条就会出现中断，进而会影响整个链条的稳定，对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变化，产业链供应链也会发生一些变动。那么，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通过我们的总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过程，有一些基本规律，当中有几个因素特别重要。第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在市场中实现配置资源，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面，要讲究投入产出，要优化资源配置，要讲究提高效率，市场就发挥着引导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和变动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在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特别重要，因为它处在整个供应链的上游，它对于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起着关键的作用。产业链中有些核心行业也是处在上游或核心环节，对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当然参与供应链的其它众多企业和产业链的其它行业也起着支持作用，共同形成维护链条运转的合力。第二个基本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整个生产的流程，改变生产和服务的形态，改变整个资源配置的方式，甚至会打破物理和空间的制约，使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组，从而引起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提升整体的能力和效率。第三个基本影响因素是营商环境。法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放程度等构成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状态如何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选择，尤其是空间和区域资源配置，从而也会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从历史过程观察，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全球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潮流，产业链供应链突破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的布局，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趋势。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区域、一个地区的状态了，已是全球的状态了。 总之，产业链供应链一旦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会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市场发展，科技进步，营商环境改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链供应链也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状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成熟，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体系也在不断健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成熟壮大，对于支撑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体系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引领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市场很大。产业链供应链首先要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第二个优势，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业门类，完整和健全的产业体系。第三个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不断地在完善。第四个优势，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中国一直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分析的话，有不同的观察维度，但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观察。第一，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身的发育程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自身有相当强的基础，也具备很强的能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国际上有很强的优势。第二，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程度来看，随着不断开放，外资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现在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了WTO之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密切地融合，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占据很高的比重，同时吸引外资的量也非常大。 为什么当前特别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我们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为什么在当前特别重视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或者说是遇到什么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因素，才如此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 我想，是不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国际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比较集中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上。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各个国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流动，就使得很多企业没办法正常经营，贸易大幅下降，生产停顿，造成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尽管有的企业可以复工，但受供应链的上游下游不能复工复产的影响，这些企业即便能复工却不能复产。相对而言，中国比较早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很多企业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就能够恢复得更快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国有些企业和产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跟国际的合作比较密切，即使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但是全球其他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和稳定的效果。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大的冲击，而且疫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说明产业链供应链在特殊情况下是有其脆弱性的，因此必须重视和提高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能力。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比现在的疫情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近年来，国际上一些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有可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和伤害。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威胁，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会影响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和全球市场秩序，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投资保护主义对投资进行限制，多边规则包括WTO在内的国际机构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全球市场运转的秩序和环境发生改变，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形成威胁。第二个方面，某些国家的单边贸易投资政策变化不利于全球经济合作，经贸关系政治化，歧视性色彩和非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干预企业的非市场行为加大，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行为扭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必然受到影响。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很大很严重，但相对来讲随着疫情逐步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会不断恢复，但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利影响则是更深层次的，因为它是人为的，可能更会产生更基础性的破坏。特别是超级经济体的大国，其政策的外部性更强，因而一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与全球融合，针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 我认为，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我们尤其要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风险已经出现，我们要做好风险的防范。 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究竟该如何做？ 概括起来，根本的应对之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深化改革，改革我们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改革科技体制机制，要更好地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有很好的基础，在不断地成长和壮大。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企业，还处在中游下游，还没有起到引领作用，还没有取得制高点。这就要通过科技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科技创新最大的制约，就是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在科技上可以投入很多，但是实际效率怎么样？这和体制机制是有关系的。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激发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力，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科技创新里边来，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往上游走，使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支持。 另一方面，是扩大开放。从全球来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和全球的互动合作越来越深入。在目前逆全球化抬头的形势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表明了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的坚定决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扩大开放，本身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持。中国坚持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也使得中国越来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有利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强化，同时也有利于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国坚持开放，更多地支持我国的企业高质量地走出去。只有高质量地走出，才能真正的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能够真正跟国际深化合作，从而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 中国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对全球的贡献，反过来讲，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形成有效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余永定警示产业链外迁：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中国要早做准备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J_Article_Player", //Div容器的id width: 525, height: 430, playerWidth: 525, //宽 playerHeight: 430, //高 autoLoad: 1, //自动加载 autoPlay: AUTOPLAY, //自动播放 as: 0, //广告 pid: fPid, tjAD: 0, //显示擎天柱广告 tj: 0, //片尾推荐 continuePlayer: 1, //连续播放 casualPlay: 1, //任意拖动视频 head: 0, //播放片头动画 logo: 0, //显示logo share: 0, thumb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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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 本文作者：屠光绍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总经理 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要尤其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有着很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未来，加快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是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两招。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 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供应链体现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环节的连接，按照整个生产流程，把上游、中游、下游构成一个链条，一般来说是企业的协作生产方式。而产业链是不同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组合方式。总体来说，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脉络”和“骨骼”的作用，企业是经济体里的“细胞”，产业链供应链把这些“细胞”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机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因为要素资源的分布和分工的细化，围绕着产品和服务生产形成供应链，产业和产业之间又相互依存，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代表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既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又影响着无数个微观主体即企业的经营。从链条效应看，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是通过供应链和产业链连接起来的，如果某一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上下游的正常运转，整个链条就会出现中断，进而会影响整个链条的稳定，对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变化，产业链供应链也会发生一些变动。那么，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通过我们的总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过程，有一些基本规律，当中有几个因素特别重要。第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在市场中实现配置资源，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面，要讲究投入产出，要优化资源配置，要讲究提高效率，市场就发挥着引导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和变动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在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特别重要，因为它处在整个供应链的上游，它对于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起着关键的作用。产业链中有些核心行业也是处在上游或核心环节，对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当然参与供应链的其它众多企业和产业链的其它行业也起着支持作用，共同形成维护链条运转的合力。第二个基本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整个生产的流程，改变生产和服务的形态，改变整个资源配置的方式，甚至会打破物理和空间的制约，使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组，从而引起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提升整体的能力和效率。第三个基本影响因素是营商环境。法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放程度等构成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状态如何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选择，尤其是空间和区域资源配置，从而也会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从历史过程观察，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全球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潮流，产业链供应链突破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的布局，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趋势。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区域、一个地区的状态了，已是全球的状态了。 总之，产业链供应链一旦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会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市场发展，科技进步，营商环境改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链供应链也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状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成熟，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体系也在不断健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成熟壮大，对于支撑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体系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引领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市场很大。产业链供应链首先要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第二个优势，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业门类，完整和健全的产业体系。第三个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不断地在完善。第四个优势，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中国一直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分析的话，有不同的观察维度，但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观察。第一，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身的发育程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自身有相当强的基础，也具备很强的能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国际上有很强的优势。第二，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程度来看，随着不断开放，外资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现在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了WTO之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密切地融合，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占据很高的比重，同时吸引外资的量也非常大。 为什么当前特别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我们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为什么在当前特别重视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或者说是遇到什么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因素，才如此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 我想，是不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国际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比较集中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上。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各个国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流动，就使得很多企业没办法正常经营，贸易大幅下降，生产停顿，造成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尽管有的企业可以复工，但受供应链的上游下游不能复工复产的影响，这些企业即便能复工却不能复产。相对而言，中国比较早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很多企业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就能够恢复得更快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国有些企业和产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跟国际的合作比较密切，即使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但是全球其他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和稳定的效果。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大的冲击，而且疫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说明产业链供应链在特殊情况下是有其脆弱性的，因此必须重视和提高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能力。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比现在的疫情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近年来，国际上一些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有可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和伤害。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威胁，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会影响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和全球市场秩序，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投资保护主义对投资进行限制，多边规则包括WTO在内的国际机构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全球市场运转的秩序和环境发生改变，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形成威胁。第二个方面，某些国家的单边贸易投资政策变化不利于全球经济合作，经贸关系政治化，歧视性色彩和非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干预企业的非市场行为加大，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行为扭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必然受到影响。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很大很严重，但相对来讲随着疫情逐步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会不断恢复，但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利影响则是更深层次的，因为它是人为的，可能更会产生更基础性的破坏。特别是超级经济体的大国，其政策的外部性更强，因而一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与全球融合，针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 我认为，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我们尤其要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风险已经出现，我们要做好风险的防范。 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究竟该如何做？ 概括起来，根本的应对之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深化改革，改革我们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改革科技体制机制，要更好地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有很好的基础，在不断地成长和壮大。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企业，还处在中游下游，还没有起到引领作用，还没有取得制高点。这就要通过科技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科技创新最大的制约，就是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在科技上可以投入很多，但是实际效率怎么样？这和体制机制是有关系的。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激发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力，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科技创新里边来，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往上游走，使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支持。 另一方面，是扩大开放。从全球来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和全球的互动合作越来越深入。在目前逆全球化抬头的形势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表明了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的坚定决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扩大开放，本身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持。中国坚持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也使得中国越来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有利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强化，同时也有利于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国坚持开放，更多地支持我国的企业高质量地走出去。只有高质量地走出，才能真正的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能够真正跟国际深化合作，从而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 中国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对全球的贡献，反过来讲，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形成有效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看待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的宏观金融市场和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向。重点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球，一个是中国。讲全球，主要以今年3、4月份这次金融动荡这个点来拓展，看全球的宏观和金融。 产油国最多的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引而未发 今年2月下旬，一直到4月底，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金融动荡，风险资产价格持续下跌——代表性的风险资产，就是美国股市和全球原油价格；而避险资产的价格，在波动中上行——代表性的避险资产有三个：美国国债、黄金和美元。这种格局说明，投资者总体上风险偏好在下降，避险情绪在抬升。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在今年金融动荡最深重的时候——3月9日至18日这10天内——发生了风险资产价格与避险资产价格同时下跌：美股和美债同时跌，原油和黄金同时跌。原因是全球出现了流动性危机，机构投资者为了缓解流动性，被迫抛售所有资产：卖风险资产的同时，也在卖避险资产。 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多国央行在今年3月份以后采取了非常密集、非常大幅度的、还有很多创新性的货币政策，来缓解全球的流动性不足，4月份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已经有所缓解。具体表现是：避险资产价格重新开始上涨，而风险资产价格也结束了之前单边的急跌的模式转向振荡模式，美股价格有比较显著的反弹。 金融动荡的触发原因有两个：一是疫情的全球扩展，以及很多国家政府应对不利；二是油价的暴跌，触发和能源相关板块的振荡，包括股市和债市。过去十年，美国股市形成了一些新的结构特点：包括上市公司大量回购股票，包括大量投资者通过ETF等被动投资美国的股市，交易结构很相似、很拥挤，在极端情形下，容易发生踩踏的事件；也包括桥水这样的对冲基金，过去十年采取了新型交易策略，这些策略在极端情形下容易放大市场的波动性。 本轮金融动荡还有3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一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性停滞的格局；二是这次疫情爆发前，发达国家应对经济下行的弹药库就非常有限；三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以新的形式在加剧。 第一个原因从全球GDP增速来看：受次贷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经济是零增长；到2010年，全球经济有一个V型反弹，回到5%以上；好景不长，2011年一直到2019，全球经济的增速呈现波动中下行的格局。这被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称之为长期性停滞。一直到去年，全球的经济增速大概只有2.9%。根据IMF今年4月份的预测，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速会萎缩3%。所以，这次的经济下行幅度远超过2009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进一步深化了当前全球性停滞的格局。 比经济下行更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是逆全球化的发生。在2008年危机前，全球的贸易增速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两倍，表明那时候贸易全球化方兴未艾。但是2008年到现在这十一二年间，全球贸易的增速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速，说明贸易的全球化已经有些停滞。根据IMF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萎缩3%，但今年全球的贸易增速会萎缩11%。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出口大国的对外部门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根据IMF的预测，今年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都会呈现衰退，只不过发达经济体的衰退更深：欧美国家的经济减速普遍都是在7%、8%；新兴市场的衰退要浅一些，像中国、印度，还有可能正增长，但是整个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尽管IMF预测2021年有一个强劲的反弹，但还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包括疫情的演进，目前都是未知之数。 第二个原因，当前发达国家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空间已经所剩无几，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先来看财政政策，主要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目前普遍都是在100%左右，日本最高，大概200%，美国大概是110%。所以，这些国家现在进一步政府加杠杆的空间比较有限。发达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充裕，就是德国。目前德国的政府债务占GDP大概只有60%，但是德国恰好又是对财政赤字深恶痛绝的国家。 再来看货币政策：目前欧元区和日本短期政策性利率是负利率，美国是零利率，英国距零利率相差无几，进一步降息，负利率就会出现，或者是加深，意味着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长期利率也是如此，目前欧元区和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为负，美国只有0.6%，英国不到0.5%，长期利率进一步下降空间也比较有限。 第三个原因，最近这几年，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其实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演化。这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指标：金油比——就是看一盎司的黄金能够换来多少桶原油，是黄金和原油的相对比价。这个指标越高，代表黄金越贵；指标越低，代表原油越贵。 金油比长时间在15左右，每当金油比上升到比较高的时候，通常都会以一次危机来结束：1993年左右，发生了索马里战争，1997年左右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左右爆发了次贷危机，2016年前后是英国首次宣布脱欧，产生了市场动荡。当前，金油比是多少呢？是可以让人瞠目结舌的数据：80到90左右。 国际金融市场短期风险仍不可低估 下面分析一下这轮全球金融动荡的前景如何。 对短期金融市场走向，有4点预测：首先，尽管美股指数已经回来，但可能这次美股的熊市没有结束，美股未来的动荡依然会加剧；其次，美国企业债市场有潜在风险；再次，南欧主权债市场有潜在风险；最后，有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大规模资本外流的情况下，未来可能有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第一，为什么说本轮美股的熊市没有结束？看历史上最近两次美国股市熊市持续的时间和累计下跌的幅度：2000年以后，埃及泡沫破裂，美股的熊市持续了31个月，美股累计下跌幅度是49%；2007年次贷危机，美股熊市的持续时间是17个月，持续下跌的幅度是57%。这一次，满打满算，美国股市的熊市持续时间不到三个月，累计下跌幅度目前不到20%。这意味着这一轮的美股熊市可能只是开始。 美国在1929年到1933年那次股市漫长的熊市，其实不是单边的下跌，发生了大概有五次下跌和四次反弹，下跌和反弹的幅度都很猛烈，但最后加起来，美股累计下跌的幅度还是挺强的。这一次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其实是超过2007年——这么大的经济下行，如果说在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美股这一次由熊市转为牛市，恐怕有些过于乐观。 第二，为什么说美国的企业债市场存在风险？过去十年，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挺快，目前已经达到70%，美国企业债的总规模上升到十万亿美元。美国的企业债市场分为垃圾债券和投资级别债券，可投资级别债券是从3A到3B，分为很多级， 3B最低等级的占比，在过去十年从30%上升到55%，代表美国可投资级别债券信用质量下降很快。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美国企业债市场会不会爆发危机，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 第三个风险点是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市场。2010年前后，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都有非常显著的上升，爆发了欧债危机。当前，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受到疫情冲击的重灾国，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国债收益率依然都是在2%以下，和德国国债没什么区别。联想到未来一段时间，意大利和西班牙经济的深度衰退，有可能目前债券投资者低估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未来这些国家主权债收益率可能显著上升，市场价格可能显著下跌。在十年前，他们是靠核心国家，德国、法国提供的援助，才走出了债务危机，但这一次，德国、法国也受到疫情的冲击，所谓自身难保。 最后一个判断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比较危险。这次疫情爆发后，整个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资本外流的幅度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根据IMF的统计，当前全球新兴市场总的短期资本流出规模超过一千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0.4%。这对于一些金融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讲，有可能就会出问题。 总体来看，这六个国家未来可能比较危险：阿根廷、土耳其、马来西亚、南非、俄罗斯、巴西——这些国家要么是过于依赖短期资本流动，要么非常依赖能源出口，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比如，五一前，阿根廷已经宣布政府违约，这大概是阿根廷第八次政府违约。 除了四个短期判断，还想分享三点中期的忧虑。 第一，这次疫情之后，发达国家的央行再次开动印钞闸门，全球进入负利率时代，未来是否意味着新的风险？最近美联储新一轮QE，总资产规模现在已经达到了7万亿美元，在很短的时间总资产规模增加了3万亿，非常令人瞠目结舌。截至目前，全球的政府债券已经有1/4是负利率，还有10%左右是零利率。全球负利率时代，未来各种金融机构会不会产生新一轮被迫追逐风险的行为、产生新的风险，只能拭目以待。 第二，这次疫情之后，很多国家都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截至目前，整个G20国家，财政救市计划占GDP的规模，平均是8%，最高大概有15-17%，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未来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上升。截至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大概相当于二战前的规模。今年，这些国家至少还要再往上走十个百分点。上一轮政府债务达到高位的时候，是靠战争和战后重建来实施去杠杆的，这一次政府债务到达高位的时候，要靠什么方式来去杠杆？ 最后，过去十年，全球的不平等在显著上升，全球的不平等和全球债务的上升高度同步，这其实是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当前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水平，已经和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结束时相差无几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有特朗普，英国会有约翰逊。 今年全球经济萎缩，中国全年增速仍会为正 下面再把注意力从全球投到中国，看一下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以及下一阶段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宏观政策。 过去十年，中国季度GDP增速总体是波动下行的格局，大概从12%、13%，降到疫情爆发前的6%。分析短期经济波动，一般从“三架马车”入手，看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各自对每个季度增长的贡献。总体来讲，过去十年来消费的占比在提高，投资的占比在下降。今年一季度，三架马车都是负的贡献，消费的负的贡献尤为突出。 过去十年，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总体在下降，从大概15%的均值降到去年差不多8%左右。过去十年，月度消费增速总体下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过去十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总体是下降的；二是过去十年，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得很快——2008年，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大概不到20%，目前已经超过了50%，这背后主要是几轮房地产投资导致的结果。 从短期来看，今年一季度，消费受到了明显影响，三、四月份略有反弹，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消费要转负为正，可能要到6月份。短期内因为居民部门的预期发生了转变，对未来工作的预期、对工资增速的预期发生转变，今年消费总体预期较低迷，之前期望的报复式消费反弹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幅度也会比较微弱。 再看投资：中国有三大投资——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加起来占到总投资的80%。从去年到现在，总体来讲，最有韧性的是房地产投资，最敏感的是制造业投资——这也比较好理解。今年下半年这三大投资会怎么走？我的总体判断是：制造业跟房地产投资要大幅反弹，有难度。制造业投资不会大幅反弹，主要是因为受制于内外需；房地产不会大幅反弹，是因为今年房地产调控是不会逆转的。今年投资要起来、要稳增长，看点还是在基建。这次“两会”在基建投资方面，有很多看点。 分析制造业投资走向可以看两个先行的指标：一是PMI指数，在疫情前，一直在50的荣枯线摆动，今年一二月份显著下跌，三四月份有些反弹。由于PMI是一个环比指标，虽然回到50以上，并不代表三四月份的情况和1月份相比有明显的改变，只是比2月份略好。二是工业增加值的累计同比增速——可以理解为工业企业毛利的增速，疫情冲击之后，最多下降了13%，14%，最近有反弹，回到5%，要由负转正，估计可能还是要到6月份左右。所以，从PMI和工业增加值数据来看，制造业投资在下半年恐怕很难有大的起色。 疫情爆发以来，总体上进出口增速都在下降，但一二月份的时候，出口增速的下跌快于进口，因此导致贸易顺差的收缩，甚至出现贸易逆差。三四月份，进口依然在下行，但出口增速有比较明显的反弹，因此贸易顺差4月份回到了400亿以上。 怎么看未来出口的增速？今年4月份的出口增速之所以不错，是因为之前很多外贸企业有一些累积的订单没有完成，所以在3月份复工复产之后，先处理累积的订单，因此4月份出口不错。问题在于，新增订单的数量萎缩很快。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出口增速不容乐观，中国出口企业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局面。 我个人测算：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可能由负转正，但是增速不会太高，大概2%左右；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会有比较明显的复苏，可能回到6-7%左右。 政府非常形势下的底线思维凸显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个比较重要的会议，因为其凸显了当前中国政府在短期内政策偏好的转变。 第一个重要的会议，是4月17号的政治局会议。跟之前相比，这次会议有几个不一样：一是对大环境的判断明显发生了逆转——之前的会议上，总体判断都是稳中向好；而这次是两个“前所未有”。之前各次政治局会议都讲“六稳”，都比较大方向、比较泛化，而这次的会议强调了“六保”，非常具体、非常聚焦，凸显了政府在当前非常形势下的底线思维。这次会议非常强调就业问题，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这几天在开“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有几个特点。第一，虽然提了一些量化指标，但是量化指标中没有今年的经济增速，这是因为今年的经济增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今年重点就是守住“六保”底线，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第二，财政政策发力，今年财政的宽松力度非常强：中央财政赤字率不低于3.6%，要释放一万亿的额外资金，还发行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这两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今年企业减税降费的幅度，据说要超过2.5万亿，也是很大的数字。今年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比去年多了1.6万亿。今年基建的重点是，支持既促消费又惠民生又调结构的“两新一重”建设：第一是新基建；第二是新型城镇化——这个领域和范围就要比新基建大很多；“一重”指的是重大工程建设。这次两会重大的特点，是的。 下面从财政、货币、结构改革三个方，梳理一下今年的政策。 从财政政策来看，今年是发力的焦点，会直接应对疫情对中国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的冲击。今年财政政策最大的重点是转移支付，对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其次才是基础设施投资，跟2008年那一次有很大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冲击下，减税还是应该成为政府一个重点考虑对象。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企业总税率大概65%左右，在全球排名靠前。全球的总税率平均水平只有40%，美国是45%。疫情爆发之后，应该大幅针对企业减税降费。出现财政压力，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专项债来弥补。 今年的货币政策同样很宽松，但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宽松财政政策服务。货币政策有三点：一是降准，今年已经有三次降准，个人认为下半年还会有两次——中小金融机构降准的空间，已经没那么大了。二是降息，今年央行会沿着MLF-LPR这个渠道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基准利率，会不会调存款基本利率？我认为有不确定性。三是公开市场操作，今年的公开市场操作会更加积极、频率会更高，幅度也会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开始，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发力了。经过今年3次降准之后，现在小型银行的准备金率只有6%，已经是历史的低点，未来小型金融机构再降准的空间不大了。但是大型商业银行目前准备金率还是在12%以上，未来能够进一步降准的，主要是大中型商业银行。 最近这两个月，M2的增速有明显的反弹：此前的很长时间，M2增速一直在8%左右波动，今年3月份，M2突破了10%，4月份突破了11%。这种广义货币增速的上升，代表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发挥效果——主要是由准备金率下调导致货币乘数效应扩张造成的。 社会融资总额月度增量，今年1月份和3月份，整个社融创了新高，今年一季度社融达到11万亿，这是历史最高点。这次社融的增长，主要是靠人民币的带动。今年3月份起，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已经开始发力，如果看当前的银行间市场，大约是在1%左右，甚至低于1%，说明当前货币宽松的程度已经非常显著了。 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 最后，讲一下未来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密集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其中，这两个政策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4月9号《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文件总体的思想是，未来一段时间要加强以下若干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些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人才、金融资本、科技、数据等要素的定价和自由流动。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市场高度关注。 另一个是5月18号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个文件对几类改革有新提法：比如国企改革，“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要通过资本化、证券化的方式优化配置，提高收益”，都是对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另一个提法是“要将部分国有股权转为优先股，强化国有资本收益功能”。 土地改革，这次对农村集体性经营用地和宅基地的试验改革，有一些新提法；耕地没有提。地方债有新提法：要进一步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剥离政府的融资功能，地方融资未来会进一步堵歪门、开正门。 最后重点提的是，这个文件对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提法，包括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和区域经济布局。如果上述两个文件能得到进一步落实，未来十年，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成为中国一个大趋势，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引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 中国未来最有可能获得长足发展的五个区域：粤港澳湾区——核心城市广州、深圳、佛山；长三角——核心城市是上海、杭州、南京；京津冀——核心城市北京、天津、雄安；中部三角——核心城市是郑州、合肥、武汉；西三角——核心城市是成都、重庆、西安。未来如果要素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本、科技、数据会加速向这五个区域聚集。所以，这些区域未来可能会取得比较长足的发展。这五个三角、15个城市，未来无论是产业投资、房地产投资，都是应该关注的重点城市。 总而言之，这次全球疫情，应该说已经得到控制，但依然有一些不确定性，特别是像南方国家，未来会不会蔓延，不好讲。从全球来讲，金融动荡还会持续，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值得重视。中国经济短期来看，会逐季反弹，但是今年总体增长可能是在2-3%左右。 我们也对应对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改革，做了梳理。总体来讲，今年财政政策是中国发力的重点，货币政策会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未来一段时间，以要素价格市场化和新的区域一体化为代表的结构性改革可能会加速。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还是个人，都应该重点关注这个趋势。 根据作者在5月26日下午《中国投资发展报告（2020）》发布会上的演讲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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