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机构覆盖范围、管理要求及调整机制。综合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对超过上限的机构设置过渡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 看到这则消息，很多人一定会想，楼市调控政策又严了，对开发商的要求更高了，楼市也要更加低迷了。显然，这样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有点断章取义。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只考虑一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想把哪个行业、哪个企业搞死，而是想让其更加健康、更加有序地发展，更加符合市场要求、符合发展需要。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由于长期处于不正常、不规范、不健康的发展轨道，不仅市场本身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房地产市场相关联的行业，也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如前些年的钢铁、水泥行业，就出现了虚旺，从而给近年来的供给侧改革带来了很大压力，也给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而钢铁、水泥行业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而无论是钢铁、水泥行业还是房地产行业，在治理、完善、规范过程中，又无一不涉及金融领域，不与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其中，银行贷款过度向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以及房地产领域集中，则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隐含风险最大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整治，都需要金融企业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如僵尸企业清理，几乎没有一家不需要银行买单的。 如果银行承担的责任多了，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给银行自身带来风险和压力。而如果不承担这样的风险和压力，很多工作就难以向前推进。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甚至是比较对立的问题。如何化解这样的矛盾、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需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而不是到了矛盾和风险爆发时再去解决。到时候，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得多。 对房地产贷款实行集中度管理，说到底，就是提前化解金融领域的贷款风险，提前调整银行贷款的结构，让更多的贷款能够转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房地产。房地产贷款，包括居民房贷的比重，已经够高，不能再向上攀升了。一方面，房地产贷款比重过高，已经在开发商的资金链中得到充分验证，包括头部房企在内，已经没有几家开发企业的资金链是宽松的，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安全运转的，而必须借助外力、借助不断地借新还旧。否则，就有资金链风险。如果再不进行集中度管理，更大的风险就会爆发；另一方面，居民的个人房贷，用起来很爽，特别是银行，贷款规模可以呼呼地上，工作人员的奖金也能腾腾地涨，可是，居民个人贷款的不断攀升，已经让居民家庭资产结构出现了严重不合理，过高的房产比重和负债，已经严重压制了居民的正常消费，从而影响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必须予以管理。 也正因为如此，管理层要对房地产贷款实施集中度管理，并分档设置了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以此来控制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尤其是增长速度。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相当一部分银行需要对这个两个比重进行调整，压缩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否则，将达不到管理层要求，达不到规定设置的上限。如果能够在过渡期内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房地产贷款和居民个人住房贷款的安全性将大大增强。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呢？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确保银行的数据真实可靠。出台新规的目的不是当摆设，而是除风险。因此，对银行提供的数据，必须做到真实可靠，不能有任何水分。否则，就会留下隐患、出现问题。对此，管理层要组织检查和抽查，一旦发现问题，严厉追责；二是要杜绝其他方面的漏洞，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需要规范，防止这些机构向开发商、居民等提供非法贷款、非法资金支持，导致管控失灵，风险难以有效化解。如果做好了，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管理效率就能大大提升，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未来五年“四低两高”的经济运行模式依然会持续。“四低”主要体现在持续的低增长，持续的低贸易，持续的低通胀，持续的低利率；“两高”表现在高债务和高风险上。 关于低增长，今年是一个非常低的低点，明年会摆脱低点。但是摆脱低谷会不会使我们回到过去4%左右的稳态增长环境呢？我们认为是否定的。 未来的增长不仅仅是不确定性很大，同时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对整体经济基本面带来了结构性深层次的实质性冲击。这些冲击大家的预测差别非常大。而影响未来经济的因素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就是大家期盼的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低。 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突破和发展，要着重看几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基础理论突破，二是有没有重大技术和工艺的突破，三是有没有产生蜂聚现象，四是产业化似乎处于加速状况，五是从经济增长、经济组织方式、社会模式的重大转变进行研判，这几个研判并不支持我们近几年有重大的技术革命和组织革命。 未来五年，技术进步并不支持我们摆脱长期停滞的状况。 另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几年会出现加速。特别是从2020年到2035年全球老龄化率从9%越过10%，这导致世界储蓄率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资本形成会产生一系列系统性的变化。这几大变化导致低增长会持续。 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逆全球化，人类经历了四次逆全球化，这四次逆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规律是在大国博弈、超级博弈的时期，逆全球化往往不是在五年八年，而是持续二十年左右，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持续12年的逆全球化，是不是结束了？答案否定的，逆全球化还会进一步进行。特别是新冠疫情使安全问题、产业链的备胎问题全面提出，即使新冠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也会导致逆全球化更进一步。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最高点26.5%下降到2019年21.6%，下降4个点。今年一年下降5个点。 我们预计未来几年，这个数字依然不好看。IMF预测未来出口增长反弹之后会有一个快速的回落。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是不是在大刺激之后马上出现通货膨胀？我们的判断，目前全球将维持低通胀，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的状况，基本上保持一个很低迷的状况。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也不会像很多人讲的，在后疫情时期会出现超级反弹的过程。这样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警示。 第四个问题是低利率。美国、欧元基本上是零利率，美国和英国基本上是接近零利率，全球的均衡实际利率已经为负，重要资产的收益率也是处于历史最低点。低利率的形成，使大家考虑很重要的问题是世界经济是不是会日本化。因为日本在这种低利率、低增长、老龄化的状况下已经持续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 同时，高债务将进一步持续。到今年10月份全球债务总量已经达到272万亿美金，债务率升至365%，这个数字很高。而这个过程中，一个是国家由于今年财政赤字率导致政府债务率大幅度上扬，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率已经达到124.7%，已经超过了二战后1946年最高点。新兴经济体也达到了65.3%的历史高峰。更为头疼的是，在债务这么高的状况下，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脱实向虚，全球股市中纳斯达克指数在这几个月增长42.7%，道琼斯指数增长了5.8%，我们的上证、深证增长得也不错。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大缺口。因此在未来几年，特别是明年，全球泡沫化，脱实向虚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高级的金融风险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高债务、高风险在目前这种结构搭配下出现问题。这使经济运行四低两高不仅没有解决，还会进一步持续。 世界上面临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冲突中进一步恶化。不仅在恶化，而且解决的方案又成为比问题还要严重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找到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方法。世界的不平等已经很严重，二战前夕大家会看到世界的解决方法是德国模式、北欧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这几种模式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在全球化这个时代已经全面破产。美国在这次竞选中几位候选人对于不平等提出了几大方案，一是全民收入计划，二是全球资本税收体系，三是新国家主义。这几种方案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吗？我们很担忧。并且更重要的是，全球这个问题在各大板块、各个国家得到了深化，同时财富分化现象比收入分化现象更为严重。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难以解决，那么植根于收入分配之上的社会分化、社会激化、社会民粹化，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所看到民粹主义短期得不到解决，民粹主义指数目前已经跟1933年的历史最高点大致相当。同时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在这种状况下难以得到解决。最明显的是区域主义代替世界主义，一系列的协议都是立足于区域做一些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孕育出来的强人政治和个性政治，不仅不会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强。大国领袖有特点，小国领导也超级有特点，因为有特点的选民选出有特点的领袖，大家也会看到我们的地缘政治全面恶化，地缘政治指数已经达到历史高峰。 所以我们会看到，未来五年依然是一个超级时代，在这个超级时代我们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亚洲时代到来，是不是会减少我们的一些问题呢？世界的中心向亚洲转移，亚洲的中心向中国转移。但是我们会看到世界的角力完全向亚太区域转换，这个转换使我们成为冲突的焦点。我们怎么进行定位，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金德尔博格陷阱的问题，比如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是不是提供了新一轮的世界公共品？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 世界经济刚刚开始全面开启新一轮的低迷期，我们没有找到世界复苏的方法。各国的结构性问题和世界结构性问题将持续发酵。全球低速增长必定会带来全球利益分配模式的持续变化。就是这个蛋糕越变越小，分蛋糕的方法越来越恶劣，并带来各国冲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大国博弈持续掀起新浪潮。八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同时疫情不仅仅使一些表象性的问题恶化，更重要的是基础性、结构性、趋势性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五年是中国的关键期，保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带来格局和博弈的质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作出一系列的考虑，一是如何突破卡脖子的约束，二是如何改变不对称的博弈，三是如何在博弈激化中稳住基本盘，四是在新一轮大变局中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五是在世界动能弱化的时候如何构建国民经济循环的新动能，这很自然地延伸出我们在五中全会谈到的新发展格局来进行调整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这种战略一是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控制实现创新驱动。二是推动关键环节的改革，实现第二轮制度的红利。三是实行需求扩大战略，推进需求侧的改革。四是通过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推动人口红利转换为人力资源红利。 （本文节选自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刊发于12月29日企业思想家微信公众号。）
延迟退休，这是一个比较敏感，但同时也是关乎亿万人的关键问题。延迟退休渐行渐近，对90后、80后乃至70后来说，也将不得不考虑到延迟退休的问题。 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一方面可能考虑到老龄化的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严峻的当下，延迟退休却成为了一种考虑；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与海外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接轨问题，相对于男性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更有观点认为，应该率先延长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而后再全面实施延迟退休的政策。 延迟退休政策的渐行渐近，直接关乎到亿万人的养老财富命运。但是，对普通家庭来说，每延长一年的退休年龄，往往意味着需要承受多一年的未知风险，假如延迟退休到65岁，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将会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因此，在延迟退休政策制定与落实之际，更应该把一些核心问题解决好。 其中，延迟退休首先要打破职业年龄歧视的问题。 在国内，常有35岁之后的中年危机问题。对35岁以上的中青年人来说，他们将会面临工作不稳定、收入波动大等问题，假如遇到被公司辞退或公司裁员及倒闭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面临着失业的问题。然而，按照目前的职场竞争环境，普通的中年人基本上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他们往往会面临着职位降级、薪酬下降等问题。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用人单位肯定优先聘用应届毕业生或更年轻的应聘者，因为聘用年轻人所耗费的成本更低，且更具有挖掘及培养的潜力。 实际上，针对35岁及以上的中青年人，他们本身积累着一定的工作经验，在职场竞争中，往往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年龄较大的应聘者，用人单位更可能会考虑到用人成本以及员工适应能力和晋升空间等因素。与此同时，对35岁及以上的中青年人，他们一般拥有着自己的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或无法全心全意对待工作，这或许是用人单位的担忧所在。 在延迟退休实施的背景下，应该要破除职场年龄限制，且应该在机关事业单位及大中型国企试点推行，对有效聘请中年应聘者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政策补贴，但更应该做好定期考察，防止企业“钻空子”的行为。 再者，在实施延迟退休的过程中，应该制定出一条家庭年平均收入的参考红线。对持续低于年平均收入的家庭，经过考证之后，可以给这些家庭提供一个延迟退休豁免的机会。由此一来，对部分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来说，不会因为延迟退休而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不会额外增添他们的生活压力。 与此同时，对失独、失能家庭，可以给予一个延迟退休豁免的机会，延迟退休政策更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不宜“一刀切”。对失独、失能的家庭来说，迫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晚年收入来源，若把他们纳入至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范围，那么对他们来说，将会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 此外，延迟退休政策仍需要考虑到高强度体力劳动者以及高强度脑力劳动者的真实需求，对这类劳动者来说，黄金时期往往只有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但当劳动黄金期过去之后，他们的身体承受能力以及适应能力会持续下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的政策，那么可能会大幅增加工作的压力，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会越来越低，每延迟一年的退休时间，将会意味着承受更多的未知风险。 延迟退休渐行渐近，但不应该一刀切，更需要兼顾考虑更多群体的切身利益，制定出多套的应对方案，可以采取主动申请的形式，但延迟退休需要更多的人性化与灵活性，满足多方面群体的真实需求。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2020年，定调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会议的公报透露出八个主要的政策信号。 一、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下，一季度增速-6.8%，二季度反弹至3.2%，三季度4.9%，前三个季度增长0.7%，预计四季度增速在6%左右。全年增速接近2%。虽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年度增长，并因此导致以前制定的到2020年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差一点点没有实现，但也完成了97%，算基本实现。 但考虑到今年是千年不遇的疫情，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可能以负增长收官的情况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值得肯定。 二、以“双循环”为核心的新发展格局明年启动。 2020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新”为典型特征，以高质量为特征，以供给侧为主线的新周期正式启动。会议没有提明年经济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特别强调要有“新气象”，这里的新气象，毫无悬念就是为“双循环”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格局勾画出具体的路线图。 最大的看点是在强调供给侧的同时，也强调需求侧改革，并强调深化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强调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首次提出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三、“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头号任务。 2021年，是真正贯彻创新驱动的关键之年。要开始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首次提出“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提出提法建设国际和区域创新中心。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并重，提出鼓励企业建立创新联合体。 四、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被确立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这一点非常重要。改革开放40年，笔者认为，中国最值钱的就是全球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美国最想颠覆的也是这个体系，确保这个体系的安全是“双循环”的基础和前提。首次提出要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提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五、提出扩内需的有效制度安排和具体的路线图。 内需既包括消费需求，又包括投资需求。在消费需求上提出“扩中产”的收入分配改革计划，提出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主要针对汽车）。投资消费主要提出要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力。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 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2021的八大重点工作。 虽然在不久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作为明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工作。这大大出乎笔者的意料。这意味着，互联网巨头的事很大。而且用了极大的篇幅谈这个问题。 一是提出要健全数字规则；二是要完善平台反垄断规定；三是特别强调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所指非常明显。 2021年，互联网巨头疯狂扩张，跑马圈地，无序竞争，恶性补贴的日子结束了。互联网金融在监管外悠闲自在的日子也结束了。 七、把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单独列为重点工作，并视之为“突出问题”。 过去的每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房地产，是在民生部分用极小的字数为房地产政策定基本基调。这次把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单独列出来，这也是第一次。在强调“房住不炒”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租赁住房的发展问题，这意味着，撬动租赁市场，加强租赁房的制度和政策扶持力度将会成为明年房地产问题的重点： 一是提出加快完善长租政策； 二是提出要逐步实现“租售同权”； 三是提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倾斜。 明年将是租赁房发展的真正元年。 八、定调明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强调政策“不急转弯”。财政政策要增强国家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是新的提法，预计在重大科技攻关力度上政府投入会明显加大。货币政策提出“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提法。 总结一下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的很多提法很新颖，问题针对性强，但又极其注重战略思维。会议无论是在大的战略方针，还是重点工作上，都坚持“长期主义”，为中国经济换挡换心奠定基础。会议公报没有一个具体的短期指标，静下心来，为解决很多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问题营造环境的意味特别明显。这的确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中央经济会议。 期待2021！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