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较好的背景下，因国内需求激增、进口煤炭供应减量等因素，近期浙江、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限制供电情形，也带动了资本市场对于煤、电概念标的的追捧。12月1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联合发布倡议书，倡议企业做好迎峰度冬期间“保安全、保供应、稳价格”工作，号召大型煤炭企业将煤炭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 虽然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风电、水电设施建设消息不断传来，但不可否认的是，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有绝对比重，仍是推动社会进展的重要资源。 每年电煤价格高企之时，相关部门都会出台相应措施、倡议，力求平抑煤价。昨日，国家能源局也表示将采取督促电网企业优化运行方式、部署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工作等措施来保障电力供应。这些都有助于尽快缓解电力供应偏紧的局面。不过，无论是调整燃煤电价、干预长协煤和市场煤价格，还是临时增加铁路运力，都只能应一时之需。要达到治本的效果，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供需错配导致的市场问题。 煤电“顶牛”已非新鲜话题，回顾过往煤、电上下游行业“顶牛”现象的发生，多是因为夏、冬季节防暑、取暖需求造成的用电负荷和电煤用量快速上升。其背后，煤电上下游产业链宏观管理偏弱、市场机制不顺、煤电企业抗风险能力差等根本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破解煤电“顶牛”问题绝非一日之功，产业调整仍需持续推进。一方面，我国煤炭产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运输方式以铁路为主，大秦线成为煤炭拉运的中流砥柱。但实际上，每年大秦线检修，或市场需求激增之时，煤炭调运资源紧缺的问题就会凸显，成为行业各界诟病的对象。另一方面，正如此前我国已推动的神华、国电战略性重组，还有更多煤炭、电力企业需要通过战略性重组，从根本上解决煤炭与电力行业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增强煤电产业链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因此，如何疏通上下游供应渠道，实现煤、电双方供需信息对称，破解区域与区域间疏密不均的电力供应布局等问题，亟应成为相关部门未来的政策着力点。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制度层面总结了2020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的经验；二是以点带面地布置了2021年的经济工作，没有面面俱到。这次会议总结了五大经验，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实施的的角度看，这些经验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实施宏观调控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以下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为应对疫情，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采取了直达机制。过去的财政资金下达，有点忌惮把钱直接落实到地方，于是层层下达，资金先从中央到省，从省再到市县。这次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越过省级政府直达市县。市县政府如何分配资金，中央并不不直接干涉，只要市县能达到中央提出目标要求就可以，这一做法在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中发挥了很好作用，也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值得总结的经验。 第二个例子，抗疫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功不可没。抗疫物资和人民生活物资的生产、流通、分配中，既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作用，也充分调动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了合力。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回过头来看，中国确实处理得很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但是经济中仍存在矛盾和问题，经济方面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仍面临很大困难，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很快就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我国有三千多万家民营企业，解决了2.4亿人的就业，平均一个民营企业就业人数不到8人。个体户两亿多，其中1.5亿在城市，八千多万在农村，这一部分人的就业质量不高、收入水平不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际就是扩大这两部分人收入。 第二个是就业的问题亟待解决。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是近几年我国的主要就业渠道，大中型企业的就业量是在减少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金融风险。 针对这三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政策不能退得太快，不能“急转弯”。针对个体户、小微企业的政策应尽量保留，如针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从3%调整到1%。 由于2020年财政预算资金仍然结余较多，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率仍会维持较高水平，加上去年一季度基数较低，一季度环比增速会很高。这样，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把握力度和节奏，在财政政策方面如专项债券发行等，可以优先使用去年的结余存量，不要着急发行新的专项债。这也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和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基本要求。 比较受关注的还有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既包括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包括需求侧的改革政策，两者不能偏废。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管理，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完善社保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四川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四川省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总体要求、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 《实施意见》包括积极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深入实施上市行动计划、持续优化综合服务供给、分类解决上市公司重点难点问题、着力确保上市公司退出平稳有序、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力等六方面共17项重点举措，旨在提高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性，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四川省共有A股上市公司136家，总市值超过3万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四川省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500亿元，同比增长6.89%；净利润超过600亿元，同比增长10.40%，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四川省上市公司实现股权再融资209亿元，开展并购重组交易总额达到106亿元。 记者注意到，上市公司已成为四川省经济的“基本盘”。从2020年前三季度来看，136家上市公司占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虽然不足1%，但利润总额（扣除金融业）相当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三成。 “虽然辖区上市公司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四川证监局相关人士表示，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占比不高、少数公司大股东盲目加杠杆、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规则意识淡薄，甚至出现了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逾越底线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进一步来看，《实施意见》结合四川实际，从做大增量、做优存量两方面明确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路径。一方面，做大增量，扎实开展上市培育。深入实施上市行动计划，做实四川省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另一方面，做优存量，发挥上市公司产业引领作用。支持上市公司通过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上市等方式，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资源整合。支持上市公司稳妥有序开展境外并购，打造行业龙头企业。鼓励上市公司用好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直接融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意见》中提到“建立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处置机制”。据了解，目前四川省仍有近10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质押比例超过80%，还需做好持续防控工作。对此，《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处置机制，支持银行、证券、保险、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参与风险化解。 此外，关于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实施意见》提出对已形成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将会同各方提高督促力度，督促相关责任方限期清偿或化解。对超期未整改或新发生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将严肃处置、严厉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绝不姑息。对违规担保合同事项认定问题，将支持司法机关依法依规认定，上市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
延迟退休，这是一个比较敏感，但同时也是关乎亿万人的关键问题。延迟退休渐行渐近，对90后、80后乃至70后来说，也将不得不考虑到延迟退休的问题。 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一方面可能考虑到老龄化的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严峻的当下，延迟退休却成为了一种考虑；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与海外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接轨问题，相对于男性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更有观点认为，应该率先延长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而后再全面实施延迟退休的政策。 延迟退休政策的渐行渐近，直接关乎到亿万人的养老财富命运。但是，对普通家庭来说，每延长一年的退休年龄，往往意味着需要承受多一年的未知风险，假如延迟退休到65岁，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将会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因此，在延迟退休政策制定与落实之际，更应该把一些核心问题解决好。 其中，延迟退休首先要打破职业年龄歧视的问题。 在国内，常有35岁之后的中年危机问题。对35岁以上的中青年人来说，他们将会面临工作不稳定、收入波动大等问题，假如遇到被公司辞退或公司裁员及倒闭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面临着失业的问题。然而，按照目前的职场竞争环境，普通的中年人基本上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他们往往会面临着职位降级、薪酬下降等问题。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用人单位肯定优先聘用应届毕业生或更年轻的应聘者，因为聘用年轻人所耗费的成本更低，且更具有挖掘及培养的潜力。 实际上，针对35岁及以上的中青年人，他们本身积累着一定的工作经验，在职场竞争中，往往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年龄较大的应聘者，用人单位更可能会考虑到用人成本以及员工适应能力和晋升空间等因素。与此同时，对35岁及以上的中青年人，他们一般拥有着自己的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或无法全心全意对待工作，这或许是用人单位的担忧所在。 在延迟退休实施的背景下，应该要破除职场年龄限制，且应该在机关事业单位及大中型国企试点推行，对有效聘请中年应聘者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政策补贴，但更应该做好定期考察，防止企业“钻空子”的行为。 再者，在实施延迟退休的过程中，应该制定出一条家庭年平均收入的参考红线。对持续低于年平均收入的家庭，经过考证之后，可以给这些家庭提供一个延迟退休豁免的机会。由此一来，对部分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来说，不会因为延迟退休而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不会额外增添他们的生活压力。 与此同时，对失独、失能家庭，可以给予一个延迟退休豁免的机会，延迟退休政策更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不宜“一刀切”。对失独、失能的家庭来说，迫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晚年收入来源，若把他们纳入至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范围，那么对他们来说，将会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 此外，延迟退休政策仍需要考虑到高强度体力劳动者以及高强度脑力劳动者的真实需求，对这类劳动者来说，黄金时期往往只有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但当劳动黄金期过去之后，他们的身体承受能力以及适应能力会持续下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的政策，那么可能会大幅增加工作的压力，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会越来越低，每延迟一年的退休时间，将会意味着承受更多的未知风险。 延迟退休渐行渐近，但不应该一刀切，更需要兼顾考虑更多群体的切身利益，制定出多套的应对方案，可以采取主动申请的形式，但延迟退休需要更多的人性化与灵活性，满足多方面群体的真实需求。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 有记者问：12月8日，美方以涉港问题为由宣布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实施制裁，中方表示将采取反制。请问具体有哪些反制措施？ 华春莹表示，鉴于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 她表示，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危险和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 有记者问：12月8日，美方以涉港问题为由宣布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实施制裁，中方表示将采取反制。请问具体有哪些反制措施？ 华春莹表示，鉴于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 她表示，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危险和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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