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但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 ——赵建 一、债务既是一种现代文明，又是一种文明病 对债务的本质要有正确的认识。债务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在生产力低下、社会缺乏信任、法律和交易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环境里，是没有债务的。可以说现代经济就是债务经济。本次疫情大危机没有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快速恢复，与各国有效利用债务工具有很大的关系。 债务解决的一个巨大缺陷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顽疾。市场经济有两大需要克服的问题，一是周期性波动或内生不稳定，经常发生危机，这是因为无论是库存还是资本支出，都是有迂回生产的性质。二是结构性极化，就是市场经济天生带有贫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力量。当危机出现，当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就会带来严重的需求不足，这个时候怎么办，就需要债务来平滑或透支未来的需求。 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这体现的是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和运用能力。所以你看看现在债务率、杠杆率高，利率低的国家或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发达经济体。拉美一些问题国家，你想借钱，但是没人借给你的，你自身的通胀和风险溢价，你不把利率提高，也不会借到钱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信用的可得性与贫富分化：越是富人越能借到钱，然后就越富，穷人正好相反。这样就形成了债务杠杆的另一个加速器：贫富分化的加速器。 所以，债务不仅是现代文明，也是一种文明病，无论企业、政府还是个人，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因此，债务必须要有约束，当前来看最有效的约束还是市场，说的朴素一点就是“欠债还钱理所当然”，而且是谁借债谁换，不能你借的债让别人还，让国家还，让子孙后代还。如果这个基本的约束没有的话，债务就摇身一变成了魔鬼。 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患上了债务的文明病，它是把无穷无尽的债务留给了子孙后代，寄托给了未来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停滞，金融资产泡沫（即未来的消费越来越贵）和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二、中国当前处于二十年长债务周期与十年短债务周期的叠加期 从时间的维度看，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债务大爆炸，可以说当前全球是十年一个中型周期的第二轮债务周期的开始。触发点就是疫情。 上一轮债务周期的触发点是美国次贷大危机，美联储开始三轮量化宽松，利率也打到接近零。中国跟上，就是著名的“四万亿”，但中国是长债务周期的中继。到了2015年，美联储觉得危机差不多过去了，要回归正常化，开始加息缩表，整个公共债务在边际上开始收缩，直到2020大疫情爆发，新的一轮加杠杆的开始。美国这一轮债务中周期的主体是政府，是公共部门。 对于中国的债务周期来说，当前是二十年长债务叠加十年中债务周期的末端，这次清算的将是低等级的国家信用，比如城投和平台。2000年左右是这一次长债务周期的开始，靠的是不良资产的剥离，大量国企的破产、分拆与工人下岗。这一次中债务周期开始于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间又根据加杠杆的主体镶嵌着更短的周期。第一次短债务周期清算的是民营企业，还有体制外的金融机构，比如p2p等，类似环保治理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小煤矿。所以从2012年上一轮短债务周期的高峰开始，民企的杠杆率是不断下降的。从2016年去杠杆，2017年严监管开始，银行资产负债表发生重大调整，表外的非标的业务受到清算，加速了债务周期的衰退。所以这一次开始清算地方债务，一些不规范的不合规的债务藩镇要被“削藩”。 这就是当前复杂严峻的地方，是多重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冲击。今年将是债务集中偿付期，有很多地方政府的本息偿付额要超过财政收入的50%，如果不能借新还旧，不能把利息降下来，发生偿付危机是时间问题。城投债的信仰正在被打破，信托刚兑也在被打破。一旦蔓延下去，局部地区很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 三、中国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是次贷危机后“债务藩镇”所造成的“信用割据” 有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与欧债危机的根源有点像，都是货币集权、财政分权，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中国地方债，有点欧洲化，房地产泡沫会不会日本化，股市会不会美国化？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货币集权和财政分权的矛盾在哪呢？我觉得主要是财政分权方面，地方政府经济锦标赛，变成了发债锦标赛。按照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在任期内不发债搞发展谋升迁，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所以任期内发足债，甚至超额发债，都是理性的官员肯定做的。 但地方债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次贷危机前没有？主要是因为，次贷危机引发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崩溃（当年净出口大降，大批出口外贸企业倒闭），只能依靠内需和内循环。那么怎么打起内需来，消费很难，只能靠立即见效的投资。这时，中央需要地方帮着解决这个问题，稳定经济增长的问题，那么付出的对价是什么，就是给了地方债发债的权力。地方债在次贷危机以前是几乎没有的，因为中央知道，地方债猛如虎，一旦给了地方这个权力，这些诸侯们绝对会刹不住车，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债乱相。但是次贷危机造成了外循环崩溃，必须依靠地方诸侯来帮着中央解决难题，这就是地方债问题的一个历史根源。 所以地方债问题的背后是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过去是军事藩镇，现在是债务藩镇。发债借的钱自己花了，偿还的时候等着中央发货币去救。地方政府造成信用割据，“拥债自重”，与中央博弈和叫板，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政”而不能倒，政府能破产吗？这就是公共的悲剧，是地方诸侯对国家信用资源的透支。 四、如果处理不当今年很可能发生局部的地方债危机 我为什么说今年的问题可能要严重一些呢？主要是因为今年进入了一个短债务周期的末端，就是债务集中偿付期。什么是债务周期，就是“借钱—还钱”的轮回。借钱的时候当然一片大好和繁荣，还钱的时候呢？如果债务没有形成好的资产，没有相应的收益率来偿还本息，那么偿付起来就会出现困难。这是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又是结构性的。现在有些地区债务非常严重，再加上当前的信用环境，新债又发不出来，看上去违约在所难免。而有些地区，财政状况健康的地区，可能情况反而更好了，因为他们的信用资源更稀缺了，银行挤破头给他们授信，利率也压的很低。导致现在信用市场也出现了“头部化”的倾向，机构都抱团去买。 同时，不应该用简单的杠杆率来判断地方债的压力。我们看到，江浙一带，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很多地方杠杆率非常高，但没有问题。相反，一些债务率不那么高的地区，反而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总体来说，整个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由于永煤债事件的发生，现在整个信用分化非常严重。信念和信仰其实就是一念之间。但的确是没有办法，刚兑不可能一直兑下去，要不什么时候是个头，问题积累起来会更严重。现在中央似乎是下了决心要治理，希望为时不晚。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隐性的债务。现在显性的地方债30万亿左右，隐性的大家估算的基准数据是55万亿，加起来85万亿。隐性的债务大部分也是不合规的，非标准化的，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区级县级平台。这个一旦爆发起来，会造成整个县级信用生态的荒漠化，整个财政很可能就会因此崩溃掉。 五、抓住短暂珍贵的复苏时间窗口治理债务的“藩镇之乱” 现在的时间窗口比较宝贵，因为去年的出口非常好，中国率先控制住了舆情，重新组织了生产，但是别的地区只有消费。这样，外循环支撑了经济的“六稳六保”，帮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另外，外资也在增持包括国债在内的人民币资产，这些都为解决地方债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窗口。 但是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不会太长，随着全球同步复苏的出现，中国的出口会很快回归均值。这时中国经济重新依赖内循环，也就意味着重新依赖地方诸侯。这时候再去解决地方债问题，顾虑的东西就太多了。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缓解的思路其实这些年中央都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就是在没有执行。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过去一直喊的事情，一定要严格落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化。对于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债务违约，中央还得依靠央行兜住底。但是只能缓解它的流动性，不能完全帮着赔付了，算是地方借中央的钱，或置换，或重组，或拿地方的资产抵押，反正就是不能白白的花纳税人的钱。这救急救命的钱，身体好了还得还。 2，透明化。50多万亿的隐性债务，都没算清楚账，糊里糊涂的，随便个县级政府就成立个什么投资公司，什么产业基金等等，一片乱相。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算清楚账，把这些看不见的隐性债务阳光化。 3，标准化。债务置换，把非标置换成标准化的可以二级市场交易和定价的债券。这个工作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现在应该加快加量。 4，上收财权。对于一些乱发债的基层政府，把发债权力上收，统一分配财政，防止出现乱相。上收地方权力，是治理藩镇之乱的一般做法。 5，规范化。地方债背后的机制要理顺，科学评级。严抓第一责任人，金融反腐要跟上，把发债环境清理干净。 6，开辟新税种。治理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财政缺口，只能靠给地方政府开辟新税种。我的意思并不是在总量上加税，这个在当前经济依然较弱的情况下行不通。我的意思是结构性加税，要征直接税，向富人征税，给穷人减税。这才是长久之计。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很多朝代的衰落，就是因为始终征收不了直接税。所以，从长期来看，从根本来看，中国地方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去年的不平凡，在于疫情冲击下经济发展成绩的来之不易；今年的特殊重要性，则在于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务必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从经济发展的供需两端来看，供给侧改革只能循序渐进，需求侧管理更易短期见成绩。所以，扩大内需、坚定促消费，是“迈好第一步”的重要保障，在2021年便有了特殊重要性。 稳就业是基础 促消费，收入是基础。收入问题又涉及到就业问题、薪资问题、社保问题以及收入分配问题等多方因素，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所称，“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收入问题是个长期问题，短期见效果，最核心的还是稳就业。稳了就业，才能稳住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 2020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曾短暂升至6.2%的高位，之后在一系列抗疫政策刺激下，经济逐步回暖，城镇调查失业率于2020年11月回落至5.2%，前11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99万人。 成绩实属不易，但基础并不稳固。成绩的背后有刺激政策的功劳，随着相关政策陆续退出，2021年会迎来真正的考验。 当前，企业盈利能力仍不乐观。2020年前三季度，A股（非金融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ROE算数平均值为-1.02%，扣非盈利不能回正，发展信心不可能稳固。 据经济日报-邮储银行联合发布的小微企业指数，当前小微企业绩效指数、信心指数均处于低位。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小微企业主较低的信心，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2021年稳就业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2021年仍要把稳就业放在首位，而稳就业的前提是稳企业，稳企业的前提是稳资金。 2020年疫情期间，金融体系推出“抗疫大礼包”，效果显著。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完成对6万多亿元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累计发放3万多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3000余万户经营主体，实现1.5万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2021年这些政策如何延续、怎样退出？若不能稳妥退出，很容易对企业现金流继而对稳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近几个月来，债券市场波动已经对大中型企业构成实质性压力。 自2018年以来，国内债券市场违约就已呈快速上升态势，受疫情影响，2020年债券违约金额创近年来新高，达到1640亿元。尤其是2020年11月以来，40只债券密集违约，合计金额455亿元，一度将市场情绪带至冰点。 显然，企业层面还谈不上“稳”。2021年稳就业，仍应把重心放在稳企业上面，融资支持、减税降费轻易不能停。 县乡市场是着力点 稳就业、稳收入来提振消费需求，消费回升后，还需要供给侧承接。 就供需结构看，一二线市场的消费升级仍在继续，对供给侧的要求是产品升级、品牌升级；此外，县乡市场的消费空间渐次打开，对一二线市场趋近饱和的品质消费、品牌消费构成巨大承接力量。 顺应消费侧分层的新特征，供给侧需同时做好品牌升级和市场下沉两件事。一二线市场的品牌升级是个长期过程，短期来看，县乡市场才是消费回暖的支撑力量，也应是2021年政策发力的着力点。 2012年以来，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便持续高于城镇地区。事实上，这两年，把握住下沉市场机遇的产品，大都迎来了增长的第二春。 近日，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下称《通知》），特别指出要“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村地区消费结构正持续改善：食品消费占比持续下降（2019年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仅与城镇居民相差2.3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占比持续提升，对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实现快速上涨。 以空调为例，2019年末，农村地区每百户家庭空调拥有量为71.3台，是2011年的3.15倍。即便如此，与城镇地区同期的148.3台相比，仍有一倍的增长空间。 与快速释放的需求相比，县乡市场在供给侧仍面临着制约条件：线下商超分布有限，竞争不充分，正品少、价格贵的现象普遍存在；线上电子商务，则受限于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尤其是农村地区，送件取件都是难题。 《通知》提出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发展乡镇生活服务”、“优化农村消费环境”，算是直指问题核心。但这些问题并非新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根源在于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无利可图，便难以持续。 比如县镇地区人口密度小、需求频次低，流通企业难以形成可持续盈利机制，就会导致最后一公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再比如“超市进镇”，要养活一个中型以上超市，对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等都有客观要求，不能盈利，自然是进进出出，留不下来。 所以，激活县乡消费市场是个大命题，也是个大生态，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互为条件，只能循序渐进、渐次优化，不能奢望短期内见大效果。 在交易环节添把火 打基础的工作重在谋长远，短期见效果，更适合在交易环节发力。简要言之，以造节、补贴、贷款为主要抓手。 一是造节。造节最成功的是电商平台的“双十一”大促。每年的“双十一”，消费者的最大诱惑就是面对一年得以一见的便宜，不买如同吃了大亏，于是顾不得钱包缩水，总要剁手买买买。 “双十一”的成功在于营造了一种购物氛围，而这种购物氛围的营造并非电商平台的专利。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主导的“美食节”、“文化节”、“房•车巡展”、“节日大庆”等也屡屡见诸报端，只是优惠力度有限，造节效果难以出圈。 二是补贴。早在2007年底，财政部、商务部联合推出“家电下乡”政策，效果显著。截止2013年3月，全国累计补贴家电2.93亿台，补贴金额876.7亿元。 全国性的“家电下乡”逐步退出后，各地仍不时推出“汽车摩托车下乡”、“家装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补贴”等类似政策。疫情之后，多地推出餐饮购物消费券，也是类似的思路。站在促消费的视角，消费补贴更优于收入提升，效果立竿见影。 三是消费贷款。对于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以及装修、培训等大额消费，消费贷款仍是重要的刺激手段。 2020年，疫情和强监管加速消费金融行业洗牌，个人短期贷款余额一度跳水，之后用了近一年时间缓慢恢复至常态水平。2021年，经济回暖、消费复苏、居民收入增长是大概率事件，前期压制的消费贷款需求被释放，消费金融有望迎来低不良、高增长的一年，继而助力消费复苏。 综合来看，2021年促消费，在交易环节仍有很多文章可做。可联合多方力量，商家出折扣、金融机构出贷款、平台出场景、财政出补贴，精选重点消费品强势造节，用难得一见的“大优惠”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达到精准刺激消费的目的。 回归消费本源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消费具有双重属性，既能满足消费者自身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推动整个产业链创新向前的根本驱动力量。 宏观层面促消费，多着眼于消费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倾向于大开大合；落到微观视角，着眼于消费者自身，则又很难避免过度消费、过度借贷等伴生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不同的力量去调和、平衡。 若调和得当，促进消费与提倡节约并不矛盾，也不应该矛盾。2021年，期待消费重回推动GDP增长的C位，也期待消费者能够理性消费，体验“有节制的丰盛”。 附：促消费8条政策建议 1、联合财政、商户、电商平台等，多方筹资，扩大消费券、预售券的规模和范围，发挥其杠杆作用，有效撬动消费。 2、多方联合，财政出消费券、金融机构贴息、商家出折扣、平台出场景，用有吸引力的“折扣价”制造“购物狂欢节”，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再造几个“双十一”。 3、重视消费贷款在促消费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银行加大与非银消费金融机构合作，鼓励消费贷款业务，确保消费贷款不滑坡。 4、成立政府基金，购买合格的民营企业债券，托底优质民营企业融资市场，稳定社会预期，间接稳就业、稳消费。 5、把握“消费升级”和“消费下沉”两个市场，推动制造业品牌升级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推动物流下沉激活县乡市场消费需求。 6、短期来看，房子和车子仍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抓手，在住房调控和汽车限购的背景下，允许各地基于实际情况调整购房、购车政策。 7、中长期看，稳步推动居民财富效应动力更替，从房产转向资本市场，多策并举提升民众对资本市场信心，借力股市财富效应，持续推动消费型经济转型升级。 8、中长期看，提升消费需降低储蓄率，扭转居民高储蓄习惯需在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上持续提升民众安全感。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举办闭门研讨会，主题为“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会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存在四方面特征：在需求格局上，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在分配格局上，居民收入分配小幅下降；在生产结构上，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在内外格局上，呈典型的生产型进口特征。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需考虑地方政府信用扩张、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国际收支等问题。与会专家建议，一是要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调整财税关系，引导区域性竞争，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二是要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三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四是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构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我国经济循环现状呈现四个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当前我国在需求、分配、生产结构和内外格局上存在以下特征： 在需求格局方面，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从2007年与2018年的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来看，出口占最终需求比重大幅下滑13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比重分别提升6个、4个、3个百分点，出口需求下滑主要由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扩大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不多，可能的原因是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高房价挤压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在分配格局方面，根据住户调查统计数据，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都小幅下降，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占比基本不变，而在再次分配后比重有所提升，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从各行业营业盈余占比来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盈余占所有行业总盈余的比重约为30%。 在生产结构方面，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2018年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68个，投资型行业22个，出口型行业58个。净进口行业主要有三类，为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分别对应资源不足、创新不足以及供给不足的问题，代表行业为石油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以及航空运输行业。产业结构上，近十年制造业占比降幅较大，可能与间接融资高速发展带来的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有关。 在内外格局方面，目前我国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用于中间生产，进口集中度较高，排位前十的行业占比接近一半，包括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等部分行业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很高，这些行业不能简单以国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深刻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中才能发展。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迫在眉睫，需重点思考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信用扩张相关问题。有专家认为，新发展格局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演化出的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行为，这成为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在新发展格局下，重点考虑三个问题：地方政府功能的定位，应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转换为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问题？如何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抑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形的信用扩张冲动？ 二是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如果杠杆率持续处于高位，就意味宏观经济的脆弱性会越来越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也就相应偏高。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3月末的142.3%上升至2020年6月末的280.3%， 累计上升138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58.7%）和居民部门杠杆率（59.1%）相对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62.5%）相对较高。资本市场不发达是造成我国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实现杠杆率从保持基本稳定到逐步回落的过渡，最重要的是推动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通过金融创新来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 三是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问题。新冠疫情冲击下，除中国之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量化宽松进程，全球经济持续呈现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特征。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国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们构成的挑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美联储；另一方面，要应对国际社会数字化进程对中国未来经济运行可能构成的挑战，例如Libra等数字货币运作、欧盟公布的数字市场法案等，加快我国数字货币的推广速度和应用场景构建，加强监管。 四是国际收支问题。国际收支是双循环中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出口占总需求比重明显下降情况下，要关注经常项目顺差、逆差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安排非储备的金融项目，其主要与金融市场开放与境外投资机会有关，也与美国货币政策取向相关，是未来双循环格局中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指针。 政策建议 第一，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一是要调整财税关系，具体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构；二是要打破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投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垄断模式，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性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三是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进行战略性“瘦身”，适当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例如在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方面适当布局。 第二，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一方面需要货币政策在保持对经济修复进行支持基础上，采取合适举措，防止杠杆率继续快速上行。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防范风险方面应更加灵活，例如对市场风险，尤其是近期市场反应比较强烈的债务违约要有适度的反应，要对2021年预期会显著上升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灵活防控，还应完善票据互换等工具来提升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流动性和市场接受度，以弥补银行资本金缺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的行为，处置已有信用风险，防范新增信用风险，消除投资者疑虑。 第三，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首先，在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再次，机制设计上鼓励银行更多参与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建设，例如允许银行参与REITs产品的投资等。 第四，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首先，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特别是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才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其次，除传统普惠金融支持外，货币政策未来长时间内应重点支持存在“卡脖子”科技创新产业以及绿色金融发展，例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5日讯据浙江广电总台《1818黄金眼》栏目近日报道，10月份俞女士购买了一条黄金项链，她说才戴了一天，项链的扣子就和吊坠卡在了一起，没办法正常佩戴，她认为项链设计有问题。 俞女士的这条黄金项链是在周六福珠宝义乌之星店购买的，当时是以旧金换新的方式置换的，另外还补了2000多块钱。 “我买回去第二天佩戴的时候，就出现吊坠和项链卡死的问题，佩戴外观上很受影响。正常是吊坠在前面，扣子在后面的，现在佩戴起来卡在一起了，拿不出来，吊坠跟卡扣全部放在前面了，很影响美观”，俞女士说。 这根项链上有一根吊坠，中间镂空，可以在项链上移动，可一旦移到项链卡扣的位置，吊坠就会和卡扣卡在一起。 “我让店员帮我处理一下，他就拿到楼上的师傅把边上压扁一点，我就回去了，以为好了，但第二天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11月7号第二次来店里维修，店员也弄不出来，我要求返厂维修，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然后11月19号把项链拿给我的时候，就收弄好了，但我拿回来以后还是会卡进去”，余女士认为，项链和吊坠卡死的问题应该属于结构设计的问题。 对此，周六福珠宝义乌城市之心店李经理表示，“针对这个问题，也跟公司那边沟通过几次，也上传了图片，经确认不是设计问题，属于佩戴的原因，卡住也是正常现象，稍微抖一下就抖出来了，之前顾客一直想退货，但因为不存在质量问题，我们没办法做退货处理”。 李经理说抖一下吊坠就能出来，但俞女士现场试了试，把项链卡在吊坠里面之后，连抖好几下，吊坠都没出来，店员也试了几次，也都失败了。 “这个问题我们会帮她解决的，我们售后服务是终身的，贵重物品佩戴时，多多少少要爱惜一点，有问题的拿到店里我们会帮助解决”，李经理表示，可以给俞女士换一款其他款式的金项链，但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俞女士无法接受。 “那我肯定不同意的，如果重新再换的话，本来我就只想要差不多金额的项链，不可能来换的”，俞女士告诉记者。 商场方面表示，会帮双方再调解一下。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举办闭门研讨会，主题为“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会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存在四方面特征：在需求格局上，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在分配格局上，居民收入分配小幅下降；在生产结构上，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在内外格局上，呈典型的生产型进口特征。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需考虑地方政府信用扩张、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国际收支等问题。与会专家建议，一是要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调整财税关系，引导区域性竞争，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二是要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三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四是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构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我国经济循环现状呈现四个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当前我国在需求、分配、生产结构和内外格局上存在以下特征： 在需求格局方面，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从2007年与2018年的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来看，出口占最终需求比重大幅下滑13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比重分别提升6个、4个、3个百分点，出口需求下滑主要由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扩大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不多，可能的原因是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高房价挤压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在分配格局方面，根据住户调查统计数据，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都小幅下降，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占比基本不变，而在再次分配后比重有所提升，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从各行业营业盈余占比来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盈余占所有行业总盈余的比重约为30%。 在生产结构方面，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2018年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68个，投资型行业22个，出口型行业58个。净进口行业主要有三类，为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分别对应资源不足、创新不足以及供给不足的问题，代表行业为石油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以及航空运输行业。产业结构上，近十年制造业占比降幅较大，可能与间接融资高速发展带来的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有关。 在内外格局方面，目前我国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用于中间生产，进口集中度较高，排位前十的行业占比接近一半，包括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等部分行业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很高，这些行业不能简单以国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深刻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中才能发展。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迫在眉睫，需重点思考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信用扩张相关问题。有专家认为，新发展格局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演化出的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行为，这成为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在新发展格局下，重点考虑三个问题：地方政府功能的定位，应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转换为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问题？如何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抑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形的信用扩张冲动？ 二是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如果杠杆率持续处于高位，就意味宏观经济的脆弱性会越来越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也就相应偏高。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3月末的142.3%上升至2020年6月末的280.3%， 累计上升138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58.7%）和居民部门杠杆率（59.1%）相对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62.5%）相对较高。资本市场不发达是造成我国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实现杠杆率从保持基本稳定到逐步回落的过渡，最重要的是推动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通过金融创新来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 三是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问题。新冠疫情冲击下，除中国之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量化宽松进程，全球经济持续呈现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特征。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国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们构成的挑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美联储；另一方面，要应对国际社会数字化进程对中国未来经济运行可能构成的挑战，例如Libra等数字货币运作、欧盟公布的数字市场法案等，加快我国数字货币的推广速度和应用场景构建，加强监管。 四是国际收支问题。国际收支是双循环中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出口占总需求比重明显下降情况下，要关注经常项目顺差、逆差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安排非储备的金融项目，其主要与金融市场开放与境外投资机会有关，也与美国货币政策取向相关，是未来双循环格局中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指针。 政策建议 第一，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一是要调整财税关系，具体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构；二是要打破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投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垄断模式，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性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三是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进行战略性“瘦身”，适当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例如在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方面适当布局。 第二，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一方面需要货币政策在保持对经济修复进行支持基础上，采取合适举措，防止杠杆率继续快速上行。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防范风险方面应更加灵活，例如对市场风险，尤其是近期市场反应比较强烈的债务违约要有适度的反应，要对2021年预期会显著上升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灵活防控，还应完善票据互换等工具来提升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流动性和市场接受度，以弥补银行资本金缺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的行为，处置已有信用风险，防范新增信用风险，消除投资者疑虑。 第三，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首先，在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再次，机制设计上鼓励银行更多参与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建设，例如允许银行参与REITs产品的投资等。 第四，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首先，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特别是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才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其次，除传统普惠金融支持外，货币政策未来长时间内应重点支持存在“卡脖子”科技创新产业以及绿色金融发展，例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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