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食品浪费法是对粮食的深层保护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22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共32条，分别对定义、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求、政府及其部门职责、各类主体责任、监管措施、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 按照草案，反食品浪费法所称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也就是说，按照食品本身的功能，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只是食品消费者不按规定使用，导致食品出现浪费。因此，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处理，情节严重者追究法律责任。 显然，这是依据我国在食品浪费方面出现的问题，从法律层面来解决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重要决策。要知道，虽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我国尚不存在粮食安全方面的问题，即便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也能比较好的应对。但是，决不是说粮食安全方面可以高枕无忧，可以随意浪费。退一步讲，就算我国粮食无忧，按照目前全球尚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从大国责任心的角度，也不应当存在严重浪费粮食的问题，应当最大限度地节约粮食、节约食品，减少浪费。 制定和出台反食品浪费法，毫无疑问就是顺应发展潮流，最大限度地节约食品、提高食品的利用效率、减少食品的浪费，从而达到节约粮食、增强粮食安全性的目的。 事实也是，如果单纯把节约粮食与餐桌结合起来，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有可以安全食用的食品和饮品，都与粮食有着密切关系，浪费这些食品、饮品，就是浪费粮食。恰恰是，通过“光盘行动”等，“明面”上的浪费得到有效遏制了，“暗面”上的浪费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与粮食有关的饮品，浪费现象依然随处可见。别的不说，在喝酒方面，就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一次聚会下来，倒在外面的酒、洒掉的洒、被狂喝之后吐掉的酒，不计其数。说到底，也是对粮食的浪费。 饭店等公共消费地带的食品浪费现象越来越少了，家庭中的浪费现象却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经常出现浪费食品的问题，有的还十分严重。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手段，也会成为食品浪费的重要通道。能否从立法的角度，将这些可能存在的、又最容易被忽视的浪费行为控制住，对减少食品浪费至关重要。 很显然，要真正形成爱惜食品、爱惜粮食、爱惜劳动的良好习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政府层面来看，不仅要做好反食品浪费的宣传工作，加大反食品浪费的工作力度，从而让社会各方面都能知道反食品浪费的重要性，而且要带头做好反食品浪费工作，对每一位政府公务人员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一旦发现浪费现象，要严厉惩罚和严肃处理。 从监管部门来看，面对食品方面可能出现的浪费问题，除严格执行反食品浪费法外，还要围绕法律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与措施，能够更具体、更精细地遏制食品浪费。尤其是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方面，要有明确而具体的惩罚措施，以便于在发现问题时，能够依法处理，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和压力。 对市场主体来说，要依据法律规定，制定本场所的反食品浪费办法与措施，如饭店对顾客就应当时刻做出减少浪费的要求，提醒顾客不为了面子好看，造成食品的大量浪费。必要时，面对有些顾客明显存在数量过多，可以主动为顾客减掉一些食品。对剩下的食品，要求顾客必须打包。再如一些出售小食品的店铺，也要及时提醒顾客，注意数量合适，不要多多益善，即使不花自己的钱，也要注意节约，不要造成浪费等。又如学校、幼儿园，如果能够在教育好孩子如何爱护食品、减少浪费的同时，把他们养成的良好习惯传递给家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市场主体都动起来了，对居民消费来说，也就能形成一定约束。 对广大居民来讲，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食品消费的要求也在提升，出现浪费的概率增大。因此，如何依据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去做好食品的节约工作，对每一位居民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约型社会，节约粮食、节约食品、减少浪费，是每位居民都能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可以认为是不合格的居民。因此，必须主动做反食品浪费的示范和标兵。 总之，只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反食品浪费，共同爱惜粮食和爱护食品，那在食品方面就一定能够形成良好的节约局面。 谭浩俊
2020年工作总结 2020年，中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严峻形势。一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停摆，湖北最为严重，其他地方也基本陷入暂停。一季度中国经济负增长6.8%，这是有GDP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二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过去大家认为全球经济将会是同1929-1933年大萧条那样的衰退。但目前看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三是美国的打压持续升级。2018、2019年美国主要通过关税手段打压中国。但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持续升级，包括制裁企业、关闭领事馆、限制人文教育交流等，中美关系遭遇两国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外交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用三句话总结了2020年的成就：“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虽然面临三重风险和挑战，但中国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可以实现2%以上的增长。第二，“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除了“两个翻番”外，还有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大攻坚战”。我们全面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彻底根除了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第三，科技进步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到，2020年中央深改委部署的50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75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第四，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就业目标超额完成，居民收入增长预计超过2%，与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同步。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果。总的来看，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如何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应该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25项主要指标。其中，如果今年增长2.2%，“十三五”平均下来可能年均达不到6.5%的规划目标，与之相关联的研发投入占比、能源消耗强度等指标的完成，可能也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全国人民都会理解。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有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上述指标，其他指标都能顺利完成。总体上看，25个指标基本完成，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也基本落地。 关于五个规律性的认识。 我理解：一是领袖的作用。在危难时刻，领袖、党中央的权威是全国人民能够迎难而上、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根本依靠。这方面，中美对比最为典型，如果防控不住疫情，经济发展都是空谈。我国防控疫情当中很多重大的决策都体现了领袖在国家发展，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价值观和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而非把经济增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党中央决策的根本价值理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决策是最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三是制度。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除了领袖、价值理念外，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这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民众长期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相信党和国家不会做危害人民的事情，所以党中央的号召，老百姓都会配合去做。 四是科学决策。疫情突如其来时，先暂停，待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时开始推动复工复产，再过一个阶段推动复商复市，接下来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两会时出台一揽子的政策等。党中央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动态性地做出科学决策。 五是科技。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能够保持大局稳定的一个根本支撑。早期中国的核酸检测能力不行，就马上进行攻关。中国还提早开始研制疫苗。这些都体现出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根本支撑。 关于2021年形势的判断 总体来看，2021年稳增长的压力不大。因为2020年的增速只有2%左右，基数比较低。但今年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比如财政、金融方面去年出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政策，一些方面的潜在问题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 2021年总体上还属于疫情冲击的修复期。从增长速度来看，即使超过6%，高于2019年的增速水平，就说明中国已经完全走出疫情了么？我觉得不是。疫情对生产力的破坏虽然不大，但对消费力、就业质量和投资信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是一年就能恢复过来的。此外，疫情本身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对今年形势的判断，不能仅看今年经济增速超过去年就认为形势较好。我们应该乐观，但是不能盲目乐观。 从国际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很难实现正增长，能控制住疫情、不让经济继续下滑就已经很难得了。另外，去年以来全球货币放水、负利率等，都会带来一些冲击。 从国内来看，疫情反复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最近河北、黑龙江等地区一季度经济增长都比较困难，也可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一些影响。中国还存在不少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去年采取这么大力度，宏观杠杆率有所攀升，这会对下一步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虽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也要注意不能再出现“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21年的宏观政策 一、宏观政策总体方向 在宏观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提法。第一，指导思想中增加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新”展开。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究班上，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第二，提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现在疫情反复的特殊时期，中央强调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一定会有数量要求。此外，报告中也强调要“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年”，这是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性要求。 宏观政策的总体要求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其中“可持续性”是第一次提出，有深刻含义。连续性、稳定性是要求和过去保持一致，不做太大改变。但去年政策的规模和力度，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讲，还是会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但力度要减小。 “精准有效”“不急转弯”的要求也和持续性密切相关。首先肯定要“转弯”，否则，不可持续，但不能太急，不能转得太大，不能影响经济恢复。现在地方最关心的政策转弯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2020年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扩大财政赤字1万亿，地方政府的日子才能过下去；如果2021年这些政策被取消，中央直达县市的财政支持没有了，地方政府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强调转弯不能太急。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状况，把握好政策的时序、力度和效果，尽可能让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减少负面效果。要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是指在稳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要集中力量去推进改革创新，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今年将是一些重大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 二、财政政策导向 财政政策强调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强度其实暗含对财政赤字率的考虑。2020年我们将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扩大到3.6%，今年肯定会有所回缩。 财政支出的重点是科技创新、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其中“调节收入分配”是新加入的，主要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在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在“十四五”规划以及有关年度工作中落实。共同富裕虽然在短期内不能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需要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久久为功。在构建新格局的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虽然不是最核心的，但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收入分配关系处理不好，新发展格局很难实现。 三、货币政策导向 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一是要保持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同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去年M2和社融大大快于经济增长，所以今年肯定要收一些。二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去年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今年不能大幅提升。三要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风险的关系，不能用扩大风险的办法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银行端特别是中小银行，要多渠道补充资本金。货币政策要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四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前出口状况较好，因为只有中国疫情控制的最好，但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出口企业是难以赚钱的。所以要保持汇率稳定，这个难度较大，但十分重要。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宏观政策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和财政、货币政策并列的地位上，强调构建新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构建发展新格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关系？这涉及到对供需两方面的判断。2016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因为供给侧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如果不加以解决，PPI持续下滑，企业就会失去信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意味着主要矛盾转移到需求侧了呢？也不能这样认为。需求侧管理强调的是宏观政策，与供给侧改革不是一回事。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通堵点”，所以重点是“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改革。刘鹤副总理的解读文章中也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改革是做不到的。 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新发展格局不等于“双循环”，社会上用“双循环”来替代新发展格局，这是不准确的。“双循环”只是其中一个定语，新发展格局才是落脚点。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是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第三，新发展格局要贯通循环中的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内需，但不是单纯地转为扩大内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金融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循环不畅的问题。 如，就“双循环”而言，从进口来看，按照42个行业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所有行业的中间投入中都必须有进口产品才能保持100%的生产。不同行业中间投入的进口品，即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占中间投入的比例不同，最高的是石油加工，占38.9%，通信设备和电子设备占32.46%。从42个行业的中间投入看，没有一个行业是纯粹内循环的，都是双循环的。从出口来看，42个行业中，只有水、燃气、房地产、技术服务、教育等5个行业的出口为零，是完全内循环，其他行业都有出口，所以绝大多数行业本来就是“双循环”的。 2021年的工作重点 今年的工作部署有六个特点。第一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第二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是纲举目张，以小见大；第四是任务更明确，举措更可操作；第五是符合实际，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第六是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 第一，落实“十四五”规划。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前四个任务，如，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扩大内需、改革，这些与“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任务基本一致。后面四个任务，种子和耕地问题、反垄断问题、大城市住房问题、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虽然做了部署，但没有具体展开。中央经济工作会对此进行了具体化。当然，除了上述8个任务，“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其他任务也是今年经济工作需要落实的， “十四五”建议是中长期的规划，包括了今后五年每一年的任务。 第二，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统领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首先，在总体要求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了重要位置，强调“三新”，即新阶段、新理论、新思路。其次，三大宏观政策中专门增加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三大任务中均强调了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比如产业链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国内市场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第四，八个重点任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围绕新发展格局展开的，比如科技创新、产业链、种子、碳达峰等任务，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怎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住房，是从需求角度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和反垄断，是从体制机制上讲如何构建新格局。 第三，纲举目张，以小见大。在中国这么多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年度工作要抓重点，带动全局。比如农业始终是基础，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要抓重点，今年的重点抓两点，一个是种子问题，一个是耕地问题。耕地问题还属于原则性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种子问题。这也和五中全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精神一脉相承。总的来讲，我国的农产品供给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其中口粮和粮食都是有保障的。但种子的保障程度要远低于农产品和粮食甚至口粮，自主能力差。 对于市场不规范、市场秩序乱的问题，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反垄断。它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关系到共同富裕。分配问题跟产权，特别是要素产权密切相关。如果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分配到的肯定更多。事实上，谁控制最稀缺要素的能力越强，谁得到的分配越多，而其他要素所有者分配的就会少一些。所以要处理好资本分配和劳动分配以及与其他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 房地产问题到底应该抓什么？是管制房价、约谈，还是什么？这次抓到了本质。中国的住房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超大型城市住宅供不应求。这里的大城市主要是指北上广深，再加上几个二线城市。这些城市房价太高，而且不只是住房贵，租房也贵。原因在于，房子确实是不够用的。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关键在于“租购并举”，把租放在前面。未来这些大城市的房子肯定是以租为主，要大量建设租赁住房。 第四，任务更明确，举措更有操作性。要根据“十四五”规划精神，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直接可以落地的政策。比如，加速城市更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国企改革也提出实施好三年行动计划。 第五，符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目前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一个是住房，一个是垄断。解决住房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这些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以租为主。我们有三亿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保障他们的住房权益，否则供应链、产业链、高技能员工等都很难实现。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高度重视住房问题，提出了“以租为主”的基本思路。 关于反垄断问题，这是我们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平台垄断，不要将其过度解读为针对全体民营企业。要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认定平台企业垄断的标准。总的来讲，这项任务的提出是非常必要的，是针对现实问题和社会反映的强烈问题提出来的。 第六，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这次专门讲到的碳达峰、碳中和，这分别是2030年、2060年的目标，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这项任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的 重要思想，就是长远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才能久久为功，最终完成。
最近部分地方养老金出现“窟窿”，养老金改革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方大量关注。 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往往各说各话，难以达成共识，特别考验政策制定者的经济学功底和智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很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制不可持续，此后近40年，他一直关注养老金体制的改革，《养老金改革的分析框架与路径选择》这本书是对他多年来在这个领域思考研究的汇总和整理。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国内外的案例研究，围绕养老金改革这一挑战极大的改革，周小川以化繁为简、系统思考的方法，剖析了改革的目标、路径、时机等关键问题，并给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本书既浅显易懂，又思考深邃，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凝聚共识、下决心推动养老金改革至关重要。 前瞻性给出了养老金改革的 系统性方案 周小川的政策见解颇具前瞻性。很多时候，在问题刚出现苗头甚至是尚未出现苗头之前，基于国际与历史研究，基于经济学的严谨分析，他就能前瞻性地指出问题所在。对养老金改革问题的观察和建议亦是如此。 他认为，现行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是不可持续的，并针对这个复杂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不仅统筹考虑了养老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且给出了可能需要横跨数年的具体的路径设计。 第一，中国养老金制度由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型（DB）转向预筹积累的供款基准型（DC）为主，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下是必然的选择。 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涉及使用隔代的钱，假设人均寿命、出生率、年龄中位数等人口参数固定不变，那么用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既可解决当前的问题，也可解决未来的问题。 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得也非常快，现行基于现收现付的DB型养老金制度在宏观上不可持续，养老金收支缺口正在显现，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 这个重要的判断，周小川在20年前就已作出，这也是多年来这位有使命感的中央银行家坚持不懈为这个问题示警、发声并给出政策建议的原因。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从目前现收现付制的DB型养老计划转向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是必然选择。可逐步提高养老金缴费中进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同时通过税收激励鼓励个人开展养老金的储蓄和投资，发挥财富管理功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的积累壮大，才能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养老金制度改革既要从总量上注重养老金体制的收支平衡，也要重视从微观经济角度研究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对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模式下，用不断提高缴费率的办法满足养老给付需求，导致中国养老保障缴费率属于国际较高水平，影响了企业竞争力。 事实上，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养老金缴费率一路上升，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28%（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无论与OECD（经合组织）发达国家，还是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于最高水平之列。 持续上升的缴费率对企业来讲是不可承受的，2019年，在企业呼吁下，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由20%降至16%。但降低费率又带来了养老金体系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球来看，养老金对企业负担是影响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相较而言，汇率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至多几个百分点，但养老金企业承担的成本却相差十多个百分点，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很大。 第三，养老金改革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用历史还原法处理代际差异，并划转国有资本做实个人账户，可实现新旧体制的过渡。 如果就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模式取得共识，则要解决改革路径问题。在一个体制转至另一个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年代的人和不同工作岗位的个人账户空缺的问题，需要考虑代际公平。 周小川基于国内外研究，建议采取“历史还原”的方法。采用历史还原法可能存在空账问题，即个人账户里面没有钱。 考虑到旧制度下的低福利是形成庞大国有资产的重要来源，用国有资本划转的办法弥补养老金历史欠账是恰当的。 2017年，国家决定划转10%的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有专家预计，如果划转成功，养老金缴费水平可以降低3~5个百分点。 未来可以考虑以养老金缴费率作为观测划转社保成效的指标，进一步研究加大划转比例。 这个思路实际上又将养老金改革与国企改革进行了统筹。养老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通过参股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实现国企监管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同时，也有利于落实“竞争中性”的原则。 第四，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可以促进养老金改革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良性互动。 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由于强调了个人的养老责任，实现了个人养老责任和收益的良好互动。同时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成“长钱”，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 2020年中国GDP已超过100万亿元，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元。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资产将用于养老，资金规模大概60万亿元。 其中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留存的资金约为40万亿元。交给专业机构运营，如果配置20%进入股权融资市场，那么资金约有8万亿元。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和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的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也有利于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散户多、波动性大、炒作风气浓，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济人”，其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特别强调激励机制在改革方案设计中的 重要作用 周小川在进行改革问题的讨论时，始终坚持市场化理念，只有符合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和积极性，改革方案才能长期可持续。在养老金改革这个涉及主体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领域，在微观制度设计上更是需要特别注重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第一，养老金改革要解决好不同目标函数的多方博弈问题。养老金涉及的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不同主体有各自目标，行为表现不同。比如，由于短期内对自己不利，政府和企业可能都不太愿意真正做实个人账户。在多方博弈的情况下，仅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很难搞好养老金改革。正确的做法是厘清这些复杂关系，然后求解多方博弈问题，找到对各方都相对公平的方案。 解决个人账户的历史问题时，是使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还是使用“历史还原法”，对于新人和老人的影响很大，其中就要特别注意公平问题。使用国有资本补充个人账户，则是综合考虑了这个做法具有历史正当性和公平性。 逐步改变片面依赖政府兜底养老体制，有利于激发各方力量促进养老体制可持续发展。从政府兜底的单一支柱转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责任共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本经验。 事实上，如果政府推动第二和第三支柱发展起来以后，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第一支柱，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第二，养老金改革要特别注重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机制。符合激励机制，不仅对于养老金可持续很重要，也关系到对经济效率的深远影响。 周小川强调要增加缴入个人账户的比例，甚至是企业和个人缴纳的部分要全部纳入个人账户，就是出于激励机制的考虑。这是因为，如果养老金没有纳入个人账户，不能作为企业对劳动者的报酬，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就没有办法体现，导致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参与劳动积极性下滑。 过去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政策工具的理解不深，追求表面上的简单易懂，但政策的激励机制没有发挥。国际上基本都是等比例缴入个人账户，微观上可以起到激励机制作用。 第三，养老金改革也要统筹对中央和地方的激励关系。实际上，关于实行全国统筹还是地方统筹，在各个层面都有讨论。短期来看，全国统筹虽然可以增强调剂基金余缺的能力，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地区的养老金缺口，但长期来看道德风险问题比较明显，不利于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而地方统筹的模式尊重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国情，体现激励相容，更有利于维持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关于地方统筹还是中央统筹，国际上的主要经验也是维护统一大市场前提下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增强地方财政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 当前应鼓励地方在适当条件下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创新不同的管理模式，通过地方间适度竞争，优化趋同。对养老金结余的地方，没有“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会损害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于欠发达地区，如果预期可以将养老金支付责任转给中央政府，则会出现突击扩大领取养老金人数范围的现象。 同时，保持一个养老金投资机构，还是多个投资机构，也要在保持适度竞争与防止过度竞争增加成本之间进行平衡，可能保持一定的数量是合适选择。 有人担心地方统筹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就业。周小川指出，在地方统筹的框架下，为了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设计养老金的可携带，通过电子支付发展实现N对1付款，解决跨省流动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金融科技的发展，这种N对1的支付方法很容易实现。由此，可建立“各省分散负责、跨省流动就业分段缴费、退休地累计发放养老金”的地方统筹制度。 养老金改革到了需要下决心的 关键时刻 养老金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改革难度很大，但改革拖而不决，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当前不能贻误战机，要下定决心尽早推进。 第一，养老金改革问题取得共识、下定决心是很难的。要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对体制机制上的扭曲有充分的认识。 从全球经验来看，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养老金宏观上不可持续的现象很多，有的出现了社保体系破产，有的出现了社会动荡，也有的出现了经济陷入发展瓶颈。任何“拖”的方法都有边界约束，不可持续。 中国过去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困难更加突出。本世纪初的时候，国家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但最后没有做成，间接导致了目前越来越高的养老缴费率，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第二，改革必须勇于决断，尽早推进。改革一般都会有阻力，不能盲动，更不能求稳求全，尤其不能夸大风险，过度维稳，不敢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不敢改变现行体制机制。要有序推进改革，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改革时主要应该防范系统性风险，如果过度追求稳定，必然会使改革停滞不前，贻误改革时机并最终酿成危机。 从国际上来看，主要经济体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谁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谁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周小川经历过太多的重大改革，对中国的改革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中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一定要论证清楚，尤其要把长远的目标想清楚，朝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前进，快一点慢一点关系不大，怕就怕为了短期的目标偏离了长远的发展方向，又要走回头路，推倒重来。 很多问题的改革是长期的，有些改革甚至要花5年、10年、20年去看。当前养老金改革面临压力很大，困难很多。我们一定要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推进，否则改革成本巨大。
作者 | 聂方红 本周，沪深交易所同时发布“退市规则征求意见稿”，虽然市场除了ST股票有所反应之外，总体波澜不惊，但这个制度一旦正式推出，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更是中国股市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起点。投资者千万不能忽视这个制度对资本市场的重大影响，而要认真从制度设计中去优化自己的投资思路。 聚焦主业主营是投资选股的基础。这次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最大的改变就是立足于全面注册制的推行，不再把亏损与否作为资本市场入口与出口的惟一条件。而是着眼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把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组合成退市考核的财务指标。明确设定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不能低于1个亿的数量界限，并且要求在计算营业收入时，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关联交易收入。这一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市场最为诟病的靠拉补贴、卖资产、做关联交易等五花八门手段来保壳的问题，有利于清除“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对一些暂时受经济周期影响亏损的企业和受研发投入大、分摊多的亏损科技企业反而是一种保护。由此，以后我们选股，不仅要看标的公司赚不赚钱、赢不赢利，还要看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水平高不高、多不多。尽可能多去关注主营业务收入超大的企业、在整个上市队伍中、行业中主营业务收入排前的企业；坚决不参与主营收入少于一个亿的企业、尽可能少参与主营业务只有两三个亿的企业和主营营业收入不断下降的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买大公司、有影响的龙头企业股票永远是普通投资者的首选。 远离“小差炒作”是交易成功的保障。在注册制下，市场对上市公司估值应该更趋理性，好公司从发行开始就会给予好的价格、好的估值，差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就会逐步被投资者抛弃和远离，估值也会越来越低。基于这种考虑，新的退市政策除了明确原来的面值退市就是1元面值退市之外，新增了市值退市指标，即市值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日均低于3个亿就将退市。加上原有的成交量低、股价低于面值、股东人数严重偏少等退市指标和取消交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就给炒低、炒小、炒差行为上了五道紧箍咒，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显然，一旦新的退市政策推出，普遍的低价股革命可能很难出现。如果今后一段时间再现低价股炒作风暴，大家一定要把它当做最后的疯狂来看待，没有货的不参与或者少参与，参与也是快进快出，有货的也抓住最后机会赶快出来，不能恋战。同时逐步远离股本小、股价低、市值小、主营收入少的上市公司。很多散户朋友一直有低价股幻觉和低价股情结，总以为低价股跌无可跌、上涨空间大、买的数量多。熟不知，便宜无好货。股价屡创新低肯定是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或者麻烦，大家都在用脚投票，比如在本周，一批ST股票连续跌停就是最好的明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少量的本金赌在低价股翻身上。其实很多投资者没有注意到，今年股指涨幅不大，两市百元股队伍扩容迅速，不仅比去年增加上百只，还大大超过2015年牛市巅峰期的数量。特别是本周石头科技攀上1000元大关，成为继贵州茅台之后的第二只千元股，让好公司好价格的演绎淋漓尽致。 不沾问题公司是长期生存的条件。财务造假、信披违规、内部治理体系混乱是投资者最害怕碰到的事情。这次退市新政对这一块也有了回应。一是将财务造假退市的标准量化了；二是新增了四种风险警示类型，包括财报被出具非标审计报告、违规担保、无实控人公司向第一大股东提供关联资金较大、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问题等；三是提升了问题股的炒作风险，包括提高参与门槛，没有50万资金和两年投资经验不能入场、减少退市整理期时间、放开首日涨跌幅限制、交易限量，单只风险警示股每日累计买入不得超过50万股、压缩缓冲期等等；四是新增了“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退市指标。这些都为问题公司及时退市出清创造了条件。也给我们回避问题公司提供了指引，最基本的就是在今后的操作中，少碰财务问题多有前科的公司，少碰信息披露慢、披露乱、披露不完全且屡教不改的公司，少碰内控问题突出、关联交易多的公司，少碰违规担保多、担保额大的公司，少碰对交易所、投资者反馈与诉求不在乎、经常被批评的公司，少碰ST个股等明显有问题的公司。对广大投资者来说，不沾问题公司应该成为投资决策的基本原则，并把它当做是提高投资胜率、确保资金安全、实现长远发展的红线、底线。现在两市有上市公司4000多家，我们可选择的标的非常多，完全没有必要去赌问题公司改邪归正、凤凰涅槃。 坚定价值投资是安全成熟的方向。新的退市制度一旦正式施行，我们投资者判断坏公司、差公司就有了明确依据，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也就有了法律保障。而要真正适应这个退市政策，最根本的还是牢固树立价值投资理念。首先要找龙头老大。它们不仅业绩稳靠，而且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庞大，抗风险能力强大，即便是买错了时点，也不会血本无归。其次要关注科技成长。只要主营突出、创新力强，哪怕暂时亏损，从长远看也有成长价值。价值的真谛在于未来，在于越来越好，对于能够真正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行业，价值投资不应该也不会缺席。再次不要害怕和排斥绩优高价股票。股票也与普通商品一样，便宜可能无好货，一分钱一分货。估值是多数投资者博弈的结果，像贵州茅台、石头科技这样能涨起来的股票就是大家用资金认定的好股票，当然不是建议大家去追这两只股票，毕竟它们对很多投资者而言已经是高攀不起的对象，也可能是透支未来的股票。但还有不少业绩特别优异、价格不是很高、估值还比较适中的细分龙头，比如一些股价在50元至200元之间、业绩在1.5元以上高速成长股票就值得我们下一步关注与投资。最后要培育价值投资的定力。价值投资知易行难。不能买进几天没赚钱就怀疑自己的选择，不能看到别的股票大涨就想换股票追热点，不能想赚尽股市所有的钱、每一轮钱。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利益的诱惑、心理的煎熬。最终是经得起人性的考验，克服人性的弱点。始终做到不以涨跌、盈亏为喜悲，咬定青山不放松，看好的就坚持到底。 (本文已刊发于12月19日《红周刊》，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
大城市通过政策组合，控制居住成本、吸引人才，对加快转型发展意义重大 2020年，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升温”，尤其以改善型刚需、“学区房”概念等，量价涨幅最为明显。2020年2季度以来，热点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快速“升温”。其中，2020年4季度，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幅达54%；改善型刚需增长较大，三房及以上户型占比66%、较2019年提升5个百分点。“学区房”概念量价涨幅也很明显，有的热门小区全年价格涨幅超60%。 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热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明显高于其他主要国际大都市。衡量城市房价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即家庭住房的总价格除以家庭年收入，反映城市房价的相对高低。根据Numbeo数据，2020年年中，我国样本城市房价收入比为28.4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其中，深圳、北京、上海等热点城市，房价收入比均已经超过35倍，大幅高于其他主要国际大都市。 过高的居住成本，已对部分热点城市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比如高校毕业生趋势性流失、人口出生率持续回落等。2017年起，上海重点高校毕业生留沪比例连续回落，例如复旦、上交毕业生留沪比例，2019年较2016年分别下降3.3和5.8个百分点；清华、北大毕业生留京比例，2019年较2013年降幅达8.5和15个百分点。此外，人口出生率持续回落，也侧面反映居住成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从流向来看，近年来的人口流动，趋于向居住成本更低、产业快速发展、户籍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集中。从代表性高校毕业生的去向来看，从热点城市流出的毕业生，主要流向了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以及东部二三线城市等。这些地区的居住成本（房价或租金）较热点城市更低，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来了更多高质量的工作机会。一些城市还会推出补贴、落户等优惠政策，加大对人才的吸引。 中央政策已将城市住房问题，提到很高的政策高度；就部分城市而言，如何通过政策组合控制居住成本，对加快转型发展意义重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并首次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近期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出台扩大土地供应、增加住房供给的举措。对城市而言，通过更全面的政策组合，控制生活成本、吸引人才，有利于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风险提示：房地产政策出现重大调整。 报告正文 2020年，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升温”，商品房销售及价格均大幅上行。2020年2季度以来，热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和销售快速回暖，一线城市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4.3%，其中4季度增幅达54%。价格也上行明显，4季度的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超过2.5%，是2018年以来首次达到这一增速水平。从结构来看，一线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以改善型需求为主，比如2020年三房及以上的户型占比约66%，较2019年提升5个百分点。 上海、深圳等代表性城市，改善型刚需、“学区房”概念等，量价涨幅最为明显。2020年，上海、深圳二手房成交面积分别同比增长34.3%和22.5%，深圳在年中月度增速一度超过80%，上海12月增速则突破100%，成交价格也快速上行。其中，9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成交量占比，上海、深圳2020年分别比2019年大幅提高9.9和8.0个百分点。“学区房” 概念的住房成交量和价格涨幅也很明显，有的“学区房”小区涨价超过60%。 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热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明显高于其他主要国际大都市。衡量城市房价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即家庭住房的总价格除以家庭年收入，反映城市房价的相对高低。根据Numbeo数据，2020年年中，我国样本城市房价收入比为28.4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其中，深圳、北京、上海等热点城市，房价收入比均已经超过35倍，大幅高于其他主要国际大都市。 过高的居住成本，已对部分热点城市的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比如重点高校毕业生的流失等。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留沪比例71.9%，较2016年下降4.8个百分点；复旦大学毕业生留沪比例也从2016年的阶段性峰值78.5%下滑近6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在北京等高房价城市也有体现，例如清华、北大留京的毕业生比例，2019年较2013年分别下降了8.5和15个百分点。 人口出生率的持续回落，也侧面反映了居住成本过高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2016年后，上海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回落，2019年出生率已降至7‰、较全国总体水平低3.5个千分点，比全球水平低11个千分点（2018年值），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5‰。从全国主要城市的表现来看，当房价收入比超过一定水平，房价相对收入的进一步抬升，便可能压制城市的人口增长。 [1] 图12中的房价收入比，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口径下计算的数值。 从流向来看，近年来的人口流动，趋于向居住成本更低、产业快速发展、户籍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集中。从代表性高校毕业生的去向来看，从热点城市流出的毕业生，主要流向了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以及东部二三线城市等。这些地区的居住成本（房价或租金）较热点城市更低，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来了更多高质量的工作机会。一些城市还会推出补贴、落户等优惠政策，加大对人才的吸引。 [2]图16中的上市公司市值，包括了该地在A股、港股、海外上市的企业。同时在A股和港股挂牌上市的企业，以A股市值为准。其中剔除了上市公司市值负增长的3个城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已将城市住房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并提出多项举措扩大城市住房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比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大土地供应、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等。住建部年度工作会议也着重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 就部分城市而言，通过更全面的政策组合，有效控制生活成本、吸引人才，对于增强发展潜力、加快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近期，部分热点地区响应中央政策，推出系列举措，从加强监管、控制需求、扩大供给等3方面着手，控制居住成本。其中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限购限贷等举措，侧重平抑短期市场波动；增加商品房用地供应、加强租赁住房建设、推进旧房改造等方式，多元化地扩大住房供给，则更加立足长远。比如北京提出，2021年将提供300公顷以上的商品房供地、5万套政策性住房；上海也表示将增加商品住房用地、供应5.3万套租赁房。通过全面的政策组合，长效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对加快转型发展意义重大。 经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1）2020年，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升温”，尤其以改善型刚需、“学区房”概念等，量价涨幅最为明显。一线城市中，三房及以上户型成交占比约66%、较2019年提升5个百分点；有的热点学区，二手房价涨幅超过60%。 （2）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热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明显高于其他主要国际大都市。2020年年中，我国样本城市房价收入比为28.4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其中，深圳、北京、上海等热点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超过35倍。 （3）过高的居住成本，已对部分热点城市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比如高校毕业生趋势性流失、人口出生率回落等。例如复旦、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留沪比例，2019年较2016年下降3.3和5.8个百分点；上海人口出生率，已降至7‰。 （4）流向来看，近年来的人口流动，趋于向居住成本更低、产业快速发展、户籍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集中。热点城市流出的毕业生，主要流向了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以及东部二三线城市等，这些城市在居住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 （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将城市住房问题，提到很高的政策高度。就部分城市而言，通过更全面的政策组合，控制生活成本、吸引人才，有利于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报告信息 证 券 研究报告：城市住房问题，值得提到更高位置 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01月26日 报告发布机构：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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