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伦支船长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 1596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威廉·巴伦支的荷兰船长在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资助下，指挥着3艘小船和17名水手开始远航，希望通过北极前往亚洲。这年他46岁，之前的两年曾两次远征北极，都无功而返。 巴伦支船长的第三次探险到达了北纬79°39′的地方，这是人类北进的新纪录。他们继续向东北航行，8月26日陷入浮冰，被迫靠上三文雅岛（今天俄罗斯的一个岛屿），在北极圈过冬。他们熬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靠打猎充饥，靠动物的皮毛御寒。8个人病死或冻死。1597年夏天，小船终于从坚冰围困中重回自由水域，但巴伦支船长却在6月20日病死在一块浮冰之上。 如此险遇和困境，船员们却没有动过阿姆斯特丹商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货物又回到荷兰，还给了委托人。 巴伦支船长航行过的一片海域后来被命名为巴伦支海，他的故事成为一些商学院的领导力案例。但在荷兰人心中，这更是一个对委托人负责的关于信用的案例。 信用，是金融的精髓。 1602年，荷兰14家贸易公司组成“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投资人拿着钱袋到公司，在本子上记下投入额，公司许诺未来按股分红。荷兰政府也是股东之一，并将一些国家的权力注入，如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开展贸易，如出现纠纷，甚至可以发动战争。 东印度公司10年后才开始分红，此前股东可以把股票流转，在阿姆斯特丹大桥上自发交易。1609年，阿姆斯特丹诞生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有经纪人，有固定交易席位，是当时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 也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是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还办理支付业务，在商户存款限度内以转账形式替他们付款，不另外收费。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所以当荷兰和西班牙的海军在海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的白银仍可自由地从银行的金库中进出。有了市政担保，阿姆斯特丹银行很快成为欧洲国际贸易的票据结算中心。 日内瓦大学教授尤瑟夫·凯西斯在《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中说，过去的300年，仅有3个金融中心站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巅：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伦敦及1945年之后的纽约，伦敦和纽约在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享了世界金融的领导地位。 阿姆斯特丹被作者赋予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它一体两面地奠定了现代金融的基石，一边是契约责任，一边是金融与商业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有限责任公司，等等。而对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更大支持，是当时荷兰在贸易、船舶制造与航运、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际地位。 17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万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世界的一半。从1602年到1782年，它分给股东的红利是成立时股本金的36倍。它拥有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占领了中国台湾，把印度尼西亚变成殖民地（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用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大洋洲的国家新西兰，在北美大陆哈得逊河河口兴建“新阿姆斯特丹”——他们从当地人手中买下曼哈顿岛建立贸易站时，这块土地的价格只有60荷兰盾。1664年，英国舰队开来，荷兰将这里让给了英国人，英王查理二世交给他的弟弟管辖，将其领地从英国约克郡迁到新阿姆斯特丹，于是更名为“纽约”，即“新约克城”（New York City）。 在阿姆斯特丹之前，欧洲的金融中心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影响才是世界性的。其背景是新航路的开辟，贸易从地中海地区发展到南欧再到全世界。亚洲的丝绸织品、香料、棉花、茶叶，美洲的金银、糖、烟草、染料、毛皮，非洲的黄金、象牙，欧洲的工业制成品、奢侈品、武器，所有这些产品之间发生了交易。在此过程中，荷兰也成为“海上马车夫”，它造的船又大又结实，性价比高，航速快，17世纪末英国船只中还有1/4是荷兰建造的。 1656年，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厅落成，一位诗人在颂歌中写道：“……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准确地说明了荷兰是通过经营海上中转贸易而成就的一个商业帝国。 金融、贸易和航运，荷兰一个也不缺。 威廉·彼得森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 在荷兰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银行家”，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英国和伦敦崛起的理由也是系统性的。 英国在1588年赢得与西班牙海上争霸战的胜利，在四次英荷战争中打败了荷兰，在1756-1763年的英法战争中也后来居上；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次年颁布的《权利法案》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为资本主义发展确立了政治制度的框架； 珍妮的纺纱机、瓦特的蒸汽机，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 19世纪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 国家对外扩张蒸蒸日上，实则需要财政和金融打底。17世纪下半叶，频繁的对外战争导致英国王室政府军费开支巨大，必须开辟新的财源。但《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由于议会掌握了最高权力，王在法下，财税大权遂从国王转到议会，国王不能再利用特权征税或赖账不还。从1690年起，议会还加强了对税收用途的控制，规定专款专用，国王不得随意挪用，并设了专门机构监督审查。 1692年议会授权征收土地税，这笔税收直接上缴国库，不经国王之手。1693年议会颁布《矿业皇家法案》，凡在采矿过程中发现贵重金属，不再属于王室，而归矿业主所有。 这种种限制，让王室的财源顿时减少，只能靠借债填补赤字。当时王室借债的对象是民间的金匠，他们借给王室的利率很高，最高为年率25%-30%。 王室必须找到新的筹资渠道。1691年，伦敦的金匠商人威廉·彼得森与几个合伙人向王室提交了一份成立国家银行的报告。他们可以向王室政府提供100万英镑的贷款，政府每年支付6.5万英镑的利息，并允许他们发行的票据成为法定货币。这个报告没有被批准。 1693年，威廉·彼得森再呈报告，希望筹集120万英镑，贷给王室政府，政府每年支付10万英镑利息，授权允许他们享有发行与所借款数额相等的货币。经过激烈讨论，1694年3月议会批准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案》，采用股份认购方式组建了英格兰银行，国王威廉三世和1286名商人认购了120万英镑的股票。7月27日，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威廉三世为其颁发了“皇家特许状”，王室为银行背书。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是私人股份制银行，目的是给王室提供贷款，支持军费，为国分忧，它享有一般私人银行不具备的一些特许权，最重要的是“货币（纸币）发行权”。经过漫长的演化，到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银行特许法案》，英格兰银行正式成为政府管辖下的、拥有唯一法偿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再后来，英格兰银行放弃了商业银行业务，成为纯粹的中央银行，主要履行三大职能：代理国库、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 英国的《权利法案》和宪政体制，让政府的权力从无限变为有限，变为正常化，这使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可预期程度大大提高。伦敦的信用就是从这样的框架里长出来的。 在另一个维度上，从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可以看到，银行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央银行就是国家利益在金融领域的最后守卫者。 梧桐树下的协议与1907年的J． P． 摩根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纽约。 1792年5月，华尔街68号，一棵梧桐树下，24位股票经纪人签下了一份协议：“我们，在此签字——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彼此优先权。”这是市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 25年后，1817年3月8日，纽约证券和交易委员会（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诞生，后来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的金融天然具有自发生长和直接融资的传统。先是野蛮生长，然后逐渐规制化，或行业自律，或宏观监管。资本市场帮助美国完成了很多以前想不到的奇迹，连接哈德逊河和伊利湖的伊利运河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第一条将美国东海岸与西部内陆联系起来的快速运输通道，使海岸线与内陆间的运输成本减少了95%。1817年纽约州州长德威·克林顿提出这一构想时，预计要耗资700万美元，是联邦政府一年收入的1/3，联邦无力支付。克林顿大胆设想，以纽约州的名义发行运河债券。华尔街热捧运河债券，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原计划10年完成的工程，提前2年就修通了。 在伊利运河之后，无论是铁路建设还是在南北战争中为林肯政府融资5000万美元，华尔街都鼎力支持。内战结束后，南方的将军说：“我们不是被北方的军队打败的，是被北方的金融打败的。”华尔街的支持使北方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而南方光靠消耗农场主的资金，政府很快就濒临破产边缘。 金融站在哪一边，那一边就获胜。 由于天生自由经济，美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私人背景的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摩根）是最为彪炳史册的一位。1907年的美国银行危机，几乎是靠他一己之力才逃过生死劫难的。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一片繁荣。从1902年到1907年发电量增长了1倍多，百业兴旺。资本的巨大需求促使机构与个人过度举债，1906年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信托公司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1907年10月，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对联合铜业公司的收购计划失败，市场传言尼克伯克即将破产，从第二天开始，存款人都到银行提取现金，造成挤兑。 在尼克伯克等参与铜矿股票投机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倒闭后，整个银行业对信托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要其立即还贷，信托公司到处借钱，不惜利率冲高到150%。银行间市场一片惜贷，市场流动性完全停滞，市民在各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款，股市暴跌，纽约市政府无法发债，纽约证交所差点关门。 1907年的美国还没有美联储，救市重担落到J． P． 摩根身上。这位多病的老人挺身而出，在他的私人图书馆召集了一个银行家联盟，要求大家出资，承诺保证市场流动性。联盟成立了紧急审计小组，评估受困的金融机构损失，为他们提供贷款，购买他们的股票。摩根先注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动用罗斯福政府批准的2500万美元，最终化解了危机。这之后，意识到“不会永远都有救世主摩根”的联邦政府决定重建金融系统，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很快成立。 J． P． 摩根说过，风险即机遇，如果政府和法律不做，我自己来！但事实上，凡是政府有求于他，他总是义不容辞。南北战争时，联邦政府为稳定经济和购买武器要发行4亿美元国债，这么大的数量只有伦敦市场可以完成，但英国支持南方，不可能帮助北方融资。当联邦政府问摩根是否有办法时，他回答：“会有办法的。”他并未急着推销，而是先通过新闻界广泛宣讲爱国主义，并亲自到大街小巷，带头为前线募捐。在人民被动员起来后，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就变成购买国债，国债很快销售一空，摩根也从政府手中获得了一大笔酬金。 美国金融史上，在充满创新精神的私人金融家与在每一次危机后“打补丁”的监管者之间，一直存在着伟大的博弈和微妙的平衡。总体看，华尔街越来越规矩和被律师思维影响，但在西部的硅谷，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推动又在驱动新金融的创新。扎克伯格的Libra就是其中之一。美国金融发展的一个启示是，永远不能让私人资本或政府监管完全占上风。 1991年一位老人的希望与金融的黄金时代 如果以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源，距今已经400多年。 400多年前起步的阿姆斯特丹，300多年前起步的伦敦，200多年前起步的纽约，都曾登上世界金融体系之巅。后两者至今仍双峰并峙。巅峰不止于高峰，而是一览众山小的顶峰。 以百年为尺度，下一个，是谁？ 上海有没有可能？ 从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代理处，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开始，上海就是中国金融国际化的象征。其间有起有伏，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特有的基因和气质——重规则、守契约、讲专业——一直留存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 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远超东京等城市。 当时的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云集，截至1936年末在沪外资银行达27家；中资金融机构总部集中，截至1937年末，有各类中资银行83家，其中总行或总管理处57家；主要由上海众业公所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是亚洲最大的证券市场之一；上海金业交易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1926年成交的标金（重10两的标准金条）达6232万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上海外汇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和市场成交量均位居亚洲各国前列；上海的票据贴现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的交易也十分活跃。直到抗日战争，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才逐渐衰退。 半个多世纪之后，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位1920年从黄浦江畔出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充满开放意识的领导人，把金融中心、国际地位的要求交给了上海。 1992年，十四大宣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长期战略。2009年，国务院颁布国发19号文，提出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眨眼间，已到了交卷时刻。 今天，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不仅形成了涵盖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与场外衍生品、黄金、保险、信托等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建成了上海清算所、中国信托登记公司、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CIPS）、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总部、中债担保品业务中心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 今天，上海已经形成了各类中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充满创新活力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体系。原油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权、黄金ETF、跨境ETF、ETF期权、外汇期权、铜期权、同业存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产品陆续上市，跨境人民币业务、投贷联动等业务创新不断推出，外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QDLP）在全国率先推出，自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开展自由贸易账户试点。 这些概念离一般人似乎很远，但从国际一流金融中心建设的角度看，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产品推出的背后，都充满了极其不易的创新探索、上下沟通、左右磨合。 今天，从内涵功能看，上海已经具备了价格形成、资产定价、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实体经济（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为12.7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的85%以上）等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 今天，从开放水平看，上海的跨境资源配置能力已经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上海成功启动了“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黄金国际板、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再保险业务等等。截至2019年末，共有2731家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已累计发行3356.7亿元，A股相继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FTSE）、标普道琼斯三大国际指数，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 今天，从发展环境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法治、信用、人才环境也更加完善。陆家嘴金融城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业界共治+法定机构”公共治理架构，在31.7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聚集了4万多家企业，上海47万金融从业人员中30多万都在陆家嘴。如同丘吉尔所说，“由于金融城的存在，伦敦才配叫伦敦”。由于陆家嘴的存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才有了灵魂的栖息之地。 过去二三十年，是上海金融发展的黄金时代。 无论登顶多么漫长，有梦想就会有希望 当今天探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明天，往往会听到两种声音。 一种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未来超过美国，上海挑战甚至超越纽约不在话下。 一种是，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货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尚未完全实现，法治、人才环境与“纽伦港”相比还有差距时，上海要建成“最高级”而不是“比较级”的国际金融中心，遥遥无期。以资本市场为例，沪深交易所还没有一家外国公司上市，如果我们的市场只为本国公司提供证券发行业务，完全放弃“离岸业务”，是无法和纽约、伦敦的市场媲美的。债券市场也有类似问题。 我赞同基于第二种立场的一些观点，即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法治化，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在有些方面，单点的政策试来试去已经有很长时间，应该尽快落实为通则和规制，全面推开，深度推进。有些政策创新的帽子很大，却光打雷不下雨，让人干着急。 更开放，更自信，这不仅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利，对整个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服务全球化，也是重要的战略选择。 但同时，我也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登顶之路，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某个国际版本的照搬。金融抑制不可取，但在整个金融文化还不够健全、体制性结构性扭曲依然不少的背景下，多一些稳定的考虑，也并非多虑。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城市的战略，也是国家的战略，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时时刻刻都在服务全国，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可分，和所处的时代与国际环境也密切关联。 只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稳定的最终达成，靠的不是封闭和收缩，还要靠改革，靠形成真正可信赖的制度环境和法治环境。同时，还要善于发挥新技术的作用。 比如，今天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的时代。由于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金融技术的普惠化创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中国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绝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集中在这条线东边，西边则非常荒凉。但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明，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开始突破胡焕庸线，从2011年到2018年，东西部移动支付覆盖度指数的差异缩小了15%。传统金融无法实现的服务的普惠化，新技术会帮助实现。 尤瑟夫·凯西斯在《资本之都》中文版序言中提出过几个观点，值得倾听—— 1、一座城市崛起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与其所在国家经济实力是密切相关的； 2、国际金融中心领导地位的轮换是非常罕见的； 3、轮换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往往是国际经济政治动荡的结果； 4、上海要想追随18世纪阿姆斯特丹、19世纪伦敦和20世纪纽约的脚步，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必须要超过美国。同时，历史表明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非是拥有一个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的充分条件，纽约1914年开始挑战伦敦的时候，美国的GDP已经是英国的2.5倍，人均GDP也比英国高20%，但仍然用了30年时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才最终完成了替代过程。因此，上海或上海-香港联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全球地位。虽然全球经济力量从大西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迁徙是一个大趋势，但这个过程会很漫长，甚至也会有曲折。 不过，有梦想才会有希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梦想，就是登顶全球金融体系之巅。梦想有多大，自我超越的意愿和不断创新的行动力就会有多强。 从登顶全球的梦想来说，过去20多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在中国新的全球地位和人民币资产地位的基础上，更具挑战性也更具吸引力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上海有条件也应该走得更快。
“上海正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一流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会想到上海。”央行行长易纲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开幕演讲上如此肯定。 “钱在哪儿，金融机构就会去哪儿。”资管业务具有天生的资金聚集性，金融的本质则是服务于资金。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国际资管中心的建设进程至关重要。 在两天的陆家嘴论坛期间，不少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都认为，海外投资人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而中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开放试点赋予了他们绝佳的机遇。 央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推动上海成为金融机构，尤其是财富管理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推动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开放政策，研究推出新的开放举措，继续支持上海吸引更多全球一流机构落户，助推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市场。”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亦强调，上海将朝着具有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迈进，进一步打造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大力推进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和结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等中心建设。 中国资管行业开放三步走 中国资管行业的开放进程循序渐进，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早允许外资入股境内的资管公司，到外资通过QFII/RQFII额度参与投资中国境内市场，再到批准外资私募以外商独资企业的模式成立境内全资控股公司并在境内募资。 伴随金融开放进程不断扩大，一批又一批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近年落户上海，或积极谋划在中国的布局和发展。截至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90%以上。 其中，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10家中，有9家落户陆家嘴；全国26家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的外资资管机构，23家设在陆家嘴；全国首批2家获得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外资私募机构——路博迈、富敦均位于陆家嘴；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登记的143家获得公募基金资格的金融机构中，有63家在上海办公，其中有23家为中外合资机构；全球第一家、目前规模排名第五的国家主权基金——科威特投资局在陆家嘴设立了在伦敦之外的第二家海外投资办公室。 除了金融机构进场数量增多，就资金体量和份额而言，资产管理业务如今在国内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根据报道，在全球主动管理的对新兴市场基金的配置中，2019年4月时，全球对于中国的配置大概在25%，仅一年时间，今年4月，这一数据已经增长到35%。 今年3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升至全球第四，其中投资管理跃升到第二位。 新一轮开放，外资加速入场 今年2月，央行等五部委颁布了“金融30条”，4月又逐步取消了对于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这些都是金融业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事件。 18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继续鼓励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或者控股证券基金期货机构，为外资机构创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也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的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当日，证监会核准摩根大通期货为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股权结构变更后，原珠海市迈兰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威望创业投资公司一共持有的51%股权将全部收归摩根大通。 自今年4月1日起，外资机构可以正式向证监会申请独资的公募基金牌照。至此，获得公募牌照成为众多外资资管巨头的目标，路博迈、贝莱德与富达国际，在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期待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布局。 路博迈首席运营官安德烈·科马洛夫（Andrew Komaroff）在论坛上表示：“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大型的保险集团和信用集团，以及成熟的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希望能够帮助散户和机构投资者更好地管理他们的基金和资产。 论坛期间，全球管理规模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BlackRock）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 · 芬克 （Larry Fink）发表演讲称，疫情后的世界将变得不同，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全球体系脱钩等各种担忧，但中国仍然是贝莱德最大的长期投资机遇所在地，将帮助投资者加大对中国在岸市场资产的配置。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金融机构也对未来的资管行业竞争新格局充满期待，希望外资的入场能够提高整个行业的专业度和国际认可度，并将其与本土机构自身优势结合，优化全资管行业的产业布局。 论坛上，中国太保集团总裁傅帆就表示：“与国际先进同业相比，国内现金管理资产机构在风险控制以及系统支持等方面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从基本面来看，国内经济持续、长期稳定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财富的积累，这些都使得国内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坚实，发展空间广阔。” “随着专业投资者的增加，普通投资者的选择会更多，最优秀的专业投资人也将脱颖而出，行业布局将更加合理优化。竞争带来的更多的创新也将使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费用降低，惠及普通投资者。”先锋领航集团CEO巴克利（Mortimer Buckley）在论坛上称。 新一轮开放正在路上，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论坛上表示，近期将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包括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批设更多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允许境外专业机构发起设立控股理财公司等。 傅帆则表示，“上海要建成全球的资产管理中心，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长三角地区社会财富积累丰富，与很多全球发达的区域相似，这有利于资管机构引入国际上行之有效的业务模式来开展财富管理业务，也使本土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到海外、合理配置资产成为可能。” 资管行业的上海机遇 经过多年发展，上海已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成为我国金融产品最为丰富、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尤其是上海建设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和业务中心，为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提供了更加高效便利的市场平台，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不过，也有银行业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境外投资者在要素市场的参与度还不算很高，尽管股市和债市交易量位居前列，但境外投资者持有量占比低于一些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在岸市场还需进一步开放，以提高境外投资者的参与度。 加快推动在岸市场开放，不仅将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还将有助于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辐射效应。 对此，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要支持上海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中心，支持上海率先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开放，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在岸市场开放。比如，支持上海发挥人民币资产发行和交易中心的独特优势，创新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全球各类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在新的起点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继续重点建设五个中心，即金融资产的配置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开放中心、优质营商环境示范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易纲称。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未来，金融对外开放将会继续有序推进，外资参与境内市场和内资参与境外市场的规模和程度会随之不断扩大。此外，金融机构开放力度也将加大，在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落实降低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放松业务限制等已宣布政策的同时，相关配套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将会及时跟进。 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与监管的沟通互动至关重要，科马洛夫认为，“监管要给市场提供良好的环境，监管的框架要变得成熟和有力，为上海营造高效的营商环境，同时还要加强金融技术的环境建设，将金融技术融入实践，比如培养金融科技企业，与资管企业并驾齐驱，实现上海的弯道超车。” 巴克利则表示，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监管环境，对于上海至关重要，此外，上海还需吸引全球最好的金融人才，确保这些人才拿到执业证照。 “身处长三角的上海有着人才优势、客户优势、财富优势和监管的执行能力优势，通过国际化和开放，上海将会进一步受益。”朱宁表示。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亦将催生全球金融新格局。伴随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料将顺势加速，中国经济金融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亦将持续提升。得益于内外联动的双向加强，居于枢纽位置的上海已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如果能够针对性地因时制宜、取长补短，上海有望迈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刺赛道。 机遇之一：疫情扭转全球经济轨道，中国经济的高水平开放将提速应变 对于全球经济，本次疫情并非一次性冲击，而是从根本上拆解了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健增长）。一方面，疫情的长期化正在持续抑制资源、人口、资本等要素供给。另一方面，疫情以及其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逐步导致国际贸易阻滞、经济活动停滞、产业链条疏离，进一步拖累生产效率。两者交叠之下，再考虑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已近极限，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枢料将长期下行，慢增长、强博弈、高风险、多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已经到来。 为应对外部环境的长期挑战，中国经济金融料将加快高水平开放的步伐，从多个维度进一步提升开放层次：从出口中低端产品为主到更多出口高端产品，以适应并促进产业升级；从扩大出口为主到进一步扩大进口，以改善整体福利、解决国际贸易摩擦和纠纷；从货物贸易为主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以增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改变其长期以来的逆差状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循序渐进完成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后一公里”，以助力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足进步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从特区开放到更多区域开放，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从以开放为“特例”到以开放为“惯例”，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以顺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将开放从政策变为文化。 机遇之二：疫情重塑全球金融格局，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将持续巩固 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下，中国经济为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成长基础。在经济增速层面，本次疫情的短期冲击虽然不容轻视，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枢。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纷纷下调全球增长预期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先控制疫情、实现重启的经济体，增长的长期韧性相对凸显。 在经济增质层面，在最具活力的新经济领域，中美仍将是最主要的全球领跑者。据CB Insights和WIPO数据，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集群数量仅次于美国。并且，中国在创新质量指数上较高收入国家均值超过40%的同时，所需的研发投入更少，具备“产出/投入”的效率优势。 从长期来看，2020年既开启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期，又迎来疫情下的全球大变局。立足于多重历史拐点之上，中国将政策关切进一步投射于民生、科技、金融领域，改革深化保持稳步推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 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全球经济羸弱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转型充满想象的新赛道脱颖而出，将为国际长线资本提供结构性机遇。 根据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目前已升至全球第四位，排名仅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之后。在近年来排名稳步上升的同时，较之于前三，上海仍在金融制度、市场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如何把握上述的双重历史机遇，因时制宜地补上短板、发挥优势，将是上海未来冲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以下三方面举措将在这一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目前，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呵护民生的能力，要求上海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动引导，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在金融中心建设整体规划基础上，对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对投资贸易、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国际化新人才、产业新业态等多个方面出台创新政策和优惠政策，为新的金融市场或金融业务营造更加公开、透明和法治化的发展环境，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并提升教育、医疗、商业健康保险等方面的国际化服务水平，为国际金融人才在沪工作、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政策红利，主动与“一行两会”对接，深入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争取更多的金融业开放措施在上海率先落地，并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为上海建设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奠定政策基础。 第二，进一步丰富金融业态，建立多元化金融市场。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依托上海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鼓励发展新型金融业态，推动符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其中，随着芯片、5G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主赛道，以及数据、技术上升为新一代生产要素，上海亟待立足全国半导体产业中心的特殊优势，重点推动相关的金融资产和产权类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及国际上的互联互通，进而在国际要素市场形成有效对接，一方面增强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为“中国智造”注入金融活水。 第三，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在冲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要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权益和大宗商品等市场内外有效流转，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构建长效沟通机制，提高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安全性，这些有助于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且，要在市场定位、产品设计和竞争优势方面与亚太地区其他金融中心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上海该如何发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综合优势，加速资本聚集，提升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6月19日上午，在第十二届陆家嘴金融论坛第四场全体大会上，来自中外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围绕“金融市场扩大开放与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展开探讨。 加码投资 对中国金融开放充满信心 今年以来，又有一批知名国际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或积极利用新的开放政策筹建机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总裁傅帆表示，据美国《巴伦周刊》报道，在主动管理型的新兴市场基金中，投资于中国企业的比例从2019年4月的25%提升到今年4月的35%，充分体现了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以及对中国金融开放的信心。 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霍华德·马克斯表示，中国市场可以提供战略上的多元化。通过与境外机构合作，外资企业将在中国市场引进更加先进的理念，助力降低市场的波动性。他说：“专业的投资可以促进资本流动，让公司得到更好的发展，有益于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我们期待进一步看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也期待进一步获得更好的共赢。”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金融机构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路博迈集团首席运营官安德鲁·科马罗夫表示，现在全球的投资者和客户越来越注重在中国进行固定收益投资以及股票投资，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很好的消息和潜在机会。 美国共同基金ETF巨头、先锋领航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蒂默·巴克利表示，希望在中国市场能够实现更多的成功，“我们告诉自己的投资者和客户，投资应该着眼长远，如果只着眼于短期的一些蝇头小利的话，是会造成长期的损失。我们也告诫所有的客户要保持耐心，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看好上海 建言全球资管中心建设 傅帆表示，上海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从2007年的第24位上升到今年的第4位。特别是投资管理方面，本期列第2位，可以说近年来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成效明显。 傅帆建议，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特别需要关注养老金融需求。无论是吸引海外养老资本的介入，还是对养老产品的投资进一步提供人才、科技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包括业务范围是否能够进一步扩大到海外，实现资产的合理配置，都是资管机构未来的机遇。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上海在建设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进程中，科创板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科创板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中能发挥重要性作用，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建设有很大帮助。” 关于上海全球资管中心的建设，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刘桂平表示，建设银行作为国有大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全力以赴参与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据他透露，建行将积极探索在沪设立合资资管机构，加强与国际领先同行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投资方法等方面深度交流。 刘桂平还表示，建设银行将以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为契机，致力打造国内领先的资管业务新体系，加速资管业务全球化布局。同时，加快建设银行上海国际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支持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探索跨境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充分发挥上海建银长三角战略新兴科创基金杠杆作用。 谈及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和人民币金融风险管理中心，国际金融论坛联席秘书长朱宁认为，这需要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有序逐步开放紧密结合。“中国的资产有很明显的本土性，中国大部分居民家庭所有的资产配置都在境内且以人民币计价。”在朱宁看来，如何借助金融服务业开放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到来，使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更多元化、全球化，以更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变化的风险，是上海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过程重要的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金融开放步伐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 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期间，中国太保总裁傅帆在接受上证报采访时，表露了“作为根植于上海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太保积极把握新一轮金融开放机遇，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决心。 他表示，尤其是要发挥保险资管的差异化优势，与外资机构形成良性竞合关系，共同培育大资管生态圈。 聚焦三大方面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陆家嘴论坛期间，“全方位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为与会嘉宾口中的高频词。 作为上海金融国资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太保助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自然责无旁贷。傅帆告诉记者，太保本身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无论是融资端还是投资端，人才环境及市场、政策环境，近年来，公司通过积极参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业务能级不断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尤其是6月17日，中国太保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GDR）在伦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首家在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的中国保险企业。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冲刺阶段，太保将利用自身优势从哪些方面助力？ “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对比，上海存在产品、服务和科技的创新运用仍显不够，管理经验、专业技术和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因此，在傅帆看来，太保将通过以下三个着力点，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是加快发展保险科技。科技是推动企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推进保险业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的关键，太保将致力于发展保险科技，在增强自身发展动能和效率的同时，也将助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二是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围绕实体企业需求不断创新产品服务供给，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的优势，加强产融结合，加大对“两新一重”项目的资金支持。 三是加快自身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依旧缺乏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保险集团，保险承保和全球布局的能力与国际同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基于此，太保将利用此次发行GDR、展开国际化布局的重要契机，主动对标国际先进同业，不断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努力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保险金融服务企业。 把握新一轮开放机遇 培育大资管生态圈 上海是国内资管机构云集之地，也是国内保险资管公司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傅帆直言，太保将把握新一轮金融开放和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战略机遇，用好国家和上海层面的政策红利，与外资机构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共同培育大资管中的大生态。 从2007年在A股上市时资产规模不到3000亿元，到如今管理资产超过2万亿元，太保在专注保险主业的同时，在资管领域专业能力建设和业务布局上也不断升级，并培育构建了太保资产、长江养老、国联安基金、太保投资（香港）公司等多个专业化资管机构，差异化、协同经营的资管业务体系雏形跃然纸上。 傅帆透露，GDR发行后，太保将加强太保香港产寿资公司业务建设，并寻机在重点地区做战略拓展，包括拓展产险业务的国际布局、寿险业务的亚太布局，以及加强海外资管的资金配置能力，以支持海外保险资产负债管理。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球资管中心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六大中心”之首，将在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建设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傅帆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当务之急是，迫切需要具备较强引领性和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在安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时，启动了《十四五时期国际资管市场发展研究及对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启示》的课题研究。我建议，在规划具体工作中，可考虑制定一份引领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纲领性文件，明确相关工作的方向、目标、路径和举措，并逐步形成配套的人才保障、法治环境和信用体系，凝聚国内外资管机构的力量，共同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能级和创新能力。” 此外，他还建议，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既要对外扩大开放，也要对内延伸服务，应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的机遇，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效应。
原标题：31家银行加码布局副中心 差异化信贷支持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 北京农商银行第一家分行——通州分行日前揭牌，将持续加大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资金、科技、人才等要素投入，强化对城市副中心基础设施、民生改善、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领域的金融支持。记者从北京银保监局获悉，目前31家银行机构已在副中心设立198家经营网点。 北京辖内各中资商业银行通过优化机构网点布局、增强融资支持能力、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等方式，积极支持副中心建设。北京农商银行通州分行共设立营业网点35家，金融便利店、服务点146个，布放自助机具600台，金融服务覆盖全区100多个行政村，成为全区网点数量最多、金融服务覆盖面最广的金融机构。 北京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金山表示，北京农商行将以成立通州分行为契机，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区域经济建设，通州分行将不断优化通州及京津冀地区金融服务网络，全方位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强化副中心的金融供给。 截至目前，已有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农商银行3家银行机构在通州申请设立了一级分行，集中资源为副中心建设提供金融服务保障。邮储北京分行在通州区运河商务区购置的新光大写字楼项目已于2019年完成结构封顶，计划2023年投入使用后将北京分行迁入副中心。 北京银监局表示，31家被调研银行机构均对副中心网点建设指标资源进行倾斜，在行政办公区、金融商业区、生活服务区等区域积极进行网点布局。在增强融资支持能力方面，各家银行优先配置信贷资源，工行北京市分行、农行北京市分行、中行北京市分行、建行北京市分行分别向总行申请差异化信贷政策，对城市副中心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予以支持。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还向总行申请设立专项信贷额度，用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两天的主题论坛，信息量巨大，有很多积极信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建设重心也在讨论中逐渐明晰。”参会嘉宾国际金融论坛秘书长及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在6月19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结束之际对记者说道。 业内的共识是，不管是从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分析，还是从金融机构齐聚程度、金融法治法规体系等方面判断，上海均已具备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特征，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逐渐从“建起来”走向“强起来”。 “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立的程度来讲，我认为上海已初步完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朱宁称。 论坛期间，央行行长易纲发表主旨演讲时肯定了上海的成绩，他称，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进程中，上海正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开放中心、优质营商环境的示范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 在实现了前一阶段任务后，新起点上，上海将如何出发？ 朱宁对记者称，未来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方向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亦表示，得益于内外联动的双向加强，居于枢纽位置的上海已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硕果累累 “冲刺”是近两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符号。根据目标，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前，多个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得益于前期的努力，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目前，从国际影响力、金融机构集聚程度、金融产品创新、配套制度等多角度分析，上海已具备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特征。 在金融要素市场方面，上海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最齐备的城市之一；在对外开放方面，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不断拓展，原油期货、“沪港通”等金融产品相继推出，跨境人民币业务、投贷联动、跨境ETF等业务创新不断。 朱宁对记者表示：“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立的程度来讲，我认为上海已初步完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面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功能愈发明显；另一方面，上海集聚效应强烈，境外投资者纷纷落户；再者，境内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途径更加丰富。 这在数据上有直观体现。据统计，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达193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达12.7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85%以上。 同时，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筹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二位，全年股票交易额、年末股票市值均位居全球第四位；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铜、镍等多个期货品种交易量位居全球前列，原油期货成交量居全球第三位。 另外，在外资机构集聚方面，无论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还是业务规模，上海都位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在沪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517家，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的31%。 对于上海以往的成果，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论坛发言中如此概括道：“过去一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又有新的进步。”他还称，新冠疫情在欧美暴发后，全球经济金融遭遇世纪灾难，但危险中有机遇，相信上海一定能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迈上新台阶，上海的三大机遇 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2020年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站在新起点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发言中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即上海将持续提升服务能级，朝着具有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迈进。 具体而言，上海将进一步打造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方面，大力推进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和结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等中心建设。 同时，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力推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金融政策落地，大力推动更多科创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大力推动长三角金融服务一体化；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建设，完善金融业发展支持政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吸引更多全球金融机构落户上海，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激发更强的市场活力。 新的开始往往与不平静相伴。朱宁对记者表示，目前上海正面临着多重挑战。短期来看，疫情席卷全球，限制金融人才的往来和金融业务的开展；中长期来看，全球化放缓，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活动均有限制。 不过，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就提及，未来，开放是趋势，合作是共识，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李强书记发言中提到的‘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方面，上海争取率先取得突破’等，都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建起来’到‘强起来’提供难得的政策机遇。”任德奇在论坛期间说道。 朱宁也对记者称，未来上海面临着三大机遇，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国金融市场在迈向全球化过程中最坚实的基础；二是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是中国财富积累的不断增长，再加上创业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诞生，形成了一个既有投资意愿也有融资意愿的金融市场。 上海将有更多改革创新举措先行先试 迈上新台阶后，在众多学者专家看来，上海在建设更加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关键。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曾称，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密切相关，上海金融中心也是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能否走出去直接影响到其能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对此，本届论坛已释放积极信号。易纲在演讲中提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可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进一步先行先试，只要符合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避税的监管要求，正常的贸易和投资需要的资金都可以自由的进出。” “这种由监管发声，特别提到在上海先行先试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较为罕见，大家听后都比较激动。”朱宁告诉记者，这可以看作是为进一步的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做尝试试点和准备，目前，金融改革开放正在一步步前进，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值得期待。 潘功胜在演讲中提到，当前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占全国的比重已经超过50%；在沪世界500强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已超过外币结算量，人民币成为在沪跨国企业的首选跨境结算币种。 潘功胜还称，未来将坚持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中的基本定位，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中心。“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将支持上海发挥人民币资产发行和交易中心的独特优势，创新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全球各类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除了人民币国际化外，朱宁还提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也比较重要，比如建设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和规则环境，形成高质量的金融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金融人才和机构。 任德奇亦表示，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从“建起来”到“强起来”，还要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取得更多突破，重点是加快金融市场参与者和相关配套服务的国际化、多元化步伐。 程实认为，把握历史机遇，因时制宜地补上短板、发挥优势，将是上海未来冲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以下三方面举措将在这一阶段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丰富金融业态，建立多元化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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