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要是在网络上征求意见，答案一定是绝大多数人反对延迟退休。我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是：年轻人本来找工作难，让老年人占着位置，最终会出现孙子没事干送爷爷去上班的感人场景。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从情感而言，反对者固然振振有词，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应该不应该，而是如何实施延迟退休的问题。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于延迟退休，中央明确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意味着，延迟退休问题已经走过了务虚和论证阶段，而是正式要进入实施阶段。 为什么要实施延迟退休，理由非常简单： 第一、延迟退休其实是一个世界话题，不是一个中国话题。因为全球都面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面临着老龄化的压力和退休金不足的问题。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上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长寿过，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面积的老龄化。 而过去的养老金制度安排和设计是根据过去的年龄设置的。这意味着，不提高退休年龄，养老金体系最终会崩溃。因为你的寿命越长，意味着你需要的养老金越多，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养你。这也意味着，你要么存更多的钱，要么工作更长的时间，要么生更多的孩子来养你。其实，随着人的寿命的提高，养老金体系的崩溃不仅仅是某个国家面临的难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第二、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在推动延迟退休。经合组织的36个成员国中，大多数都提高了退休年龄。大多数成员国的男性退休年龄在65岁或以上。英国在2013年宣布将英国人退休年龄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推迟至68岁，40年代末期推迟至69岁。 截至2050年，美国与德国退休年龄将达到67岁，意大利与丹麦的正常退休年龄也将为69岁。日本在2019年再次提出延长退休年龄，计划在今年修改《老年人就业安定法》，分两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 新加坡作为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准备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2019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将从2022年7月1日开始第一轮调整，将从目前的62岁和67岁分别上调到63和68岁，2030年再分别提高到65岁和70岁。澳大利亚也准备在2029年将退休年龄提高至70岁。 第三、中国的退休年龄属于全球最早的之一。男性60岁，女性55岁，女性工人50岁，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以上，我们不到66岁的退休年龄在全球算低的了。 从全球来看，提高退休年龄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一些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关键是不知道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在全球处于最早的水平，而中国的预期寿命并不短，已经超过了77岁。 随着中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不要说养老金是否有亏空，按照正常的退休年龄和老龄化的程度，中国的养老金迟早有一天也会难以为继，我的预计是，在10年之内，基本养老金将会入不敷出，提高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第四、中国已经70年没有调整退休年龄了。现在的关于男性60岁、女性55岁、女性工人50岁退休的规定还是在1951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大幅度提高，老龄化程度在加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到2030年，60周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5%，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6%。 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全球比较的视角，提高退休年龄也是合理的。在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60岁和55岁退休，的确有点浪费。 提高退休年龄的同时，要加快废除计划生育 那么，如何延迟退休年龄。中央的意见是“渐进式”，渐进，就是慢慢来。不是一下子提高到65岁，而是每年延长退休年龄几个月，慢慢提高到法定退休年龄。 在具体实施中，为了减轻阻力，笔者有三个建议： 第一、在提高退休年龄的同时，要加快废除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除了预期寿命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也是重要原因。要提高退休年龄，必须考虑废除目前仍然正在实施的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防止抚养比的严重失衡。 第二、保持一些特殊行业的退休年龄的规定。比如，现在的退休规定是，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等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即可退休。这些特殊工种的退休年龄仍然应该维持，不易提高。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些工作愿意干的人越来越少，不提高退休年龄至少可以让一些人愿意选择这个职业。 第三、既要有法律的规定，也要一些过渡的激励的措施。比如，在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的同时，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然允许60岁退休，但如果晚退休一年，拿到的退休金的比例相应可以提高。这样，就可以鼓励一部分人自愿选择晚退休。
RCEP正式签署，全球化不会停步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四次领导人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会上，在15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下，15位贸易部长签署了RCEP协定。商务部钟山部长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RCEP现有15个成员国，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而此次贸易合作协定的签署，也是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在全球化遭遇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冲击以及疫情还在全球肆虐的大背景下，15国能够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大局出发，求同存异，眼睛向前，最终签署合作协定，充分说明各国对加强贸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信心是很强的，对实现全球化仍然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 要知道，在RCEP成员国中，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更有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各成员国在经济体制、发展水平、规模体量等方面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如果不是方向一致、目标一致、目的一致，是不可能最终签署协定的。而此次协定，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90%，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也显著高于原有的“10+1”自贸协定。它的签署，李克强总理给予了高度概括，他表示，这不仅仅是东亚区域合作极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更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必将为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为世界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贡献新力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下，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和阻碍下，全球经济正遭受严重的衰退格局，多家经济组织都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经济给予了悲观预测。而中国作为国际经济组织预测中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能够与其他14个国家一起签署这样一份合作协定，既充分表达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心，也充分证明了东亚国家愿意开放合作的诚意。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国家，能够在东亚经济发展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应对经济困难，共同加强开放合作，充分展示了大国情怀和强国胸怀。 在长达8年的谈判中，中国一直坚持不懈地与各国加强沟通，一直用开放合作的心态处理各种分歧、消除彼此差异、协调各方关系，展示了大国风范，也给予了其他国家加强合作的信心，更进一步释放了中国愿意与东亚各国共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红利的诚意。也正是中国的诚意，打动了其他国家的心，最终达到了签署合作协定的目的。 眼下，中国正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正在全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发布，给予了其他国家决心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信心。这种信心，不仅可以在RCEP中得到进一步体现，也可以在今后与RCEP之外的国家加强合作中得到展示。因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对外开放的脚步只会越来越快，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不仅可以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也能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RCEP成员国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经济正是在全球化的脚步中不断向前的，也是在开放合作中不断进步的。尽管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对全球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是，RCEP的签署，说明全球化脚步不会停下，全球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从区域合作到全球合作，从区域战略到全球战略，都会一步一步向前进，而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走回头路。 历史的脚步总是稳步向前的，纵然有逆流、有暗礁，甚至有巨大的风浪，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前进的脚步和航向不会在逆流与暗礁中改变方向，哪怕极其艰难，也会一直向前。RCEP的签署，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希望出现的成果。 随着RCEP的签署，相信会有更多这样的区域合作组织出现，也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区域合作的行列中来，从而全面推动全球经济向着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迈向复苏轨道。而在这样的脚步和航行中，中国也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展示更好风范。 谭浩俊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在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而研究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研究金融结构尤其是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 在中国，这方面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无疑就是现任央行行长易纲先生。他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每隔10年左右就会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最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的研究论文。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上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其它两篇分别是发表于《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与《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 这三篇文章虽然时间跨度很大，研究内涵和分析范式也持续延展。但基本研究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基于“比较金融研究”的方法，在大量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过去40年不同时期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其结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算，并从居民、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国外等五部门的角度分别测算了其资金来源（负债）和运用（资产）总额及占比情况。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和研究，清晰的给我们展示出中国金融资产的总量、结构及其演化的过程。而且作者还将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关联起来，通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阐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 一、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成就 1、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增长。根据易纲行长文章的测算，截止2018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达722.1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54倍，年均增长14.7%。金融资产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588.9%上升至2018年末的785.5%，年均增幅为2.7%，较1991年至2007年期间年均增幅降低3.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相对GDP的增速有所放缓。主要与股票、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等增长放缓有关。当然，随着总量增长，基数变大，增速有所放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金融资产结构日益多元。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居民资产配置不再高度集中于银行存款。2018年末，存款占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54.4%，虽仍占一半以上，但较2007年末降低了5.8个百分点，相比1995年末更是大幅下降了21.1个百分点。同时，随着支付电子化的发展，居民持有的通货现金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末的16.3%下降至2018年末的4.4%。由于股票资产增长较慢，2018年末居民部门持有股票占比较2007年末的15%降低了5.9个百分点至9.1%。随着资管业务迅速发展，居民部门持有的理财、信托、基金等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末，居民部门特定目的载体总额自2007年末以来年均增长27.6%，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达17.2%，较2007年末上升11.9个百分点。 3、金融市场深化持续推进。金融工具内生于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及结构的多元化，其背后反应的就是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深化的现实。易纲行长的三篇文章无疑是研究近40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深化方面的最佳样本：1996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一文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该文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文章分析了我国1978年、1986年、1991年和1995年的金融资产结构后指出，中国M2/GNP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货币化”进程加快是重要原因。同时金融资产单一，企业主要依靠贷款，居民主要依靠储蓄存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也是重要原因。2008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与前文相呼应，以资本市场为主线，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新变化。在此期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继续快速增长，且结构有所优化，表现为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加快。股票在国内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增长明显，1991年股票占比仅为1%，到2007年则达到了28.1%。同时贷款占比下降，企业债务率下行，经营状况好转，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这一时期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企业债券规模过小，保险市场规模偏小，股票相对金融资产比率波动较大等（2001年上升到12.6%，2005年回落到5.4%，但2006年和2007年分别快速上升至11.8%和28.1%）。再隔12年，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发现，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这一时期银行贷款占比明显上升。尽管经历了“严监管”，表外和资管业务与之前阶段相比仍呈现快速发展。近些年来中国深入推进债券市场改革和发展，完善基础制度，夯实基础设施，加快产品创新，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8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约为86万亿元，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2018年末，债券与GDP之比为90.9%，较2007年末提高44.1个百分点。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直接融资不升反降，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向债务融资集中等问题。 4、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部门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呈现亮点。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跨境投融资规模稳步增长。2018年末，企业部门国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达17.1万亿元、21.9万亿元，分别是2007年末的9.5倍、3.3倍。2007年至2018年末，企业部门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年均增长30.2%，合计占GDP比重为17.9%，较2007年末提高14.5个百分点；二是国外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快增长。在股票市场双向开放方面，2014年和2016年我国分别启动了“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内地与香港相互买卖股票提供了便利。在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方面，不断扩大境外投资者范围，取消投资额度，并启动“债券通”。此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不断健全，也为金融市场在扩大双向开放过程中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2018年末，国外部门金融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35.6万亿元和50.3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2.5%和10.5%。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提升，国外部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增多。2018年末，债券和股票投资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和13.2%，较2007年末上升4.8个和3.8个百分点。 二、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不足 1、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在199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股票融资与GDP之比从1995年的5.7%上升至2007年的120.1%，年均增速接近10%。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从分类看，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但我国债券的持有主体是银行，2018年末银行持有的债券占全部债券的51.5%，其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银行通过货币创造为企业融资，也具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如果扣除这部分，直接融资占比会进一步下降。 2、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在债权类融资快速增长、股权融资增长较为缓慢、股票与GDP之比下降的背景下，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加快。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从2008年末的145.4%上升至2018年末的248.7%，累计上升超过100个百分点。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16年末一度升至159.8%，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3、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中，易行长还创新性地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了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测算发现，在2008年以来的10多年里，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当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2018年末，由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模分别为365.9万亿元和118.7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5.85倍和2.60倍，占全部金融风险资产的比重为54.5%和17.7%，总计达72.2%，居民、企业和国外部门承担风险的占比分别为9.4%、13.8%和4.6%。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也十分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三、从金融资产结构演变看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针对以上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所看到的不足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降低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根本之策在于经济转型。一是要调整经济产出结构。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背景下，通过加杠杆来刺激经济增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会加剧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固化经济结构的扭曲。要接受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为经济转型留足空间。二是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发展方式必须要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对要素投入的依赖以及对债务的依赖。三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未来经济增长要以科技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型国家。未来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投资拉动，而是要靠创新推动，靠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型企业来带动。由于创新型企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支持，主要靠股权融资等直接投资支持。所以其发展壮大并不会带来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而一旦科技创新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话，不但可以实现做大GDP规模（做大分母）的目标，至少可以托住GDP增速不出现快速下滑，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又降低了增长对负债的依赖（分子缩小），从而成功实现了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的效果。 2、促进融资结构的转变。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的主要短板是在股票市场。要想让股票市场长期健康向上，关键是要靠完善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监管层更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夯实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基础方面。一是要完善退市制度，健全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退市制度建设必须与注册制一起推进，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不能只吸收不排泄一样，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也绝对不能是只有IPO发行上市而没有退市淘汰机制。二是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前中国证券市场乱象丛生的关键原因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对违法行为处罚过轻导致违法成本很低。乱世应该用重典，要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相关从业人员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相关法律制度。三是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培育股票市场价值投资的基石。股票市场不同于期货及其他证券市场的根本是股票市场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的盈利分红实现持续的正收益。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基本方式，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股票内在价值的源泉。同时在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也是培养投资者价值投资的一个重要基石。我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之所以很难形成，就是因为现金分红回报投资的制度不健全，造成市场各方力量更关注价格炒作而忽视价值发现。四是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科技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能力。创新成果要规模化生产必须依赖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来为各个阶段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要发挥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要力争将国内科创板和创业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来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孵化出一家像苹果、亚马逊或特斯拉这样的企业，那就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既是传统商业银行应对金融科技等新技术变革的外部压力的需要，更是新时期银行业实现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与此同时，推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利于减少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数字化风控不依赖于房地产等抵押品，可以减轻金融资产与房地产之间的紧偶合关系，缓解金融顺周期影响。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战略上培养数字思维，制定可分解落地的规划。在确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后，要分解战略目标、建立保障机制、定期检测评估与反馈来确保战略的落地实施；二是组织上提升敏捷程度，培养数字化人才与企业文化。数字化转型不只是银行高管层的事情，而是全体员工思维和能力转变的系统工程。必须全面提升组织的“数字商”，银行内部的关键绩效指标和组织架构要与数字化进程保持一致；三是技术上改进配套机制，探索新技术应用与架构转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投入领域聚焦基础设施。积极通过创新组织形式、投资并购等方式，凝聚各方科技人才力量，推动创新研发；四是数据上完善顶层设计，充分释放大数据价值。要强化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让数据变资产。要通过打破内部数据孤岛，让数据会说话；五是以开放银行建设为突破，推进外部生态圈合作。国家和政府监管部门要通过发布关于开发银行的新政策来积极引导推动银行跨界合作。商业银行则应积极建立开发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4、建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房产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财产，且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波动对全社会财富的影响极大，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也最高，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会，抑制房地产泡沫。首先，土地方面，在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同时，优化供地结构。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一般可按100平方米/人来控制。同时合理安排工业用地、公开设施用地及住宅用地等的比例。同时控制土地拍卖价格，减轻房价上涨压力；其次，金融方面，在满足开发商合理融资需求的同时，要坚决守住开发商用自有资金拿地这条底线。在个人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应该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的抵押制度。第三，财税方面，要形成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低端有保障的差别化税收体系。同时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依法合规、规范透明、自我约束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最后，立法方面，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 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在即。业内人士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如期召开第三届进博会彰显了对外开放的决心。进博会将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机遇，是企业参与和分享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窗口，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释放将助力全球经济贸易稳步发展。 外资吸引力提升 “进博会如期举办表明中国以开放共赢精神推动全球发展的决心，向世界传递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信号，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欧莱雅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法国达能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健认为，进博会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机遇，是企业参与和分享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窗口。 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纷纷在华扩大投资。迪卡侬、达能、西门子等进博会的“老朋友”今年均选择在中国加大投资，各领域优质品牌涌入中国。 业内人士称，面对风险挑战，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进一步提升中国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商投资更安心、更放心，为外商投资兴业注入正能量，为全球商品、服务等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商机。 溢出效应增强 从新朋友变成老朋友，从参展商变成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经发处主管冯吉表示，根据参展企业特点，上海制定“一企一策”服务方案，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展业拓业提供最大便利。“从推动企业参展，到吸引外商来华投资，陆家嘴把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从展品变商品，再到一系列创新政策接连落地，进博会不仅满足了中国老百姓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也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途径，形成“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采购商变贸易商”的良性生态圈。 作为承接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展示交易平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附近的虹桥品汇等担当着把“展品变商品”的关键角色。虹桥品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种商品亮相虹桥品汇，进博会商品占总商品数的70%以上。 如今，这些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平台正在更积极地走出上海。(倪铭娅)
中国积极推进改革与市场化政策，以建设一个更大、更健康的资本市场，这增强了瑞信对中国股市的乐观预期。 瑞信亚太区股票及主要经纪业务主管贺立言表示，“受政府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放宽证券行业外资持股限制、推进市场结构机构化转型等持续改革措施的推动，中国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多年未遇的大变局。这些发展将有助于重塑A股市场及其与全球股市的关系。”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占全球GDP的近20%，而相较于其经济规模，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配置中明显低配。2019年MSCI将中国A股的纳入因子提高到20%，增加A股在其主要基准指数中的权重，促使国际投资者对中国A股的投资敞口大幅提升，但A股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仍仅为5.5%。同样地，包括公募基金、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在内的中国机构投资者群体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这为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外市场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不断变化与发展，我们预计国际投资者的投资与兴趣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毫无疑问，未来中国境内市场与全球投资界的融合将更加紧密。”贺立言补充说。 谈及中国经济，瑞信中国首席执行官唐臻怡表示，目前已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对中国国内经济而言新冠疫情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中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有序的应对措施，遏制病毒蔓延，并提振经济，且必要时仍有足够的宏观政策调控空间。这对中国的企业家而言是个好兆头。“我们对中国企业家抵御逆境、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 瑞信亚太区证券研究主管潘嘉怡表示，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即旨在减少中国对海外市场和科技科的依赖、并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增长战略，料将推动国内消费需求，并惠及电子商务、支付等提供在线消费服务的科技公司。 国庆黄金周期间的数据支持我们对消费复苏的正面预期。在成功遏制病毒传播，并逐步解封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反弹。 “我们观察到明显的消费复苏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已连续两个月回正。”瑞信中国及香港证券研究主管兼中国股市策略主管黄翔表示，国庆长假期间主要零售商和餐饮公司的销售额同比增长4.9%，表明尽管仍存在一定的限制措施，但消费复苏良好。“我们预计，得益于前期消费者被抑制需求的释放、现有限制措施的逐步放松、以及企业需求的攀升，消费复苏将保持强劲势头，除非出现新一波疫情导致经济再度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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