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海口9月29日讯(记者 潘世鹏)9月2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条洲际越洋航线——洋浦—南太—澳洲集装箱航线在洋浦小铲滩码头正式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运营,现阶段投入2条1400箱位集装箱船,船舶班期密度两周一班。 航线途经中国香港、菲律宾宿务、巴布亚新几内亚莱城和莫尔兹比港,以及澳大利亚汤斯维尔和达尔文等港口,可为海南乃至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椰子、原木、牛肉、矿产和生活快消品贸易提供快捷、高效的海上直航路径。 该航线的开通实现了海南洲际越洋航线零的突破,同时填补了洋浦与菲律宾的航线空白,加密了洋浦与香港的航线联系,极大完善了洋浦外贸航线布局,为洋浦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口作用,打造中国面向印太两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债市在上周迎来双重利好——先是周五(9月25日)上午中国国债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WGBI),预期2021年10月开始纳入;当日晚间,《QFII、RQFII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发布,允许外资投资金融期货,其中包括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风险管理工具的丰富将有望吸引更多资金流入。 “尽管富时罗素表示,具体是否在明年10月纳入还要取决于明年3月富时罗素咨询委员会和其他指数使用者对市场可投资性的判断,但纳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认为明年10月正式纳入是大概率事件。”景顺(Invesco)固定收益亚太区主管黄嘉诚日前对记者表示。他称,此次国债期货的开放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外资机构从2018年底就开始对扩大国债期货市场的准入抱有很高期待,今年4月10日,五大国有银行成为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首批试点商业银行,此后外资行也在做准备,如今允许QFII布局境内国债期货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 外资期待参与国债期货 过去几年,虽然中国债市不断开放,但外资机构仍无法有效进行人民币利率风险对冲。 目前外资机构可以参与NDIRS(离岸非交割利率掉期),但无法参与境内IRS(利率互换)市场,由于境内外IRS报价有差别,因此当资金进入境内时,外资机构不希望同时在境外做对冲。此外,目前部分境外投资者还无法参与债券回购交易。 此次《办法》不仅允许QFII参与国债期货,投资范围还扩至债券回购。 瑞银中国全球金融市场部主管房东明对记者称:“投资债券回购将提高资金利用率,平衡风险与收益,完善QFII进行债券投资的交易机制。”不过,境外机构习惯的是买断式回购,这与境内的质押式回购仍有一定差异。 当然,国债期货是最受关注的品种,其流动性最佳、风险管理效率最高。“近年来,海外基金经理普遍有两个诉求——债券通注册登记速度可以更快一些;国债期货尽快落地。”黄嘉诚对记者表示,一旦国债期货能落地,会有不少的资金增量进入境内债市。 他分析称,NDIRS仍是美元计价,且不可交割,汇率波动仍会带来一定的市场风险。“举例来说,投资者拿了一个境内5年期国债的仓位,若是做NDIRS对冲,那么中间的价格还要找交易对手去平仓,这比起用中央清算的国债期货在交割的操作上会比较复杂。”他称。 中国的期货市场正值“青年期”,股指期货每天成交量仍仅30万手,国债期货仅10万手且尚未对外资开放,因此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外资的中国国债持有占比已近8%,对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自然与日俱增。目前,开放国债期货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包括外资机构本身和国内托管行的筹备工作。 WGBI明年10月大概率纳入 在一系列机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WGBI指数也宣布将纳入中国国债。 “今年以来,债券通开户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部分是在为WGBI的纳入做准备。明年10月的时间表也给了外资机构一个缓冲期。”黄嘉诚称。 9月21日起,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买卖交易时段已延长至20:00。在他看来,延长交易时间主要是考虑到欧洲投资者,“不少含人民币债券的组合都是全球投资组合,这些投资组合通常是在欧洲时段管理,延长交易时间大大便利了国际投资者。” 早前,国际投资者更关注的是市场流动性、税收问题等,即中国债市的“可投资性”,但目前这一问题已逐步化解,“投资者现在最看重的是中国债市的性价比,”黄嘉诚称,无论从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来看,当前人民币债券的相对价值较高,“2018年4月时央行行长易纲曾表示,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的舒适区间是80~100个BP(基点),而今年以来,中美利差维持在250BP的高位,这对一些长期投资者无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同时,目前外资持有中国国债的占比已达8%,但在整个债市(包括信用债)的占比仅2%,景顺认为未来的增量仍会不断攀升,并从利率品种逐步过渡到信用品种。 不同于出出进进的北上资金,今年外资买债的步伐从未停歇。今年前7个月流入人民币债市的资金量高达4740亿元,同比增60%,7月单月的流入量高达创纪录的1650亿元。渣打预计,2020年全年资金流入量将达8000亿至1万亿元,2021年将进一步增至1万亿到1.2万亿元。 回调后中国债市现配置机遇 鉴于境内债市仍由国内投资者占主导,此前股债“跷跷板”效应、货币市场利率攀升等打击了债市情绪。但目前,机构认为配置价值已经凸显。 黄嘉诚称,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通胀有所回升,且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的供应导致市场回调,“但现在反而可能是进入的机会,后续债券供给将会趋缓。” 渣打认为,随着地方专项债发行接近完成,四季度一级市场供给料将放缓,尤其是在10月之后,估计总发行量将从三季度的16.6万亿元降至四季度的13.4万亿元,净发行额预计为2.5万亿元(低于三季度的5.9万亿元)。不过,以历史标准衡量,四季度的供应量仍保持相对高位,比2019年同期增18%。由于货币宽松空间有限,机构倾向于认为利率短期内可能会呈横向波动。 过去一周,全球风险情绪恶化,新兴市场股市遭遇抛售,但亚洲本地货币债券市场仍获资金流入。渣打宏观、外汇策略师张蒙对记者表示,“我们的外汇风险偏好指数(FX RAI)已跌至负区间,表明避险情绪可能令高贝塔的新兴市场货币承压,但印尼债券和泰国债券获2.97亿、2.46亿美元的净流入。WGBI的纳入对人民币债券也是积极的。” 瑞银证券也建议做多10年期中国国债。假设纳入权重为5%~6%并有约2.5万亿美元的管理资产跟踪WGBI,纳入该指数带来的一次性资金流入规模或达约1250亿~1500亿美元。同时,中国国债相较于新兴市场和WGBI指数收益率的利差已接近数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是全球投资级债券市场中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分散化投资进入此类资产的理由可以说比过去十年的任何时候都强。
9月27日,在“共建美好生活 同行幸福安康”消费扶贫撮合展销会暨陕西扶贫空间启动仪式现场,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面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推出“龙卡消费扶贫爱心信用卡”。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金融扶贫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作用,中国建设银行联合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推出“龙卡消费扶贫爱心信用卡”,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助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消费扶贫爱心卡传递“你我之间,爱心相连”的主旨愿景,重点打造三大亮点功能。一是“你消费,我捐赠”,持卡人每一次有效消费,建行将消费额的万分之五捐赠至指定扶贫机构,代表持卡人为扶贫事业奉献一份爱心;二是“你消费,我补贴”,持卡人在指定线上线下扶贫专区购买《全国扶贫产品目录》中的扶贫产品,可享受满额立减优惠;三是“你消费,我回馈”,持卡计积分消费可享额外综合积分奖励,积分可在建行积分商城扶贫专区捐赠用于教育、医疗等扶贫项目。 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建设银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解决社会民生痛点作为发力点来求解脱贫攻坚战。2019年,建设银行在北京发行“北京消费扶贫爱心信用卡”,产品一经推出,其“介质连接、以购代捐”的扶贫新模式便迅速赢得了热情响应,发卡一年就汇集了百万首都市民加入到消费扶贫的行动中,打造出大众扶贫新范式。此次面向全国爱心人士推出消费扶贫爱心卡,是建设银行进一步深度释放消费扶贫潜力,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有力举措之一。建设银行将持续秉承大行责任,运用金融创新手段,以富有建行特色的扶贫举措和金融产品,助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9月28日开盘,备受谣言困扰的恒大系个股纷纷上演了一幕逼空行情。截至当日收盘,中国恒大上涨20.61%,报收于16.62港元/股;恒大汽车上涨20.39%,报收于20.25港元/股;恒腾网络亦录得9.8%涨幅。 恒大系股价强势上行,主要系受多重利好消息支撑。在9月25日发布的公告里,中国恒大披露了一连串经营方面的“硬核”数据: 截至9月24日,恒大累计实现销售5049亿元,同比增11.4%;实现销售回款4521亿元,同比增51.3%。同时,自9月3日起,恒大推出全国楼盘大优惠,并计划9月、10月累计实现2000亿元销售。这意味着恒大有望顺利完成全年6500亿元的销售目标。 另外,截至9月24日,公司有息负债较3月末下降534亿元,融资成本下降2.24个百分点,并提前归还了9月25日后到期的借款共435亿元。中国恒大称,成立24年来,共计借款20523笔,从未出现利息晚付、本金逾期归还情况。目前现金流情况良好,截至6月底公司现金余额2046亿元。 同时,中国恒大当日披露的另一份公告称,分拆物业管理业务上市已获港交所批准,将在短期内向联交所递交正式上市申请。 据了解,为支持物业管理业务的发展,恒大物业此前已引入235亿港元战略投资,战略投资者包括中信、光大控股等大型央企,云峰基金、红杉资本等顶级投资基金,以及腾讯、周大福等大型企业。此次港交所的批文,也意味着恒大物业登陆港股仅剩一步之遥。 此外,中国恒大的第三份公告则宣布恒大汽车拟启动科创板上市,计划配发及发行不超过15.56亿股人民币股份(行使超额配股权前),发售价不低于每股25港元。这意味着恒大汽车有望抢棒科创板新能源汽车第一股。 9月27日晚间,包括德银、摩根大通、里昂、星展、联昌、华泰等国际投行纷纷发声唱多恒大。摩根大通表示,市场对谣言的反应过激,预计恒大将与战略投资者达成共识,考虑到市场反应,目前恒大债券估值极具吸引力。 里昂认为,恒大已制定明确的三年降负债计划,加上正分拆物业管理等业务上市融资,相信公司拥有强劲的降负债能力,甚至比市场预期的更佳。维持中国恒大“买入”评级,目标价23港元,并表示公司股价短期调整,为投资者带来了买入良机。
9月28日,在海南召开的以“共克时艰、跨界协同、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中国品牌汽车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方向应该是新能源汽车。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萌透露,下一步中国将重点布局动力电池方面的研究,实现从0到1的突破。 辛国斌:理性看待新能源车销量下滑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产销量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累计推广量超过450万辆,占全球的50%以上。产业链上下游有效贯通,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领域创新活跃,成果纷呈。产品供给质量持续提升,消费者认可度日益提高。 但是,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120.6万辆,同比下降4%。2020年1至7月,欧洲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达50万辆,较中国多1.4万辆,引发广泛关注。 “下一阶段,中国品牌汽车的发展机遇在哪里?我认为应该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这是新的发展方向。”辛国斌表示,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下降等情况应该理性看待。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出现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近3年均呈现下滑态势。今年受疫情影响,可能还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但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是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出现的阶段性下滑,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总体还是持欢迎态度的。随着动力电池技术的进步和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优势将会愈加明显。 辛国斌称,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对市场的影响是暂时的。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缓解企业经营压力,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将新能源汽车补贴和购置税优惠政策延期2年。同时,为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这些举措将进一步促进产业平稳发展。2020年7月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月销量实现同比正增长,已恢复至每月10万辆的消费水平。 辛国斌表示,中国主要汽车企业已基本建立起新能源汽车正向研发体系,一批造车新势力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上的一些跨国公司企业也纷纷加大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力度,基于全新设计的纯电驱动平台开发的产品越来越得到消费者认可。 辛国斌说,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海南省近年来坚持生态立省战略,积累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快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细化完善差异化雏形、金融创新等政策措施,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李萌:重点布局动力电池研究 据科学技术部介绍,过去10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提升了2倍以上,接近300W·h/kg;驱动电机重量比功率提升3倍,超过4.3kW/kg;燃料电池电堆功率密度进一步提升至4.2kW/L;石墨双极板电堆寿命达12000小时。 过去10年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的10年,新能源汽车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离不开动力电池、电驱动等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 “展望下一个10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共性关键技术的不断攻克,固态电池等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和实际应用,必将掀起新一轮的汽车产业变革。”李萌表示,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颠覆性技术创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将其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李萌透露,特别是在动力电池方面,科学技术部将重点布局新一代锂离子电池材料体系,全固态锂或锂离子电池、金属锂电池、多价金属与反应材料体系等研究,为产业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李萌还表示,要坚持国际科技合作,坚定科技对外开放的方向,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技术部“十四五”期间将组织实施一批新能源汽车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持续推动中德、中日等合作,拓展人才培养、国际标准等领域的合作空间,以创新平台共建成果共享助推全球汽车产业的科技进步。
“双循环”战略是中国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财富的主线。高层把“双循环”提高到发展新格局的高度,意味着这个战略最早也要管到2035年。 “双循环”的八个战略基点 对于“双循环”战略提出以后出现的种种误解,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论述。笔者一直强调“双循环”战略是一个大战略,是攸关中国经济下一个20年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是统领“十四五”、“十五五”甚至“十六五”的大战略,是解决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痛点和短板,打通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 理解“双循环”,从战略新格局的层面而言,至少有八个基点: 第一,双循环大战略是主动战略不是被动战略,不是为了被动应对美国的遏制和卡脖子问题,而是中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痛点。 第二,双循环大战略是一个长期战略而不是短期战略,这个战略至少管10年,甚至20年。 第三,双循环大战略是开放战略不是封闭战略,这点最被误解,但其实最好理解。封闭起来是不可能有任何循环的,即使国内大循环,也玩不起来。离开了国际产业链的循环,离开了国际市场,玩什么? 第四,双循环大战略是全局战略不是局部战略。有很多人把双循环理解为启动内需,内需当然是国内大循环的主要部分,但双循环战略绝非仅仅是启动消费这么简单,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全球,从整体上为中国经济“强身健体”,解决痛点。有消费问题,还有生产问题,还有创新问题,还有产业竞争力的问题。 第五、双循环大战略是改革战略不是倒退战略,要真正玩好双循环,改革开放是前提,要搞大循环,必须大改革大开放,离开了改革开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包括创新、消费等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问题。 第六、双循环大战略是进攻战略不是退缩战略,是积极主动去解决中国经济的难点问题,是拓展中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不是收缩,不是防守,是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第七,双循环是推动全球化不是反全球化战略,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关键在于利用国际市场,坚定推动全球化,在后二战格局重塑的情况下积极主动推动全球化。 第八、双循环是发展新格局不是新瓶装旧酒。高层在提出双循环战略时,一开始就把双循环战略定义为发展新格局,这个高度非常高,什么叫发展新格局。如果说过去40年的发展是老格局,则未来就是新格局,也就是和过去高增长模式要彻底告别。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双循环”战略的五大抓手 国内大循环也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启动消费问题。笔者一再强调“双循环”大战略的全局性、长期性和主动性。未来“双循环”大战略的抓手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消费大循环,培育八亿中产,这个不再详述; 第二、 制造业大循环,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品牌不足,战略产业领域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必须解决。制造业大循环需要梳理中国制造业各个环节的短板,强化补短板问题。 第三、 创新大循环,不仅仅指芯片的突破,很多关键领域都需要突破。我之前的文章提到过,中国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第四、 城乡大循环,完成城镇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但还没有完成城镇化的经济大国。城镇化是未来最大的抓手,新型城镇化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格局中属于重中之重,完成城镇化意味着中国真正成为城市国家,意味着至少还有5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第五、 产业大循环,中国在健康、娱乐、文化、休闲等领域产业需求井喷,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健康市场、文化市场、休闲市场都在中国,必将衍生出很多财富和产业机遇。 “双循环”战略下的八大财富“后浪” 在“双循环”大战略下,中国的财富机遇在哪里,下一个十年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这几乎是每一次论坛讲座听众必问的问题。但是我的答案让很多人失望。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最好的投资”,我也不知道一个10年中国会涌现出什么样的赚钱的行业。 比如,20年前,没有人想到阿里巴巴的崛起,5年前,没有人能够想到抖音会火到被特朗普封杀的地步,当然,拼多多,直播带货的薇娅、李佳琦每年的收入高于很多上市公司,更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而前不久,农夫山泉的创始人成为全球首富更是让人大跌眼镜。甚至,茅台今天这么值钱,在20年前也没有几个人能想到。 所以,行业和财富的崛起其实都是不可预测的,这样说,当然会砸掉很专家的饭碗。因为专家最爱讲的话题都是什么下一个10年中国最赚钱的领域,“后疫情时代十大财富风口”等等。 其实,财富的“浪潮”都是事后可以总结,但事前根本无法预测的。无论在中国,还是放眼全球,任何一次大的财富浪潮,基本都不可能先知先觉。比如,当年没有人想到福特汽车会开创一个时代,也没有人想到微软会成为行业巨头。那些抓住财富机遇的,大多是在财富浪潮的半山腰才半路上车的。财富的浪潮只有在很清晰以后才能看到,但是,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会走多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六波财富大浪: 第一波: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户、乡镇企业; 第二波:上世纪90年代“92派”的崛起推动的制造业创富; 第三波:1998年以后的地产大浪20年; 第四波:2003年之后的互联网财富浪潮; 第五波;2005年之后的金融创富,股权投资的崛起; 第六波:大数据、人工智能衍生出来的新产业、新模式、新财富 这六波财富,清晰可见,但这也是事后的一个总结而言,事先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先知先觉。在这六波财富中进入富豪排行榜的,都是财智超越常人并且经历九死一生,最后在惨烈的竞争中幸存者。在产业发展的长波中,即使在大浪到来之后才上车,也能赚到足够的财富。 随着中国经济中期的巨变,在“双循环”周期下,我们仍然很难去预测哪些行业可以崛起,未来主要赚钱的大浪在哪里。但是,基于我们对中国经济全新周期的理解,以及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认为,虽然我不知道下一个10年,20年,谁会成为中国的首富,谁能够进入富豪排行榜,会衍生出什么样的新业态。但是,对于财富发展的趋势,还是可以做一些预判的。 在我看来,“双循环”战略下,中国未来的财富有八大趋势: 第一、财富大浪已经结束,像过去40年出现的清晰可见的六波财富浪潮基本结束了,未来的财富只能回到过去的浪中再去找细分的浪。 第二、房地产作为最好投资品的时代结束了,房地产20年大周期的财富狂潮基本宣告终结,标志应该是有全国排名前五的龙头企业的倒下为最明显的信号。但房地产领域的财富机会仍然存在,存量地产衍生出的“房地产+”刚刚开始。 第三、零售行业仍然是未来中国出现富豪最多的领域,零售行业的好日子远远没有结束,零售行业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惊喜。 第四、引领财富浪潮的是“吃喝玩乐”,而不是芯片这些高科技,高科技领域看起来高大上,但未必催生富豪,而且这些领域九死一生。但酱油、油泼辣子、火锅底料这些很多人看不上的传统领域才是真正赚钱的领域。 第五、婴儿潮虽然结束,但赚孩子的钱仍然很容易。很多人一直在讨论银发经济和银发财富,其实,在中国,骗老人的钱容易,赚老人的钱太难,中国的老人基本是不花钱的。他们的钱是等着骗子来骗的。但是,中国人愿意敢于给孩子花钱,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中国的家长仍然是从不吝啬的。 第六、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会崛起,金融财富的掘金点在保险和股权投资领域。说实话,资本市场的理念和信用基础是不适合国人的,大陆法系的传统很难培育出强大的资本市场,我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崛起,但我认为,中国的保险行业仍然有很大的机会,保险逐渐会成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的主要工具。 第七、医疗行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包括医疗器材,医药研发等领域。未来医疗行业将更多的是一个大健康的概念,而不是治疗的概念。这个行业的财富裂变机会远远没有结束,新的财富业态值得期待。 第八、不要忽视农业,中国未来的土地制度等的改革会提速,现代大农业的崛起是大趋势。14亿人口,没有强大的农业,恐怕比缺芯片都要可怕。
双循环 1 为什么要提双循环?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特区40年”,我是7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大概40岁出头,正好和改革开放同行。 我们这代人挺幸运,因为这40年,正好是中国发展最快、经济最繁荣的40年,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遇到什么苦难。所以,无论从专业研究还是翻看历史的角度,我是真诚地感谢改革开放。 大约在2011年、2012年期间,我们研究全球化得出了一个初步推演的结论:全球化可能会发生逆转。此前一轮全球化,很多人是把它从“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再到全球市场开始统一”算起的。 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学者在深入研究全球化时,已经发现:全球化的繁荣景象可能会逆转。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国家内部产业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 今天,不幸言中——现在看来全球化的逆转,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先从“双循环”开始说起,“双循环”是今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中国领导人在5月份正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判断,在5月23号对“双循环”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要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特别提出了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格局的形成,对比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格局的描述是一个国际大循环的逻辑。 而国际区域布局,是一个梯度转移。 中国领导人在202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提出“双循环”,有特定的含义。无论我们如何去强调“内、外双循环”,并不是所谓的“闭关锁国”。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国际大门确实越关越小了,它和过去40年面临的开放的环境相比,确实有了重大的变化。同时,国内面临的挑战也多了,既包括疫情的冲击,还有经济减速。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20-30年,有的甚至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减速期,这个减速期大概平均20年。 所以,中国的减速期从2009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大概10年时间,算下来还要经历10年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谓“百年变局”。同时,面对短期的疫情冲击,中长期的经济减速,企业层面,要产业升级,提升附加值;政府层面,要转变发展方式,都是其中应有之意。 2 “修昔底德”陷阱与政治强人时代 未来十年面临的内、外压力仍然比较大,中国企业界要在中国的内、外压力之下,实现惊险的一跃。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拉长一点历史的视角。中国确实处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到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大影响,我们很难得出确定的判断。 但是翻看过去的历史,很多事情有必然性,也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过去100多年里面,有很多重大的事件节点,仔细去研究事件本身会发现有很多偶发因素。 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辛亥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这些事件的偶发因素非常多,这提示了我们在今天的“百年变局”的背景下,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取决于外界,也取决于我们自身。 经济数据上拉长时间周期看,从经济总量占比的变化看,中美关系发生质变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占到美国三分之二的时候。 当年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变化,大概也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部分人的判断,即中国崛起会出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无论从国际政治专家说的安全维度,还是经济专家说的全球经济失衡,或是全球化运转的角度,似乎都说明了中美博弈难以避免。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朗普”,中美的关系已到了一个质变的阶段,我们要认清当前的形势。 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处在“政治强人时代”。 关于“政治强人时代”,我没有清晰的界定,或者也很难界定。我们观察世界的大型经济体或者大国,都是属于“强势人物执政”阶段。 强势人物执政和以往“讲规则、讲规矩”的领导人不太一样。就像美国,特朗普总统可以随意发一条推特“吐槽”。 大国博弈在未来5-10年里还会有很多交集。 比如俄罗斯,普京希望俄罗斯在2024年成为全球前五大经济体。如果按照汇率计算,俄罗斯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但俄罗斯专家已经解释:2020年将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维持该地位不会容易。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7年底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所以俄罗斯也是充满了雄心壮志。普京基本兑现了对俄罗斯选民的承诺,用20年还一个新的俄罗斯。他用了20年的时间,把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打造成跟广东省差不多的水平。 3 国内经济发展5个趋势 从国内形势来看,疫情加速了这些趋势,但是,没有疫情这些趋势也在发生。 第一个趋势,移动互联网化。 移动互联网加速了人类的分层,分层可能来自于价值观,可能来自于地域,可能来自于收入水平。移动互联网导致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难题:全世界有共同观点的人,可以很快地联合起来。 从企业家看,我们要抓住商机;从政治家的层面来看,我们要抓住社会的难题,所谓“广场政治”(缘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城邦时代,广场是为市民争取权利和议政的最佳空间),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个趋势,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指经济学家探讨的劳动力红利的消退,因为没有了劳动力红利,还有工程师红利。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趋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波生育高峰期,大概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口,在未来五到十年整体步入老龄化,大概有2.94亿至3亿人口要整体步入老龄化。 “老龄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是不可逆的,而且结果不可预测。由于“老龄化”的趋势,要害不在于它是不是会发生,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个趋势,地产行业发展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而地产行业涉及到几十个行业。 简而言之,地产行业从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从金融业的发展逻辑,转变到了制造业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的转化影响到的行业非常多。 第四个趋势,贫富或财富差距拉大。 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中国资产价格的上升,会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这个难题很难用传统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财政手段解决,没有特别好或者说似乎很难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特别是在全球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量化宽松以后,财富差距几乎是不可逆的。我个人不同意美联储现任鲍威尔主席说的:美国的财富差距和财政政策没有关系。我认为当然有关系,因为宽松政策天生有利于富人。 第五个趋势,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宏观管理政策的逻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日本、欧洲的中小银行是“有心无力”,希望通过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却发现空间越来越小,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中国的货币当局是“有力无心”——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不想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经历过三轮大宽松,分别是2009年、2012年、2014年——2009年是4万亿,2012年是GDP保7.5%,2014年是GDP保7%。 这三轮大宽松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结果就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在拉大,而且不可逆,造成了社会内生性的冲突。 中国经济像日本30年代的运行状态略多,官方的说法叫“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 4 新常态下的双循环 我认为2017年我们进入到了“收缩型经济新常态”,它有5个特点: 第一,投资方面“泡沫”的钱很难赚了,赚快钱很难了; 第二,收入增长变得极其艰难,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实际收入水平是下降的; 第三,大家在生活工作上会变得越来越简洁,因为现在是从“泡沫化”到“挤泡沫”的过程; 第四,从企业角度来讲,除需要创新外,企业需要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点我主张向日本企业学习,比如优衣库,特别在日本失去的30年中,优衣库从普通企业到了世界级企业; 第五,大家培训和学习的时间更多了。如果实现“双循环”,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于降低体制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我自己从3个维度去理解双循环:第一,物理空间;第二,动力机制;第三,体制机制改革。 从物理空间来讲,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都将成为我们拓展市场、深化市场的市场载体。特别是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代表的新一轮的开放,是我们构建“双循环,启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从动力来讲,重要的是启动内需、统一市场,特别是统一市场。加入WTO之前,中国掀起过一轮学习WTO的贸易、金融、法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活动。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变,启动国内大循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诸多方面能够统一标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下一步体制机制改革要做的事情。 从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来讲,竞争中性、监管统一,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其中涉及到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 新基建 1 深圳40年与大湾区的未来 我想聊一下深圳,每次去深圳都觉得特别提气。深圳是标杆性城市,过了40年的发展,确实给中国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样板。在此,我们对深圳各个时期的建设者、领导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今年是深圳特区40周年,从指标来看,深圳处于遥遥领先的地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今天的成绩,密码是什么? 无论从规模总量还是结构来看,深圳都遥遥领先其他同时作为特区的四个城市。深圳对标的城市已经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城市了,从世界来讲,与三大湾区的定义,深圳还有非常大的可以发挥潜力的空间。 举个例子,“粤港澳大湾区”从面积、人口来讲比世界成熟的三大湾区(东京、纽约、旧金山)要大。 从港口和机场的吞吐量也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很明显。 但是从人均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来讲,我们确实和世界另外三大湾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件事情从不同的维度印证了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后发式突围创新的重要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向大都市、大城市集中是一个趋势。我的观察结论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思路改变了80年代以来控制大城市规模,鼓励发展小城市的思路。 现在的思路还是发展大城市,城市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特别是向大城市集中。而中国城市从城市分层来看,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城市,承载的人口和产业是不够的。 我们做过一个研究,中国至少需要8个第一层级城市,每个城市大概容纳2000万常住人口,总共承载约1.6亿人。需要16个第二层级的城市,每个城市需要1000万常住人口。 现在深圳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国可能会有20多个城市有希望在未来10-20年内进入到一线城市圈——我们把它们称之为新一线城市。广州相对紧张一些,因为很多人提到一线城市不说“北上广深”了,广州比较着急。 有人说,广州要加快发展速度,不然20年后会变成了环深圳城市。深圳还是中国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领跑者。 无论从全球定位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任务和形势的倒逼,还是深圳发展的潜力和动力,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毫无疑问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的发动机。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数字化基建或者新基建可能是中国版的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引擎,这是中国继高铁以后再度实现基础设施升维的难得机会。就像从乡间公路到高速公路,从高速公路到高铁,每一轮基础设施的升维都会带来产业和区域功能的大洗牌,而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有它的优势。 我们梳理了涉及到七大行业共500家新基建公司,特别是华为、腾讯这样的公司,为深圳领跑下一轮的新基建创造了条件。 2 四个“10年”,四代企业家 说一下企业家的机会,因为体制改革营造的好的营商环境是基础。回顾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个“10年”,形成了四代企业家。 我本人将1978年到1998这20年称之为“市场化时代”,中国的企业家有两个群体,“84派”和“92派”; 1999年到2008年我称之为“工业化时代”,我们利用全球化的红利、劳动力红利,当然也利用了城镇化、互联网红利。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家也随之崛起,特别是深圳的企业家。 随着互联网和地产的崛起,如果说在2007年以前富豪榜排在前面的企业家是来自地产行业,到了后期互联网企业开始崛起,互联网企业家占据了富豪榜的前列。 2009年到2016年我称之为“金融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政府、企业、家庭都在加杠杆,可以说是一个全民加杠杆的时代。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胡润排行榜上的企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产和互联网,或者地产、金融、互联网都出现了很多富豪。 结语 那么,外部环境,未来是什么状态? 我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改革1.0版本;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第三,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中国宏观管理,特别是货币政策方面不大会再采取过去十几年这三轮大宽松的方式,而可能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克制,类似于疫情爆发后的操作方式。 这对地产、金融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从2008年到2017年金融泡沫化时代的背景很难再出现了,金融化宣告结束了,很难再出现金融泡沫化了。 当然,从货币当局的主观意图来看,他们也想极力避免“泡沫化”。从广深地区来看,广深地区的企业家在每个时代都算是勇立潮头。 我们希望深圳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引领全国,并且能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也可以说深圳在建立特区40年以后的新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仍然是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希望再过若干年,如果深圳能够在这两个目标的建设上有所突破,我们还能够有机会来一起探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