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指抹去今年跌幅，标普纳指再创收盘新高。截至收盘，道指涨0.57%报28653.87点；纳指涨0.60%报11695.63点；标普500指数涨0.67%，报3508.01点。本周，标普500指数累涨3.26%，道指累涨2.59%，纳指累涨3.39%。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瑞幸粉单涨近18%，爱奇艺涨超9%，小鹏汽车上市次日涨超7%。A股方面，两市成交逾9400亿，北上资金净买入逾64亿。港股方面，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南下资金净流入51.96亿港元，大市成交额为1652亿港元。 商品方面，COMEX 12月黄金期货收涨2.2%，报1974.90美元/盎司，本周累涨1.4%。WTI 10月原油期货收跌0.07美元，跌幅0.16%，报42.97美元/桶。布伦特10月原油期货收跌0.04美元，跌幅0.09%，报45.05美元/桶。 1. 全球累计确诊逾2457万例 美国确诊逾590万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8月29日5时28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4,573,933例，累计死亡病例833,836例。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906,615例，累计死亡181,579例。 2. Centricus联手Triller TikTok再添竞购者！ 据外媒，位于伦敦的资产管理公司Centricus和美国AI短视频APP Triller已联手，欲出价200亿美元收购TikTok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业务。 昨日外媒报道称，TikTok有关出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业务的交易协议，可能将会在48小时之内达成，预计交易规模在200至300亿美元之间。虽然出售协议有望达成，但目前买家是何方还未敲定，TikTok将在微软(Microsoft)和甲骨文(Oracle)之间做出选择。 3. 百胜中国(9987.HK)：最高定价为468港元/股 据港交所文件，百胜中国已通过港交所聆讯。另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百胜中国将在香港IPO中发售4190万股普通股，其中国际发售4020万股，香港发售170万股。香港IPO最高定价为468港元/股。发行代码为9987。 2020年二季度，百胜中国营收19亿美元，同比下滑11%，经调整后净利润同比下降23%至1.36亿美元。其中，肯德基实现营收13.07亿美元，同比下滑10%，必胜客营收4.24亿美元，同比下滑17%；集团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1.78亿美元下滑26%至1.32亿美元。 4. 商务部、科技部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商务部、科技部调整《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删除4项禁止出口和5项限制出口的技术条目，新增23项限制出口的技术条目；属于军民两用技术的，纳入出口管制管理。 商务部会同科技部制定、调整并公布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技术目录，主要目的是规范技术出口管理，促进科技进步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下一步将进一步删减调整《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同时根据2019年底修订发布的《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大幅精简《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进一步突出市场调节作用。 5. 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 证监会修订公募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一是强化基金销售活动的持牌准入要求，支持规范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客户；二是优化基金销售机构准入、退出机制；三是夯实业务规范与机构管控，突出强调基金销售行为的底线要求；四是完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监管，强调展业独立性，并在合规风控、分支机构管理、展业范围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要求。 6. 暴风集团：9月21日起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 暴风集团公告，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后十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2020年9月21日)起，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 7. 央行住建部座谈会与会知情人士：房企融资“三道红线”设定标准暂参照2019年报数据 日前住建部、央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此次参加会议的房企共12家，包括碧桂园、恒大、万科等。据悉，监管部门要求与会12家房企9月底前提交最新资产负债表，而非降负债方案。房企提交的资产负债表要包括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和现金短债比，即融资新规“三道红线”涉及的三项指标。“三道红线”设定标准，暂参照2019年年报数据。 8. 联发科：已向美方申请 力求9月15日后仍可向华为继续供货 美国颁布的华为禁令将在9月15日正式生效。据台湾地区媒体，芯片生产商联发科28日证实，目前已经依照规定向美方申请，力求9月15日后继续供货华为，同时重申公司遵循全球贸易相关法令规定。 9. 安倍正式辞去首相一职 当地时间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因发现旧疾溃疡性大肠炎复发，为避免个人健康状况影响执政，决定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安倍表示不设临时代理，任职到选出下一任首相为止。安倍本月24日成为日本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10. 科创50指数样本首次调整：优刻得、泽璟制药等5只获调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根据指数规则调整科创50指数样本，本次调整于9月14日正式生效。根据编制规则，本次科创50指数更换5只样本，优刻得、泽璟制药等5只证券调入指数，新光光电、热景生物等5只证券调出指数。 11. 证监会推出深港ETF互通产品 中国证监会准予2只深港ETF互通产品注册，产品由境内基金管理人在境内设立，采取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模式，将不低于90%的基金净资产投资于香港单只目标ETF，跟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标普新中国行业(A股上限)指数市场表现，基金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 深交所：本周对天山生物、西部牧业持续进行重点监控 深交所：8月24日至8月28日，深交所共对60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涉及盘中拉抬打压、虚假申报等异常交易情形；对连续多日涨幅异常的“天山生物”“西部牧业”持续进行重点监控，并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共对6起上市公司重大事项进行核查，并上报证监会1起涉嫌违法违规案件线索。 13. 香港全民检测，明早7点开始预约！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今日公布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细节及具体安排。他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于9月1日正式开展，为期7天，视进度再延长不超过7天至9月14日。全港会设立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开放时间为早上8时至晚上8时。 市民明天(29日)7时起可在网上预约，填写个人资料，包括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可接收短讯的电话号码，选择检测地点和时段。详情请浏览下列链接。 1. 住建部：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住建部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会商会，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切实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确保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城市要增加住宅及用地供应，支持合理自住需求，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2. 深汕合作区楼市新政：居民家庭限购2套，5年内禁止转让 8月27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振业时代花园二期、赤湖纯水岸花园等商品房项目销售的通知》，对深汕合作区的购房政策进行了调整。《通知》规定，居民家庭在合作区持有的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总套数不得超过2套，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在合作区持有的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总套数不得超过1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自然人不得在合作区购买商品住房。 3. 发改委已反馈八批专项债项目清单，将按月开展发行使用情况调度 近期国家发改委已下发通知，要求地方通过国家建设重大项目库按月开展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发行使用情况调度。调度内容包括项目实际开工时间、实际竣工时间，资金到位、完成和支付情况，形象进度等信息。国家发改委将根据各地调度情况和填报质量，视情况予以通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4. 银保监会：2022年进一步探索完善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机制 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其中在开展公司治理全面评估方面，通知提出，2020年确保首次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全面评估取得实效。2021年重点抓好评估结果应用和难点问题整改。2022年侧重于完善评估制度，健全评估工作机制。 1. 农业农村部部署非洲猪瘟病毒诊断制品生产经营使用有关事宜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非洲猪瘟病毒诊断制品生产经营使用有关事宜。通知提出，自2020年9月1日起，所有未参加或未通过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比对试验的非洲猪瘟病毒诊断制品，以及通过比对试验但目前未申请注册的非洲猪瘟病毒诊断制品，一律停止生产经营。 2. 外管局：7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17574亿元 外管局：7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17574亿元，支出13818亿元，顺差3756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16132亿元，支出11622亿元，顺差4510亿元；服务贸易收入1442亿元，支出2196亿元，逆差754亿元。 3. 联合国：全球每年浪费13亿吨食物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一项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达到13亿吨，相当于人类全年生产食物总量的大约三分之一。浪费最多的食物包括：蔬菜水果、谷物、肉类、乳制品等。 4. 彩电市场回暖 部分厂商上调出货价 6月以来，上游面板价格不断上调，一些电视机生产企业已在近日上调出货价，一些厂商则正在计划中。中怡康数据显示，今年6月，国内彩电销量同比去年大涨20.3%，7月虽同比下滑8.3%，但降幅已明显小于前几个月。业内人士预计，房地产行业将会迎来“金九银十”的旺季，作为地产后周期的彩电市场一般会在9月份后迎来下半年的销售高峰。
关于深圳，我写过很多。 1998年3月号的《南风窗》上这样写—— “深圳的美，是一种有活力的美，一种时刻充满变数与可能性的美。它恍如烟火，你看得到它凌空一飞的轨迹，但却无法猜到它绽开的是什么花朵——你永远不知道青春生命的下一步在哪里，你只能感到它在飞！” 2010年8月26日在《第一财经日报》这样写—— “深圳的风景让人喜欢，深圳的奇迹让人惊叹，但只有深圳的开放、包容与创新，才让人热爱。……用梦想凝聚，而不让怀疑扩散；用创新牵引，而不让平庸主导；用未来激发现实，而不让现实锁定未来；用坚韧去开拓，而不让逃逸流行。” 2017年在《深圳商报》上，今年5月在《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新书发布会上，我都这样回答“深圳何以能量产伟大企业家”—— 从制度看，深圳是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又是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先行先试的试验场； 从社会和文化看，深圳是移民文化最浓郁的地方，是人口结构较年轻的地方，是“靠自己永远不倒”的创业与自立文化深入人心的地方； 从自然条件看，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离世界最近、得风气之先、贸易条件便利、最容易融入全球市场的地方； 从技术看，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转向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变化扑朔迷离，一切都是平的，哪个地方对旧经济旧产业的路径依赖越轻，越容易走向未来。 写过说过这么多，再谈深圳，颇有“江郎才尽”之感。 但深圳特区40年，一个字不写，将是永远的遗憾。 于是我去了深圳，也有了一些新感受。 8月22日，在一个圆桌讨论上，我问深圳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吴思康：“最近这些年，深圳的新一代企业家在全国的影响力没有过去那么大。美团、字节跳动、滴滴、拼多多这些‘小巨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在深圳。从2006年大疆无人机创立后，深圳好像没有出过什么极具影响力的新企业。” 话一出口，有些后悔，因为只是一点感觉，可能很不准确。 马上补充道：“也许深圳现在是‘生态型创业’，华为、腾讯、平安自己都裂变出了很多新业务新公司，如华为终端、微信支付、平安好医生。腾讯出去的创业者也很多，像创立了乐信、4年多时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肖文杰。只不过在华为、腾讯、平安的映射下，新的企业家还不太知名。” 我关注深圳企业家近30年了。如果要我画一张改革开放后深圳企业家的路线图，我会从袁庚创立的蛇口工业园区、马福元创立的赛格集团、马志民创建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 袁庚70年代末从香港到蛇口，筚路蓝缕，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区（1979），这里诞生了中集集团（1980）、南玻集团（1984）、招商银行（1987）、平安保险（1988）等一批市场化、现代化的优秀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机制探索方面，蛇口工业园区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 马福元1985年7月从北京到深圳，成为深圳电子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当年他52岁，是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兼计算机管理局局长，应深圳市之邀，由电子工业部委派，到深圳负责整合部属、省属、市属等100多家中小电子企业，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以此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并与国际大集团同台竞技。 当时有人反对说不能叫集团，“集团”是一个贬义词，如“反党集团”，“盗窃集团”。马福元说，集团就是“集中与团结”的意思。有人说，这样搞集团是“拉郎配”，马福元说“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权。 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取“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之意。赛格旗下一度拥有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00多家电子企业，也投资过赛格日立（彩色显像管）、中康玻璃（彩管配套玻壳）、深爱半导体（大功率晶体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骨干项目。 1988年3月28日，马福元筹划的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开业，160多家内地厂商和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顾客在此可以买到急需的元器件，可以了解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动态，产供销三方直接碰头。 这是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史上不可不写的一笔：这之前，很多电子元配件都按计划统一分配，像粮票一样，要跑北京找关系才能弄到；这之后，元器件的市场化配置开始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蜂拥而至，华强北一步步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最重要集散地，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90年代初，深圳市有领导在评价此地对产业的影响时说，“赛格春节关门，全国配件就会涨价”。 在改革风雷激荡的80年代，深圳因为是特区，毗邻香港，所以内地在香港的几家窗口企业，如港中旅（香港中国旅行社，1986年2月变更为香港中旅集团）、招商局、华润，对深圳的发展卓有贡献。马志民当时是港中旅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5年秋，国务院批准由港中旅投资开发占地4.8平方公里的深圳华侨城，马志民兼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华侨城公司总经理。这位没有学过一天设计的企业家，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理念，先后创建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被誉为“华侨城的总设计师”、“中国现代主题公园之父”。 在80年代初，政府对旅游的态度还是“不鼓励，不提倡”，旅游不是独立产业，是附属在外事接待部门的事业单位。华侨城的定位是工业为主，不敢直接提出“旅游”。1985年，马志民到欧洲考察，在荷兰玛林洛丹看到“小人国”，产生了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丰富旅游资源微缩在一个公园里、让中外游客“一日看尽千年华夏”的创意。1987年，全国首创的“锦绣中华”动工，两年完工，1亿元的投资在开业当年就全部收回。 有一位外宾给马志民写信提醒厕所问题，说“你们的厕所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仍然是不会得到世界的尊敬的”。这让马志民耿耿于怀，一定要将厕所彻底改观。最具代表性的是“锦绣中华”的孔庙洗手间，洗手间管理员会面带微笑地为游客递手纸、拧水龙头、喷香皂液，甚至为游客梳头、擦皮鞋，被游客誉为“锦绣中华第81景”。 开业之初，“锦绣中华”的地上留下大量垃圾杂物，对随手乱扔的游客，工作人员不是责备训斥，而是加大清洁的力度，不管你扔什么，清洁工立刻跟上清扫。游客不好意思，就开始找垃圾桶了。 马志民先生2006年逝世，享年74岁。他最早意识到“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他让深圳这片经济热土从一开始就带有“文化绿洲”的气息。 马福元先生2015年逝世，享年84岁。他到深圳那一年，华强北街还只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今天，深圳早已拥有了世界级的高效、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链。 袁庚先生2016年逝世，享年99岁。1979年他开创蛇口工业区时，整个深圳的户籍人口为7.62万，到年底全部常住人口也只有31万多。今天，深圳的常住人口在1343.88万左右，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深圳已是有近2000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 从袁庚的“招商局部落”、马福元的“电子信息方阵”、马志民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接着我会画上：一任一郭；华工三剑客；二徐；二汪；三马；四王。 一任：1987年创立华为的任正非； 一郭：1988年在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做电脑接插件来料加工的郭台铭； 二徐：1991年创立迈瑞医疗的徐航，1993年创立金蝶软件的徐少春； 华工三剑客：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1978级的同学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他们的名字和TCL、华星光电、创维、康佳连在一起； 二汪：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的汪建，2006年创建大疆的80后汪滔； 三马：1988年创立平安的马明哲，1999年到2013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马蔚华，1998年11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 四王：1984年创立万科的王石，1995年创立比亚迪的王传福，2002年把顺丰总部迁到深圳、从此阳光灿烂的王卫，2004年创立立讯精密的王来春。 有一些风云人物最终和深圳擦肩而过，但深圳肯定是他们创业之路上永不磨灭的记忆。 求伯君，这位天才的程序员，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把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的房间，夜以继日地写代码，其间肝炎复发三次，甚至把电脑搬到病房，终于写出了12.2万行的WPS1.0，创出中国软件史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 史玉柱，1989年1月毕业于深圳大学研究生院，下海创业，推出桌面中文电脑软件M―6401，1991年创立巨人公司。 还有的企业家并非在深圳开始创业，但最终他们回到了深圳。 许家印，1992年从河南舞阳钢铁公司离职，到深圳寻找机会，找了几个月，加入了一家叫中达的国企，1994年到广州开发房地产项目。1997年2月创立自己的企业恒大。2017年8月，恒大总部从广州迁往深圳。 聂云宸，90后创业者，2012年5月12日在广东江门九中街开了第一间茶饮店，这就是喜茶。没几年，喜茶就把总部放在了深圳。 我肯定遗漏了很多。我画的这张图谱的脉络，只是想表达某种价值判断，即企业家应该是生产性创新的推动者。 我和上述提到的大多数企业家都有过思想交流。遗憾是，没有见到过袁庚、马福元、马志民三位先生。 在我心中，从经济角度说，他们三位是深圳的体制机制创新、制造与市场、文化的最初奠基人。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现在回到8月22日的圆桌讨论。 对于我的“深圳新一代企业家何时能再出现‘三马’”的问题，吴思康回应说：“你的问题其实挺尖锐，就是说深圳是不是没有那么创新了？我给你一个数字吧，到今年6月底，深圳的商事主体已经达到339.1万家，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3.4户，或者说每4个人就有一个商事主体，这样的创业密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别的城市怎么样，你可以去算一算。”（注：商事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密度的计算公式为商事主体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我查找了相关数据，深圳的商事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到6月底共有215.2万家，占全部商事主体的63.4%，占全部企业总量的99.9%。深圳每千人拥有企业159户，相当于不到7个人就有一户企业。今年一季度，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深圳每天登记的中小企业平均仍有680家。 下面，我们将深圳和北上广以及创业的热门城市杭州对比一下（注：各城市常住人口均为2019年末数据）： 北京（常住人口2153.6万）：到2019年12月底，北京市市场主体存续为208.88万户（含内资非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营合作社），1-12月新设市场主体21.24万户。 上海（常住人口2428.14万）：截至2020年3月底，上海共有市场主体274.35万户。 广州（常住人口1530.59万）：截至2019年12月底，广州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32.91万户，其中企业127.71万户，个体工商户105.0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400户。按2018年市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计算，全市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156户，每千人拥有企业85户。 杭州（常住人口1036万）：到2019年6月底，共有市场主体121.4万户。 大体来说，按照每千人拥有的市场主体数量，深圳为253，广州为156，杭州为117，上海为113，北京为97。深圳的创业密度遥遥领先。考虑到深圳的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即使包含最近发布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也不过2465.77平方公里，远远少于北上广杭，因此可以推断，深圳的空气里有着中国最高的创业浓度。 由于各个地方的产业特征不同、所有制形态不同，我们并不能简单得出一个结论，深圳的创业环境比北上广杭优越。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其中的创业成功率可能比在其他城市更高。但从整个创业环境的市场化、民营化，以及个体对创业的参与意愿来说，深圳无疑走在了前边。 原因很简单，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镇，没有什么基础。深圳要发展，只能靠更有激励性的政策（后来是更有激励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让全天下敢试敢闯的人到这里来创业。由此天然形成了更具分布式、更加市场化、个人化、更为包容、市场主体之间也更加平等的气氛和文化。 深圳的知名企业基本上都是当初籍籍无名的创业者创出来的。和北上广相比，深圳的世界500强中的民企比例最高，企业家色彩最浓。 我在深圳听到的故事都是类似这样的—— 十几年前，深圳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但这些巨头后来基本都不行了，甚至不见了。深圳的好企业大部分都是从“游击队”开始的，他们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最早面对国际市场。 深圳有不少年销售额过百亿的企业家，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 深圳的A股上市公司到目前为止在315家左右，仅次于首都北京的上市公司数量。这些上市公司中，民企占2/3左右，这一比例高出北京和上海不少。光一个南山科技园就有8000家注册企业，近1500家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020年深圳的重大项目，社会投资约占69%。 2019年深圳每万人口的发明专利拥有量（106.3件）为全国均值的8倍，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17459件，连续16年居全国首位。 源自民间的、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热情和创造力，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力量。 谢谢深圳特区的40年。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的，当时的听众，一个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一个是省委书记王全国。 深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探索的价值，必将光耀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 当我离开深圳，我问自己：如果中国没有特区，特区不在深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有今天吗？我自答，不会，起码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世人瞩目。 那个被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打压了两年、“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企业，就是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长出的。1987年底，它创办时的注册资本不过2.8万元。那年2月，深圳在全国发布了首个鼓励科技人员兴办科技企业的文件，直接催生了任正非的创业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形势比人强，好制度助人强。 今天，如同华为遭遇的挑战，中国也有各种压力。但纵有千难万难，只要不沉溺于过去，不止步于探索，只要创业创新的精神和意志在，中国经济还有下一个辉煌40年。 如特区精神能天下传扬，中国不想复兴，亦断无可能。 在经济世界里，哪里有最适合创业者、创新者发展的空间，哪里就是最美的地方。 顺丰的王卫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曾说，来深圳的人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朝气，年轻人来到这片全新的土地，就是闯，就是干事业，“当时觉得深圳的整个天空特别蓝”。 张春山，一位1997年大学毕业就从哈尔滨直奔深圳、今天已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创业者说，“在深圳冬天睡在马路上都不会冻死人”。那年他到深圳，母亲总觉不放心，认为还是在政府部门更靠谱，他跑到街头用公用电话宽慰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在一个尊重价值创造、不歧视、通过市场实现供求匹配的环境中，创业者真的冻不死。 机会、公平、法治，就是他们最大的温暖。 我们的国家，太需要实干兴邦，创业创新了。40年远远不够。 所以我真心对深圳说一句——“愿你继续创业创新100年！”
美国领导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再提与中国“脱钩”论调，称美国“不一定非要和中国做生意”。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客时不时抛出类似论调，不过是在大选年里上演的一场卖力但拙劣的政治秀。美国前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汤姆·惠勒犀利地指出，美国领导人的举动是“以演艺代替实质”。 让美国企业不与中国做生意？美国政客这一论调好比是颗“毒丸”，遭到了美国企业强烈抵制。新近的一个案例是：美国政府近日发布行政令，宣布自9月20日起禁止美国个人及企业与中国的腾讯公司进行与微信有关的任何交易，结果遭到苹果、福特、高盛、沃尔玛、宝洁等一大波美国企业的反对。十多家美国跨国企业在与白宫官员的电话会议中强调，禁止使用微信可能削弱美国企业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竞争力。 微信是一个在全球拥有十几亿用户的平台，也是在中国的首要通信应用，其服务涉及营销、通信、电子商务、支付等方方面面，“对于在中国经商必不可少”。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乍看之下，美国的行政禁令似乎是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一记重击”，但是可能对美国企业伤害更大。文章称，这款应用中的“小程序”被星巴克和沃尔玛等美国企业用来服务当地消费者。用户使用这些功能购物、赠送礼品卡和点咖啡等，去年共消费了1150亿美元。在商言商，如果美国政府行政禁令对企业利益造成伤害，美国企业当然不答应。 有意思的是，虽然美国政客时不时放话鼓动“脱钩”，但在商界的压力之下，态度也不得不有所松动。彭博社日前爆料，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在行政禁令公布两周后，美方官员私下和包括苹果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接触，强调它们仍然可以在中国通过微信做生意。这再次证明，所谓“脱钩”不过是追逐权利的美国政客的表演而已，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美国企业需要中国市场毋庸置疑，它们离不开也不想走。最近，中国美国商会确认，该商会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一架包机将于9月12日从旧金山直飞北京，结果3天内就收到近200人的报名，远远超过成飞所需的120人最低人数要求。这些争相回到中国的美国商界人士显然不同意“不一定非要和中国做生意”这样的论调。 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经济已经相互深度嵌套融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称中美经济如“一对连体双胞胎”，“共享着共同的器官和血液循环系统”。硬生生强行切断这对巨形“双胞胎”，结果只能是伤筋动骨，双双受伤，其影响还会外溢到世界其他地方。 以近期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为例，如果不及时管控分歧，任由中美间矛盾升级到“科技脱钩”，那么据德意志银行估计，这将可能会使全球科技公司在未来五年内损失3.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加拿大2019年经济总量的两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各国都有着复工复产、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维护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迫切需求。在此过程中，各国只有同舟共济，才能乘风破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撰文指出，将中美企业拆开会“伤及每一个人”。更何况，伤得最重的很可能是美国企业。德意志银行在上述预测中就说到，3.5万亿美元的损失中很大一部分负担将落在美国公司身上。 应当看到，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在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充分证明双方合作是互惠互利的，两国和两国人民都从中受益，根本不存在谁吃亏、谁占便宜的事情。也正因此，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两年，美国对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外国(主要是美国)持有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 近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更新其全球宏观展望报告，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上调至1.9%，并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左右。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迈克·亨利日前也表示，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亮点”，正呈现“非常强劲的V型反弹”。这一稳定向好的经济走势，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 美国那些热衷于“政治秀”的政客应该好好听听来自本国商界的理性声音，停止鼓动所谓的“脱钩”，停止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为遭受疫情冲击的美国经济早日复苏担起应尽的责任。(国际锐评评论员)
据悉，此次共有33家民营企业，包括14家新晋获奖企业和19家连续两年获奖企业成功获选为“2020中国卓越管理公司”。新上榜的14家企业中，占据前三名的行业分别是代表新兴服务业的消费、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其中信息技术行业的占比从2019年的7%增长到2020年的21%，体现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新加坡银行香港分行首席执行官兼大中华暨北亚环球市场总监陈学彬表示：“不断地寻找创新和差异化的新方法，以实现长期增长，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质，特别是在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但除此之外，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显然正在重新定义企业生态系统，许多公司和企业家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在长期内保持相关性和经济可行性。” 德勤中国卓越管理项目主管合伙人赵健表示：“德勤希望通过BMC项目，帮助更多的民营企业不断提升他们的管理水平，走向国际，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同日，德勤中国发布的《2020中国卓越管理公司项目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疫情的全球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深化，加剧了全球经济动荡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海外需求的疲软和供应链阻断等影响令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遇到诸多挑战。尽管政府在疫情期间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并在两会中强调了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整体方向，民营企业家们依然面临疫后业务复苏的压力，需要思考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坚持创新投入，提升企业韧实力，走向高质量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谭嘉因教授表示：“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我们认为打造核心竞争力仍是构建全面系统管理能力的关键。从今年的BMC评选中，我们观察到中国的一批卓越管理民营企业已经引领众多行业发展，BMC项目对民企而言，是一次展示和提升自己的机会。”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中文版总主编何刚认为：“疫情加速了企业运营和商业模式在线化的进程，对民企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基建’的加快推进为创新科技型民企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传统制造业为主的民企带来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契机。”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下，更凸显了民营企业构建“第二曲线”的迫切性，需要他们突破传统商业模式，强化创新机制，寻求新的市场和突破点。BMC企业强调全面管理能力的持续提升，通过多轮调研与访谈，德勤发现以下四个维度是卓越企业在疫后背景下“向远而生”的主要投入焦点，通过提升企业“韧实力”实现跨越经济周期的发展： 一是战略上发展善经济。企业应将“社会企业”作为其战略发展的核心，将企业收入和盈利增长与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相结合。二是能力上加强数字化生态建设。“新基建”的推行将增强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技术支撑，促进更多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的产生。三是承诺上发展敏捷领导力，关注人才传承与培养。突破困境实现卓越运营，敏捷领导力是必不可少的管理者素质之一。四是财务实力上加强现金储备和成本控制。在财务实力方面，企业的韧性表现在财务策略稳健、有良好的现金储备和成本管控能力。 德勤中国副主席、中国民营企业与私人客户服务主管合伙人周锦昌表示：“站在备战未来的门槛，一流民营企业除了强调自身财务实力提升，更应注重‘系统化’软实力构建，从独特的核心价值和战略目标、出色的‘以客户为中心’整合价值的经营能力、精益化管理与卓越运营能力等多维度凸显自身核心竞争力。”
面对汽车业百年大变局，中国汽车强国之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换道超车”需要政策与全产业链的通力配合。 导语 2019年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上演了一幕冰与火之歌，行业分化加剧。一边是通用、福特等巨头陆续裁员，菲亚特克莱斯勒与标致雪铁龙合并、传统车企抱团取暖，另一边新势力代表特斯拉国际化加速、年销量近40万、同比增长50%。一边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销量首现负增长，另一边德国提高新能源汽车补贴、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增。 从1885年卡尔·本茨发明第一台现代汽车以来，汽车产业从未像今天一样成为如此多技术变革的交汇点，涉及能源、交通、通信、计算机等诸多行业。汽车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浪潮开启，百年汽车产业正站在大变局大洗牌的黎明前夜。 摘要 变局之一：特斯拉等新势力崛起，互联网、半导体等科技巨头跨界进入，汽车产业竞争格局重塑、核心价值链重构，部分OEM未来或沦为代工厂。1）格局重塑：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利用自身的先发优势和互联网基因，正不断抢占传统车企市场份额。2019年1至11月特斯拉Model 3北美市场的销量达到12.8万辆，超过同级别宝马2/3/4/5系销量之和（10.4万）、奔驰C/CLA/CLS/E系之和（9.5万）、奥迪A3/A4/A5/A6之和（7万）。另一面，通用、福特等传统车企陆续裁员，FCA（菲亚特克莱斯勒）和PSA（标致雪铁龙）合并成为全球第四大车企，传统车企抱团取暖与新势力的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2）价值链重构：未来汽车产业的核心价值将不再是发动机、车身、底盘，而是电池、芯片、车载系统、数据。做蛋糕可能是传统车企，而吃蛋糕的可能是新势力。全球最大的车企大众宣布，将成为一家软件驱动的公司，并设立了“Digital Car&Service”部门，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丰田公司宣布，丰田将从汽车公司转型为移动出行公司，他们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曾经的奔驰、宝马和大众，而是苹果、谷歌等。谷歌、高通、英伟达、华为、阿里、百度等巨头已通过合作、授权或供应商等身份等嵌入智能驾驶细分环节，未来可能占据行业重要的价值点。部分无法掌握核心技术的车企只能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沦为代工厂。 变局之二：当今欧洲、日韩等国政府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一次次验证十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前瞻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培育，已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人离汽车强国的梦想从未如此近过。然而2019年特斯拉在上海独资建厂并于12月30日实现交付，Model 3补贴后售价低于30万，面对这条“鲶鱼”，中国汽车自主品牌能否守住先发优势？1）欧美日韩通过顶层设计与车企自下而上推动电动化转型：2019年4月，欧盟发布史上最严碳排放标准《2019/631文件》，挪威、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设定燃油车禁售时间分别为2025、2030、2040、2040、2040年，发展新能源汽车成唯一出路；德国已立法确认境内电动车补贴不降反升，售价4万欧元以下的纯电动车补贴由4000欧元提高至6000欧元；车企加大投入，大众将原计划到2030年生产的电动车数量从1500万台增加到2200万台。2）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急需补齐短板，将先发和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和品牌优势：2019上半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售56.3万辆，全球市场份额达到56.9%，远高于欧盟的20%，三电系统、充电基础设施等产业链配套初步形成；1-11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前十车企中，自主品牌占据4席（比亚迪、北汽、上汽、吉利）。然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大部分依靠内销，2019年1至9月美国、欧盟、日本市场畅销电动车型无一中国品牌。部分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如电控核心零部件IGBT器件和图像处理芯片。2018年全球IGBT市场中德国、日本、美国分别占比34.3%、7.2%、24.9%；图像处理芯片基本被英伟达和Mobileye（被英特尔收购）垄断。 变局之三：汽车产品属性更加多元，汽车将成为软件定义的智能移动终端。1）硬件变革：一方面，电池、电机、电控将取代发动机，汽车动力总成面临百年来最大变革；另一方面，智能网联将提升对于整车感知、交互与决策的需求，传感器、中控屏、芯片将成为汽车的核心零部件；2）软件变革：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将由分布式向类似于智能手机的集中式架构（底层操作系统、芯片SOC）进化。软硬件解耦，既实现硬件标准化，又实现软件可重复开发利用，大量减少内部冗余。未来将出现汽车界的iOS与Android之争；3）服务与生态变革：智能网联汽车可以在生命周期内通过OTA空中升级持续更新应用，界面交互将赋予汽车更多应用场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司机将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车联网技术使汽车随时与办公室、家、公共设施相联，实现远程控制。汽车将成为各种服务和应用的入口。 面对汽车业百年大变局，中国汽车强国之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换道超车”需要政策与全产业链的通力配合。为此我们建议： 1）进一步引导电动化转型：在公交、物流、出租等公务领域先行试点燃油车禁售，鼓励部分大气污染重点治理区域和新能源汽车普及率较高的城市优先试点燃油车禁售，明确网约车中新能源汽车比例要求。 2）鼓励支持核心技术研发：加大对高研发投入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成立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对产业链薄弱环节进行扶持；统筹政府、企业与高校等各方力量对电池材料、核心芯片等关键共性技术进行攻关。 3）加强电池安全体系建设：利用大数据平台等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事前监管；建立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安全测试，加强事中监管；建立追责制度，加强事后监管。《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大数据安全监管成果报告》显示，2019年5-8月发现的79起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中，接入监管平台事故车辆有47辆，28起事故在发生前10天内，已被监管平台预警。 4）发展扶持新能源二手车市场：车主由于社会关系、经济条件、家庭人口的变化，一般换车时间3-5年。传统燃油车3年残值率在70%左右，新能源车3年残值率在30%左右，贬值太快，试错成本太大，很多消费者都不敢购买新能源汽车，观望情绪浓厚。 5）加快私人充电桩建设，鼓励推广社区智慧充电：充电难是限制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因素。截止到2019年11月我国公共充电桩49.6万、私人充电桩67.8万，距2020年目标完成率分别99.2%、15.8%，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对小区电网负荷冲击较大是私人充电桩建设缓慢重要因素；推广社区智慧充电可有效实现削峰填谷，降低电网负荷。 风险提示：产业链成本降幅不达预期、数据统计口径不同等。 目录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建立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 2 政策端：各国加快电动化转型，欧盟最积极、中国次之、日本随后、美国最保守 2.1各国电动化总体规划 2.2 中国：补贴加速退坡，双积分接力构建长效驱动机制 2.3 欧盟：史上最严碳排放标准，电动化转型成唯一出路 2.4 美国：需求侧税收减免，供给侧积分驱动 2.5 日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双核推动 3 需求端：中国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3.1 分地区：中国占比过半、欧盟占比两成、美国排第三 3.2 分技术：全球EV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4 供给端：中、欧市场被本土品牌统治，美国特斯拉加速全球化 4.1 分企业：TOP20车企中国占10家，特斯拉扩大领先优势 4.2 分车型：特斯拉Model 3一枝独秀 4.3 技术储备：BEV专利中美日韩合占九成，HEV、FCV专利日本一家独大 5 产业链配套：日本最齐全，中国部分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欧盟、美国电池环节缺失 5.1 三电配套：日本齐全，中国电控IGBT严重依赖进口，欧美缺乏动力电池企业 5.2 充电桩：车桩比中日欧较接近，美国偏低 6 展望：百年汽车大变局，守得云开见月明 正文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建立一定的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 2019上半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过半，增速远超海外。据中汽协统计，2019H1国内新能源乘用车（EV+PHEV）销售56.29万辆，同比增长57.75%。据Markline统计，2019H1海外新能源乘用车销售42.13万辆，同比增长24.50%。2019H1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合计销售98.42万辆，中国占比57.19%，超过一半，增速较国外高33.25个百分点。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最高，远超欧盟、日本。据中汽协、ACEA、Markline等机构统计，2019H1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乘用车分别销售1012.70、818.36、259.38、228.57万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分别销售56.29、19.78、13.65、1.73万辆，各占比57.19%、20.10%、13.87%、1.76%；对应新能源车型（EV+PHEV）渗透率分别为5.56%、2.42%、5.26%、0.76%。日本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较低是因为：HEV车型较多，据经济产业省披露2018年日本市场HEV占比31.84%。美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较高是因为：乘用车占比低，据Markline披露，2019H1美国乘用车、轻卡分别销售259.38、584.47万辆。 特斯拉、比亚迪新能源车型渗透率远超其他车企，美国、日本车企电动化转型步伐较慢。分车企来看，2018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除特斯拉100%、比亚迪47.6%外，其他车企皆低于10%；其中北汽、沃尔沃、宝马、三菱、上汽超过2%，通用、福特、丰田、本田等不到1%。 2 政策端：各国加快电动化转型，欧盟最积极、中国次之、日本随后、美国最保守 新能源汽车作为新生事物，诞生初期难以在成本、技术上与传统燃油汽车进行竞争，其前期技术积累、市场导入期间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主要国家和地区如中国、美国、日本及欧盟成员国等都相继出台了各种扶持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提升和市场推广。 2.1各国电动化总体规划 新能源汽车总体规划分为两类：燃油车禁售时间表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 1）燃油车禁售：挪威最激进，英法随后、日本保守，中、美、德暂未出台文件。从各国官方披露来看，挪威、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日本分别为2025、2030、2040、2040、2040、2050年。中、美、德暂未公布国家级燃油车禁售时间表：（1）中国：2019年8月工信部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936号建议的答复》指出，未来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开展城市公交出租先行替代、设立燃油汽车禁行区等试点；（2）美国：加州民主党议员Phil Ting于2018年提议2040年实行零排放，后不了了之；（3）德国：德国联邦参议院于2016年投票决定从2030年开始禁止欧盟销售汽油或柴油动力车辆，后无进展。 2）发展目标：挪威最激进，中国、欧盟次之，日本、美国最保守。从各国官方披露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比，挪威2025年100%、欧盟2030年35%、中国2025年25%、日本2030年20-30%，美国加州电动化转型较为积极，但是到2025年也才15%，远低于其他国家。 2.2 中国：补贴加速退坡，双积分接力构建长效驱动机制 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全方位激励政策，从研发环节的政府补助、生产环节的双积分，到消费环节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再到使用环节的不限牌不限购，运营侧的充电优惠等，几乎覆盖了新能源汽车整个生命周期。其中补贴政策与双积分政策对行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 2.2.1财政补贴：加速退坡，从补购置转向补运营 截至到2018年底，中央累计财政补贴662亿。据财政部披露，截止到2015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334.35亿元，之后2016、2017、2018年分别为123.33、66.41、137.78亿，截至到2018年底，累计中央财政补贴661.87亿元；按照公安部披露的2018年底新能源汽车261万的保有量数据，车均补贴2.54万元。 财政补贴自2017年开始明显退坡，2019年加速退出，2020年后完全退出。从2013年至今，工信部联合其他部委先后发布6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通知文件，4次调整财政补贴标准引导市场走向：1）退坡力度加大。以150≤R＜250km纯电动乘用车为例，相比2013年，里程补贴标准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分别退坡5%、10%、10%、28%、52-70%、100%，逐年加大；且规定从2017起地方补贴不得超过中央50%；2）鼓励高能量密度、低电耗技术。以纯电动乘用车为例，2013-2016年财政补贴只考核续航里程，2017、2018、2019年分别增加了百公里电耗、能量密度、带电量三项指标；3）补贴转向运营端和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11月四部委印发了“关于《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引导地方财政补贴从补购置转向补运营，逐渐将地方财政购置补贴转向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2.2.2双积分：接力财政补贴，供给侧构建长效驱动机制 双积分发力于供给端，既有节能油耗、新能源汽车积分占比的硬性约束，又有积分交易、转让的价格信号引导，将在后补贴时代对促进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019年7月9日，工信部发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相比2017年版，主要体现出三点变化： 1）传统燃油车油耗趋严，鼓励发展低油耗车型。新《积分办法》将传统燃油车测试方法从NEDC调整为WLTC工况，中汽中心数据显示其油耗将较NEDC工况恶化10.6%。此外，燃料消耗量目标值下调10%左右。2）NEV积分下调，比例要求提高。新《积分办法》要求，2021年至2023年新能源积分比例分别为14%、16%和18%，逐年上调2%。此外，单车积分公式变化，同等技术条件下纯电动和燃料电池汽车积分减半。积分上限做出调整，纯电动、燃料电池和插电混动积分上限分别调整为3.4、6和1.6分，较当前办法变动-32%、+20%和-20%。3）NEV积分允许结转，延续中小企业考核优惠。之前由于NEV积分无法结转，削弱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积极性。新《积分办法》允许19年NEV正积分等额转接，20年正积分按50%比例结转，一定程度上增加NEV积分结转与交易灵活性，助推传统车与新能源车同步发展。 新办法将推高新能源积分价值，托底新能源汽车增速，为行业长期发展保驾护航。合理假设情况下，新NEV积分政策可提升2021、2022、2023年新能源乘用车产量70、75、80万辆左右。 2.3 欧盟：史上最严碳排放标准，电动化转型成唯一出路 2019年上半年欧盟范围内乘用车总销量818.36万，仅次于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19.78万辆，全球占比20.10%；且主流车企大众、宝马、奔驰、奥迪等都在欧盟，欧盟在世界汽车行业举足轻重。 2.3.1碳排放解读：降幅大、缓冲短、测试严、罚款重 2019年4月，欧盟发布《2019/631文件》，规定2025、2030年新登记乘用车CO2排放在2021年（95g/km）基础上分别减少15%（81g/km）、37.5%（59g/km）。相比之前标准，新政策更加严格，体现在以下四点： 1）目标值降幅大：2021年开始采用新测试标准WLTP，乘用车排放不得高于95g/km，2025年、2030年分别在2021年基础上减少15%、37.5%。据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披露，欧盟乘用车企实际碳排放从2001年169g/km下降到2018年121g/km，年均降幅仅1.9%。 2）缓冲期更短：新规定只有1年缓冲期，2020年需达到2021年目标95%。之前2015年目标最早于2009年提出，采用渐进导入制，2012、2013、2014年新车达标比例分别为65%、75%、80%。 3）测试标准更严：2021年开始执行WLTP测试标准，相比NEDC测试标准而言，WLTP测试标准测试距离长、周期多、速度快，更接近实际。根EEA发布的2018年欧盟乘用车测试数据显示，WLTP标准下乘用车碳排放相比NEDC平均高出21%左右，主流车企测试结果显示高出15%-24%。 4）罚款力度更重：2018年根据碳排放具体值分阶段处罚，但是从2019年起全部按照最高标准处罚，每超标1g/km罚款95欧。2018年欧盟范围内注册新乘用车碳排放平均值121g/km，销售1562万辆；假设2020年碳排放和销量保持不变，需要罚款（121-95）×1562×95=385.8亿欧元。 2.3.2车企应对：电动化转型成唯一出路 供给端：面对如此高额罚款，改进节能技术效果有限，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唯一选择。2018年欧盟范围内新注册乘用车，其中汽油车、柴油车、轻混、HEV、PHEV、BEV分别占比57%、36%、0.4%、3.3%、1.0%、1.0%，碳排放依次递减。据EEA披露，2018年欧盟范围内注册HEV乘用车平均CO2排放94.2g/km，仅满足2020年要求，不能满足2025、2030年标准。所以主流车企短期会加大HEV布局，中长期发展PHEV和BEV成唯一选择。 需求端：欧洲人对新能源汽车接受度更高，其燃油经济性更强。相比中国，欧盟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有几大优势：1）欧洲人环保意识强，偏好紧凑型车，新能源汽车接受度高，2018年欧盟A00、A0、A型小轿车合计占比41%；2）欧洲推广电动汽车经济性更强，按照纯电动乘用车电耗每100km消耗15kWh，工业/居民用电各50%，乘用车汽油车、柴油车占比60%、40%，每100km耗油7.5L计算，使用纯电动车每100km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车企可分别节约4.04、5.97、5.61、6.83、9.93、9.03美元。 2.4 美国：需求侧税收减免，供给侧积分驱动 美国推广新能源汽车政策主要有五个：税收减免、CAFE（CorporateAverage Fuel Economy）标准、GHG（Greenhouse Gas Emissions）标准、先进车辆贷款支持项目、ZEV（Zero-Emission Vehicle）法案；前四者是联邦层面推行，ZEV是州层面；ZEV最早由加州制定和推行，后被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等九个州采用。 “先进车辆贷款支持项目”旨在为研发新技术车企提供低息贷款。2007年美国能源部发布的《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第136条，宣布在美国境内推行“AdvancedTechnology Vehicles Manufacturing （ATVM） direct loan program”，为研发新技术车企提供低息贷款。据美国能源部DOE披露，日前该项目已向美国车企投放80亿美元低息贷款，其中特斯拉、福特、尼桑分别于2010、2009、2010年获得4.65、59.0、14.5亿美元低息贷款支持。 2.4.1需求侧：税收减免与电池容量挂钩，车企累计电动车销量超过20万后，每半年减半 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Energy Improvement and Extension Act》，之后经2009年《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和2013年《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修订后执行至今。税法规定，自2009年12月31日后新购置符合条件的PHEV、EV汽车，可享受相应税收返还，返还金额：1）动力电池容量0＜x≤5kWh，税收返还2500美元；2）动力电池容量x＞5kWh部分，每增加1kwh税收返还增加417美元，最高上限7500美元。3）对于新能源汽车在美国累计销量超过20万车企，其接下来的两个季度新车税收减免降低50%，随后两个季度再降低50%，之后取消。 为抵御税收减免冲击，2019年1-7月特斯拉四次降价。以特斯拉为例，其2018年底在美国累计电动车销量超过20万辆，从2019Q1开始，其单车税收减免从7500美元减少到3750美元；自2019Q3开始，其单车税收减免从3750美元减少到1875美元；2020Q1税收减免取消。为抵御税收减免下调带来的购置成本增加，特斯拉分别在2019年1月、2019年2月、2019年5月、2019年7月四次降价。 据特斯拉财报披露，2019Q3公司汽车销售毛利率21.78%，单车毛利11525.77美元，税收减免占毛利比重16.27%，税收减免取消后，预计降低毛利率3.54个百分点。 2.4.2供给侧：多重积分制度驱动车企电动化转型 供给侧国家级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主要有CAFE标准和GHG标准两种；州层面主要有加州制定并推广的ZEV法案。 1）CAFE和GHG标准：2010年5月，奥巴马要求美国环保署（EPA）和美国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根据《Clean Air Act》和《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推行国家级2017-2025年轻型车项目，以提升CAFE和降低GHG排放。其中，EPA负责制定2017-2025年GHG标准，NHTSA负责制定2017-2025年CAFE标准。GHG政策第一阶段“2017-2021”标准已颁布，第二阶段“2022-2025”标准，因2018年4月2号，特朗普政府指责过于严苛，影响就业，需重新修改，新版本暂未公布。CAFE政策第一阶段“2017-2021”标准已颁布，第二阶段“2022-2025”标准中期评估中，暂未公布。CAFE与GHG相似处颇多：1）皆采用积分制，GHG排放低于目标值可获得正积分，反之负积分；2）其标准值皆是分车型、参考汽车占地面积“Footprint”为参考。以GHG标准为例，其2017-2021年乘用车目标值曲线如下，对于不满足GHG标准的车企，根据《Clean Air Act》第205条款，最高可单车罚款37500美元。 GHG标准采用积分制管理。EPA每年发布年度各车企GHG报告，对各车企积分进行公示，产生负积分的企业需要购买GHG正积分进行冲抵。GHG积分=（GHG目标值-GHG实际值）×产量×全生命周期里程÷1000000。其中全生命周期里程：乘用车为195264英里；积分单位：Mg（megagrams兆克）。假设：车企A年产50000辆乘用车，各车型产量分布如下，则计算可得该年实际积分为：478396.8Mg。 2）ZEV法案：19世纪60年代美国公布《Clean Air Act》，并赋予加州制定排放相关标准的权利，此后加州空气委员会（CARB）在1990年首次公布了“Zero-Emission Vehicle”（ZEV）法案，提出到1998年零排放车占比不低于2%，到2001年不低于5%，2003年不低于10%的目标。之后经过1996、2001、2003、2008、2013年等多次修订，并于2016年再次修订，成为最新版本，规定如下： （1）最低比例：在加州汽车销售超过一定数量的企业，据其在加州生产的汽车总量，每年必须至少生产一定数量ZEV车型，ZEV车型数量=参考汽车产量×最低比例要求。参考汽车产量：该汽车生产商前2-4年在加州生产的所有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平均值。如2019年参考产量为2015、2016、2017年的平均值。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2025及以后，最低比例要求分别为4.5%、 7.0%、9.5%、12.0%、14.5%、17.0%、19.5%、 22.0%。 （2）ZEV积分公式：CARB根据下表所示积分公式计算各企业ZEV积分，并进行年度公示。根据《Health and Safety Codesection 43211 civil penalty》条例，对于不满足ZEV积分要求的公司，每个ZEV积分罚款5000美元。 据特斯拉披露，2010-2019Q3特斯拉累计积分销售收入21.68亿美元，其中2016、2017、2018年，ZEV和非ZEV积分收入分别为2.15、0.87，2.80、0.81，1.03、3.15亿美元。 2.5 日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双核推动 作为资源匮乏、能源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家，日本很早就重视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和应用，200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EV /PHV 城市”倡议，在18个地区建设电动汽车示范区，由点及面推动EV/PHV全面普及。对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集中在战略规划、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三个方面。 2.5.1总体规划：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20-30% 2020年、2030年新能源汽车分别占比15-20%、20-30%。2010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下一代汽车战略2010》，将下一代汽车定义为：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HEV）、纯电动汽车（BEV）、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燃料电池汽车（FCV）、清洁柴油汽车（CDV）等。并首次公告发展目标：到2020年，下一代汽车将在新车销量中力争达到20%~50%；到2030年，下一代汽车将在新车销量中力争达到50%~70%，并沿用至今。 2.5.2财政补贴：电动车CEV补贴与纯电续航里程挂钩 新能源财政补贴由经济产业省主导，分为四类：1）节能车补贴；2）CEV（CleanEnergy Vehicle）导入补贴；3）充电设施补贴；4）加氢设备补贴。其中节能车补贴于2012年9月废除，被CEV补贴取代；加氢设备补贴主要针对氢燃料电池，充电设施补贴主要针对充电桩，当前新能源汽车主要推动力在“CEV导入补贴”。2012年6月日本举行行政评议会审议了“CEV导入补贴”，并制定具体路线图，实施机构为隶属于经济产业省的“新一代汽车振兴中心”，最新规定如下表所示，电动车补贴与纯电续航里程正相关。并要求：1）消费者获取CEV车辆补助后，必须持有该车3-4年，如果不得已需要卖出须提前向中心申请；2）公式计算结果补助金不足15千日元的，不给予补助；3）当EV/PHV与汽油车的价格差缩小至50万日元，且年销量增加至10~15万辆时，将不再作为补贴对象。 2.5.3税收减免：新能源汽车一律免征购置税和车重税，新注册新能源乘用车绿色税减免75% 国土交通省从税收端发力，为促进节能环保汽车的普及，日本自2009年4月起开始实施“环保车辆减税”和“绿色税制”政策。“环保车辆减税”主要分为购置税和车重税两种，标准每年有细微调整，最新规定：所有新一代汽车包括：HEV、BEV、PHEV、FCV、CDV，无论是乘用车、轻型商用车、中型商用车、重型商用车，一律免征汽车购置税和车重税。相比“环保车辆减税”税制而言，“绿色税制”是根据汽车排量标准征税，对低油耗车型减税，对高油耗车型加税。最新“绿色税制”规定：所有新一代汽车包括：HEV、BEV、PHEV、FCV、CDV，新注册乘用车绿色税收减免75%。 3 需求端：中国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3.1 分地区：中国占比过半、欧盟占比两成、美国排第三 2019H1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中国五成、欧盟两成、美日共两成。据中汽协披露，2018、2019H1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分别销售105.3、56.3万辆；据IEA、Markline披露，2018、2019H1美国新能源乘用车分别销售36.1、13.7万辆；据ACEA披露，2018、2019H1欧盟新能源乘用车分别销售30.2、19.8万辆；据经济产业省、Markline披露，2018、2019H1日本新能源乘用车分别销售18.4、7.4万辆；据IEA、Markline披露，2018、2019H1其它地区新能源乘用车分别销售18.4、7.4万辆。按照上述统计， 2019H1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其它地区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分别为56.9%、13.8%、20.0%、1.8%、7.5%。 欧盟增速持稳，中、美增速下滑，日本持续负增长。据中汽协、IEA、ACEA等机构统计，2018年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其它地区同比增速分别为81.9%、82.2%、42.2%、-34.4%、40.6%；2019H1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其它地区同比增速分别为58.6%、27.9%、37.9%、-29.1%、23.1%。 3.2 分技术：全球EV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2019H1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EV占比3/4，份额持续提升。2019H1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据中汽协披露，中国EV、PHEV分别销售44.0、12.3万辆；据ACEA披露，欧盟EV、PHEV分别销售12.5、7.2万辆；据Markline披露，美国EV、PHEV分别销售10.6、3.1万辆，日本EV、PHEV分别销售1.1、0.7万辆，其它地区EV、PHEV分别销售6.2、1.2万辆。按上述统计，2019H1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EV、PHEV分别销售74.4、24.6万辆；EV市场份额从2014年58.4%提升到2019上半年75.2%。 2019H1全球市场PHEV增速下滑，欧美EV、PHEV增速分化严重。2019H1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据中汽协披露，中国EV、PHEV同比增速分别为69.9%、28.0%；据ACEA披露，欧盟EV、PHEV同比增速90.9%、-6.9%；据Markline披露，日本EV、PHEV同比增速-27.7%、-31.1%，美国EV、PHEV同比增速68.0%、-29.5%，其它地区EV、PHEV同比增速52.7%、-37.6%。按照上述统计，2019H1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EV、PHEV同比增速分别为68.7%、-0.8%。 4 供给端：中、欧市场被本土品牌统治，美国特斯拉加速全球化 4.1 分企业：TOP20车企中国占10家，特斯拉扩大领先优势 特斯拉、比亚迪市占率均超过10%，北汽、上汽、宝马市占率均超过5%。据EV Sales披露，2019年1-11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TOP20车企销量从高到低依次为：特斯拉、比亚迪、北汽、上汽、宝马、尼桑、吉利、大众、现代、丰田、起亚、三菱、雷诺、奇瑞、长城、沃尔沃、广汽、长安、江淮和雪佛兰，其中中国10家、美国2家、日本3家、欧盟3家、韩国2家；TOP20对应销量为中国75.51万、美国33.65万、日本17.50万、欧盟23.26万、韩国11.65万辆；TOP20对应市占率为中国38.88%、美国17.32%、日本9.01%、欧盟11.97%、韩国5.96%。 4.2 分车型：特斯拉Model 3一枝独秀 TOP20车型中国占有9席、欧盟占据5席、特斯拉全系上榜、Model 3一枝独秀。据EV Sales统计，2019年1-9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TOP20车型销量从高到低依次为：Model 3、EU系列、元/S2 EV、Leaf、欧蓝德 PHEV、宝骏 E系列、530e/Le、Zoe、Kona EV、宝马i3、唐 PHEV、eQ EV、PriusPHEV、Model X、比亚迪e5、帝豪 EV、e-Golf、荣威 Ei5 EV、欧拉 R1 EV、Model S；对应销量20.80、7.43、6.08、5.38、3.86、3.73、3.68、3.52、3.30、3.06、3.00、2.96、2.87、2.86、2.84、2.73、2.54、2.35、2.26、2.05万辆；其中中国9款，美国3款，日本2款，欧盟5款，韩国1款。 中、欧市场被本土品牌统治，美、日市场以本土品牌为主，德系为辅。从地区来看，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中国本土品牌占据绝对地位，TOP10占有9席；美国本土品牌为主、日系品牌为辅分别占有6、2席，特斯拉 Model 3一枝独秀，市场份额46.52%；欧洲本土品牌占据绝对地位，TOP10占有7位；日本本土品牌和德系不相伯仲，TOP5分别占有2、3位。 4.3 技术储备：BEV专利中美日韩合占九成，HEV、FCV专利日本一家独大 专利是技术实力的象征，也是企业前瞻性布局的体现。2019年10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发布《新能源汽车全球专利观察》报告指出，到2019年7月全球各国，在BEV车型方向专利件数占比分别为：日本26%、中国25%、韩国20%、美国18%、德国4%、法国1%；HEV车型方向专利件数占比分别为：日本52%、中国4%、韩国6%、美国16%、德国12%、法国4%；FCV车型方向：日本54%、中国2%、韩国8%、美国19%、德国7%、法国3%。 日本新一代汽车HEV占据统治地位。日本由于发动机技术领先，发展HEV有天然优势，故将HEV纳入新一代汽车体系，与EV和PHEV共同发展。据日本汽车销售联合会（JAMA）披露，2018年日本乘用车新车HEV、EV、PHEV、FCV、传统车销量分别为92.18、1.46、1.88、0.06、193.97万辆，分别占比66.99%、31.84%、0.65%、0.50%、0.02%。 5 产业链配套：日本最齐全，中国部分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欧盟、美国电池环节缺失 5.1 三电配套：日本齐全，中国电控IGBT严重依赖进口，欧美缺乏动力电池企业 电池、电机、电控是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1）电池：据SNE Research披露，2018年全球TOP10企业动力电池装机量，CATL、松下、比亚迪、LG化学、AESC、三星SDI、Farasis、国轩、力神、亿纬分别为：21.3、20.7、11.6、7.4、3.7、3.0、3.3、3.2、2.8、1.9GWh；其中中国、日本、韩国分别占比49.2%、21.4%、10.7%，合计81.3%。2）电机：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披露，2018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电机市场，美国、日本、德国分别占比34%、16%、13%；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车用电机基本实现国产替代。3）电控IGBT：IGBT作为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核心零部件，据英飞凌年报披露，2018年全球IGBT领域，英飞凌、三菱、富士电机、安森美、赛美控分别占比28.6%、15.2%、9.7%、7.2%、5.7%；按国籍分，德国34.3%、美国7.2%、日本24.9%；2018年我国IGBT领域进口依存度约 90%。 5.2 充电桩：车桩比中日欧较接近，美国偏低 截止到2019年11月，据中汽协、中国充电联盟统计，中国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分别为385.5万辆、49.6万个，对应车桩比7.77：1；据ACEA、欧盟替代燃料瞭望台统计，欧盟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分别为135.0万辆、17.3万个，对应车桩比7.78：1；据Markline、美国可替代燃料数据中心统计，美国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分别为141.2万辆、7.5万个，对应车桩比18.88：1。截止到2018年12月，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披露，日本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3.6万辆；据新一代汽车振兴中心披露，充电桩保有量3.8万个，对应车桩比6.15：1。 6 展望：百年汽车大变局，守得云开见月明 当前百年汽车产业处于三股变革力量的交汇点： 变局之一：特斯拉等新势力崛起，互联网、半导体等科技巨头跨界进入，汽车产业竞争格局重塑、核心价值链重构，部分OEM未来或沦为代工厂。1）格局重塑：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利用自身的先发优势和互联网基因，正不断抢占传统车企市场份额。2019年1至11月特斯拉Model 3北美市场的销量达到12.8万辆，超过同级别宝马2/3/4/5系销量之和（10.4万）、奔驰C/CLA/CLS/E系之和（9.5万）、奥迪A3/A4/A5/A6之和（7万）。另一面，通用、福特等传统车企陆续裁员，FCA（菲亚特克莱斯勒）和PSA（标致雪铁龙）合并成为全球第四大车企，传统车企抱团取暖与新势力的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2）价值链重构：未来汽车产业的核心价值将不再是发动机、车身、底盘，而是电池、芯片、车载系统、数据。做蛋糕可能是传统车企，而吃蛋糕的可能是新势力。全球最大的车企大众宣布，将成为一家软件驱动的公司，并设立了“Digital Car&Service”部门，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丰田公司宣布，丰田将从汽车公司转型为移动出行公司，他们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曾经的奔驰、宝马和大众，而是苹果、谷歌等。谷歌、高通、英伟达、华为、阿里、百度等巨头已通过合作、授权或供应商等身份等嵌入智能驾驶细分环节，未来可能占据行业重要的价值点。部分无法掌握核心技术的车企只能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沦为代工厂。 变局之二：当今欧洲、日韩等国政府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一次次验证十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前瞻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培育，已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人离汽车强国的梦想从未如此近过。然而2019年特斯拉在上海独资建厂并于12月30日实现交付，Model 3补贴后售价低于30万，面对这条“鲶鱼”，中国汽车自主品牌能否守住先发优势？1）欧美日韩通过顶层设计与车企自下而上推动电动化转型：2019年4月，欧盟发布史上最严碳排放标准《2019/631文件》，挪威、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设定燃油车禁售时间分别为2025、2030、2040、2040、2040年，发展新能源汽车成唯一出路；德国已立法确认境内电动车补贴不降反升，售价4万欧元以下的纯电动车补贴由4000欧元提高至6000欧元；车企加大投入，大众将原计划到2030年生产的电动车数量从1500万台增加到2200万台。2）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急需补齐短板，将先发和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和品牌优势：2019上半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售56.3万辆，全球市场份额达到56.9%，远高于欧盟的20%，三电系统、充电基础设施等产业链配套初步形成；1-11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前十车企中，自主品牌占据4席（比亚迪、北汽、上汽、吉利）。然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基本依靠内销，2019年1至9月美国、欧盟、日本市场畅销电动车型无一中国品牌。部分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如电控核心零部件IGBT器件和图像处理芯片。2018年全球IGBT市场中德国、日本、美国分别占比34.3%、7.2%、24.9%；图像处理芯片基本被英伟达和Mobileye（被英特尔收购）垄断。 变局之三：汽车产品属性更加多元，汽车将成为软件定义的智能移动终端。1）硬件变革：一方面，电池、电机、电控将取代发动机，汽车动力总成面临百年来最大变革；另一方面，智能网联将提升对于整车感知、交互与决策的需求，传感器、中控屏、芯片将成为汽车的核心零部件；2）软件变革：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将由分布式向类似于智能手机的集中式架构（底层操作系统、芯片SOC）进化。软硬件解耦，既实现硬件标准化，又实现软件可重复开发利用，大量减少内部冗余。未来将出现汽车界的iOS与Android之争；3）服务与生态变革：智能网联汽车可以在生命周期内通过OTA空中升级持续更新应用，界面交互将赋予汽车更多应用场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司机将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车联网技术使汽车随时与办公室、家、公共设施相联，实现远程控制。汽车将成为各种服务和应用的入口。 在经历补贴退坡的阵痛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即将迎来海外巨头的正面竞争。特斯拉从2018年10月17日官宣拿地，到2019年12月30日首批交付，仅用了14个月不到，国产化步伐迅速。按照最新Model 3国产版补贴后29.9万的售价，考虑到2020年财政补贴下滑以及产能提升后规模效应，预计2020年国产 Model 3大规模交付价格在26-28万左右，将在高端市场对本土品牌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对汽车业百年大变局，中国汽车强国之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换道超车”需要政策与全产业链的通力配合。我们建议： 1）进一步引导电动化转型：在公交、物流、出租等公务领域先行试点燃油车禁售，鼓励部分大气污染重点治理区域和新能源汽车普及率较高的城市优先试点燃油车禁售，明确网约车中新能源汽车比例要求。 2）鼓励支持核心技术研发：加大对高研发投入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成立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对产业链薄弱环节进行扶持；统筹政府、企业与高校等各方力量对电池材料、核心芯片等关键共性技术进行攻关。 3）加强电池安全体系建设：利用大数据平台等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事前监管；建立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安全测试，加强事中监管；建立追责制度，加强事后监管。《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大数据安全监管成果报告》显示，2019年5-8月发现的79起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中，接入监管平台事故车辆有47辆，28起事故在发生前10天内，已被监管平台预警。 4）发展扶持新能源二手车市场：车主由于社会关系、经济条件、家庭人口的变化，一般换车时间3-5年。传统燃油车3年残值率在70%左右，新能源车3年残值率在30%左右，贬值太快，试错成本太大，很多消费者都不敢购买新能源汽车，观望情绪浓厚。 5）加快私人充电桩建设，鼓励推广社区智慧充电：充电难是限制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因素。截止到2019年11月我国公共充电桩49.6万、私人充电桩67.8万，距2020年目标完成率分别99.2%、15.8%，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对小区电网负荷冲击较大是私人充电桩建设缓慢重要因素；推广社区智慧充电可有效实现削峰填谷，降低电网负荷。
8月29日，证监会网站信息显示，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BlackRock）于4月提交的公募基金申请正式获批，核准贝莱德基金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张弛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这意味着该机构最快将在6个月后正式在中国境内发行公募基金产品。这也是第一家在中国实现100%外资（美资）控股的公募基金。 根据证监会的《关于核准设立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批复》，其中提及，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贝莱德基金组建工作，足额缴付出资，选举董事、监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贝莱德基金应当在取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后，到我会领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自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之日起6个月内，应当发行公募基金产品。 对此，咨奔商务咨询（Z-Ben Advisors）董事总经理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表示，“这无疑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快的批复事项，贝莱德必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外资公募基金在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20年4月1日，证监会官网公示，同为美资机构的贝莱德与路博迈已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为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两家外资机构。就在4月1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迎来新里程碑，当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5月19日，富达国际也正式向证监会提交了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牌照申请。截至目前，贝莱德是最早获得批复的机构。 除了公募基金，贝莱德还瞄准了在中国筹建“理财孙公司”。8月22日，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表示，最近银保监会批复了建信理财和贝莱德、富登公司设立合资理财公司，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不过，外资开拓中国资管市场并非易事，也无捷径。“又做公募基金，又做理财孙公司，这两者之间如何分工？”多位业内人士此前对记者表示，“要打开中国的市场渠道，做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容易，中国本土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公募基金的激励机制也很完善。” 近日，境外媒体报道，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中国公募基金持有境内股票市值为3.17万亿元，较一季度增长24.73%。 此外，中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巨大，庞大的养老市场也充满了想象力。几乎所有外资都会提到中国的养老金市场，因为这一业务是它们在海外的立身之本。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美国为例，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分为4：4：2结构，40%是国家出，40%靠补充养老保险，20%靠个人商业储蓄养老，参保者可享受税务递延，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人所得税。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市场潜在规模巨大。未来若中国公募基金得以全面开拓养老市场，意味着资管行业将迎来全新的机遇。 目前，贝莱德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近7万亿美元，得益于金融危机后的ETF放量和金融科技优势，贝莱德跻身华尔街一线资管巨头。此次疫情期间，美联储宣布委派贝莱德金融市场咨询委员会（BlackRock FMA）代纽约联储开展救市计划，购买投资级公司债以及部分M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8月22日下午，2020上海财经大学校友高峰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黄奇帆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很高兴今天来到上海财经大学讨论疫情后的世界经济走向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我想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讲疫情下美国目前对中国采取的脱钩措施，面对这些措施我国应该怎么应对，以及我国正在启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 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疫情，这个疫情上半年造成全球1000万人确诊，目前已经将近2500万人。按照这样的增速，估计到年底会达到5000万人确诊。如果今年能够研发出疫苗或者特效药，确诊人数明年可能会有所收敛，逐渐变成疫情后的状态。像蒋传海校长刚才说的，疫苗和特效药有可能研发出来，也可能研发不出来。如果真的研发不出来，那么明年全球确诊的人突破1个亿都是有可能的。此次疫情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已经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甚至会超越1929年到1933年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的整整国际经济10年萧条那场灾难。 疫情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措施 当下美国社会三大特征 PART/01 目前的美国社会有三个特征：一是滞胀，二是民粹主义，三是政客把矛盾集中到中国。 1、滞涨。美国经济的滞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联储无底线、无上限的QE，发放超级贷款，这些都在加速通货膨胀。在这几个月里，美联储超级贷款3万亿，美国政府透支国债3万亿，这6万亿的钱一部分进入疫情下的卫生治理系统，一部分救济疫情影响下的困难群体，但是大部分很难用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就算得到钱也恢复不了生产。这些钱大部分都进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股市，第二就是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不是表现为各种商品，因为在疫情下，其实是通货收缩，经济萎缩，那就表现为贵金属。这几个月黄金的价格，每盎司从一千多美元变成了2000多美元/盎司，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二是失业严重。美国目前失业人群已经突破4000万人次，失业率达到20%，这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三是经济萎缩。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比一季度环比缩水32%，说明整个美国处在严重的经济萎缩之中。一边是通胀一边是收缩，这是世界经济灾难中最糟糕的现象——滞涨。通胀，货币会贬值，至少经济热，失业也不会那多。通缩，经济在萎缩，失业人多，但是货币不贬值。现在则是两种灾难叠加在一起。 2、民粹主义。由于滞涨的状态使得美国社会不安宁，穷人越来越穷，整个社会干柴烈火，左得更左，右的更右，极左极右在民粹主义的思潮下走极端。所以一个警察把黑人打死事件一发生，干柴烈火，美国170多个城市，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两个月的游行示威，打砸抢，社会非常混乱，这是民粹主义的状态。 3、政客把矛盾集中到中国。政客在今年美国的这个状况下，很努力地在做三件事：第一，疫情搞得一塌糊涂，到底谁的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政府胡作非为、无所作为？渎职、卸职造成的？在这个方面政客们便进行甩锅，就说中国病毒，中国造成了他们几百万人确诊，十几万、二十万人死亡等等。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一听就是笑话。但是美国的政客，上到总统，下到各个方面的官员，可以厚着脸皮，堂而皇之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甩锅，希望甩掉自己的责任。第二，几千万人失业，当然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就造谣也罢，出题目也罢，说中国人造成了美国失业，中国的企业抢走了美国的饭碗，造这样的一种舆论，这也是今年甩锅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三，今年又是竞选年，对特朗普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在这个过程中，骂中国，甩锅中国，从中国撤资，或者做各种跟中国有关的话题，转移矛盾，转移责任。通过这样，使得政客们、选民们，方方面面形成一种奇特的舆论或者观念，就变成了只要说中国坏话，选票就会多，民意就会增加。在这个情况下，政客们谁对中国的问题有过之无不及，讲得更极端，谁就更能民情选举当中领先。 这三个特征，就是目前的美国经济社会的状态。 十大脱钩措施 PART/02 在目前美国这三种状态下，几个月以来，美国对中国搞的撤资论、脱钩论，逆全球化的观点、贸易摩擦、贸易战的观点，要比2018年、2019年这两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的各种概念有过之无不及。现在我把这几个月以来美国的议员、国务卿、总统，各种政客讲得跟中国脱钩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可以理出一个系统的美国跟中国脱钩论，这个脱钩论可以归纳出十个方面。当然，这些方面还不是震慑的行动纲领，因为一旦都变成了行动纲领，形成了政府的决议，对全世界作出声明的话，那当然是贸易战、金融战、冷战等等就发生了，那现在还是那么一说，只是这十个方面中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可能有案例已经在行动，但是还没有构成系统的行动。 1、贸易脱钩。表现为不和你做贸易，你想买的我不卖给你，你想卖给我的我也不买。轻一点给你加关税，重一点就是彻底的贸易中断。 2、金融脱钩。让美国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不给中国的企业贷款，不和中国企业发生金融业务关系，不仅贷款中断，保险业务也中断。 3、资本脱钩。资本脱钩，其实是资本市场脱钩。美国几千个股票里有200多个中概股，是在过去20多年陆续上市的，也是美国投行、美国的会计事务所、美国的各种中介机构保荐推上去的，当然符合美国财经的各种政策、制度。但是现在他们是想再造一个为中国上市公司量身定做的制度标准体系，这种标准体系一出来，中概股不符合就必须退市。那么在这个氛围下呢，中国企业如果现在新的企业要到美国上市，其实也是很难了，那么总的是讲资本市场跟中国脱钩，好像中国在美国上市占了美国多少便宜，它不说美国人赚了中国这些企业多少红利。 4、技术脱钩。表现为严禁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制造高科技产品的装备，以及软件、技术、专利都不卖给中国。他们对华为和中兴的措施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迹象。 5、SWIFT脱钩。在设想美国商业银行联合会清算网络把中国的贸易机构、商业银行的业务从这里面断钩。 6、教育脱钩。现在中国在美国有36万研究生、博士生或者本科生、留学生。美国认为学理工科专业（stem），如学技术专业的、工程专业的、数学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是在偷美国的技术，因此在签证等方面对他们进行各种卡壳，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如果毕业以后要在美国工作，今后可能也是非常的艰难。 7、互联网脱钩。上个星期蓬佩奥抛出言论，设想美国和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脱钩。 8、投资脱钩。这个投资不是指金融而是实体经济。美国要求到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也限制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中国工商企业走出去到美国投资，美国加以各种阻挠，收购兼并各方面都不批准，用各种理由拒绝。 9、外汇脱钩。中国香港跟美元是联系汇率，美国扬言要跟香港联系汇率脱钩。这叫莫名其妙，赚了便宜还卖乖。那么我们中国，人民币是我们货币发行的一个锚，是跟外汇一篮子货币有关系的，我们30多万亿的基础货币发行，有20多万亿和外汇储备是关联在一起的，那么它觉得美元要在这里边怎么脱钩？ 10、长臂管辖。表现为对中国的企业或者各种政府的资金，找出理由给你冻结或者罚款。甚至也有美国议员扬言，中国造成了美国疫情，给美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需要中国赔。还有的政客主张把中国的一万多亿美元国债冻结、赖掉等等。 以上十个方面，有五个方面是非金融的，如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教育脱钩、投资脱钩、互联网脱钩。有五个方面是和金融战、汇率战有关的，包括金融脱钩、资本市场脱钩、外汇脱钩、SWIFT脱钩，长臂管辖里的资本债务冻结这一类的脱钩是与金融相关的。 那么大家如果深深一想，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如果真出现了以上10个方面的脱钩，我们中国经济会必然受到巨大的压力。但同时这也将是美国的灾难。所以对这10个方面的脱钩，尽管现在没有真正的发生，只是部分的有发生的迹象，或者有的已经发生，但是毕竟没有系统的、全面的变成政府决断的这种发生，所以真正的贸易战、金融战现在还没有开打。 如何应对十大脱钩措施 PART/03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就是毛主席说的话：“战略上要藐视他，战术上要重视他”。宏观上看，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是毛主席以前说的很浪漫的一句话，战略上就该藐视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十个方面可以分为两类，五个非金融的品种，如果脱钩发生的话，我认为基本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同归于尽。比的是耐力，比的是回旋余地，比的是谁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补上自己的短板，最后在持久战中胜出。 具体的讲，比如说，贸易战无非就是不做生意。我需要的东西你不卖给我，那么技术战无非就是我需要的东西你不卖给我，投资战无非就是明明你到我这儿投资，赚了我的钱，你现在撤资，让我这儿有失业，反正把我需要的东西你断了，那么这些事情无异于都是同归于尽。 比如美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一万几千个，是过去20多年产生的。这些企业在去年整个的在中国市场销售七千亿美元，相当于五万亿人民币，可见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份额。如果真的全部撤资停产，中国市场少了五万亿销售值，当然会有一批工人下岗，税收也会减少，GDP也会负增长，对我们当然是一个灾难。 但是反过来想，美国几千个外资企业，二十多年里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7000亿美元，有500亿美元的利润，销售利润率是7%左右，应该说效益各方面都比较好。让他们撤资，丢掉7000亿美元市场，去掉500亿美元的利润，企业家听政客的还是听市场的？企业家的国王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家们是要为董事会服务，为股东服务，为10年、20年100年的企业长盛不衰而服务的，不会为8年10年换届就走掉的政客服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相信美国政客真能逼得美国7000亿美资在中国撤资。 比如说通用汽车，90年代在上海跟上海汽车公司合资。通用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汽车公司，每年总生产800多万辆企业，如果中国的300万辆不算，它再也找不到每年300万辆的销售市场，立马就是第二流中后边的汽车公司。所以，不管是撤资还是中断贸易，其实是做不成的。 包括技术脱钩也是一样。从技术的角度讲，就讲芯片，全世界去年生产5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采购进口3000亿美元。这3000亿美元芯片有1000多亿美元是美国7个芯片企业提供的，所以美国这些芯片企业百分之六七十的销售量是在中国。如果全部脱钩，要不了三年，高通、英特尔都会倒闭。这句话不是我们主观上咒他们，而是美国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4月份的一篇文章就分析了美国7家芯片企业得出的结论。 波士顿咨询公司分析说，如果中国的这一千几百亿的市场一旦放弃，要不了三年，中国自己的企业，以及欧洲、亚洲、日本、韩国的企业就会70%的覆盖掉美国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那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哪怕再想恢复回来，也就只能在中国占领30%的部分，相当于说，它原来的70%的市场份额就没了。同时，在这两三年里，由于丢掉了一千几百亿美元的这个市场空间，而集成电路的折旧是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折旧，一般四到五年，三到四年就会折旧，就要重新来一遍。也就是说，它只有规模效益下才会把这个折旧平衡，没有规模效益的市场订单，它资本折旧折不了，它就会亏损，一旦进入亏损，它再要搞第二代、第三代的集成电路，摩尔定律，每隔30年就翻一个新产品出来，那么它就没有力量开发，它会进入螺旋形的萎缩，最后趋于死亡。 这个话不仅是波士顿咨询这么说，其实包括高通的老总们自己都有这个判断。所以，美国一旦宣布芯片的相关政策，第一，有那么三个月、四个月的缓和期，到了这三四个月要到期的时候，这些企业都上书给他们政府，要他们政府改变。所以，事实上，最近九月一号以后，对华为的这个隔离或者说脱钩的概念要实施到位了，最近我们看到新闻，高通他们又在策划美国政府进行政策松动。芯片企业的国王不是特朗普，而是市场，是订单。 所以说，非金融的那五个方面的措施，对我们中国一旦实施，的确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同时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市场也会有巨大的反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用害怕，真要发生鸡飞蛋打，就要看谁更有耐力、谁更有回旋余地，看谁更有能力集中力量补齐短板，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另外五个金融的措施。 大家有时候一想到金融上搞金融战，觉得比技术战、贸易战更恐怖，觉得金融战美国人称王称霸，觉得金融战一搞起来，中国会比技术战还要严重的损伤，而且美国一定会赢。我恰恰认为，这五个金融战一旦展开，对美国来说都是自杀性的，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的措施。 比如说，如果美国金融，保险、银行不跟中国企业做生意，美国的银行资金来源，央行给的各种资金来源几乎是零利息，然后在充分的QE的背景下，资金来源极其广阔。这个资金来源要到美国实体经济，不管是疫情还是别的情况，资金是饱和的，需求并不大。美国股市已经炒到28000，真到38000再进去都是会套死的。所以这会儿资金最好的去的地方，一个避难的地方，一个有欣欣向荣增长的地方就是中国市场。 所以我们国务院上个月让中国的金融、保险、证券、信托、基金、银行、股权限制放开，独资控股都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放开，营业范围的活动量都放开。这个措施一出来，今年其实美资企业，不管是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还是高盛、花旗，就这些金融机构在我国各地申请注册的资本金至少增加了70多亿美元。我可能了解得还不全，至少是我在五六月份了解到的。这六七十亿美元还只是资本金，金融资本金变成金融的量是可以放大10倍，那就是七八百亿。这还是刚开始，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哪怕增加1个百分点，就是不得了的蓝色海洋。中国整个有300万亿的金融资产，外资占中国金融资产只有1.8%，2%不到。如果加一个点，就是3万亿，加10个点30万亿，如果十几年以后中国外资金融资产从现在的1.8变成10%，或者15%，这个不会给我们中国金融带来不安全。如果有百分之十几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这里面不占比例，都听特朗普的撤资脱钩，那不就莫名其妙，我根本不相信华尔街的老板会跟着特朗普的做法跟进。所以，真要脱钩，丢弃市场，而且恰恰对我们没有损伤的，比物资上的脱钩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他其实就是自损两千，杀我们一千都杀不了。 资本市场脱钩也是一样。资本市场的确很重要，但是200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真要脱了钩，如果有100个回到中国上海、深圳，有50个回到香港，还有50个转到欧洲去上市，资本的钱都是一样的，管你是欧元还是美元还是其他元，总之对企业发展它就是个钱，对企业发展的其他的机构没有什么变化的，反过来还繁荣了中国资本市场。所以，若是脱钩了，我不认为对我们有多大的冲击，反倒会给美国资本市场造成损失。因为中国这200家美国上市企业，占美国30万亿美元的市值股市里只占1/6，只占5万亿左右，但是恰恰它们的交易量、效益、增长率是美国现在这3000多个股票里集中度比较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是资本市场脱钩，美国资本市场丢掉一块肥肉，丢掉一个有增长的市场。 再比如SWIFT脱钩，听起来很恐怖，但SWIFT也就存在于世界70年，但人类1000年前做贸易也有支付，100年前也有支付，没有SWIFT的时候世界照样在做贸易，也在走全球化。SWIFT当然一万多个商业银行的联合会有它的方便性。但仔细想，任何贸易总是，只要互相有合同，有贸易，就要支付。这个支付，如果有便捷的网络，一秒钟就付完当然好。没有便捷网络，拎着一个个皮包，直接现金付钱也是做生意。那么现在SWIFT若是把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出口国家中国除名，自然丢掉了一个重要的市场份额。反过来，我们国家要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不方便了，但是还是会有通道的。我国人民银行2012年搞的cips网络，现在也有40多个国家，800多个商业银行在网络里。作为一个备胎，也作为一个SWIFT的尊重，我们不好意思也不可能还在SWIFT的网络里进行活动的时候，推出一个另外的网络。因为我们也是这个SWIFT网的一个主人，一起活动的成员。但是你如果把我国脱钩了，那我国推出那个网络依然是有效的。而且SWIFT的网络已经70多年，整个网络体系总体上设备陈旧，误差率也比较大，效率比较低，况且里面还有莫名其妙的信息追踪。美国的长臂管辖主要是通过SWIFT网络收集全世界各个国家企业贸易或者各种隐私的内容。我们现在的网络跟区块链连在一起，还就是个公平公正，更有效率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都觉得美国若真的采取这样的措施，形同自杀，也不用太担心。 再说到港币。因为我们实施了《国家安全法》，美国为了表示抗议或者是表示不满，扬言要对香港制裁，其中包括美元跟港币脱钩。其实美元跟港币没有什么好脱钩的，本来港币100年都是跟英镑挂钩的，1984年才跟美元挂钩，若真要脱钩了，港币不会跨的。我们每发7.8元港币，要放1美元。香港如果1年有1万亿货币印发的话，拿着这1万亿的港币，要相应的等比例的联系汇率1比7.8，要把美元放着，香港政府是在帮美元赚造币税，香港的这个造币税不能用，全都换成美元不能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明明是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好像我们要求美国，没这回事。所以我自己感觉，金融领域这些事，仔细分析，只要发生对我们都是常规状态的一个颠覆，必然带来混乱，带来困难，但是这种混乱困难不是致命的，是可以补救的。 我们补救的过程，美国却丢掉了金融市场，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从这个意义上我做这个分析也不是盲目乐观，我们稍微深入想一下毛主席的那句话：“战略上藐视他”，别太紧张是很客观的，但是另一方面“战术上要重视他”，怎么重视？就是我们国家现在采取的对付美国贸易战、贸易摩擦的方针原则，四句话，32个字。 一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尽管这十个方面都是那么一说，但是也要高度重视。尽管现在是选战之前，有时候有个侥幸心理，选举完了，这些东西就抛在后边没有了，或者换一个总统这个情况会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要重视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如果这十条都发生了，我们要有所准备。 二是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三是守住底线，灵活应对； 第四抓住关键，补齐短板。 也就是说，这个四句话其实是战术上高度重视，然后按这四个原则来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战略 新的发展战略是必由之路 PART/01 这个战略就是总书记在5月下旬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提出这个战略不仅仅是面对疫情全球产业链支离破碎现状，我们不得已来搞一个内循环，也不是美国人跟我们脱钩，倒逼我们搞内循环。总书记这一段话指出了中国今后5年“十四五”、15年到2035年在更长的时间到2050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今后的二三十年的强国之路，这个大循环政策、双循环政策是一个强国战略，是我们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路径。 讲到这，首先要讲一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的战略应该是以外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也是双循环，但是这个双循环里以大进大出的外循环为主体。这个战略是在1986年正式由党中央国务院把它确定下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在80年代我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劳动积极性巨大的释放，形成大量的农民，农村里多余劳动力转到沿海就业。沿海地区就形成了相当多的比较廉价的、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这样就可以搞大量的出口竞争。 2、我们国家80年代初期，不管是政府还是国有企业，还是民间的企业，总的财力薄弱，资本金薄弱，缺资金，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引进外资，通过引进外资，带来资本，也带来一定的技术，带来产品，带来市场。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资本大量的引进，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必然选择。 3、我们沿海地区先行开放，这个沿海地区先行开放政策有利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发展，不管是5个特区，还是15个沿海经济开发城市，还是27个沿海开发区，都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4、八九十年代直到2007年之前，这20多年，欧美市场总体是向上的，对我们这些国家的产品需求不断增长，同时他们也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的产业转移到亚洲等世界其他地方，那么这也就有个大形势、大市场的一个结合。 由于这四方面原因，就形成沿海地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制造业。由于这个的战略的提出，外循环为主体的开放战略提出，推动中国经济比较好的发展。在80年代初，中国GDP总量非常小，封闭里产生了中国经济进出口几乎是0，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进出口量占GDP的比重5%左右，大进大出外循环搞了20多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外循环比重到了64%，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当年的GDP64%，是世界外向度最高的。日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也是外向度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达到40%—50%。到2009年，中国的GDP赶上了日本，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同时我们的工业产值进入到世界第一。同时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在2011年也成了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过程，也是外向型经济产生的一个结果。 2008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在那个当口，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或者外向度经济发展的最充分的时候，也同时出现了5种不适应、不适合再搞外向型的压力。 1、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的经济受到重创，欧美国家各个方面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进口需求订单各个方面都在萎缩缩减。而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如果我国还是高歌猛进的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占领更多的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压力增大。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不是暂时的，而是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到了天花板，危机之后增速稳步下降已成定局。 2、也是在这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也好，逆全球化也好，反正其他国家跟我国贸易摩擦增多，打贸易官司的事情就多了。就从我国成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国以后，有研究显示，2006—2009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占全球的比率超过了35%，2015年这一比例仍然维持在31%左右。从反倾销最终实施的结果来看，1995—2015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件，占世界总数的25%，也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比例和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贸易摩擦是正常WTO中的纠纷案，跟中美贸易摩擦，美国颠三倒四的跟我国挑衅、打压是另外一回事。 3、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出现了逆转。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每年退休1500万，新增的劳动力包括农村转移过来的，一年是1200多万，每年少了200多万。这个六七年其实要少了1000多万人，但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多，也就在这个六七年里，我们GDP从11%降到了6%，降了5点几个点。一个点拉动200万，这样下来就减少1000多万的需求，本身就说明劳动力因素多么至关重要，这对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各方面都有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价格也是翻了一番。 4、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 5、生态环保要求越来越高。 面对这五个方面再加其他的影响，中央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的调控措施，使我们外向度极高的外循环开始跟内循环结合在一起，开始增加内循环的比例。到2019年，我们100万亿的GDP，46000亿美元（30多万亿人民币）的进出口，相当于CDP的32%。2006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外向度从64%降到32%，不管是因为国际因素给我们倒逼的压力，还是我们中央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我们外向度降了下来。 所以，大家要明白，外循环转为内循环，并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的已经在调整。在今年的疫情下，现在正式把它提出来作为以后强国战略、发展战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是我们在美国贸易摩擦脱钩论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想把这个观点说明一下：这一战略，第一它不是突发的，第二它有内在的原因，第三外向型战略并不是唯一的强国战略。外向型战略使国家经济从小到大，从穷到富，它会起到作用，但是所有的世界强国都不是靠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全世界G20，所有比较强的国家，它的进出口总量占这个国家的GDP大多只有20%到25%。可见，外向型是小头，强国75%到80%是内循环产生的经济强盛，才是真正的强盛。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做出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非常有前瞻性的，是我们国家的强国之路。 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相支持的战略之重要意义 PART/02 1、从工业的产值角度讲，大进大出的工业，100亿产值一般只有10%到12%的增加值，因为它带动的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全是外边进来的，是带动外国人的零部件、劳动力以及零部件的利润、税收都是在外国。我们只是浩浩荡荡运来表现为进口，加工完了之后出口，出口听起来量很大，但带动GDP、税收、劳动力和企业的效率并不高。但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同样是进出口的，并不是闭门造车跟国际脱钩，并不是两头在内，而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形成国内的一个产业链的集群，上中下游产业链的集群，这个时候同样100亿出口可能是30%到35%的增加值，效益高这是不言而喻的情况。 2、内循环为主体、又是开放的双循环的产业系统，对国家经济安全当然是很重要的。比如，就产业链而言，疫情下，许多地方产品市场是有的，但是供应他的零部件，如果1000个零部件少供应10个，这个产业就瘫痪，产品就做不出来。中国有五个城市，苏州、深圳、重庆、成都、郑州，都是中国这20年电子产品产业链集群，60%到70%，甚至80%本地化。它这个本地化不是大而全、小而全，并不是本地企业、国内企业自己干起来，还是全世界的企业，1000个可能有800个是外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不管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都在一个地区形成集群，我们叫水平分工下的开放，垂直整合的集约。在疫情下，这四五个地方，不仅订单没有萎缩，而且逆势而上，许多产品40%—50%的增长。 你问为什么他们今年四五月份有40%—50%的订单增长，说起来很简单，他说我们的老板在这儿开了厂，然后在欧洲也有厂，在巴西也有厂，现在那边因为疫情都停产了，但是市场这个订单还是需要的。特别电子产品，大家宅在家里，这些笔记本电脑、手机都还是需要的，那么外边做不出来，把订单甩到我这儿，我这儿也不要增加新的设备，就是加班加点，“5+2、白加黑”，订单就上来了。 讲这些就说明这个产业链集群是有它的安全性的。 再放大一点，我国工业系统现在一年要用6.5亿吨原油，本国只能生产2亿吨，我们能源的外向度、依存度达到70%。今后我国能源需求增长不可遏止，再过十几年，如果中国需要从6.5亿变成8.5亿吨原油，中国自己产生的原油就有2亿吨，这个时候90%外向度，人家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卡你一下，我们半条命就没有了，这比芯片脱钩严重100倍。在这个意义上，能源增长不可遏止，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这样的原油的外向度，是不是国内的页岩气，现在200亿方，是否加个零变2000亿方？如果有两千几百亿方页岩气，就相当于两亿吨的原油能量。 另外，我们中国有50亿吨煤的开采能力，实际只生产38亿吨。如果多生产10亿吨煤来替代石油，4.5亿吨煤就能转化为1亿吨油，10亿吨煤相当于2亿多吨的油，煤炭不能做燃料，燃烧有污染，但是把煤做成煤化工，把这个做起来就可以替代少增长进口2亿吨的需求。如果10年以后中国还是6点几亿吨原油，还保留我们的能源进口4亿多吨的状态，但是总的能源量，因为煤炭的替代，因为页岩气的替代，我们会安全得多。所以内循环下，国家经济安全把命运掌在自己手里很重要。 3、内循环下会更注重科研开发，注重独立自主的关键环节的发明创造。在外循环体系里普遍有一个概念，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反正市场优化配置，听起来好象非常浪漫的、理想的，没有任何政治和国家之间利益的冲击，完全按照市场，有钱就可以买买买。在外循环体系里，这样的思维方式比比皆是，所以就会对国内的研发重视度不够。 那么我们在内循环体系里，大家一定会明白，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所以会重视创新。创新就是内循环的立身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研技术是产业链当中的核心环节，加大创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各方面都会发展起来。 4、内循环才会使我们中国的要素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在外循环下，我们的商品市场是发展了，全世界商品都在中国转，所以商品定价由市场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97%商品的定价是由政府定价。现在我们97%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不管是土地市场、资本市场，还是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数据市场各种要素市场，包括石油能源期货市场，说白了，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有障碍。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政府说了算，要素市场的价格百分之七八十政府定价，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到位，这是外循环必然的结果。 在内循环体系下，中国的要素市场一定会出现真正的畅通循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由市场来配置。中央今年4月份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素市场一旦启动，一旦市场配置，国家不需要出钱，这个机制一转，每个要素市场至少一年多一到两万亿的红利，或者叫GDP，或者是税收，或者是老百姓收入，总之，额外的增加一到两万亿。 中央提的五大要素市场，我们算过，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数据市场，每个市场真正的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到位都会有1点几万亿到2万亿的红利，五个市场加起来一年六七万亿，十年六七十万亿，30年200万亿，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真要有200万亿内循环的这笔钱出来，我们哪怕实体经济中，这儿有破产，那儿有产能过剩，那儿有坏账，假如一年产生的这些坏账被要素市场的利润一裹挟，进出相抵，国家经济会更充分的发展。所以，我对这个要素市场的理解，我看到的就是钱钱钱，而且是不言而喻的。 就像我们农村联产承包制，这么一搞，农村一年多一万多亿。联产承包以前，中国差不多八九亿农民搞粮食，每年就是两三千亿斤粮，承包以后，每年产粮一万多亿斤，每斤按1元钱计算，是不是就多了一万多亿的钱。城市土地批租1990年一搞，30年时间，城市土地批租48万亿人民币，那么政府收进48万亿就搞了城市化改造，轰轰烈烈的中国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就靠这笔钱。中国财政从来是吃饭财政，今天也是吃饭财政，是没有钱拿来搞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就是土地批租出来的。没有土地批租的话，这个钱看不到，有了这个土地批租，政府多了48万亿，房产商们除了付近50万亿的钱买地，然后投入100万亿造了房子并卖掉。现在这些房子值400万亿，这个当中成本150万亿。所以总的来说市场化会涨钱。在这个意义上内循环一定是市场化的内循环，是我们要素市场的内循环。 5、内循环当然是更高层次开放的内循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我们能够开放得更好，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内循环的市场，当我们内循环搞好了，市场生生不息的潜力挖掘出来，中国就会有更大的进口市场。进口多了，我们对世界商品有定价权；进口多了，我们可以用人民币来支付。大家知道，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靠出口，绝不是出口创汇然后有两万亿、三万亿、四万亿美元，因为我们家里美元多、黄金多，所以我们的人民币值钱。这是一种说法，但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不是靠出口创汇，出口创汇还是在承认美元外汇的神圣。人民币的神圣、国际化是通过不断地进口，进口多了以后我们有商品定价权，进口多了以后我们就直接支付人民币，人民币是在支付进口商品钱的过程中，人民币出去了，国际化。人民币的造币税是通过进口外国商品，支付了人民币，造币税也就这么来了。 总而言之，国家在开放当中，内循环会不但有助于国家开放，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也是在内循环中实现的。我们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在这个内循环中形成的，我们国家也就让整个世界跟我们脱不了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想到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多么的英明伟大，提出的战略为我们二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强国之路。 五个不变趋势 最后，我要说一些结论性的话。疫情下美国政客甩锅或者抛出来的观点，说全球化要终止等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我是完全赞成刚才蒋传海校长说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不可阻挡的，某一时期某一个阶段来讲，有脱钩、有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整体上是挡不住的。疫情后，在中国内循环的体系推动下，我们会看到五个趋势不变。 1、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但是全球化的结构会发展变化，美国作为霸主一国独大，统领全球化的这种状态会变成多极化的全球化，美国、欧洲、中国是一极，俄罗斯、日本、英国也都可以在某些方面构成一极，最终多极化的全球化会出现。 2、世界经济东移亚洲这个趋势不会变。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的比重，从1970年的17%，到80年代的20%，到现在的36%，每十年涨四个百分点。今后30年还会继续涨十几个点，最终2050年世界经济总量的50%是亚洲贡献的。之所以这样，当然因为中国的比重增加了，因为上世纪80年年代中国只占1%，亚洲占20%，现在亚洲占36%，中国从1变成16，所以这个比重就上来了。 3、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经济从衰退中重新振兴这个趋势不会变。工业革命从来是让人类让社会经济摆脱困境的一个颠覆性的手段，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恰恰中国是引领者之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中国没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中国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不是引领者，但我们改革开放跟进了，也因此我们发展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与美国、欧洲共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而不简单是跟进者，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趋势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利。 4、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 5、因为中国搞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中国巨大的内在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引领世界经济做出更多贡献这个趋势不会变。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的30%，今后我们增长的比例不会像以前那样10%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哪怕是4%到5%的增长，因为我们基数大了，所以我们可能每年的增长量还是全球经济总增长量的30%，因此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这个趋势不会变。 有这5个趋势不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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