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本文作者介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中新网上海6月1日电(记者 殷立勤)近日，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场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介绍，根据5月11日上海市商务委下发的《关于统筹做好举办会展活动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7月1日，国家会展中心将迎来2020年首场展会—CME中国机床展，预计展览面积将达到近9万平方米。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唐贵发表示，中国展览业在全球率先重启，国家会展中心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复展；也将通过复展，为今年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正在接洽的展会有45场左右，原定今年3月举办的上海国际广告技术展览会、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4月份的第8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5月份的2020中国国际电梯展览会、上海大虹桥美博会，6月份的中国国际磨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等延期展会均已确定了下半年档期。上海国际酒店与餐饮博览会等6个展览会因在其他展馆已无档期等各种原因，也已经决定今年搬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并已确定档期。 “7、8月份原本是展览业的传统淡季，而今年将成为国家会展中心最忙碌的时候。”唐贵发说。另外，今年下半年，国家会展中心将继续承接一批万人大会，为上海国际会展之都的建设打造一个涵盖长三角区域大会、医疗领域大会、大型商业会议、重要政务类大会的会议目的地。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国家会展中心正在加紧编制《展会防疫防控保障方案》，并结合已排期展会的特点，做到“一展一策”。目前，国家会展中心已广泛动员全体职工自愿完成了核酸检测。(完)
《BOSS1+1》是搜狐出品的在线人物访谈直播节目，由搜狐网副总编辑晏成先生主持，搜狐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朝阳BOSS深度参与，对话和记录商业世界中最具重要性、代表性、独特性的BOSS。尖峰对话，探索商业世界的智慧和使命。 此为第八期，本期对话嘉宾：中国飞鹤副总裁魏静。 出品 | 搜狐财经 制作 | 李文贤 视频 | 刘秀金 张朝阳BOSS语录： （1）现在视频直播技术非常发达，搜狐视频可以把我们带到齐齐哈尔扎龙湿地、飞鹤专属农场、专属牧场、智能化工厂，看看飞鹤奶粉为什么做得好。 （2）网友今天看了飞鹤的农场和牧场，了解了奶粉的源头，眼见为实，对飞鹤奶粉的信任度大增。 魏静BOSS语录： （1）58年来，飞鹤一直致力于中国母乳方面的研究，不断探索和突破，让我们的奶粉配方无限接近于母乳。 珠峰登顶，我们测量雪的厚度和山体高度所有的设备全是国产的，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制造一定会不负用户和消费者所望，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体验。 我们心目当中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品质不能为任何事情让步。做婴幼儿配方奶粉，我们做的是妈妈的事业、良心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 作为国产奶粉标杆，飞鹤乳业用58年的发展证明了一件事，坚守品质，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奶源是实现品质保障的重中之重。飞鹤专属原生态牧场坐落于北纬47度、被誉为黄金奶源地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是国际公认的奶牛饲养最佳地理位置。 飞鹤专属牧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从源头上保证了奶源的高品质。 在这片优渥的黄金奶源地，飞鹤打造了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第一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专属产业集群，实现了从源头牧草种植、规模化奶牛饲养，到生产加工、售后服务各个环节的全程可控。 依托专属产业集群， 飞鹤构建了“2小时生态圈”，从挤奶到加工仅需2小时，新鲜生牛乳一次喷雾干燥成粉，最大程度保证了产品的新鲜与营养。 在“中国宝宝日”前夕，搜狐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搜狐网副总编辑晏成和中国飞鹤副总裁魏静，同60万网友一同“云游”飞鹤产业集群，体验这个黑土地上的奇迹。 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婴幼儿奶粉市场，国产奶粉企业正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国产奶粉如何进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请看BOSS们的精彩解答。 01飞鹤创造的销售“奇迹” ——国内第一个超百亿销售额的婴幼儿奶粉 “我们58年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就是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 飞鹤于2019年11月13日，登陆港交所，目前市值超1200亿。2019年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7.22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2.0%。 AC尼尔森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30日，飞鹤整体市场份额高达11.9%。 张朝阳：飞鹤是国内第一个超过百亿销售额的婴幼儿奶粉，飞鹤销售额非常大，是怎么做到的？ 魏静：正因为我们58年专注于做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国家所倡导的匠心精神，在一件事情我们重复做，并且把它做到极致，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作为飞鹤来讲，我们一直倡导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中国宝宝和外国宝宝，中国妈妈的母乳和外国妈妈的母乳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这58年来讲，飞鹤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母乳方面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突破，同时奶粉配方也是依据中国妈妈母乳的黄金标准作为极致追求的目标，让我们的奶粉配方无限接近于母乳。 02探寻黑土地上的“奇迹” ——“云游”飞鹤产业集群 “网友了解了奶粉的源头，眼见为实，对飞鹤奶粉的信任度大增。” 本期BOSS1+1采用直播连麦的形式，接入来自齐齐哈尔飞鹤的四位主播，带领网友“云游”飞鹤产业集群，让我们一同从扎龙湿地出发，探寻黑土地上的“奇迹”。 扎龙湿地主播：扎龙湿地和飞鹤的专属牧场、专属农场以及智能化工厂都位于北纬47度，这个纬度是全球公认的黄金奶源带。 这里有温湿度适宜的气候，营养丰富的黑土，以及弱碱性的天然地下水，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为飞鹤的专属农场牧草提供了优质的土壤和水源，也为我们产奶的牛妈妈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和产奶的环境。 专属农场主播：我叫王国栋，位于北纬47度的飞鹤专属农场。 农场生产的饲料都是通过科学育种、有机肥还田还有农业公司科学管理，奶牛食用这些饲料，平均的奶产量、乳汁率、乳蛋白都有明显提高，奶牛的疾病大大降低，不仅可以保证我们飞鹤专属牧场品质的高质高能，也能更好保障奶牛的健康。 专属牧场主播：我是飞鹤专属牧场的挤奶工静静。 我们所有的奶牛都是出身名门的荷斯坦奶牛，以产量高、品质高而闻名世界，所产的鲜奶蛋白质含量高。飞鹤专属牧场讲求以牛为本的管理理念，保证奶牛的心情好、状态好才能产出高品质的奶。 除了给奶牛听音乐，饲养奶牛的各工种员工都要爱护奶牛，不允许大声讲话呵斥奶牛。大家可以看到“请善待奶牛，它们也是母亲”的标语，从营养搭配到生活环境，我们都在给奶牛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智能工厂主播：我是文新。我现在位于飞鹤世界级智能化工厂。 我们飞鹤奶粉在出厂前经过25道检验程序，超过300个检查点的检验，我们的奶粉指标比国际标准和欧盟标准更加严格，飞鹤专注于母乳化配方研究已经58年了，我们能保障每一罐奶粉的品质安全以及营养标准，让我们的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张朝阳：BOSS1+1第一次尝试直播连麦直接去现场，真的挺成功。 魏静：创新和科技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力，让我们这个传统企业未来一定跟互联网做更紧密的拥抱。 晏成：今天通过《Boss1+1》，不光我们三个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飞鹤的产业集群，而且60多万的搜狐网友通过直播节目真正能够看到一个好的婴幼儿奶粉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3国产奶粉崛起的“奇迹” ——品质不能为任何事情让步 “我们做的是妈妈的事业、良心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 近年来，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发展迅猛。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奶粉市场，中国本土奶粉企业正迎来了一次机遇和挑战。 晏成：婴幼儿奶粉大家关注的是安全。跟进口奶粉相比，国产奶粉怎么能够赢得大家的信赖？飞鹤怎么应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让国产奶粉进一步实现飞跃？ 魏静：对于品牌来讲，品质一直是我们苛求的生命线。 我们心目当中饱含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品质不能为任何事情让步。做婴幼儿配方奶粉，我们做的是妈妈的事业、良心的事业和民族的事业。 今天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不止飞鹤，今天的中国乳业已经实现质的跨越，无论是政府部门的监管，还是企业的自律，以及我们采用云直播的方式，让消费者充分体验和感受，为我们的用户、消费者逐渐建立信心。 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机会。在未来来讲，刚刚我们看到全产业集群，实际上我们会将它打造成为婴幼儿配方奶粉专属的全产业集群。 今天我们只看到牧场转盘的一角，它背后有大数据和计算机系统，对每头奶牛进行跟踪分析，每天的产奶量、行进的步数、进食量等，通过科技化的手段让我们的奶源变得更好。 我们新成立的创新研发中心，目前来讲拥有国内范围最广、数据最全的中国母乳数据，对于中国母乳的研究来讲，应该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课题。 我们在这方面将不遗余力，用科技去驱动整个产品力的提升，用科技去驱动品质的提升，用品牌去传播让广大消费者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张朝阳：528是中国宝宝日，为什么飞鹤要倡议这个节日？ 魏静：528是“我爱宝”的意思，0到3岁的宝宝没有专属节日，我们连续倡导了三年。今年会有两百多单位，包括媒体、合作伙伴、渠道商，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呼吁关注宝宝。 除了给宝宝提供更好的物质食粮之后，还要给他们更好的精神食粮，在我们抽出时间的情况下尽可能高质量陪伴我们的宝宝和家人。 我想这次疫情给大家感触颇深，我们在家里变成了八面手，可能学会了做饭，学会了洗衣服，学会了跟孩子蹲下来沟通交流，但是应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乐趣。 作为我们重磅的明星产品，飞鹤星飞帆10年，产品高端升级，将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做到极致，同时所有宝爸宝妈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盛筵更多去了解为什么这一罐奶粉会更适合中国宝宝，适合中国宝宝的肠胃。 晏成：中国婴幼儿奶粉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魏静：对，实际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竞争态势很激烈，很多年前外资品牌的销售占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年应该说已经完全发生了逆转。 张朝阳：大家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也开始增强了。 魏静：是的，我们更多想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广大用户无论你现在是不是0到3岁孩子的妈妈还是年轻人，都能看到中国品牌的用心、中国品牌的成长。 连线珠峰登顶，我们测量雪的厚度和山体高度所有的设备全是国产的，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中国制造一定会不负用户和消费者所望，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体验。 张朝阳：看了今天的牧场和农场，对原料来源，眼见为实，对飞鹤奶粉更信任。 魏静：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的信任，实际也是一种鞭策。我们一定更加努力去做好一罐奶粉，让中国宝宝的奶瓶一定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网友提问： Q：直播参观的几个地方能不能去旅游？ 魏静：黑龙江扎龙湿地是世界三大湿地之一，我为家乡做个广告，可以去旅游的，每年飞鹤奶粉都会跟我们的用户在不同的渠道进行互动，我们也会有类似抽中消费者能够去体验和感受“新鲜溯源之旅”，接下来的七八月份还像以往一样，开启“新鲜溯源之旅”希望广大的消费者参与，希望能够中大奖和我们一起畅游扎龙湿地。 Q：每头牛有没有佩戴可穿戴设备？ 魏静：奶牛必须有可穿戴设备。 我们的牛是戴耳标，每头牛有一个耳标上面有编号，一头牛只有一个编编号，会追踪到种族来源。 每头牛有蓝色的项圈，对日常情况进行监控。每头牛上到转盘挤奶后，每次挤奶跟耳标、蓝色项圈产生数据关联，一头牛大概产11—12吨奶，现在已经提到这样一个水平，几年前一头牛9—10吨的水平。 随着我们不断在整个产业链产业集群上去研究我们的奶源，会不断用更好的方式让牛吃得更好、挤出的奶更好，量又变得更多。 Q：奶牛挤奶之后加工成奶粉的过程中有没有使用添加剂？ 魏静：作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来讲，绝对不会有对身体有害的添加剂，而且我们从牧场和工厂两个小时以内成粉，而且是全封闭的管道式，没有任何人接触，保证所有奶源的纯净、新鲜。 可以在5分钟之内瞬间降温到40摄氏度以下，这个温度来讲可以保障我们原奶所有的活性营养物质继续保持它的活性运抵我们的工厂进行加工。这个跟大包粉和其它做的二次加工奶粉是完全不一样的。 -END- 往期链接： 《BOSS1+1》第七期|张朝阳对话林杰:从细分到微分市场 今天小众不代表未来小众 《BOSS1+1》第六期 | 张朝阳对话戴慕瑞、陈雪峰：3个VOC延展品牌价值 《BOSS1+1》第五期 | 张朝阳对话冯擎峰：不希望用"三把火"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 《BOSS1+1》第四期|张朝阳对话杨嵩:反攻遇上黑天鹅,长安福特如何维系团队信心 《BOSS1+1》第三期 | 张朝阳对话袁小林：沃尔沃如何开启新赛道 《BOSS1+1》第二期 | 张朝阳对话俞经民：疫情如何激活了跨界创新？ 《BOSS1+1》第一期 | 张朝阳对话李峰：疫情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最近关于深圳房价的故事太多，最让吃瓜群众解恨的莫过于“7蟹姐姐”因为炒房而资金链断裂的事，价值728万元房产被法院查封。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杭州某项目疯狂的摇号。959套房源，超过6万人报名摇号，冻结资金至少240亿元，意味着人口刚过千万的杭州大约每167人中就有1人参加这个项目的摇号。创造了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摇号的奇迹。 一个深圳，一个杭州，从来都是中国房地产周期变换的风向标城市。2014年3月，杭州房价突然下跌，市场震动，全国楼市步入下跌周期，引发了新一轮的救市，到2015年3月，深圳楼市突然暴涨，引发了中国房价波澜壮阔的一轮上涨。这两个城市市场的变化，确实值得仔细研究和关注。 当然，每一轮房价的异动，除了政策方面的悄然变化，还有公众对“炒房客”的痛恨。在很多人的眼里，房价，是被“炒”高的，所以中央一直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每一次房价上涨，总少不了相关部门三令五申打击炒房者。一说打击“炒房”，绝大多数民众都会支持，这里面的道德暗示再明显不过。 在中国，凡是某种东西价格暴涨，把责任推给“炒家”，立即可以俘获大部分的民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里，大家反而都不去思考。大蒜价格一涨，责任就是炒大蒜的，猪肉价格一涨，把责任推给囤积猪肉的，房价每一次上涨， “炒房团伙”几乎都是民众喊打的对象。而一旦炒房者资金链断裂，一定会引发媒体的狂欢盛宴。 比如说这一次房价上涨，媒体将之归于有人将国家给中小企业救命的房抵经营贷拿来炒房了，从而引发了深圳房价的暴涨。虽然最后有关部门声明，中小企业经营贷并没有流入房市，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大家对炒房的敌意。 我一直在感慨中国房地产的复杂。中国的房价，如果真的就是炒房者炒高的，那根本就不是个事。事实是，炒房者不过是顺势而为，在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推波助澜而已。关于深圳房价上涨，我在去年年底就一再提醒大家关注深圳楼市“春江水暖鸭先知”，注意深圳楼市的反弹，提醒自住需求应该可以出手了。然而，在去年一片唱空中国房地产的声音中，我的声音确实更多被埋没了。 无人去关注深圳的土地资源供应极其紧张的事实。据统计， 2006~2019年间，深圳累计住宅供应730578套，年均5.2万套，而深圳的常住人口从2006年的846.43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88万人。土地供应结构性失衡，工业、商业类用地供应多、住房用地供应少的局面十余年间并未得到扭转。美联物业根据官方公开出让的土地数据统计，过去14年里，深圳居住、商业、工业三类用地结构的占比分别是：17%、10%和53%。 最近几年，深圳是全国主要城市中，人口流入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城市，总体增加人口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而且，人口结构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年轻的。地少，人多，城市发展潜力大，吸引力强，房价如何不涨？对这些客观的因素不去分析，而将房价上涨的责任推给炒房者，纵然解恨，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同森林着火了，将责任推给风一样。风肯定会助长火势，但如果没有着火，再大的风也吹不出来火。 再比如杭州的疯狂摇号，背后的根源很简单。就是为了数字好看，各个城市搞的限价。限高价楼盘，导致一二手房倒挂严重。这个被杭州全城热捧的西溪公馆，新房价格2.8万元，而周边二手房价格在3.4万-5.3万元，摇上，比中彩票都赚，谁不去抢？而这种限价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市场虚假的热度，另一方面，是真正的推波助澜，用酒精灭火。 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真要限价，那也应该限低价位的房子，而不是限高端楼盘的价格，高端楼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让城市房价的统计数据好看和失真而已。限不限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如果对低端楼盘进行限价，才是真正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关。 我们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当然看好，但西溪公馆的摇号的确不能代表杭州楼市的基本面。杭州不缺房子，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20日，杭州商品房新房库存量已经超过11万套，与去年同期的8.2万套库存相比，多了2.8万套。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1.77万套，几乎是2018年末二手房挂牌量6万套的1倍。 “炒房者”充其量只是助长火势的风，但搞清楚真正起火的原因才是更关键的。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在房价上涨的背后，有经济增长、货币放水、土地财政、中国资产价格、城镇化等很多因素，但我从来不认为房价的上涨是炒房者、开发商以及中介搞起来的，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放大这个市场的“动物精神”，火上浇点油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太善良，缺乏对市场整体性的认识，再加上这个市场的确肮脏，不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搅浑水。高房价不是某一个群体推高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共谋”，你我可能都是凶手，又都是受害者。正如《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每一个嫌疑人都不是这种的凶手，但又和案子脱不了干系。这才是中国高房价的真相。 炒房者不易，一些人把炒房看得太容易了。资金量大，有些人加杠杆，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敢赌这个不确定的真的是胆大包天之人。在中国房价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和这个阶段，炒房已经很危险了。舆论很显然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即使有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那也是因为房价开始涨了，一些人敢进去，而不是拿着经营贷把房价炒起来的。 炒房不易，且炒且珍惜！ (本文作者介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最近关于深圳房价的故事太多，最让吃瓜群众解恨的莫过于“7蟹姐姐”因为炒房而资金链断裂的事，价值728万元房产被法院查封。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杭州某项目疯狂的摇号。959套房源，超过6万人报名摇号，冻结资金至少240亿元，意味着人口刚过千万的杭州大约每167人中就有1人参加这个项目的摇号。创造了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摇号的奇迹。 一个深圳，一个杭州，从来都是中国房地产周期变换的风向标城市。2014年3月，杭州房价突然下跌，市场震动，全国楼市步入下跌周期，引发了新一轮的救市，到2015年3月，深圳楼市突然暴涨，引发了中国房价波澜壮阔的一轮上涨。这两个城市市场的变化，确实值得仔细研究和关注。 当然，每一轮房价的异动，除了政策方面的悄然变化，还有公众对“炒房客”的痛恨。在很多人的眼里，房价，是被“炒”高的，所以中央一直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每一次房价上涨，总少不了相关部门三令五申打击炒房者。一说打击“炒房”，绝大多数民众都会支持，这里面的道德暗示再明显不过。 在中国，凡是某种东西价格暴涨，把责任推给“炒家”，立即可以俘获大部分的民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里，大家反而都不去思考。大蒜价格一涨，责任就是炒大蒜的，猪肉价格一涨，把责任推给囤积猪肉的，房价每一次上涨， “炒房团伙”几乎都是民众喊打的对象。而一旦炒房者资金链断裂，一定会引发媒体的狂欢盛宴。 比如说这一次房价上涨，媒体将之归于有人将国家给中小企业救命的房抵经营贷拿来炒房了，从而引发了深圳房价的暴涨。虽然最后有关部门声明，中小企业经营贷并没有流入房市，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大家对炒房的敌意。 我一直在感慨中国房地产的复杂。中国的房价，如果真的就是炒房者炒高的，那根本就不是个事。事实是，炒房者不过是顺势而为，在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推波助澜而已。关于深圳房价上涨，我在去年年底就一再提醒大家关注深圳楼市“春江水暖鸭先知”，注意深圳楼市的反弹，提醒自住需求应该可以出手了。然而，在去年一片唱空中国房地产的声音中，我的声音确实更多被埋没了。 无人去关注深圳的土地资源供应极其紧张的事实。据统计， 2006~2019年间，深圳累计住宅供应730578套，年均5.2万套，而深圳的常住人口从2006年的846.43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88万人。土地供应结构性失衡，工业、商业类用地供应多、住房用地供应少的局面十余年间并未得到扭转。美联物业根据官方公开出让的土地数据统计，过去14年里，深圳居住、商业、工业三类用地结构的占比分别是：17%、10%和53%。 最近几年，深圳是全国主要城市中，人口流入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城市，总体增加人口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而且，人口结构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年轻的。地少，人多，城市发展潜力大，吸引力强，房价如何不涨？对这些客观的因素不去分析，而将房价上涨的责任推给炒房者，纵然解恨，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同森林着火了，将责任推给风一样。风肯定会助长火势，但如果没有着火，再大的风也吹不出来火。 再比如杭州的疯狂摇号，背后的根源很简单。就是为了数字好看，各个城市搞的限价。限高价楼盘，导致一二手房倒挂严重。这个被杭州全城热捧的西溪公馆，新房价格2.8万元，而周边二手房价格在3.4万-5.3万元，摇上，比中彩票都赚，谁不去抢？而这种限价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市场虚假的热度，另一方面，是真正的推波助澜，用酒精灭火。 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真要限价，那也应该限低价位的房子，而不是限高端楼盘的价格，高端楼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让城市房价的统计数据好看和失真而已。限不限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如果对低端楼盘进行限价，才是真正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关。 我们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当然看好，但西溪公馆的摇号的确不能代表杭州楼市的基本面。杭州不缺房子，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20日，杭州商品房新房库存量已经超过11万套，与去年同期的8.2万套库存相比，多了2.8万套。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1.77万套，几乎是2018年末二手房挂牌量6万套的1倍。 “炒房者”充其量只是助长火势的风，但搞清楚真正起火的原因才是更关键的。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在房价上涨的背后，有经济增长、货币放水、土地财政、中国资产价格、城镇化等很多因素，但我从来不认为房价的上涨是炒房者、开发商以及中介搞起来的，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放大这个市场的“动物精神”，火上浇点油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太善良，缺乏对市场整体性的认识，再加上这个市场的确肮脏，不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搅浑水。高房价不是某一个群体推高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共谋”，你我可能都是凶手，又都是受害者。正如《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每一个嫌疑人都不是这种的凶手，但又和案子脱不了干系。这才是中国高房价的真相。 炒房者不易，一些人把炒房看得太容易了。资金量大，有些人加杠杆，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敢赌这个不确定的真的是胆大包天之人。在中国房价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和这个阶段，炒房已经很危险了。舆论很显然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即使有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那也是因为房价开始涨了，一些人敢进去，而不是拿着经营贷把房价炒起来的。 炒房不易，且炒且珍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呼和浩特6月4日综合报道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光大集团纪检监察组消息：中国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呼和浩特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光大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呼和浩特市监委监察调查。 张翎简历 张翎，男，回族，196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199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9月参加工作。 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任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所工人； 1982年9月至1985年7月，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大专学生； 1985年7月至1988年4月，任内蒙古标准计量局干部； 1988年4月至2009年6月，先后任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呼和浩特分行分理处储蓄员、负责人、副主任、办事处主任、副处级支行行长，通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包头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重庆分行总稽核； 2009年6月至2016年4月，先后任中国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筹备组组长（分行行长级），党委书记、行长； 2016年4月，任光大银行巡视员。 2020年6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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