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 某渔村盛产沙丁鱼，但是渔民每次出海捕鱼，返程时船舱里的沙丁鱼总会死一半，只有一艘船可以带回整舱鲜活乱蹦的沙丁鱼，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 年轻的渔夫便去询问这位老渔民是如何做到的，老人也毫不隐瞒，说自己是在其中混入了几条鲶鱼。 年轻人大惊失色，鲶鱼是沙丁鱼的天敌，放鲶鱼进去，不是狼入羊群吗？ 老人却徐徐解释道：鲶鱼在沙丁鱼群中横冲直撞，沙丁鱼出于求生本能四处逃窜，鱼群活跃了起来，便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后来，有人便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鲶鱼效应”。去年，我国中央政府也引进一条“大鲶鱼”。 谁来搅动浑水？ 新能源汽车一直以来是创业界的巨大风口。 过去5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造车新势力”：很多创业者和风险投资都进入新能源汽车赛道。2019年，中国有202家独角兽企业，其中12家是新能源车企。而全球进入独角兽行业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一共只有16家，中国车企就占到了12家。此外，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新车出产量占到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的53%。 但是这些新入局的车企也有很大问题，比如烧钱不断，技术创新大同小异，续航里程一拧，“全是水分”。 为了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再添一把火，2019年1月，中国第一次允许一家外资汽车公司在中国独资建厂，它就是美国的特斯拉。 特斯拉可谓汽车界的“苹果”，它从整车制造、操作系统、自动驾驶到核心芯片，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和业务壁垒，而大部分国产新能源车企，还停留在由电池驱动的“造车”思维上。 正是战略上的优越感，给予了马斯克无限的信心和高姿态。马斯克曾是这样评价比亚迪的：“你见过比亚迪的车么？我觉得从产品层面它就是不够好。我不认为比亚迪是竞争对手。” 特斯拉的中国超级工厂建在上海，它从一块平地到第一款车型Model 3出厂，总共只花了357天，简直就是全球汽车史上的奇迹。 当马斯克参加第一辆特斯拉下线仪式的时候，一上场就即兴跳了一段脱衣舞。 当时中美贸易摩擦日渐激烈，中国当然非常欢迎特斯拉的举动。同时特斯拉也十分渴望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正是马斯克的中国战略，让特斯拉在2020年这个“最难开局”的年份，完美度过了第一季度。而且在全球汽车产业凛冬之际，特斯拉反而交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2020年一季度销量达到1.67万辆，几乎是其它所有中国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总和。汽车业务实现营收51亿美元，同比增长38%，是全球汽车行业中唯一一家逆势增长的企业。 预计到今年，国产特斯拉年产量将超过13万辆，而其美国工厂的年产量是15万辆左右。很可能到明年，中国就会成为特斯拉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看来，特斯拉已经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浑水中掀起一阵波澜了。剩下的问题是，沙丁鱼们到底会不会活下来？ 特斯拉的“大鱼海棠”梦 沙丁鱼会不会活下来，要看这条鲶鱼凶不凶狠。 自Model 3进入市场后，前有“减配门”（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自动驾驶硬件降低21倍的HW2.5版本的国产Model 3），后有连续降价，特斯拉不免遭到中国人的灵魂拷问：特斯拉到底给国产车企带来了什么？国家给予你国民待遇，这么快就暴露绞杀国产新能源车的野心了？鲶鱼会不会成为一条通吃市场的鲨鱼？ 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建成之前，国产新能源汽车的价格通过补贴后普遍比特斯拉便宜1/3~1/4，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工厂建成之后，Model 3作为特斯拉产品线的低端车，初始售价35.58万元，但很快就把价格拉到跟国产新能源汽车几乎相同的价格档上，这种降维打击是非常可怕的。 说得现实一点，同样花30万，买了特斯拉会被亲戚夸有出息，而买了一辆蔚来或小鹏，对方问是什么牌子的，茫然之余还要赔笑道：“别管什么牌子，车能开就行。” 4月2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国家相关部门推出新政：重新恢复之前取消的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补贴，并将补贴延长到了2022年。根据新规定，7月23日起，售价在30万元以上的电动车不再享受政府补贴。 在此政策出台前，国产Model 3的价格为32万元，这不免有点保护国产新能源车的意味。 而新政公布一周后，马斯克就在特斯拉一季度财报会上宣布：中国制造的Model 3标准续航升级版的价格从32万元降至29.18万元。特斯拉一下子就钻进了补贴的门槛。在享受补贴后，这款车型的实际售价只需要27万元了。马斯克钻中国政策空子的能力丝毫不比国人差。 何况，特斯拉手里能打的牌太多了。 目前上海特斯拉工厂的零部件本地化率是30%。有机构估计，到今年年底本土化率会达到60%，生产成本将下降20%~28%。算上国产特斯拉22%的毛利率，最终降价空间为27%~34%。 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可以“光明正大”地减配，比如阉割AP系统（自动辅助驾驶，是特斯拉的核心科技）。如此算来，价格降几万并非难事，我们买到一辆20万元以下的国产特斯拉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特斯拉变成鲨鱼也不是不可能。 马斯克的决心 在经历了一季度的降价销售狂欢后，特斯拉4月销量却不容乐观：3635辆。相比3月份下滑了64.2%，还多了7000多辆的库存车。 降价还卖不动，主要原因还是价格变脸太快，消费者一时难以消化，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等等党”。坊间名言“你不买，我不买，等特斯拉价格下来再买”怕是给马斯克泼了一盆冷水。 如果有一天价格真的降到20万，那一定和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定位有很大联系。而品牌战略的转变，并非短期之事。 从目前的用户画像来看，最爱特斯拉的是上海人；女性比例占19.4%；IT业、消费业和地产业的高收入人群是购车主力。 这个群体的品牌诉求和定位是什么？ 营销天才们在“平价”和“奢侈”中间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轻奢”，所以开着一辆拉风的特斯拉是新中产一种轻奢的生活方式。 而一旦降价，特斯拉的品牌定位就会从“轻奢”向“平平无奇”无限倾斜。是将Model 3打造成一辆普通的家庭代步车，以损害特斯拉品牌整体形象的为代价通吃市场，还是维持中高端定位，以挽回伤心的老粉丝，这就要看马斯克的决心了。 所以，特斯拉这条大鲶鱼，它有可能成为通吃市场的大鲨鱼，也有可能成为反咬自己一口的贪吃蛇。特斯拉从35万降到20万，这个降价时间段实际上给了中国造车新势力们一个改革创新的缓冲期。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 某渔村盛产沙丁鱼，但是渔民每次出海捕鱼，返程时船舱里的沙丁鱼总会死一半，只有一艘船可以带回整舱鲜活乱蹦的沙丁鱼，在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 年轻的渔夫便去询问这位老渔民是如何做到的，老人也毫不隐瞒，说自己是在其中混入了几条鲶鱼。 年轻人大惊失色，鲶鱼是沙丁鱼的天敌，放鲶鱼进去，不是狼入羊群吗？ 老人却徐徐解释道：鲶鱼在沙丁鱼群中横冲直撞，沙丁鱼出于求生本能四处逃窜，鱼群活跃了起来，便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后来，有人便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鲶鱼效应”。去年，我国中央政府也引进一条“大鲶鱼”。 谁来搅动浑水？ 新能源汽车一直以来是创业界的巨大风口。 过去5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造车新势力”：很多创业者和风险投资都进入新能源汽车赛道。2019年，中国有202家独角兽企业，其中12家是新能源车企。而全球进入独角兽行业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一共只有16家，中国车企就占到了12家。此外，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新车出产量占到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的53%。 但是这些新入局的车企也有很大问题，比如烧钱不断，技术创新大同小异，续航里程一拧，“全是水分”。 为了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再添一把火，2019年1月，中国第一次允许一家外资汽车公司在中国独资建厂，它就是美国的特斯拉。 特斯拉可谓汽车界的“苹果”，它从整车制造、操作系统、自动驾驶到核心芯片，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和业务壁垒，而大部分国产新能源车企，还停留在由电池驱动的“造车”思维上。 正是战略上的优越感，给予了马斯克无限的信心和高姿态。马斯克曾是这样评价比亚迪的：“你见过比亚迪的车么？我觉得从产品层面它就是不够好。我不认为比亚迪是竞争对手。” 特斯拉的中国超级工厂建在上海，它从一块平地到第一款车型Model 3出厂，总共只花了357天，简直就是全球汽车史上的奇迹。 当马斯克参加第一辆特斯拉下线仪式的时候，一上场就即兴跳了一段脱衣舞。 当时中美贸易摩擦日渐激烈，中国当然非常欢迎特斯拉的举动。同时特斯拉也十分渴望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正是马斯克的中国战略，让特斯拉在2020年这个“最难开局”的年份，完美度过了第一季度。而且在全球汽车产业凛冬之际，特斯拉反而交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2020年一季度销量达到1.67万辆，几乎是其它所有中国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总和。汽车业务实现营收51亿美元，同比增长38%，是全球汽车行业中唯一一家逆势增长的企业。 预计到今年，国产特斯拉年产量将超过13万辆，而其美国工厂的年产量是15万辆左右。很可能到明年，中国就会成为特斯拉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看来，特斯拉已经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浑水中掀起一阵波澜了。剩下的问题是，沙丁鱼们到底会不会活下来？ 特斯拉的“大鱼海棠”梦 沙丁鱼会不会活下来，要看这条鲶鱼凶不凶狠。 自Model 3进入市场后，前有“减配门”（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自动驾驶硬件降低21倍的HW2.5版本的国产Model 3），后有连续降价，特斯拉不免遭到中国人的灵魂拷问：特斯拉到底给国产车企带来了什么？国家给予你国民待遇，这么快就暴露绞杀国产新能源车的野心了？鲶鱼会不会成为一条通吃市场的鲨鱼？ 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建成之前，国产新能源汽车的价格通过补贴后普遍比特斯拉便宜1/3~1/4，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工厂建成之后，Model 3作为特斯拉产品线的低端车，初始售价35.58万元，但很快就把价格拉到跟国产新能源汽车几乎相同的价格档上，这种降维打击是非常可怕的。 说得现实一点，同样花30万，买了特斯拉会被亲戚夸有出息，而买了一辆蔚来或小鹏，对方问是什么牌子的，茫然之余还要赔笑道：“别管什么牌子，车能开就行。” 4月2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国家相关部门推出新政：重新恢复之前取消的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补贴，并将补贴延长到了2022年。根据新规定，7月23日起，售价在30万元以上的电动车不再享受政府补贴。 在此政策出台前，国产Model 3的价格为32万元，这不免有点保护国产新能源车的意味。 而新政公布一周后，马斯克就在特斯拉一季度财报会上宣布：中国制造的Model 3标准续航升级版的价格从32万元降至29.18万元。特斯拉一下子就钻进了补贴的门槛。在享受补贴后，这款车型的实际售价只需要27万元了。马斯克钻中国政策空子的能力丝毫不比国人差。 何况，特斯拉手里能打的牌太多了。 目前上海特斯拉工厂的零部件本地化率是30%。有机构估计，到今年年底本土化率会达到60%，生产成本将下降20%~28%。算上国产特斯拉22%的毛利率，最终降价空间为27%~34%。 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可以“光明正大”地减配，比如阉割AP系统（自动辅助驾驶，是特斯拉的核心科技）。如此算来，价格降几万并非难事，我们买到一辆20万元以下的国产特斯拉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特斯拉变成鲨鱼也不是不可能。 马斯克的决心 在经历了一季度的降价销售狂欢后，特斯拉4月销量却不容乐观：3635辆。相比3月份下滑了64.2%，还多了7000多辆的库存车。 降价还卖不动，主要原因还是价格变脸太快，消费者一时难以消化，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等等党”。坊间名言“你不买，我不买，等特斯拉价格下来再买”怕是给马斯克泼了一盆冷水。 如果有一天价格真的降到20万，那一定和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定位有很大联系。而品牌战略的转变，并非短期之事。 从目前的用户画像来看，最爱特斯拉的是上海人；女性比例占19.4%；IT业、消费业和地产业的高收入人群是购车主力。 这个群体的品牌诉求和定位是什么？ 营销天才们在“平价”和“奢侈”中间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轻奢”，所以开着一辆拉风的特斯拉是新中产一种轻奢的生活方式。 而一旦降价，特斯拉的品牌定位就会从“轻奢”向“平平无奇”无限倾斜。是将Model 3打造成一辆普通的家庭代步车，以损害特斯拉品牌整体形象的为代价通吃市场，还是维持中高端定位，以挽回伤心的老粉丝，这就要看马斯克的决心了。 所以，特斯拉这条大鲶鱼，它有可能成为通吃市场的大鲨鱼，也有可能成为反咬自己一口的贪吃蛇。特斯拉从35万降到20万，这个降价时间段实际上给了中国造车新势力们一个改革创新的缓冲期。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行情002847,诊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带来三份建议，分别是《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建议详情： 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工业是我国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首位产业，也是全球第一大食品产业，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如今，食品工业正在向以营养健康为本的现代食品业、新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食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 一、我国食品工业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期 我国食品工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一般为2~4:1,2017年，日本就高达11.7:1，我国则仅1.7:1，同比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际食品巨头占据食品高端产业链，全球化布局，凭借技术和产品优势，占有国际市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巨头雀巢，在全球8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工厂，有近25万名员工，2018年，雀巢年收入 934.00亿美元，是中国乳业巨头伊利（118.91亿美元）的7.85倍。 当前，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的关键词。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食品制造业从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从源头到消费终端的全过程中，生产、加工、包装、物流、仓储、营销、市场、服务等所有环节都已经开始和互联网融和，食品制造业的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日益成为食品行业中的发展热点，食品制造业的数字化时代已然来临。 二、灯塔工厂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建设“制造业灯塔工厂”网络。“灯塔工厂”是“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 4.0”的示范者，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所有必备特征。它们改进了传统企业的生产系统，创新设计价值链，打造具有颠覆潜力的新型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灯塔工厂”代表了当前制造领域最先进的制造和数字水平。 “灯塔工厂”跨越了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试点”困境，在运营和业绩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成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尤其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打通了端到端价值链，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旅程拓展到实体工厂范畴之外，囊括了数字化制造、供应网络对接、端到端产品开发、端到端规划、端到端交付、客户对接、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端到端‘灯塔工厂’与价值链上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展开合作，重塑客户体验。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它们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此外，借助数据共享和预见性分析，这整个流程也能得到优化。以国内某端到端“灯塔工厂”为例，他们以用户为中心，推行大规模定制业务模式，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与供应商相连的数字化平台），使直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 28%，并实现了100%按时交付。 截至目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已拥有44位成员，其中12家位于我国。我国不仅是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国家，“灯塔工厂”印证了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强大实力。制造业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向好。 三、数字化制造加速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当今时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从国际上来看，食品跨国集团加快全球布局，对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外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我国食品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食品工业保持高速发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食品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消费结构升级势不可挡，消费者对食品的营养与健康要求更高，品牌意识不断增强，食品工业发展模式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与日俱增的个性化需求、日趋激烈的品牌竞争、蓬勃发展的电商业务等，都在推动食品制造企业开展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食品制造业企业应着眼长远，将加速数字化转型作为重中之重，从而进一步增强供应链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引领食品工业创新发展 中国要追赶、超越国际巨头，成为世界食品工业的引领者，就必须站在技术前端，找准切入点，实现跨越式转型。我国巨大的人口和消费市场，为食品工业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的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食品企业要勇于创新，在“灯塔工厂”网络尚无食品企业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以排头兵和先行者的姿态，带动整个中国食品制造业从跟随向引领的转型，实现食品强国梦。为此建议： 1、将创建食品“灯塔工厂 ”纳入“十四五”产业规划。一是将食品数字化制造列入战略型新兴产业，从战略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从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向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新的商业模式，为食品工业发展赋能。二是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开展食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制造技术重大专项研究，整合高校、院所和企业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食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2、选择大批量定制方向，以“健康食品”产业为先导，实现食品“灯塔工厂”零的突破。端到端‘灯塔工厂’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中国人口众多，仅糖尿病患者就达9420万人，超重或者肥胖患症7000万人--2亿人，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需求量巨大，采用数字化技术，开发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批量定制生产，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如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无疑将会诞生一个巨大的市场，创造新的经济价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辟蹊径，差异化的发展思路，也将推动我国食品企业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3、培育食品制造业“灯塔工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选择国内食品头部企业，引导它们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成长为细分领域的“灯塔工厂”，从而引领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食品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尽管我国食品工业基础、食品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只要以“务实、创新”的态度，前瞻的眼光，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实现“好食品，中国造”的梦想。 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2019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087亿美元，同比增长2.21%，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国家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充足的劳动力，发展农业经济大有可为，也为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和非洲国家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融通为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保障，为“一带一路”非洲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产业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方面，中国多种农业发展模式、农业技术和产业化开发经验适合非洲，双方具有巨大的农业产业化产能合作空间，可以开展产业和技术合作，提升非洲农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中非农业互补性强，非洲具有明显的农业资源优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产品市场和农产品进口国，对非洲热带经济作物需求巨大，这为非洲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植物油、谷物、棉花、林产品和畜产品， 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赞比亚的蜂蜜、乌干达的坚果等，双方贸易互补性强。 中非农业合作前景广阔，目前中非农产品贸易体量只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3.2%，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我国企业非洲农业投资企业遭遇瓶颈 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投资非洲农业产业，整合农业资源优势，布局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良好。但随着农业产业向深度、广度发展，体制和机制的矛盾，逐渐显现，导致我国企业投资农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困难重重。 一是农业产业链长，非洲农业投资企业统筹规划、抗风险能力弱。农业是一个综合产业， 涉及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非洲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技术较低， 机械化服务水平不高， 电力设施保障不足， 水利设施老旧匮乏， 仓储设施远不能满足需求， 物流体系也不发达， 农产品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 交通运输条件恶劣。一些非洲国家农产品出口附加值很低，农产品加工限于小作坊生产，达到进口国标准难度较大。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规划，为农业投资企业营造农业投资的环境。 二是沿线非洲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瓶颈多。中非农产品贸易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不对接及关税问题，使得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农产品面临一些准入问题，目前允许向中国出口农产品非洲国家数量及农产品品类较少。如西非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等非洲棉花主产国与我国棉花进口存在较强的对接需求；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非洲咖啡、可可、腰果等进口需求较大，但由于非洲主要产地不属特惠税率国家，产品不能享受特惠税率，进口企业为降低成本，通过东南亚国家初级加工后再以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进口。 三、加强中非农业合作及发展农业贸易的建议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须要有全球化战略视野，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为民族品牌走向全球打造通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投资建厂，充分利用原产地在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优势和税收优势，实现更广范围、更高质量的海外布局，是推动中国企业和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加强中非农业合作，提升非洲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设立中非自由贸易区，加大互补型农产品贸易，实现贸易投资多元化，是推动中国农业企业在非洲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建议： 1、深化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鼓励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针对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农业产业化落后，并期望改变的现状，由国家部委牵头协调，省市对口相应国家进行扶助，制定规划方案，从种养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进行深度合作，组织国内资源组团出海，有序投资，为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农业产业投资，营造一个优质的发展平台。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建立符合中国市场标准的生产加工基地，探索从源头解决进口农产品质量标准问题。 2、鼓励中国食品龙头企业布局非洲国家，打造国际品牌。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本质就是整合资源，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全球第一茶叶品牌“立顿”，年产值达到数十亿美元，茶叶主要来源于斯里兰卡、肯尼亚、中国等国家，是整合资源打造国际品牌的经典案例。国际食品巨头全球化发展主要有收购兼并和从零开始发展业务两种方式。非洲工业基础薄弱，中国食品企业进入非洲，需要借助自身的品牌、技术、资金、管理优势，整合非洲国家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劳务力优势，从农产品加工业起步，丰富产品，提升品质，打造竞争优势，逐步向国际品牌发展。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龙头企业以非洲国家为起点的国际品牌战略投产，引导激励中国食品通过不同路径向世界企业进军。 3、优化政策环境，促进中非农产品贸易。市场是决定企业发展空间的关键因素，企业在向国外输出品牌和技术，整合资源，形成竞争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拼图；引进优势互补型农产品，也将为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奠定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议国家从优化政策空间入手，消除与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障碍，扩大农产品进口目录清单，确保互补型农产品直接进口，从政策层面上消除第三国贸易通关现象。 4、设立湖南中非自贸区，打造中非农业经贸合作先行区。自贸区将为国内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16年和2017年，湖南提出了《关于批准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规划在湖南省，面积约120平方公里的长沙、岳阳和郴州三个片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议国家批准湖南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自贸区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和新机制。一是针对中非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现状，试点推进对非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结果国际互认工作，加快非洲国家优质农产品进口检疫准入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已经成功出口至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检疫准入评估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推进中非海关互认合作。二是探索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模式，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创新对非经贸合作金融平台和产品。三是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平台建设，包括一些农产品贸易的公共服务平台，如在岳阳建设水果进口指定监管场地，支持一些棉花主产国开展定向合作，支持扩大非洲的咖啡、可可、腰果等优质农产品扩大进口。 5、推动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设立的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推动了中非在贸易、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签署了84项合作文件，涉及金额208亿美元。目前，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已经永久落户湖南，建议国家支持湖南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相信在祖国强大的支持下，企业一定会爆发出最强劲的活力，创造出更多的国际品牌，拓展出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食品工业是“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传统民生产业，在当今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建国70年来，我国食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食品工业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同比增长4.2%；利润总额5774.6亿元，同比增长7.8%，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食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法》得到修订和实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成效显著，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和保障水平也逐步提升，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7%以上。 一、中国食品工业进入价值提升关键期，科技创新能力凸显 70年间，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消费市场，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贫饥、温饱、小康到安全健康四个需求阶段的极速变迁。它精彩地凝缩和跨越了发达国家食品工业的百年发展史。科技创新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近年来在食品非热加工、包装材料、在线监控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共性技术，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了国外输出，例如超高压、挤压重组技术等；屠宰加工、饮料灌装、乳制品加工等重点领域装备技术进步加快推进，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也不断提升，部分装备占领国际市场，例如万吨油脂加工装备、肉品加工装备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主导地位，例如浓缩苹果汁占世界市场的60%，番茄酱占世界市场的1/4。食品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食品科技经历数十年积累，已经进入了“从高原到高峰”的关键隆起期。今天，当我们以全球最大的食品学科群，以世界食品领域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与授权数，双获第一的实力，支撑强大的中国食品工业持续发展时，几代中国食品人梦想的“大食品、大科技”的蓝图，正在成为现实。在软科发布的2019年全球食品学科排名前10的榜单中，我国大学占据了5席。 当前，食品产业发展处于一个新时代。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食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到位及价值的提升。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关键词。企业不再盲目扩张，而是在结构调整、升级上下功夫，投资技术改造和创新项目，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加速器。 二、我国食品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食品面临的问题： 一是引领性基础研究少。2008年至2018年间，在自然科学三大顶级期刊《Cell》《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食品相关论文分别为48、62篇和42篇，其中我国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论文仅分别为1、5篇和3篇。 二是领跑技术比例小。美国、日本和德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分别占48%、29%和13%，而我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仅占5%，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发达国家主要以企业研发为主，产业化阶段技术比例在80%以上，而我国食品技术产业化比例低。 三是装备自主创新能力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食品智能装备专利占全球80%以上，而我国食品装备年进口额近300亿元，大型食品企业80%的关键高端装备依赖进口。 四是加工增值和资源利用不足。美国和日本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分别为3.7：1和11.7：1，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小于2：1。我国食品工业消耗巨大资源和能源，包括年用水约100亿吨、耗电2500亿千瓦/小时、耗煤2.8亿吨、废水50亿平方米、废物4亿吨。 五是食品毒害物侦测国外依赖度高。我国快速检测产品集中以农兽药残留为主（占比80%），受国际认可不足10%。食源性致病菌等核心检测试剂和毒素标准物质高度依赖进口。复杂基质分离材料国产产品占比不足15%，用于8种微生物快速检测的84个检测产品几乎没有国产产品。 六是生鲜食品储运损耗大。美国蔬菜加工运输损耗率1%至2%，荷兰向世界配送果蔬损耗率5%，日本生鲜农产品产后商品化100%。而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损耗率较大，分别为：果蔬20%、肉类8%、水产品11%、粮食8%，生鲜食品冷链流通率仅8%，储运损耗方面损失高达千亿元。 三、加强我国食品产业科技创新的建议 面对资源、能源及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形势，传统的食品加工技术正经历深刻的变化：现代食品绿色加工与低碳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已成为食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食品装备助推全球食品产业快速转型升级；食品危害物形成规律与控制机制研究，食品加工制造与物流配送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开发，成为国际食品安全科技领域的研发热点；智能高效全程冷链物流的发展催生食品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健康食品精准制造将成为未来我国食品战略趋向。 新一轮食品科技创新已在全球兴起，食品合成生物学，食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制造，食品装备智能制造等，方兴未艾。中国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提升中国食品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水平。为此建议： 1、进一步完善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做法，制订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在技术预测的基础上，研究制订食品领域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四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超前部署食品科技重大战略方向和重大任务，加强食品营养健康工程、食品绿色制造工程、食品安全主动保障等重点领域的专项研究。积极发挥院所基础研究主力军的作用，同时出台政策，引导、激励食品企业参与食品科技领域基础研究。 2、加大对食品科技创新投入。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食品工业是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十四五”是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关键期，当前要加大食品科技领域投入，提升食品工业水平，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推动食品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引导食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规模以上食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向制造业看齐。 3、重视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强化产学研融合。进一步加强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中心等基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重点扶持，打造食品领域战略科技力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是食品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应建立有效的政策导向，充分发挥三者在食品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化三者在产、学、研的整体融合。 4、创新融合发展。强化成果转化应用，大力发展食品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食品领军企业；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带动三产、拉动一产，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合创新链。 5、加快食品工业“走出去”步伐。鼓励企业设立境外技术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科技交流合作，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创新体系，抢占制高点。
中色股份筹划近8个月的资产重组宣告终止，公司原拟购买中国有色矿业（01258）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有色矿业）74.52%的股权。面对此次重组折戟，中色股份承诺，自5月25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相关资产重组事项。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注意到，本次重组实际上已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同意，重组终止的原因与公司第二、第三大股东的反对密切相关。反对的核心原因是，上述交易中对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方式来估值，而估值结果远高于其在二级市场的市值。 终止收购中国有色矿业 5月24日晚间，中色股份发布公告称，原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有色矿业74.52%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但由于相关议案未获得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审慎研究后，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回溯前情，去年9月30日起，中色股份因筹划重组开始停牌；去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重组预案；今年3月9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重组草案；3月24日，公司回复交易所问询并披露了重组草案（修订稿）。 根据重组草案（修订稿），中国有色矿业74.52%股权的交易对价为73.6亿元，按照4.23元/股的发行价格，中色股份为购买资产而发行的新增股份数为17.4亿股；募集配套资金方面，计划募资总额不超过32亿元，因募资而产生的新增股份数不超过5.9亿股。 同时，上述交易还给出了盈利承诺，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2020年内实施完毕，交易对方承诺中国有色矿业在2020年~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累计不少于4.32亿美元；若于2021年内实施完毕，则2021年~2023年度的扣非净利润累计不少于5.25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色股份已于4月2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但不料本次重组戛然而止。公司承诺，自5月25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相关资产重组事项。 针对重组终止对公司的影响，中色股份表示，由于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尚未生效，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均不因本次交易终止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中色股份主营业务包括国际工程承包和有色金属采选与冶炼，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10.8亿元，净利润亏损10.6亿元。从公开信息来看，去年工程承包业务出现较大程度下滑，装备制造业务继续下降并开启重整工作。 记者注意到，就是这样一份年报，遭到中色股份董事韩又鸿、冯立民及监事陈学军的反对，反对理由的核心点就是“公司2019年出现重大亏损，没有全面分析对重大亏损的原因，应该就有关情况进行明确阐述”，以及对“内控缺失”的质疑。 两大股东联袂反对 中色股份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5月15日召开，主要议题就是审议重组相关事项。根据表决情况，在17项议案中，除了第16项有关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获得通过以外，其余议案均未表决通过。 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显示，中色股份大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了大部分议案，而公司第二大股东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下称万向资源）和第三大股东中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反对或弃权直接造成了多数议案被否。 实际上，股东大会上的表决结果早有征兆，在中色股份3月9日董事会对重组相关议案进行审议时，遭到了董事韩又鸿、冯立民反对；同期召开的监事会会议上，监事陈学军对重组相关议案也投下了反对票。 资料显示，韩又鸿、冯立民、陈学军均来自“万向系”，是中色股份第二大股东万向资源派驻的代表。韩又鸿为万向资源总经理、冯立民为中国万向控股公司副总裁、陈学军为万向资源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按照三人的表述，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收购的是中国有色矿业的股权，但是以资产评估方式来估值，认为这样做并不合理。 中国有色矿业为H股上市公司，在交易所向中色股份发出问询函时，中国有色矿业的市值约为6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有色矿业的最新市值已较彼时跌去了10%以上。 对于中国有色矿业的估值问题，交易所也进行了问询。中色股份解释称，中国有色矿业的当前市值无法真实体现企业内涵价值，因此采用市值进行测算会导致交易对价失真；为了得到标的资产合理、公允的评估价值，本次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最为中国消费者熟悉的高端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以下简称“维密”）风雨飘摇。 在宣布周冬雨、杨幂等中国明星担任品牌代言人后，维密还是不断传来坏消息。 维密母公司LBrands（LB）在5月20日发布的一季度财报显示，将永久关闭250家位于北美的店铺。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曾经缔造了“性感神话”的维密进一步延续近四年以来的颓势。截至5月2日第一财季，LBrands净亏损2.97亿美元，其中维密销售额较上年同期下滑46%。4月下旬，原计划收购维密的接盘方终止了交易举动。 关闭海外门店，抢占中国市场，或许是维密的自救法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向维密中国区门店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中国的门店都正常营业，而且上新速度很快。 截至5月21日收盘，维密母公司Lbrands的股价上涨18.25%，报收14.45美元/股，市值40亿美元。 关闭250家北美店铺，继续发力中国市场 在内衣行业曾经风光无限的维密，眼下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虽然近年来，维密就已面临销售下滑的压力，不得不彻底关闭一些全球门店：2018年关闭30家、2019年关闭53家。但今年遭遇疫情，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自3月起，维密大量门店暂时关闭，员工停薪休假，高昂的门店租金，彻底压垮了维密。 纽约时间5月20日，维密母公司LBrands发布截至5月2日的第一财季数据，净收入从2019年同期的26亿美元下滑至16.5亿美元。净亏损为2.97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则录得净利润4030万美元。其中，维密销售额为8.2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15亿美元，大幅下滑约46%。 LBrands财报预计，将在2020年永久关闭北美的250家维密店铺。每经记者注意到，截至报告期末，维密在全球共有1201家门店（其中北美共开有1091家），这意味着，此次维密将有21%的门店被永久关闭。 维密临时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伯格尔弗（StuartBurgdoerfer）在本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关闭250家门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旨在“加强”维密的实力。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几年可能会关闭更多门店，以便更好地管理其他门店和公司的整体利润。此外，伯格尔弗还在会议中透露，预计维密门店（欧美等地的店铺）将在7月底前重新开业。 一方面关闭北美门店，另一方面维密对中国市场寄予更大的希望。 据悉，中国是在疫情中最先恢复的国家，因此维密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的四十余家店铺早已恢复正常营业。5月21日，每经记者采访多家维密店铺，了解相关经营情况。“目前我们都是正常经营，不用担心，我们上新也很快。”一家维密店铺的工作人员告诉每经记者。 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内衣市场消费潜力巨大，2019年市场规模约为2000亿元，其中，女性内衣市场占总市场规模的60%以上。 困境中的维密，非常看重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4月20日、4月24日，维密相继官宣周冬雨成为其大中华区的品牌代言人、杨幂则为其亚洲区代言人。 如今，舒适度和包容度成为内衣的卖点，内衣市场需求的风向转化，被维密的竞争对手更早捕捉了。维密迫切想要扭转自己曾经对性感的定义，性感不仅仅是超模身材，新晋大中华区代言人周冬雨在宣传片中说：“我不是定义上的性感。”“做最舒服的自己，这就是性感。” 但摒弃以往的性感标准，用周冬雨来“重新定义”的维密，最终能否“自救”，吸引到年轻女性的目光，仍有待进一步的业绩检验。 母公司无力复兴的维密，被收购方“零成本”抛弃 疫情的拉扯下，维密的命运雪上加霜。 从2015年起，维密大秀的魔力就开始消退，收视率大幅下滑，业绩也持续疲软。LBrands2019年年报显示，旗下品牌Bath&BoodyWorks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但维密的销售额和商品利润率显著下降。 曾经炙手可热的维密变成“烫手的山芋”，母公司LBrands急欲剥离这个拖累业绩的品牌。今年年初，擅于处置不良资产的SycamorePartners与LBrands达成了收购维密的协议，在这笔交易协议里，维密的估值仅11亿美元。 不少分析师表示，这个价格实际上很低，维秘完全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但是面对日益萎靡的销售市场，维秘不得不将自己“贱卖”，这也是LBrands的创始人韦克斯纳对自己“无法复兴命运的承认”。在LBrands的计划里，这笔钱将会用于缓解LBrands的债务危机。 然而这笔交易并没有按预期完成，收购方反悔了。 根据道琼斯通讯社援引SycamorePartners提交特拉华州法院的诉讼文件中的说法，LBrands自3月份关闭其美国门店、让大部分员工停薪休假，同时未支付4月份租金，这些决定可能损害到维密品牌，并违反了交易协议，因此寻求法院批准终止交易。 面对收购方的单方面“退货”，LBrands原本应该予以正面回击，表示SycamorePartners此举违背了双方此前签署的收购条款。但现实情况是LBrands目前的资金情况已不允许它再陷入一场漫长的诉讼官司，最终双方和解。按照LBrands的最新公告：交易终止，同时之前“未决诉讼”和相互间的索赔要求也一并解除。 母公司无力复兴维密，收购方又将其“零成本”抛弃，性感内衣的鼻祖前路艰难。有业界人士向LBrands建议，将旗下沐浴品牌Bath&BodyWorks打造为一个上市公司，同时剥离“维密”作为独立公司运营，并启用新的首席执行官管理该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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