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2020年，中国债券市场有了一系列新发展，其中有六个方面值得关注。 净融资规模下降显著 较之2019年，2020年中国的债券发行增长率趋缓，加之清偿规模扩大，造成净融资额下降显著。发行规模增长趋缓，当然首先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关。深入到债务融资的结构层面分析，则可看到，与债券融资相互替代的工具（即银行贷款）增长很快。这说明，2020年，我国非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主要依赖的是银行贷款而不是发行债券，这显然与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特征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抗“疫”，央行站到了发放贷款的第一线上。认识及此，我们也可合理推断，2021年，随着紧张局势趋缓，我国债券融资的增速可能加快。在易纲行长1月8日的公开讲话中，“促进企业发债融资”已经成为实施2021年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利率债、信用债和同业存单净融资额增减互见 利率债净融资额有所增加，信用债净融资额下降明显，同业存单净融资则出现负增长。三类主要债券品种融资额发生剧烈变化，显然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各类债券的供求关系变化密切相关。利率债的融资额有所增加，主要归因于国债、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跃增，这当然为刺激经济和抗击疫情所必需；信用债净融资额的下降，显然与2020年若干企业债务违约密集出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业存单融资额负增长，则是与2020年货币政策宽松、同业融资需求减少以及监管部门着力整顿同业融资相关。 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有较大进展 如所周知，中国债券市场的基本弊端之一，就是市场分割。这种分割，不仅表现在债券的发行分别由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准，而且管理规则不尽相同上，还表现在这些债券一向都在确定的市场中进行交易，主要是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柜台市场和其他市场，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被学术界形象地称为“五龙治水”的状况，既是中国行政体系中部门间缺乏协调的表现，也是中国特有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路径的结果。改变市场分割状况，一直是我国债券市场改革的目标之一，在2020年，我们显然向着这个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可以通过各种债券的跨市场发行规模观察到这一进展。2019年，我国跨市场品种发行量超过1万亿元，而2020年前三季度便已达到5.3万亿元。跨市场发行占比则由2019年的2.4%上升到2020年1~9月的12.5%，这为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债券市场分割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实现的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以及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可以选择通过互联互通机制或者以直接开户的方式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协议交易。应当说，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等主要监管当局在2020年颁发了很多政策，向着互联互通的方向同向而行，是推动这一进展的主要动力。 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有利于切实便利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易，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市场和统一价格，为货币政策顺畅传导和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效率，推动构建以客户为中心、适度竞争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债券违约的新动态 关于违约问题，我们自2016年起就不止一次讨论过。当年，债券市场的违约金额从116亿元跃增为403.34亿元，违约主体则从民企到央企、再到地方国企，范围不断扩展。对此，我们强调了看待违约现象的两分法。违约现象发生，当然说明一些企业的素质不够高或者经营出了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债券市场是有鉴别和筛选功能的，这个功能非常“冷酷”地以违约的方式表示出来。 当时，发展我国债券市场最要做的工作就是打破刚兑。因为，在此之前，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债券市场事实上呈政府信用、银行信用笼罩天下的格局，并衍生出“刚性兑付”的荒谬结果。也就是说，我国市场上的债券尽管名目繁多，但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各级政府或商业银行“背书”的，市场和投资者也是根据这些提供隐性担保的主体的信用来决定债券的信用和价格。显然，那时，“穿着各种服装”的债券实在只是政府债券和银行贷款的替代品。以信用违约为始点，市场正在摆脱这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传统格局，凸显了不同筹资主体的不同信用特征，展示了不同投资主体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投资倾向，从而使得债券市场真正开始发挥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总之，中国债券市场上出现违约，有其积极的作用：它使中国债券市场摆脱了其政府信用和银行信用的母体，打破“刚性兑付”，开始了独立发展的进程。 2020年，债券市场上的违约现象有了新的变化。令人瞩目的事态就是，尽管违约规模的增长有所放缓，但其对市场的冲击强度更大。原因包括：第一，因破产重组清算导致的违约增多。也就是说，发债的公司出了问题，并且有关部门开始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公司运营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违约，应当被看作是依循市场规律行事、负责任的违约。第二，国企债务违约在2020年的占比提高得较快。2019年仅占20%，到2020年便达到50%以上。这一事态印证了我们很久以来秉持的一个看法，即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的问题集中于国企，因此，扎扎实实推进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实体经济领域如此，金融领域亦然。第三，高信用等级债券的违约增多，且违约企业的信用等级有向上攀升之势。2018~2020年，发行时主体评级为AAA级的债券违约金额由131.15亿元快速增加至654.09亿元，占比也由14%提高到49%。如果加上AA+级，2020年的债券违约金额中有81%发生在高等级发债主体中。这个状况令我们担忧。面对越来越多高信用等级企业债券出现违约现象，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信用评级何用？信用评级体系下一步如何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信用环境建设是一国金融基础设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之一，信用评估则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的公司评级都在投资级以上，但一进入市场便堕入垃圾级别，我们的评级公司情何以堪？显然，违约事态的发展，对我国信用评级事业的发展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债券市场法治基础进一步巩固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的债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十分健康的因素。例如，新《证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为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新动力。新《证券法》新增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专章，并对此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其中最重要者包括：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区分制度、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等。 新《证券法》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2020年7月13日，杭州中院对原告王放等487人与五洋建设、陈志樟、德邦证券、大信会计、锦天城律所、大公国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行立案受理，并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12月31日，杭州中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对债券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给予判定。杭州中院审判的此次债券纠纷案件，开创了多个业内第一，它是全国首例债券欺诈发行案，是证券纠纷领域全国首例适用中国特色“代表人诉讼制度”审理的案件，也是首个判定承销商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例。这个案例实质性地推进了我国债券纠纷处置的法制化进程，有助于震慑债券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助于压实中介机构法律职责；有助于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十余年前，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从事过一项关于中国金融生态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显示，金融生态对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其中，法治环境更居关键地位。对于某一地区而言，其法治环境优劣并不取决于案件多少，而取决于出现风险事件后能否及时得到公正处理。在我们的评级系列中，浙江在很多年份中均居前列。如今，第一个贯彻新《证券法》的案例又发生在浙江，这不能说是巧合。 债券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2020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这一年，与中国对外开放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就是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该理论甫一提出，就被国外学者误读为中国要重新闭关锁国，重提自力更生。之后，中国用实际行动回答世人：实施双循环的中国经济绝不是封闭的经济，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债券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2019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先后解决了境内外企业发行与国际惯例接轨、放开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资产规模上限、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的程序等一系列问题，当然也包括在产权层面上实质性地进入中国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完善上述机构的治理机制等问题。这些举措，完善了既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效果是是否显著的。今年以来，境外机构在人民币资产配置总量上的增长，既是存量机构对人民币资产配置增加的结果，也是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境外机构数量扩张的结果。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境外投资机构家数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仍旧稳步增长，按照法人机构统计口径，截至2020年6月末，共有1018家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中，455家机构通过直投模式入市；563家机构通过债券通模式入市，分别较年初增加6家和75家。 当我们进一步敞开大门，以制度性对外开放的新姿态迎接全球投资者时，就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境外机构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偏好。资料显示，按照占比大小，境外投资者投资产品的顺序是：国债（59%）、政策性金融债（30%）、同业存单（7%）、中融短票（3%）、金融债（包括资本债，1%），而企业债和资产支持证券则无人问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愿意投资真正高等级的安全债券。据此我们可以有两个进一步的认识，其一，在中国，符合国际标准的安全级债券，一是国债，二是政府机构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二，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投资中国的债券，事实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路径。因为，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就是非居民持有本国货币定值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的国外机构，包括国际组织、各国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更多地购买并持有我们的政府债券。我们指出这一事实，意在强调：为了迎接境外机构大规模进入的好时光，为了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有密度、有弹性、有深度的国债市场。要达此目的，须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精诚合作。 在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好消息值得一提，就是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伴随中国债券被进一步纳入国际指数而不断深化。当前国际债券三大指数已尽数将中国债券纳入旗下。2020年2月，摩根大通宣布把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9月25日，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中国国债将于2021年10月份被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政府债券指数（WGBI）。这些动态对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正面评价和激励。 2021年1月12日，以“双循环：新格局 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债券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参加论坛并发表演讲。本文系李扬教授所作的主题发言，业经作者审定，将分为上、下篇发出。 上篇为回顾2020年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并作出评论；下篇则选择了我们当前遇到且今后仍会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分析，即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长期化及其影响的问题。
2021年1月14日，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与辰安科技全面融合暨2021营销启动会议。此次会议对双方在业务、市场、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全面深度融合进行了部署，并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在协同发展机制上进行了创新突破，夯实了共生共赢根基，为更好地服务公共安全应急领域客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电信党组副书记邵广禄、总会计师朱敏、政企信息服务事业群总经理上官亚非、辰安科技董事长袁宏永及中国电信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会议。中国电信各省级分公司及辰安科技相关负责人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会。 邵广禄在会上表示，新形势给公共安全行业信息化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和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机遇。中国电信2020年启动政企改革，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企业活力，并专门针对大应急行业，设立了应急行业事业部，统筹推进中国电信大应急行业板块的业务发展。辰安科技加入中国电信大家庭，为中国电信引领公共安全行业信息化服务创造了条件，中国电信将全面对接辰安科技的核心能力，做到体系融合、产品融合及营销融合。 会议指出，在体系融合方面，双方共同形成纵向一体、横向贯通、协调运转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在产品融合方面，共同打造涵盖咨询、规划、设计、建设、集成、软件开发、维护、运营、安全保障等一体化综合产品解决方案。在营销融合方面，创新协同营销模式和激励考核措施，形成融合的销售团队和技术支撑团队。通过打造融合样板，树立行业应用新标杆，推动公共安全行业信息化服务新发展。 邵广禄强调，在辰安科技的助力下，中国电信要牢牢把握5G时代机遇，落实“云改数转”战略，全国应急行业团队要为政企改革树起一面旗帜，要创新市场拓展，重点业务重点领域有突破；要做好产品升级，打造云网融合一体化新产品和服务；要落实“云改”，创新组织机制；同时做好培训赋能，培养专家团队。 自2020年11月中国电信受让清华大学持有的辰安科技部分股份以来，中国电信与辰安科技不断就优化市场战略、深耕渠道建设、创新SaaS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沟通与交流，并积极探索构建覆盖全国的公共安全监测与服务体系，充分发挥辰安科技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信息化的领先优势，通过辰安科技的产学研优势支持中国电信“云改数转”战略的快速落地。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推动的政企改革向政企信息服务事业群转型，将进一步激发6万名政企客户专属客户经理的活力，为包括大应急行业板块在内的政企业务提供更为强大的销售渠道和服务支撑能力。
白皮书指出，新时代中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12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并举行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白皮书指出，新时代中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能源革命成果显著 白皮书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能源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条件明显改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在能源政策方面呈现出以下新特征：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民生用能放在首位，加强能源普遍服务；二是坚持清洁低碳导向，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高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三是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加快能源科技自主创新步伐，推进能源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链协同技术进步；四是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建设高标准能源市场体系，不断释放市场活力；五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加快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新时代中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基本形成了多轮驱动的能源稳定供应体系，全面推进能源节约，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3.4%，比2012年提高8.9个百分点，水电、风电、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均位居世界首位。建立了完备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支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中国2019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8.1%，提前实现了2015年提出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发布这部白皮书，让大家深入了解中国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 电力供应总体平稳有序 进入冬季，如何平衡保障供电与节能减排？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介绍，近期受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以及低温寒流叠加的影响，电力需求超出预期，需求出现高速增长，尤其是湖南省和江西省12月份用电需求增速在全国位居前列。 其中，12月上旬，湖南最大用电负荷比过去最高峰负荷高出了100多万千瓦；江西省12月上旬发用电量同比增长18.4%，最大用电负荷达到2631万千瓦。 “夏季用电高峰往往会出现负荷最大的情况，江西这个情况比夏季历史最高负荷也高出了50至60万千瓦。湖南和江西都创造了高点。”赵辰昕介绍，用电需求增加的还有浙江省，12月上旬发用电量同比增长9.2%，增速位居东部省份前列。 他指出，湖南、江西等省份由于煤炭运输距离较远，外受电能力受到限制，历年来都是冬季保障的重点地区。近期，针对这几个省份出现的电力缺口，地方政府及时采取有序用电措施，有计划地压减了一部分工商业企业用电，确保了电力供需平衡和居民用电需要，保障了电力整体平稳运行。 “截至目前，电力供应总体保持了平稳有序，居民生活用电没有受到影响。”赵辰昕表示，面对入冬以来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电力需求，确保电力供应总体平稳有序。 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一批重大能源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能源合作多边、双边机制不断完善，能源政策和技术交流日益频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的能源国际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白皮书倡议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协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协同巩固能源领域多边合作，协同畅通国际能源贸易投资，协同促进欠发达地区能源可及性，推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章建华表示，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将务实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中国将秉承开放包容理念，建设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能源互利合作，继续加强与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合作，积极开展各种多边能源合作和交流活动。 另一方面，高质量推动能源合作项目。中国将深度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变革，研究推进与有关国家在核电、风电、光伏、智能电网、智慧能源(行情600869,诊股)、互联互通等方面的合作，研究绿色能源和绿色金融相结合的政策，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
摘要：今天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同时过快升值也面临政策约束。人民币在2021年是否会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2020年人民币涨势如虹。在因汇改、资本外流和中美贸易战接连承压几年后，人民币兑美元走势逆转，下半年接二连三突破7.0、6.8、6.5的心理关口，全年累计涨幅接近7%。2021年新年伊始，人民币升值势头不减，兑美元中间价一度升至6.46。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经济成绩单也非常亮眼，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将使人民币在2021年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 2021：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 纵观2020年，人民币总体走势先抑后扬。一、二季度，国内对疫情严防严控，汇率从年初的6.96一度跌至7.13。6月初拐点出现，之后人民币基本呈现单边上行，至2021年首周已经涨至6.46，接近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水平。 在笔者看来，2020年人民币大幅升值，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中国经济在疫情下交出优秀成绩单。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逆势向好殊为不易。从季度经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自二季度走出疫情阴霾，率先实现复工复产之后，季度GDP不断走高，四季度反弹至6.5%，甚至超过2019年单季的最高值。 第二，出口远超预期，经常账户盈余创新高。商品贸易方面，新冠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贸活动，WTO预计全球贸易量下降近10%，但中国出口却逆势增长3.6%。出口高增的总体逻辑是，各国应对疫情的财政补贴和货币宽松支持了居民消费，但疫情致其国内生产能力恢复缓慢，消费高于生产的供需缺口需要由中国来填补。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350亿美元，同比上升27.1%，在历史上仅次于2015年。服务贸易方面，由于疫情导致线下旅行、教育等服务业活动急剧萎缩，去年前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为1168.4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水平下降42.1%。随着货物贸易顺差上升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估计将创下新高，有力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第三，中国货币政策相对克制，中美利差扩大。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超出预期。先是实施紧急降息和流动性纾困，其后承诺“无限量”资产购买，到年底时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到年初的1.76倍，远超欧央行的1.50倍和日本央行的1.23倍。 相比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同样积极，但主要为实体经济纾困，未诉诸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政策，并且在疫情得到控制的下半年，货币便有边际收紧迹象。在此背景下，中美十年期利差迅速扩大，至2020年11月升至249bp的历史高位。利差高企提高了中国境内资产的吸引力，债市尤其受益，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债券投资流入较2019年同期增长41%。 第四，中国持续推进开放。一方面，金融部门开放加速，除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富时罗素上调A股纳入因子，吸引被动资金达千亿美元以上。 另一方面，面对疫情逆境和潜在“去中国化”风险，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先后签署RCEP，原则上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这些协定都蕴含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也提振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 人民币过快升值面临政策约束 2021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经济层面，经济疫后复苏或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预期全年GDP增速将超8%。 贸易层面，随着全球疫苗接种步入快车道，出口动能将从防疫需求拉动转向海外回暖拉动。货币层面，中美利差可能收窄，但美债利率上行可能会被中国向“紧货币+紧信用”的边际转变所部分抵消。对外开放层面，RCEP批准、中欧投资协定落实要求配套改革继续提速。 在此背景下，预期2021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升值，但破6需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接近8.8%，在笔者看来，如此快速的升值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 一方面，2021年美元跌幅或有所放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取决于美元强弱，2020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广义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4，较2019年的0.67有显著上升。当前美元指数位于90附近，比年内103的高点下跌超过12%。2020 年美元整体下行与美国抗疫不力、“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大选政治不确定较高有关。 展望2021年，伴随拜登上任，美国将抗疫作为头等大事，民主党“横扫”参众两院有助于更有力的经济支持计划，淡化“美国优先”政策，重新修复盟友关系，重塑国际领导力等，预期整体美元保持弱势，但跌幅会明显收窄。 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过快不利于贸易，影响出口竞争力。疫情供给侧冲击造成全球贸易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出口成为“卖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后出口商”有较强议价能力，2020年人民币升值暂未殃及中国出口。不过，出口企业利润率已经受损。随着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商品供给竞争料将加剧，强势人民币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将逐渐显现。 政策层面，近几个月金融部门已经出台若干逆周期措施，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示出防止汇率过快升值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当前中国资本管制并不对称，整体上鼓励流入、限制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的上涨。 当前汇率升值仍处于合理区间，外部环境趋于平稳，企业出海投资意愿上升，而疫情冲击下不少海外优质资产凸显投资机遇。在此形势下，政策层面可能将更为积极地尝试推进改革，放宽资本流出，鼓励双向波动，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靠近，为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预计2021年人民币波动幅度将加大，兑美元中间价年内或达到6.1左右，“破6”概率不大。
01 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 近十余年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日益凸显。 受益于冷战结束、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加深，全球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历了一段较长的稳定增长、低通胀和低风险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平稳，风险较低，虽然中间也曾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拉美金融危机等局部风险，但并没有演化成全球性衰退，经济也很快就修复正常。可以说，宏观经济对决策者、企业、个人的影响并不明显，人们生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全球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全球宏观经济中各类系统性冲击连续接棒出现，市场风险明显加剧，加之技术红利收缩、老龄化加深和全球化止步，使经济进入到一个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陷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无法快速回归常态化，货币政策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工具，财政政策上政府债务和赤字率普遍扩大，导致了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明显加大。这使得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因此中国企业发展和投资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开始上升。 在各类宏观风险乃至黑天鹅事件冲击下，无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还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对于各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压力日益加大，加之常规政策空间收缩，这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宏观经济调控走向未知领域。因此，无论企业的生产与投资，还是个人的职业发展、消费与投资，均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的逻辑，变得更为重要。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下图给出的近3年中国股市和汇率的波动情况，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不断扩大的市场风险。实际上，引起金融市场呈现趋势性变化的决定因素是宏观经济与政策，只有经济周期与政策周期深刻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与预期，才能使金融市场发生长期单向变化。比如，2018年中国股市全年下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7年底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防风险的重点是防金融风险。这使市场进入到以资管新规为标志的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周期，流动性明显收紧。政策周期传导到实体经济，形成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行的经济周期，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预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了股市跌幅。 再比如，从2020年5月底至今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超过了7%，进入到了升值周期。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宏观经济与政策。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极度宽松，而中国政策相对适度，这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将保持一段较长时期的市场利差。另一方面，中国快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二季度起经济就呈现了稳定快速的复苏态势，2020年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而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面临疫情再次爆发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市场风险加剧。此外，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和金融制度不断深化改革，也有助于吸引外资流入，推升人民币汇率。 因此，为了更加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变化，非常有必要加深对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运行逻辑的理解。比如，为什么中国要防风险去杠杆，为什么发达国家要零利率，宏观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利率和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实体经济运行受哪些因素影响，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在日益加剧的市场波动中赢得先机，占据优势。 02 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 《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助力企业与个人的发展。 虽然市面上经济类书籍较多，但为零基础读者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书籍，可供选择的并不多。一些国外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虽然提供了很系统扎实的理论模型和详实丰富的案例，但是并没有系统介绍现实中的具体数据，令读者难以应用理论模型去实际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哪怕是美国经济；而且也并没有多少内容专门介绍中国经济与中国政策，更缺少中国宏观数据的详细解读。国内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在理论上基本沿袭了国外教材，并没有专门讨论宏观经济理论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对现实经济的解读也多是专题性的，缺乏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政策与逻辑的系统性总结。 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些读者学习了数学公式图形建构的宏观理论模型，但没能深刻理解经济机制与运行逻辑，在应用理论思考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时，只感受到理论模型的局限性，而无法深入看清现实经济所体现的理论机制。另一方面，一些读者由于没能系统学习中国宏观的现实数据与具体政策，在市场中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在决策部门制定现实宏观政策时，感到运用所学无从下手，需要另找各类资料，难以短期形成系统性框架。 因此，面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的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现状与问题，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希望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 本书内容分为“实体经济数据”、“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共五个部分十八章，全面覆盖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理论与模型，并系统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政策与事实。 相对其他相关书籍，本书篇幅更为精炼紧凑，文字深入浅出，读者的可读性较高。 本书目标是希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综合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结构和分析逻辑，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政策权衡。本书既适宜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和MBA等各层次宏观经济学的通识教材，也可以成为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零基础读者的学习参考。本书具有以下三点鲜明特色。 特色之一：注重精炼内容，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本书为中国经济的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分析逻辑等归纳了基本框架，以简洁明了的图形进行展示，便于读者直观地把握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整体逻辑关系。比如下图全面展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的主要数据及其关系。可以看到，实体经济状况可以由生产（也就是供给）方面数据、需求方面数据、劳动力市场数据和一些侧面指标数据等来衡量。在整体把握逻辑关系结构基础上，读者可以进一步深入阅读本书，了解每部分数据反映了实体经济的什么具体情况。本书在五个部分最后，分别用一图给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逻辑”、“中国货币、财政和价格数据结构”、“中国经济波动分析逻辑”、“中国对外经济数据结构”。 特色之二：注重经济机制，淡化数学模型。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当代宏观经济的主流理论和机制，突出经济直觉，使读者建立科学系统的宏观分析逻辑。数学理论模型是为了让读者理性而有逻辑地思考现实经济，但学习理论模型更应关注模型背后的经济机制，如果只关注于模型本身的曲线变化而忽视了背后的经济变化，就会本末倒置，脱离现实。在本书第二部分“经济增长理论”、第四部分“经济波动理论”、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和模型，但在介绍模型中更加注重梳理清楚模型背后的理论逻辑。 特色之三：注重现实经济，强化中国特色。本书综合系统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和政策，突出中国案例，使读者理解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特征。本书把宏观经济学从概念、数据到模型的成体系的内容中密切结合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和政策，基本涵盖了现实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数据、主要政策工具，并且对数据的一些结构性的特征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介绍理论模型时，本书也注重讨论理论模型如何应用于分析现实经济，中国经济运行逻辑在理论模型中得到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实体经济数据”、第三部分“货币和通货膨胀”、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宏观经济的主要概念和中国数据、政策，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事实。 本书由厉以宁先生亲自作序，著名经济学家蔡洪滨、刘俏、黄益平、宋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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