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文章说中国商业银行暴利、利润畸高，上市银行利润在上市公司中占比过高。 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高主要是因为资产规模大，盈利能力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中国GDP总量全球第2，但银行业资产规模超过GDP第1、3、4名（美国、日本、德国）之和。如果这么大的资产规模，利润却很少，银行可能又要被指责经营效率低下了。 比较盈利能力要看ROA（资产利润率）、ROE（资本利润率）等相对数而不光是利润绝对数额大小，是否有暴利，可以看看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判断。 一、银行盈利能力的国际比较 英国《银行家》杂志每年统计世界千家大银行，按地域统计了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入千家大银行的银行的ROA、ROE。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供给不足，利率水平较高，银行业的息差和盈利能力也较高；发达国家利率较低，银行业的息差和ROA、ROE较低。受多种因素影响，各国有差异。发达国家中，西欧和日本利率较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相对较高。中国的利率水平、银行盈利能力，基本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介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基本相当。 数据来源：The Banker，2020/7． 本图以ROE从高到低排列。此为税前数，去掉所得税影响让各国更可比。 国债利率可视为一国利率水平的参考。 二、银行盈利能力的行业比较 中国银行业ROE在各行业中处于中上水平，但ROA处于低水平。 2019年，上市公司ROE最高的5个行业（WIND中申万二级行业）是畜禽养殖（29.74%）、饮料制造（20.99%）、水泥制造（18.62%）、白色家电（18.43%）、保险（17.51%）。上市银行是11.11%（略高于银保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整体10.96%的水平）。 2019年，上市公司ROA最高的5个行业是畜禽养殖（20.27%）、饮料制造（14.95%）、机场（9.11%）、食品加工（8.98%）、医疗器械（8.62%）。上市银行是0.93%（略高于银保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整体0.87%的水平）。主要由于银行是高杠杆型企业。 二、资本市场对银行股的估值 常用的估值指标有市盈率（PE）和市净率（PB），对银行来说，主要看市净率。但不管PB还是PE，中国银行业已多年是上市公司中最低的行业。 来源：WIND A股银行为申万一级行业分类。 2006年，A股银行业PB曾高于A股平均市净率，此后就始终低于A股平均市净率。A股银行业市净率从2007年末的5.37，降至2013年以来1左右，2020年12月降至0.71。如果银行业真是暴利行业，应该被投资者所看好、追捧，估值较高才对，而实际恰恰相反。一个利润总额最高的行业，估值却最低，这很能说明银行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额利润。 中国银行业庞大的资产规模主要源于中国高度依靠于信贷扩张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经历了跨越式、时空压缩式的发展。这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激发、释放出的活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依赖于大量资金的投入。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银行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也承担了风险。 今年疫情以来，银行降息减费支持实体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导致银行股估值进一步走低，和A股整体估值的上升形成了反差。在信贷持续增长和利润下降的情况下，银行自身的资本补充压力不断加大，而且由于PB过低，通过公开的股票一级市场再融资几无可能。如果还认为银行暴利而要求银行进一步降低利率，会降低银行业可持续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信息时报讯12月25日，中国红牛在其官网发布了今年的销售业绩。截至12月24日，中国红牛2020年销售额完成228.15亿元，同比增长约5亿元，已超过年初设定的销售目标。25年来，“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累计销售额突破2000亿元。 “25年来，‘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累计销售额突破2000亿元。25年坚持包装/装潢不变，零售价不变，配方和口味不变。“中国红牛现象”折射了中国健康产业的发展和国人消费生活水平的提升。”红牛在公告中提到。 据了解，红牛此次并未发布各个版块的具体销售业绩，但根据其此前发布的公告，2020年上半年，华彬快消品运营的五个品牌销售额143.26亿元。功能饮料板块合计销售额141.09亿元，其中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完成销售额133.93亿元，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完成销售额7.16亿元，果倍爽、唯他可可和芙丝水三个新品销售额合计约2.2亿元。 红牛方面表示，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饮料行业整体销售额出现12%左右的下滑，华彬快消品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大。3月中旬以来，消费市场才持续逐月回暖，华彬快消品克服困难，在终端加大投入，努力追赶全年的销售进度，可以说形势很不寻常，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根据公告，中国红牛拥有60万核心终端、400多万销售网点，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近15000个，全产业链涉及就业已达数百万人。2020年中国红牛加大了终端投入，通过激励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辅以科技工具，加大终端拜访质量和效率。核心终端目标将有望提高到100万家，从而促进终端动销，保障整个销售体系对400万个终端的服务的积极性和掌控力。
据报道，名酒品牌运营服务商宝酝名酒于近日宣布完成过亿元Pre-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经纬中国领投，中金资本和清流资本跟投。 宝酝名酒成立于2020年5月9日，定位世界名酒品牌运营服务商。目前公司已拥有五粮液（000858）·世界红、国台·龙耀年份酒（小批量勾调）两款全国独家运营的核心战略大单品，并拥有多个名酒产品的渠道总代理权及众多名酒品牌的线上渠道代理权。疫情期间，企业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实现了业务增长，年销售额破亿元。 据宝酝名酒团队介绍，经过7个月的市场布局，企业已成为中国酒业协会特邀常务理事单位、中国酒类流通协会理事单位及其下设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同时也是2020年APEC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指定用品单位、中国商业发展论坛·2020食品贸易峰会指定用品单位。 宝酝名酒董事长兼总裁李士祎为北京大学外交学、经济学双学士，北京大学国际MBA（BiMBA）和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曾获2018年《The Drinks Business》亚洲年度风云人物。拥有相关领域外企、国企、民营企业从业经验，其核心管理团队均来自500强及中国酒业知名企业，积累了相关管理经验、市场运作经验，及行业资源整合能力。 李士祎表示：“国内消费规模增长和升级趋势明显，名酒消费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使得名酒运营服务成为未来数十年的超级赛道。宝酝名酒聚焦酱酒和名酒品类，目标是在多品类市场创造价值。本轮融资将用于宝酝名酒接下来产品与市场拓展及人才与技术引进等方面。” 关于本轮投资，经纬中国合伙人王华东表示：“目前中国白酒市场处于变革期，同时消费者在酒的消费方面也有更多新的需求。李士祎团队是行业里难得的同时有过零售、白酒、葡萄酒和洋酒管理运营经验的人，我们期待宝酝名酒能推出更多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中金资本董事总经理、中金启泓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陆垠表示：“白酒是中国酒水行业中市场份额最大、受消费升级驱动明显、容易产生大公司的赛道，宝酝在“名酒+酱酒+年份酒”的市场热潮中顺势而为。我们坚定看好白酒赛道，也看好宝酝名酒团队的专业能力和行业经验。作为宝酝最早的外部投资人，本轮我们追加投资，未来也将继续大力支持公司和创始团队。” 清流资本合伙人刘博表示：“‘茅台经济’下，宝酝名酒以高端酱酒的顶配团队入场，在这两年酱酒消费的辐射效应和中国深厚的酒文化底蕴下，我们非常看好宝酝名酒团队借力酱酒打造出一个世界酒企的契机。”
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2020年中国季度GDP走势呈现出前低后高的特征。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与4.9%。然而，与经济走势前低后高呈现出鲜明对照的是，2020年中国物价走势却恰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征。该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代表国内物价整体走势的GDP平减指数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分别为1.61%、0.74%与0.69%；第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由2020年1月的5.4%持续下行至2020年11月的-0.5%；第三，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在2020年2月至11月期间连续10个月负增长。 笔者认为，三个故事可以用来解释2020年中国物价为何前高后低。这三个故事分别是猪肉、进口与供需缺口。 猪肉 虽然中国CPI同比增速由2020年1月的5.4%骤降至2020年11月的-0.5%，但剔除了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速，在同期内仅由1.5%下降至0.5%。这说明2020年中国CPI同比增速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事实上，中国CPI增速的周期性波动一度被称之为“猪周期”，也即中国CPI增速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猪肉价格波动的牵引。 从2006年下半年至今，按猪肉价格增速从波谷到波谷来衡量，中国大致经历了四个猪周期，且最后一个猪周期还没有走完。这四个猪周期的时间点分别是：2006年6月至2009年6月、2009年6月至2012年7月、2012年7月至2018年5月、2018年5月至今。在每个猪周期中，猪肉价格的波幅显著高于食品价格的波幅，而食品价格的波幅又显著高于CPI增速的波幅。更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变动通常领先于CPI增速的变动。 不难看出，前两个猪周期的长度都为三年左右，而第三个猪周期的长度达到六年左右。此外，前三个猪周期的最高点涨幅呈现出逐渐下降的特征（最高点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分别为80.9%、56.7%与33.5%）。市场对猪周期持续时间不断拉长、波动幅度不断降低这一现象的主要解释，是中国养猪的市场化集中程度显著提升了，而养猪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能够有效地平抑价格波动。甚至有观点指出，未来中国的猪周期将会逐渐消亡。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18年5月至今，猪周期不仅回来了，而且以格外猛烈的方式回来了。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猪肉价格同比增速由-16.7%骤然上升至135.2%。2020年2月至2020年11月，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又从135.2%急剧减速至-12.5%。与之前的三个周期相比，第四个周期持续时间最短，但上涨幅度最高。这完全颠覆了之前市场的流行解释。 本轮猪周期何以至此呢？目前来看主要有三个原因。原因之一，是2018年至2019年，非洲猪瘟袭击了中国很多养猪大省，对这些大省的猪肉市场造成了显著的供给侧冲击，导致供给量明显下降。原因之二，则是有些地方政府在环保政策方面过于“一刀切”，要搞无猪县、无猪县，关闭了很多养猪场，甚至要求农户提前宰杀母猪。这种环保政策的“一刀切”现象从2019年下半年起开始得到纠正，但从政策暂停到负面影响消化，需要半年到一年的缓冲期。原因之三，是市场投机力量作用的结果。有些企业看到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在价格将会持续上涨的预期下，人为囤积了大量的冷冻猪肉，这进一步加剧了猪肉市场的供求缺口，进而带动了价格上涨。从另一方面来看，之所以猪肉价格同比增速在2020年下半年快速下降，原因也包括非洲猪瘟与环保“一刀切”现象的负面影响基本被消化，且投机者看到趋势反转之后赶紧抛售平仓等。从短期来看，猪肉价格同比增速的下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它将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压制CPI同比增速。 进口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PPI同比增速的变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进口价格指数变化的影响。受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速由2020年1月的-0.9%下降至2020年5月的-9.4%。受此影响，PPI同比增速同期内则由0.1%下降至-3.7%。而进口价格指数在2020年上半年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以原油为代表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不过，2020年5月至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带动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与PPI同比增速降幅逐渐收窄，环比增速已经为正。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受全球需求反弹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望继续反弹，PPI同比增速也有望继续回升，由负转正，甚至单月增速在2021年下半年达到较高水平。 供需缺口 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格局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称性。换言之，需求端的复苏显著落后于生产端，这种不对称的复苏格局也是造成物价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例如，受疫情冲击，中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在2020年前3月呈现出负增长（2月份达到-25.9%的最低点），从4月份起由负转正，11月份已经回升至7.0%。但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20年1月至7月期间持续负增长（1至2月达到-20.5%的最低点），从8月份起才由负转正，11月份回升至5.0%。 与中国经济复苏格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的复苏格局呈现出生产端复苏显著落后于消费端的特征。为什么同样是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美国的复苏格局却迥然相异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宏观政策刺激重点在于通过财政对美国家庭发钱，帮助美国家庭提振消费；而中国的宏观政策刺激重点在于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尽快复工复产。正是由于中国的生产复苏快于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复苏快于生产，才造成了202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以及对美贸易顺差显著放大的局面。 政策取向 2020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然而，迄今为止物价增速持续下行的局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与产出缺口为负（也即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依然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这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整体上仍应保持较为宽松的态势，以帮助经济增速尽快回升至潜在增速附近。 近日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转急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应该说，上述判断是非常清醒与明智的。考虑到2021年疫情变化与外部环境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非对称性复苏格局与物价下行压力，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2021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双边际收紧而对经济复苏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控风险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必须建立在稳增长的基础之上。 本文发表于《中国城乡金融报》，2020年12月30日
2020年初，我们倡导“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并成为市场重大机会。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危机渐近，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推动社会认识深化。房地产市场运行符合“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框架。保持客观、理性、专业、建设性的态度，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格调的研究。 一、2021年美国经济：刺激国内经济优先，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1、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 拜登上台后将以抗疫为首要工作，实行口罩令、社交隔离、疫苗接种；并施行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抗疫任务艰巨。 财政政策发力短期救济、结构性税收、基建、绿色新政等方面。短期财政救济包括提供失业救助和企业贷款等。税收政策兼具调节收入分配和弥补财政缺口作用，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减免工作家庭税收。基建和绿色新政拉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国会掣肘，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政刺激规模上存在分歧。若两党分治两会，拜登的财政计划可能面临较大阻碍。 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美联储先后通过降息至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QE）等手段缓冲疫情冲击。考虑到美国2021年疫情严峻、经济低迷，预计2021年仍将维持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 2、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将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 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在对华策略上，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贸易领域，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在贸易领域，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 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 人才交流领域，预计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放开移民限制。 外交领域，美国将修复盟友关系，重塑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 二、2021年中国经济：经济持续恢复，但不宜盲目乐观 2020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出口、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主要拉动力量。疫后中国经济复苏的主逻辑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力，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防疫物资、居家办公需求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欧美需求恢复，出口超预期高增。 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牢，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面临放缓压力；消费仍受就业和居民收入抑制，恢复缓慢；如果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 基建投资的快速反弹难以持续。基建投资是典型的逆周期对冲力量；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基建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大幅下降，叠加地方财政压力大，挤压基建支出空间。10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3%，但1-10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5.5%。 房地产是周期之母，房地产短期看金融。2020年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3月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复苏周期贡献明显。但是，随着5-6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边际收紧，未来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均面临回落压力，但考虑到2020年拿地较多、2021年长租房发力，预计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区域分化将是未来的主流。 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仍有韧性。8月以来出口当月增速始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是疫情相关的防疫物资、居家办公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来欧美需求恢复。2021年随着疫苗大面积使用、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但欧美需求端修复料将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难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韧性。 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物价低迷。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184万人，累计同比-15.4%；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较去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从趋势看，PPI恢复好于核心CPI，印证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好于终端需求。预计2021年伴随经济恢复，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值得重视的是，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三、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但不宜过快收紧 2020年1-4月，为应对疫情冲击、托底经济，央行大幅降准、降息，社融、M2增速快速抬升，货币政策处于2016年以来最宽松的时期。5月至今，随着经济向潜在增速恢复，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结构性宽松与结构性收紧并存。总量宽松政策在数量层面已经退出，在价格层面保持平稳，但债券市场利率实际上已回升至2019年高位水平。 我们认为，2021年货币政策大概率继续保持稳健中性，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稳杠杆、防风险。 经济基本面不足以支撑货币收紧，货币政策宜保持观察。总量层面，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并存，长期趋于正常化，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狭义流动性层面，央行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流动性“不缺不溢”，预计资金面仍将维持紧平衡。广义流动性层面，年末信用扩张周期迎来拐点，2021年社融、M2增速将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速向“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合理加点”回归。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金融监管或将成为2021年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稳杠杆、防风险。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体系下，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实现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合理控制杠杆，反对不正当竞争，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平台经济商业模式面临大调整。 四、2021年三大风险点 1、不要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年）、竞争合作（2000-2008年）、战略遏制（2008年至今）；反映两党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近年美国两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态度趋于统一，涉华法案和政策多由跨党派议员联合发起、并大多获全票通过。2020年7月公布的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对抗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此外，即便长期以来作为对华温和派代表的拜登，自此次总统竞选以来对华态度也逐渐强硬。 2、谨防触发重大金融风险 以永煤违约为代表的信用债风险集中爆发并非偶然。打破刚兑可以，但绝不能恶意逃废债。一些僵尸企业，债务风险已经难以掩盖：近几年经济环境不好；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边际收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等金融风险防控仍任重道远。城投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地产仍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的几大“灰犀牛”。在内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强的背景下，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 建议：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谨防触发重大风险；金融监管政策与流动性管理工具相互配合，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资管新规、MPA考核是三大抓手；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 3、疫情形势仍存在反复风险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全球当日新增病例近70万，尚未出现拐点；其中，美国日新增近20万，印度、俄罗斯、巴西3万左右，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超1万。 中、美、德、俄等经济体研发的疫苗陆续将在2020年底上市，预计可以覆盖部分发达经济体。但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等流程要求较高，新兴经济体明年接种或不及预期。且考虑到人们接种意愿不统一，新冠病毒传播性极强等因素，不要奢望疫情在短期内彻底结束。据官方消息，2020年底中国国药、BioNTech/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可以上市投产，产量可达10亿剂、13亿剂、5-10亿剂和30亿剂，但BioNTech/辉瑞和牛津/阿斯利康实际产量远低于计划产量，不确定性仍大。 五、中长期三大挑战 1、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2、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 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 3、亟待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地方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六、七大建议：新周期、新基建、新战略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我们建议：1）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2）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3）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4）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5）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我们长期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 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抓手。在资产端，资本市场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助力国内产业链做大做强。在资金端，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种类资金风险偏好，实现社会财富的滚动增值。 建议：1）资产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强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2）市场端，稳步推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完善转板机制，推动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整治资本市场乱象。3）资金端，鼓励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稳步推进对外资开放，引导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产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5、大规模减税降费 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建议：1）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同时升级监管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2）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