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近日表示，对中国寿险业2021年的评级展望确定为“稳定”。稳定的行业展望，反映了穆迪关于中国寿险公司未来12-18 个月盈利能力、资本和业务表现将大体保持稳定的评估。 穆迪表示，中国寿险公司仍将面临低利率等挑战。但是，与海外同业相比，中国寿险公司受益于更有利的国内运营环境。 具体表现为： 稳定的利差，支持盈利能力。中国寿险公司在短期内面临的负利差风险较低，尽管这些公司也面临投资收益下降的压力。穆迪表示：“最近资本市场的反弹支持我们的预期，即寿险公司在低利率环境下仍可保持5%左右的投资收益率。再加上控制负债成本的持续努力，寿险公司将能够保持正利差，而这是核心利润的主要来源。” 资本状况将保持稳健。中国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依然充裕，从而可应对准备金评估利率下降导致的未来准备金要求的提高。稳定的盈利来源和更强有力的资本管理将继续支持资本状况。即将实施的以风险为导向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偿二代二期工程）将使业务质量不同 的寿险公司资本支出进一步分化。这可能会扩大寿险公司之间的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差异，并促使一些公司通过发行资本证券来增强资本缓冲。 期缴保费的增加，推动保费增长。由于持续注重长期期缴保单，中国寿险行业积累了大量期缴保费，从而改善了整体收入的稳定性。另一个增长动力，将来自疫情发生之后公众健康意识提高所带来的健康险需求持续强劲增长。 权益类投资的增加，可能增大投资收益的波动。由于利率持续处于低位、股市信心改善以及保险公司权益类投资限制放松，穆迪预计，中国寿险公司未来12-18 个月仍将提高权益类投资配置。这将导致该行业本已较高的权益类投资敞口进一步扩大，并加剧保险公司投资组合的波动，尤其是中小保险公司。 不过，穆迪表示，非标投资配置的下降将降低由于非标投资的流动性和透明度不足而带来的信用风险，从而缓冲上述情形的净信用影响。穆迪还考虑了以下可能性：偿二代二期工程的实施以及最近长期收益率的反弹，将促使保险公司将部分投资配置转回债券，从而缓冲对资产风险的影响。
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林毅夫等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闭幕演讲整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我想对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 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 第二、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提出双循环的短期原因与深层考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我们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大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进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首先，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相比，我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中国台湾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今年以来，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面对极其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迎难而上、众志成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不平凡的成就。 这一年，中国经济扛住压力测试，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全球经济贡献了积极力量，显示了中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特点。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运行新意十足、亮点频现，折射出中国经济蕴含的潜力和底气。本报从今天起推出“2020，稳步走向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聚焦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新成果、新趋势，以期帮助海内外读者更好地读懂中国经济。 ——编 者 转正！转正！中国GDP在今年二季度实现当季正增长，前三季度增长了0.7%，全年正增长已成定局。各行业领域紧紧跟上，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餐饮零售到汽车建材，“转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高频词。 回眸即将结束的2020年，中国经济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一季度GDP同比回落6.8%。但二季度以来，随着中国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神州大地生机勃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权威国际机构均预测，中国将是今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个唯一“正增长”，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殊为不易，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而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更显难得，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支持，提振全球战胜疫情的信心。 “订单排到明年5月” 为满足市场需求，又新增了3条生产线！在湖北省秭归县瑞彤制衣有限公司的工厂内，10余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近2000件羽绒服、夹克从车间进入仓库，等待发货。 “订单已经排到明年5月。”瑞彤公司董事长张帮富对 瑞彤公司的向好景象，折射疫情“大考”下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暖意。 暖意，来自主要指标向上攀升—— 观察“三驾马车”，可以看到，二季度，投资率先转负为正，同比增长4.8%；6月份，外贸进出口增速双“转正”，到11月份进出口累计增速已连续第三个月保持正增长；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中国经济走出了喜人的上扬曲线。 暖意，来自就业民生不断改善—— 前10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0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3%；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暖意，来自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双双上升，均连续9个月高于临界点。近日，全球跨国企业首席财务官上调中国经济展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政策研究室主任玛吉特·莫尔纳称赞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率先复苏，对世界意义重大。 “转型帮我们化危为机” 客商来不了、货物运不出、订单被取消……回想起几个月前的困境，浙江义乌爱普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云龙至今都觉得难受：“我们主要做出口，但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公司的生产销售大幅下滑。” 咋办？迎难而上，主动求变。黄云龙转向国内市场和线上销售，抓住时机在电商平台拼多多上线爱普特官方店铺，并推出工厂直播。“触网”的效果超出预期：订单逐渐增加，在今年“双11”当天更是收获了破纪录的超百万单销量。 “在此之前，我们做了10年的传统加工制造和线下销售，转型并非易事。”黄云龙向记者坦言，但不转型就没出路，“线上转型帮助我们化危为机，未来会进一步加大投入。”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亿市场主体积极转型、加强创新、危中寻机，新的增长点竞相涌现。 春节后开工第一周，超3亿人使用在线办公软件；仅半年，全国电商直播超1000万场；前10个月，工业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产量同比增长20%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10.9%；“双11”当天，快递量再创新高，达6.75亿件……电商直播、在线办公、在线教育、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基本盘的有力支撑。 在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毛旭新看来，中国推进数字经济等领域建设，不仅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对明年发展前景很乐观” 企业勇闯难关，政策倾力驰援。今年以来，一连串助企纾困的政策“组合拳”密集打出，为中国经济稳定复苏提供了坚实保障。 “如果不是政策给力，很难想象今年还能成立新公司！”最近，瑞熙（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斌忙着和合作伙伴设立聚焦智能制造的合资公司。林斌告诉记者，在企业经营最困难的时期，税费减免帮了大忙，今年已减免超34万元，“我们又恢复了元气！” 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全年将超2.5万亿元；截至10月底，中央财政直达资金1.7万亿元基本下达到位；前10个月，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全年将让利1.5万亿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本认为，中国采取的大规模防疫措施有效控制疫情，同时出台宏观经济和金融支持政策减轻疫情冲击，推动了经济迅速复苏。 一路披荆斩棘，成果来之不易。展望明年，持续复苏的中国经济更值得期待。 林斌介绍，进入四季度，公司订单井喷式增长，合作伙伴已延伸到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我对明年发展前景很乐观。” 经合组织日前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8%，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1/3。玛吉特·莫尔纳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中国不仅将继续向其他国家提供产品，其对外国原材料和消费品的需求也逐步复苏，这对世界经济十分重要。 越是困难越向前。在这个特殊之年，中国经济航船迎风搏浪，一个个奋力突围的故事令人提气，更让人坚定了前行的信心。
12月12日，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当前阶段，世界对中国的投资仍相当不足，世界的资金过度投资于美国，而中国市场很大，同样具有吸引力。2020年在历史上将被铭记为一个转变之年，我相信中国和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储备货币地位将从这一年开始确立。”（许盈）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仍十分重要，而其中优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帮助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对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关重要的。 上周末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并就明年重点工作展开部署。会议强调，宽松宏观政策要稳步退出、不急转弯；坚持扩大内需，从“供给侧改革”过渡到“需求侧管理”；强调风险化解，对地方政府债务、高杠杆、银行不良以及逃废债风险加以防范；坚持房住不炒；强化反垄断和金融创新监管等。 同时，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非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等八大重点任务，不仅是短期要求，更是贯穿十四五整个阶段的重要安排。 结合此前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来看，笔者认为，实现科技引领的超越、人民币可兑换、农村土地市场化，可能成为“十四五”新发展阶段的三大突破。 科技引领战略的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地位，提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并提出一系列强化科技创新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预计“十四五”期间，对科技研发投入的考核和支持要求将显著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新能源、医药医疗等领域将成为主攻方向。 近年来，中国高技术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例如，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占GDP比重36.2%，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9个百分点。疫情之下，科技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但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与美国相比，中国在部分“高尖端”技术方面仍然滞后，如美国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基本形成技术垄断地位。同时，在专利转化率、高科技企业附加值、科技人力资源密度等指标来看，中国亦与美国有较大差距。 但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反而在实现弯道超车，尤其是在5G建设和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近年来，国家层面上各项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等一样，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新基建投资加快，根据工信部研究，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IT投资规模达3698.1亿，预计2020年这一规模将增长12.7%，到2025年，预计投资规模将几乎翻倍。 此外，当前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没有欧洲和日本的。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9.6%，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数字科技用户、最丰富的行业形态和供应链。根据IDC预测，中国的“数据圈”从2018年至2025年将以30%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领先全球，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8.6ZB，而美国预计只达到30.6ZB。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华技术打压加码，十四五阶段，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数字科技、数据等数字化、高科技红利正在替代人口红利、市场红利，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增长十分关键。 人民币可兑换的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虽然文件提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笔者认为，十四五期间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基础的国际化将迎来最好的时机。今年以来，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力持续增强，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规模持续扩大，今年三季度，在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继续扩大，结算使用规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在数字货币实践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数字货币从技术上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提供了可行性。 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年10月外滩峰会演讲时提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金融业开放，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12月1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调降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意味着资金流出的管制有所放松，人民币国际化或将进入快车道。 展望未来，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打造形成双向流动、更加均衡的跨境资本流动格局或是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重点。正如笔者在此前专栏文章《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再逢良机》提到的，当前中国资本管制的非对称特征，即整体更鼓励流入，但对流出限制较多，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上涨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建议一方面扩大金融开放，一方面放松管制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加速资本双向流动，这样既有助于维持汇率稳定，亦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创造良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当前中国土地所有制仍处于“二元”分离状态，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重重，且补偿过低，土地用途转换时，农民享有增值收益有限，而这也制约了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十四五规划中提及“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在笔者看来，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支持内需增长的重要一环。过去十余年，得益于城镇化过程和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有不同程度缩小，但整体来看，差距仍然不低。2020年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居民收入差距亦有所扩大，并成为制约消费整体回暖的重要因素。根据疫情后不同收入群体的线上消费特征来看，低收入群体疫情后消费购买力下降持续时间较长，近期虽有所恢复，但仍弱于疫情之前，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受冲击要小一些。 因此，十四五期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仍十分重要，而其中优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帮助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对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关重要的。
实现科技引领的超越、人民币可兑换、农村土地市场化，可能成为“十四五”新发展阶段的三大突破。 上周末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并就明年重点工作展开部署。会议强调，宽松宏观政策要稳步退出、不急转弯；坚持扩大内需，从“供给侧改革”过渡到“需求侧管理”；强调风险化解，对地方政府债务、高杠杆、银行不良以及逃废债风险加以防范；坚持房住不炒；强化反垄断和金融创新监管等。 同时，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非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等八大重点任务，不仅是短期要求，更是贯穿十四五整个阶段的重要安排。 结合此前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来看，笔者认为，实现科技引领的超越、人民币可兑换、农村土地市场化，可能成为“十四五”新发展阶段的三大突破。 科技引领战略的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地位，提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并提出一系列强化科技创新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预计“十四五”期间，对科技研发投入的考核和支持要求将显著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新能源、医药医疗等领域将成为主攻方向。 近年来，中国高技术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例如，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占GDP比重36.2%，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9个百分点。疫情之下，科技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但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与美国相比，中国在部分“高尖端”技术方面仍然滞后，如美国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基本形成技术垄断地位。同时，在专利转化率、高科技企业附加值、科技人力资源密度等指标来看，中国亦与美国有较大差距。 但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反而在实现弯道超车，尤其是在5G建设和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近年来，国家层面上各项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等一样，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新基建投资加快，根据工信部研究，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IT投资规模达3698.1亿，预计2020年这一规模将增长12.7%，到2025年，预计投资规模将几乎翻倍。 此外，当前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没有欧洲和日本的。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9.6%，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数字科技用户、最丰富的行业形态和供应链。根据IDC预测，中国的“数据圈”从2018年至2025年将以30%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领先全球，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8.6ZB，而美国预计只达到30.6ZB。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华技术打压加码，十四五阶段，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数字科技、数据等数字化、高科技红利正在替代人口红利、市场红利，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增长十分关键。 人民币可兑换的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伙伴关系协定。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虽然文件提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笔者认为，十四五期间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基础的国际化将迎来最好的时机。今年以来，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力持续增强，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规模持续扩大，今年三季度，在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继续扩大，结算使用规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在数字货币实践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数字货币从技术上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提供了可行性。 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年10月外滩峰会演讲时提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金融业开放，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12月1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调降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意味着资金流出的管制有所放松，人民币国际化或将进入快车道。 展望未来，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打造形成双向流动、更加均衡的跨境资本流动格局或是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重点。正如笔者在此前专栏文章《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再逢良机》提到的，当前中国资本管制的非对称特征，即整体更鼓励流入，但对流出限制较多，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上涨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建议一方面扩大金融开放，一方面放松管制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加速资本双向流动，这样既有助于维持汇率稳定，亦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创造良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当前中国土地所有制仍处于“二元”分离状态，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重重，且补偿过低，土地用途转换时，农民享有增值收益有限，而这也制约了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十四五规划中提及“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在笔者看来，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支持内需增长的重要一环。过去十余年，得益于城镇化过程和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有不同程度缩小，但整体来看，差距仍然不低。2020年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居民收入差距亦有所扩大，并成为制约消费整体回暖的重要因素。根据疫情后不同收入群体的线上消费特征来看，低收入群体疫情后消费购买力下降持续时间较长，近期虽有所恢复，但仍弱于疫情之前，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受冲击要小一些。 因此，十四五期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仍十分重要，而其中优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帮助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对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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