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去过美国。过往工作期间，访问过十多个欠发达经济体，有机会上上下下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实况。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继承了前殖民地时期的诸多遗产，却沦落到人民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地步。背后的原因，很难一言以蔽之。幸福的国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持续大规模内乱消灭存量财富；国家政权掌握在政治强人手中，自绝于国际社会；攫取、而非包容性经济制度窒息增量财富创造；无视产权，动辄大规模调整所有权关系；人民缺乏教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愿望淡漠；发展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偏差，错失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等等，国家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 相关访问的目的是开展政策交流，提供政策咨询。基于中国经验，我总是认为，戒除以上不幸因素之后，任何国家，在一定发展水平上、一段时期内，实现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企及，甚至谈不上是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结合国内经有效微观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起来的人力资源，国民经济总能沿着生产函数、增长方程指定的路径逐步发展起来。期间，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阶段性瓶颈当然会有，但那是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一 参与国际循环能实现追赶，但难以跨越 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开放的经济福利含义有明确阐述。要素禀赋差异、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等，都构成开放的理由，都确定无疑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过程的通常结果是双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各方“赢的量”孰多孰少，是非对称的；不同产业链分工地位国家，对后来者实现追赶的主观感受及接受度，也有很大不同。 （一）国际循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别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稀缺性，经济更多体现出短缺特征。对外开放如同拔去水位不同之连通器的塞子，稀缺要素得以流入后，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没有理由不被缩小；该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落差势能”和要素流动“摩擦力”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冗余，经济更多体现出过剩特征。冗余和过剩的输出很难确定边界。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保持领先优势的意志，与微观层面企业逐利的动机必然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过去几十年间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决策演进：先是刻意保持在华企业技术水平与本国的代差；而后在欧美竞争下，不得不将更先进的车型投入中国市场。 大量生产要素的输出，终究不利于母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调整，以及财富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分配。最终，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到国内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地步。这是最近一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权力结构不允许逾越 不仅如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对外输出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国际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战后至今的全球化历程中，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国际剥削，始终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从早期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有增长无发展、越增长越贫困”，到后来的血汗工厂、转移价格，再到通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巧取豪夺，直至特朗普集团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以来的公然明抢，国际权力格局对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或者说决定，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种掠夺，可以理解为外围国家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的租金，也可以理解为中心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手段。 如此一来，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有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参与国际循环可能让你过得更好，但你很难跨越阶层，更不能反超原主导者的地位。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较低发展水平上，通过国际循环，一个历史时期内，能够实现总量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落差，达成追赶（如，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0%，人均万美元）。但关键位次的跨越，不是单纯开放所能实现的，必然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国际大循环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复兴，回到历史巅峰位置。 以上逻辑有部分事实支撑。过往四十多年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全球人均GDP存在向正态分布集中的趋势，其中，中国和印度人均GDP水平向全球均值的接近，最为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口距离发达经济体水平依然保持相当大差距，人均GDP分布左右两侧的尾部特征也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多数研究都有类似结论。 二 国内大循环不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 1987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先生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当前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概念，只是修辞上与之存在对应关系，完全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目前状态，退回到当年国际大循环理论所要改变的国内经济循环局面，新时代中国不可能退缩，回到被动“自力更生”轨道上。诛心地说，当前某些关于国内大循环，就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的解释或者暗示，如，能矿及零部件进口中断、制成品出口塌方等，要么是误解，要么是不怀好意。 （一）产业层面短期内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 产业层面看，国内相当多行业不具备在没有外部原料零部件供给、没有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下生存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在我国149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的进口或出口依存度超过20%，某些行业的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100%。 以降低进出口依存度为切入点考虑国内大循环，只能是缘木求鱼，或者至少要在短期内付出极大代价。必须看到，我国外贸国别分散度正不断提升。当前外部摩擦或者说对抗，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而2019年，与美国贸易占我全部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8%。近90%的外贸市场还在那儿，并且在不断发展。因此，提出国内大循环，绝不意味着中国贸易政策要有显著调整。中国仍应不放弃任何出口机会，不放弃任何进口可能，仅在少数领域迫不得已推进国产替代。 （二）总量层面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 从总量层面看，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9.95%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11年以来，该比例一直稳定地低于3%，近年来，更是徘徊在1%不到的水平。可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已经充分实现。贸易依存度方面，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达到71.4%的峰值，之后也逐步回落到目前不到40%的水平。 以上行业及总量层面对外依存度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没有在产业层面迅速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性；没有在总量层面进一步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性；没有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做出非此即彼抉择的迫切性。 三 国内大循环的使命是谋求超越 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依靠国内要素增加供给、扩大内需，实现“哈罗德—多马式”经济规模扩张，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有意义，但显然不是国内大循环政策的目标。举个未必恰当的例证，房地产和白酒行业，大体都是完美的内需主导、国内循环，都有蓬勃的扩张冲动。有意义吗？ 我更愿意从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角度，理解国内大循环。该循环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之所必须，是中国经济实现关键跨越之所必须，是国家复兴之所必须。其确立与否的标志，是中国能否在促进人类进步、改善人民福祉的创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并将其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在漫长的中国自然经济发展史上，某些领域曾有过类似循环，典型如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些产业有独特技术，能够大规模生产制造，首先覆盖广大国内市场，继而相当规模参与国际贸易。这一过程中，即便有外部要素参与其中，如青花染料输入、海洋贸易、茶马互市、白银中介等，但并不妨碍人们将这些产业发展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文明的标志，并不妨碍据此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朝贡贸易体系。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创新技术领域形成内生经济动力机制有四个要件。一是科学思想的突破。我们民族没有出现过艾萨克·牛顿爵士、门捷列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神一样存在的人物。迄今为止，基础数学、物理、化学对我们来说，主要体现为应试技巧，而不是思维方式。所幸划时代的科学进步是低频偶发事件，科学思想是开源的。民族性的科学启蒙缺失，并不成为内循环动力起源的障碍。 二是技术路线的形成。技术引进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而尽快关闭技术输出渠道，则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是，东方民族具有在器物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天赋。当前的共识是，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工程化领域有长足进步；产业化运用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显著小于研发储备。 三是大规模生产制造。科学思想的缺失，以及开创全新技术路线能力之不足，并不妨碍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建立起了不起的竞争优势。国内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 四是覆盖广阔国内外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使得国内市场能够承担研发成本，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实现。未来需要做的是较大比例将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有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的国内消费需求正常增长。 四 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关键 围绕创新领域打通国内大循环各环节的关键，是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来存在“内卷化”的强大惯性。当前，在经历了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经济改革、外向型推进工业化、房地产带动城镇化这四轮浪潮席卷后，中国广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正在迅速沉寂下来。庞大的政府财政性活动，以及人民围绕基本生存的物质循环，构成县域经济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背后原因，有民族性、文化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与近年来，市场主体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改革方向的认知含混、认同弱化密不可分。 我们注意到，在产权领域，土地、国有资本等基本要素改革推进迟缓，国有经济部门占有大量资源，效率低下，私人部门的“恒心”依然难以建立在“恒产”基础之上。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不断复杂的社会管理内容，不断强化的社会控制需要，推动各级政府管理边界持续扩张，消耗大量财富。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此前没有过的增速逐季快速下行局面。这种短期变化，不是人口、技术等中长期慢变量所致；从外贸数据看，也与外部摩擦无甚关联。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往四十多年行之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不复正常运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三大增长发动机同时趋弱；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金融运行层面矛盾，根本性的、原理性的改革被搁置，更多试图采取行政化、指标化、理想化的政策举措加以解决。 疫情的短期重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的系统性趋弱问题。如果没有重大改革重新整合要素资源，再叠加外部环境恶化，“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恐在原有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明显再下台阶。 五 结语 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融合，融合的前提是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地发展，形成个性化、值得彼此借鉴的内容。否则，土豆和土豆交往，能碰撞出什么美味？国际循环发展的是共性，国内循环发展是个性。共性发展的结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领，只能从发展个性的渠道去实现。 过往几十年，没有哪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把对外开放提到如此之高地位，没有哪个经济体将开放“倒逼”改革作为如此之重要方略。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失去了内生增长动力？失去了制度上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能力？ 新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追赶的空间在收窄。通过对内改革，主要依靠国内要素，在创新领域形成内生动力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恢复建立符合人性的、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从此维度推演，国内大循环的提法站得住脚。
大公国际对中飞租赁的资产质量、业务模式、经营能力、财务实力、股东背景、管治水平及过往业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尽职调查后出具评级报告，并认为：中飞租赁市场地位较为显著，飞机订单储备充裕，融资渠道较为多元，盈利对利息覆盖程度较好，股东光大控股及其关联方持续对中飞租赁提供流动性、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等方面的支持，为中飞租赁未来业务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飞租赁机队以高利用率的飞机资产和占自有机队79.8%的国内航空公司客户群为竞争力，以落户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全资子公司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核心业务平台，把握国内民航市场强势复苏的机遇，实现业务模式的不断扩张和资管能力的不断提升。全球知名航空咨询机构CAPA预期，中国国内市场运力将于今年底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长远来看，国际航协预期，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成为全球最大单一航空市场。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从持久战的角度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同时，还强调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五个“必须”，其中两个“必须”是：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下称“‘8·24’座谈会”）重申，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这两次会议提及的“安全”不是指领土、生命及政权等传统国家安全，而是指非传统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 内外均衡协调发展是经济韧性强劲的重要反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8年初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2002年底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2年底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逐渐形成了“外需不行内需补、内需不行外需补”的内外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经济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给了我们承受和抵御各种内外部风险冲击的信心和底气。如去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但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全年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又是因为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重新转正，抵消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解读为经济发展的“内卷化”或“自循环”，显然是断章取义。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和发展了新优势。人为切断内外经济循环，不仅是走回头路，更是自断其臂。 过去，我国主要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形成了“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国债”的外循环格局。现在，开放型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客观上此消彼长。而且，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开放与国际经贸规则逐步接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开放的“双循环”将支持我国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定位，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利用开放的“双循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拥抱全球化，经贸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关系“压舱石”、“稳定器”。“8·24”座谈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际需求不振、关键零部件断供、贸易壁垒增加、对外投融资受限、海外资产安全缺乏保障等，正成为我国经济“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中央审时度势，确立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是降低零和乃至负和博弈思维下，我国经济被脱钩乃至拖入新冷战风险的重大部署。 二战之后，因为形成北约同华约组织对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经互会对立的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全球经历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然而，经历四十余载的相互开放，中外经济金融深度融合，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就连美国最鹰派的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对中国发起冷战、脱钩的难度远大于从前。 如果基于客观数据，而不是政客言论，尽管两国关系风波不断，但中美经贸联系在某些方面却是更加紧密。在政客鼓吹制造业回流、与中国脱钩的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却在加快布局中国市场，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即便是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封杀，也受到了来自美国公司越来越大的阻力。况且，美国单方面的技术封锁，除了倒逼中国公司加快自主创新外，还可能将市场对其他外国公司拱手相让。 加快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高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或柔韧性，首先是要立足于本国市场。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产业门类齐全、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城镇化、都市圈建设还有较大潜力，扩大内需不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 为此，一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要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掌握创新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要在开放过程中，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其次是扩大内需要惠及世界。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和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均提及，必须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可见，扩大内需在开放的“双循环”背景下乃是“一石二鸟”。 我国疫情防控有效，支持了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复市。这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品销售的热土。如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最新编制的“跨国企业中国情绪指数”大幅反弹到2018年以来的高点，反映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消费市场的信心强劲回升。再如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的跌幅预计在25%至45%之间，但中国市场不仅有可能追平年初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还有可能逆势增长10%。正因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在经贸摩擦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才没有显著发生政客们鼓吹的脱钩现象。 再次是避免对外形成过度依赖。如面对中概股退市的威胁，我国加快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支持中概股回归，就是有力的化解手段。同时，也可以弥补当年阿里、腾讯等创新企业经营在中国，融资却在境外，境内投资者错失高成长企业红利的遗憾。更长远地看，推进资本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满足中长期投融资需求，还有助于降低对外资的依赖，减少货币错配风险，是我国应对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热钱流入冲击的“先手棋”。 再如，为避免被境外卡脖子的风险，除了自主创新或自给自足外，还应该形成多元化、分散化的海外渠道，以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当年，日本正是由于对海外出口市场依赖过大，导致处处受制于人，在经贸摩擦中步步退让，最终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收场。
在新冠、脱钩之后，2020年的第三个高频关键词出现了——双循环。 “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长期问题，持久战角度，新发展格局。可见双循环不只着眼眼前，还着眼明年开始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双循环不只针对美国对中国一直不停的强硬出牌，而是针对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恐慌。先是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的那段时间，关于海外订单锐减、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恐慌；接着是关于外资会将在中国的供应链移走的恐慌；最后是美国对华为、TikTok封禁，并将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不准向它们转让技术的恐慌。这三波压力次第袭来，再加上疫情本身的社会隔离效应，让2020年成为中国人多年来最为焦虑的一年。 在此时刻提出的双循环，是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钥匙、药方、火炬？ 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透彻地理解。 最近几个月，我去了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的多座城市和企业调研，发现危与机是并存的，事在人为，只要不断在事上而不是嘴上磨练，心就会定。我们不能决定外部环境，但可以在外部的约束条件下，安身立命，尽量做好。 中国人往往比谁走的都快，关键是要走对方向。 结合调研和初步研究，我对双循环有如下一些看法。 1、双循环代表了中国螺旋式上升的新发展方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新版本。 2、双循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而是内外打通、内外融通、内外促进。 3、双循环的驱动力，既是中国内部大市场的规模，完善有力的生产配套体系；更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和对内对外开放的力量。 4、双循环的关键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是要继续推动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与其说双循环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超越。 循环意味着流动，内部流动，外部流动，内外之间流动。 循环、流动、互动，这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让交易双方都受益。 任何一个经济体，其实都处在内外交融的循环之中，只是循环程度不同而已。 能不能不参与分工与合作？能，但那是效率很低、民生福祉很差的经济。在统制经济下，人们是简单生存，不是美好生活。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又对中国频频施压，现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大不了不玩了”、“自己照样可以过好”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有合理性，但并不理性。 如果不参与国际循环，纯粹自给自足，中国的日子肯定没有今天好。 举两方面的例子说明。 一是资源的角度。2019年中国从国外进口了10.69亿吨铁矿砂，对外依存度超过80%；进口了5.06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2%；进口了9656万吨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4%；中国的锂、钴矿石对外依存度约70%；大豆对外依存度约86%；中国还进口了210.8万吨猪肉和165.9万吨牛肉，虽然对外依存度不高，但增长幅度很高。2019年猪肉进口的增幅是75%，牛肉进口的增幅是60%。这都说明，我们很多方面的资源条件很薄弱，离不开国际循环。 有人说，中国不是有很多铁矿石吗？是，中国的铁矿石储量排名世界第四，占全球储量的12.35%，不算少。问题是中国的矿石含铁品位平均只有34.3%，基本全是贫矿石，要经过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而选矿过程成本很高，中国的铁矿选矿成本是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的两到三倍。进口更划算。 二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角度，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据海关数据，2019年中国进口了3040亿美元芯片，预计2020年仍将进口3000亿美元以上。工信部前部长苗圩曾指出，我国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试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很多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15%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许志远的研究显示，在移动通信和软件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巨大。 先看移动通信，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DSP（数字信号处理）、AD/DA（模数-数模转换）、射频收发、功放、低噪放、驱动放大器这7个方面，全球排名前5的公司没有中国的；在滤波器、天线、基站设备这3个方面全球Top5有多家中国公司，其中华为在天线和基站设备上位居第一。 再看软件，在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存储管理、虚拟化、安全软件、ERP、CRM、办公软件这9个方面，全球Top5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的；在桌面OS、手机OS、云OS、物联网OS、IP核、EDA、CAD、CAE这8个方面，中国公司也很薄弱，只是在桌面OS上基于Linux进行二次开发，在手机OS、物联网OS和EAD方面有所布局。 最近还看到仪器设备方面的一份报告。美国《化学与工程》杂志公布的全球科学仪器公司Top20名单，8家是美国公司，7家是欧洲的，5家是日本的。中国企业在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方面几乎是空白。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统计，2015年至2017年我国显微镜年均进口5万台左右，年均出口220万台-300万台之间，但出口金额远低于进口金额，说明单台产品的出口价远远低于进口产品。 前不久我请教工业富联（601138.SH）的一位高管，在工业互联网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表现在哪里？他说，不是设备，不是模具，是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以及工业网络协议等等。 我参观过多家中国的智能手机企业的生产线，其中的关键设备（如贴片机）基本依赖进口。 一旦离开国际循环，中国不少产业将难以转动，甚至失灵停摆。 其实，如果仔细回顾一下共和国的经济史，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过加入国际循环的努力，尽管中间遭遇过这样那样的封锁与曲折。 【五十年代】 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后来确定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大部分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一次飞跃； “一五”期间，中国需要进口橡胶、化肥、钢材、机械、沥青等大量建设材料，但进口需要外汇。为了创汇，1957年4月25日，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外国客商请进来。交易会每年春秋举办两次，这就是广交会。 【六十年代】 1960年初，中苏关系交恶后，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在苏联中止技术援助后的应对措施，周恩来批示：“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 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代表当时世界石化工业水平的成套设备进口合同，1964年至1966年交齐，1965年至1967年底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 从1963年6月与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随后几年里，中国从9个西方国家引进了84项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其中引进的2100台尖端技术及重点国防工程配套用仪器，对“两弹一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3年国家计委在《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通过设备引进，中国生产出了大量尿素，这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原因之一。1981年南京烷基苯厂建成投产，结束了买肥皂要票的历史，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化纤设备进来后，纺织品供应上来了，实行了几十年的布票取消了。 中国走出“文革”、回到经济建设正轨后，开始掀起新的引进高潮。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这一天，中国最大的引进项目宝钢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打下第一根桩。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似乎是在说明，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和世界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1980年代之后，中国和国际循环之间紧密相依。改革开放42年，特别是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与国际间的循环更加顺畅，更加浩大。中国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跟着样板上路”，也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 回顾整个历史，凡是我们和国际循环基本脱离的时间，就会生出很多自己折腾自己、内耗内斗内乱的时间。 前几天，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经济学家巴曙松看后说：“写深圳不能不提香港，那么多地方开放，为什么深圳最成功？”确实如此，深圳也包括珠三角很多城市，改革开放之初都是“以港为师”的，不仅因为香港先进，而且因为香港是连接世界、进入一个更大的国际循环的中转站。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唐杰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深圳最初的工业化是“投资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今天看很低端，但正是借助 “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 “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了什么？唐杰说，一是合约意识，一切按合同，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越来越多产品在深圳装配，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场，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 所以深圳能有今天，一个根本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被这个体系中的先进力量和国际市场所带动和塑造。通俗地说，就是“你跟谁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深圳今天能形成发达的、高度细分的、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和国际品牌商、贸易商、零售商、外资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最近我在看《回到现场：亲历上海实业十三年》一书，作者蔡来兴从1995年到2008年担任上实集团的董事长。他受命担任董事长后了解到，李嘉诚的公司一年赚的钱比上海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于是组织班子研究，发现世界大企业高速成长的奥秘，是在产品经营基础上大力开展资产经营。1996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上市，此后通过重大资产注入，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从境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过百亿港元，相当于当年上海124家A股上市公司募资的总量。上海实业不仅为上海源源不断地募集了急需的建设资金，在深化国企改革、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也贡献良多。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上海当年的发展也和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对接息息相关。 眺望中国的各个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有强烈的国际循环助推的地方，经济活力、营商环境、企业家水平、官员素质就会更高。因为国际循环是全球化的，是有国际标准要求的，是要进行全球竞争的。和国际循环在一起，能开眼界，长知识，悟门道，强素质，优环境，水涨船高。 正是通过国际循环，促进了中国的国内循环，强大了我们的市场，提升了我们的能力。国内经济体大了，强了，就有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发展主体了。 前面说了，中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国际循环。反过来，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且越来越离不开。 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的70%）；有成熟的配套体系；有不断改进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中国有全世界最广泛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所以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机会和利益。 就在脱钩之声不绝与耳之时，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随着最近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在美国上市，中国三大造车新势力（还有蔚来）已经齐聚美国资本市场。贝壳找房网的上市也非常成功。今年已经有20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1-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69.8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将下降近40%。相比起来，中国仍是外资的热土。如果以人民币计算，1-7月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还增长了0.5%。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其中日本新设企业415家，美国860家，韩国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国296家，德国245家。一些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投资的大项目（如巴斯夫、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正在推进中。 很多跨国公司都表示，不会迁移在中国的产能。除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性价比高，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大市场，像苹果、耐克、乐高、宝马、奔驰等在中国的生产，很大部分是要在本地销售的。 一个总体的趋势，不是中国和世界脱轨（脱钩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调整），而是更大的挂钩。 中国的商品出口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中的份额还在增加（14%左右），这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价值；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不断增加（如欧莱雅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8%，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国的收入增长一倍），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价值；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的上升，证明了中国潜力的价值。即使在疫情和中美关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上半年中国仍然完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上半年对应目标的45%，同时正在加速从美国采购能源品（如石油）。 因为中国具有生产和市场的双优势，所以中国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方面都有竞争力、吸引力。 该应对的应对，该反制的反制。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思想清理好。 1、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早已是内中有外（国内市场国际化），内外交融，内外一体。两个大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大局，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也是同一个大循环。 2、加入国际循环就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不断提升企业的合规经营、竞争中性的水平，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最近撰文说：“你太小的时候，出门搭大人的便车，别人不在意，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不会认为不公平，但当你长大了，块头大了，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自己开车，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这样才显得公平。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改变我出门的旧习惯不是坏事，反而对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就走不远了。”） 3、循环就是让一切经济要素开放流动，公平流动。如果当年沿袭国营外贸公司对外贸业务的垄断，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在国际循环中的作用。1999年民企可以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入世”后中国外贸才一飞冲天，到2015年民企的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外资企业。 今天要促进国内大循环，一定要给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待遇、产业进入的公平，一定要打破国内市场上的各种阻碍要素流通的显性和隐形障碍。各行各业都要学习移动支付那样的便捷、普惠与通畅，而不是在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部门之间、设置那么多带有歧视性的阻碍，金融、教育、医疗、内容与传播、数据服务等领域尤甚。 4、要促进双循环，中国还要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和行业准入，更好地包容与服务国际经济要素流入中国，扎根中国，由此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从最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要有高度的法治化，稳定可预期，并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兼具宽度、深度、安全、流动性的市场服务。 5、中国自身要更加开放，对周边和国际也要更加开放，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都要积极合作；要努力建立双向互动的各种区域化经贸合作关系，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6、要使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就要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科学化，让经济效率提高，回报提高，可支配收入提高，如此才能提振消费。 最后的结论是： 不是因为“内”就有机会，是因为“循环”和“以外促内”，以开放促市场化改革，中国才有新机会。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要素流动是不是自主循环了？要素价格是不是由市场决定了？要素配置是不是高效公平了？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更有保障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是不断降低了？ 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引领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今天，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推向新阶段，新纪元。只要我们自己不给自己设卡设限，谁都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与未来。
国际医学27日晚间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约50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946.88%。 对于利润下降，国际医学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子公司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及商洛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有限公司医疗收入同比下降，实现利润相应减少；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2019年9月完成建设全面投入运营后，公司运营成本、费用较去年同期相应增加；但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一季度实现较快增长，亏损环比减少。 国际医学称，报告期内，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加快主业发展，医疗服务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于2019年9月25日全面开诊，有效扩大了公司整体经营规模，增强了医疗业务实力，大幅提升公司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公司旗下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高新医院、商洛医院“三大医疗服务院区”的发展布局，搭建起跨区域医疗服务连锁架构，对公司构建以医疗服务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服务平台具有里程碑意义。2020年，随着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在用床位的持续攀升，以及高新医院二期扩建项目的投用，公司医疗服务业务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同时，公司持续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工作。公司与阿里健康合作打造的互联网医院上线运行以来，用户关注量稳步增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医院这一线上平台，紧急集结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相关专家设立“肺炎专问”板块，为全国问诊人员答疑解惑，服务众多患者。自上线以来，累计咨询问诊达3.6万人次，用户关注量超13万人。 此外，公司辅助生殖医学项目已于2019年初获得卫生主管部门批准，开始为期一年的试运行，先期开展夫精人工授精（IUI）业务，试运行期满，待获得卫生主管部门复审批复后将正式开展试管婴儿（IVF）业务。此外，公司深入开展与国际国内知名医疗机构的交流合作，引进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和服务理念，建设优势学科，依托区域优质医疗资源，建立跨国跨地区的医疗合作机制，为广大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满足不同患者差异化的就医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国内资本市场上以大健康医疗服务和现代医学技术转化应用为主业的上市大型医疗服务集团，在今年疫情期间，国际医学旗下医院积极承担所在区域内的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西安国际医学高新医院，被确定为陕西省首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定点医院之一，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被确定为定点发热门诊。 抗疫期间，国际医学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率先向省、市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提出驰援申请的社会力量办医机构；第一个对公共卫生事件作出应急反应、储备充足抗疫物资的社会办医医疗团队；第一个自带防护用品、设备整建制接管湖北一家三级医院的社会办医“救援队”、“先锋队”和“突击队”。 国际医学表示，此次抗疫，公司整体医疗实力经受住了层层严苛考验，并得到充分展示。 国际医学称，伴随着公司已建成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陆续开诊，公司医疗服务床位规模将在现有2800余张的基础上，2020年内还将有大的增长，三年内计划达到12000余张，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水平、优质医疗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未来，在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老龄化及医疗消费需求升级的推动，以及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公司医疗服务主业将迈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8月27日复星国际公布截至6月30日的中期业绩。 2020年上半年，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复星全球业务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报告期内，集团完成总收入632.7亿元，归母净利润20.1亿元。 复星集团表示，得益于集团管理层的及时应对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复星全球业务在2020年上半年展现出十足的韧劲。复星医药、豫园股份、鼎睿再保险等核心企业，在报告期内均实现业绩逆势增长。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复星旅文，核心业务逐步恢复。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第二季度入住率已超去年同期；Club Med全球已有26家度假村恢复运营，中国的5家已完全恢复正常状态。 同时，集团内备受关注的复星医药附属公司于今年3月获BionTech SE许可，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商业化基于其mRNA技术平台研发的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7月收到国家药监局关于其获许可的mRNA疫苗（BNT162b1）临床试验批准，且已成功对志愿者接种。 在科创研发领域，集团多年投入陆续结出硕果。其中，复宏汉霖继利妥昔单抗（汉利康®，HLX01）于2019年成为首个国内获批上市的中国生物类似药之后，其自主研发的第二款曲妥珠单抗（汉曲优®，HLX02）已于今年先后在欧盟与国内获批上市，成为首个中欧双批国产生物类似药。 在产业投资与业务开拓方面，集团聚焦家庭消费需求，继续在现有产业赛道展开补强，包括收购法国时尚珠宝品牌Djula的55.4%股权；与意大利高端珠宝集团签署协议，共同拓展Damiani与Salvini两大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于2020年8月完成对金徽酒的收购，延伸食饮全产业链。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表示：“2020年上半年，面对疫情，我们化危机为动力，通过组织机制的进化，在积极驰援全球抗疫的同时，迅速推动旗下业务的疫后复苏与转型。创立28年来，复星在一次次周期顺逆中不断进化与发展，始终凭借的是敢于创新的精神与危中寻机的韧劲。我相信，经历疫情洗礼后的我们将变得更强大，也将更好地为广大股东创造价值。”
8月19日，据彭博的最新数据，因自身经济发展和战略需求，中国拟收储约2000吨钴作为国家储备。知情人士称，收储可能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这个消息直接利好标的金川国际（2362.HK），其在刚果（金）从事铜钴矿山开采和运营，在未来数年旗下新矿山进入量产期后，金川国际的钴产量将在刚果（金）当地的矿业公司中排名靠前。 7月上旬，金川国际（2362.HK）公布了上半年盈利预警，业绩不佳基本符合市场对上半年全球疫情下矿业走势的预期，因此并未引起市场情绪的明显变化。股价反而在随后的一个月随着“眉飞色舞”的有色板块震荡上涨，触及年初高位，市值最高反弹至百亿港元之上。 一、中期公告的铜钴销量均有上升，公司股价短期实现翻一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8月21日晚，公司公布中期业绩后，我们重点关注两个问题：（1）上半年业绩同比盈转亏，是一次性还是持续性？（2）公司股价由4月触底至今，几近翻番怎么回事？市场看多的主要逻辑在哪里？ 首先，我们对刚刚公布的金川国际的中期数据进行梳理，简单看下有哪些重大变动。 根据中期业绩公告所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金川国际实现营收3.48亿美元，同比下滑了50.7%；产能方面：2020年上半年，金川国际生产39006吨铜，同比提升了约6% ，生产了 2635吨钴，也较2019年增长约1%；销售方面，出售铜34000吨，按年减少11%， 钴2970吨，按年增加252%。毛利率方面，由2019年中期的8.5%提升至2020年中期的9.1%，除了铜及钴价格下降之外，为了降低成本，将Kinsenda矿场所生产的铜精矿需送至当地冶炼厂加工为粗铜，令到销售延后期内收入减少。同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4月份刚果金的出口业务遭到中断，随后在5月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 公告所示，2020年上半年，外购采购矿产品以及贸易业务收益同比下降了约71%，主要因为贸易分部（和均和集团合资之上海金川均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重组清算所致，这进一步为上半年的营收规模带来不利影响。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一般来说，贸易业务占用资金较大，且毛利率低，而现阶段贸易板块风险增加，所以清算重组这块业务转而集中精力加快矿山建设，更能有效运用资源，给公司未来业绩带来更大贡献。上半年“告别”贸易业务的金川，将成为业务更聚焦更清晰的国际矿业公司。 （来源：公司公告） 整体来看，中期业绩的盈警主要跟突发的疫情有关，公司自五月起，经过快速组织有序恢复生产，使得经营基本恢复正常。并且受益于两种主要金属价格近几个月的上涨，股价也快速走出了谷底。 因此，因疫情导致的业绩亏损，基本面风险已经在4月，股价触底后得到充分释放，取消金港源的投资回报、减值拨备以及对大额外汇收益进行税务上计提拨备也基本为一次性影响，不构成长期评估企业价值的依据。 那么，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际疫情反复变化的大背景之下，由4月触底至今，股价几乎翻番，市场看多的主要逻辑在哪里呢？ 股价一路上扬的核心推力， 我们判断主要来自对以下这些方面的预期： 首先，自5月份以来，公司业务开始恢复。随着中国经济二季度扩张，大宗商品需求端放大。公司市值重新站上100亿港元，这是一个标志。 第二，中短期来看，疫情在全球拐点的信号或者疫苗研发等预期逐步明朗化，铜价和钴价分别先后在七月份开始大幅上扬。为应对疫情，世界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宽裕，推动有色金属价格一路上涨，贵金属金融属性凸显从而吸引资本的眼光。 第三，中长期来看，全球铜和钴金属的供应量趋于萎缩，供需缺口现象大概率会发生，从而引发铜和钴的价格进入新一轮周期行情。例如，如嘉能可旗下大型铜钴矿山的停产，以及当地高品位民采矿的减产趋势明显，导致未来几年铜钴供给量收紧。 二、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铜钴金属迎来新一轮需求扩张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和上海有色网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近年美国的铜主要流向房屋建筑，电子电器产品，以及运输设备板块。而在中国，2019年占比最多的三大铜消费板块分别为为电力（46%），家电（15%），交通运输（11%）。 近期国家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对金川国际背后的控股股东来说，通过内化产业链，进一步做大国内市场，渐渐成为大势所趋。而随着国内外企业经营逐步恢复，新能源汽车、5G手机通讯基站，特高压等板块引领金属下游消费，“新基建”或为铜钴价形成有力支撑，就目前已公布的国家重点投资项目或方向中，预期将带来15万吨的铜消费增量。 （来源：上海有色网、彭博行业研究） （1）持续放大的新能源汽车/电桩/电池的铜钴需求 今年4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通知》。从2020年开始设定每年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上限约为200万辆，约占我国年度汽车销售总量的8%，按此规模到2022年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效益将进一步提升。国内外利好政策刺激下，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乐观。对上游铜来说，预计消耗量在9万吨左右，将迎来较好的中长期布局机会。而在发展势头迅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下的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是未来钴金属市场的核心变量。预期至2022年底，保守估计下，动力电池安装量所对应的钴需求将超过5万吨。 （2）5G概念手机/基站的铜钴需求 2020年，5G概念如火如荼。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建5G基站25.7万个。对铜的消耗量在2万吨左右。同时，5G手机总出货量激增。今年1-6月，国内市场5G手机累计出货量6359.7万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电池需求，以及上游的钴原料价格上涨。随着5G网络的普及和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消费电子领域带来的全球钴用量或在2020-2022年增至6-7万吨。 （3）电网基础建设投资提速 国家电网自今年2月以来，覆盖范围内的8项特高压工程已全面开复工，预计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1800亿左右，预期铜消费量3万吨。 与需求增长的确定性相比，铜钴矿的供给端趋于收紧，且不确定性有所增加，未来数年，缺口或加速显现。 三、铜钴金属或存供需缺口，短期和长期逻辑分别如何演绎？ 短期来看，疫情蔓延加剧了铜钴原料供应风险，但全球贸易和各地经济运转，或会随着疫情受控而重启，将产生了补库存的需求。 铜方面，全球低库存背景下，产业分析师普遍看好未来铜价，尤其被视为铜矿石市场关键指标的铜精矿。数据显示，按全球精铜全年表观消费约2500-2600万吨来预估，目前全球交易所库存不足50万吨， LME首次公布的LME非交易所和私人库存也仅有16万吨。市场供需紧张的情形可能长达至少五年。综合多家大行对铜价预测，铜在2020年4季度下探6000美元/吨后，会再次在2021年重上6200美元/吨关口，并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钴方面，由于非洲新冠疫情反复，南非港口运输不通畅，导致运输到中国的钴原料大幅度减少，据海关数据测算，5-6月份我国钴原料进口同比下滑超70%。由于下游恢复较快，叠加国内低库存，致使钴的供应变得紧缺，使钴的价格开始反弹。 根据大和证券的估计，由于嘉能可刚果（金）的Mutanda钴矿场于2019年底（完全）停产，对钴价将有正面影响，将2020至2021年的钴价预测分别调高31%及33%。随着多个大型钴矿山下调资本支出，减产停产，钴矿的长期投资面临不足。同时，多个矿山工会罢工示威接连不断。预计中长期供应增量有限的状况或会持续。 同时，预计2021年起，在疫情消退的情况下，消费电子和动力电池领域的钴用量将恢复增长，需求端整体将明显回暖；供给端增量较为有限，供应增速将低于需求增速。供需呈边际改善格局，钴价触底回升或为大概率事件。 若参考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的测算，预计2019-2025年，全球钴需求或将从13.44万吨提升至22.51万吨，对应9.07万吨的增量需求。需求端的年均复合增速或达到9%。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锂电池领域，占需求总增量的89%。 业内人士预期自2021年起，在消费电子和动力电池高增长的促进下，需求端将恢复增长，而供应新增有限，整体增速不及需求端，并预计 2022 年起整体供需将重新进入紧平衡状态。 （数据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过去一年，特斯拉的股价不断创下历史新高，龙头地位越发稳固。中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也在近几个月赴美排队上市。造车新势力先后上市融资。蔚来，理想，小鹏都成为资本的追捧对象。而恒大汽车恒驰6车齐发和汽车基地加速量产进程；电池产业链集中度提升，高瓴参与宁德时代定增的启发，电池技术不断突破，全球各大汽车品牌的加入，无不昭示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5G+AI的发展让自动驾驶成为可能，种种现象都指向一个方向：传统汽车过渡到新能源汽车正逐步加快，乐观来看三年至五年内或会完成，这将加大供需缺口的评估。 四、总结部分 需求端复苏快过供给端，货币供应宽松和实体经济复苏的双重刺激下，行业股票近期也频繁躁动。根据中信有色金属行业指数，有色金属行业指数上涨21.86%，同期沪深300指数上涨12.75%，有色金属行业跑赢沪深300指数9.11%。无风险利率下降，资产寻求更高回报，使得有色金属板块整体出现上涨行情。产品价格变动对预期影响已充分反应在股价之中。而在港股的锂钴板块中，金川国际（2362.HK）近三个月涨幅更是居于首位。 （数据来源：Aastock行情系统，8/25统计数据） 金川国际依托金川集团技术与管理优势，持续打造海外资源开发旗舰平台的整体战略布局，尽管在短期面临疫情的影响，长期来看依然在稳步推进中。我们相信，凭借行业内较为优质的矿产资源和矿山运营经验与效率，以及铜钴价格的中长期利好，公司的长期价值将在未来几年逐步兑现。当前公司市值重回百亿之际，公司重新腾飞的机遇已越发成熟，为其股价在过去四个月内实现翻一番提供了强而有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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