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6月1日电(记者 殷立勤)近日，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场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介绍，根据5月11日上海市商务委下发的《关于统筹做好举办会展活动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7月1日，国家会展中心将迎来2020年首场展会—CME中国机床展，预计展览面积将达到近9万平方米。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唐贵发表示，中国展览业在全球率先重启，国家会展中心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复展；也将通过复展，为今年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正在接洽的展会有45场左右，原定今年3月举办的上海国际广告技术展览会、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4月份的第8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5月份的2020中国国际电梯展览会、上海大虹桥美博会，6月份的中国国际磨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等延期展会均已确定了下半年档期。上海国际酒店与餐饮博览会等6个展览会因在其他展馆已无档期等各种原因，也已经决定今年搬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并已确定档期。 “7、8月份原本是展览业的传统淡季，而今年将成为国家会展中心最忙碌的时候。”唐贵发说。另外，今年下半年，国家会展中心将继续承接一批万人大会，为上海国际会展之都的建设打造一个涵盖长三角区域大会、医疗领域大会、大型商业会议、重要政务类大会的会议目的地。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国家会展中心正在加紧编制《展会防疫防控保障方案》，并结合已排期展会的特点，做到“一展一策”。目前，国家会展中心已广泛动员全体职工自愿完成了核酸检测。(完)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意见领袖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意见领袖专栏 穆罕默德·艾利安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在经历了持续数周的沮丧情绪后，某些发达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的下降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或许才刚刚开始，而一场重大疫情给当地造成的人员伤亡往往要比任何发达经济体高出几个量级。在美国近期单日死亡人数超过2000的先例之下，可以预计未来的死亡人数也不会是个小数目。如果国际社会不去当即采取行动，那么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一些国家也在试图压平传染曲线，但却在执行社会隔离规则及其他措施时遭遇了极大挑战。该地区本已薄弱的医疗体系可能很快就被疫情所冲垮，那些人口密集地区更是岌岌可危。 非洲长期以来都存在医务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根据2013年的统计，非洲每千人中只有2.2名医务人员（而欧洲则为14名）。同时很少非洲国家能配备足够数量的呼吸机——这可是救治新型冠状病毒重症病例的关键设备。据报道尼日利亚的呼吸机保有量不足500台，而中非共和国可能连3台都拿不出来。 此外，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在消减疫情遏制措施对就业和生计的巨大影响方面做出了示范，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政府却几乎没有财政和货币空间（或操作能力）来仿效这些举措。同时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溢出效应——包括大宗商品收入下降（由于需求和价格下降）、进口成本上升、旅游业崩溃、基本商品供应减少，缺乏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投资组合资金流急剧逆转——又加剧了这些限制。对于那些希望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来说贷款条款也变得更加苛刻了。 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不算是毫无防御——当地有强大的家庭网络和文化韧性，也从埃博拉危机中得到了相关经验——但确实存在疫情冲击导致其挣扎于致命饥饿和致命感染之间的真实风险。一些本来就在数十年弱势政治领导或腐败专制之下变得脆弱的国家甚至可能因此崩溃，从而加剧社会暴力动荡并为极端主义团体的滋生创造条件。 而这些风险可不仅存在于短期之内。各国也很可能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减少下遭受未来生产力的重大损失。长时间的停课和失业可能导致家庭暴力以及少女怀孕和童婚的增加——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远程教育基础设施的国家。 简而言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面临一场极为惨烈的人道悲剧，导致某些国家的整整一代人流离失所漂泊异乡，其负面后果也将远远超越该地区的边界范围。而以下两个例子则充分说明了因此产生的多层面溢出风险。 首先，由于非洲当前和未来经济前景的大幅恶化，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最终会产生比预想中更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其次，通过引发一系列企业和主权债务违约，失去控制的疫情爆发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美联储和欧央行先前采取的大力压制措施最终落空，也增加了从金融部门反向污染到实体经济的机会。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威胁的潜在影响范围，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迅速扩大紧急救助资金规模。目前已有90多个发展中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财务援助。同时基金组织也与世界银行共同呼吁各双边债权国暂缓那些最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付。基金组织也在这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为25个低收入成员国提供了即时债务减免，利用捐赠得来的资源去支付其未来六个月的多边债务。 同时，中国等一些国家则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 但如果想帮助这些脆弱地区避开灾难，国际社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应通过对疫情全球影响的更广泛评估，包括对非洲的溢出和回弹效应，来补足目前（可以理解的）以扶助本国为特征的应对措施。它们还应该扩大官方资金援助，推动更广泛的债务减免，并紧急建立一个其他国家和私人部门也可以参与的国际团结基金。 此外，发达国家应当投入更大力量去分享遏制和缓解疫情的最佳操作。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世界卫生组织必须更好地汇集和传播相关信息。在此我希望发达经济体的领导地位能很快扩展到更有效医疗手段甚至是疫苗的普遍推广方面。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想方设法汇集私人部门资源。与发达国家一样，私人部门可以直接或借助扩大了的公私伙伴关系在脆弱地区危机应对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制药和科技企业将承担许多繁重的工作，但私人债权人可以通过有序减轻更多受灾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债务负担来提供帮助。 但这也再次要求强化各项赋能机制，为此多边贷款方和其他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都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转变观念。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会重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只有采取协调，合作和整体的手段，国际社会才能避免一场大规模人道主义悲剧——并保护世界其他地区免遭这场悲剧的反噬。 (本文作者介绍：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各国迫切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低迷局面。疫情的全球性特点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恢复将取决于整个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因此，跨国合作对于管理危机、通过贸易支持复苏、稳定市场、加速开放企业供应链及促进国际旅行等至关重要。不然，世界将可能遭受旷日持久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停滞。 可惜的是，在地缘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并非易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多边合作的兴趣与号召力，在战略上也与中国存在分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最终将限制两国为全球复苏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则可以提供一个努力的起点。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亚洲一直是全球经济中最为成功的群体，虽然它们的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规模差异很大，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但许多亚洲经济体都是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制的主要获益者与坚定支持者。 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亚洲也必须同时应对两大挑战：国际公共卫生的公共政策挑战和摆脱危机的经济政策挑战。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来的“两手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周抓复工复产。如果不能审慎地在两者间进行权衡，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更多的死亡和经济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上确定前进的路径。 我作为成员之一参与的亚洲经济研究局亚洲专家委员会于今天发布了《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Asian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paper）的报告，该报告呼吁东盟加六国（ASEAN+6）尽快在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随后可以吸引欧洲、美国和其它地区经济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4月14日举行的东盟加三国（ASEAN+3）首脑会议上，来自东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共同奠定了加速亚洲区域性政策行动的基础，并致力于卫生和经济政策协调。中国与东盟、日本、印度、韩国等邻国通力合作，在面对这场病毒引起的全球性挑战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所提出的倡议起码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在世界经济深陷泥潭甚至群龙无首之际，亚洲国家一起挺身而出，为国际公共卫生与经济金融局势的稳定发挥关键性的支撑甚至引领作用。第二，亚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紧密团结，共克时艰，可以为后新冠时期的合作打下更好的基础，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第三，亚洲合作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避免与个别主要国家形成一对一的对抗局面。 这一倡议在区域性政策合作方面有六个重要目标： 敦促全球央行和财政部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并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的发行达成一致，以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这将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空间并促进金融稳定，从而应对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的危机。 共同向世卫组织的新冠工具加速器（COVID-19 Tools （ACT） Accelerator）承诺提供资金，并扩大东盟新冠响应基金（COVID-19 ASEAN Response Fund）使其包含东盟加六国。这将支持亚洲范围内的诊断测试、疫苗研发和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中国已对该举措进行承诺，但还需要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 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在满足了国内的关键性需求之后，必须避免该国对医疗设备和用品的贸易限制。这需要该地区做出承诺，减少或取消对医疗产品和服务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亚洲在开放供应链上的集体行动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同样，区域粮食安全将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准入和现有出口限制的移除。目前保持粮食贸易开放的双边倡议可被整合为一项区域性的协定。 加快制定国际旅行健康认证协议。这将有助于加快恢复国际商务、留学、科学交流、临时劳动力流动和旅游。该问题首先需要召集专家共同探讨。开放旅游将为全球贸易松绑。 拥抱新冠疫情给健康管理带来的数字化变革。亚洲可以为数字基础设施的集体治理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议程，包括监管一致性、隐私标准和数据共享。这对于实现全新的工作模式、生产创新、供应链管理以及包括政府服务在内的货物和服务交付，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现代国际经济中十分复杂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可以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立即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确保区域贸易的团结。15个成员之间早日达成该协定，将向全球释放出东亚贸易开放、粮食安全、市场开放的信号。RCEP-15国集团需要为印度的最终加入开放通道，并积极推动与南亚的经济合作。 新冠危机目前正处于这场席卷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漩涡中心。亚洲可以通过其东盟、东盟加三国和东盟加六国的协议安排，并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峰会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20国集团论坛（G20 forums）进行接洽来落实这一议程，同时加速引导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在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所有亚洲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之外，为区域和全球复苏做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积极提升推动合作的政治意愿，以应对新冠危机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问题、确保地区政治稳定和恢复繁荣的前景都至关重要，朝着亚洲世纪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一天后，中芯国际便敲定两位重量级战略投资者。 6月2日晚间，中芯国际（HK.0981）发布公告，作为人民币股份发行的一部分，该上市公司已与中国信科、海通证券及中金公司订立中国信科协议。其中，中国信科将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认购最多20亿元的人民币股份。 同时，中芯国际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海通证券及中金公司订立上海集成电路基金协议，上海集成电路基金将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最多5亿元的人民币股份。 此前，中芯国际在科创板披露的招股书显示，此次预计募资200亿元人民币，计划分别投入中芯南方正在进行的12英寸芯片SN1项目（80亿元），先进及成熟工艺研发项目储备资金（40亿元），补充流动资金（8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芯南方的“12英寸芯片SN1项目”规划月产能为3.5万片晶圆（工艺技术：14纳米及以下），目前已建成月产能6000片。该项目是中国大陆第一条FinFET工艺生产线，也是中芯国际14纳米及以下先进工艺研发和量产的主要承载平台。 据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了解，作为上述认购者之一的中国信科为中央国有企业，总部位于湖北武汉，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烽火科技集团）及中国电信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集团）重组后于2018年7月成立。中国信科的业务聚焦于六个核心领域，即移动通信、光纤通信、光电及大规模集成电路、数据通信、网络信息安全及智能应用。 6月2日公告显示，大唐为中国信科的间接附属公司，而大唐通过其附属公司大唐香港持有中芯国际已发行股本约15.55%，并为公司主要股东。中国信科作为大唐及大唐香港的控股公司及联系人，为中芯国际关联方。 同时，由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为中芯国际附属公司中芯南方的主要股东，前者同样为中芯国际的关联方。 通过向中国信科作出战略性配售，中芯国际作为中国唯一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大型集成电路（IC）代工企业，以及中国信科作为唯一的拥有移动通信及IC技术的中央企业，可以加强在物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等关键信息科技产业链领域的战略性规划，以期将自身打造为中国IC产业的骨干。 依靠中芯国际在移动通信及IC领域积累的技术经验及竞争优势，双方可加强产品设计及原设备制造的合作，例如移动通信芯片、保安芯片、汽车电子及工业芯片以及集成通信芯片，并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并具成本效益的芯片及解决方案。在严格遵守公司企业管治标准的基础上，中国信科作为公司的最大股东，将积极支持及促进本公司的技术升级及经营发展，以期促进中国IC产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中芯国际董事会认为，上海集成电路基金认购事项可增强公司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资本投资及提供其他资源以确保上海集成电路基金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持续支持。 资料显示，中芯国际是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大陆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配套服务最完善、跨国经营的专业晶圆代工企业，主要为客户提供0.35微米至14纳米多种技术节点、不同工艺平台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及配套服务。该公司在中国上海、北京、天津和深圳拥有多个8英寸和12英寸生产基地。截至2019年末，上述生产基地的产能合计达每月45万片晶圆（约当8英寸）。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各国迫切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低迷局面。疫情的全球性特点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恢复将取决于整个链条中最脆弱的环节，因此，跨国合作对于管理危机、通过贸易支持复苏、稳定市场、加速开放企业供应链及促进国际旅行等至关重要。不然，世界将可能遭受旷日持久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停滞。 可惜的是，在地缘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并非易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多边合作的兴趣与号召力，在战略上也与中国存在分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最终将限制两国为全球复苏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则可以提供一个努力的起点。 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其发展潜力，使它们成为摆脱新冠危机的关键。作为最早受到病毒冲击的经济体，亚洲各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尽快恢复经济的准备。亚洲可以帮助引领全球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亚洲一直是全球经济中最为成功的群体，虽然它们的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规模差异很大，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但许多亚洲经济体都是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制的主要获益者与坚定支持者。 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亚洲也必须同时应对两大挑战：国际公共卫生的公共政策挑战和摆脱危机的经济政策挑战。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来的“两手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周抓复工复产。如果不能审慎地在两者间进行权衡，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更多的死亡和经济崩溃。因此，当务之急是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上确定前进的路径。 我作为成员之一参与的亚洲经济研究局亚洲专家委员会于今天发布了《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Asian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paper）的报告，该报告呼吁东盟加六国（ASEAN+6）尽快在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经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随后可以吸引欧洲、美国和其它地区经济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4月14日举行的东盟加三国（ASEAN+3）首脑会议上，来自东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共同奠定了加速亚洲区域性政策行动的基础，并致力于卫生和经济政策协调。中国与东盟、日本、印度、韩国等邻国通力合作，在面对这场病毒引起的全球性挑战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亚洲方略：后新冠时期的恢复与重建》所提出的倡议起码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在世界经济深陷泥潭甚至群龙无首之际，亚洲国家一起挺身而出，为国际公共卫生与经济金融局势的稳定发挥关键性的支撑甚至引领作用。第二，亚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紧密团结，共克时艰，可以为后新冠时期的合作打下更好的基础，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第三，亚洲合作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避免与个别主要国家形成一对一的对抗局面。 这一倡议在区域性政策合作方面有六个重要目标： 敦促全球央行和财政部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并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的发行达成一致，以建立更强大的地区金融安全网。这将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空间并促进金融稳定，从而应对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的危机。 共同向世卫组织的新冠工具加速器（COVID-19 Tools （ACT） Accelerator）承诺提供资金，并扩大东盟新冠响应基金（COVID-19 ASEAN Response Fund）使其包含东盟加六国。这将支持亚洲范围内的诊断测试、疫苗研发和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中国已对该举措进行承诺，但还需要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 保持地区医疗和食品市场的开放。在满足了国内的关键性需求之后，必须避免该国对医疗设备和用品的贸易限制。这需要该地区做出承诺，减少或取消对医疗产品和服务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亚洲在开放供应链上的集体行动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同样，区域粮食安全将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准入和现有出口限制的移除。目前保持粮食贸易开放的双边倡议可被整合为一项区域性的协定。 加快制定国际旅行健康认证协议。这将有助于加快恢复国际商务、留学、科学交流、临时劳动力流动和旅游。该问题首先需要召集专家共同探讨。开放旅游将为全球贸易松绑。 拥抱新冠疫情给健康管理带来的数字化变革。亚洲可以为数字基础设施的集体治理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议程，包括监管一致性、隐私标准和数据共享。这对于实现全新的工作模式、生产创新、供应链管理以及包括政府服务在内的货物和服务交付，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现代国际经济中十分复杂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可以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立即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确保区域贸易的团结。15个成员之间早日达成该协定，将向全球释放出东亚贸易开放、粮食安全、市场开放的信号。RCEP-15国集团需要为印度的最终加入开放通道，并积极推动与南亚的经济合作。 新冠危机目前正处于这场席卷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漩涡中心。亚洲可以通过其东盟、东盟加三国和东盟加六国的协议安排，并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峰会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20国集团论坛（G20 forums）进行接洽来落实这一议程，同时加速引导世贸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在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所有亚洲国家在地缘政治冲突之外，为区域和全球复苏做出建设性贡献的能力。 亚洲国家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积极提升推动合作的政治意愿，以应对新冠危机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问题、确保地区政治稳定和恢复繁荣的前景都至关重要，朝着亚洲世纪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目前，交通运输经济主要指标在经历第一季度大幅下降后不断反弹，积极因素持续增多，行业主要领域均已基本复工复产，铁路民航客运加快恢复，货运运行总体平稳，部分指标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介绍，截至5月23日，在建重点项目复工率达99.7%，运输企业复产率达98.4%，其中客运企业复产率达97.6%，货运企业复产率超99%。 同时，我国货运明显回暖，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正增长。5月中旬，公路水路营业性货运量同比增长2.3%，其中油品运输增长了16.1%。港口货物吞吐量和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均转为正增长，集装箱吞吐量已经接近去年同期水平。交通运输部监测的21个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1.73亿吨，同比增长3.4%。 客运方面，孙文剑表示，客运正在加快恢复，但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仍在五成左右，完全恢复还需要一个过程。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为保障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孙文剑表示，交通运输部会同12个部门成立了国际物流工作专班，全力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畅通。 着力提升货运能力。在铁路方面，提高中欧班列运输保障能力，适度增加班次密度；道路运输方面，加强运力调配，通过在边境口岸接驳运输等方式，确保国际道路货运正常运行；在海运方面，开辟国际快船运输，为解决邮政快件的积压开辟新渠道；在航空方面，增加国际航空货运运力，鼓励航空公司开展“客改货”、货运包机等方式增加航空货运能力。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会同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国际道路运输车辆入境受限、通关难等问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提供物流运输保障。同时统筹中欧班列、国际道路运输、国际航空货运、国际海运等各种运输方式资源，为援外医疗物资提供运输保障。(齐慧)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吕银玲）我国国际航空货运将获资金支持。5月26日，财政部、民航局印发《关于对民航运输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和提升国际货运能力实施资金支持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疫情防控期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对中外航空运输企业给予补贴及奖励，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民航业的影响，稳定和提升国际航空货运能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通知》显示，中央财政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按照经中国民航适航审定部门批准的设计方案实施的航空器客舱内装货改装项目（以下简称“客舱内装货改装项目”），以及对中外航空公司从2020年4月1日起使用客运航权执飞往返我国内航点（不含港澳台地区）与国外航点间的不载客国际货运航班（以下简称“不载客国际货运航班”）给予资金支持。政策执行期限为2020年4月1日-6月30日。 具体而言，对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客舱内装货改装项目发生的费用给予补助。补助标准按照改造成本的80%予以补助，按飞机类型分成两档：单通道飞机每架最高补助80万元，双通道飞机每架最高补助145万元。 此外，对疫情防控期间执飞的不载客国际货运航班给予奖励，奖励标准按航班飞行里程和最大起飞全重分为八档，最高奖励6万元/班。财政部将根据民航局审核情况和相关标准向有关企业和地方拨付资金。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运力资源不足，全国全货机仅173架，其中大型远程货机41架，规模远不及美国FedEx一家企业。商务包裹一是依赖FedEx、UPS、DHL等欧美国际巨头，二是依赖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机腹仓。由于疫情期间，美欧等不少国家对中国停飞航班，造成国际空运运力不足，加上各国强化检疫消毒，也使得航空货运效率大大降低。 疫情期间，不少客运航空公司都积极开展“客改货”业务，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能力，稳定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作出了积极贡献。据民航局运输司二级巡视员靳军号介绍，在4月20日-26日，我国与45个国家的93个境外航点保持定期货运航班飞行，其中就包括客改货939班，有力保障了现阶段国际航空货运需求。 但客改货仍存在着成本较高、短期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对此，杨达卿表示，“疫情期间隔离措施使得人流暂停，但医疗及防疫应急物资及商贸物流不能断流，客舱改货仓是临时性的应急举措，能补充暂时的运力缺口。航空公司的经济损失是综合性的，补助和奖励能缓解航空企业短期内的国际客运断流压力，有助于航空物流不断流，并以此‘稳外贸’，也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疫情对全球航空运输业都带来巨大打击，中国国际航空货运对外依存度高，国内企业运力和服务还有较大差距。当前一方面需要集中兵力补短板，尤其借助金融手段修复产业链，如建立航空物流产业再生基金，支持遭受较大影响的头部企业早日复苏，同时在财税上给予支持。另一方面需要领先企业强化互助协同，建立货主企业与空运企业的联动机制，保重要物资空中供应链的稳定。”杨达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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