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 公司简介： 明冠新材控股股东为闫洪嘉，直接持有公司41.44%的股份；闫勇系闫洪嘉之兄长，通过博强投资控制公司17.27%的股份，通过博汇银投资控制公司1.24%的股份。闫洪嘉及闫勇合计控制公司59.95%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闫洪嘉及闫勇均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明冠新材主营业务为新型复合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太阳能电池背板。 明冠新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3000万平方米太阳能电池背板扩建项目、年产1000万平方米锂电池铝塑膜扩建项目、江西省光电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扩建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 公司简介： 悦康药业控股股东为京悦永顺，持有公司50.07%股份；实际控制人为于伟仕、马桂英、于飞、于鹏飞，四人通过全资持股的京悦永顺、阜阳宇达、德仁投资（有限合伙）、控制悦康药业54.87%之股权。四人均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悦康药业是以高端化学药为主导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以研发创新为驱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涵盖药品研发、制造、流通销售全产业链条，具备注射液、冻干粉针剂、片剂、胶囊剂等多种剂型以及部分原料药的生产能力，产品覆盖心脑血管、消化系统、抗感染、内分泌以及抗肿瘤等12个用药领域。 悦康药业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研发中心建设及创新药研发项目、固体制剂和小容量水针制剂高端生产线建设项目、原料药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智能编码系统建设项目、营销中心建设项目、智能化工厂及绿色升级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 公司简介： 通源环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明，直接持有公司60.13%的股份，并通过源通投资间接控制公司12.11%的表决权股份，合计控制公司72.24%的表决权股份。杨明为中国国籍，未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通源环境是一家专注于固废污染阻隔修复、固废处理处置和水环境修复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通源环境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贵州茅台12月23日晚间发布公告，在贵州省国资委的相关要求下，公司大股东茅台集团（以下简称“茅台”或“茅台集团”）将手中所持的4%股权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省国资公司”）。 这并非是茅台集团的首次无偿划转，去年12月26日，茅台集团就曾按照贵州省国资委的相关通知要求，将持有贵州茅台的4%股权无偿划转给贵州省国资公司。 贵州省国资公司是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金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控集团由贵州省财政厅独资成立。从经营范围看，贵州省国资公司主要承接贵州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大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的投融资业务、土地开发、国有资源和资产的经营管理；企业并购重组；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投资等业务。 此次无偿划转完成后，茅台集团将持有贵州茅台约6.78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00%；贵州省国资公司持有贵州茅台约0.59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68%。 按照去年12月26日贵州茅台的收盘价计算，贵州省国资公司首次无偿获得贵州茅台4%股权，浮盈564亿元；此次按照12月23日贵州茅台的收盘价计算，贵州省国资公司无偿获得贵州茅台4%股权，浮盈925亿元。计算下来，贵州省国资公司合计浮盈近1500亿元。 “茅台将股权划转至贵州省国资公司，便于后者更好地调动相关财力，支持当地重点事业发展，支持脱贫解困及地方债等方面问题的化解，这更多是整个贵州省政府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做出的一项决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谭浩俊告诉记者。 茅台集团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茅台集团实现税收430亿元，上缴税收约占全省税收收入总额的18%。另外，自“十二五”以来，茅台集团用于捐资助学、兴办教育、扶贫济困、义赈救灾、环境保护、扶农兴农以及支持地方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已达90亿元。 今年9月，茅台集团首次发债募集不超150亿元用于收购贵州高速部分股权。 “我们不难看出，整个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于茅台的功能和属性做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茅台除了是一个纳税大户，还是整个贵州省的一张名片。”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茅台也是贵州经济的一个融资帮扶平台，这既符合整个贵州当地发展的现状，也匹配茅台的未来发展战略及历史使命，其将会在带动贵州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 茅台对贵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后该如何挖掘新的经济引擎？谭浩俊向记者坦言：“目前来说，贵州省能够形成规模效应的产业并不是很多，但近几年贵州省的数字经济发展得较好。因此，今后大数据、互联网方面的发展可能会成为贵州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进一步表示，贵阳市在大数据方面的发展在全国较为领先，未来贵州会围绕数字经济进行更多探索。就贵州省而言，其需要有更多新的经济内容、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引进和推广。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 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创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创新的重要性、战略性不遑多论。但像近年来中国这样，举国上下、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刻不容缓推动创新，则是罕见的。 如在缺芯之痛下，2014年9月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第一期总募投1387亿元，累计有效投资项目70个左右；2019年10月成立的第二期，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2018年11月5日国家领导人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9个多月后就开市了，首批25家登陆。截至2020年12月23日，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已达208家，累计募资近3000亿元。 科创板创下了多个资本市场的新记录，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企业上市，红筹企业上市，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红筹企业上市。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股中芯国际，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18天，创下最快上会纪录。可见为了给创新开路，相关各方都在超常规、打破常规地工作。 两期大基金有3400多亿，科创板一年零五个月已融资近3000亿，而2019年中国所有企业的研发经费不到1.7万亿，可见对科创的重视和投入之巨。 中国强调创新，既有内生的动力，也是受外部环境的倒逼。这一轮自主创新的提速，与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打压、限制高度相关。 如果往前回溯，也能看出，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1986年中国出台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背景就是四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看到1983年美国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倡议），1985年欧洲出台了“尤里卡计划”（欧洲研究协调机构），1984、1985年日本在酝酿“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他们因此提出“应该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邓小平看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此后经过3年多努力，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16字指导方针。其中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001年中国刚刚“入世”，深度融入全球化，为何很快就酝酿自主创新方针？有一个例子颇能解释。2003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美国提出平衡贸易逆差，温家宝说“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不是我们不愿意买你们的产品，是许多产品你们不允许卖给中国，我们不能老是买你们的飞机和农产品。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国外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卖给你。如果始终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将继续“出口1亿双鞋或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只能一直向外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当时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外企的产品售价就可能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换机，中国80年代刚开始引进时每线价格是500美元左右，自研成功后，外企把价格降到了每线几美元。 2005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他说，“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他在幻灯片上引用了美国兰德公司1980年一份报告中的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 近年中国创新的强力启动，既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方针的延续，又被美国制裁中兴、封堵华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强。而且和以前比，这一次被逼，一些企业到了攸关生死的地步，最为紧迫。 不少人应该还能记得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5月中兴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美国商务部才“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越厉害，中国被逼反弹的力度就越大，而且不再抱幻想。 创新何太急！因为不急不行，没有更好的出路，除非甘愿成为“依附型国家”。 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先把结论说出来： 1、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尽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中国企业正处在创新革命与创新演进的伟大征程之中，未来可期。 我每年实地调研几十家企业，常规问题包括：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差在哪里？能不能赶上？如何赶上？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差距，也知道差距正被压缩。 从工业和信息化这个角度看，主要差距还是“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新四基”（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众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全世界10台手机8台在中国生产，但在华为之前，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给。计算机、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装备、存储设备、显示及视频系统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进口。生产智能手机的贴片机、双轨印刷机，生产面板的曝光机，生产OLED的真空蒸镀机，生产芯片的顶级光刻机，生产汽车的多轴机器人，生产风电基材的高性能数控机床，这些关键设备基本靠进口。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从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高端传感器到机械设备中的高性能轴承，乃至极为便宜、但一颗坏了就会让电路板报废的电容，基本都靠进口。中国一年能生产10亿吨粗钢，但高端的轴承钢、用于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都要进口。 在材料方面，无论高端化工材料还是高端电子材料，大部分靠进口，如生产芯片用到的光刻胶，生产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TAC膜、PVA膜，生产显示器用到的大尺寸ITO（氧化铟锡）靶材，生产手机和汽车用到的结构胶，等等。 在操作系统、高端3D CAD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方面，中国没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业。科学仪器也如此，全球Top20公司没有中国的，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企业经常听到的是，在很多高精尖、核心、基础方面对外依赖性很强，高性能的制造设备（如数控机床）还不行，很多东西用国产设备、材料、工艺也能做，但强度不够，精度不够，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不够。 其实都不是新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博大走向精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距呢？ 第一，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就一直走在创新前列，我们起步太晚了，他们领先很正常。 第二，精深化的工业能力需要积累，是系统工程，是时间的朋友，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现代产业发展的很多标准、专利、路径基本由西方制定，我们也是这个大体系中的成员，要超越或突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最后，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如基础科学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教育、人才、创新环境和体制机制等等。 中国创新已经走了很远 既然有这么多地方的差距，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前路可期呢？ 卡脖子让我们很痛，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再不卡，他们就要领跑甚至制定规则了（如华为5G），所以现在的霸主国家采取行动。 我在调研时发现，如果把技术创新高地比作珠峰，中国很多领先企业都越过了五六千米，正朝着七八千米攀登，有些已经接近顶峰。几乎所有企业所说的追赶对象，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佼佼者，个数已经没几个了。 “四基”还有差距，但也走过了千山万水。2012年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应商名单时，中国大陆厂商仅有8家，2019年已上升为40家左右（含香港）。由于台资厂商（46家）和一些外企工厂也建在大陆，我们在电子消费产业整个链条上的供给能力已有巨大飞跃。 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方面，这一两年的北斗系统、5G、超级计算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嫦娥五号轨道器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国创造的力量。 像嫦娥五号轨道器，要经受从摄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时1300多度的考验，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涉及131个经济体），中国排第14位。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 即使被热议最多的芯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最近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6倍。中国往前赶的速度非常快。魏少军说：“沉下心来再干10年，中国芯片设计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少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中国空白或短板的地方，不用太长时间就被突破了。 比如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世界总产量的80%，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我问过晨光文具的创始人，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但太钢集团花了5年时间钻研，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又如最近很多人担心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必须在摄氏零下70度保存和储运，所以很难普惠。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传出的消息是，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80度以下。该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运输，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装冲突期间也能送到农村地区。Arktek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 再如光刻胶，是《科技日报》2018年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最近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术节点。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业富联参观，看到一个创新产品——智能化钢轨铣刀。也是《科技日报》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它用在养护高铁钢轨的铣磨车上，是最核心的部件，可以对钢轨轮廓及时铣削整形、消除各种缺陷。这种养护方法比砂带打磨要高效的多。 在以前，铣刀只能从奥地利博瑞特公司进口，工业富联看到《科技日报》的报道后组织进行攻关，突破了材料、结构设计、涂层、高端装备、精密传感、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凭借纳米级的切削工艺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维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切削品质预警、刀具负载预警、过载判断、切削参数判断及处理等智能化操作。 最近中国正在针对互联网巨头展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审查整顿，这是必要的，但不少评论批评这些公司没有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则很偏颇。“新兴中国”（高盛提出的概念）是最近10年中国创新的亮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有些地方是国际领先的，让亚马逊、脸书都感到压力。有人觉得电商、外卖、社交、网课、网约车、智能推荐、物流配送都很简单，但几亿人同时在上面活动，要保证高效实时可信赖，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并延伸到整个生态中，其实是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千万不要把创新的英雄当作狗熊。 而且，中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服务、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中，互联网公司也是好帮手。现在到处都在讲一网通办、智慧城市，互联网公司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抗疫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也功不可没。 在海尔中央空调的智能工厂，我看到从下订单到成品检测的19个环节，都开放给用户，可以实时可视化掌握，不用再到现场验货。在海尔举行的产业互联网论坛上，有嘉宾介绍了广西的一家智能化养猪企业扬翔股份。过去母猪配种靠配种能人，资深的查情员年薪要六七十万元。扬翔耗时三年开发了一套智能设备——查情器，全天24小时在线智能查情，自动采集母猪的行为、声音、气味、体温等等，确定最佳配种时间，提高母猪受孕率，增加产仔数，这样就用智能硬件重构了养猪价值链，企业也向着“科技改变养猪”的服务平台转型。 还有朋友介绍了制伞行业的“智造”。以前做外贸订单，样品要来来回回快递很多次才能确认，之后再量产。现在用动图软件，工厂设计好图纸，数字样品3D预览，订货商通过互联网在软件上直接反馈意见，如同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工作。图纸确认后，服务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统迅速进入下一个流程。速度快了，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抬头看，离最高标准和顶尖高手还有差距，回头望，已经走了很远，超越了很多竞争者，还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创新路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 从自主创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认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1、把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对立起来。 在坚持自主可控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开放式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国际分工合作仍然广泛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产权上的竞合与交叉授权很普遍。所以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放弃甚至排斥国际合作，也没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炉灶，为自主而自主，谁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都有对外依存性。 2、政府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中过深过度介入。 近年不少科创企业在各地投资，都是政府欢迎的香饽饽。某些项目，在资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政府还直接为企业担保。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应该肯定，但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组织，不是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给企业投资打包票，有违政府定位，且很容易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个别地方政府的“风投成功”究竟有多大可复制性，应慎重评估。政府过度介入，也诱导一些科创企业（包括伪科创企业）为了圈资源、拿补贴，撒胡椒面地投资，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优。一窝蜂上马的历史教训不应继续重演。 3、把自主创新标签化、概念化，忽视技术改造、工艺改善、管理进步等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性。 现在打着高科技自主创新的项目和投资很多，好像从0到1指日可待，其实正如不少学术研究所指出的，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revolution）本质上更是工业演进（evolution），很多技术早已存在，但这些技术的工厂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才是关键，从1到100，更多靠演进。类似地，大量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与市场相结合、与用户相结合、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以及精益化、个性化、柔性化等方式，日拱一卒，日积月累地演进，在演进中实现创新升级。他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概念化的创新则需警惕。 4、把创新和高成本、大投入等同。 研发确实需要资金支持，但从边际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的投入已经不少，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GDP）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和好奇心、对知识创造的兴趣、长期专注的研究积累、解决人类问题的持久热忱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经去过东京的旭化成公司参观，该公司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在锂离子电池研发方面的成就。吉野彰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班级导师建议他读一本书，里面有蜡烛为何燃烧、蜡烛火焰为何变黄等内容。他从此迷上了化学。1972年毕业后加入旭化成，开始摸索锂电池开发的门道，但产品出来后最初3年完全卖不出去，精神压力很大。不少创新是少数人苦心孤诣坚持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大兵团、高投入的结果。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好奇心和探索欲，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 5、把自主创新“泛政治化”。 我在各地调研，发现在政府投入、政府采购、金融资源供给等方方面面，有一种“只要是自主创新就该支持，甚至不计成本支持，哪怕失败了也是正确的”潜意识，有一种“现在被卡脖子，等突破了将来卡你们脖子”的悲情。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居创新的前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和我们作为后发者，通过开放，迅速把世界先进科技浓缩式地引入是分不开的。 对于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技术，我们在内心要深怀感激。我们固然付出了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代价，但获得的收益比代价要多的多。所以自主创新眼下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但长远看，还是要激发“创新造福世界”“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更博大追求，有为人类做贡献的情怀，如此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把竞争对手都打垮，而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 由于外部压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触发，导致我们在自主创新问题上，不由自主会被一种追求完全自主、希望快速解决问题、过于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所影响。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压低中国创新的价值，而是希望在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真实的信心，并提醒方方面面，既要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推动创新，但在具体行动中，不要太着急，动作不要变形，要走出过度焦虑，坚持长期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牵引，以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为长远基础。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 欲速则不达。合乎规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汇纳科技拟斥资6000万元至1.2亿元回购股份 汇纳科技公告，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以自有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6,000万元-12,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区间为不超过35元/股，回购股份用途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完成后所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出售。 视源股份拟20亿元投建“视源股份智能制造及中试基地项目” 视源股份公告，2020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约20亿元建设“视源股份智能制造及中试基地项目”，开展显控产品中试研究、电子显示新材料及新工艺研发及生产业务，并打造智能主控板卡及交互智能整机等产品的智能化示范产线；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于近期与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局签署《视源股份智能制造及中试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前一日，茅台集团宣布拟将其持有的贵州茅台（600519）4%股份无偿划转给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后一天，贵州茅台就收到了上交所的监管工作函。上交所网站显示，本次实施监管措施的处理事由为“关于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为“上市公司”。 上交所网站并未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具体内容，也未透露“相关事项”具体指什么。但是，这两天，贵州茅台最受关注的事项无疑是茅台集团计划中的无偿划转。 就在12月23日晚，贵州茅台披露了一份公告，称公司接到茅台集团通知，根据贵州省国资委的相关通知要求，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贵州茅台502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0%）划转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 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为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贵民投）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12月23日，茅台集团持有贵州茅台7.285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8.00%；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和贵民投合计持有贵州茅台1207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96%。其中，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持有858.4万股，贵民投持有348.7万股，分别占比0.68%和0.28%。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茅台集团将持有贵州茅台6.783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00%；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和贵民投合计持有贵州茅台6231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6%。贵州茅台称，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天眼查数据显示，贵民投与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隶属于贵州省财政厅。公开资料显示，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承担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大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投融资业务以及开展金融股权投资业务等。本月中旬，该公司40亿元增资入股了贵安产控集团。 事实上，类似的划转剧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去年12月底，贵州茅台也曾公告称，控股股东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贵州茅台5024万股股份划转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占贵州茅台总股本的4%。 在去年末的划转中，按公告当日收盘价计算，这部分股权市值569亿元，而最新一次划转中，按照23日的收盘价，4%的股权市值为925亿元。 在去年末的首次划转后，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在半年时间里都没有对贵州茅台进行减持，到了今年第三季度，该公司减持贵州茅台1675万股，三季度末剩余持股3349万股。从贵州茅台披露的数据来看，四季度以来，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减持了近2500万股。 最近几年，贵州茅台股价一路飙升，最高达到1906.2元/股，最新收盘价为1830.34元/股，总市值达到了2.3万亿元。近两个交易日，A股白酒板块博弈加剧，特别是24日，大批二三线白酒企业以跌停报收，当日，贵州茅台跌0.61%。 华安证券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合理推断，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减持获得的资金或被用于补充财政，同时合理展望，本次划转的用途可参考去年的情况。另外，该机构认为，贵州茅台“十四五”期间仍将量价齐升，营收、利润年复合增速双位数可期。
据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通报，2020年12月17日17时许，警方接到报警称，某医院在诊疗时发现病患林某(男，39岁)疑似中毒。接报后，警方立即开展侦查。经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发现林某的同事许某(男，39岁)有重大作案嫌疑。目前，许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相关侦查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12月23日上午银柿财经曾报道，记者收到爆料：“游族网络（002174）董事长林奇被高层投毒，在ICU抢救后脑干受损，目前警方已介入。”记者第一时间致电游族网络，公司负责投资者交流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对于网上的不实传闻予以否认，稍后会有其他工作人员与记者联系。 此后，游族网络收盘后发布公告称：近期接到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奇家属的通知，林奇日前因身体不适入院，经治疗目前身体状况稳定并在持续好转。上述事项并未对公司正常运行产生影响。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责、正常履职，确保公司经营的持续稳定，目前公司业务经营管理情况一切正常。
12月24日晚间，ST远程披露再收起诉状。 根据公告，ST远程近日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17年12月29日，包括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下称“秦商体育”）、夏建军、夏建统及上市公司在内的五被告向原告蔡远远实际借得人民币5500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于2018年1月12日前归还。后因各被告逾期未归还本息，原告遂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资料显示，ST远程地处江苏省宜兴市，主要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与经营，公司于2012年8月8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在上市之初，ST远程的证券简称为“远程电缆”，后改为“睿康股份”，后又改为“远程股份”。2019年6月初，因“存在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形”，公司被深交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变更为“ST远程”。 回顾公司以往公告可以发现，蔡远远诉讼案只是ST远程的诸多诉讼案的一个缩影。通览这些诉讼案，均是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向多个单位或个人（下称债权人）进行融资的行为，在未经公司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公司为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上述融资行为或与债权人签订担保、借款协议，或对外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或以子公司资金提供保证金”。 其中，秦商体育是ST远程的原控股股东，夏建统是ST远程的原实际控制人、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法人。 时针拨回2016年10月底，夏建统成为远程电缆（即ST远程的前身）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底，夏建统的哥哥夏建军成为远程电缆的董事长。 仅仅一年半后（2018年3月），睿康体育控股股东与深圳秦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后，睿康体育更名为秦商体育，秦商集团间接持有ST远程的22.18%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夏建统变更为李明。今年2月13日，ST远程的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无锡市国资委。 公告中，ST远程表示，经查，本案和公司前次披露的朱杭平案件的《借款合同》签署时间均系原实际控制人夏建统控制公司期间，且相关借款事项均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公司将积极展开应诉，依法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据上海证券报此前报道，2016年至2018年，浙商夏建统通过资本运作，控制着天夏智慧（现名*ST天夏）、莲花味精（现名莲花健康）、远程电缆（现名ST远程）3家上市公司，由此构筑了睿康系。高光时刻的夏建统，还在2016年出资6000万英镑收购了阿斯顿维拉足球俱乐部。但是，2017年，睿康系资金链崩裂。如今，上述3家公司均已易主，企业仍深陷泥淖。 除了债务，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社会信誉亦受到直接影响。ST远程在今年6月13日对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中表示，2019年，由于原法定代表人夏建军违规使用印章造成公司资金被冻结或被扣划，关于公司资金断链等负面新闻持续蔓延，银行授信风险预警等级继续攀升，2019年银行贷款规模持续被压缩，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和风险。 此外，据ST远程最新财务数据显示，秦商体育还持有公司5578.51万股，占比7.77%，为ST远程的第四大股东。 据ST远程2020年6月13日回复深交所的关注函显示，截至2019年末，秦商体育及其关联企业上海一江经贸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一江”）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其中秦商体育因对其担保扣款确认占用余额1.26亿元、上海一江因对其担保扣款确认占用余额1.4亿元。 截至2020年5月31日，公司尚有被冻结的银行账户7个，被冻结金额1.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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