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正式揭晓。中国太保凭借2019年营业收入557.996亿美元的良好经营业绩，连续第十年上榜，位列第193位，较2019年提升6位。 《财富》杂志每年评选及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以全球大型公司的年度营业收入为主要评定依据，是全球衡量商业企业影响力、规模和实力最主要参照指标。2011年，中国太保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467位。此后十年间，中国太保锐意进取，主动求变，务实创新，经营业绩稳健增长，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榜单排名不断提升，2019年首进前200强。 2019年，中国太保围绕打造“客户体验最佳、业务质量最优、风控能力最强”的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引领者愿景目标，注重发展质量，加快推进转型2.0在“人才、数字、协同、管控、布局”五大关键领域的落地，当年实现营业收入3854.89亿元，同比增长8.8%；集团净利润277.41亿元，同比增长54%；集团内含价值3959.87亿元，每股内含价值从三年前的27.14元跃升至2019年末的43.70元；集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295%，始终保持在优良水平；为1.39亿客户提供“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在监管机构年度保险公司服务评价中，中国太保产险、寿险连续三年获得行业当年最高评价AA级。 今年6月17日，中国太保GDR在伦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的中国保险企业。本次GDR的成功发行，共募集资金19.654亿美元，进一步充实了公司资本，提升了稳健经营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也为中国太保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科技化进程注入新能量，为转型2.0冲刺和未来长远发展提供新引擎。 中国太保表示，面向未来，将聚焦人才激励长期化、健康业务平台化、投资管理专业化和公司治理现代化，加速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全球市场共同分享中国太保乃至中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红利。
8月10日下午，《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其中碧桂园位列世界500强第147名。 这是碧桂园连续第四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 根据此前数据，碧桂园2019年在世界500强中排第177名，2018年排第353名，2017年排第467名，四年时间，碧桂园上升了320位。 横向来看，根据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国恒大位列第152位，绿地位列176位，万科位列第208位。碧桂园首度反超恒大成为《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内地房地产企业第一位。 其中，碧桂园2016年营业收入230.43亿美元，到2019年跃升至703.35亿美元；净利润由2016年的17.33亿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57.24亿美元。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暴发影响，地产销售交易遭遇冲击，而碧桂园的抗风险能力凸显，稳中向好，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金额约2669.5亿元， 其中4月、5月、6月连续3个月持续实现同比增长。 摩根大通研报指出，碧桂园在2019年业绩表现出强劲的、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得益于强劲的执行能力以及成本控制力，碧桂园将会成为领域内最赚钱的公司。 除了各项经营指标高速增长外，碧桂园财务表现亦十分稳健。 财报显示，2019年碧桂园权益物业销售现金回款约5301亿元，权益销售回款率高达96%。自2016年起，碧桂园第四次连续在年末实现正净经营性现金流，达到146.7亿元，同时可动用现金余额约2683.5亿元，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8月10日，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沃尔玛继续稳坐“冠军”宝座，连续第七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中石化仍位列第二，国家电网上升至第三位，中石油位列第四，壳牌石油则下降至第五位。 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房地产行业，与2019年情况相似，本次《财富》世界500强中，全球仅有5家房企上榜且均为中国企业。 不过2020年排名有所变化，碧桂园反超中国恒大排名第一，绿地控股、中国保利、万科三家房企紧跟其后。 图片来源：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 碧桂园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03.35亿美元，同比增长22.7%，位列五家房企2019年营收第一。同期，碧桂园实现净利润47.24亿美元，同比增长9.4% 排名方面，碧桂园由2019的第177名跃升30位至2020年的第147名。 中国恒大则以691.27亿美元位列营收第二名，不过中国恒大也是5家房企里面唯一一家营收、净利润、排名均下滑的房企。 排行榜显示，2020年中国恒大营业收入69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净利润仅为25.01亿美元，同比跌幅达55.7%。 中国恒大排名则由2019年的第138名跌14位至第152名，没能守住保持了两年的“冠军”宝座。 绿地控股、中国保利、万科则分别以营业收入619.65亿美元、571.47亿美元、532.52亿美元位居其后，分别同比增长17.5%、23.7%、18.6%。 同期，上述三家房企净利润分别为21.34亿美元、20.3亿美元、56.2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4.1%、35.8%、10.2% 值得注意的是，绿地控股和中国保利自2015年起，就已连续六年蝉联《财富》世界500强。 其中，绿地控股排名由2015年的第258名跃至2020年的第176名，中国保利由2015年的第457名跃至2020年的第191名。 图片来源：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 此外，大连万达集团曾上榜2016年和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分别位列第385名和第380名。 不过此后三年，大连万达集团均未上榜。
发展高质量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专家称需要完全的市场竞争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近日召开的证监会年中工作会议提出，健全促进行业机构做优做强的制度机制，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此前，证监会曾多次提及建设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企业做大做强需要通过完全的市场竞争，根据自身战略发展需要和自身优劣势，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目前最恰当的做法是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为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发展壮大，提供市场化竞争的‘土壤’，创造一个优胜劣汰的营商环境。” 发展高质量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目前，我国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国际化程度、金融服务水平、人才储备、创新能力尚难与我国经济发展相匹配。本土投行提供的股权、债券、并购等金融服务所占市场份额总体偏小。在满足居民理财需求的过程中，境内金融产品服务的丰富性、专业性方面存在诸多短板。”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高质量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内在需要。” 近年来，证监会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要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去年7月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召开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座谈会提出，行业机构要主动学习借鉴国际最佳实践，苦练内功，提升专业水平，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去年9月份，易会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和能力，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去年12月份，证监会在答复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3353号提案时表示，将通过六项政策措施推动打造航母级证券公司。 今年6月份，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易会满表示，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在今年的年中工作会议上，证监会将其作为一项任务发布。在资本市场改革背景下，发展高质量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刘锋表示，注册制改革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券商等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册制下，上市公司只是满足了上市条件，券商投行业务需要进一步向前延伸，挖掘好的企业，同时提高辅导能力、定价能力、风险掌控能力等。 “对于财富管理机构而言，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否可以准确评级并根据不同风险等级，给客户配置适合的投资组合，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刘锋表示。 李湛表示，在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直接融资占比趋势性上升的趋势下，券商一方面将迎来增量业务，另一方面也需要进行深刻的业务变革。高质量投行在定价能力、承销能力方面都是关键，组织结构、人才培养、资本实力与风控实力也都需要进一步升级。 另外，发展高质量投行也与注册制下压实中介机构的责任不无关系。“随着注册制的全面推广，高质量的投行发展已与中介机构责任紧密相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对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提高执业质量，提高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的针对性、有效性，同时包括财务报告结论的客观性、公允性等，以督促中介机构在审核前切实履行尽职责任，强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的理念。”李湛表示。 高质量投行应有全球化资本运作能力 高质量投行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刘锋表示，高质量投行要有全球化的资本运作能力，全球化的投融资能力，即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其次，也要有吸引全球投资人的能力，即帮助全球投资人来中国投资的能力，有产品、通道、服务等；最后，需要具有为中国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能力。“目前，很多券商已经有海外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部分券商初步具备上述能力。”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今年上半年，134家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4.04亿元，实现净利润831.47亿元。截至6月30日，134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8.03万亿元，净资产为2.09万亿元，净资本为1.67万亿元。 对于如何发展高质量投行，李湛认为，可引入优质的新竞争者，例如外资控股券商。外资控股券商已成功在国内设立，预计将成为内资券商的有力竞争者，尤其是在外资擅长的投行、资管领域。随着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丰富化和普及化，预计外资在衍生品领域的经验优势也将逐步体现。随着加大开放力度，能够倒逼本土机构尽快对标国际同行，全方位提升公司治理、投资管理业务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 华泰证券大金融团队首席分析师沈娟表示，资本市场深化变革引导行业进入新一轮创新发展周期，券商需要以“经商”思维重塑专业比拼、协同发展的高阶业态。要实现质变跨越，需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细致筹谋，而专业化经营的管理机制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根源所在。 “成功转型呼唤从根源上强化专业协同的内在基因，以管理模式革新自上而下驱动业务模式升级。现代化管理模式呼唤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探索由职业经理人组成专业经营领导层的管理模式、培育‘企业家精神+市场化激励+长期定力’三大人才要素，为高阶发展深植协同发展、专业比拼的内在基因。”沈娟表示。 打造国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 在发展高质量财富管理机构方面，刘锋表示，需要对标国际水平，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执业能力。如公募基金，目前国内呈现的是“大而不强”的局面，部分基金经理仍然呈现出散户思维，投资行为短视化，业绩波动幅度大。“目前，国内公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合计30多万亿元人民币，而国际上BlackRock(贝莱德)一家管理资产管理机构的管理规模就是7万亿美元，约49万亿元人民币。” 7月31日，为增强公募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支持行业机构做优做强，证监会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更名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管理人办法》)，并公开征求意见。《管理人办法》规定，为打造国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允许优质基金公司围绕主业，推进集团化运营。 兴业证券非银分析师许盈盈表示，当前135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中，有56家为券商系公募基金，数量占比达到41%，券商系公募未来或将进一步加大与券商大股东内部的集团化协作。《管理人办法》同时支持优质基金公司设立子公司专门开展资产管理及相关业务，有助于基金公司整合内部资源，完善业务链条，利好优质公司进一步发展。 此外，《管理人办法》也完善了公募基金市场化退出渠道，实现“进退有序”，强化 “扶优限劣”。“当前公募基金市场已是红海竞争，在实现打造国际一流资管机构目标，以及公募退出机制推出背景下，头部优质基金有望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许盈盈表示。
海外版抖音TikTok在美遭遇强卖，特朗普原先打算直接封禁该软件，结果在看到本土巨头微软有意低价收购后，改口“无论如何要在9月15日前完成收购谈判，否则封禁”。民众一片哗然，目前距离TikTok被强卖仅40天。所谓的自由市场、堂堂的美国领导却极力围猎中国企业，丑陋资本游戏背后，美国到底在害怕什么？ 2017年，字节跳动携旗下海外版抖音TikTok进入美国市场，截至今年4月底，在美下载量为1.65亿次，约占美国总人口50%。不止TikTok，中国5G、人工智能，乃至是美国巨头企业尤其重视的“长寿技术”都已领导全球，中国科技发展速度似乎给美国带来不小“压力”。 一．国内寿命科技全球领先，打脸美科技公司 美国头部科技互联网公司非常重视长寿技术已非新鲜事，曾多次宣称要与衰老、死亡对抗。财大气粗的谷歌创始人塞奇布林希望能够“治愈死亡”，旗下风投掌门人比尔马里斯相信人可以活到500岁；Facebook的扎克伯格曾与霍金对话时直击“如何才能长生不老”，甚至陆续投入30亿美元用于启动BioHub生物中心研究所，以找到不老秘诀；特斯拉的马斯克同样希望利用脑机接口，帮助人类实现“数字永生”…… 他们常以“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自居，疯狂找寻不老或是免死的“圣杯水”，不过，可能要让美国失望的是，他们向往已久的相关技术率先在中国取得突破，甚至在资本市场已掀起不小波澜。 7月13日，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发表的行业深度报告称，新物质NMN（人体头号辅酶NAD+前体）具有延缓衰老作用，未来在中国市场上将占据千亿规模。15日，光大证券(行情601788,诊股)电话会议指出，国产“长寿技术”企业基因港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超50%，多次拿到京东全平台店铺销售第一成绩。与此同时，几大NMN相关上市公司无不大涨，个股涨幅甚至高达100%，11天创下8个涨停。 虽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David Sinclair在2013年就已针对NMN发表过科研论文：该物质会随年龄增长含量下降，补充后可延长哺乳动物寿命约30%，线粒体功能衰老被扭转。不过论文显示，哈佛实验室原料供应商却是中国企业——基因港。基因港是全球范围内，唯一拥有成熟全酶法生产链的企业，其产品也是全球唯一获得GRAS安全认证NMN补充剂。 基因港旗下研发团队囊括30多位遗传学、蛋白质工程、生物化学、工业发酵、信息工程领域科学家。其创始人王骏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酶技术里面的好几项关键性步骤将长期在全球领先”。王骏是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曾师从中国微生物学泰斗焦作身，曾与多位生物化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共事。目前基因港已拥有3家实体工厂，其中余姚年产300吨的NMN大型工厂即将开始生产。 对比美企，虽早已布局，可落地生物技术却寥寥无几，无疑，飞速发展的国产“长寿黑科技”已成功甩开美国。 二．全球财富第五波在“大健康产业”，中国或再领先 保罗·皮尔泽在《财富第五波》中表示：未来最大财富会是“保健革命”，这将成为土地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电脑信息网络革命之后的财富第五波。前三波财富主要发生在国外，第四波财富开始，中国则以主角身份登场，以BAT、WeChat、TikTok或是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中国技术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第五波财富主角同样可能是中国。 马云曾表达类似观点“下一个全球首富一定来自大健康行业”，美银美林在2019年行业报告中预言，未来10年最值得投资的是延缓衰老技术，这一行业未来将有超6000亿美元的市场。 有民间“长生不老药”之称的基因港不仅在京东消费市场走红，甚至传出港交所IPO上市计划：目前已接触投行，计划明年登陆港交所生物科技板块上市。若上市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基因港，或凭借美国FDA-GRAS安全认证顺利打入美国“老巢”。 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大健康行业中，基因港仅是其一，还有更多企业正着手布局这一领域。2019年10月，孙宏斌投资10亿人民币与清华大学共建医疗中心，正式入局健康市场，孙宏斌提到“富人老了，这一市场会非常大”。更早之前，阿里大举收购体检机构、京东健康单独成立事业部。与此同时，国内大健康产业投资热度也不断攀升，2019年开始，该领域创投排第二，仅次于科技互联网。 种种迹象表明，国内大健康行业热度高涨，全球第五波财富或在中国率先酝酿。海外版抖音TikTok或许只是美国全面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一个开始，不过在全球化时代，根本无法造成太大伤害，等风口一到，下一波财富自然会来。
今天中国的投资人、不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是不能承担风险的，这是对整个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现状的一个概括。下面，虎哥将对中国未来十年财富管理市场进行预测。 第一：隐形刚性兑付 十年之内不会破 第1个是隐形的刚性兑付，10年之内都不会打破。国家从2017年一直提倡说要打破刚性兑付，其实从长远来讲，刚性兑付必然会打破。不打破，好的机构和不好的机构是没有区别的；不打破，好的项目跟不好的项目也没有区别。因为最终都是刚性兑付，其实风险一直都会存在，只不过是过去这些年这个行业可以通过借新还旧把风险向后转移。 今天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很多机构，完全没有违约项目，事实上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但是投资人在他那里没有违约，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在不断地借新还旧。我们认为投资不可能不出现风险，出现风险解决问题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并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投资人不能理解你，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想把这条路走得很远的话，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否则自己骗自己，那会更难。 我认为隐形的刚性兑付10年之内仍然不会打破，原因是中国的财富管理这个理念，市场，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什么状态？野蛮生长。 这个背后有两个核心逻辑，一个是大多数管理人其实还缺乏信托精神，你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让别人真正的信任你。当然这个原因很复杂，有些是管理人不尽责；有些是管理人尽职、尽责了，但是方法没有对；也有些是中国特殊的环境，比如说对民营企业的这种市场挤压，导致民营企业做事很难，等等。 管理人缺乏信托精神，同样投资人也缺乏契约精神。契约精神表现在投资人不能承担风险。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理财，不管做什么项目，都认为这可能类似于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比较低一点。事实上今天私募行业做的项目，你想能给投资者年化收益8%、9%，其实都已经是比较高的收益了，尤其是在你做很大规模的情况下，再一点儿风险也没有，我认为这简直是个悖论。当然有些小众市场、小众领域有很好的机会，但是这注定做不了太大的规模。如果说你又有很大的规模，又挣很多钱，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有刚性兑付约束的机构80%会倒闭 第2个是今天这个市场上，以股权投资，保险产品、股票基金为主的机构是没有刚性兑付压力的。比如股票亏了，股民买的股票型基金。各位投资者有印象，早些年股票亏了，很多股民去砸证券公司，这些年这种事情已经很少听说过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一起慢慢的接受愿赌服输。因为你自己担的风险，你自己享受收益，你不能因为挣到钱都是自己的能力，赔了钱去砸营业部这是不公平的。所以这种有刚性兑付约束的机构，我跟各位投资者再说一下，80%的可能最后都会倒闭。 原因是什么？因为刚性兑付是一个伪命题，银行能刚性兑付，那是因为银行本身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各位投资人想一想，你把钱放在银行活期零点几（%），定存二点几（%），银行拿你这个钱再去做个四点几（%）、五点几（%）的稳定收益，他都在中间稳赚2%、3%。你可不要小看了这2%，这2%不是100亿的2%，也不是1000亿的2%，是上万亿的2%，所以银行一定能够刚兑，因为银行有低成本资金这个优势加上银行有规模优势，可以对冲掉风险。 第三：债权为主的机构中50-300亿的最为艰难 第3个是在有刚性兑付约束的这种以债权为主的机构里面，存续规模在50到300亿的，这是最难受的。因为今天投资人一有风险就不玩了，就要撤资了。你想想如果你管理规模是100个亿，现在有20%说我不玩了，我要把20亿撤走，你得拿出20亿给投资人兑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要面临投资人，政府，还有违约企业的三重压力，我认为这一类机构最终都会崩塌，无一例外。 那么规模到了千亿的，反而可以大而不倒，可以绑架政府，政府今天也是投鼠忌器，怎么办？你敢来管我吗？你管我我就死给你看。我一死背后可能几十万投资人都会受影响，政府就会很敏感。真正大到几千亿的时候，政府反而拿你没办法。所以这个市场上你看中间规模的和最大规模的相比，中间规模的就是必死无疑。 第四：存活的财富管理机构必须找到差异化 第4个是银行、证券之外的财富管理机构，就类似优选财富这种机构，未来会成为市场的小众群体。小众群体是什么意思？管理规模绝对不是你的竞争力。你管理100个亿、200个亿，这不是你的竞争力，你募那么多钱过来，这不是什么能力。你如果不要命，不怕风险，理论上讲募1000亿也可以，但是你想想，哪儿来那么多钱，能不能管好，有没有这么多的机会能挣到这么多钱，而且还不能出现风险？这实际上是一个超级难的事。我认为今天中国的财富管理公司都没这个能力，你能管好5个亿、10个亿、50个亿，绝对已经算出类拔萃了。 我预测未来我们这种机构如果想活着，就要活出特色，活出差异化，而不再是说像过去一样。你去跟银行，跟信托比规模，你是比不了的，因为时代不一样。未来对于我们这种机构，稀有的独家产品，是你的竞争力。稀有的也就意味着规模不会特别多，如果这个东西谁都能干，那就不叫稀有了。如果只有你能够干，或者是你干的早，你把这个门道摸得深，别人都不能干，或者别人干的没你好，那才叫稀有。比如说过去为DF政府融资，信托能干、银行能干，我们私募基金也能干，这叫稀有吗？这不叫稀有。这个业务你一年做几百亿，还能确保最后从地方政府把钱拿回来，这才是你的能力。可是你做5个亿肯定能管好，50个亿你能管好，100个亿咬牙也能管好，你说我一年做两三百个亿，都完全不出问题，那就有点自己骗自己了。 第五：未来的财富集中度更提升 第5个是未来的中国财富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什么叫财富集中度？招商银行一个报告显示早些年确实是二八原则，就是20%的客户，他们的财富占到整个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的80%份额，还有80%的客户占到20%。其实“二八法则”在各个行业里面都很常见，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二八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九甚至是9.5对0.5，因为过去靠城市化拆迁、房地产投资，比较容易赚钱。这个时代真的是过去式了，未来容易赚钱的机会将大幅的减少，市场的交易更为复杂。 就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原油宝”事件，谁能想到在十几美元这个价格去做多原油期货，最后还能倒欠银行的钱。当然想不到的事情不止这一点，很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想象。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看到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的世界都是自己过去经验里面的世界，我们常常拿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世界，就会形成一些惯性认识，可能在某个阶段就会栽一个大跟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流行一句话叫“过去靠运气挣的钱，未来靠实力把它亏出去”，这种事情现在非常常见，我想这句话也说到了很多投资人的心坎上，原因就是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机会越来越少，导致社会整体的焦虑度进一步上升。 第六：“后付费模式”兴起 第6个是未来这个行业，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信任度会越来越脆弱。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办？那就是后付费模式的兴起。在西方这种财富管理行业都是对客户收费的，可是中国对客户收费模式走不起来，为什么对客户很难收费呢？客户认为你给我提供的服务不值得我向你付费，我凭什么给你付费？我不觉得你给我提供的服务有价值。你不就给我推荐产品吗？还是拿我的钱去买，我担风险，给你付费很难，这种认识导致我们这种机构，只能从产品端去获取费用。有时候你并不想出卖自己，并不想去伤害投资者利益，但是，在这个环境之中，有些时候你会放松警惕，你会降低一些标准，因为你也面临着生存和发展这样的压力和考验，最终出现风险的时候，你会发现太不值得了。 要早知道这个项目当初可能会给投资人带来风险，你拿枪指着我，我都不会干这些事。但当初在你的经验能力范围内，因为你的商业模式就是要从产品端去收费，你必须要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导致你不得不短视的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叫后付费。真正给投资人创造价值，投资人觉得你具备这个价值，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我该给你付这个费，这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后付费的模式。
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数字货币渐行渐近。但形态变了，不等于货币的本质会变。 从有形到无形，行至今天的信用货币体系突破了什么？待解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 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早已从实物货币（如黄金）转化为信用货币，但人们对货币为什么必然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信用货币体系有何突出优势和风险隐患，应该如何有效掌控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却存在非常大的模糊或误解，理论上非常混乱，实践中问题突出。 当前，“数字货币”的发展鱼龙混杂，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出现诸多说法，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存在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零利率、负利率以及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就是这种状况的充分体现。 而变与不变之间，“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体系是否与时俱进了？ 换言之，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何谓货币的信用 首先，需要回答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 一般认为，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但实际上，货币的本质功能就是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其他都是派生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储存量、开发或加工量等，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贸易的严重失衡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即使是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也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总量是以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的“信用”，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而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货币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央行的负债，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其他东西，所以，货币不再是债券，而更像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这就是货币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的根本原因。由此，也引发货币投放渠道与运行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投放渠道之变 这个时候，信用货币需要新的货币投放渠道。信用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包括： 1． 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 为确定货币币值，货币投放机构首先需要通过购买社会上最为认可的财富，特别是传统上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国际硬通货）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对标物（锚定物）和储备物。由此投放的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这种基础货币非常重要，但又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严格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否则，央行购买和冻结的社会财富越多，投放出来的货币总量就越会偏离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甚至会使货币体系倒退回实物货币体系了。 因此，信用货币的投放必须另辟蹊径。 2． 货币投放机构以增加债权的方式派生货币 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社会货币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融资方式加以解决。 社会融资包括两大类，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以增加股权或债权的方式，将货币转让给货币需求方的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是存量货币的转让，只是转换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在银行（存款性机构），形成其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存款基础上，再由银行将其中沉淀的部分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给融资方，从而增加融资方的货币。这一过程的主体是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银行，尽管其发放贷款等投放货币，需要以其吸收的存款为基础，并保持充裕的流动性以备存款人对外支付，但却不会因此改变其与存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会因此减少存款人的存款（货币），另外又发生了银行与融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应增加了融资方的货币（存款）。整个过程联系起来看，银行就成为社会融资的中介了，所以被称为间接融资。 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投放，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银行也就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主体。 银行以增加自身债权和社会负债的方式投放货币背后的原理在于：由存在货币需求的社会主体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将会拥有的可货币化财富为依托，以增加负债的方式获取货币，并保证按照约定及时归还债务本息。由此也就引入社会主体共同对可交易财富的规模进行评估，相应投放货币，从而保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规模的对应。 这样，信用货币的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负债的扩张，没有社会债务规模的扩大，货币投放机构很难把货币投放出来。同时，货币的质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负债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大量存在坏账损失，但又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就必然造成货币的超发（没有真实财富作为对应），货币就必然会相应贬值。 为保障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不良负债的识别与坏账损失的处理，必须强化债权债务双方的财务约束，资不抵债的必须进行破产或重组，不能一味地维稳而掩盖问题，过度保护僵死的企业与金融机构。 为强化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就需要将其划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监督管理： 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管理，以及货币币值的监控、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但原则上只能面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生货币收付和再贷款，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而不再面向企业、个人等直接办理存贷款和支付结算等业务，也不能直接为政府提供透支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 商业银行可以面对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办理存贷款、收付结算等，即投放派生货币的职能主要交给商业银行承担，商业银行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资不抵债的同样会被重组或清盘。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的货币，与央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都是同质的法定货币，从货币层面，不应将其划分为“央行货币”与“银行货币”（只有从负债的角度看，存放央行与存放银行才存在不同）。当然，商业银行投放的货币，是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的，属于基础货币的派生货币。 这样，货币总量就包括中央银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与商业银行扩大债权投放的派生货币；货币总量主要包括社会主体持有的现金与银行存款（存款性机构相互之间的存款除外）；货币政策的传导就形成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结构”。 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 信用货币体系下，需要维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对应，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对货币币值进行监控并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控？ 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分布极广，而且很多还存在上下游关系，经常转换形态与持有者，要准确掌握其实际的规模变化非常不易，因此，只能选择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形成社会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过CPI的变化（通货膨胀率）近似地反应货币币值的变化，据以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重量。这就形成了货币政策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目标确定与货币总量调节的具体实施。 其中，考虑到货币流通中的分流、沉淀、损耗等因素，世界各国并不追求通货膨胀率为零，而是普遍认可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温和通胀率”，据以确定货币政策目标。 需要看到的是，CPI的变化及其对货币币值的代表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受到货币总量变化影响外，还包括CPI样本物品本身的代表性、CPI样本物品与非CPI样本物品的供需变化、货币总量中分流并沉淀到金融市场部分（各类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多少以及整个货币流动性的高低等。所以，说“通货膨胀只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货币总量的增长率并不是必然等于社会物价的增长率。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就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其中，越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是突出。 在社会处于供不应求、经济加快发展、货币需求旺盛阶段，通货膨胀就成为信用货币的常态。但在社会处于供过于求、经济发展下行、货币需求低迷状态时，就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局面。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应对通货紧缩、需要扩大货币投放时，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容易出现“货币需求陷阱”或“零利率陷阱”。 面对社会主体主动收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造成市场流动性枯竭和经济严重衰退，严重威胁到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稳定（可能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必须打破常规，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过货币政策，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多地向扩大负债并相应扩大投放和消费，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群体倾斜，无形之中剥夺和转移持有货币性资产群体的财富。 由此，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完全保持中性或中立，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是更多地注重保持各个时期CPI或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稳定，由此维护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积极推动社会财富的充分交换与有效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实际上，长期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就体现出货币政策有意适度压低货币币值的政策意图。当然，这种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的做法必须适度，不能失控，否则将严重威胁货币体系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财政政策更多地注重于政府、军队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合理运行，主要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与调节的话，那么，货币政策则更多的通过货币币值的调节引导社会财富的流向及其重新分配，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在社会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萎缩时，需要政府进行逆向调节，扩大负债与开支，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所以，货币政策实施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是现有信用货币体系长期保持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增长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阶段性遏制经济金融与社会运行的剧烈动荡，但持续发展却可能积累更大的风险隐患，酿成难以控制的极端恶果。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如果说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解决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就是货币很容易不断超发以致完全失控。 如何科学合理地把握货币投放与总量调控，仍是货币理论与信用货币体系需要研究解决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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