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万科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接受e公司访问时表示，其实非常羡慕有钱了之后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但在另一方面同时也警惕着突然真的有钱了，能不能驾驭得住？放弃万科的股权让我现在仍旧动力满满。对于马云表示对财富不太重视，王石称其并不相信。 针对捐赠万科企业股资产一事，王石回应称，新冠疫情一发生，万科率先向红十字会捐了一个亿。清华看万科在公共卫生健康这方面这么积极主动，联系能否在清华投建公共卫生健康院。我即刻感觉到，如果说是这笔钱都用到上头，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连在一起了。从清华给信息到最后签协议，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近日，万科创始人王石在全景网约见资本人节目中谈到为什么挣钱时称，他追求的更多的是证明自己能力，而不是积累财富。“你能青史留名不是因为你能赚多少钱，在行业上排第几，而是你在社会上跨行业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石在节目中表示劝年轻人不要买房是断章取义，他建议年轻人不要太急于求成，不要做房奴，不要急于创业。要是想不清楚，做点公益也好。 访谈中，王石表示自己在乎财富。对于马云发表的不在乎财富的观点，王石直言不相信。“虽然我表现得好像不太在乎钱，但实际上不是的。我非常羡慕有钱之后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同时也警惕着能不能驾驭得了财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目录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无论是统计指标，还是现实异象，都在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尤其是，周期末端表现出来的泡沫盛宴和投机狂热，让人们产生“一夜暴富”的财富幻觉。但是，当我们细思经过通胀和风险调整后的实际价值，以及账面财富背后的杠杆和流动性结构，就会发现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如果用金融资产总量或债务总量/GDP来衡量金融周期的话，很明显这个周期正逼近一个临界点。历史的经验似乎不止一次的说明，无论当时在大类轮动、时间结构，以及拐点临近时泡沫支撑条件有多大的不同，其结果却总是类似：一个金融周期的结束，总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人性的狂热，然后榨干“ 守夜人”（央行和监管部门）最后一点耐心，政策首先发生拐点后收紧的货币条件先将负债端压断，进而传染到资产负债表造成整体性的财务溃烂和流动性断层。接下来，正常的话应该是金融资本退潮，全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 这个金融产业周期溃败的典型案例是日本，当时的表征是：银行信贷融资为主导，疯狂的房地产泡沫，全民财富大增值与消费刺激，没人再相信金融周期的存在，然后一步步倒逼监管当局收紧货币政策，最终以泡沫崩溃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崩溃结束。然而新的一轮金融周期一直趴在底部没有明显的起来，其原因是当一个企业在泡沫崩溃后重新计算自己的杠杆率时，吓的再也不敢扩张信用了。学者辜朝明的研究发现，泡沫破灭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企业不仅没有再融资的动力，而且将大部分精力用在埋头还债的工作里。这导致日本放水二十年，甚至用负利率的方法，都没有打开新一轮企业信用扩张的周期。而更远的例证是美国的大萧条、法国的约翰劳、英国的南海、荷兰的郁金香，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社会革命和战争。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现在让我们迷惑的不是已经发生的，而是正在发生和将来发生的，是否让我们在自以为这次不一样的傲慢下，再来一次深刻的教训。我们无法精确预测周期的拐点，但客观的观察探寻是有必要的，比如从统计意义上找到均值偏离和趋势缺口的明显变化，从金融工程的角度测算不同资产间的结构联系以及错配的信用关系，根据存续期和交割时点预测波动的集中爆发点和逼近区域。总之基于置信区间的预测都是可能的，而且在上一个周期有金融工程师也的确做到过。但现在，似乎没有人在做这个冒险的工作，因为系统的自然演化，遭到货币当局的巨大扰动，一切金融工程的精算式预测，终将指向一个贝叶斯条件——政府信用供给以及基础货币松紧。而政治经济学和量化金融学之间的对接，在理论和统计软件上，还没看到一个让人满意的量化模型。 那么我们确定的事情有哪些呢？再一次，全球金融产业产能过剩应该是确定的，这个在微观层面的表现是全球央行货币宽松周期的结束，以及大型金融集团的战线收缩和业务剥离。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则是流动性陷阱、货币刺激失效、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等等。或许，世界各国的金融周期具体的走势可能并不一致，这需要观察各个金融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产能过剩情况。在美国，资本市场仍然在高歌猛进，市场化的需求能否对冲掉美联储即将到来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仍然无法确定。在欧洲，银行危机没有明显的改善，除了意大利等国高达20%的坏账率，德国的银行体系也笼罩在不断风险减值的阴影之下。 在国内，后利率市场化的冲击终于实实在在的产生影响，资产荒的烦恼还没有解决，资金荒却已经到来，资产负债两端的夹击已经让金融产业苦不堪言。金融产业的主导——商业银行已经切实感受到产业周期末端的寒意，利差在短短的一年内已经快速收窄到2%，超配的影子资产在MPA监管框架下已经无法做到“以量补价”。产业周期理论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产业开始残酷的打价格战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即将进入残酷的衰落期，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潮。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有两个大类资产的定价逻辑一直令人困惑：美国的股，与中国的房。有人说这两个大类的价格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两个泡沫，也是让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逻辑上最迷惑的两个领域。在此前有无数个经济学家预言这两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当前来看并没有实现反而是愈演愈烈。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困难在干扰着资产定价的建模，那就是在金融周期的末端，流动性的退潮或者预期退潮，正在提高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联系。因此在定价过程中，局部的量化几乎失效，要想获得更加精准的模型，纳入的变量越来越多。已经有学术研究证明，自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全球各地大类资产的波动以及波动之间的传染明显增大。也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个背离：在贸易全球化退潮的同时，风险全球化却在意外的升级。 泡沫对经济社会的意义在哪里？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资产泡沫的福利经济学甚至伦理学意义。从帕累托改进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股市泡沫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财富条件，快速的扩张了其资产负债表，至少从账面上实现了福利改进。尤其是，这两个大类分别是两国居民财富组合里的主要资产，美国的养老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深度嫁接到资本市场里，而购房的热情却不断走低（已经有数据证明美国的购房热情指数当前是危机以来最低），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反。无容置疑，这两大资产不断创造的历史新高，也将两国全民财富的名义价值推向了新高。这种微观改善可以带来宏观上的部分复苏：根据佛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财富的增值可以分摊到整个生命周期实现持久收入的提高，最终刺激消费需求。这样的证据在美国可能比较明显，而在中国的表现则微乎其微。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资产泡沫产生了兴趣，这似乎也可以作为金融周期末端的一个凭证。不乏有人歌颂泡沫：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兰德尔·赖特说“先有泡沫后刺破，总比从来没有过泡沫好”，他认为泡沫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日本福冈教授万军民的一项实证研究证明，相对于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降低储蓄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可以提高储蓄和提高经济增长。这说明在泡沫经济下，政策层通过容忍资产泡沫的政策，运用“财富幻觉”下的财富效应来刺激需求，也能起到一定的提振经济效果。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凯文．费雪发现了“货币幻觉”这一现象，即人们往往只从名义价值的角度去度量手中持有的货币，却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对名义价值的侵蚀，比如工资涨一倍而物价涨两倍，实际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半。而在泡沫疯狂的年代，人们也往往只从账面价值去度量自己或整个家庭的财富状况，资产持有者便会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或者至少没那么真实。 首先，我们很明显应该注意到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区别。账面资产的升值实际上只是一种纸上财富的膨胀，如果在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响应的改善，那么这种账面上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对居民的福利改善或许也只是心理上的，毕竟除了葛朗台式的守财奴，在人们的效用函数里最主要的是消费，也即把财富的增值转变为对应的消费计划。有数据已经表明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资产价值的比率几乎创历史新低。 其次，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区别。费雪已经发现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如果财富的增值无法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或者名义工资增长的速度），那么真实财富价值则会远远小于纸面上的计算结果。甚至，在高速通胀年代，财富累积会被飞涨的物价不断侵蚀而造成真实财富价值的缩水。 第三，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财富价值在风险调整前和风险调整后的区别。大多数居民实际上缺乏风险过滤和调整的意识和技术，即在财富投资收益的计算里加上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将收益扣除掉基于某种置信区间和概率分布的风险损失。可惜，除非专业的风险管理者会采用VAR（风险价值）、RORAC（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EVA（经济增加值）等技术，一般投资者对自己财富的计算并没有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侵蚀考虑在内。如同一个好行情投资股市的股民，往往会把他阶段性比较优异的收益率当作永久的收益率水平，从而得出不一样的财富增值预期，很显然这是一种幻觉。 最后，我们不得不考虑资产负债的管理。因为绝大多数居民财富的背后，是巨量的债务和高企的杠杆。比如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背后是百万亿计的房地产开发贷和按揭贷款。因此当我们仅仅在资产端计算财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负债端的时空结构。否则当利率高企或者流动性紧张的时候，一场财富泡沫的饕餮盛宴真的将会灰飞烟灭。因此，一个成熟的财富管理产业，一个专业的财富管理体系，对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稳定是多么必要。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目录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无论是统计指标，还是现实异象，都在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尤其是，周期末端表现出来的泡沫盛宴和投机狂热，让人们产生“一夜暴富”的财富幻觉。但是，当我们细思经过通胀和风险调整后的实际价值，以及账面财富背后的杠杆和流动性结构，就会发现在这个全民财富狂欢时代，在这个大型金融周期的末端，隐藏着非专业人士难以察觉的脆弱性和风险。打破财富幻觉，重塑财务稳健性，需要开启财富管理的专业时代。 一、金融周期末端的主要表现 如果用金融资产总量或债务总量/GDP来衡量金融周期的话，很明显这个周期正逼近一个临界点。历史的经验似乎不止一次的说明，无论当时在大类轮动、时间结构，以及拐点临近时泡沫支撑条件有多大的不同，其结果却总是类似：一个金融周期的结束，总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人性的狂热，然后榨干“ 守夜人”（央行和监管部门）最后一点耐心，政策首先发生拐点后收紧的货币条件先将负债端压断，进而传染到资产负债表造成整体性的财务溃烂和流动性断层。接下来，正常的话应该是金融资本退潮，全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 这个金融产业周期溃败的典型案例是日本，当时的表征是：银行信贷融资为主导，疯狂的房地产泡沫，全民财富大增值与消费刺激，没人再相信金融周期的存在，然后一步步倒逼监管当局收紧货币政策，最终以泡沫崩溃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崩溃结束。然而新的一轮金融周期一直趴在底部没有明显的起来，其原因是当一个企业在泡沫崩溃后重新计算自己的杠杆率时，吓的再也不敢扩张信用了。学者辜朝明的研究发现，泡沫破灭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企业不仅没有再融资的动力，而且将大部分精力用在埋头还债的工作里。这导致日本放水二十年，甚至用负利率的方法，都没有打开新一轮企业信用扩张的周期。而更远的例证是美国的大萧条、法国的约翰劳、英国的南海、荷兰的郁金香，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社会革命和战争。 二、金融业产能过剩与周期拐点 现在让我们迷惑的不是已经发生的，而是正在发生和将来发生的，是否让我们在自以为这次不一样的傲慢下，再来一次深刻的教训。我们无法精确预测周期的拐点，但客观的观察探寻是有必要的，比如从统计意义上找到均值偏离和趋势缺口的明显变化，从金融工程的角度测算不同资产间的结构联系以及错配的信用关系，根据存续期和交割时点预测波动的集中爆发点和逼近区域。总之基于置信区间的预测都是可能的，而且在上一个周期有金融工程师也的确做到过。但现在，似乎没有人在做这个冒险的工作，因为系统的自然演化，遭到货币当局的巨大扰动，一切金融工程的精算式预测，终将指向一个贝叶斯条件——政府信用供给以及基础货币松紧。而政治经济学和量化金融学之间的对接，在理论和统计软件上，还没看到一个让人满意的量化模型。 那么我们确定的事情有哪些呢？再一次，全球金融产业产能过剩应该是确定的，这个在微观层面的表现是全球央行货币宽松周期的结束，以及大型金融集团的战线收缩和业务剥离。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则是流动性陷阱、货币刺激失效、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等等。或许，世界各国的金融周期具体的走势可能并不一致，这需要观察各个金融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产能过剩情况。在美国，资本市场仍然在高歌猛进，市场化的需求能否对冲掉美联储即将到来的资产负债表收缩仍然无法确定。在欧洲，银行危机没有明显的改善，除了意大利等国高达20%的坏账率，德国的银行体系也笼罩在不断风险减值的阴影之下。 在国内，后利率市场化的冲击终于实实在在的产生影响，资产荒的烦恼还没有解决，资金荒却已经到来，资产负债两端的夹击已经让金融产业苦不堪言。金融产业的主导——商业银行已经切实感受到产业周期末端的寒意，利差在短短的一年内已经快速收窄到2%，超配的影子资产在MPA监管框架下已经无法做到“以量补价”。产业周期理论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产业开始残酷的打价格战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即将进入残酷的衰落期，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潮。 三、美股中房两大硬泡沫及福利经济学意义 有两个大类资产的定价逻辑一直令人困惑：美国的股，与中国的房。有人说这两个大类的价格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两个泡沫，也是让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逻辑上最迷惑的两个领域。在此前有无数个经济学家预言这两个泡沫将要破裂，但当前来看并没有实现反而是愈演愈烈。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困难在干扰着资产定价的建模，那就是在金融周期的末端，流动性的退潮或者预期退潮，正在提高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联系。因此在定价过程中，局部的量化几乎失效，要想获得更加精准的模型，纳入的变量越来越多。已经有学术研究证明，自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全球各地大类资产的波动以及波动之间的传染明显增大。也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个背离：在贸易全球化退潮的同时，风险全球化却在意外的升级。 泡沫对经济社会的意义在哪里？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资产泡沫的福利经济学甚至伦理学意义。从帕累托改进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股市泡沫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大大改善了居民的财富条件，快速的扩张了其资产负债表，至少从账面上实现了福利改进。尤其是，这两个大类分别是两国居民财富组合里的主要资产，美国的养老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深度嫁接到资本市场里，而购房的热情却不断走低（已经有数据证明美国的购房热情指数当前是危机以来最低），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反。无容置疑，这两大资产不断创造的历史新高，也将两国全民财富的名义价值推向了新高。这种微观改善可以带来宏观上的部分复苏：根据佛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财富的增值可以分摊到整个生命周期实现持久收入的提高，最终刺激消费需求。这样的证据在美国可能比较明显，而在中国的表现则微乎其微。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资产泡沫产生了兴趣，这似乎也可以作为金融周期末端的一个凭证。不乏有人歌颂泡沫：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兰德尔·赖特说“先有泡沫后刺破，总比从来没有过泡沫好”，他认为泡沫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日本福冈教授万军民的一项实证研究证明，相对于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降低储蓄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可以提高储蓄和提高经济增长。这说明在泡沫经济下，政策层通过容忍资产泡沫的政策，运用“财富幻觉”下的财富效应来刺激需求，也能起到一定的提振经济效果。 四、泡沫盛宴下的财富增值与幻觉 凯文．费雪发现了“货币幻觉”这一现象，即人们往往只从名义价值的角度去度量手中持有的货币，却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对名义价值的侵蚀，比如工资涨一倍而物价涨两倍，实际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半。而在泡沫疯狂的年代，人们也往往只从账面价值去度量自己或整个家庭的财富状况，资产持有者便会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或者至少没那么真实。 首先，我们很明显应该注意到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区别。账面资产的升值实际上只是一种纸上财富的膨胀，如果在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响应的改善，那么这种账面上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对居民的福利改善或许也只是心理上的，毕竟除了葛朗台式的守财奴，在人们的效用函数里最主要的是消费，也即把财富的增值转变为对应的消费计划。有数据已经表明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资产价值的比率几乎创历史新低。 其次，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区别。费雪已经发现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如果财富的增值无法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或者名义工资增长的速度），那么真实财富价值则会远远小于纸面上的计算结果。甚至，在高速通胀年代，财富累积会被飞涨的物价不断侵蚀而造成真实财富价值的缩水。 第三，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财富价值在风险调整前和风险调整后的区别。大多数居民实际上缺乏风险过滤和调整的意识和技术，即在财富投资收益的计算里加上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将收益扣除掉基于某种置信区间和概率分布的风险损失。可惜，除非专业的风险管理者会采用VAR（风险价值）、RORAC（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EVA（经济增加值）等技术，一般投资者对自己财富的计算并没有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侵蚀考虑在内。如同一个好行情投资股市的股民，往往会把他阶段性比较优异的收益率当作永久的收益率水平，从而得出不一样的财富增值预期，很显然这是一种幻觉。 最后，我们不得不考虑资产负债的管理。因为绝大多数居民财富的背后，是巨量的债务和高企的杠杆。比如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背后是百万亿计的房地产开发贷和按揭贷款。因此当我们仅仅在资产端计算财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负债端的时空结构。否则当利率高企或者流动性紧张的时候，一场财富泡沫的饕餮盛宴真的将会灰飞烟灭。因此，一个成熟的财富管理产业，一个专业的财富管理体系，对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稳定是多么必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桂泽发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影响深远。最新一期的胡润财富榜显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百强企业中86%的人财富在减少，百强企业家财富减少了12.6%，即2.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每人每天损失4亿多人民币。疫情的蔓延对持续增长的中国个人财富造成较大冲击，企业经营风险和个人理财风险持续加剧。澎湃新闻调查显示，41.5%的受访者反映受疫情影响收入比往年减少，近八成受访者的损失达到20%以上。 因此，疫情蔓延之下，需要从多视角重新审视并完善个人财富管理策略。 一、重新审视人的财富与物的财富 以往谈及人生价值和财富价值、人身安全与财富安全，“人”和“财富”之间孰轻孰重？或许没多少人在意，在考虑财富管理时也并未将“人”的因素当成前提。而这样的问题在疫情之下则尤为凸显——人身安全、人生价值成为了财富管理中的重要因素。 过去讨论资产配置、财富管理，要画一张财富地图，在地图上描写路线，然后按图索骥。现在则要考虑疫情地图，而其重要性甚于财富地图。此次抗疫中，正负能量的冲突与交汇，使得国家、民族、地区、社区、单位、家庭、个人种种表现都得到彰显，“人”的价值被无限放大。正所谓疫情无情人有情，比如受疫情影响的债务、信用违约情况，许多人得到了延期处理。人性与物性在较量中再平衡，财富管理也必须重新审视这个前提，回到“以人为本”“德‘财’兼备”上来。 这是疫情之下对人生观、价值观、财富观的重新思考。正确的财富观的引导，将使得我们的财富管理更加有人性化，更加有意义。 二、重新审视个人财富与家庭财富 家，是中国传统核心文化。“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伤害、欺骗和背叛，但也正因此，家才显得格外温暖和亲切”，这句格言道尽人生万般无奈，也道出家的温情和不可替代。 疫情之下，家的功能进一步得到扩充和延展。“同呼吸共命运”的内涵有了新体会；房屋的使用价值得到回归，对房地产重新思考，改善性需求未来可能会有所增强；还有特殊时期的家庭互助，赋予家庭财富管理新的内涵。 疫情之下应该“抱团取暖”，以家为轴统筹财富，追求财富管理更宽、更久、更稳、更温。疫情之后人们对家庭财富、家族财富管理理解会进一步提升。未来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个人财富管理过渡到家庭财富管理的进程会加快，因此要早作准备。 三 、重新审视实体财富与金融财富 财富有两大形态，一个是实体形态，另一个是金融形态。当前，中国正进入高净值人群财富转化密集期，分别是：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代际转换密集期；实体到金融的形态转化密集期；财富创造到财富传承的需求重点转换密集期。很多企业主会选择实体财富转化为金融财富，“脱实向虚”一度蔚然成风——一方面是因为经营压力比较大，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更便于财富代际传承。 金融财富固然有其灵活性，但也易于损耗，尤其是在非常时期。作为家庭来说，实体财富、实体企业经营建议不要轻易丢弃，没有一家老字号不是靠实体、靠实业传承下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日本金刚组是专注于建造寺庙的企业，凭借其在技术上的沉淀和突破存活至今，经营了1400多年，真正体现了日本的工匠精神；徽商胡雪岩创立的中医药产业胡庆余堂传承至今已有百余年，成为中医药的文化符号，品牌也得到光大。而反观其金融产业的代表阜康钱庄，早已在创办经营多年后被挤兑破产，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因此，作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家族企业家，应该重新审视这几年“脱实向虚”的趋势，并反思决策的正确性。 四、重新审视财富创造与财富传承 财富创造难，传承更难，有很多挑战和诱惑，要十分自律。这次疫情，对财富传承也将是巨大的挑战。所谓“富不过三代”，疫情造成了很多人财富缩水，家族财富有归零的风险，甚至为负，财富传承要做大量应对工作。此时应该特别强调家族财富中的一些传承工具，如家族信托、风险隔离、人寿保险、保险金信托等等，要重视并提早考虑、提早安排。 五、重新审视财富外拓与财富内守 疫情过后，高净值客户将会在全球资产配置问题上进行重新审视，不仅考虑投资获利、风险分散、资产转移和财富传承，疫情管控、公共安全体系以及背后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将会作为重要因素加入综合考量中。可以预见，富有的家庭将会在外向投资、境外资产配置、移民等问题的态度上进一步分化，会有更多人将目光转向国内。多年前已经在境外投资创业的机构和家庭，有些也会在疫情之后选择回国，开辟新的战场。未来几年，国内民间投资生态将会有一个渐进的变化。这一进程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六、重新审视资产集中与财富分散 俗语有云，“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可以加上一句，“放鸡蛋的篮子要尽量放到有限的屋子里”。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大类资产配置要相对集中，财富管理方式要适度分散。大类资产种类并不多，如银行理财产品、房地产、权益投资、外汇等，不能盲目扩大范围，错误地以为“越多越好”。 如果不具备跨境投资、期货期权投资条件，没有经验、经历和专业支撑，不要盲目去做，投资要尽量选择在熟悉可控的范围之内。财富管理方式和手段都有很多种，财富管理上要适度分散，避免风险集中。产品组合方面更要多种多样，要灵活持续调整。产品组合问题上要做到“五性合一”，即组合里成长性、风险性、稳定性、盈利性、流动性要同时兼顾。 七、重新审视财富规划与理财计划 疫情对很多行业、对高净值客户产生影响，银行人员更应通过专业财富机构进行良好的财富规划和理财计划，来解决所面临的经营中的流动性问题。财富规划或理财计划讲求长期和短期的搭配。 财富规划从人生轨迹来讲有五个阶段：“只出不进”阶段、“多出少进”阶段、“进出平衡”阶段、“少出多进”阶段、“只进不出”阶段。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财富规划策略，不同生命周期也有不同的策划要求；财富规划还要兼顾到客户的财富需求，明确是强调财富创造、财富增长，还是更侧重于财富保护、转移和传承。 而理财计划应着重于教育、保险、投资创业、税务、养老等主要安排。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要做好日常支出计划，包括：消费支出、储蓄支出、投资支出、应酬支出、保障支出。做好长远财富规划和近期短期理财计划的匹配，在疫情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八、重新审视人工理财与智能财富 受此次疫情影响，线上服务成为特殊时期客户服务的主要方式。针对超高净值人群与高净值客户，线下服务原是客户服务的核心渠道，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客户对7x24小时便捷服务的要求，使得其渠道偏好也不断向线上转移。全球领先的私人银行机构为了应对数字化趋势，都在通过打造私人银行专属移动客户终端，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数字化手段提供实时、定制化的财富管理远程服务。 同时，这也要求财富管理机构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内部运营效率。通过构建完善的系统功能，实现对团队、营销、客户的统筹管理，及时洞察工作流程中的关键问题，实现高效及时的调整，有效把控过程管理。对于服务团队而言，金融机构应提供营销管理、资产配置等智能化系统工具，专业赋能服务团队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 九、重新审视自主理财与委托财管 财富管理有三种形式：全委托、半委托和自主理财。全委托是把交易全部委托给机构，帮助客户操作；自主理财就是自主操作；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半委托”。疫情刺激之下，委托财富管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可以少受突发事件影响，少受时空限制。服务机构要尽快理顺并推出委托财富管理服务流程，在风险合规前提下有序提供全权委托和半全委托管理服务；作为个人投资者也会逐渐适应、接受委托投资带来的便利。 十、重新审视专业服务与增值服务 一方面，要持续增强专业服务能力。要构建涵盖营销团队、专业支持团队、各领域专家团队的差异化客户服务团队，持续挖掘中高端客户各类财富管理需求，建立长期互信的合作关系；要以投研为支撑，支持财富管理机构内部产品研发以及外部产品遴选，不断丰富产品货架；要在资产配置建议、复杂产品销售方面，支持客户经理挖掘高净值客户多元化需求，定制专业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个性化增值服务。本次疫情期间，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针对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务，如跨国急救、跨境教育、医疗保健等。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推出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增值服务，以改善客户体验，增强品牌吸引力和感召力。 本文依据作者4月25日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的中国家族智库论坛第15期上的演讲整理而得，有节选。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交通银行私银中心副总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邀），PB（PRIVATE BANKER）)
以“帮助客户”为核心理念，寻找最合适的理财方式让其资产保值增值，“因需而配，量身而行”是他一直以来所秉承的理财观念。 —— 闫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财富的增长，人们投资理财和资产配置的需求与日俱增，理财客户对于资产配置、金融产品、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和支付操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当下理财市场对理财规划师的关注度日益增加。一个优秀的财富管理师如何更好的为客户实现资产配置？ 今天，平安银行沈阳分行私行中心金融顾问闫宇接受记者的专访，分享他一步一步从“小白”成长为优秀财富管理师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谈及理财观，他表示理财师需要根据客户实际状况与需求，以“帮助客户”为核心理念，寻找最合适的理财方式让其资产保值增值，“因需而配，量身而行”是他一直以来所秉承的理财观念。 他认为，财富规划师的工作，是根据客户所处的年龄，家庭阶段，风险承受能力，收益预期，财富传承等意愿，并结合经济周期，市场各类资产的表现，为客户量身定制财富规划方案。 当谈及目前金融环境时，他分别从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两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投资者，动荡的金融环境下，首要考虑的不是收益，而是本金，并转变过往固定收益的思维模式，分散投资。 记者：如何定义“理财师”？ 闫 宇：“理财师”，我的理解或许用“财富规划师”更为准确。 财富规划师的工作，是根据客户所处的年龄，家庭阶段，风险承受能力，收益预期，财富传承等意愿，并结合经济周期，市场各类资产的表现，为客户量身定制财富规划方案。 但是，目前多数理财师，只是在为客户选一个高收益的理财而已，还谈不上财富规划，这也是我在努力的方向。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金融环境，以及对未来的预估？ 闫 宇：近几年，各种P2P、私募公司、信托公司暴雷，其背后或许是曾经粗放的金融发展模式，和企业激进的加杠杆经营方式，在资管新规下，庞氏骗局的暴露，和去杠杆环境下，资金链的断裂和经营模式的再平衡。 对于监管，如何真正的降低企业融资和经营成本，是否会像发达资本市场一样，从债权融资向股权融资转变，是我们需要观察和监管需要考虑的。 对于投资者，动荡的金融环境下，首要考虑的不是收益，而是本金，并转变过往固定收益的思维模式，分散投资。 强监管、破刚兑、去杠杆是总体趋势，挑选固收产品不再仅看收益率，银行或理财公司的综合实力，管理水平，风险控制能力、盈利能力、管理资金规模、人员配备、系统等多方面因素均应该考量。 资金池从长远看将没有合规发行主体，步履维艰，以单一项目对接的模式将更加主流；应更加注重投资标的本身的资质分析以及风控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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