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业之百年变局 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变；世界政治格局从西方（美国）治下的国际化向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转变；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从美国主导向多边推动转变；科技进步与产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贡献突出；全球治理亟待建立新的框架。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全面重塑，为每个行业带来深刻的机遇与挑战。就金融业而言，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有三个方面： （1）低息环境使传统利源受到挤压； （2）服务对象定位的变迁； （3）科技赋能对传统业态的冲击。 首先，站在全球的角度，最近40年来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利率下行，银行乃至所有类别金融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其次，传统经济形态下，金融业是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服务的行业；而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信息与知识不对称的壁垒消除，金融的服务对象变成普罗大众，金融带有普惠与公益的性质。 第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技术手段对金融业带来深刻的挑战。 这三大挑战背后，是金融行业盈利模式、服务对象、业务开展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 在人们传统观念中，金融服务的对象是社会精英阶层。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震荡，不仅将金融行业中资本狂欢、金融机构自娱自乐的模式推向风口浪尖，更为人们带来一系列沉重的思考： 金融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2建行大学之初心 事实上，金融是服务业，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血脉相通，金融的本质永远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最终指向一定是普惠、共享，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是新金融理念与模式诉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规律与逻辑的终极演绎。 应为中小企业和普罗大众提供服务；然而现实中的金融企业，即便有这个心，也做不到：是为当今金融产业的痛点。 “一切痛点皆为机遇”——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在近期建行大学举行的“数字金融系列大讲堂”授课时说道。 田国立说：“我们常常忘记，真正好的、有创造力的产品往往是源自一份责任感、一份善意、一份感同身受、一份利他之心。唯此不急功近利、愿为长远计的产品，方能成为受欢迎的、对社会有益的、站得住脚的金融产品。” 责任、善意、感同身受、利他之心、为长远计、对社会有益、站得住脚……这些，正是建行大学之设立的初心。 2018年12月17日，建行大学在北京宣布成立。 不同于集中在内部员工培训教育的平安大学与华为大学，也不同于专门为创业企业家提供圈子和资源对接平台的湖畔大学和青腾大学；建行大学是一家既面向内部员工的职业教育平台，也是以“新时代、新金融、新生态企业大学”为发展愿景，推进产教融合、赋能社会进步的教育培训平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初心，建行大学从设立之初，便聚焦社会痛点，围绕资源整合，促进产教融合发展，体现出国有大行的责任与使命。 2019年1月15日，建行大学华南学院延续建行大学“志同道合、善建行远”的校训精神，落地了“愚公学院”，践行“金智惠民”理念，打造新时代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公益教育新模式。 愚公学院设立的初衷，源自田国立董事长分享的“愚公精神”，一方面寓意小微企业必须以坚持不懈的精神，集跬步至千里，为大于其细，致小流成江海；另一方面寓意大智若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没有捷径可以走，必须以执着的信念，下笨功夫，长此以往必成大器。 不可否认，在当今这个风气浮躁、功利化、短视化、一夜暴富心态浓重的社会大环境中，秉持“愚公精神”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建行大学愚公学院，堪称一股清流。 3建行大学成功模式简析 去年底，正值建行大学与愚公学院成立时届一年之际，2019年度中国最佳企业大学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在此次颁奖典礼上，中国企业大学趋势引领奖和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大学这两大业内重量及奖项都颁给了建行大学。可见社会各界对建行大学的认可与嘉许。 建行大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在于它创造性地将产业、教育、金融、科技等因素融为一体，在这个平台上，各方可以提供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并各取所需，互相赋能，相得益彰，形成了强大的正外部性与外溢效应。这正是传统金融业、传统教育、以及传统实业界单靠自身能力无法达及的效果。 举个例子。正在深圳开发打磨智能眼镜投影技术的二次创业者李然，与建行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李然身上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愚公精神”，而这也正是建行所看重的。在经历了几次互访之后，李然得到了数百万元的贷款——事实上，建行与李然的合作不仅限于此。 尽管李然是连续创业者，但在他看来，自己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空白，有许多事情只是知道但没有实操经验。为此，他报名了愚公学院的线下课程，在这里，不仅有创业成功的前辈口传心授“创业经”，也有机会结识创业者的“小伙伴”，扩展人脉。由于愚公学院，建行为李然这位创业“种子选手”所能提供的，就不只是一笔冷冰冰的贷款，而是有温度的知识、技能、还有创业的同路人，乃至上下游产业资源，等等。 火乐科技的胡震宇，从2011年开始创业，在罗湖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当时员工只有五六个人。2019年的双十一购物节，胡震宇的销售额突破1亿，位于科兴科学园B座的办公室腾起一阵欢呼。 2019年同样也是胡震宇以授课专家身份参加建行大学愚公学院的“创课堂”项目的第一年。胡震宇表示，自己创业的9年来，“九死一生，几乎该踩的坑都踩了，该交的学费都交了”，现在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让后面的创业者少走弯路。 今年疫情期间，愚公学院面对当时小微企业普遍的痛点，开设了《疫情期间深圳扶持企业措施深度解读》的公开课。深圳齐物教育创始人房巧红当时正在为客户推迟复工延迟打款而焦急万分，同时自己的公司能否复工、一系列复杂的申请手续、防疫物资如何筹备，也令房巧红一筹莫展。困顿中的房巧红点开了建行愚公学院的课程，本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而两期课程听下来却如获至宝！ 房巧红说，讲师虽然不是大咖，但所讲的内容直指中小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例如各区房租减免政策、社保公积金延期、各种补贴政策的申请平台，以及企业应该如何开源节流、怎样活下来……这一系列话题仿佛一场及时雨，帮助房巧红度过了难关，更重要的是给了房巧红这样的创业者以信心和温暖，让他们知道，有人一直在默默地关心守护着他们。 此外，疫情期间愚公学院与深交所联合推出“云路演”、“云宣讲”和“云对接”系列活动，通过科技手段把政府机构、创投、创业企业、孵化机构“搬到云上”，让投资机构与创业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经济、高效、透明的方式进行对接，为中小创新企业提供政策、资金以及产业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云平台活动已经举办了7场，总共吸引1466人次观看。不要小看这1466人次，这些可都是政府机构、创投、孵化器以及创业企业，对他们而言，每一次“云上对接”都可能决定未来的命运。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建行大学愚公学院本着“一切痛点皆为机遇”的初心，打造连接教育、产业、创业企业、创投、政府的全方位平台，使得各方发挥所长、各取所需，实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普惠化和共享化。 4惠及全社会的闭环效应 工业化时代，所谓创业就是获得资金、购买设备、生产产品、赢取利润。在这个逻辑闭环中，没有创新的概念。工业化的逻辑下，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业的模式。 当今时代的创业，更多的是创新，这既包括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任何一处的创新，都可能释放新的生产力，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在传统工业化逻辑下，银行天然要为财大气粗或者已经成功的企业提供贷款，因为他们销售渠道稳固、社会关系广泛、抗风险能力强，因此工业化时代的金融业天然是服务精英人群的；到了信息化时代，创业企业的模式本质是创新，而创新的来源往往在于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甚至在高校——因此，银行需要服务更广泛的人群，不论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普罗大众。可见，这时候金融业已经天然具有普惠的性质。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每一家银行都在探索以新金融理念服务中小创新企业的模式。而建行无疑是走在前列的。 今年疫情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收效甚微；中国则率先提出“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强调“定向”实施宽松的政策。 事实上，问题并不出在数量，而是出在结构。宽松政策释放的资金，无法去到最需要资金的末端——这才是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病根”。 对此，田国立先生认为，如果把金融比作水，那么金融体系便是“水利工程”；银行与金融机构应当做的，是完善金融体系这个“水利工程”，使得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与普罗大众能够享受到“金融甘泉”。 如何做好金融“水利工程”，自然要通过创新。在我看来，无论是“创业者港湾”还是“建行大学”等项目，都是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如果说创业者港湾是在创业圈子内部形成闭环，那么建行大学则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形成全社会的闭环。 这两项创新，是建行向中小创新企业以及普罗大众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工具；建行在国有大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为全行业树立了标杆。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小创新企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持经济增长、承担创新、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而中小创新企业的发展，一靠资金、二靠人才、三靠技术——这三者中的后两者，要靠教育来提供。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提供的基础教育是一方面，而企业大学所提供的职业教育是另一方面，两者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教育提供人才，提供科技，而科技和人才为企业和创新赋能，最终指向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这正是金融服务实体和普惠金融的终极意义。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当地时间9月12日，英国牛津大学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将恢复和药企阿斯利康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此前，该试验因一名志愿者接种了试验性疫苗后出现不明原因疾病而暂停。 声明称：“作为试验的一部分，全球约有18000人接种了试验性疫苗。在如此大规模的试验中，预计会有一些参与者出现不适的现象，必须对每一个病例进行细致的评估，以确保对安全性进行谨慎仔细的评估。” 目前，牛津大学方面并没有透露该试验具体将于何时恢复。
9月8日，走进宁夏西吉县吉强服饰有限公司的大厂房里，整洁宽敞的车间，近百个女工在制衣机前忙碌缝制。 40岁的李军霞是一位在车间工作的妇女，家中有两个孩子在读高中。她说道：“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自己不懂上学的好处，现在长大为人父母，才明白读书的好处。如果时光倒流，我就一定会念书。”于是她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她的大儿子非常有想法，今后想在动漫发展，于是学习美术。她和老公一起努力工作，2018年他们贷款在幸福家园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在车间工作，李军霞负责安全衣的口袋工序，现在一天能做300多件，每月工资1800保底。她开心的笑道：“希望我以后日子能越来越幸福，儿子们能考上大学，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41岁的王渊2016年从白崖乡移民到民生家园，家中两个孩子以前在乡下学习，在村子里孩子不好好学，基础薄弱，而且家里经济困难。搬到县城后，王渊有了稳定的工作，每天工作九个半小时，每月能挣两千多。她的丈夫在银川做装修，一年有三万多的收入。他们认为“干的多，挣得多”。于是两人齐心协力地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她嘴角露出笑容说道：“以前在家里种庄稼，现在到车间里打工，特别满意现在的工作。对我一个女性来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挣得还可以。但家里老人还在治病，经济上仍有压力。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多挣一点钱，让家底再厚一点，供两个孩子考上大学。” 优小缠今年42岁，以前在乡下开的小店，家中有四个孩子，丈夫在收费站工作。后来陪孩子来城里上学，为了照顾孩子们，她便在车间工作，照顾孩子之余也有了稳定收入。“我努力工作，让孩子上好的学校，考上大学。”优小缠开心地说着。魏变卓也是车间的一员，2019年9月来到车间工作，负责衣领缝制，每月拿着3000元的工资她很是满意，她也希望自己多赚钱供孩子考上大学。 宁夏吉强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是宁夏西吉县2019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主要生产欧美政府采购订单。公司有各类服装加工设备180余台（套）。疫情期间，产量从百分百下降到了60%，但工厂坚持不裁员，甚至继续扩招员工。今年2月28日，企业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的前提下复工复产，上半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25.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00.6万元，利润总额7.9万元。 园区管委会主任马耀宏介绍，员工通过园区管委会，劳动就业等方式招入，每位员工先进行入园法律法规培训，然后进行技能培训，由企业负责在岗培训，培训期为两个月，期间有保底工资1800元，除此之外，培训期间还有劳动就业补贴。 宁夏吉强服饰技术负责人陈光平说道：“福建与西吉对口帮扶协作市县，政府招商，厂房建好，还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做企业的尽一些社会责任也是应该的。恰好服装生产劳动力资源需求量大，这里人力资源丰富，虽然我们的物流费用仍然较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后续扩大规模，招收员工，带动就业能力。目前车间有150多名员工，其中建档立卡户128户，人均月收入2100元左右，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有效带动126户建档立卡户稳定脱贫。”
神奇“大脑”浙江造 朝计算机念一句《春晓》的诗句，它就能凭“记忆”很快接着念下去；朝它喷杀虫剂，它可以显示“注意有毒气体”的感知反馈……9月1日，记者从浙江大学了解到，浙江大学联合之江实验室于近日共同研制出我国首台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类脑芯片的类脑计算机（Darwin Mouse）。 它是目前国际上神经元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包含792颗浙江大学研制的达尔文2代类脑芯片，支持1.2亿脉冲神经元、近千亿神经突触，神经元数量规模相当于一个小鼠大脑，大大提升计算性能。相比传统计算机的高能耗问题，该类脑计算机的典型运行功耗只需350瓦至500瓦。 与此同时，团队还为类脑计算机研制了“管家婆”——达尔文类脑操作系统（DarwinOS），用以实现对类脑计算机硬件资源的有效管理与调度，支撑类脑计算机的运行与应用。 记者在实验现场看到，在类脑计算机的智能中枢控制下，3台外形相似的机器人通过语音移动指令，合作开展抗洪抢险任务演练。1号机器人凭借自带摄像头在场地巡逻，发现堤坝缺口后，就呼叫负责工程的3号机器人前来修坝；搜寻到倒在地上的模拟伤员的人体模型后，1号机器人又呼叫负责救援的2号机器人前来救援。 “用硬件及软件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构造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系统，这种新型计算模式就是类脑计算。其特点在于存算一体、事件驱动、高度并行等。”研究团队负责人、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潘纲说，计算模式和体系架构的转变是类脑计算机与传统计算机的最大差异。类脑计算机是借鉴生物大脑设计的，算法不断变化，这使得类脑计算机有望改变以往数据驱动的信息处理方式，具备更低的功耗与更强的智能，有望在更多复杂条件下完成任务。 2015年和2019年，浙江大学分别研制成功达尔文1代和达尔文2代类脑芯片，这次的成果是将数百颗达尔文2代类脑芯片集成起来，形成一台“进阶版”类脑计算机。目前，基于该类脑计算机，浙江大学与之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已实现多种智能任务，包括抗洪抢险场景下多个机器人协同工作；用类脑计算机模拟多个不同脑区，建立了丘脑外侧膝状核的神经网络模型，仿真不同频率闪动的视觉刺激时该脑区神经元的周期性反应；借鉴海马体神经环路结构和神经机制构建学习—记忆融合模型等。 科学家们表示，未来类脑计算机既可用于生活中各种智能任务的处理，开拓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也可用于神经科学、脑科学研究，为神经科学家提供更快更大规模的仿真工具，提供探索大脑工作机理的新实验手段；还可植入手机、机器人，产生新的智能服务体验。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美国东部时间8月31日晚6时，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6023368例，死亡183431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32403例，新增死亡426例。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各地大学疫情向校园外蔓延，并感染周边社区，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对今年秋季开学的其他学校来说不是好兆头。过去两周人均新发病例上升最多的20个都市区中，近一半是大型公立大学刚刚重新开学的大学城。如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已有超过1200名学生及166名教职员工感染。
8月24日上午，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南大环境）作为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企业，在深交所正式登陆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在10时29分，股价上涨至206元，按照总股本4800万股计算，其市值高达98.88亿元，离100亿元仅一步之遥。记者了解到，这是南京江北新区又一家上市企业。自2017年以来，江北新区直管区新增上市企业11家，总数达20家。 记者了解到，南大环境位于南京江北新区葛塘街道，是百年名校南京大学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建有江苏省区域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南京市挥发性有机废气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分站等高水平研发平台；在环境综合治理、污染控制、环境修复等领域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经过多年的研发、业务实践应用积累，已拥有成熟行业案例数据库、丰硕的研发成果、高水平人才队伍。自2012年改制成立以来，公司已为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工业企业提供环境专业各领域的环境技术服务，业务领域覆盖环境服务行业的全产业链条。 据南大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我国第一家以环境技术服务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以及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首家高校上市公司，南大环境将继续秉承“诚朴雄伟、励学敦行；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南大精神，保持“学府智慧、绿动未来”的初心，不断提升技术和研发实力，利用综合性院校的科研优势，为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描绘南大方案，为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南大力量。 另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任洪强，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南京江北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潺嵋等领导看望了场外观看仪式直播的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南大环境的管理人员、专家、员工及家属代表，并合影留念。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江苏省政府副省长马欣，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任洪强，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证监会江苏局局长鲁颂宾，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光辉、江苏省金融局局长查斌仪，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翁国玖，南京江北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潺嵋等领导以及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环境学院、骨干校企的有关领导和南大环境的专家、员工和家属代表出席了活动。
近日，美国国务院官员敦促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剥离中概股，并披露其指数基金中持有的中国资产状况。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8月1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互为重要投融资伙伴，双方从金融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人为设置障碍，不符合双方资本市场利益，我们敦促美方，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那么，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持有多少中概股？当前哪些中概股面临的外部风险更大？ 据记者梳理，当前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约100家，资产管理规模约4750亿美元。根据全美学院和大学商务官员协会编制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6月，外国股票在大学捐赠基金中占13.9%。由于相关基金并不披露具体持仓，假设该部分全部配置到新兴市场指数，那么根据中概股在iShareMSCI EMETF（安硕MSCI新兴市场ETF）中的占比（不足13%），大约规模仅为84.4亿美元。而阿里巴巴ADR（美国存托凭证）的总市值就高达6863亿美元，美国中概股的总市值则约为1.8万亿美元。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中概股敞口有限 所谓大学捐赠基金是指，大学获得的社会各方包括法人实体、自然人等给予的捐赠，属于公益捐赠，如耶鲁、哈佛大学等捐赠基金的资产配置能力常常为人称道。 根据彭博数据，美国资产管理规模前十的大学捐赠基金分别为：哈佛大学（409亿美元）、德州大学（310亿美元）、耶鲁大学（303亿美元）、斯坦佛大学（277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261亿美元）、麻省理工大学（174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147亿美元）、圣母大学（138亿美元）、德克萨斯农工大学（135亿美元）、加州大学（134亿美元）。100家大学捐赠基金的整体规模约为4750亿美元。 捐赠基金通常有内部投资团队，也会将部分资金委托给共同基金管理，而这些基金管理人则将此视为最高的荣耀，因为捐赠基金对收益的要求往往较高。 “这些捐赠基金是不是真的会将中概股剔除，现在判断还太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前投资经理在邮件中回复记者称。 捐赠基金很少披露具体持股情况，哈佛管理公司和德州大学投资管理公司是为数不多的持仓可查机构。根据彭博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哈佛管理公司的第一大持仓就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持仓市值9824万美元），而后依次为优步（9361万美元）、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帕洛阿尔托网络（Palo Alto Networks，9105万美元）、脸书（4450万美元）等，与中概股相关的持仓仅有领航富时新兴市场ETF。 根据领航富时新兴市场ETF披露的十大持仓股，阿里巴巴为第一大持仓股（7%），京东排名第二（0.9%）。该ETF总规模为861亿美元，十大持仓股占比26.7%，由此，阿里巴巴和京东获得的资金流入约为229.887亿美元，当然这些资金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投资者。 可以观测一下安硕MSCI新兴市场ETF，该ETF是美国市场上最大的新兴市场ETF，也是众多基金的业绩基准。假设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中概股敞口都是通过配置类似ETF获得，那么只要大致估算其中的中概股占比，就可大致推测美国捐赠基金的中概股敞口。经记者测算，安硕MSCI新兴市场指数ETF中的中概股持仓比例约为12.97%，具体公司按持仓高低依次为：阿里巴巴（7.6%）、京东（0.99%）、网易（0.61%）、百度（0.53%）、拼多多（0.39%）、新东方（0.31%）、百盛餐饮中国（0.3%）、携程（0.21%）、唯品会（0.13%）、万国数据GDS（0.1%）、华住集团（0.08%）、58同城（0.08%）、汽车之家（0.08%）、跟谁学（0.08%）、JOYY（0.08%）、哔哩哔哩（0.07%）、移动电信（0.07%）、再鼎医药（0.07%）、爱奇艺（0.07%）、陌陌（0.05%）、和记中国医疗科技（0.04%）、微博（0.03%）、宝尊电商（0.03%）、前程无忧51job（0.03%）、虎牙（0.02%）、诺亚控股（0.02%）。 按此粗略计算，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总规模近475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股票敞口最高占比13.7%，其中中概股的敞口最高占比则为12.97%，计算可得，最高敞口仅为84.4亿美元。当前，约有252家中概股在美上市，总市值约为1.8万亿美元。 仅需警惕不符合二次上市要求的公司 事实上，随着港交所放宽“二次上市”标准，众多中概股已经或有意赴港上市，中概股面临的外部风险已大大缓解。 京东、网易“二次上市”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亚太区投资银行主管金弘毅对记者称，“二次上市”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买保险”以防未来美国上市收紧，另一方面也起到带动股价的作用，拓展了投资者群体，从股价表现可看出投资者对中概股回归表示欢迎，甚至带动了其ADR股价。 未来，这一势头仍将保持强劲。瑞银认为，假设未来12个月中，符合标准的42家公司在香港“二次上市”，平均发行规模为总流通股数的5%，则募集资金总额为270亿美元，约为香港过去12个月IPO金额的70%，或IPO加上“二次上市”金额（5220亿港元）的40%，港股流动性足以承接。 摩根士丹利此前的研究显示，可能需要警惕的只是那些外资持股比例较高、同时又不满足港交所“二次上市”的公司。研究显示，这些公司不足20家，包括中国九福来（市值36.22亿美元，最近财年营收1800万美元，美国资金持股68.4%，外资持股68.4%，下同），波特控股国际公司（13.85亿美元，300万美元，0%，71.5%），虎牙公司（12.86亿美元，12.12亿美元，74.7%，90.4%），诺亚控股（12.49亿美元，4.91亿美元，30.3%，53.7%），新风医疗（10.51亿美元，3.54亿美元，119.3%，130.7%）等。 港交所对于“二次上市”的主要要求是：上市市值大于400亿港元，或上市市值大于100亿港元且营收大于10亿港元；同股不同权（WVR）的任何受益人必须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同投票权股份的投票权不得超过普通投票权的10倍；相关公司最近至少两个财年有良好的合规记录。 事实上，业内认为，无需对中概股过度担忧，据记者了解，也有部分市场化的美国共同基金近期在密集调研优质中概股，并伺机加仓，其中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是最被频繁提及的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针对大学捐赠基金的相关新闻爆出前，早在今年5月就有消息称，美国希望重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这也使市场开始担忧，美国养老基金对中国资产的投资或将收紧。当时，曾报道，这类养老金的中国资产敞口也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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