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2020年中国不仅是全球唯一维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是最早回到疫情前产出轨迹上的国家，预计中国2021年GDP增速将回升至9%，尤其看好消费复苏行业。中国资产方面，他认为，沪深300指数明年底有望涨至5570点。 邢自强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总体方向是在全球疫情中“先进先出”，供给恢复快，建筑施工和出口两大板块率先强劲复苏，此外消费和服务业也在四季度总产出呈现迎头赶上的势头。实际总产出在二季度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更有望在四季度回到疫情前的轨迹，即同比增速回到6%左右，大致弥补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短期冲击。换言之，中国不仅是2020年唯一维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是全球最早回到疫情前产出轨迹的。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邢自强认为，2021年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下半场。与上半场不同的是，私人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等内生动力将唱主角, GDP增速将升至9％。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将回归常态化，政策刺激将逐步退出。 “我们尤其看好消费强势复苏，今年消费数据由负转正的主要支撑因素是就业市场好转、额外储蓄释放和线下聚集消费行为恢复。”邢自强说，一方面，今年出口强势不仅带动制造业就业，还对相关服务业就业带来溢出效应，预计明年在疫苗加持下，服务业就业将完全回到疫情前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疫情维持稳定可控，这部分过剩储蓄将有望在2021年释放，有利于明年支撑消费。 具体行业方面，邢自强认为，鉴于病毒检测及追踪手段愈发纯熟、二次疫情风险可控，摩根士丹利跟踪的出行指数显示数个主要城市二次疫情发生后出行等活动的恢复时间越来越快，对于实体经济和生活状态的影响大幅降低。如果疫苗研发顺利，接种范围有望从明年二季度开始扩大，线下经济的密集接触性行业，如体育、旅游、个人护理等，有望取得巨大恢复。 对于中国资产明年表现，邢自强说，基于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企业盈利复苏、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以及长期结构性增长机会等因素，沪深300指数明年有一定的温和上涨空间。具体点位方面，摩根士丹利策略团队的判断是，沪深300指数明年底有望涨至5570点，也就意味着还有15%左右的上涨空间。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理由：虽然随着政策常态化，超额流动性将逐步退潮，估值扩张或难以继续，但企业盈利增长仍将受益于经济持续复苏及再通胀而维持景气。但基于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趋势，其他经济体和市场也会恢复元气，中国和海外经济之间的增长差将收窄，中国“一枝独秀”跑赢全球其他市场的程度可能不会像今年一样显著。 外汇方面，基于美元走软的预期，人民币或还将小幅走强，邢自强预计明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升至6.4左右的水平。但他同时认为，更重要的关注点是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正迈向快车道，在各种地缘政治噪音之外，全球对于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将不断上升。 “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突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保障中国资本流入、减少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下的融资和支付风险、实现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性。”邢自强说，中国未雨绸缪，更加开放金融市场，吸引全世界配置人民币资产，以保证资本流动的畅通性。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空前刺激政策易放难收，在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中国当前保持了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主权资产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对于长线投资者和外汇储备管理者颇具吸引力，也为人民币资产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良机。
1月26日股债双跌，市场主要是担心央行政策急转弯，过度收紧流动性。具体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天早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收回780亿元资金，在最近三周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扬接近2.8%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后导致交易所隔夜利率GC001一度超过6%，加权平均值升至4.4630%，R007和DR007这两天也都超过3.0%。二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马骏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未来这种情况是否会加剧，取决于今年货币政策要不要进行适度转向。” 马骏博士的风险提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其身份之外，时点恰好是在市场信心已经非常脆弱的时候。市场近来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已经酝酿了几周。A股和港股市场连续多日上涨之后，投机心态不断加重，投资者必然担心央行和其他监管部门为防止泡沫而采取一些措施，因此已经有些风声鹤唳。DR007不断上行，表明银行间流动性日趋紧张。而此时央行还回收长期资金，1月份通过MLF/TMLF到期但仅部分续做而净回收405亿元人民币。本周二在有800亿元OMO资金到期的情况下央行几乎没有展期，这就好比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我相信我国经济因为疫情再度恶化还在面临一些风险，因此即使最近股市火爆，货币政策突然转向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市场对此的惊恐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关于货币政策转向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几位最主要操盘者已有直接清晰的表述。去年 11月6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就指出“疫情特殊时期的政策不能长期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则表示“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在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不急转弯”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是要“转弯”的，二是这个“转弯”的幅度是温和的，且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的。而央行行长易纲在前天的达沃斯论坛上则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中国不会过早退出支持政策，会避免政策悬崖，但也会关注风险”。我相信这几位讲的都是大实话。宽松之后，政策调整是必需；但疫情之下，调整的步伐是温和的，节奏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控的。其实，马骏博士虽然提示了风险，在同一个采访中也认为“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 但问题来了。市场流动性为什么紧张？为什么近期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上行？是央行故意要收紧流动性供给以此来给市场降温吗？我认为，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因为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其他一些特殊因素导致短期内流动性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忽视或低估某些因素，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就会出现力度不足，导致银行间利率的过度波动。央行应该加大力度研究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境内流动性管理问题，从而改进公开市场操作。当前金融结构下，一定程度的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不可避免，甚至有些必要。但央行还是要避免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过大的波动，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央行或许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抑制股市地产泡沫，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这种做法往往效果有限，但成本很高，伤及实体经济。 先谈一下市场流动性为何紧张。除了缴税季、年初放贷高峰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需求等常规扰动因素之外，相比往年，最近一段时间流动性紧张既有特殊的供给因素，又有特殊的需求因素。有些与地产和股市有关，有些则无关。 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最近银行代客结汇快速上升。去年6月初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触底反弹，11月初因为欧美二次疫情和美国大选等因素，人民币再度快速升值，前后共升值约10%，到12月时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已经较为强烈。去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强劲，而因为原油价格暴跌和出境游中止等因素，我国经常项目盈余急速上升，二季度和三季度经常项目盈余暴增至1102亿美元和922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季度最高值，四季度有可能更高。实际上，在12月前，企业和家庭结汇意愿并不强，银行的外汇存款持续上升。但到12月时，外汇存款下降16亿美元，结汇突然上升，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跃升到652亿美元，而在11月还只有35亿美元。有人可能会问，银行买入美元，卖出人民币给居民，只要居民不取现，人民币不是还在银行里面吗？这个说法没错，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存款准备金这个因素。以去年12月为例，652亿美元的结售汇顺差会将4240亿元人民币从银行的超额储备转户转到居民存款账户，若以9.4%的平均存准率来计算，即使不考虑任何取现，也会实际减少398亿元人民币的银行间流动性。可以预见，今年1月份结汇数字可能更高，因此有可能会有更多流动性被冻结。 有人可能还会问，以前居民结汇增加的时候，直觉上人民币流动性是上升而非下降的。事实确实如此，但今非昔比。这里的关键在于央行是否从商行购汇。以往商行代客结售汇后，转手就把顺差卖给央行来获取人民币。从这个渠道释放的人民币叫“央行外汇占款”，它曾经是我国基础货币的最主要来源。但从2014年中期开始，随着资金流动方向的变化以及央行汇率机制的变革，这个渠道主要是回收而非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即使在经常项目盈余高企、人民币升值的2020年下半年，央行还是坚持了不干预政策。2020年全年央行卖出外汇回收了1009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去年12月回收了329亿元人民币。央行在去年12月收回人民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充裕，DR007在12月中旬一度掉到1.6%左右。 二是大量资金通过港股通南下投资港股。美国大选之后，国际投资者认为投资中国股市的风险降低，加上中国经济表现优异，因此境外资金开始再度看好港股。另一方面，在A股多日上涨之后，最近港股被越来越多的境内投资者认为是价值洼地。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5日，恒生指数上涨14%，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9%，吸引众多境内资金通过港股通渠道投资港股。 根据我们的统计，扣除陆股通北上资金之后，因为沪深港通净流出到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在去年三季度是1774亿元人民币，四季度是571亿元人民币，而在今年1月的前26天就高达1758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港股通交易是以港币计价，但以人民币结算的，如果经过港股通净购入港股的资金超出通过陆股通净购入A股的资金，人民币就会流入香港，减少境内人民币的供给。 三是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境内人民币流动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2011-2014年的人民币国际化初期是比较严重的，那几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海外对人民币需求强劲，人民币跨境贸易付收比在1.4到2.6之间。以付收比2为例，我国在跨境贸易中每支付2元人民币，只回收1元，另外1元就是净流出，在海外沉淀下来了，形成了一些境外的人民币资金中心。这中间最大的就是香港，其人民币存款余额从2010年底的3149亿元人民币一直涨到2014年底的一万亿元。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讲，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流出是一件好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但从境内流动性的管理来讲，需要及时调整来应对人民币的流出，以免造成境内人民币流动性过于紧张的局面。 2015年由于人民币贬值，付收比掉到0.85，但之后又回升至1.4左右，2019年稍回落至1.3。2020数据尚未公布，但由于最近人民币升值预期快速上升，付收比必然会显著提高，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流出的规模必然上升，会给国内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上几类特殊因素加总起来，在边际上对近期银行间流动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央行内部对短期内的人民币流动性供需肯定有其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但不排除在特定时间内，因为情况的变化，低估乃至忽视某些因素对银行间流动性的影响。央行或许需要改进其模型，必要时应根据新情况来调整流动性供给，从而平抑银行间市场利率，避免其过度波动而扰乱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接下来讨论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房地产泡沫。我认为这个猜测比较牵强。首先，由于措施得当、未雨绸缪，本轮宽松政策并没有大规模刺激房地产行业，当前房地产泡沫并不严重。根据百城房价指数，2020年我国房价平均上涨3.3%，涨幅显著低于之前四年，尤其是2016年的12.2%和2017年的13.4%。如果说有泡沫，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发生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背后原因复杂，既反映了某些中长期因素，也和疫情及学区房政策等因素相关，绝非单纯由所谓的流动性泛滥所推动。其次，中央已经找到更为合理的抑制地产泡沫的方法。去年疫情之下中央在制定宽松政策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没有像之前那样在需要拉动经济时大幅刺激房地产行业，反而是先推出“三道红线”，控制重点房企融资需求；接着央行与银保监会在去年底联合出台通知，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划分五档，分档设定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的“两道红线”，旨在从资金供给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限制。在“五道红线”的紧箍咒之下，通过调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来抑制地产泡沫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最后，从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来看，通过紧缩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做法对抑制房地产泡沫效果不大，但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副作用可能很大。比如2013年6月的“钱荒”之后，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百城房价指数同比增速由当年5月的6.9% 一路上升到12月的11.5%。 那央行是否有意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拉升银行间利率来抑制股市泡沫，包括港股市场的泡沫？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操作框架确实也是全球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有趣课题。但我认为这个意图不强，这方面的操作难度非常高，我国央行不会轻易涉足，尤其是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之下通过调节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和银行间利率来防止与抑制泡沫。即使涉足，效果未必理想，副作用可能会较大。 股价是否和银行间流动性直接相关呢？两者肯定有关系，但和房地产市场类似，股价的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简单画个R007和股价的图，就会发现相关性很弱，即使有，也很复杂。进一步来看，信贷增速和股价的相关系数要高很多，但在某些时段相关性也较弱。比方说，在本轮政策宽松周期中社融同比增速已经在2020年10月见顶，但股市却在过去之后进入牛市。背后的原因既有强劲的经济复苏，也有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对中美摩擦降温的期待），还有就是因为种种因素导致的市场预期的变化。然后我们发现，银行间市场利率和信贷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其实不强，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传导机制并不固定，需要仔细分析。国际上主要央行之所以没有正式将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他们的调控目标，关键是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极为复杂，货币条件只是其中的一环，有时甚至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环。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来抑制股市泡沫，有时效果可能显著，但也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误伤。央行是否能够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精准抑制股市泡沫，但又同时避免“急转弯”，从而保障经济在稳定运行？至少我认为这在操作上是极为困难的。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央行认为港股有泡沫，是否应通过某些货币政策操作来干预境内投资者的港股投资？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这些新问题会逐渐浮现出来，值得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研究。在现阶段，我认为还是选择不干预较好。除了上面讲的原因之外，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一国央行没有必要为了境外的股市波动而特意调整其境内的流动性。大部分货币政策（包括调节银行间流动性在内），因为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有影响，所以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能为了单一的市场而动用覆盖面很广的工具，更何况是境外的市场？ 这篇文章谈的是几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清楚。简而言之，我认为，今年央行等宏观调控与监管机构会谨慎行事，根据疫情等实际情况让货币政策逐渐回归中性，不会“急转弯”，市场没有必要对最近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行而过于担忧，未来几周央行大概率会调整流动性供给，引导银行间资金利率下行至合理区间，比方说引导DR007回到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2.2%附近。央行或可进一步完善其短期流动性供需因素的分析框架，尤其是考虑到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所导致的短期人民币流动性的萎缩。在防范泡沫和控制杠杆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形，在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的前提下，诸如“五道红线”等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优于无差别的控制银行间流动性。从过往的经验教训来看，短时间内过度收紧银行间流动性并不能真正解决杠杆和泡沫问题。
摘要：在长期，均衡汇率取决于相对购买力，并可通过经常项目盈余或逆差反映。在短期，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均衡决定，国际货币汇率由其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所决定。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明显进展，分析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决定时，需将国际市场主体大量增持人民币资产及相应的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纳入考虑。总体看，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空间，应对人民币升值趋势，中央银行应顺应产业对外转移和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强调对外投资“本币优先”，鼓励境外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并广泛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推动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货币锚，对冲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竞争力损失。同时，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交给市场决定，顺势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更好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配置资源，更快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正文 最近，人民币汇率升值较快、幅度也比较显著，各界关心“人民币是否进入升值通道”并进行相关讨论很正常，也确有必要澄清认识并形成清晰的应对思路。在我看来，当前在分析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及其波动趋势时，一方面要回归本源，亦即回到汇率决定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并从短期和长期视角分别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当前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有效应对。 一、人民币汇率长期均衡水平取决于相对购买力 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取决于其相对购买力。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均衡汇率水平体现在两种货币的相对购买力上。货币购买力怎么表现出来？一种间接衡量标准是类似于“汉堡包指数”这样的参考指标。经常在中国、美欧之间穿梭生活、工作的人，对货币相对购买力会有深刻的体会。比如，在美国纽约和中国上海购买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某种日用品，住差不多标准的五星级酒店，吃一顿相似规格的晚餐，往往可以明显体会到货币的相对价格及其差异。 第二个间接指标通常可以体现在经常项目盈余上。货币相对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类商品在国际市场流通的时候更便宜。当人民币汇率低估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肯定更具有竞争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上一些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超市里，相当比例和数量的商品都来自中国。为什么？因为相对价格便宜，商品有竞争力。也正因为此，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将近4万亿美元。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经常项目盈余一定会镜像地反应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流出。国际收支表是一个会计平衡表，永远是左右相等的。由经常项目盈余导致的资本和金融账户流出，可由央行购汇并进行对外投资来实现。通过央行大规模购汇和对外投资的形式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一般或多或少要借助资本和外汇管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可控，维护境内企业及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央行不干预、不购汇，则需通过私人部门交易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是通过私人部门境外资产增减以及相应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实现国际收支数量上的平衡。同时在价格上，这种调整将体现在汇率变动上，外汇供需数量上的变化会导致汇率水平不断地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呢？理论上，汇率应调整到实现经常项目收支大体平衡的程度。这时，经常项目盈余国家不再通过经常项目对外输出储蓄，这时就形成了长期均衡汇率。 二、短期内汇率均衡水平由外汇市场交易决定 短期来看，汇率是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通过交易达到均衡的结果。异质性的市场主体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外汇交易，主要出于以下几种目的。一是从外汇市场上获得该货币，用以国际支付或债务清偿。二是出于投资目的，用以持有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或其他资本品。三是进行流动性管理，确保随时具有一定的支付或清偿能力，并使之保持在合意水平。四是套期保值，当市场主体持有非本币资产后，需要管理好货币错配风险，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交易，规避汇率风险。 在外汇市场，市场主体出于上述目的产生了广泛的外汇交易需求，外汇市场主体是异质的，对升值、贬值的预期和风险承担能力不一样。一个成熟、交易活跃、流动性充沛、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能够充分吸收和反映所有不同目的、不同预期、不同体量的市场主体的各种外汇交易需求。这个通过广泛交易形成的汇率，是一个均衡价格，就是短期内某种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不妨以大家熟悉的美元汇率为例来分析。关于美元汇率，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是美元指数。近年来美元总体比较强势，多数情况下美元指数都在95以上，一度曾超过100，但近期美元呈贬值态势，最近跌破了93。美元指数是美元对其一篮子货币形成的综合指数，但具体到美元兑换每一种货币的汇率，比如美元兑欧元、日元的汇率是怎么形成的呢？从中长期看，也是取决于美元的国际购买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美元兑欧元或日元的相对价格。而从短期看，则取决于美元外汇市场交易。美元外汇市场是怎么构成的？总体看，美元外汇市场是所有分布在全球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基于其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对冲需要进行广泛交易构成的。从数量看，美元的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约6万亿美元，其汇率就是这日均6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决定的，而且这是一个均衡汇率。大家想一想，有哪个国际对冲基金、国际机构能靠一己之力撼动这日均6万亿美元的交易量呢？所以，美元汇率、美元指数的波动，都反映了所有异质性全球市场主体对美元的预期以及其风险偏好，反映了其对冲风险、管理流动性的需要。这是一个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比较透明、可预期的均衡汇率，具有相对稳定性，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出现非理性大幅波动。 再进一步考察其具体结构分布。在这6万亿美元的全球日均美元外汇交易量中，只有1.2万亿美元左右发生在美国本土，其余约4.8万亿美元都发生在美国境外，属于离岸美元外汇交易。因此从数量上看，离岸美元外汇交易在美元汇率的决定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离岸美元交易脱离了美国司法管辖，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并不能直接管理或干预。可见，美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并不能决定美元汇率，或者说，美国当局并没有美元汇率的“主导权”或“定价权”。这实际上是任何国际货币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国际货币，由于非居民国际市场主体广泛持有和交易，其汇率由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价值判断、预期和流动性管理等因素共同决定，其货币当局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管理和决定其汇率的。 三、人民币国际使用对当前国际收支平衡及汇率波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近期一个讨论会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他提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有1100多亿美元的流入，而资本和金融项下，证券投资净流入加上FDI约500亿，如果不考虑47亿美元的FDI，则证券投资项下就有420多亿美元的净流入，同时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几乎没有变动。按照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经常项下的资金流入一定对应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资金流出。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呈净流入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如何平衡？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的跨境资金流出的主要渠道是什么？怎么解释最近人民币汇率出现的明显升值？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过去我们判断国际收支及其平衡的时候，更多地考察国际货币，比如重点看美元的流量和存量。但在人民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国际偿付和投资手段时，在考察国际收支平衡表时恐怕要转换视角。当前，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日益提升，国际化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例超过了40%。其中，在证券资本项目下，超过90%的跨境结算是用人民币来实现的；在直接投资项目下超过50%；在经常项目下比例相对低一点，约在15%-18%左右。这组数字的含义是，中国的国际投资贸易活动，尤其是资本和金融项下，已经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用人民币实现跨境结算的。这种情况下，考察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决定的时候就不能仅限于分析美元及其结售汇情况。 在国际收支中，在经常项目下实现盈余，必然表现为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流出。如果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外汇储备变动不大，这意味货币当局已退出了常态化的外汇市场干预。因此，经常项下1100多亿美元的盈余，理论上完全由私人部门实现净资本流出。问题是，证券投资项下420多亿美元和FDI项下的47亿美元又进一步增加了净资本流入。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实现的净资本流出应该达一千六七百亿美元。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想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不一定准确，尚未仔细验证过。这里，可能要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境外市场主体大规模增持人民币资产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年前8个月境外市场主体增持了差不多1万亿人民币资产，其中仅7月份就增加了5600亿人民币资产。 这里要注意到境外市场主体增持的10000亿元人民币资产（约1500多亿美元）的特殊之处。按现有规则，境外市场主体到中国境内市场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绝大多数都需通过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因此并非通过美元实现跨境结算，在境内市场不结汇，不体现为外汇头寸的增加或减少。如果考虑这部分非美元资本流入，实际境外资本流入可能远远不止前述420多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和47亿美元的FDI流入。这意味着如果要考虑经常项目下的盈余最终必然反映为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流出，那么这420多亿美元的证券投资和47亿美元的FDI资本流入，可能是与经常项下盈余对应的资本流出和非居民投资者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导致的资本流入相抵消后的结果。这样，非居民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导致的1500多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扣减掉1100亿美元的经常项下盈余，正好就是400多亿美元的资本流入。 不仅如此，这个过程由于主要由私人部门实现，因此其结果还必然反映在人民币汇率上，这也是为什么近期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明显抬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解释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从理论上说，国际收支统计应该是本外币一体化统计的，但证券投资项下的本币跨境流动往往通过NRA账户实现，国际收支统计和跨境人民币收支统计口径不尽然一致，可能会导致统计数据出现比较大的漏损。另一方面，上述区别和抵消在国际收支统计上并不直接反映和可辨别，国际收支统计反映的是作为流量的净额，是最终结果，并不反映过程，当作为最终结果的净额不能具体体现相互抵消的过程时，就只能用“误差和遗漏”项来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或前三季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都有数额较大的“误差和遗漏”项。可见，在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货币，而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国际投资和储备货币性质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讨论要更多地考虑这一特征，并且是可以给出一些合理解释的。 四、人民币汇率趋势展望和相关政策建议 如何看下一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它是否进入了所谓的“上升通道”？综合上述货币相对购买力、经常项目盈余、人民币国际使用，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下产生的外汇对冲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汇率决定因素的分析，我个人判断，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下，人民币汇率还有进一步升值空间。在中国加大金融双向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更加重视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中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以及相应的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尽早考虑综合应对之策，确保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仍能较好维护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空间 总体看，当前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效果显著，经济率先复苏，出口形势较好，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加快。同时，人民币资产回报率总体较高，比较恰当地反映了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态势，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安全资产特征，被国际投资者广泛认可和持有。不仅如此，中国目前也是大型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我们不仅做到了，而且货币政策空间还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储备中的、尚未动用的工具可资提供。而反观美联储，其资产负债表已从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扩张到了如今超过7万亿美元。根据最近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新框架的表态，这条道路可能还远未走到尽头。为此，长期来看，对于相对货币购买力，我对人民币是比较乐观的。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除了若干个别年份有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大多数年份中国没有出现显著的、持续的通货膨胀，这一点应该说国际上都是广泛认可的。 最终购买力是决定两种货币比价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有一些量化数据可以计算的。如果目前中国经常项目已经大体平衡了，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最多的时候超过GDP的10%，但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到了2%以下，甚至降到了1%以下，是不是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真的达到了均衡水平？管涛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强调，从经常项目盈余的标准看，现在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是1%-2%的水平了，所以长期看人民币已经进入了一个均衡区间。 但可能还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分析问题。在我看来，一方面，要考虑经常项目盈余结构，以及背后的贸易活动是否受到短期的非市场因素影响，从而是否持续、稳定。如果可贸易特征更强的商品和货物贸易有大规模顺差，并通过可贸易程度不那么高、非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定价机制更为复杂的服务贸易逆差相抵消，这样的经常项目平衡仍然很难说是已臻于稳定水平。总体而言，在服务贸易及其产品供给领域，不管是从国内角度看，还是从国际视角看，都还有较多限制。 另一方面，还要考察经常账户盈余的镜像，即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是由哪个部门、怎么来实现的。具体而言，这个过程是由央行通过结售汇干预来实现，还是由私人部门通过外汇市场交易来实现？这决定了均衡汇率水平的动态演化趋势。在央行干预实现的情况下，汇率变化可能出现跳跃式的波动。而在主要由私人部门交易实现的情况下，短期看，均衡汇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外汇市场交易，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跨境资金管理、外汇市场建设及相关制度安排，汇率变化往往会在一个相对稳态水平上遵循随机游走波动特征。因此，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可能在7的水平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也可能在6的水平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当然也不排除在其他合适的水平上。而从长期看，仍然是相对购买力起决定性作用，还需要有更长的期限来观察经常项目盈余是否已经真正达到了稳定水平。 （二）汇率升值的成本和竞争力损失分担机制——以日元和德国马克为例 依据上述分析，人民币国际购买力可能会继续提升，人民币汇率还有向上升值空间，为此必然有个如何应对的问题。首先我非常认同，不管是当前中央银行采取的立场也好，还是过去经济学家反复呼吁的也好，可逐步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汇率，央行应非常坚定地退出常态化干预。因此，对于近期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货币当局应继续秉持坚定立场和淡定态度，把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不急着去干预。尽管市场已经有一些反应了，一些出口企业已经有这样或那样的呼声了，但我们要坚定，要赋予汇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相信市场有这个调节能力。 同时，作为一个开放大国和投资贸易大国，作为一个开放大国的中央银行，对这个问题要有长远规划，要有顶层设计。不妨回顾和对比一下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元开始了漫长的升值过程，最终升值了差不多4倍。1987年卢浮宫协议后，德国马克也开始对美元持续升值，直到欧元诞生前，马克也升值了差不多4倍。同样汇率升值4倍，但结果截然不同。日元升值4倍，结果是日本产业持续的竞力衰退和转移，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日本“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但德国的情形大不一样，马克虽然也升值了4倍，但德国还是欧洲及国际制造业的中心，还处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仍然占到GDP10%以上。 同样都是升值，幅度也大致相同，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我的一个分析结论是，取决于汇率升值的成本分担机制。总体而言，日元升值成本主要由是日本自己承担，而马克升值的成本，则是由德国带着其欧共体产业链上所有国家一起来承担。回顾历史，当时欧共体各国货币汇率并不是锚定美元，而是锚定德国马克。因此当马克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都跟着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客观上与德国一道消化汇率上升产生的压力和成本，从而保持了供应链、产业分工的相对稳定。而反观日本，虽然1985年以后日本广泛推进全球布局，在东亚形成了所谓“雁型分工”产业格局，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但其“雁型分工”模式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是盯着日元的。因此日元对美元的长期持续大幅升值从来都是日元自己的事情，其导致的竞争力损失一直都是日本自己在承担，日本产业对外转移恰恰是日元升值、日本竞争力下降的结果。 日元和马克汇率升值的历史显示，虽然本币汇率上升通常会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损失，但其最终结果还要进一步考察供应链、产业链上其他国家是不是跟着本国一起来分担。如果其他经济体跟着主要锚货币国家一起来承担锚货币汇率上升的成本和损失，以锚货币国家为中心的供应链、产业链整体格局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产业分工可保持相对稳定。而且，由于价值链中心国家创新能力强、更具有竞争优势，还推动本国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往供应链、价值链的高端跃迁。我一直认为，理论界和业界都要好好研究日元和德国马克汇率升值的历史。 （三）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的货币锚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双循环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我们要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下新的动态平衡。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必须要调整、淘汰一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另一方面，近年来新的全球化形势和格局也必然要求中国尽早、尽快推进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上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始考虑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供应链、产业链，近年来有一大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始“抱团出海”，在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南美、中亚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对外进行产业转移和生产线、供应链布局。这些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超过125平方公里，是目前中国在境外兴建的最大的产业园。这些产业园大多是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助推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供应链和生产线，实现更高水准的全球价值链跃迁。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看得比较清楚。比如广东，最早提出“腾笼换鸟”战略。我最近到广东调研比较多，发现广东不管是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实现经济复苏，还是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都走得比较快，效果比较明显。再比如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省市的政府，对于产业转移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只要这些产业、企业最终并表到本地，它转移到天涯海角也不用过于担心，而且这恰恰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但也还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对这个过程很担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这些企业和产业留在国内、往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以防止“产业空心化”。对此，我觉得还是要基于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进行科学研究、判断和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这样，一方面，人民币总体看仍有持续升值的空间；另一方面，供应链调整、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已经在加速开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此过程中，怎么更好地消化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更好地推动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更好地维护本国竞争力和价值链跃迁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认识和顶层设计，就是要让处在中国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国家和地区跟我们一道，共同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成本和风险，就是人民币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的锚。当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的时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就跟着人民币一起升值、一起波动，一起承担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成本和风险。 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锚呢？我觉得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国家，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以中国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链已广泛延伸到了很多国家，如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几乎是所有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主体在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往来中用人民币结算；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其货币盯着人民币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其控制和降低汇率风险，也有利于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高速增长的好处。应该说，这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意义，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 从短期内外汇市场交易决定人民币汇率这个维度看，在国际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头寸和人民币资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些遍布全球的市场主体需要围绕着其持有的人民币头寸和资产进行广泛的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和对冲交易，需要在当地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这些，都将有助于在当地外汇市场形成人民币对当地货币的均衡汇率，而且这是一个由交易决定和形成的均衡价格，充分包含了市场主体各种预期和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公允的、可预期的，也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能否通过交易形成其货币对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深度，取决于交易的活跃度，取决于满足交易需求的人民币流动性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价格机制是资源配置得以顺利进行并实现优化的最好手段。一旦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比如韩国韩元、哈萨克斯坦坚戈、越南盾等，在当地或者全球金融中心的外汇市场通过交易形成了与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之间资本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有利于改进双方投资贸易的稳定性、便利性，有利于提升双方的福利水平。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锚，这些货币可能就不再盯着美元，而是盯着人民币了。这个结果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有。因为恰恰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贸易伙伴，其货币盯着人民币能更好地降低其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汇率风险，对其国内经济金融稳定运行、对便利双方投资贸易往来都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基本原因。这个结论靠不靠谱呢？还是有些靠谱的。最近IMF发布了一篇论文，分析认为人民币已经出现了货币锚的特征，特别是在其周边国家，比如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韩元的货币锚。 （四）宜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交给市场决定，顺势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在与中国有大量贸易投资往来的国际市场主体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情况下，出于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对冲的需要，这些市场主体需要针对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进行广泛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只要这些人民币资产不托管在中国境内，这些相应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就也不会发生在中国境内，而须发生在这些境外市场主体所在国家的外汇市场，或者在一些典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由于外汇交易是全球7×24小时的连续交易，境内境外往往有时差，有文字文化差异，有法律制度差异，也有交易结算清算规则的差异，让境外市场主体集中到中国境内来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不现实、不可行。因此，一旦我们下决定要推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认识到，未来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外汇市场一定是遍布于全球的，而且离岸市场规模、交易活跃程度最终一定大于在岸市场，其市场格局、汇率形成机制将和美元一样，是货币当局无法直接管理、干预和左右的，我们最终是要放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目前，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大概是284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1200亿美元的日均交易发生在中国境内，其他1600多亿美元都发生在离岸。须知，当前非居民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数量虽然增长很快，但比例仍然非常低，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基本在流通市值或托管量的3%左右；在全球储备市场，人民币储备资产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仅为2%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是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全球持有比例还非常有限、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在处在初期阶段，人民币外汇交易也呈现了离岸市场交易规模大于在岸市场规模的规律。尤其是在个别与中国有密切经贸投资往来、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外汇交易更为活跃的国家，更呈现了这一特征和趋势。比如在韩国，首尔外汇市场人民币对韩元的日均交易量是上海外汇市场人民币对韩元日均交易量的150多倍。再比如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在其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的日均外汇交易量是中国新疆人民币对坚戈挂牌日均交易量的60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以来我都不太赞同在中国境内发展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小币种的“直接挂牌”外汇交易市场，因为这些小币种货币及其计价的资产在国内需求和持有量非常小，外汇交易需求太小，不会有活跃度，更谈不上流动性保障，就不会有市场，不会形成均衡价格，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所以在境内那些小币种的直接挂牌或交易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其交易量和活跃度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的市场需求在哪里呢？一定是在对方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主体愿意接受和持有人民币，需要进行广泛的人民币流动性和汇率风险对冲交易。因此，发展人民币对这些国家的小币种货币的直接挂牌和外汇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重点放到对方国家去。 进一步来说，中央银行对于下一步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走势，一定要秉持开放的态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容忍度，更多放手让外汇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总体而言，要相信市场和市场规律，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要反映其国际购买力，短期则交给外汇市场交易、特别是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来决定。具体而言，中央银行还要明确以下几项相关政策选择。 首先，顺应产业转移和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倡导产业转移用本币实现，推动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的货币锚。在新一轮供应链调整和产业转移中强调“本币优先”，鼓励对外投资用本币实现。这些本币对外投资除了投资对象国用于购买中国的生产线、机器设备和商品货物，可积极鼓励支持境外市场主体用以投资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同时，不断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充分支持境外市场主体在当地投资持有人民币、在当地广泛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并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保障和基础设施支持，从而形成人民币对其本国货币的均衡汇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货币锚。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及其交易要有充分的流动性保障，这一点至关重要。须知，一个市场如果只有需求，没有供给，没有流动性保障，这个市场就不会有深度，交易不会活跃，无法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 其次，在此过程中，要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地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一方面，确保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打通，防止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决定过程中，出现具有显著偏差的境内境外两种机制、两个价格，造成对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典型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只有加快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实现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障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动员储蓄，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优化调整和布局。而且，也只有对标国际，真正意义上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才能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须知，任何国际货币一定是一个可自由兑换货币。 第三，加快推动和实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不可能三角”作为货币政策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是指对于一个国家或其货币当局而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以及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中，通常只能选择两个，而必须放弃一个。过去中国中央银行在转轨过程中，围绕这三个目标，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不断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力求货币政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似乎一直没有十分明确的定论。而现在，如果我们明确了上述分析框架，则意味着对“不可能三角”目标的日臻清晰。如果人民币汇率取决于人民币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人民银行最终要放弃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固定汇率目标。相应地，剩下的两个目标就非常清晰，那就是明确选择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目标。这样，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就非常清晰：当央行不再受制于汇率目标的话，就可以一方面专注于坚守大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当前，就表现为中国是唯一保持常态化货币政策的经济大国，央行基本上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常态化干预。另一方面，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追求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来说，就是推动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须知，这是1993年以来我们一直追求、一直想宣布的目标。 不仅如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实现中国供应链、产业链乃至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而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又大大加快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调整进程。这时候，坚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实体经济含义，就在于推动支持和鼓励中国企业着眼于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和国际分工的调整，根据全球外汇市场交易形成的、相对比较透明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优化生产布局和资源配置，稳妥推动产业更有序更健康地对外转移，有效推进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更好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10月24日在刘世锦主持题为“人民币汇率是否进入上升通道”的博智宏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将在《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发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8日讯 今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47个基点，报6.5315。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0年12月1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315元，1欧元对人民币8.007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3325元，1港元对人民币0.84254元，1英镑对人民币8.8630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9740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6680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9260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7.3821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1315元，人民币1元对0.61768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11.1682俄罗斯卢布，人民币1元对2.2418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7.42韩元，人民币1元对0.56241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元对0.57444沙特里亚尔，人民币1元对44.3661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0.55407波兰兹罗提，人民币1元对0.9291丹麦克朗，人民币1元对1.2680瑞典克朗，人民币1元对1.3121挪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1.17921土耳其里拉，人民币1元对3.0360墨西哥比索，人民币1元对4.5642泰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1日讯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507，较前一交易日下调192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0年12月2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507元，1欧元对人民币7.999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335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4498元，1英镑对人民币8.7827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9741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6562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9238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7.3969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1167元，人民币1元对0.61710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11.2605俄罗斯卢布,人民币1元对2.2418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7.92韩元，人民币1元对0.56073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元对0.57273沙特里亚尔，人民币1元对44.7083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0.55990波兰兹罗提，人民币1元对0.9295丹麦克朗，人民币1元对1.2646瑞典克朗，人民币1元对1.3170挪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1.16979土耳其里拉，人民币1元对3.0629墨西哥比索，人民币1元对4.5599泰铢。 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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