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此次“福田有礼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已于2021年1月1日0时开始，凡在深个人（不限户籍）都可通过“i深圳”活动预约平台登记申请抽签，此次活动共计发放10万个红包，每个数字人民币红包金额为200元。将以“摇号抽签”形式发放，消费者中签后根据中签短信指引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开通“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后，即可领取“福田有礼数字人民币红包”进行消费。 深圳OPPO卓悦汇店店员张小姐表示，在前期门店测试过程中，欢太数科以及其合作伙伴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还到店进行了设备改造、技术讲解、示范指导等工作，以确保导购可以帮助消费者方便、快捷的进行数字人民币无门槛消费。 据了解，欢太数科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科技开放平台，一直深耕手机+IoT战略，联合OPPO、OnePlus、realme等手机品牌官方合作伙伴，通过AI、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开放互联的数字平台模式，携手金融、电商、交通等多领域合作伙伴构建和扩展数字生态开放体系，为数以亿计的用户与企业提供数字金融与数字生活服务。 首次发放1000万元“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此次数字人民币场景不仅在红包数量与金额规模上翻倍，支持的线下、线上场景也有了更多拓展。中签消费者可于1月7日8时至1月17日24时在深圳市已完成数字人民币系统改造的10000余家指定商户进行无门槛消费，OPPO在深圳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龙华区、宝安区、光明区等多家手机专营店也在此次数字人民币红包的试点范围之中。
CF40研究部潘潘 7个月升值近10%，开年首个工作日升破6.5，两日一度上涨超千点。 人民币站上两年半新高之际，我们关注高汇率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配合美元弱周期，汇率改革是否迎来了适宜的时间窗口？ 在专家看来，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此计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预计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或出现一定震荡，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相对适宜的时期，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影响小于“想象”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银证券(行情601696,诊股)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包括出口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仍然较为“温和”；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部分也是因为出口表现强劲，出口结汇较多，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对出口形成明显打压。 徐高指出，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照这个汇率来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 “现在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升值比较多，这背后更多是因为美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是如果看人民币对一篮子里面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就看不到太强的升值走势。”他说。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也认为，从篮子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小于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带来的影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16:30官方收盘时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615，较上日上涨25个基点，续创2018年6月中旬以来新高。自5月底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涨近10%，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则呈现小幅下跌。 如果看CFETS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5日为95左右，与2020年3月下旬、2020年4月下旬的水平相当或稍弱，并且低于2018年6月中旬的水平。 徐奇渊预计，2021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在前半段升值预期较强，后半段升值压力减退或者出现一定的震荡。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经济前半段将受到冬季疫情的严重冲击，甚至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双底衰退（例如英国、德国），后半段则可能得益于疫苗普及带来的提振，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中国经济则可能呈现为前高后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形成反差。 出口方面也是如此，预计中国出口在2021年前半段将较为乐观。随着疫苗得到一定普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济活动将在下半年有显著的恢复，供需缺口将得到有效补偿。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将逐渐回落到疫情之前正常的历史水平附近。但是全球贸易的总体体量，可能将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加上2020年后期较高的基数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在2021年后期将面临一定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效应，只要波动幅度不是巨大的，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企业减小汇兑损失不能依赖汇率政策 从现有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竞争力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汇兑损失。这一现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企业呼吁，央行应该进行汇率干预。 对此，徐奇渊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仍然处于比较正常的区间。央行的汇率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等目标，而不是部分企业的财务损益。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汇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随行就市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来避免汇率风险，但这最终依然要靠微观企业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波动，企业肯定会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衍生品的操作来实现套期保值。”他说，“企业需要对套期保值的操作树立正确的观念，不能把套期保值作为投资工具，要明确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的功能定位。” 徐奇渊表示，政策层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在健全监管体系的条件下，更多放开外汇市场准入，增加外汇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套期保值手段。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弹性创造条件。 徐高表示，未来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要主动适应，更多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对监管层来讲，汇率弹性增强是汇改的成果之一，得之不易，走回头路是不恰当的。应该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也不宜让汇率过度波动，在汇率波动明显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时，应采取临时性措施予以平抑，比如调节逆周期因子。 徐高解释称，评价汇率是否波动过度的标准不是具体的汇率升贬幅度，而是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会否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在人民币升值时期，可能要看其会否对出口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时期，可能就要看我国外汇储备有没有因此而大量流失。 下半年汇改条件或更加成熟 一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时期推进汇率改革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走弱周期是汇率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近9个月来，美元指数从103高位一路跌破90，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弱周期。有观点认为，本轮美元弱周期或将持续近9年。2020年，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今年会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的好时机吗？ 徐高强调，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相匹配，切忌单兵突进。相比于贬值，政策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但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现在让汇率实现清洁浮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徐奇渊表示，目前美联储仍处于宽松阶段，美元指数也处于弱周期之中。暂时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强升值压力，下半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退，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对此，他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最好是选择既没有明显升值预期、也没有明显贬值预期的双向波动时机，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附近。当然，这样的时机比较难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略有一些升值预期的时期，好于升值压力较大或者有贬值压力的时期。 不过，他也提到，如果单独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退出逆周期调节因子、发展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措施之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也都需要与汇改相匹配。其中，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尚在推进过程当中。另外，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是在有限的参与者、有限的交易量之下形成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2019年底至2020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由6.9762上升至6.5249，升值了6.5%。同期内，人民币对CFETS篮子汇率指数由91.39上升至94.84，升值了3.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底至12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8.5%，如此之快的升值幅度是历史上较为罕见的。2021年1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了6.5，进入了6.4的区间。目前已经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在2021年升破6.0。 要对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做预测，首先需要理解，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原因之一，是美元指数显著下行。2019年底至2020年底，美元指数由96.73下降至89.61，下跌了7.4%。同期内，美元对欧元、日元与英镑分别贬值了8.9%、5.0%与3.0%。2020年5月底至12月底，美元指数贬值了9.0%。不难看出，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仍低于美元指数贬值幅度以及欧元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换言之，2020年与其说人民币很强劲，不如说美元自身很疲弱。 原因之二，是由于疫情冲击的时点差异、反控疫情的力度差异等因素，导致中美经济增长差在2020年第二季度显著拉大，进而导致中美利差显著拉大。2020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与4.9%，美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0.6%、-9.0%与-2.6%。中美季度GDP同比增速之差由2020年第一季度的-7.4%显著反弹至2020年第二季度的12.2%。增长差的差异自然会加剧利差。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由2020年初的130个基点左右迅速扩大至2020年中的250个基点左右，此后持续维持在230~250个基点。如此之阔的利差自然会吸引大量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套利，尤其是无风险的政府债券市场。2020年流入中国主权债市场的外国资金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 原因之三，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显著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2019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取消了QFII与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近年来，中国股指与债券指数被相继纳入全球最重要的股票与债券指数。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冲击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期间，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均表现得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全球金融市场震荡期间，中国金融市场表现出难得的“避风港”特征。尤其是在债券市场上，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负利率格局由于疫情冲击而进一步加深后，中国债券市场的正收益率吸引力凸显。换言之，金融市场的加快开放，以及资产价格表现更加强劲，也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的原因。 原因之四，是出口表现与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双双超出市场预期。按照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由2020年1~2月的-17.2%飙升至2020年11月的21.1%。 关于出口增速飙升的原因，一是全球疫情肆虐使得中国医疗设备行业与远程办公行业的出口达到历史性峰值； 二是受疫情冲击错位影响，从2020年第二季度起，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降反升； 三是从2020年下半年起，全球需求有所反弹。货物贸易顺差的上升，加上疫情冲击导致的服务贸易逆差的下降，使得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2020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分别达到1102亿与922亿美元，创下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新高。 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破6吗？这要看2020年推动人民币的主要因素在2021年是会持续发挥作用，还是会衰减甚至反转。 从美元指数来看，美元指数可能已经由牛转熊，并步入了下行的长周期，但2021年美元指数表现未必会太弱。毕竟，美元指数衡量的是美国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相对强弱程度。一方面，即使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增速也并不弱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考虑到近期美国民主党获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那么在2021年，预计拜登政府将会采取更加强力的疫情防控措施、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与相对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2021年美国经济表现可能继续强于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笔者认为，2021年美元指数的波动区间可能在84~92左右，中枢水平在88上下。美元指数跌破80的概率很低。 到2020年第三季度，中美GDP季度同比增速之差已经由第二季度的12.2%收缩至7.5%，预计未来中美增长差将会相继收缩。近期，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1年1月6日重返1%以上，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已经由250个基点回落至210个基点左右。笔者认为，2021年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大致稳定在3.0%~3.5%，而经济反弹与通胀率上行将会使得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5%以上。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利差将会继续温和收缩。 从资产价格相对表现来看，2021年我更看好中国股市。这是因为，2020年下半年美国股市显著反弹，再创历史新高。目前美国股市估值处于历史极高水平。因此，它会对各种负面冲击非常敏感，尤其是货币政策边际调整。而拜登上台以及民主党控制两院，蕴含的货币政策调整概率要高于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但问题在于，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美国股市大幅下跌，那么美国非但不会面临资本大量外流，可能还会面临资本大举流入以及美元指数反弹。而一旦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北上资金”也大概率会加快撤出，而非大量涌入。 从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全球需求可能继续复苏，但随着疫情的稳定，特别是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中国在医疗设备与远程办公设备方面的出口增速可能会回落。其他新兴市场的复工复产也将降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短期不可替代性。此外，在经过一段时滞之后，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较快升值也会对出口增速造成负面影响。笔者认为，2021年中国出口增速将会好于2020年上半年，但大概率会弱于2020年下半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6的概率很小，更有可能围绕6.2~6.6的区间上下波动，中枢水平在6.4左右。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6.1是1994年人民币汇改以来至今这26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最高点（也是2015年“8·11”汇改之前的汇率水平），一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特定情形下突破6.1，那么再突破6.0也就并非难事了。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货币当局对此应该有所心理准备。
7个月升值近10%，开年首个工作日升破6.5，两日一度上涨超千点。 人民币站上两年半新高之际，我们关注高汇率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配合美元弱周期，汇率改革是否迎来了适宜的时间窗口？ 在专家看来，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此计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预计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或出现一定震荡，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相对适宜的时期，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影响小于“想象”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包括出口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仍然较为“温和”；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部分也是因为出口表现强劲，出口结汇较多，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对出口形成明显打压。 徐高指出，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照这个汇率来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 “现在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升值比较多，这背后更多是因为美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是如果看人民币对一篮子里面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就看不到太强的升值走势。”他说。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也认为，从篮子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小于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带来的影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16：30官方收盘时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615，较上日上涨25个基点，续创2018年6月中旬以来新高。自5月底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涨近10%，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则呈现小幅下跌。 如果看CFETS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5日为95左右，与2020年3月下旬、2020年4月下旬的水平相当或稍弱，并且低于2018年6月中旬的水平。 徐奇渊预计，2021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在前半段升值预期较强，后半段升值压力减退或者出现一定的震荡。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经济前半段将受到冬季疫情的严重冲击，甚至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双底衰退（例如英国、德国），后半段则可能得益于疫苗普及带来的提振，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中国经济则可能呈现为前高后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形成反差。 出口方面也是如此，预计中国出口在2021年前半段将较为乐观。随着疫苗得到一定普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济活动将在下半年有显著的恢复，供需缺口将得到有效补偿。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将逐渐回落到疫情之前正常的历史水平附近。但是全球贸易的总体体量，可能将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加上2020年后期较高的基数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在2021年后期将面临一定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效应，只要波动幅度不是巨大的，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企业减小汇兑损失不能依赖汇率政策 从现有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竞争力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汇兑损失。这一现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企业呼吁，央行应该进行汇率干预。 对此，徐奇渊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仍然处于比较正常的区间。央行的汇率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等目标，而不是部分企业的财务损益。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汇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随行就市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来避免汇率风险，但这最终依然要靠微观企业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波动，企业肯定会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衍生品的操作来实现套期保值。”他说，“企业需要对套期保值的操作树立正确的观念，不能把套期保值作为投资工具，要明确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的功能定位。” 徐奇渊表示，政策层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在健全监管体系的条件下，更多放开外汇市场准入，增加外汇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套期保值手段。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弹性创造条件。 徐高表示，未来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要主动适应，更多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对监管层来讲，汇率弹性增强是汇改的成果之一，得之不易，走回头路是不恰当的。应该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也不宜让汇率过度波动，在汇率波动明显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时，应采取临时性措施予以平抑，比如调节逆周期因子。 徐高解释称，评价汇率是否波动过度的标准不是具体的汇率升贬幅度，而是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会否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在人民币升值时期，可能要看其会否对出口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时期，可能就要看我国外汇储备有没有因此而大量流失。 下半年汇改条件或更加成熟 一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时期推进汇率改革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走弱周期是汇率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近9个月来，美元指数从103高位一路跌破90，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弱周期。有观点认为，本轮美元弱周期或将持续近9年。2020年，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今年会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的好时机吗？ 徐高强调，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相匹配，切忌单兵突进。相比于贬值，政策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但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现在让汇率实现清洁浮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徐奇渊表示，目前美联储仍处于宽松阶段，美元指数也处于弱周期之中。暂时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强升值压力，下半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退，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对此，他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最好是选择既没有明显升值预期、也没有明显贬值预期的双向波动时机，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附近。当然，这样的时机比较难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略有一些升值预期的时期，好于升值压力较大或者有贬值压力的时期。 不过，他也提到，如果单独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退出逆周期调节因子、发展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措施之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也都需要与汇改相匹配。其中，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尚在推进过程当中。另外，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是在有限的参与者、有限的交易量之下形成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2020年10月中旬，深圳以财政出资1000万元，以注册成功的个人抽签中标方式投放5万个红包（每个200元），通过指定银行转换成数字人民币，在设定区域具备接收条件的商家限期消费，过期未用予以收回的方式进行数字人民币使用社会公测。此后，数字人民币社会公测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的城市、民众、商家（线上线下）和金融机构不断增多，系统下载与使用流程逐步清晰，各种不实传说不断消除，整个运行体系不断完善，数字人民币真的可能呼之欲出了。 但现在却存在一个亟需认真反思、准确把握的根本问题： 数字人民币真应定位于M0吗？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强调，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不予计息，其与传统人民币的兑换（兑入、兑出）是免费的。但这可能存在很大问题，值得仔细探究。 首先，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很多人就简单理解为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所以不予计息，不会影响银行存款。不少人还由此认为，数字人民币需要像人民币现钞那样，有不同面额、不同图案、不同编号等，并要将这些因素纳入保密编码，以实现对每一张货币流动的全流程监控。但这其实并不准确。 如果严格限定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那么就必须严格限定其只能用现金进行兑换，而不能用存款进行兑换。但在公测中，实际上都不是用现金兑换，而是全部用存款兑换的。而且，数字货币本就可以实现钱包加密和支付监控，实现对每一笔支付进行监控，根本就不应该再像现金一样还要区分不同面额，并跟踪监控每一张货币的流动，否则，数字人民币实际使用时必然涉及到大量的货币鉴别和交易找零问题，会增加大量运行成本，完全是画蛇添足，违反数字货币发展逻辑。所以，从公测展现出来的情况看，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不同面额、图案、编号问题（现在数字人民币还有统一的带有毛泽东画像，类似现钞的图案，不同兑换银行提供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还在此图案基础上加以不同颜色和标识进行区分，这是否有必要实际上也有待推敲）。 更重要的是，如果数字人民币仅仅局限于替代现金，那么它的规模将非常有限，因为目前我国流通中现金也就8万多亿元，这还不可能完全被替代掉，由此，数字人民币的实际规模和占货币总量的比重就会更小。同时，数字人民币仅仅局限于替代现金，它就只能用于支付，不能用于银行发放贷款、投资债券等并相应派生货币，数字人民币增长就会存在瓶颈，其实际功能将被严重束缚，难以发挥更大作用，难以尽快替代更多传统人民币，将会造成数字人民币与传统人民币两套运行体系长期并存的格局，可能给货币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麻烦。这种情况下，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也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由此可以肯定，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流通中现金的定位一定是不准确的，这种定位将严重束缚数字人民币的发展。 实际上，数字人民币就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并不是人民币之外新的一种货币，其人民币的本质不应有任何变化，但其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却可能发生深刻变化，由此推动货币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严密合规风控，维护货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 这其中，基于划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办理金融业务，特别是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包括直接对政府提供透支或购买债券），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业务主要交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从而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本要求，数字人民币仍将由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并像传统人民币一样，采取“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公众”的“二元运行模式”，而不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一元运行模式”。 但在坚持“二元运行模式”基本架构基础上，数字人民币的运行机制仍会有很大突破和改进：个人、商家、单位和金融机构等要获得和使用数字人民币，必须下载央行统一的数字人民币APP，并通过央行选定的兑换银行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才能进行传统人民币与数字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这样，央行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APP获得数字人民币最完整的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使央行能够对数字人民币的总量和具体分布、支付流通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从而大大提升货币政策的准确性、有效性。央行掌握全社会最完整的数字人民币用户及交易大数据，可以削弱商业机构可能形成的数据垄断优势，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环境等，实现货币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可以说，潜力和意义非常之大。 由此，数字人民币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替代M0，而应该积极推动其尽可能替代所有传统人民币；不应该只是应用于支付结算，而应该广泛应用于所有的金融业务，包括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金融业务仍应由金融机构办理，而不是全部收归中央银行直接办理；用数字人民币办理各种金融业务，必须按照业务约定计息收费，而不应该是全部无息免费的（公测过程中，不仅数字人民币的兑换是免费的，用户消费过程中的支付结算也完全免费，这并不合理，只能是测试过程中的特殊案例）。这样才能保证数字人民币的充分供应，充分满足全社会，特别是国际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人民币数字化应有的积极作用。 那么，在数字人民币可以应用到所有金融业务，包括银行用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派生新的数字货币情况下，是否可以退一步，认为“是央行直接投放出来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而不是所有的数字人民币都定位于M0”？ 相比简单说“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强调“央行直接投放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显然要好得多。 但问题是，如果要广泛推行数字人民币，允许数字人民币应用到所有金融业务，那就意味着现有人民币，包括大量银行存款，都会通过央行转化成数字人民币，再加上流通中现金，就会使M0的规模极度扩大，而M1、M2的规模大幅萎缩，央行如何把握M0的规模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更重要的是，之所以要将货币划分成为M0、M1、M2等，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货币管理的需要。其中，流通中现金是央行直接负责印制、投放和管理的最原始最狭义的货币，具有特殊的管理要求，所以将其单独列出，标识为M0是必要的。同时，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相对闲置的货币才会存放到银行作为存款，所以，存款流动性一般弱于现金。但随着银行转账结算的发展，银行存款的流动性明显增强，所以又将存款按照流动性强弱划分为M1、M2等，将主要用于支付、流动性强的企业结算类账户的存款纳入M1，而将企业的定期存款以及个人存款等纳入M2。 但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这种划分又遇到新的挑战：现金支付大量被移动支付所取代，社会上的现金量可能还在增加，但现金支付的规模在全社会支付总额中的占比却大幅萎缩，大量现金滞留在社会上闲置不用，其流动性已经明显弱于支付钱包中的存款。即使是个人移动支付钱包的存款，其流动性也大幅提高，甚至比现金或企业结算类账户存款还高，仍把个人移动支付钱包的存款归结到M2，已经与现实背离。这种情况下，可以调整M1、M2的构成，但仍不应把移动支付钱包里的货币纳入M0。M0不再是因为现金流动性强，而只是因为现金具有特殊管理要求。 同时，央行直接投放的货币，除现金外，大量的是央行通过购买黄金、外汇等储备物，或者通过银行间市场向商业银行等提供资金融通，将货币直接注入交易对手方的存款账户中，但这部分投放显然不能计入M0。 由此，如果把央行直接投放的数字人民币，包括商业银行通过央行将传统人民币兑换而来的数字人民币，或者央行以数字人民币向商业银行提供的融资都计入M0，显然也是绝对不可以的。 实际上，尽管很多人强调数字人民币的获取和运行不再基于现有的银行存款账户，因而刻意将数字人民币账户叫做“钱包”，但数字人民币绝对不再是现金，“钱包”本质上就是一种新型存款账户，只是其运行方式可能与现有的银行存款账户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再把数字人民币钱包中的货币计入M0，从道理上就讲不通，而且还容易使得真正流通中现金的规模难以准确揭示。 综上可见，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强调“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数字人民币不再是现金，理应在统计上将其归类到M1、M2之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6日讯 今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355，较前一交易日上调79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0年12月16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355元，1欧元对人民币7.941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305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4312元，1英镑对人民币8.7835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4.9372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6299元，1新加坡元对人民币4.9051元，1瑞士法郎对人民币7.3796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1467元，人民币1元对0.61990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11.2214俄罗斯卢布，人民币1元对2.2776南非兰特，人民币1元对166.90韩元，人民币1元对0.56202阿联酋迪拉姆，人民币1元对0.57398沙特里亚尔，人民币1元对44.8434匈牙利福林，人民币1元对0.55911波兰兹罗提，人民币1元对0.9370丹麦克朗，人民币1元对1.2824瑞典克朗，人民币1元对1.3345挪威克朗，人民币1元对1.19885土耳其里拉，人民币1元对3.0500墨西哥比索，人民币1元对4.5950泰铢。
7个月升值近10%，开年首个工作日升破6.5，两日一度上涨超千点。 人民币站上两年半新高之际，我们关注高汇率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配合美元弱周期，汇率改革是否迎来了适宜的时间窗口？ 在专家看来，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此计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预计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或出现一定震荡，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相对适宜的时期，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影响小于“想象”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包括出口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仍然较为“温和”；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部分也是因为出口表现强劲，出口结汇较多，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对出口形成明显打压。 徐高指出，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照这个汇率来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 “现在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升值比较多，这背后更多是因为美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是如果看人民币对一篮子里面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就看不到太强的升值走势。”他说。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也认为，从篮子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小于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带来的影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16：30官方收盘时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615，较上日上涨25个基点，续创2018年6月中旬以来新高。自5月底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涨近10%，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则呈现小幅下跌。 如果看CFETS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5日为95左右，与2020年3月下旬、2020年4月下旬的水平相当或稍弱，并且低于2018年6月中旬的水平。 徐奇渊预计，2021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在前半段升值预期较强，后半段升值压力减退或者出现一定的震荡。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经济前半段将受到冬季疫情的严重冲击，甚至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双底衰退（例如英国、德国），后半段则可能得益于疫苗普及带来的提振，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中国经济则可能呈现为前高后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形成反差。 出口方面也是如此，预计中国出口在2021年前半段将较为乐观。随着疫苗得到一定普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济活动将在下半年有显著的恢复，供需缺口将得到有效补偿。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将逐渐回落到疫情之前正常的历史水平附近。但是全球贸易的总体体量，可能将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加上2020年后期较高的基数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在2021年后期将面临一定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效应，只要波动幅度不是巨大的，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企业减小汇兑损失不能依赖汇率政策 从现有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竞争力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汇兑损失。这一现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企业呼吁，央行应该进行汇率干预。 对此，徐奇渊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仍然处于比较正常的区间。央行的汇率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等目标，而不是部分企业的财务损益。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汇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随行就市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来避免汇率风险，但这最终依然要靠微观企业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波动，企业肯定会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衍生品的操作来实现套期保值。”他说，“企业需要对套期保值的操作树立正确的观念，不能把套期保值作为投资工具，要明确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的功能定位。” 徐奇渊表示，政策层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在健全监管体系的条件下，更多放开外汇市场准入，增加外汇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套期保值手段。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弹性创造条件。 徐高表示，未来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要主动适应，更多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对监管层来讲，汇率弹性增强是汇改的成果之一，得之不易，走回头路是不恰当的。应该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也不宜让汇率过度波动，在汇率波动明显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时，应采取临时性措施予以平抑，比如调节逆周期因子。 徐高解释称，评价汇率是否波动过度的标准不是具体的汇率升贬幅度，而是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会否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在人民币升值时期，可能要看其会否对出口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时期，可能就要看我国外汇储备有没有因此而大量流失。 下半年汇改条件或更加成熟 一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时期推进汇率改革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走弱周期是汇率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近9个月来，美元指数从103高位一路跌破90，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弱周期。有观点认为，本轮美元弱周期或将持续近9年。2020年，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今年会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的好时机吗？ 徐高强调，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相匹配，切忌单兵突进。相比于贬值，政策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但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现在让汇率实现清洁浮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徐奇渊表示，目前美联储仍处于宽松阶段，美元指数也处于弱周期之中。暂时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强升值压力，下半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退，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对此，他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最好是选择既没有明显升值预期、也没有明显贬值预期的双向波动时机，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附近。当然，这样的时机比较难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略有一些升值预期的时期，好于升值压力较大或者有贬值压力的时期。 不过，他也提到，如果单独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退出逆周期调节因子、发展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措施之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也都需要与汇改相匹配。其中，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尚在推进过程当中。另外，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是在有限的参与者、有限的交易量之下形成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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