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日益深入生活的毛细血管，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日常消费到尖端产业，华映的投资逻辑始终紧扣数字技术的进化更迭。 9月17日，在2020华映资本年度大会上，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发表了主题演讲《双循环与新基建》，管清友表示，在双循环、新基建的背景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新时代： 1．国内环境发生了变化。未来发展方式转变不是“要不要干”，而是“怎么干好”的问题。 2．在货币政策常态化、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很难出现高估值、高溢价情况，未来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和方式要发生改变，避免出现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情况。 以下为在管清友在2020华映资本年度大会上的演讲实录： 非常荣幸接受华映资本的邀请。 无论是今年还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们有生之年，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不只是“喊喊口号”的新时代，而确实是一个可以在历史教科书里看到的变化之年。 双循环、新基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 我今天想着重从《双循环与新基建》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年的观察。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紧张感、焦虑感。无论你是来自于政府、投资机构，还是创业企业，过去只是在电视上看看而已的一些因素，现在要作为企业经营或者是投资当中的一个考量了。 新基建，就是现在必须要认真学习、认真思考、认真考量的一个事情。 中国领导人在5月份，正式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样一个构想。这个事非常重要，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宏大的命题或者是发展跟你没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 “双循环”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 5月23日，中国领导人做了比较精确的阐述，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落脚点，特别强调的是“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短期来讲，双循环是“十四五”规划重要的关健词；长期来讲，这意味着我们过去的国际大循环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 做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可行性，在领导人的讲话里大概可以看出端倪。从背景来讲： 第一，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无论是LP、投资机构还是被投企业，特别是被投企业，过去不太关注这个事，一般是“我们都搞自己的研发、销售就可以了，这些跟我没关系”。但是这次张一鸣事件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不去关注它，它会关注你。 第二，国内环境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着发展方式变化，同时疫情对我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外部环境压力下，发展方式转变也不是“要不要干”的问题，而是要干好的问题。如果不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5到10年国际竞争中，我们会落下一大截。 第三，在货币政策常态化、注册制改革背景下，资本市场作为主要的退出通道，很难再出现高估值、高溢价的情况。而退出逻辑的改变，势必会促使未来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和方式要发生改变，避免出现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情况。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六个关键词 国内大循环可不可以搞成？可以，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径。 那么在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有哪些关键问题呢？我个人初步总结了一下，大概有6个关健词。 第一，平行世界。未来的世界，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角度来讲，很难再回到全球化最繁荣的时候。 投资机构在全球的投资，对外币基金的管理，还有创业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可能都要考虑“目的地”，特别是跟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这些国家或者是经济体，了解他们对于投资和并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投资风险增加了。 第二，内需主导。内需主导，简而言之，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过去的需求拉动主要是靠外需，这种局面确实要改变。但如何去启动内需？启动内需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启动内需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改革，跟今天的主题最密切的生产要素就是数据。 数据的应用者，是不是要分享整个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红利呢？政府是不是要进行监管？这种新的产权形式如何构成？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其他拉动内需所需要改革的生产要素，还有土地、劳动力等等。 第三，统一市场。简而言之，在加入WTO之前，“统一市场”主要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但在当前的内外形势变化下，我们对市场统一性的要求更高了。这里面确实有大量的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商业机会，比如说社保统一、市场行业管理统一、监管更加透明等等。 第四，数字基建。我相信我们这一轮的新基建或者是数字基建堪比美国90年代初期所谓的数字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就是基础设施的升维。 那么这些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第五点，区域变局。很多城市的经济功能，要面临重新定位或者是区域上面临大的洗牌。 另一个结果是：第六点，产业链重构。国际分工变化，倒逼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竞争日益激烈。 所以新基建特别重要，最大的一点是基础设备升维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对于投资、创业机构来讲，这是确定无疑的赛道，从政策上来讲，支持力度也比较大。 三类代表性企业逐鹿新基建 我们简单帮大家梳理了一下500多家新基建的代表性企业，其中70%以上是上市公司。这500家公司，2019年营收是12万亿，横跨大概七大领域，这里面有的大，有的小，我们大概把它划分成三类公司： 一类是实力雄厚的综合巨头，业务横跨七大领域当中至少三四个。他们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和资源，全面布局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基建核心领域，并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先发优势。这一类企业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 第二类是赛道升维的老牌强者，他们基于比较深的护城河，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会因新基建技术的加持出现赛道升维，在新的赛道上实现新的跨越。二级市场上来讲，最大的增量来自于第二类公司。由于赛道升维，他们的估值逻辑发生变化，原来可能是把它当做制造业企业，现在把它当成新基建企业。联想、新东方、紫光股份等归于此类。 第三类公司是快速抢跑的垂直新锐。他们从新基建关键细分领域快速切入，在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不断丰富内涵，绽放新光彩。宁德时代、科大讯飞、汇川技术等都是优秀代表。 帮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个人持乐观态度，不用太焦虑； 第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尽管全球化逆转，中国增长的潜力确实还是最大的； 第三，双循环大的格局下，我们今天所处的赛道也是确定无疑的，对投资机构来讲，我们要在确定的赛道上，选到好的运动员。
近年来，在做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预测时，“不确定性”是被各类研究机构和专家用滥的一个词，但是，我相信，进入2020年后，在中美摩擦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这个双重挑战之下，全球正面临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截至9月7日，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确诊逾2727万；IMF在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逆全球化加速上演，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与今年这种真正严重的、全方位的不确定性相比，我们过往做各种研判时口口声声的不确定性犹如小巫见大巫。 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是指因为成本、价格、市场需求等部分随机变量不确定，导致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和损益等状况不能确知。回到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来自自身的产能、成本和产品竞争力，而是来自外需市场，尤其是逆全球化加速，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点，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实正是要在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要从过去40年高度依赖的“投资加出口”双轮驱动模式切换到更注重发展质量、内外需并重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确定性”。 中国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自不待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未富人群、落后的城市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十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都是发力内循环的有利条件，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民生福祉的必需选项。但是，国内大循环的推进绝不只是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补国内消费市场短板这么简单，中国提振内需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老百姓能消费，其次是愿消费，然后是敢消费、放心消费。毕竟消费能力是促进消费的最大前提，在经济形势严峻，稳就业和保市场主体仍是“六稳”“六保”工作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鼓励人们去消费，更需要重视消费能力的稳定和提升。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怎么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以此提升企业家投资信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促进国民就业和收入增长；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也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推力，当下的重心应该放在社会保障全覆盖，特别是要重点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劳动者和流动就业农民工参保问题，在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方面，也都有大量难题待破解，最终目标是将所有人纳入有效合理公平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内，这样才能真正让大家减少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与内循环相关的还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优势需要转化，需要适应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产业结构，提升内需市场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以及能够满足国内大循环的供应链体系，既能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也能满足下沉市场需求，最终形成能够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完整产品和服务体系。 所以，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尤其是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不只是发展重心和资源配置场所的转移，必须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等方面实施全局性、系统性的深层次变革。 深化改革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家推行的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也将有力促进新格局的形成，背后的发展理念和逻辑其实是一脉相承——无论是五大发展理念，还是脱贫攻坚战役，或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都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重要实现手段。 在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的金融机构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主力军——大型商业银行，如何通过自身在资金、牌照、人才、网络、科技的综合优势，助力企业、市场和地方政府打通“双循环”？在今天起推出的“和合共生”专题报道中，记者将通过对交通银行这家扎根长三角的百年大行全方位的调研采访，研究大型金融机构在区域高质量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打造、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方面的创新模式和发展路径；研究区域和企业在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是否率先走上了创新发展的新道路。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中国经济能否逆风飞扬？这离不开深化改革，离不开市场主体的活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者系总编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加速上演，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十四五”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奠定了主基调。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既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的重要抓手。 去年，交通银行和联合推出“和合共生”系列报道，以小见大聚焦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与创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推动，将利于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路径模式，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 基于前期的报道，今年，“和合共生”系列报道再次出发，由点及面，着重长江经济带的点滴变化。从内涵看，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创新发展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将协调发展作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路径，将绿色发展作为区域发展的鲜明底色，将开放发展作为区域实现内外联动发展的有效依托，将共享发展作为区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这一过程中，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齐全的经营牌照、完备的服务网络、专业的人才队伍、先进的技术手段等多重优势，大型商业银行可充分发挥信用中介和信息中介的“双中介”作用，以“助力者”和“引领者”的双重身份，全面参与破解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作为唯一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直以来，交通银行将自身发展全面融入上海实施“新的三大任务”、强化“四大功能”、推进“五个中心”和“人民城市”建设进程，着力建强五大服务功能，全面助力上海“建设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如，建强离在岸一体化服务功能，助力上海在国际大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建强长三角同城化服务功能，助力上海在国内大循环中进一步扩大辐射力、提升影响力；建强科创企业综合化服务功能，助力上海在“双循环”中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建强人民币资产全球化配置功能，助力上海在“双循环”中增强全球高端资源配置力；建强服务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功能，助力上海不断提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具体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得而知。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在未来四、五年，或者整个十四五时期，总量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目前，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IMF预测，2020年除中国外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可能对外需持续造成压力。此外，疫情造成的全球产业链断裂，也加速了“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针对此局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如何构建“双循环”体系？未来战略布局的重点又该放在哪里？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等专家发表了精彩观点，来自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百余位嘉宾参加了会议。 百年未有之局加快“双循环”战略的推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步履蹒跚，加之今年疫情引发“蝴蝶效应”，全球经济大幅缩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具体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得而知。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在未来四、五年，或者整个十四五时期，总量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另外，近年来全球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被不断强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随着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后进一步恶化，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中美从贸易战转到目前科技方面的脱钩，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金融或者军事等其他领域。当前，我国面临的外循环压力，不仅来自于出口，还来自于关键产品技术的进口。毕吉耀认为，要使得中国经济产业进一步升级，不落后于他人，不能如过去一样依赖外界，要更多地立足于自主创新。 从国内来看，中国目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转方式、调结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中寻求新的平衡。因此，“双循环”的战略实施有着非常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何正确理解“双循环”？ 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2008年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2010年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超过美国GDP的66%。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因此，矛盾逐渐突出。此前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 对于“双循环”的概念，赵昌文认为，国内大循环不是简单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体系，而国内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模式，是有内在统一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双循环”格局不仅要解决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与其他部分之间不畅通，也要解决国际国内循环受阻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更好地将“双循环”理论有效应用于战略和实践，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统筹：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统筹，要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来带动供给结构的升级，从而引领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二是物质财富生产与服务消费的统筹，要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纵深发展，也要提高服务业质量，优化服务结构，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三是国内与国际的统筹，要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寻找高附加值环节，也要重视安全可控，把握核心部件技术，发展多元化来源，在全球分工中获得更好的效益。 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重点有哪些？ （1）确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 实现“开放+自立” 第一，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对此，余永定认为，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必须首先保障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第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赵昌文表示，目前中国的状态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是“ 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 （2）吸引消费和人才回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 第一，降低GDP增长对外依存度，扩大内需，纠正国际贸易失衡。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排在全世界首位。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应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毕吉耀还表示，扩大内需需要相关政策进行支持。 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元，高居世界榜首。对此，余永定表示，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将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容易引起中美间新的贸易顺差。 第二，促进消费增长及消费回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支持消费增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尽量降低储蓄率。过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老百姓对经济预期的不乐观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储蓄率的提高，这是长期的问题。其二，维持可持续的收入的增长。归根到底，我们的消费需求需要有收入来支持，这就需要通过实现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要素的回报和市场价值相匹配。其三，加快市场化的进程。如果将来能推进城市化，那么在未来30年，城市化对消费的促进将远远超老龄化对消费的遏制。第四，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的前提是结束双轨制，平等对待国企、民企，实施所有权中性，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境外消费的回流，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趋势之一。疫情期间，国内老百姓不敢外出，但在疫情控制的“定心丸”之下，他们仍然愿意在国内消费。如果国内高品质消费的瓶颈能够得以改善，顺势推出如海南自贸港一类的免税举措，消费回流就会随之顺势发生，7月时海南的免税店基本上每天都是长龙不断，其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240%。可以说，中国国内免税旅游店的蓬勃发展，为消费回流、消费增长提供了很大支持。 第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CWM50高级研究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要打开国门搞建设，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应体现为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营商环境，“ 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 稳出口”和“ 扩进口”相结合，要打造中国“ 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 第四，开放生育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口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关于人口的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目前非常地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却是被大幅忽视的一个领域。对此，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扩大内需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双循环”意义重大，而且具有长期性。 第五，新基建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任泽平表示，新基建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带来的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 第六，在金融支持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目前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使得资金更好地直达到实体经济。但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角度，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3）主动扩大开放，加强地区间合作 第一，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余永定认为，应尽快取消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 第二，调整教育科研及相关政策体系，培养并吸引更多人才。对于有限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如大学应该鼓励创新，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外，中国也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提议，目前，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对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审查非常严格，这些人今后在美国可能很难有良好的研究环境，我们应该把这样一批中坚力量吸引回来，如果政策足够吸引人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人员或许能够大批回国，为中国做贡献。 第三，要考虑香港在外循环中的作用。刘利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作用仍然很大。今后，特别是在中美金融脱钩方面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很多中概股可能要从美国退市，一旦退市，再上市的首选还是在香港市场。另外，在外循环当中，外汇投资的结构也要调整，其中香港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在战略布局里，应当考虑加强与东盟地区、东盟国家的一些产业链和消费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认为，根据最新的IMF的预测，在全球GDP于2020年下降4.9%的时候，东盟仅下降了2.0%，而明年东盟国家的目标是使GDP增长6.2%，这是一个较高的数字，因此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畅通“双循环” 物流大通道将加速成型 在当前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加快畅通物流大通道已经成为重要发力点。《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不少地方提出加快建设国际物流枢纽，蓄势打造新物流大通道。与此同时，在新基建领衔下，以智慧物流支撑新发展格局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 专家表示，围绕畅通“双循环”，新物流大通道将加速成型。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物流行业将迎来新的变革机遇。 让源源货流畅通内外 当地时间8月31日晚6时许，在比利时列日机场，一架来自中国满载近百吨商品的货机徐徐降落。这是菜鸟网络开通的杭州到列日洲际航线的一架货机。在菜鸟跨境包裹网络中，像这样来自中国的大型物流货机几乎每天都有一班或两班降落在列日机场。 列日机场是位列欧洲货运吞吐量第五的货运机场。记者采访获悉，列日已经成为菜鸟海外部署的重心。菜鸟在这里建设了集仓储、转运以及电子关务为一体的ehub（数字贸易枢纽），通过洲际航线、中欧班列连接中国和欧洲，并以列日为中心部署覆盖欧洲核心国家的卡车网络。 让源源货流畅通内外，已经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物流总需求延续复苏态势，物流总额增速由负转正，物流运行呈现向好态势，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49.7万亿元，同比增长0.5%。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1.69万亿元，增长10.4%，延续了6月份的向好态势。 “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顺畅的现代物流体系不可或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不管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国内双循环，循环本身意味着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顺畅联通，其中作为主要环节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而流通最重要的就是物流。 盘和林表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但目前国际快递物流和航空货运发展程度并不能与之相匹配。尽快补齐我国在运力、物流节点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已迫在眉睫。在提升运力方面，既要增加货机数量、物流航线，也要加快建设航空枢纽、铁路枢纽以及航路枢纽。在提升国内基础设施的同时，应加强海外网络控制能力，完善海外物流服务网络。 物流大通道将加速成型 记者从多地了解到，加快打造新物流大通道，已经成为畅通“双循环”的重头戏。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港之间的大型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莲塘/香园围口岸8月26日正式开通启用。莲塘海关副关长李慧鹏表示，莲塘/香园围口岸的建成，标志着深圳“东进东出、西进西出”发展战略全面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物流大通道。 这并不是个例。当前，不少地方都在加快建设国际物流枢纽，蓄势打造新物流大通道。 据山东济南市口岸物流办消息，为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济南加紧构建“陆海空”协同发展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航空方面，正打造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陆路方面，正打造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内陆港方面，依托内陆港铁路场站构建海铁联运大通道。 据山东青岛市交通运输局消息，青岛将谋划对外大门户、大通道建设，以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构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物流中心城市。到2022年，海陆空铁“四港联动”，东接日韩、西联上合欧洲、南通东盟南亚、北达蒙俄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更加通畅，基本形成内畅外联、东西互济、陆海统筹、智慧高效的现代交通物流运行体系。 云南省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将现代物流业确立为重点打造的五个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据悉，云南将积极参与境外陆海国际联运物流节点建设，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实施。布局拓展面向环印度洋周边经济圈及衔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经济圈的跨区域物流网，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发展新格局。 “物流大通道实际上扮演了两个角色，其一是物流的基础设施，减少国家、地区间货物流通的程序，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其二是提供规范的物流平台，促进整个行业形成规模效应，更好地发挥平台效应。”盘和林表示。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流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在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要素高效集聚和优化配置方面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在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背景下，加速构建物流大通道将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实体经济活力，加快推进产业布局重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国内外要素高效联通。 物流行业迎来新变革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助力畅通“双循环”，以交通新基建为引领，推进物流供应链体系升级的步伐也在加快。相关部门正在加快勾勒物流领域新基建“施工图”。 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降低物流成本与新基建相结合，加快推进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慧物流园区等融合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广运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 交通运输部8月6日印发《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促进交通运输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 在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看来，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长期能够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将是“双循环”的主要抓手之一。 盘和林指出，未来新基建必须瞄准支撑“双循环”以及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物流体系。通过感知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助力物流体系更加高效运行；通过对大量终端设备收集的用户信息处理，帮助供应链更好地进行运营和决策。庞超然也认为，关键在于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物流业发展深度融合，提高物流产业运行组织效率，提升行业和企业竞争力。 专家还表示，围绕畅通“双循环”，政策红利有望持续释放，物流行业将迎来新的变革机遇。 庞超然指出，未来我国要进一步提升物流产业国际化能力，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导向，遵循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律，培育国际物流产业市场主体，为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国际化能力，支持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整合国内国外物流产业资源，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引导，围绕制约我国供给物流发展面临的系统规划、空间布局、资源整合和发展方式等问题精准发力，加强顶层设计，出台提升国际物流能力的指导意见，为鼓励发展国际物流产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盘和林认为，物流行业要抢抓政策机遇，加速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新基建带来的基础设施红利，从而更好地融入“双循环”体系。 “推动物流行业和企业发展，关键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力。”庞超然表示，要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进一步巩固现有物流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吸收和应用新技术，聚集高端人才，持续修炼企业内功，增强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笔者看来，双循环的提出，既是对短期疫情冲击下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更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长远出发，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展望未来，立足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直面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释放内需潜力，对于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举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与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明显冲击。而早在2018年，习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给多年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深刻影响着大国关系。此时形成国内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是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新局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和要求。 从产业链层面来看，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并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催生产业链回流、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全球成本竞争优势发生转移，使得国际大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动。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国反思缺乏基础医疗设施自主生产能力、过度依赖我国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力度，这可能导致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削弱了我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目前，我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在减少，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来自美国近邻墨西哥的竞争。三是东盟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优势，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变革来自于中美关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且博弈不断升级。 在政治方面，2020 年 7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国通过《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为由，授权行政当局针对我国相关人士及金融机构，实施包括禁止财产交易在内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单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 11 位香港及内地驻港高级别官员。从目前的博弈态势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拥有的法律授权，扩大制裁范围的可能。 在技术领域，最近一段时间，TikTok被美国政府要求强制出售，白宫展开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净网行动”，接着又颁布行政命令封杀TikTok和Wechat。美国针对我国科技公司的“组合拳”接二连三，不仅针对“硬科技”，还加大对“软科技”企业出手的力度，加速与我国在科技领域脱钩。如果科技脱钩的趋势无法改变，一场影响更加深远的新型数字铁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领域，美国就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会计准则和审计合作之争加剧，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公司到 2021 年年底，需从美国退市；而之前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签署）亦对我国赴美上市企业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国还可能会加大对部分中资金融企业的制裁。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笔者总体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二季度，我国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围内首先走出了疫情阴霾。然而，尽管迎来疫情后的经济快速反弹，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四大结构性失衡，给经济反弹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一是生产端的恢复快于需求端。当前工业生产恢复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复要相对缓慢，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1%，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二是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三是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7月，限额以下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3.7%，连续五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且差距进一步拉大；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之下，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流入股市现象显著；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此外，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中，供需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企业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剧，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例如，实体经济结构方面，我国长期面临产能过剩局面，但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不少高品质商品还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获得满足；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常常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弱于国有企业。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缓解结构性失衡，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环，实现双循环的政策着力点 内外部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以及我国经济面对的长短期的挑战与压力，使得我国决策层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这也可能成为贯穿我国未来5—10年发展的战略纲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针。为了促进双循环，如下五大政策发力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双循环”并非闭关锁国，应保持积极开放态势。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独具吸引力。在产业链转移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仍应通过加大开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吸引外资流入。与此同时，也要做好外部经济衰退背景下的政策应对，包括：鼓励出口转内销，在电子、医疗、高端制造等关键行业提供政策优惠，大力推动进口替代；以多边主义稳定贸易投资，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投资协定等经贸框架的谈判；在保证产业链不过快流出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等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助力外贸企业寻找替代出口市场。 第二，培育高质量的国产服务供给，扩大国内最终消费。短期内，应通过出台扶持政策措施，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国内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进而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零售市场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场。未来，应将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要方向，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应链的韧性。短期而言，应对美国对中方的技术封锁，应当筛查海外供应链，特别是具有战略安全意义的海外供应链，查明上游设备、零部件、软件等受美国管控的部分，对其中不能自产的，要提前准备非美国的替代品。长期而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然是加强基础研究，提高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创新科技领域，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贸易和服务规则的制定，把数据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留在经贸框架内，主动打造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 第四，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队承接，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要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8月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 构建“双循环”的具体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双循环本质上是解决增长和发展的动力问题，除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外，当前要下大力气解决好创新问题，特别是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要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从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精神理念三个方面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支撑。 以下为发言全文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 准确理解和阐释“双循环”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的几次重要讲话中的论述，这是我们讨论该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双循环”概念，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了“双循环”的内涵，提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等方面。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次强调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特别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后增加了“更为安全”的要求，在“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后增加了“安全”的目标。 “双循环”的政策含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双循环”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全球化新趋势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根本上就在于发挥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施“双循环”重大战略。 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全球化等问题，此前已经有了很多论述。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现价美元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占比已从40年前的20%，上升到金融危机前的50%，再到目前的60%。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欧元区，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经济规模全球占比超过16%。 所以，考虑“双循环”这一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二，“双循环”的内涵很广，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但其核心内涵，是如何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并以此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寻求新的发展。 第三，关于“双循环”的基本方略。首先，“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并非只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主要立足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新优势”。其次，“双循环”强调国际、国内相互促进。内需潜力的发挥并不排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动，更不排斥在中国发展的同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我理解“双循环”的提出并非是偶然的。“循环论”实则是近年来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出发点。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在金融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的要求中，中央也多次提到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问题；在今年关于疫情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提到“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系统”。因此，“双循环”和近些年中央重大的战略和政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正确理解“双循环”必须抓住的几个核心概念 正确理解“双循环”的核心概念，有助于形成共识，进一步解决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个核心概念是“经济循环”。这是讨论双循环时必须清楚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宏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循环；在中观层面，“经济循环”既包括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内部的供需循环，也包括如何构建能够不断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供给体系，这也是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微观层面，“经济循环”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问题。特别是在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部分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冲击，而这次疫情也出现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链的情况，这些都会导致正常的循环出现问题。所以，应该从不同层面理解“经济循环”的内涵。 第二个核心概念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此前，我们谈到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多地从抗风险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比较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举了“大海和小池塘”的例子，指出“不能简单地按照其他国家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来理解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逻辑”。实际上，超大规模经济体在进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因为外需的不可持续性，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从中高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另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更多需要依靠自主创新。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新发展理念”。首先，大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一定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经济循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非常重要，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引领，没有科技进步的支撑，这种循环只能是低水平的，而且要下决心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性问题。其次，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19大提出新发展理念时的国际大环境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下一步，“安全”这两个字的分量应该会更重。如何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个核心概念是“开放性”。国内大循环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简单的、封闭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国内大循环不能简单地称为“内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两个体系，而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是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第五个核心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丝毫没有削弱“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性。双循环一定是双向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和世界经济复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通过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全球分工和经济融合。所以，双循环是“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第六个核心概念是“产业链现代化”。这是从微观层面理解“双循环”的重要概念，关键是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为四种状态。目前我们总体上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但从“开放+依赖”无法简单地左右平移到“开放+自立”，所以暂时会有一个更加强调内部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在更多国内头部企业的引领下，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创新的局面，最终我国的技术自立性会逐步提高。这其实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总结起来，第一，“双循环”是更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是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的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外部压力、不得不去强化的国内循环。第二，“双循环”与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强调的扩大内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不是简单强调扩大内需，而具有新的内涵。第三，“双循环”是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的国民经济循环。第四，“双循环”是与“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国内经济循环。 构建支撑“双循环”的政策与制度体系 构建“双循环”战略需要高水平的制度和政策作为支撑。这里，我想重点谈几个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结构性失衡问题始终存在。比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报酬结构严重失衡，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的冲击很大，导致生产要素错配，这也是实体经济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有较大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空间。再如，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但房地产成本，包括房价和房租，现在已经成为商业成本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创业、创新，如何降低房租和房价在商业成本中的比重，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出发，研究有关政策和制度体系。 二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内部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我国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供给与需求循环不畅，产能过剩、购买力的海外释放都是其中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其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是一个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7·21”企业家座谈会上中也强调了企业活力问题。增强企业活力，就是要维持企业的纵向流动性，让中小企业有更高的概率成长为大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中，应该说是有优势的。一方面，巨大的市场更具有包容性，不太容易形成垄断；另一方面，也能够带来更丰富、更多元的创新生态，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三是要处理好“老技术”与“新技术”的关系。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断点经常出现在一些关键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方面，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引领。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在少数关键领域利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也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导生产资源和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 从技术的角度看，“双循环”就是一个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过程。如果新技术不能很顺畅地替代旧技术，就无法实现“双循环”。但实现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并不容易，不仅要解决新旧技术之间的矛盾，更要解决它们所代表的企业、产业，甚至背后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英国当前的“红旗法案”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汽车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马车之间的斗争。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2006年所说，“工业革命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持续广泛地替代”，其中“持续广泛”这四个字既突出表现了技术替代过程中的巨大阻力，也说明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经济循环经常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自我革命的过程。有些情况下，甚至新技术的领先者也可能会形成进一步改变的阻力，因为他们并没有动力来变革技术。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奔驰、宝马，难道他们真的没有能力与特斯拉一样开发新能源汽车吗？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并不希望放弃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已经形成的绝对领先优势。 正因为技术替代的过程十分困难，它才拥有极端的重要性。在“双循环”理念指导下，我们当然需要更多原创性的新思想、新发现，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是第一性的。现在不少因为技术问题出现的堵点和断点，并不完全是我们缺少技术，更多情况下是缺少技术不断应用迭代的机会。从历史上看，新技术的应用也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熊彼特、莫基尔的研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发明创造并不比发明付诸实践的作用更大，硅谷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与其将之称其为新技术的发明地，不如说是新技术的应用地。基于此，按照“双循环”理念来推动创新时，我们一定要把新技术的应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特别关注新技术的适应性，特别是一个国家拥抱新技术的意愿、能力和速度。 具体来说，新技术应用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这是我国最大的优势。2019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已经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完全达到深度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经济门槛。 第二，制度环境。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企业的纵向流动性、建设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等方面，我们尚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营商环境，让国内各地区之间实现更加统一、更加透明、更加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以此提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第三，精神信念。“双循环”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方式，并不会必然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高质量的双循环。只有坚定信念，秉承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艰苦奋斗，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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