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中央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为国内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此，国泰元鑫从资产管理行业角度，阐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发展方向与投资机遇。 从“需求、供给、信用”看“双循环”发展主线 国泰元鑫认为，对于“双循环”的认识，可以从“需求、供给、信用”三个角度展开。 从需求端看，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有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升级的巨大需要，因此在世界经济循环当中，中国需求应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从供给端看，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循环的主要力量，但是结构需要优化，高端制造的占比需要提升。由于我国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是世界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因此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天时地利、顺理成章。 从信用端看，不论是银行间接融资还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都是经济循环的血液，对实体经济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贸易流转非常发达，国际间的这两大循环能够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厘清上述三个核心问题，就能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寻找消费升级、制造升级的方向，从信用端寻找国际资本希望投资的方向。其中，消费升级方面，包括免税消费、教育、医疗、新能源汽车、5G智能终端、国货潮牌、电子商务等等；制造升级方面，包括工业物联网、机器人、云计算、高端装备、半导体及各类上游核心零组件、新材料、新能源等等；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做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做大做强券商、投行、基金行业。 芯片发展潜力巨大 5G有望“多点开花” 针对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国泰元鑫认为，以芯片、5G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产业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支撑，将在一段时期构成“双循环”发展的根基，蕴藏一定的投资机会。 芯片一直是投资者关注度非常高的行业，从目前市场热销基金的规模增长就可以看到其热度。芯片行业的需求高景气持续，与大的科技发展周期相关，未来芯片的应用深度、广度都将延展。另一方面，对于科技行业而言，用户数量相较于领先的技术参数更容易促进技术升级迭代，在技术路径的竞争中显现出相对优势。基于此，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将成为科技创新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芯片行业呈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除此之外，5G行业作为2020年核心投资主线之一备受关注，国泰元鑫认为，在当前复杂外部局势下，应该从硬件设备制造与网络投资建设及软件和应用两方面来分析和把握5G领域的投资方向和节奏。 其中，5G网络的建设仍在进行当中，基于过往投资建设周期的经验看，网络建设投资的高峰预计会在2021年-2022年。资本市场的投资节奏往往要前置于实际的设备投资周期，因此未来的一年将是5G设备领域投资的时间窗口。在细分子版块当中，5G时代与之前最大的不同点有两个：工业物联网和数据中心，因为大数据和万物互联是5G技术的最重要特点。数据中心产业链和物联网产业链就更值得关注，包括上游的芯片、组件、模块，以及下游的运营、服务都非常值得投资关注。 硬件建设与软件应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国泰元鑫认为，目前受关注的AR/VR购物、短视频APP、云游戏等，基本都属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升级，没有出现质变；其质变可能会出现在B端（企业制造端）的工业物联网领域，以及C端消费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 国泰元鑫表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来看，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一定需要高新科技产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这样的组合。在此基础上，各类资金的持续流入，包括居民理财资产的配置、养老金投资配置、对外开放吸引海外投资者投资配置等等，会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的资金基础。从资产供给的角度，完善上市发行和退市制度，通过市场化手段形成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良好循环，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双循环”战略是中国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财富的主线。高层把“双循环”提高到发展新格局的高度，意味着这个战略最早也要管到2035年。 “双循环”的八个战略基点 对于“双循环”战略提出以后出现的种种误解，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论述。笔者一直强调“双循环”战略是一个大战略，是攸关中国经济下一个20年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是统领“十四五”、“十五五”甚至“十六五”的大战略，是解决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痛点和短板，打通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 理解“双循环”，从战略新格局的层面而言，至少有八个基点： 第一，双循环大战略是主动战略不是被动战略，不是为了被动应对美国的遏制和卡脖子问题，而是中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痛点。 第二，双循环大战略是一个长期战略而不是短期战略，这个战略至少管10年，甚至20年。 第三，双循环大战略是开放战略不是封闭战略，这点最被误解，但其实最好理解。封闭起来是不可能有任何循环的，即使国内大循环，也玩不起来。离开了国际产业链的循环，离开了国际市场，玩什么？ 第四，双循环大战略是全局战略不是局部战略。有很多人把双循环理解为启动内需，内需当然是国内大循环的主要部分，但双循环战略绝非仅仅是启动消费这么简单，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全球，从整体上为中国经济“强身健体”，解决痛点。有消费问题，还有生产问题，还有创新问题，还有产业竞争力的问题。 第五、双循环大战略是改革战略不是倒退战略，要真正玩好双循环，改革开放是前提，要搞大循环，必须大改革大开放，离开了改革开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包括创新、消费等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问题。 第六、双循环大战略是进攻战略不是退缩战略，是积极主动去解决中国经济的难点问题，是拓展中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不是收缩，不是防守，是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第七，双循环是推动全球化不是反全球化战略，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关键在于利用国际市场，坚定推动全球化，在后二战格局重塑的情况下积极主动推动全球化。 第八、双循环是发展新格局不是新瓶装旧酒。高层在提出双循环战略时，一开始就把双循环战略定义为发展新格局，这个高度非常高，什么叫发展新格局。如果说过去40年的发展是老格局，则未来就是新格局，也就是和过去高增长模式要彻底告别。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双循环”战略的五大抓手 国内大循环也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启动消费问题。笔者一再强调“双循环”大战略的全局性、长期性和主动性。未来“双循环”大战略的抓手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消费大循环，培育八亿中产，这个不再详述； 第二、 制造业大循环，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品牌不足，战略产业领域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必须解决。制造业大循环需要梳理中国制造业各个环节的短板，强化补短板问题。 第三、 创新大循环，不仅仅指芯片的突破，很多关键领域都需要突破。我之前的文章提到过，中国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第四、 城乡大循环，完成城镇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但还没有完成城镇化的经济大国。城镇化是未来最大的抓手，新型城镇化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格局中属于重中之重，完成城镇化意味着中国真正成为城市国家，意味着至少还有5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第五、 产业大循环，中国在健康、娱乐、文化、休闲等领域产业需求井喷，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健康市场、文化市场、休闲市场都在中国，必将衍生出很多财富和产业机遇。 “双循环”战略下的八大财富“后浪” 在“双循环”大战略下，中国的财富机遇在哪里，下一个十年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这几乎是每一次论坛讲座听众必问的问题。但是我的答案让很多人失望。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最好的投资”，我也不知道一个10年中国会涌现出什么样的赚钱的行业。 比如，20年前，没有人想到阿里巴巴的崛起，5年前，没有人能够想到抖音会火到被特朗普封杀的地步，当然，拼多多，直播带货的薇娅、李佳琦每年的收入高于很多上市公司，更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而前不久，农夫山泉的创始人成为全球首富更是让人大跌眼镜。甚至，茅台今天这么值钱，在20年前也没有几个人能想到。 所以，行业和财富的崛起其实都是不可预测的，这样说，当然会砸掉很专家的饭碗。因为专家最爱讲的话题都是什么下一个10年中国最赚钱的领域，“后疫情时代十大财富风口”等等。 其实，财富的“浪潮”都是事后可以总结，但事前根本无法预测的。无论在中国，还是放眼全球，任何一次大的财富浪潮，基本都不可能先知先觉。比如，当年没有人想到福特汽车会开创一个时代，也没有人想到微软会成为行业巨头。那些抓住财富机遇的，大多是在财富浪潮的半山腰才半路上车的。财富的浪潮只有在很清晰以后才能看到，但是，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会走多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六波财富大浪： 第一波：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户、乡镇企业； 第二波：上世纪90年代“92派”的崛起推动的制造业创富； 第三波：1998年以后的地产大浪20年； 第四波：2003年之后的互联网财富浪潮； 第五波；2005年之后的金融创富，股权投资的崛起； 第六波：大数据、人工智能衍生出来的新产业、新模式、新财富 这六波财富，清晰可见，但这也是事后的一个总结而言，事先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先知先觉。在这六波财富中进入富豪排行榜的，都是财智超越常人并且经历九死一生，最后在惨烈的竞争中幸存者。在产业发展的长波中，即使在大浪到来之后才上车，也能赚到足够的财富。 随着中国经济中期的巨变，在“双循环”周期下，我们仍然很难去预测哪些行业可以崛起，未来主要赚钱的大浪在哪里。但是，基于我们对中国经济全新周期的理解，以及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认为，虽然我不知道下一个10年，20年，谁会成为中国的首富，谁能够进入富豪排行榜，会衍生出什么样的新业态。但是，对于财富发展的趋势，还是可以做一些预判的。 在我看来，“双循环”战略下，中国未来的财富有八大趋势： 第一、财富大浪已经结束，像过去40年出现的清晰可见的六波财富浪潮基本结束了，未来的财富只能回到过去的浪中再去找细分的浪。 第二、房地产作为最好投资品的时代结束了，房地产20年大周期的财富狂潮基本宣告终结，标志应该是有全国排名前五的龙头企业的倒下为最明显的信号。但房地产领域的财富机会仍然存在，存量地产衍生出的“房地产+”刚刚开始。 第三、零售行业仍然是未来中国出现富豪最多的领域，零售行业的好日子远远没有结束，零售行业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惊喜。 第四、引领财富浪潮的是“吃喝玩乐”，而不是芯片这些高科技，高科技领域看起来高大上，但未必催生富豪，而且这些领域九死一生。但酱油、油泼辣子、火锅底料这些很多人看不上的传统领域才是真正赚钱的领域。 第五、婴儿潮虽然结束，但赚孩子的钱仍然很容易。很多人一直在讨论银发经济和银发财富，其实，在中国，骗老人的钱容易，赚老人的钱太难，中国的老人基本是不花钱的。他们的钱是等着骗子来骗的。但是，中国人愿意敢于给孩子花钱，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中国的家长仍然是从不吝啬的。 第六、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会崛起，金融财富的掘金点在保险和股权投资领域。说实话，资本市场的理念和信用基础是不适合国人的，大陆法系的传统很难培育出强大的资本市场，我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崛起，但我认为，中国的保险行业仍然有很大的机会，保险逐渐会成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的主要工具。 第七、医疗行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包括医疗器材，医药研发等领域。未来医疗行业将更多的是一个大健康的概念，而不是治疗的概念。这个行业的财富裂变机会远远没有结束，新的财富业态值得期待。 第八、不要忽视农业，中国未来的土地制度等的改革会提速，现代大农业的崛起是大趋势。14亿人口，没有强大的农业，恐怕比缺芯片都要可怕。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29日召开，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毫无疑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指导思想。 近期，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举行，主题紧紧扣住双循环。包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CF40特邀嘉宾、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在内的国内顶尖学者齐聚一堂，从多个维度分享了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见解。 今天的推送摘取了本次曲江论坛上的部分精华观点，供各位读者参考。 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现场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打造“双循环”的战略构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 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畅通，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优化配置的循环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在技术、资本、土地、数据等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 技术方面，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生产、再到现实应用的渠道不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资本方面，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等基础价格的形成机制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有待提高。土地方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城市中实行招拍挂制度引致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土地具有社会和资本属性。解决好土地资本化及土地股权融资问题，可以将历史积攒的财富向产业链高端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延伸，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腾飞。数据方面，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统一、安全保障不足，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不强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靠自身努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打开大门，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 “双循环”是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闭关锁国，超大规模市场也绝非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开放、包容、联通的国际国内双市场。中国要坚定推进对外开放，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可以通过鼓励外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水平。还需不断优化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寻求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在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则下，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促进国际国内货物、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降低居民养老和住房负担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牢牢抓住“内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有层次的、多元化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要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和顺畅程度。 挖掘国内需求，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个基本前提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必须增加收入，包括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和其他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就业，我国的人口量多，劳动力也很多，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国有企业大概占10%多。因此，要想增加就业，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其次，要增加分配，改善分配结构。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还要提高效率和效益，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人民群众有钱可花。 第三，要在消费环节，降低居民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保支出，发展市场化的保险行业，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此外，要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当前，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已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 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因此，要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在货币宽松时期，更要警惕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再次推高房价的现象，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服务“双循环” 金融要做好五件事 “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新形势下推进“双循环”战略，金融无疑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发展格局下，要找准金融的准确定位，即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必须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从金融角度看，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做到以下五件事： 首先，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下，中国金融制度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推动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其中科技创新是关键。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其次，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 其一，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扩大内需。 其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重点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还要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其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第三，抓紧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 当前，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未来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大量的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第四，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实行制度型负面清单管理。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现实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国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在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负面清单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只有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为支持一种货币成为全球避险货币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第五，通过推动商业银行股权投资试点实质落地来解决小微企业最需要的股权投资。从周期上看，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最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如果能够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话，必定可以助力小微企业依法合规做大做强，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加快批准试点银行设立境内投资子公司，扩大试点城市范围；允许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本参与股权投资；充分发挥好科创板的孵化和退出机制。 “双循环”战略是 “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 打通内外“双循环”，离不开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这既关乎到国内大循环能否顺畅、安全，更是联通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抓手。 今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从国内循环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新的产业基地，形成诸多重要产业枢纽，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循环。 从国际循环来看，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双循环”与“一带一路”都是用循环来实现畅通，用畅通来创造价值。“双循环”战略将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强大的机遇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所实现的“五通”也为“双循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平台。 中国启动“双循环”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契机，沿线相关城市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科学处理好提高内需质量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系，把握好如下五个要点： 第一，把握重点、聚焦“五通”。“双循环”形势下，应该牢记“五通”初心，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将建设重点聚焦到与“五通”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来。 第二，推动“五通”时注意先后次序、有所侧重。建设“一带一路”不一定一上来就要修路架桥，搞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要挖掘现有设施的存量，先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来促进贸易相通，尽可能发挥现有设施、现有渠道、现有网络的作用。 第三，推动有关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从来不是中国一家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就明确提出，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四，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疫情仍在四处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要发挥我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期睦邻友好的地缘优势，推动双边和多边FTA谈判，以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市场融合和人文交流来构建更加顺畅、自主和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应会得到周边地区的响应和支持，这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截至2019 年末，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科技创新、政府投资效率、就业质量 构建“双循环”仍需关注多方面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丰富，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和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要高度重视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的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做出的战略决策，其在三个方面分别要解决的问题是： 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解决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方面的问题； 发展环境，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在外部环境变化下的重要性凸显。我国很多企业在美国的实体清单名单上，同时还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创新是解决这些安全问题关键； 发展条件，劳动人口变化和工资水平变化使得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需重塑竞争新优势，科技创新也是其中关键内容。 政策建议：建立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需满足三方面条件：一是，要抓住当前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其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例如，对于平台经济而言，企业资产规模不大但连接性广泛，很多平台企业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再如，数字经济兴起，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也将不同，知识产权金融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就更重要。二是，要解决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三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其二，需优化政府投资评价体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投资在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当前政府投资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项目储备不够，资金淤积于账面，使用效率不高；二是项目功能是否能发挥有待检验。 提升投资效率的前提是能够对投资的有效性进行客观有效的评判。投资分为市场投资和政府投资，前者投资有效性评价标准十分清晰，即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投资回报率越高则投资效果越好；而后者是公共投资，不能仅仅从投资回报率进行评价，需要全方位考虑，形成清晰的评价向导体系。 政策建议：以价值为导向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评估框架。政府投资应以价值为导向，最终目的就是提升人的价值。应当对政府投资的项目建立一种价值导向的评估框架，从经济视角（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社会视角（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生态视角（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空间视角（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聚集），对这些不同维度的价值进行综合，然后进行统一度量，最终将项目纳入项目库，体现到规划当中去。 其三，要关注“双循环”下的就业质量问题。双循环新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仅要关注就业数量还需要就业的质量，即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一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几乎没有晋升渠道。可能导致两方面后果，产业空心化或者收入增长停滞。二是，要避免过去出现的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 政策建议：创造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一是，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避免出现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二是，需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三是，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四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29日召开，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毫无疑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指导思想。 近期，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举行，主题紧紧扣住双循环。包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CF40特邀嘉宾、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在内的国内顶尖学者齐聚一堂，从多个维度分享了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见解。 今天的推送摘取了本次曲江论坛上的部分精华观点，供各位读者参考。 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现场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打造“双循环”的战略构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 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畅通，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优化配置的循环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在技术、资本、土地、数据等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 技术方面，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生产、再到现实应用的渠道不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资本方面，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等基础价格的形成机制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有待提高。土地方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城市中实行招拍挂制度引致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土地具有社会和资本属性。解决好土地资本化及土地股权融资问题，可以将历史积攒的财富向产业链高端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延伸，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腾飞。数据方面，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统一、安全保障不足，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不强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靠自身努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打开大门，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 “双循环”是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闭关锁国，超大规模市场也绝非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开放、包容、联通的国际国内双市场。中国要坚定推进对外开放，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可以通过鼓励外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水平。还需不断优化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寻求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在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则下，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促进国际国内货物、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降低居民养老和住房负担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牢牢抓住“内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有层次的、多元化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要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和顺畅程度。 挖掘国内需求，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个基本前提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必须增加收入，包括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和其他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就业，我国的人口量多，劳动力也很多，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国有企业大概占10%多。因此，要想增加就业，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其次，要增加分配，改善分配结构。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还要提高效率和效益，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人民群众有钱可花。 第三，要在消费环节，降低居民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保支出，发展市场化的保险行业，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此外，要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当前，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已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 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因此，要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在货币宽松时期，更要警惕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再次推高房价的现象，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服务“双循环” 金融要做好五件事 “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新形势下推进“双循环”战略，金融无疑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发展格局下，要找准金融的准确定位，即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必须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从金融角度看，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做到以下五件事： 首先，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下，中国金融制度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推动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其中科技创新是关键。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其次，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 其一，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扩大内需。 其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重点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还要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其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第三，抓紧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 当前，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未来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大量的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第四，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实行制度型负面清单管理。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现实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国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在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负面清单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只有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为支持一种货币成为全球避险货币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第五，通过推动商业银行股权投资试点实质落地来解决小微企业最需要的股权投资。从周期上看，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最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如果能够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话，必定可以助力小微企业依法合规做大做强，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加快批准试点银行设立境内投资子公司，扩大试点城市范围；允许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本参与股权投资；充分发挥好科创板的孵化和退出机制。 “双循环”战略是 “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 打通内外“双循环”，离不开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这既关乎到国内大循环能否顺畅、安全，更是联通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抓手。 今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从国内循环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新的产业基地，形成诸多重要产业枢纽，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循环。 从国际循环来看，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双循环”与“一带一路”都是用循环来实现畅通，用畅通来创造价值。“双循环”战略将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强大的机遇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所实现的“五通”也为“双循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平台。 中国启动“双循环”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契机，沿线相关城市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科学处理好提高内需质量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系，把握好如下五个要点： 第一，把握重点、聚焦“五通”。“双循环”形势下，应该牢记“五通”初心，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将建设重点聚焦到与“五通”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来。 第二，推动“五通”时注意先后次序、有所侧重。建设“一带一路”不一定一上来就要修路架桥，搞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要挖掘现有设施的存量，先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来促进贸易相通，尽可能发挥现有设施、现有渠道、现有网络的作用。 第三，推动有关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从来不是中国一家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就明确提出，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四，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疫情仍在四处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要发挥我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期睦邻友好的地缘优势，推动双边和多边FTA谈判，以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市场融合和人文交流来构建更加顺畅、自主和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应会得到周边地区的响应和支持，这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截至2019 年末，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科技创新、政府投资效率、就业质量 构建“双循环”仍需关注多方面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丰富，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和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要高度重视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的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做出的战略决策，其在三个方面分别要解决的问题是： 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解决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方面的问题； 发展环境，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在外部环境变化下的重要性凸显。我国很多企业在美国的实体清单名单上，同时还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创新是解决这些安全问题关键； 发展条件，劳动人口变化和工资水平变化使得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需重塑竞争新优势，科技创新也是其中关键内容。 政策建议：建立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需满足三方面条件：一是，要抓住当前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其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例如，对于平台经济而言，企业资产规模不大但连接性广泛，很多平台企业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再如，数字经济兴起，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也将不同，知识产权金融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就更重要。二是，要解决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三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其二，需优化政府投资评价体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投资在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当前政府投资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项目储备不够，资金淤积于账面，使用效率不高；二是项目功能是否能发挥有待检验。 提升投资效率的前提是能够对投资的有效性进行客观有效的评判。投资分为市场投资和政府投资，前者投资有效性评价标准十分清晰，即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投资回报率越高则投资效果越好；而后者是公共投资，不能仅仅从投资回报率进行评价，需要全方位考虑，形成清晰的评价向导体系。 政策建议：以价值为导向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评估框架。政府投资应以价值为导向，最终目的就是提升人的价值。应当对政府投资的项目建立一种价值导向的评估框架，从经济视角（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社会视角（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生态视角（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空间视角（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聚集），对这些不同维度的价值进行综合，然后进行统一度量，最终将项目纳入项目库，体现到规划当中去。 其三，要关注“双循环”下的就业质量问题。双循环新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仅要关注就业数量还需要就业的质量，即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一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几乎没有晋升渠道。可能导致两方面后果，产业空心化或者收入增长停滞。二是，要避免过去出现的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 政策建议：创造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一是，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避免出现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二是，需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三是，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四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对于目前“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国内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国家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很多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从5月14日到现在已经在八九个重要的场合进行了深度的说明，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很深刻的表述。通过学习，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外促外、两头在外”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主题的发展格局转换为“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格局。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国际大循环内生动力、发展格局、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更是中国内部主要矛盾所呈现的新现象和新规律所决定的。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在国际大变局中拔得头筹、赢得胜利，必须以内为主，必须要扎稳自身的基本盘，必须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卡脖子”技术的全面突破，才能够真正实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统筹。 第二，“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以扩大内需作为它的战略基点。同时，要达到这样的几个要求所依托的必须是以国内分工体系、以国内技术动态良性发展、以国内大循环畅通为载体，而不是将我们的运行重心依托于国际大循环，依托于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以及整个政治格局之上，要把目前我们面临的发展的主要目标放在更好的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上。因此，“双循环”格局是国内分工体系、国内技术发展和国内市场自我良性循环三位一体的体系，是以内为主、安全为底线的内外互动的一种格局。 第三，“以内为主”并不意味着内循环是封闭循环。内循环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内循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它本质上要依从于更高水平的开放，更为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开放，但这种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要以内部循环的畅通、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满足作为落脚点。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以内为主”不仅不拒绝国际大循环，并且要求我们要以更好的、更有弹性、更为安全、更为深入的国际大循环参与作为前提、补充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展开。 第四，内循环必须以突破“卡脖子”技术，全面实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它的动力源。目前处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民族复兴的窗口期，最为重要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高水平人才的创新力以及整个技术创新和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双循环不是静止的循环，而是一种动态的循环，它不仅要满足静态资源配置的有效，更要满足跨期资源配置的有效，这一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技术创新、技术革命上的显著制度优势。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检验的根本标准依然在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未来5年期间就体现为是否能够有效突破卡脖子问题，实现创新驱动。 第五，我们参与国际大循环必须以内为主，必须以内生技术发展突破“卡脖子”问题为基础来进行重构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基础。我们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是必须要有自身的能力、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不是来源于简单地参与国际，而是来源于内部大循环的畅通，来源于自我生产力的快速突破。当然，另一方面，新的国际大循环也要适应国际分工在新形势特别是在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格局、新规律下的一种状况。因此，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在进出口战略上的安排，在资本输入输出上的定位，在一系列的对外政策上要有一个新的定位、新的布局，不是简单地依托于美国市场，简单地依托于美国技术。我们要顺应目前这种全球化周期性、趋势性、结构性的变化，在洞悉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布局，通过新的国际布局进一步助推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进一步形成我们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这种新的制度基础、新的战略举措。 所以，理解新发展格局应当从这五大方面来进行深入把握，而不是把它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成为个别错误思潮、激进理论的代言词。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国民生产循环体系的规律，加大对于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构建和解读，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基础上，强化思想共识和行动的合力。 目前大家对于“双循环”的意义、内涵、概念已经做了很多的解析。我个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主导理论和主导思想。因此，下一步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怎么落实“十四五”战略布局，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要点必须要把握住。 第一，我们必须对于目前理论上的噪音和杂音进行准确的理论批判，防止一些错误思潮、激进人士利用“双循环”来表达他们错误的理念。目前我们会看到在思想界和各个层面存在着以下的一些问题：新闭关锁国论、新内卷论、新出口转内销论等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思潮，这是目前大家形成的共识！总书记也专门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对于“双循环”理解得很狭窄。一是把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时一地的短期应对举措，而不是中长期的战略，没有理解到新发展格局是面对一些持久性问题和长期性问题所做出的新的行动纲领。这种错误理解很容易产生 “战略问题战术化”的问题，简单地把双循环理论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大内需，理解为为应对外部短期冲击实行的出口转内销，这可能就理解偏了。二是把全局战略理解成局部区域的措施。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学习双循环理论，很多地方领导都纷纷表态，“一定要用“双循环”理论加速构建本地区的大循环，使本地区经济成为完整统一的循环体系”。这种表态表面上这是在拥护中央，但实际上却南辕北辙了！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循环，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就形成不了。我们必须要看到局部区域必须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目前在学习领会贯彻“双循环”新思想、新理论中间的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二，战略要有顶层设计，要有中长期和短期的战略战术衔接，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框架理论下加速理论完善和理论理解，同时推出从中长期所制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第三，在短期衔接上，必须要把在疫情常态化前提下尽快实现国内经济的复苏当成当前的一个基本要点。最近中国出口已经实现连续五个月正增长，外资实现了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超预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疫情和国际疫情的不同步给予了目前全面启动内循环、构建双循环很重要的战略战术契机。近期，我们利用国外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的战略空档期，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量及其弹性和韧性有一个全面的摸底、全面的考量。 第四，要与前期战略和前期政策对接。汪涛首席、毛振华所长、管涛教授都谈到，双循环战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2008年以来顺应逆全球化趋势性、格局性的变化，中国从外向内进行转移，进一步提升深化的产物。一是新发展格局要与新发展观相契合，要在新发展观里增加安全的思维；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全面疏通对接，三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几大要点、几大关口，把国内大循环真正做成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基本盘和核心基础，要与他们进行对接。四是要紧紧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同时要把改革开放作为这种动力源，基础性改革依然是营商环境改善，依然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依然是打通各种“断点堵点”的关键。 第五，我们要全面启动核心技术攻坚战，改革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落实驱动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牢牢把握住创新驱动这个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源，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没有突破，没有使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双循环”也是无本之源，无法在内部大循环提升的基础上、关键技术的突破上来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战略。 第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高水平开放迎接未来格局的变化，我们对于前期“一带一路”这种战略要有所调整和布局，必须在安全的前提条件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不是原来的“大写意”。金融开放也要坚持发展和安全的统筹，我们在全球的资本布局也一定要按照新的格局和风险控制来进行。因此，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外部大循环，而是更进一步适应目前国际大循环的新冲突、新格局、新规律、新挑战。 这几大方面是我们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在下一步逐步推进的几大步骤。
双循环战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CF40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结合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并作出判断：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 赵昌文分析认为：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目前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发展环境的变化来看，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现在的一件大事，而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从发展条件的变化来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 “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赵昌文表示，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既有助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也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三大失衡，还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他特别强调，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data-link="">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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