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脱钩之后，2020年的第三个高频关键词出现了——双循环。 “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长期问题，持久战角度，新发展格局。可见双循环不只着眼眼前，还着眼明年开始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双循环不只针对美国对中国一直不停的强硬出牌，而是针对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恐慌。先是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的那段时间，关于海外订单锐减、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恐慌；接着是关于外资会将在中国的供应链移走的恐慌；最后是美国对华为、TikTok封禁，并将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不准向它们转让技术的恐慌。这三波压力次第袭来，再加上疫情本身的社会隔离效应，让2020年成为中国人多年来最为焦虑的一年。 在此时刻提出的双循环，是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钥匙、药方、火炬？ 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透彻地理解。 最近几个月，我去了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的多座城市和企业调研，发现危与机是并存的，事在人为，只要不断在事上而不是嘴上磨练，心就会定。我们不能决定外部环境，但可以在外部的约束条件下，安身立命，尽量做好。 中国人往往比谁走的都快，关键是要走对方向。 结合调研和初步研究，我对双循环有如下一些看法。 1、双循环代表了中国螺旋式上升的新发展方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新版本。 2、双循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而是内外打通、内外融通、内外促进。 3、双循环的驱动力，既是中国内部大市场的规模，完善有力的生产配套体系；更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和对内对外开放的力量。 4、双循环的关键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是要继续推动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与其说双循环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超越。 循环意味着流动，内部流动，外部流动，内外之间流动。 循环、流动、互动，这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让交易双方都受益。 任何一个经济体，其实都处在内外交融的循环之中，只是循环程度不同而已。 能不能不参与分工与合作？能，但那是效率很低、民生福祉很差的经济。在统制经济下，人们是简单生存，不是美好生活。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又对中国频频施压，现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大不了不玩了”、“自己照样可以过好”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有合理性，但并不理性。 如果不参与国际循环，纯粹自给自足，中国的日子肯定没有今天好。 举两方面的例子说明。 一是资源的角度。2019年中国从国外进口了10.69亿吨铁矿砂，对外依存度超过80%；进口了5.06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2%；进口了9656万吨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4%；中国的锂、钴矿石对外依存度约70%；大豆对外依存度约86%；中国还进口了210.8万吨猪肉和165.9万吨牛肉，虽然对外依存度不高，但增长幅度很高。2019年猪肉进口的增幅是75%，牛肉进口的增幅是60%。这都说明，我们很多方面的资源条件很薄弱，离不开国际循环。 有人说，中国不是有很多铁矿石吗？是，中国的铁矿石储量排名世界第四，占全球储量的12.35%，不算少。问题是中国的矿石含铁品位平均只有34.3%，基本全是贫矿石，要经过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而选矿过程成本很高，中国的铁矿选矿成本是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的两到三倍。进口更划算。 二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角度，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据海关数据，2019年中国进口了3040亿美元芯片，预计2020年仍将进口3000亿美元以上。工信部前部长苗圩曾指出，我国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试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很多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15%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许志远的研究显示，在移动通信和软件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巨大。 先看移动通信，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DSP（数字信号处理）、AD/DA（模数-数模转换）、射频收发、功放、低噪放、驱动放大器这7个方面，全球排名前5的公司没有中国的；在滤波器、天线、基站设备这3个方面全球Top5有多家中国公司，其中华为在天线和基站设备上位居第一。 再看软件，在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存储管理、虚拟化、安全软件、ERP、CRM、办公软件这9个方面，全球Top5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的；在桌面OS、手机OS、云OS、物联网OS、IP核、EDA、CAD、CAE这8个方面，中国公司也很薄弱，只是在桌面OS上基于Linux进行二次开发，在手机OS、物联网OS和EAD方面有所布局。 最近还看到仪器设备方面的一份报告。美国《化学与工程》杂志公布的全球科学仪器公司Top20名单，8家是美国公司，7家是欧洲的，5家是日本的。中国企业在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方面几乎是空白。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统计，2015年至2017年我国显微镜年均进口5万台左右，年均出口220万台-300万台之间，但出口金额远低于进口金额，说明单台产品的出口价远远低于进口产品。 前不久我请教工业富联（601138.SH）的一位高管，在工业互联网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表现在哪里？他说，不是设备，不是模具，是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以及工业网络协议等等。 我参观过多家中国的智能手机企业的生产线，其中的关键设备（如贴片机）基本依赖进口。 一旦离开国际循环，中国不少产业将难以转动，甚至失灵停摆。 其实，如果仔细回顾一下共和国的经济史，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过加入国际循环的努力，尽管中间遭遇过这样那样的封锁与曲折。 【五十年代】 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后来确定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大部分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一次飞跃； “一五”期间，中国需要进口橡胶、化肥、钢材、机械、沥青等大量建设材料，但进口需要外汇。为了创汇，1957年4月25日，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外国客商请进来。交易会每年春秋举办两次，这就是广交会。 【六十年代】 1960年初，中苏关系交恶后，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在苏联中止技术援助后的应对措施，周恩来批示：“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 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代表当时世界石化工业水平的成套设备进口合同，1964年至1966年交齐，1965年至1967年底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 从1963年6月与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随后几年里，中国从9个西方国家引进了84项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其中引进的2100台尖端技术及重点国防工程配套用仪器，对“两弹一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十年代】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3年国家计委在《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通过设备引进，中国生产出了大量尿素，这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原因之一。1981年南京烷基苯厂建成投产，结束了买肥皂要票的历史，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化纤设备进来后，纺织品供应上来了，实行了几十年的布票取消了。 中国走出“文革”、回到经济建设正轨后，开始掀起新的引进高潮。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这一天，中国最大的引进项目宝钢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打下第一根桩。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似乎是在说明，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和世界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1980年代之后，中国和国际循环之间紧密相依。改革开放42年，特别是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与国际间的循环更加顺畅，更加浩大。中国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跟着样板上路”，也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 回顾整个历史，凡是我们和国际循环基本脱离的时间，就会生出很多自己折腾自己、内耗内斗内乱的时间。 前几天，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经济学家巴曙松看后说：“写深圳不能不提香港，那么多地方开放，为什么深圳最成功？”确实如此，深圳也包括珠三角很多城市，改革开放之初都是“以港为师”的，不仅因为香港先进，而且因为香港是连接世界、进入一个更大的国际循环的中转站。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唐杰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深圳最初的工业化是“投资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今天看很低端，但正是借助 “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 “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了什么？唐杰说，一是合约意识，一切按合同，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越来越多产品在深圳装配，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场，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 所以深圳能有今天，一个根本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被这个体系中的先进力量和国际市场所带动和塑造。通俗地说，就是“你跟谁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深圳今天能形成发达的、高度细分的、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和国际品牌商、贸易商、零售商、外资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最近我在看《回到现场：亲历上海实业十三年》一书，作者蔡来兴从1995年到2008年担任上实集团的董事长。他受命担任董事长后了解到，李嘉诚的公司一年赚的钱比上海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于是组织班子研究，发现世界大企业高速成长的奥秘，是在产品经营基础上大力开展资产经营。1996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上市，此后通过重大资产注入，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从境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过百亿港元，相当于当年上海124家A股上市公司募资的总量。上海实业不仅为上海源源不断地募集了急需的建设资金，在深化国企改革、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也贡献良多。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上海当年的发展也和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对接息息相关。 眺望中国的各个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有强烈的国际循环助推的地方，经济活力、营商环境、企业家水平、官员素质就会更高。因为国际循环是全球化的，是有国际标准要求的，是要进行全球竞争的。和国际循环在一起，能开眼界，长知识，悟门道，强素质，优环境，水涨船高。 正是通过国际循环，促进了中国的国内循环，强大了我们的市场，提升了我们的能力。国内经济体大了，强了，就有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发展主体了。 前面说了，中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国际循环。反过来，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且越来越离不开。 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的70%）；有成熟的配套体系；有不断改进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中国有全世界最广泛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所以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机会和利益。 就在脱钩之声不绝与耳之时，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随着最近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在美国上市，中国三大造车新势力（还有蔚来）已经齐聚美国资本市场。贝壳找房网的上市也非常成功。今年已经有20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1-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69.8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将下降近40%。相比起来，中国仍是外资的热土。如果以人民币计算，1-7月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还增长了0.5%。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其中日本新设企业415家，美国860家，韩国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国296家，德国245家。一些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投资的大项目（如巴斯夫、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正在推进中。 很多跨国公司都表示，不会迁移在中国的产能。除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性价比高，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大市场，像苹果、耐克、乐高、宝马、奔驰等在中国的生产，很大部分是要在本地销售的。 一个总体的趋势，不是中国和世界脱轨（脱钩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调整），而是更大的挂钩。 中国的商品出口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中的份额还在增加（14%左右），这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价值；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不断增加（如欧莱雅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8%，特斯拉二季度在中国的收入增长一倍），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价值；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的上升，证明了中国潜力的价值。即使在疫情和中美关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上半年中国仍然完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上半年对应目标的45%，同时正在加速从美国采购能源品（如石油）。 因为中国具有生产和市场的双优势，所以中国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方面都有竞争力、吸引力。 该应对的应对，该反制的反制。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思想清理好。 1、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早已是内中有外（国内市场国际化），内外交融，内外一体。两个大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大局，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也是同一个大循环。 2、加入国际循环就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不断提升企业的合规经营、竞争中性的水平，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最近撰文说：“你太小的时候，出门搭大人的便车，别人不在意，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不会认为不公平，但当你长大了，块头大了，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自己开车，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这样才显得公平。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改变我出门的旧习惯不是坏事，反而对自己也是好事，不然我就走不远了。”） 3、循环就是让一切经济要素开放流动，公平流动。如果当年沿袭国营外贸公司对外贸业务的垄断，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在国际循环中的作用。1999年民企可以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入世”后中国外贸才一飞冲天，到2015年民企的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外资企业。 今天要促进国内大循环，一定要给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待遇、产业进入的公平，一定要打破国内市场上的各种阻碍要素流通的显性和隐形障碍。各行各业都要学习移动支付那样的便捷、普惠与通畅，而不是在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部门之间、设置那么多带有歧视性的阻碍，金融、教育、医疗、内容与传播、数据服务等领域尤甚。 4、要促进双循环，中国还要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和行业准入，更好地包容与服务国际经济要素流入中国，扎根中国，由此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从最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要有高度的法治化，稳定可预期，并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兼具宽度、深度、安全、流动性的市场服务。 5、中国自身要更加开放，对周边和国际也要更加开放，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都要积极合作；要努力建立双向互动的各种区域化经贸合作关系，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6、要使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就要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科学化，让经济效率提高，回报提高，可支配收入提高，如此才能提振消费。 最后的结论是： 不是因为“内”就有机会，是因为“循环”和“以外促内”，以开放促市场化改革，中国才有新机会。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要素流动是不是自主循环了？要素价格是不是由市场决定了？要素配置是不是高效公平了？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更有保障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是不断降低了？ 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引领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今天，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推向新阶段，新纪元。只要我们自己不给自己设卡设限，谁都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与未来。
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如何理解“双循环”这个最近炙手可热的话题。我之前就此话题写过《“内循环”下，房价会怎么走》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提到： 在高层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大多数人很担心“国内大循环”这个词被误读，我对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肯定会被误读。 从习总书记讲话的内容看，很显然，高层已经注意到“双循环”被各种误读的情况。习总书记有备而来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当然，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谈及“双循环”，高层绝不是仅仅为了澄清一些误读，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关注度极高的途径释放关于“双循环”更多的战略意图。可以说，总书记在讲话中，把“双循环”的战略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第一、“双循环战略”绝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为了应对美国等的打压的临时性举措，而是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轴”，是战略抉择而不是应急措施！ 总书记提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这意味着，用了40多年的“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的旧发展格局将要被“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格局替代。 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些专家私下也把“国内大循环”解读为“闭关锁国”，如果说普通人有这种解读情有可原，但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如此解读确实不应该。一个基本常识是，世界上90%的国家，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内需，是国内市场。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中，内需占的比重正常应该在70%以上。 但在过去的赶超阶段，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是必须经历的阶段，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国际市场的巨大红利，中国因此很快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但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过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这也是过去10多年，中国高层一直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因为战略高度不够，使得撬动国内市场，打通国内循环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这次恰逢“十四五”规划制定之时，把“双循环”上升到新发展格局主轴的高度，有利于从战略高度破解内需潜力长期得不到释放的难题。 第二、“双循环”的关键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将“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理解为高层要打通中国经济的“任督二脉”，要解决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痛点。有些人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则是完全矮化和窄化了“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意义。撬动国内庞大的市场，的确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内循环作为和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一样的战略性举措，其内涵和覆盖的范围远远超过内需。 在笔者看来，作为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的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旨在打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是在生产、消费、投资、技术等领域都要弥补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比如在技术层面，如何在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在技术环节实现内循环。在技术环节，由于过去我们选择了一条在全球产业链上选择成本优势最明显的领域发展，导致卡脖子的不仅仅在芯片领域。 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在技术创新层面，“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彻底告别过去引进技术、模仿发展的模式，而是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环节，中国的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但低端化、缺品牌以及主要设备依靠国外的情况也必须通过“内循环”来突破，内循环就是疏通中国经济的血脉，在关键设备和关键环节上实现自主创新。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和笔者之前对内循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痛点的理解是一致的。 第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终目的。 这不是一个收缩战略，不是一个“守”的战略，这是一个主动和积极有为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不是以放弃国际市场来推动国内市场，而是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打通国内大循环。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双循环”为“十四五”定调。笔者之前曾特别提醒大家注意7月30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了“持久战”这个概念。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段话特别重要，这段话本质上是为“十四五”规划定调。而且从“持久战”的角度对“双循环”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双循环”绝非很多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持久战”，是战略性的举措。相信“双循环”发展格局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基调。“十四五”规划将围绕“双循环”制定中国新周期下的最有看点的一个“五年计划”。 第五、“双循环”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制造业的“创新”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二是新型城镇化。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制造业的创新，是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打压中国的实质在于打垮中国的制造业，从全球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得制造业者得天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人发现，在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创新的基础荡然无存，没有制造，创新力枯竭。这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压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因。 美国这个国家，是有重视制造业的基因和传统的。从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报告”开始，美国人一直把制造业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制造业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也是美国创新的源泉。 中国未来的创新，一定要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展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复杂性。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规模。“两个基本点”，消费和城镇化是未来“内循环”的两个轮子，也是“内循环”的最大动力。 基于此，我认为，国家不会通过打压房地产来推动“双循环”，而是以房地产更健康的发展作为双循环的基础。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房地产行业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双循环”是一个大的发展格局，不是短期内能够形成的。很多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一些大对策。在这一大的格局下，具体政策要着重考虑将短期经济发展和中长期经济发展格局结合。 我谈三点看法： “双循环”的宏观背景 一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变化。我国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降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自2008年来，国内生产要素的这些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但生产要素的质量仍然不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低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 二是供需不匹配。2008年以后，特别是到2012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而通过增加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应对经济回落，导致政府债务扩张、房地产价格上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内经济循环不畅。 三是国际背景。世界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高泡沫、高收入差距现象，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受到影响，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形成的“资源国提供能源、资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已不可持续，外部循环受阻。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常态化，美国持续在人员、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我国发展和快速追赶，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加大了国内国际循环不畅的问题。 这些变化凸显了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存在行政干预过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矛盾和问题。供给侧改革在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2018年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解决中国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侧重于科技领域的自主可控问题，以提升产业链为目标导向。 要素配置存在问题，导致了很多结构性问题。短期行政手段解决了煤炭、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后，要进一步解决宏观经济畅通问题。当时提出中国经济领域存在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在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作为金融领域的一部分与金融领域其他部分不畅通。当时已提出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概念即解决不畅通问题与中国“卡脖子”的问题。 2018年以后，特别是今年疫情以后，相关问题更加严峻。产业链安全方面，除了高科技领域要自主可控外，粮食、能源，甚至像医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要重视安全问题。此外还有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提出“双循环”的概念。“双循环”不能割裂开来。有人担心变成内循环的发展后，中国的能源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怎么办？如果没有制造业的盈余进口怎么办？我认为在“双循环”中，要重视国际分工，提高国际分工效率；要把安全的概念向更多领域拓展，从高科技拓展到金融、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矿产品领域，以及信息等领域，将“双循环”的内涵外延进一步扩大。 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及具体战略 有没有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答案是肯定的。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才优势，这两年的资本优势，还有大市场优势，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如果把这些优势用好了，是没有问题的。而实现“双循环”的战略，一是要循环起来，要打通阻碍循环的体制机制和各种问题。二要持续深入研究具体的含义和循环的内涵。 具体的战略有如下几点： 一要下决心改革中国的要素市场。未来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提高配置效率的过程中，提高要素的质量。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也非常关键。2018年提出解决不畅通问题时，明确强调要发挥民营企业在此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巩固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关键少数，即广大企业家、创新人才跟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下决心去解决的问题。 二要扩大内需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认为，在“十四五”甚至到2035年，15年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它。 三是科技创新这一方面，要重点解决“卡脖子”这个问题。 四是要继续开放。现在看，美国明确地、主要地打压我国高科技领域。一般性的由市场来配置的流域包括大宗商品如能源、铁矿石等，还不会大规模地打压，但也要未雨绸缪。。要研究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完全走向内卷化肯定不行，要素禀赋是不支持我们这个发展战略的。 *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WM50立场。转载或引用，必须是以新闻性或资料性公共免费信息为使用目的的合理、善意引用，不得对内容原意进行曲解、修改，同时必须保留本平台注明的来源信息。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很可能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双循环”的提出，特别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历史的必然。过去我国也是双循环，不过是以外循环为主，来带动内循环；这是由于我国在2008年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需要外部产品和技术来弥补国内市场的需求。2003年到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50%以上，2006年到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但随后由于我国工业逐步完善，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国内消费重要性逐步上升。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年到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5%，较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前海开源基金 美国极限施压和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未来极限施压可能会是常态。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努力提高“内功”，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外部投资者，就不怕美国的极限施压。今年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导致了国外需求的大幅下滑，也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供了客观条件。 “双循环”是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手段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农村人口为5.6亿人左右，2018年城市化率为59.15%；我国城市化率是从2000年后加速进行的。但在进行过程中是比较粗放的，各地都出现了将农村直接并为县的一个区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需要进一步进行城市化。我国现在正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来自于内外部两方面的挑战 “双循环”的背景有两个，一个是在外部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导致了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碎片化、区域化，乃至中美脱钩的风险。另一个是在内部方面的一种挑战，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这是内部最大的“灰犀牛”。 面对这两个挑战，我们提出了“双循环”的理念。我对这个理念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的安全”，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发力，在内部扩大内需，在外部提升产业链的安全。在这一点理解上，业内大家的共识性相对较多。 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都是哪些？ 第一，新基建是“双循环”的主要抓手之一。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国内一直倡导新基建。为什么说新基建是“双循环”的主要抓手呢？因为新基建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带来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国内基建从3月份持续恢复以来，在今年7月份，基建方面的投资已经增长到8%以上，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恢复，并且领先于全球的恢复速度贡献巨大。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比如这次新基建的业内讨论，从学术讨论走向了国家战略层面，后来被中央采纳，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两新一重”，第一个就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我认为目前的宏观研究还需要跟中微观相结合。 新基建带来的未来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巨大变革是非常惊人的，这些变革都是以万亿计的。比如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的产量只是丰田的1/10，但是它的市值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人们原来的里程焦虑和安全焦虑都在快速地被技术进步予以解决，全球汽车产业面临百年大变局。 从举国体制看，中国确实举国体制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举国体制更多地应该在制度、税收以及金融的营商环境方面给予新基建支持，其他的方面更多交给市场和企业。因为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基建，它们未来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交给企业和市场来选择与判断，可能带来的效果更好。 第二，我一直呼吁放开生育，放开生育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口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关于人口的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目前非常地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却是被大幅忽视的一个领域。 我所组织的研究团队，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包括国际对比，百年内国际上的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简单讲，中国的“婴儿潮”是指1962~1976年集中出生的这一批人，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也是这一批人年轻的时候干出来的，中国房地产的黄金20年就是这一批人结婚生子要买房，而我们说的人口老龄化就是这批人要退休。在1962年出生的人现在是58岁，1976出生的人现在是44岁，中国主流劳动力人群现在集中于44岁至58岁，这就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是加速到来的，而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加速消失的。 我建议一定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观察欧洲的国家，包括日本，一旦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以后，生产者少了，而消费者多了，一定意味着的就是政府将产生高负债。中国未来很多的经济结构，都会因人口老龄化发生重要变化，包括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以后，创新方面都会暗淡下去。 目前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与人口的结构有关。2019年新经济独角兽企业中80%在美国和中国，而日本、欧洲这些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其新经济方面就非常地没有活力。我认为放开生育，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扩大内需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双循环”是意义重大的，而且具有长期性，我认为这就是国内最大的“灰犀牛”之一。 第三，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以上所提到“双循环”，更多是从扩大内需、产业链安全、实体经济的角度，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的考虑。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就像华尔街和硅谷是相互成就的。美国之所以强大，从经济的层面上分析，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效率和硅谷所代表的科技创新，二者之间是相互成就的。 中国未来金融制度所面临的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最重要的是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实际落实起来则非常难。比如注册制、信息披露和严刑峻法，所谓的新一轮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它意味着监管的升级和监管重心的后移，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将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有活力，对于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要给予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本文逻辑： 一、双循环体系的理论解释：基于高质量发展视域 二、当前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与主要问题 三、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总体思路与关键环节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既是当前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主动举措，更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本来应有之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以速度和数量为主的高速“起飞阶段”后，应该进入以效益和质量为主的面向内需的消费型社会。这就需要整个循环体系从外向内迁移，形成以内需为主的，内需带动外需、内部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应该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大框架内，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姿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式，调动以国内要素资源为主的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积极性。 一、双循环体系的理论解释：基于高质量发展视域 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寻找其中的理论基础是必要的。现代经济是一个循环体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投资，这五个环节需要有效衔接，循环起来，才构成整个现代经济平稳运行的闭环。这五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经济运行体系的阻梗和停滞，这种“气血不畅”的状态积累久了就容易发生经济危机。无论是外循环、内循环还是双循环，核心之处并不是内和外之分，而是能够可持续的、健康的“循环”下去。在平稳循环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保持速度、效益、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就是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去认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运行。 首先需要认识的是经济增长和双循环体系的关系，即双循环体系能否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为什么会增长，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二是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国家间和区域间的差异，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外生推动的结果，内生增长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的结果。可见无论是哪种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构建的双循环体系，不仅要循环下去，而且要在循环过程中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最核心的力量仍然是技术创新。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历史现实也表明了，缺乏增长动能的经济循环体系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靠经济增长本身，用持续的经济增长动能来带动循环体系的活力和动力。这一切都需要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要求与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其次，要从立足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中寻找理论基础。相对于以生产函数为模型基础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和领域更加多元、更加复杂和更加接近于中国现实。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中高速增长，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然而中国又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居世界第二，虽然总体上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在某些区域、某个产业、某种技术的比较优势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特征。那么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还是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理论，如何为中国经济当前这个特殊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提供理论启示和支撑，这需要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整合，构建新的基于双循环体系的发展经济学模型。 最终的答案需要从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寻找。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大变局，坚定不移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势的最好举措。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它摆脱了对要素数量投入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技术的创新和结构的优化；同时也摆脱了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更加依靠国内需求的自我循环和“自我造血”能力。可以说，从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循环体系，向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的双循环体系转变，是发展经济体在后发展时代所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也是高质量发展理念所必然经历的模式转变。因此当前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并不完全是对外部局势变化的应对，而是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应有之义。所以在理论上，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中去总结、去提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寻找构建双循环体系所需要的智慧和自信。 二、当前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与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经过二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开始转负为正，疫情防控与全面复工复产结合，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了低谷，显示出大规模经济体所固有的韧劲和活力，为构建双循环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在客观上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 （一）中国当前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有利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庞大，消费结构合理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认为，当前向双循环经济体系转变已经具备了非常充足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四个层面：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从初级发展经济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总量、市场纵深，还是产业基础等都具备了实现双循环的有利条件。尤其是最近几年以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主的产业升级，推动了新兴经济业态的繁荣，提高了经济的韧性和市场的活力。国内市场的深化，国内消费的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普及和落实，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第二是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经大幅降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事实上已经在持续形成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对外需的依赖度的确越来越高，最高时外部需求超过20%，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度达到33%。但是自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外需占比就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到了15%。当然，由于美国曾经一度经济复苏强劲，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2018年反弹到了24%。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是不断降低的。 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比 资源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张启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第三是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模式中早就推动的一项长期举措，已经具备充足的战略基础和政策实施环境。如果深入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内涵，就会发现与我国最近几年一直坚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已经具备了多年积累的政策制定和落实基础。事实上，中国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自主创新，优先满足国内需求，持续构建广泛的内需市场，将完善的工业体系提升到新的层次，向工业4.0和制造业强国迈进，从去年开始又大力发展“新基建”，这些都为双循环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大的支撑。 第四是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是顺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符合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项战略举措。当前去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更加强调区域化、国家化，单纯依赖国际经贸体系循环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推进双循环体系建设，可以主动创造“进可攻、退可守”的经济发展环境，避免陷入到被动应对的局面，掌握更多的经济发展主动权，这是顺应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当前全球经济变化规律的战略举措。 （二）经济向双循环体系转变需要直面的几个问题 当前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体系向双循环体系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是经济下滑环境下外需收缩造成的需求缺口问题。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相对去年同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回落6.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回落0.1和1.3个百分点。可见国内消费受到疫情影响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更大，外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撑作用。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虽然最终外需会逐渐转化为内需，但短期内外需收缩会进一步扩大需求缺口，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更为严重的是，对外出口的市场主体主要是吸收就业能力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外需向内需的转化过程中如何妥善推动中小民企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二是对外依赖较高的粮食、能源和重要产业链安全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201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2300.7亿美元，同比增5.7%。自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和产量间的差距逐步扩大，粮食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尤其是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5%，过度依赖美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最近十几年也逐年增大，2019年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原油净进口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成品油净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对外依存度双破70%。另外，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产业链两头在外的现象，在重构产业链循环体系中，如何保障供应链不断裂和解决核心上游产品及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第三是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前所未有的复杂，制约双循环体系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当前疫情冲击引发的经济下滑仍然还在修复过程中，虽然反弹和恢复势头比较强劲，但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去全球化浪潮汹涌，中美摩擦已经从经济贸易层面向其它层面升级，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恶劣。国际治理体系也出现了碎片化倾向，极端重商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非理性情绪越来越浓厚，对正常的国际经贸环境已经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局势下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显然很可能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挑战。 三、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总体思路与关键环节 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构建双循环体系，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统筹调动“国内、国外两个积极性”。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国内循环体系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以实现更加健康、更加平衡的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双循环体系的总体思路 第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打通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性障碍。内循环体系的推进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方案为指南，加快推进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现只有解决了内循环体系运转的制度问题，才能为双循环体系的转变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否则内循环将会遭遇很多的障碍。从现实来看，国内的内循环体系在制度层面还存在很多的短板，首要的问题就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抓住双循环体系转变的主要矛盾，围绕内循环建立统一的内需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畅通各要素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产业、资本、人才的良性循环。同时，要积极发挥财政、货币、税收和产业政策优势，解决的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经济、新产业，培育新动能。而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则势在必行，以三年行动规划和路线图为主要方向，激活国有企业创新动能，支持有科技创新实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促进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是加快推进区域协同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落地，搭建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代表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是搭建统一开放市场的重要战略举措。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格局，政策、市场和资本等区域分化严重，未能建立起比较统一开放的内需市场。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模式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认为，打通内循环的重要路径是促进区域协同和城乡融合，应加快资本、金融和产业的协同效应，实现各地区生产力优势互补，以空间结构优化弥补周期性因素的持续困扰，激发区域板块内生性增长的巨大潜力。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投资环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消费市场，释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是加速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完善和落实，推动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搞“闭关锁国”，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外投资者和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市场，落实各项对外开放措施，真正塑造一个自由、开放和潜力无限的市场经济环境。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外循环的体制机制存在很多的束缚，对外开放的领域并不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则。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贡献者、建设者和受益者。目前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左右了全球经济。加速推动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打破外部势力“逆全球化”的风潮，以维护全球化的利益格局，真正实现内外循环互动的运行。未来需要在资本市场、金融业开放、外商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布局。 （二）从供需两侧看当前构建双循环体系中的关键环节 从供给侧来看，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经济运行中的粮食、能源等重要物资的供给保障问题。将扩大粮食生产，提高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鼓励发展新兴农业科技企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国家粮食储备管理，健全科学有效的粮食库存管理体制。强化能源安全意识，推动能源体制改革，加快新能源技术研发，稳固能源贸易通道，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逐步降低重要能源的对外依赖度。 其次，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从产业链安全的角度解决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在基础研发方面，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从过去的引进、模仿转变到自主寻求突破与创新。当前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材料，仍然由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掌握。在构建双循环体系过程中，需要认真谋划对国内产业链产生关键影响的核心技术中国该如何参与，是否掌控前端研究资源并掌握话语权，科技工作者能否从以模仿式科研为主转向以敢于试错的原创性科研为主，中国的“孵化器”体系是否更支持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这些都将影响双循环体系中的产业链安全问题。 第三，在双循环体系的框架内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供给侧推动更加有利于匹配新型工业化需求的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性因素，降低要素循环体系的摩擦和阻力。寻找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来区域增长新热点，优化区域布局并拉动内循环。 第四，增强市场主体和基层经济的活力，提高双循环经济的韧性。更好的运用定向和专项刺激方案，及时纾困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模式创新，通过改善供应链体系，提高现金流管理能力，加快存货和资金周转率，提高基层经济生态的活跃度，推动内循环体系良性运转。 第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升级扩大中高端供给，改变中低端生产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局面。着重补芯片和软件产业的短板，实现自主可控并形成比较优势。同时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总体上形成有利于双循环体系的弹性供给结构。 从需求侧来看，为了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积极应对短期内由于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外需低迷问题。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叠加海外疫情的扰动，外需收缩且短期恢复压力很大。从短期应对举措看，出口转内销和外需转内需相辅相成，既是帮扶外贸企业破解内销难题，也是促进外贸就业基本稳定的应急之举，长期将有助于灵活性融通内外贸和促进双循环。其次为了形成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将外需转化为内需，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中国旅客海外消费特征，有序引导国内相关行业提供的与之匹配的高质量商品。中国出境游渗透率虽然仅有11%，但却贡献了1800亿免税消费额，包括医疗、留学在内的整体消费甚至超过了1万亿元，占全球比例超过50%。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品类和质量的要求都逐渐提高。在促消费政策的鼓励下，中国免税行业的大力推进将成为促进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海南离岛免税市场为代表的刺激消费回流机制，引导并激发了市场活跃度和需求热情。三亚国际免税城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颁布后，免税销售金额和购物旅客分别较去年增长234.19%和42.71%，分别达到22.19亿元和28.10万人次，不仅成功引领了千亿海外消费回流，而且推动了相关投融资体系开启新一轮局部内循环，同时刺激了旅游消费相关的产品制造。 第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形成国内大循环下的需求新格局。在电商蓬勃发展和数字化渗透全行业的背景下，全渠道消费已成为趋势。今年1—6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51501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3%，成为当前稳定消费进而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而非实物商品中，健康教育文娱类消费成为新热点。2019年，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速达到16.1%，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增速为6.7%，其中旅游和电影票房收入增速显著。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显著增加，尤其是对服务类需求的增加显著。因此，加速完善内循环的方式之一就是构建全渠道市场空间，满足消费者不断迭代的购物体验。 第三，深耕消费新模式，满足消费结构的升级。在日常生活消费中，促进便利化和品质化，同时提升智能化渗透率。比如O2O平台由于无接触配送的特点和及时到货的便利性，深受消费者追捧，消费者更愿意为速度和便利性买单。另外，抖音、直播平台等的兴起也暗示了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背后的社交意义，消费从个人行为向社群传播。消费方式的转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其意义不仅在于自身从弱到强的提质增效，更在于它的价值是为“百业赋能”，能够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乘数效应”，促进更多从有到优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稳步推进。 第四，正确处理好房地产与内部需求之间的关系，沿着消费升级的思路发展“新刚需”。家庭结构的变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线上教育和社交娱乐的兴起激发了电子产品的需求，商住两用空间增加了家电和家具的多样化需求，生活品质和审美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宠物市场和美容护理的需求等等，这些需求都是在房地产存量市场上激发的“新刚需”。同时坚持“房主不炒”的政策主基调，防止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住房支付负担中解放出来增加日常和其它耐用品及文娱消费。 最后，要引导高质量的国内投资需求，重点在新基建和技术密集型的资本支出投资层面发力，为双循环体系的高效运行提供基础支撑。在双循环体系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循环和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投资的领域和方向应该有很大的不同，从过去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城市基础设施，向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铁和新型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转变。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创造激发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数字经济时代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而在企业投资层面，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加速传统设备折旧，扩大技术和设备升级改造方面的资本支出，通过企业微观层面的技术密集型资本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为双循环体系的运行提供更有效率的新动能。 综上，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基本理念不动摇，通过供给侧的创新创造新需求，需求侧的升级带动新供给，供需两侧在双循环体系下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伴随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支撑和科技革命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依靠庞大、多元、富有纵深和广度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将逐步建立起具有充足的条件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经形成，且都列入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三个增长极。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三个城市群、三个增长极，显然是不够的。特别对占据中国国土面积7成左右、人口近3成的西部地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城市群，是不完整的，也是很难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也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的领头羊，成为中国新的城市群、增长极。 与其他三个城市群相比，中央对成渝城市群的要求，可能更高。一方面，希望将成渝经济圈打造成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城市群格局；另一方面，要实现大保护，亦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用破坏式发展，而是要保护式发展，继而形成保护与发展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谐共生，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 实现“双循环”，是中央赋予成渝城市群的战略任务。内陆地区如何对外开放，不仅关系到成渝地区的未来，更关系到整个西部地区的未来。对盛誉城市群来说，肩负的任务就十分艰巨。要能够通过实践，找到一条适合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之路。一旦找到了这条路，对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巩固全面小康成果，开启现代化之路新征程。很显然，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不仅要对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和投资者等开放，要走向全国各地，更要对全球开放，要走向世界。因此，对成渝城市群来说，必须有创新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才能真正闯出一条新路，才能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才能肩负起这项历史重任，才能对得起中央对成渝双城的信任。 实现“双循环”，是对成渝双城发展成绩的肯定。实际上，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近年来发展的势头都非常好，对外开放的步伐也非常大。以成都为例，已经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就有280多家，通往欧洲的班列也是越来越繁忙、越来越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产业发展，这几年成都和重庆的招商引资力度都非常大，引进的产业也都档次高、规模大、带动力强。因此，两地都呈现出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置业的良好态势。一旦成渝城市群步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曾经的劳动力输出地，就有可能成为劳动力聚焦地、吸收地。所以，实现“双循环”，实际也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成渝两地发展成果的肯定，是相信成渝双城能够完成成渝城市群的任务，能够让城市群在西部地区开花结果。 实现“双循环”，是对“蜀道难”的新的注释。“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古人的这番感慨，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早就只能作为一句优美的诗作，而非现实的写照。因为，蜀道早就不难了，无论是交通还是通信，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早就能够十分方便的超越蜀道，往返蜀道，赋予蜀道更多新的内涵。而“双循环”，更是要让蜀人知道，曾经的蜀道难，已经成为历史。不仅成为历史，而且蜀道正在通往世界各地，与世界各地建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而成渝城市群战略的提出，更会让成渝成为“蜀道易，易于跨世界”了。走在蜀道想世界、站在蜀地看世界，将成为所有蜀人、包括西部人民共同的心愿。 实现“双循环”，是对保护与发展共生的探索。围绕国内国际这个大循环，成渝城市群还有许多内循环、小循环。成渝双城如何循环，如何让亲兄弟成为一家亲，让两个大脑变成一个大脑，最终让西部很多大脑变成一个大脑，非常重要；如何让发展建立在保护之上，让保护紧跟发展，对成渝城市群是十分严峻的考验。过去那种大开发式发展，显然已经不行，而要保护式发展，这也是一个循环，而且是大循环；产业规划与企业布局的循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协同、城市与农村的协调，等等，也都是一个个的循环，能够真正循环起来，也很重要。所以，对成渝城市群来说，实现“双循环”是必须达到的目标，又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要让成渝城市群成为不同于其他三个城市群的公园化城市群、氧吧式城市群、休闲式城市群。 围绕“双循环”，成渝地区如何才能全面融入、全身心投入，那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推动城市群建设中，一定要有成果共享、经验共享、资源共享的共享理念，要善于加强合作、强化协作，要主动融入“双循环”，讲好“双城记”，多释放正能量，多增添新动力，从而使“两个大脑”变成一个大脑，多个大脑融为一个大脑，成为“最强大脑”。要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创新发展等方面，要确立城市群一条心的理念，防止恶性竞争。总之，要通过实现“双循环”、讲好“双城记”，让成渝城市群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中央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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