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来自亿万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于亿万的人,也就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人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因而,人口数量的变化始终是宏观经济分析中至关重要的变量之一,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变量。 大致在2012年前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由升转降,已经对近年来的宏观经济造成了一些显性变化。下面我想跟大家汇报的是,未来十到二十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更为广泛,更值得引起重视。具体而言,我将其称之为“人口世代落差”或“人口世代断崖”。 将每十年出生的人口数加总,可得到人们日常所谓的“八零后”人口总数、“九零后”人口总数、“零零后”人口总数……。计算得出的结果见表1。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个人口世代中,“六零后”出生人口最多,总数达到2.45亿人。其次是“八零后”,总数为2.22亿人。 值得注意的是:“九零后”人口总数相比“八零后”减少了1172万人。“零零后”总人口相比“九零后”又减少了4736万人,也就是说“零零后”总人口相比“八零后”下降了将近六千万人。“一零后”总人口数量与“零零后”大致相当。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可以做如下两个情景分析: 其一:将“八零后”和“九零后”合起来认为是一个人口世代(“80-90后世代”),将“零零后”和“一零后”合起来认为是一个世代(“00-10后世代”)。那么,“00-10后世代”总人口相比“80-90后世代”减少了1.1亿人。 2020年,第一波“零零后”已经二十岁,其中不少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正在上大学的零零后也将于两年之后陆续进入职场。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十到二十年时间里新进入经济活动的年轻人总量将明显少数之前二十年。 其二,将“六零后”、“七零后”和“八零后”合起来认为是一个人口世代(“60-80后世代”),这个时代在2020年处于31-60岁区间,正是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将“九零后”、“零零后”和“一零后”合起来称作“90-10后世代”,这个人口世代到2035年前后将处于16-45岁区间,2040年将处于21-50岁区间,成为届时各行各业的新生力量或中坚骨干,进入“当打之年”。由统计数据推算可知,“90-10后世代”总人口相比“60-80后世代”减少了1.5亿人。 不论1.1亿也好,还是1.5亿也好,都不是一个小数字。了解世界人口地理的人知道,地球上人口总量超过1亿的国家屈指可数,只有15个左右。很多人们熟知的大型发达国家,人口总量都不足一亿,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9年德国人口为8313万人,英国为6683万人,法国为6706万人。而未来我国,以二十年计的世代人口数量落差就将超过一亿人。 人口数量在世代之间如此剧烈的变动,将带来广泛影响。笔者去年进行的一项针对青年群体消费结构变化的大型课题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一些区域和城市的住房需求未来可能明显收缩,尤其是在微观层面体现为“4-2-1”家庭结构导致住房供需结构性失衡。又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基金账户平衡压力,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可持续性压力可能加大。再如,汽车、能源、电子产品等行业,以及教育、医疗服务、养老、保险等行业,未来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口世代间人口数量剧烈变化的影响。 最后须要补充说明的有两点:一是由于不同世代人口分年龄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的差异,上述根据出生人口数的推算结果与后来的实际人口数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但相差不应很大。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之后,我们可以对此加以更新测算。二是上述世代之间“人口断崖”在一定程度上是渐进的、而非在某个年份发生突变,但即便如此,其在十到二十年时间里的持续落差造成的影响仍将是重大的,企业界和相关政府部门须要充分估计,未雨绸缪。 本文为作者于12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的节选,补充了一些数据。
没想到雷军也跟苹果“学坏了”!26日,小米手机宣布,取消随机附送充电器,响应科技环保号召。 26日早些时候,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在微博称,将会公布关于小米11的一个重大决定。 就有网友调侃说:“盒子里只有充电器,今年不送手机了?” 随后,小米方面宣布,小米11全新包装,好轻好薄,正式亮相,小米11取消随机附送充电器,响应科技环保号召。 以下为小米手机微博原文: 小米11全新包装,好轻好薄,正式亮相。在它背后,我们做了个重要决定:小米11 取消随机附送充电器,响应科技环保号召。 今天,每个人都有很多闲置充电器。这是你的困扰,也是环境的负担。我们深知这一决定可能不被理解,甚至吐槽。在行业惯例和环境之间,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下周一,发布会聊聊。 根据数码博主 @数码闲聊站 的消息,小米 11 的包装盒和 iPhone 12 的一样薄,之后该博主在评论中表示盒中确无充电器。 小米11将于 12 月 28 日发布,目前已知小米 11 定位全新高端之作。 屏幕方面,小米 11 搭载小米手机有史以来最顶级的屏幕,首发新一代大猩猩玻璃。小米 11 系列至少将包括小米 11 和小米 11 Pro 两个版本,继续采用挖孔全面屏方案,其中小米 11 为双曲面屏,而小米 11 Pro 为 2K 四曲面屏,均将支持 120Hz 刷新率,支持原生 10bit 色深显示。 相机方面,小米 11 采用的是小方形的矩阵 2+1 三摄设计,小米 11 Pro 则有望采用横向矩阵相机设计。 配置方面,搭载高通本月宣发的骁龙 888 芯片,拥有 12GB 内存,运行安卓 11。 其他方面,小米 11 Pro 有望支持百瓦级超级快充。 小米股价近期涨势如虹,自12月2日增发以来,累计涨幅已达30%,12月24日触及32.85港元,市值破8000亿港元。雷军在上市当日曾放出豪言要让在上市首日买入的投资者股价翻一倍。小米股价较17港元发行价翻番已无限接近。 分析认为,小米股价的持续大涨与公司今年强劲业绩有关。 IDC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机出货量为3.536亿部,较上年同期下滑1.3%。三星继续以22.7%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华为位居第二,但出货量同比下滑22%至5190万部,市场占有率为14.7%。 小米第三季度出货量同比增长42%至4650万部,超越苹果跃居第三,市占率达到13.1%。时隔6年重回全球智能手机排行榜的前三。 市场分析认为,小米业绩的快速增长与公司快速获取华为留下市场有关。 在华为因外部因素退出智能手机市场之际,小米果断增加营销费用,获取华为遗留下来的用户。荣耀失去华为傍身之后,已然没有了基本盘,因此中低端机型上,红米能有所突破。 而华为的高端机型由于缺少芯片,目前还看不到希望。这部分份额也有望被小米新旗舰占领。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A股市场走出了一波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行情。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然爆发,很快就席卷了全球,重创了各国的经济。虽然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全新的巨大挑战,但是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再一次战胜了困难、一枝独秀,成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虽然疫情出乎意料,但是我国对抗疫情取得的成果同样出乎意料。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凝聚力、创造力大幅提升。在经历疫情恐慌之后,上证指数终于脱离3000点以下“见一次少一次”的宝贵黄金区域,终于在2019年6月永别了3000点。A股的走势完美的验证了我在2020年1月8日于本栏发表的《2020年A股进入牛市第二阶段》一文中的判断。 在即将到来的牛年,A股到底会走出怎样的行情呢? 首先,中国经济高水平增长的速度会明显加快。第一,2020年扶贫的圆满收官对于2021年及以后经济增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彻底消除贫困不但对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对改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及合理性同样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是诸多西方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理想经济状态。第二,十四五规划为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十四五规划应运而生,其战略性、系统性、创新性、科学性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第三,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会更进一步发挥出来。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用电负荷创出历史新高的现象,这也是我国内需增长表现强劲的信号。预计2021年下半年新冠疫苗能够有效抑制疫情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全球经济也会随之开始复苏,我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将逐步向好。在诸多利好因素叠加低基数的效应下,预计牛年中国经济将呈现高质量的加速增长。 其次,A股的投资价值引人注目。一方面,虽然历经2019年和2020年的持续上涨,但是A股的估值水平仍处于安全区域,依然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价值洼地,吸引着全球聪明投资者的目光。另一方面,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坚定实施,不但使中小投资者对住房和社保等问题的焦虑感降低、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使A股市场的投资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此外,随着A股近期市场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交易规则的改善、投资者结构的优化、监管水平的提升,都极大地升了A股的投资吸引力。 最后,投资者的信心大幅提升。在经历过新冠疫情、多轮贸易摩擦、台海与南海风云等极端事件之后,A股投资者的心态逐步趋于成熟。很多投资者已经认识到,虽然国内外的各种风雨挑战难免还会出现,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然势不可挡。在海外政治格局趋于稳定、新冠疫情逐步控制的背景下,牛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必会大幅提升。 显而易见,A股依旧处于史上第五次重大投资机会的运行和发展阶段,未来将维持长牛和慢牛的格局不变,2021年A股将进入牛市第三阶段。随着赚钱效应的增大和投资者热情的提升,牛年A股将进入牛市的加速阶段,预计上证指数年内涨幅将超过20%。相信聪明的投资者可以通过A股市场踏上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高速列车,抵达财务自由与心灵自由的乐园,一同分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与荣光,度过幸福、幸运的牛年。
据新华社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6日下午经表决,决定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长,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 陈小江简历 陈小江,男,汉族,1962年6月生,浙江龙游人,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1月入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编辑。 1980.09―1984.08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学习 1984.08―1986.12 中国电力报社编辑 1986.12―1989.08 中国水利电力报社电力室编辑、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 1989.08―1993.08 中国水利报社总编室主任 1993.08―1995.05 中国水利报社总编辑(副局级)(其间:1993.11―1994.01水利部第一期青干班学习) 1995.05―1996.04 中国水利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96.04―1998.09 中国水利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1998.09―2000.03 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水利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2000.03―2008.03 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其间:2001.11―2004.03挂职任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3.02兼〉) 2008.03―2009.01 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2009.01―2011.03 水利部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 2011.03―2015.07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其间:2015.03―2015.06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级研修班学习) 2015.07―2016.04 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级) 2016.04―2017.04 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7.04―2017.10 监察部副部长 2017.10―2018.03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副部长 2018.03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 2020年12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从1963年开始,担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多次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十年之后的1973年1月,英国终于还是加入了欧共体。时过境迁,2016年6月23日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意外获胜,拉开了英国与欧盟漫长的脱欧谈判。 在历时四年、三位首相的“山路十八弯”后,英国“脱欧”这场大戏终于要落下帷幕。2020年12月24日,英国与欧盟就三大分歧问题达成一致,在最后时刻避免英国出现“硬脱欧”的局面。这是大功告成还是委曲求全?是一劳永逸还是后会有期? 双方妥协避免“硬脱欧” 2020年1月31日英国已经正式脱欧,随后英国和欧盟进入了《脱欧协议》规定的过渡期,持续至2020年12月31日。过渡期内英国仍保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内,若未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过渡期后双方经贸关系将退回到WTO框架下,这也就是所谓的无协议的“硬脱欧”。 12月24日,英国和欧盟正式达成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议,意味着从2016年“脱欧”公投后笼罩英国多年的“无协议脱欧”阴霾终于散去。在此之前,是什么分歧令英欧谈判陷入停滞呢?共有三个层面。 在贸易层面,双方就建立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仍有分歧,核心重大分歧聚焦在政府补贴。毕竟,英国寻求脱欧的初衷,就是想摆脱原有欧盟内部单一市场规则,和欧盟达成约束较少的自由贸易协议,英国坚定地认为脱欧后应拥有提供贸易补贴的自由,但是欧盟坚持只有在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补贴。 在捕鱼权层面,双方各不相让。英国希望能完全进入欧盟市场销售其鱼类,但并不想遵守脱欧前欧盟共同渔业政策所设定的长期捕鱼配额,这也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竞选中的重要承诺。欧盟则希望维持现状,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将英国渔船的渔业配额从25%提高到50%的要求,并威胁可能会禁止英国向欧盟市场出售渔业产品。 在“北爱”问题的协议后续解释权层面,英欧之间矛盾激化。9月15日在英国下议院通过的《内部市场法案》,将赋予英国解释和修改《脱欧协议》的权力,特别是北爱尔兰“双边界”设置与北爱尔兰贸易补贴遵守欧盟法规的设置,引起欧盟极大程度的不满,谈判进度开倒车。 进入12月,英国和欧盟就三个分歧相互进行极限施压。英国多次警告“无协议脱欧”,而欧盟也强势反击。事实证明,英国最先让步了,在捕鱼权以及公平竞争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使得双方在圣诞节前达成了协议。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谁向谁进行了妥协? 在贸易层面,欧盟对英国进行大幅让步,英国可以自行判断国家对企业进行的补贴是否影响到贸易。英欧双方就环境、社会和劳动方面的最低标准达成一致,英欧双方都可以建立自己的补贴监督机制,不需要遵守另一方的规定。如果英欧任何一方违反公平竞争方面的规定,另一方可以发起独立的第三方仲裁,并有权采取反制措施。 在捕鱼权层面,双方都进行了妥协,英国则是更大的妥协方。协议规定,在未来5年半的时间内,欧盟渔民在英国海域捕捞的产值需要减少25%。欧盟方面原本想保持现有的捕鱼份额,而英国最初提出在3年内将欧盟渔民在英国海域捕捞的产值减少80%,25%的份额意味着英国在最后阶段做出了大幅让步。在五年半的时间结束后,英欧双方每年都将进行捕鱼份额的协商。同时,这也意味着英国政府在渔业问题上的让步违背了其当初对苏格兰渔业的“重大承诺”,引起了苏格兰的强烈不满。 在“北爱”问题层面,英国同意撤销《内部市场法案》中具争议的条款,做出妥协。双方就《北爱尔兰议定书》达成原则性协议,将有助解决药品和食物供应以及边境检查等问题,意味着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会继续遵守欧盟单一市场规则,北爱和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不会出现“硬边界”,但与英国其他地区的贸易流动会出现一定的障碍,比如需要文件和检查。 软脱欧是短期双赢选择 识时务者为俊杰。英欧在过渡期的最后时刻能够达成协议,也是双方在2020年底对全球格局清晰研判后的最佳选择。 其一,从全球格局视角看,脱欧是英国试图调整对外关系的产物之一,英国和欧盟就双方未来关系达成协议也为其加快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奠定了信心基础。在2021年完成脱欧后,英国的战略目标是在维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上,兑现“全球化英国”设想。2020年10月,英国与日本正式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英国脱欧后签署的首个重大贸易协定。虽然英日贸易量只占英国对外贸易的2%,但这份协议的象征意义远超实际收益。 2020年11月,英国与加拿大达成延续性贸易协议,以确保在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两国贸易关系维持稳定,两国还同意2021年起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目前,英国同时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贸易伙伴谈判脱欧后的贸易协定,但进展堪忧,而英欧在过渡期的最后时刻能够达成协议,为2021年的艰难谈判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其二,从经济压力和疫情视角看,欧洲疫情再次急剧抬头,尤其是英国出现新冠病毒的变异体,且已向外扩散,2021年英国和欧盟经济或将共同面临重大冲击,双方妥协是双赢格局。被称为B.1.1.7的新变种病毒株最早于9月中旬在英格兰东南部的伦敦或肯特郡发现,传播力比原有病毒株高出70%,目前新病毒株已蔓延到英国各地,英国政府已在伦敦等地实施第四等级疫情封锁措施,并扩展到更多地区。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继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冰岛、荷兰等国报告出现与B.1.1.7有关的感染病例后,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和日本官员也纷纷表示,该病毒株可能已传入这些国家。至今有数十个国家禁止来自英国的旅客入境,英国和欧盟之间的人员、物资流动已经大受影响。原本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重创了欧洲国家的各行各业,英国和欧盟其余27个成员国都不希望经济再次受到打击,达成贸易协议或将减轻脱欧冲击。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明年“无协议脱欧”必将让英国和欧盟跌入无序的“至暗时刻”。 其三,从民意视角看,民意压力也推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协议。从民调来看,英国民间对于是否应该脱欧仍是各持己见,左右摇摆,但既然木已成舟,大部分人则更加不支持无协议脱欧。毕竟英欧民众都很清楚,英国和欧盟贸易一直处于唇齿相依的状态,一旦无协议脱欧,英欧居民都将受到巨大冲击,协议避免了双方大规模贸易成本增加,这对于受疫情冲击的英欧民众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当然,鲍里斯·约翰逊暂时无连任压力,在英欧谈判截止日前一直维持强硬态度来寻求更好的条件,民意导向反感无协议脱欧的情况也推动英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与欧盟达成协议。 英国或面临四大挑战 英欧最后一刻成功达成了未来关系协议,看似是双赢,一别两宽,但这并不是终点,双方必然后会有期。协议达成之后,英国议会可能在年前就会通过协议,而欧盟需要到明年1月才能进行审议,在此期间,英国和欧盟之间由临时适用协议来规范,但许多措施的落实还需要等待和进一步协商。展望未来,英国政府仍将面临四大挑战。 其一,英欧之间的争端可能会继续。英欧双方此次达成的协议还包括社会保障、安全、交通、能源、环境、数据共享、司法等多个领域。双方仍将在许多方面合作,但随着英国退出欧盟,也将离开许多合作框架,譬如将不能直接、实时地接触欧盟的犯罪记录、指纹等敏感数据库,并且将退出欧盟的“伊拉斯谟”大学交换生项目,英欧之间的贸易争端解决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其他领域的磋商和谈判更加艰难。 其二,英国经济增长或将面临大考。欧盟在英国投资资产占其GDP的26%,而英国对欧盟出口占比高达13%,其在欧盟的投资资产更是占到了英国GDP的2倍以上。虽然英国脱欧后获得了其对移民、司法和财政的控制权增加,但其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金融服务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跨国企业对英国投资意愿将明显下降,从而冲击英国的经济增长。据英国政府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英国经济15年内也将比留在欧盟萎缩4%。 其三,都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已经开始削弱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英国目前是全球最大金融服务净出口国,其中超四成出口面向欧盟,英欧谈判几乎全是与货物贸易相关的内容,协议中对作为英国支柱性产业之一的金融服务业涉及甚少,英国下一步必须和欧盟重点谈判与金融服务有关的一切,包括银行、金融、保险及电信等,这或对英国金融业造成重大冲击。这一决定权如今更多掌握在欧盟手中,而欧盟不太可能允许英国在不承担义务的前提下继续享受欧洲单一市场福利。在此背景下,英国脱欧已经推动摩根大通、高盛在内的金融公司把大约7500名员工和1.6万亿美元资产转移出英国,而都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欧洲城市正在对伦敦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发起冲击。 其四,英国或将面临苏格兰欲“脱英”的风险。苏格兰与欧盟经济关系紧密,多数苏格兰选民在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中支持留欧。由于复杂的历史、经济等原因,苏格兰长期谋求脱英,而此次英欧协议中在农业、渔业等方面让苏格兰颇为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或加剧激化苏格兰独立情绪,该地区独立倾向或进一步加大。英国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指责称,英国政府在渔业问题上的让步违背了其当初对苏格兰渔业的“重大承诺”,没有任何协议可以弥补英国脱欧带给苏格兰的损失,是时候规划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欧洲国家的未来了。 戴高乐将军如有在天之灵,一定会感慨自己当年对于英国的研判,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未平、病毒变异一波又起的逆全球化时代,欧盟和英国都将面临“星际迷途”,也许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 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创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先谈第一个问题。 创新的重要性、战略性不遑多论。但像近年来中国这样,举国上下、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刻不容缓推动创新,则是罕见的。 如在缺芯之痛下,2014年9月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第一期总募投1387亿元,累计有效投资项目70个左右;2019年10月成立的第二期,注册资本高达2041.5亿元。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2018年11月5日国家领导人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9个多月后就开市了,首批25家登陆。截至2020年12月23日,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已达208家,累计募资近3000亿元。 科创板创下了多个资本市场的新记录,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企业上市,红筹企业上市,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红筹企业上市。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股中芯国际,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18天,创下最快上会纪录。可见为了给创新开路,相关各方都在超常规、打破常规地工作。 两期大基金有3400多亿,科创板一年零五个月已融资近3000亿,而2019年中国所有企业的研发经费不到1.7万亿,可见对科创的重视和投入之巨。 中国强调创新,既有内生的动力,也是受外部环境的倒逼。这一轮自主创新的提速,与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打压、限制高度相关。 如果往前回溯,也能看出,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1986年中国出台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背景就是四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看到1983年美国出台了“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倡议),1985年欧洲出台了“尤里卡计划”(欧洲研究协调机构),1984、1985年日本在酝酿“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他们因此提出“应该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邓小平看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此后经过3年多努力,2006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16字指导方针。其中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001年中国刚刚“入世”,深度融入全球化,为何很快就酝酿自主创新方针?有一个例子颇能解释。2003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美国提出平衡贸易逆差,温家宝说“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不是我们不愿意买你们的产品,是许多产品你们不允许卖给中国,我们不能老是买你们的飞机和农产品。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国外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卖给你。如果始终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将继续“出口1亿双鞋或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1架空客380”,只能一直向外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当时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外企的产品售价就可能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换机,中国80年代刚开始引进时每线价格是500美元左右,自研成功后,外企把价格降到了每线几美元。 2005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他说,“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他在幻灯片上引用了美国兰德公司1980年一份报告中的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 近年中国创新的强力启动,既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方针的延续,又被美国制裁中兴、封堵华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强。而且和以前比,这一次被逼,一些企业到了攸关生死的地步,最为紧迫。 不少人应该还能记得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5月中兴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美国商务部才“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越厉害,中国被逼反弹的力度就越大,而且不再抱幻想。 创新何太急!因为不急不行,没有更好的出路,除非甘愿成为“依附型国家”。 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 先把结论说出来: 1、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2、尽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中国企业正处在创新革命与创新演进的伟大征程之中,未来可期。 我每年实地调研几十家企业,常规问题包括: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差在哪里?能不能赶上?如何赶上?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差距,也知道差距正被压缩。 从工业和信息化这个角度看,主要差距还是“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新四基”(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众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全世界10台手机8台在中国生产,但在华为之前,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给。计算机、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装备、存储设备、显示及视频系统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进口。生产智能手机的贴片机、双轨印刷机,生产面板的曝光机,生产OLED的真空蒸镀机,生产芯片的顶级光刻机,生产汽车的多轴机器人,生产风电基材的高性能数控机床,这些关键设备基本靠进口。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从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高端传感器到机械设备中的高性能轴承,乃至极为便宜、但一颗坏了就会让电路板报废的电容,基本都靠进口。中国一年能生产10亿吨粗钢,但高端的轴承钢、用于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都要进口。 在材料方面,无论高端化工材料还是高端电子材料,大部分靠进口,如生产芯片用到的光刻胶,生产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TAC膜、PVA膜,生产显示器用到的大尺寸ITO(氧化铟锡)靶材,生产手机和汽车用到的结构胶,等等。 在操作系统、高端3D CAD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方面,中国没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业。科学仪器也如此,全球Top20公司没有中国的,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国内几乎是空白。 我在企业经常听到的是,在很多高精尖、核心、基础方面对外依赖性很强,高性能的制造设备(如数控机床)还不行,很多东西用国产设备、材料、工艺也能做,但强度不够,精度不够,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不够。 其实都不是新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博大走向精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距呢? 第一,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就一直走在创新前列,我们起步太晚了,他们领先很正常。 第二,精深化的工业能力需要积累,是系统工程,是时间的朋友,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现代产业发展的很多标准、专利、路径基本由西方制定,我们也是这个大体系中的成员,要超越或突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最后,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如基础科学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教育、人才、创新环境和体制机制等等。 中国创新已经走了很远 既然有这么多地方的差距,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前路可期呢? 卡脖子让我们很痛,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再不卡,他们就要领跑甚至制定规则了(如华为5G),所以现在的霸主国家采取行动。 我在调研时发现,如果把技术创新高地比作珠峰,中国很多领先企业都越过了五六千米,正朝着七八千米攀登,有些已经接近顶峰。几乎所有企业所说的追赶对象,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佼佼者,个数已经没几个了。 “四基”还有差距,但也走过了千山万水。2012年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应商名单时,中国大陆厂商仅有8家,2019年已上升为40家左右(含香港)。由于台资厂商(46家)和一些外企工厂也建在大陆,我们在电子消费产业整个链条上的供给能力已有巨大飞跃。 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方面,这一两年的北斗系统、5G、超级计算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嫦娥五号轨道器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国创造的力量。 像嫦娥五号轨道器,要经受从摄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时1300多度的考验,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涉及131个经济体),中国排第14位。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 即使被热议最多的芯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最近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6倍。中国往前赶的速度非常快。魏少军说:“沉下心来再干10年,中国芯片设计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少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中国空白或短板的地方,不用太长时间就被突破了。 比如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占世界总产量的80%,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我问过晨光文具的创始人,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但太钢集团花了5年时间钻研,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又如最近很多人担心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必须在摄氏零下70度保存和储运,所以很难普惠。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传出的消息是,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80度以下。该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运输,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装冲突期间也能送到农村地区。Arktek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 再如光刻胶,是《科技日报》2018年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最近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ArF光刻胶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术节点。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业富联参观,看到一个创新产品——智能化钢轨铣刀。也是《科技日报》报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之一。它用在养护高铁钢轨的铣磨车上,是最核心的部件,可以对钢轨轮廓及时铣削整形、消除各种缺陷。这种养护方法比砂带打磨要高效的多。 在以前,铣刀只能从奥地利博瑞特公司进口,工业富联看到《科技日报》的报道后组织进行攻关,突破了材料、结构设计、涂层、高端装备、精密传感、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凭借纳米级的切削工艺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维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切削品质预警、刀具负载预警、过载判断、切削参数判断及处理等智能化操作。 最近中国正在针对互联网巨头展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审查整顿,这是必要的,但不少评论批评这些公司没有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则很偏颇。“新兴中国”(高盛提出的概念)是最近10年中国创新的亮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有些地方是国际领先的,让亚马逊、脸书都感到压力。有人觉得电商、外卖、社交、网课、网约车、智能推荐、物流配送都很简单,但几亿人同时在上面活动,要保证高效实时可信赖,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并延伸到整个生态中,其实是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千万不要把创新的英雄当作狗熊。 而且,中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服务、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中,互联网公司也是好帮手。现在到处都在讲一网通办、智慧城市,互联网公司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抗疫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也功不可没。 在海尔中央空调的智能工厂,我看到从下订单到成品检测的19个环节,都开放给用户,可以实时可视化掌握,不用再到现场验货。在海尔举行的产业互联网论坛上,有嘉宾介绍了广西的一家智能化养猪企业扬翔股份。过去母猪配种靠配种能人,资深的查情员年薪要六七十万元。扬翔耗时三年开发了一套智能设备——查情器,全天24小时在线智能查情,自动采集母猪的行为、声音、气味、体温等等,确定最佳配种时间,提高母猪受孕率,增加产仔数,这样就用智能硬件重构了养猪价值链,企业也向着“科技改变养猪”的服务平台转型。 还有朋友介绍了制伞行业的“智造”。以前做外贸订单,样品要来来回回快递很多次才能确认,之后再量产。现在用动图软件,工厂设计好图纸,数字样品3D预览,订货商通过互联网在软件上直接反馈意见,如同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工作。图纸确认后,服务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统迅速进入下一个流程。速度快了,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抬头看,离最高标准和顶尖高手还有差距,回头望,已经走了很远,超越了很多竞争者,还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创新路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 从自主创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认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1、把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对立起来。 在坚持自主可控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开放式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国际分工合作仍然广泛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产权上的竞合与交叉授权很普遍。所以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放弃甚至排斥国际合作,也没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炉灶,为自主而自主,谁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都有对外依存性。 2、政府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中过深过度介入。 近年不少科创企业在各地投资,都是政府欢迎的香饽饽。某些项目,在资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政府还直接为企业担保。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应该肯定,但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组织,不是公共服务机构,政府给企业投资打包票,有违政府定位,且很容易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个别地方政府的“风投成功”究竟有多大可复制性,应慎重评估。政府过度介入,也诱导一些科创企业(包括伪科创企业)为了圈资源、拿补贴,撒胡椒面地投资,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优。一窝蜂上马的历史教训不应继续重演。 3、把自主创新标签化、概念化,忽视技术改造、工艺改善、管理进步等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性。 现在打着高科技自主创新的项目和投资很多,好像从0到1指日可待,其实正如不少学术研究所指出的,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revolution)本质上更是工业演进(evolution),很多技术早已存在,但这些技术的工厂化、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才是关键,从1到100,更多靠演进。类似地,大量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与市场相结合、与用户相结合、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以及精益化、个性化、柔性化等方式,日拱一卒,日积月累地演进,在演进中实现创新升级。他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概念化的创新则需警惕。 4、把创新和高成本、大投入等同。 研发确实需要资金支持,但从边际增长的角度看,中国的投入已经不少,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GDP)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和好奇心、对知识创造的兴趣、长期专注的研究积累、解决人类问题的持久热忱联系在一起的。 我曾经去过东京的旭化成公司参观,该公司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在锂离子电池研发方面的成就。吉野彰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班级导师建议他读一本书,里面有蜡烛为何燃烧、蜡烛火焰为何变黄等内容。他从此迷上了化学。1972年毕业后加入旭化成,开始摸索锂电池开发的门道,但产品出来后最初3年完全卖不出去,精神压力很大。不少创新是少数人苦心孤诣坚持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大兵团、高投入的结果。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好奇心和探索欲,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 5、把自主创新“泛政治化”。 我在各地调研,发现在政府投入、政府采购、金融资源供给等方方面面,有一种“只要是自主创新就该支持,甚至不计成本支持,哪怕失败了也是正确的”潜意识,有一种“现在被卡脖子,等突破了将来卡你们脖子”的悲情。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居创新的前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和我们作为后发者,通过开放,迅速把世界先进科技浓缩式地引入是分不开的。 对于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创新技术,我们在内心要深怀感激。我们固然付出了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代价,但获得的收益比代价要多的多。所以自主创新眼下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但长远看,还是要激发“创新造福世界”“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更博大追求,有为人类做贡献的情怀,如此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不是把竞争对手都打垮,而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 由于外部压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触发,导致我们在自主创新问题上,不由自主会被一种追求完全自主、希望快速解决问题、过于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所影响。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压低中国创新的价值,而是希望在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真实的信心,并提醒方方面面,既要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推动创新,但在具体行动中,不要太着急,动作不要变形,要走出过度焦虑,坚持长期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主要牵引,以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为长远基础。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 欲速则不达。合乎规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栉风沐雨,三十而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的时间,跨越了全球资本市场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领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十四五”时期,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对资本市场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三十年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如何以史为鉴,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如何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 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 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时间走过了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张望军: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努力,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建成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和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是从“看”和“试”到“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市场建立之初,社会上一度对股票市场的性质存在分歧,出现了“姓资姓社”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对证券、股市明确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思想障碍。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资本市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经济社会预期等方面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 二是从重点支持国企脱困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市场在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国企脱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摆脱经营困境,推动了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断丰富,服务覆盖面显著拓展,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畅通科技、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是从早期单一、分散的市场向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转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蓝筹市场持续做强做优,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加快推进,各个市场定位更加明晰,各个板块之间错位发展,有机联系,相互补充,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服务。交易所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品种工具日趋丰富,成为服务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形成覆盖能源化工、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期货市场体系,在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服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从“老八股”、“老五股”到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沪深交易所设立初期,只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进行交易,当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10亿元。30年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群体日益扩大,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涵盖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数量超过4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50%。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820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超过3.2万家,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主力军。与此同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在规范中不断发展,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 五是从建章立制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管体系日益健全。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健全再到持续完善,在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性文件近1200件。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由早期的分散监管、多头监管逐步转变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自我约束相结合,构成了统一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持续监管、精准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不断加强,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监管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监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六是从探索试点到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从市场建立起就坚持开门办市场,上世纪90年代建立B股市场,推动境内企业以H股等方式到境外上市,同时相继建立QFII、RQFII制度,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近年来,沪深港通相继落地,沪伦通正式启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性进展;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额度逐步扩大,直至今年全部取消额度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取消;期货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稳步扩大。上述制度变革为境内资本市场引入了长期资金、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截至今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约4.8%。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认可。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注册制试点为 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回顾过往30年的发展历程,资本市场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让您印象深刻? 张望军:我国资本市场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资本市场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有几件大事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变革,从2005年正式启动,2007年基本完成,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确立了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格局,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之后开展的以强化市场约束为核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并购重组改革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承载力明显增强。 二是综合治理让证券行业“脱胎换骨”。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方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历时三年,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行业发展三管齐下,过程艰辛,成效显著,平稳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集中开展风险处置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规模实力、业务类型、内部治理和社会形象发生显著深刻的变化,多项风控指标大幅超过监管标准线,为证券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是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保驾护航。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法治不健全,风险事件频发,“庄股”、“黑嘴”等问题一度较为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证监会秉承依法治市、依法监管理念,不断加强市场法治供给,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效改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证监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了一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市场生态持续改善。 四是注册制试点为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证监会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遵循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再到全市场施行的分步走实施步骤,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良好。今年前11个月,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公司合计176家,IPO募资合计259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52%和61%,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证监会统筹推进交易、退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关键制度创新,改进各领域、各环节的监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创造良好条件。 证券时报记者:过去两年多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革顺利实施,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取得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 张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些年来,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2019年3月以来,证监会成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了“深改12条”的总体方案。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注册制试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长期资金入市、监管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地,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不断优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保持了常态化运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有效发挥,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顺畅运行,释放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信号,对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经受住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考验。 资本市场对于 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第一,加快科技与资本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引领的效率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改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能和整体能力,促进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具有对创新要素的引领、带动、定价、激励及风险缓释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在内的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同时,在引导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集聚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资本市场具有独特优势。 第三,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实施,新三板改革稳步推进,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加快优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和私募基金减持反向挂钩政策实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实现了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的重要突破。通过利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举措有哪些? 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完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一是优化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结合科创类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推进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健全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制度安排,更好满足科技型企业多元投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上市公司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和科技资源。推动完善财税支持、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发挥好企业在产学研创新链条中的带动牵引作用,共同优化创新资本形成的政策环境。 二是完善全方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体系。坚持科创板定位,强化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促进创业板和科创板优势互补。强化新三板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平台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指导、协调、监督,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 三是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才作为支持创新第一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场包容度,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对于科技型上市公司人才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型上市公司创新发展。 四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制度创新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股权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