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当运行11年的人民币国际化“遇见”新形势——被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深刻改变的国际局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会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二者孰重孰轻？ 摆在眼前的这个问题似乎“刺激”了市场之敏感神经，各种观点与言论甚嚣尘上。 客观而言，“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与第五大支付货币”曾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十年之成果。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5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六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占比1.79%。环比4月，人民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3.40%，同时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10.32%。 同期，以欧元区以外的国际支付作为统计口径，人民币位列第八，占比1.22%。这与中国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现实并不容乐观。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美欧日英等国家纷纷推出大幅降息、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规模空前的社会救助行动，政府债务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大幅扩表，但疫情蔓延、经济衰退、社会不稳的压力仍然相当沉重。相对而言，疫情在中国先发并被率先控制住，且中国在防范外部输入、巩固抗疫成果、促进复工复产的同时，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抗击疫情。 中国在宏观政策调整方面远不及美欧日英等国家那么猛烈，但却又可能成为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民币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从而迎来难得的发展契机。 一国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水到渠道的过程，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镜像；本质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不切实际。它至少需要具备“国际影响力、国际收支逆差、高效安全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及金融市场”等三大重要条件。 因此，新形势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切忌盲目冲动，不能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妨少说多做，宜以强化内功，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为重。 “三大”重要条件 现实中，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就需要提高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计价与支付结算，以及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比如，美元是当今世界的国际中心货币，目前，其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计价货币的比重在40%以上，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占比在85%左右，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保持在60%以上。 要推动一国货币增强国际化，需要具备很多重要条件。其中至少包括： 其一，国际领先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最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该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要世界领先。 首先，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更不是仅仅体现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际排名上，还包括公民教育水平、科技研发能力、经济发展活力、社会法制环境、持续发展潜力、军事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仅仅GDP排名领先，并不代表其综合国力就一定领先，并不代表其货币就一定能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甚至其货币的国际排名还会大大低于其GDP的国际排名。 此外，即使综合国力强大，但如果闭关锁国，不能充分对外开放，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一定同样强大，所以，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拥有广泛而雄厚的世界投资和贸易往来基础，以及严格规范的货币自由兑换与金融交易监管体系作为保障，拥有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语言和法律以及可以对外输出的强大军事力量等作为支撑。这样，其货币才能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接受、流通并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正因如此，美国GDP在1890年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元并没有同时取代英镑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而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英美两国国际影响力发生根本变化，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才确立了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中国自2010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GDP排名），但10年后的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是很弱，与世界排名第二的欧元还相差甚远。 其二，保持很大的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逆差）。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还需要有合法途径实现该货币对外净流出，从而更多地为境外所拥有。这主要包括： 诸如“扩大本币支付结算的净进口；扩大本币对外净投资；以本币对外援助或贷款；央行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境外筹资者在该国发行当地货币债券”等等。 由此可见，一国货币要大量被境外所拥有，就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保持对外贸易、服务和资本的充分发展，并保持其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大额逆差，而不是顺差）。否则，其货币就难以更多地被境外所拥有，并在国际储备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这样，就需要该国充分对外开放，并具有足够大的国际收支规模与逆差。这就需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合作越发达，对国际中心货币的需求和支持就会越强。如果没有国际经贸往来与全球分工合作，也就不需要国际中心货币了。 其三，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与金融交易市场。 为便于货币的跨境流动，就需要国际中心货币的发行国必须建立起与世界各国广泛连接高效便捷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SWIFT），并要建立起货币流动严密的监管体系，确保货币流动过程中的安全，防止其被盗窃、挪用、无故扣押或被用于非法途径。 同时，记账清算方式的运用，又使得货币的境外所有者不得不将货币存放在发行国，从而大大增强货币发行国的资金实力，为该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在内的、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清算的各种金融交易市场，并允许境外货币所有者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有利于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增强其所持货币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而且又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模，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市场最主要的计价清算货币，其国际化就会受到很大束缚）。 当然，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并大量为境外所拥有，一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吸引大量国际投资者参与，既有利于增强其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其货币金融管理带来更大挑战，需要该国中央银行和货币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坚持国际准则，更好地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很好地控制货币投放与流动性调节，满足货币的国际需求，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与健康稳定，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能力。 所以，从根本上讲，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本质上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国际化，单独讲货币的国际化是不切实际的。 重大机遇来了 怎么办？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既要积极，又当稳妥。 的确，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重大机遇。首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给全球经济和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也成为世界各国应对重大事件冲击、国家综合管理能力，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态度的“试金石”。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疫情严重程度、经济衰退与社会状况，可能也会让世界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管理能力产生疑问？这也许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削弱美元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美国一枝独大的世界格局加快向多极化的转化。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深刻融入全球化大潮，形成全世界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货物贸易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外汇储备，拥有强大的科研施工力量，在5G领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而且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方面依然拥有巨大改革和发展潜力。 这样的改革发展推进过程中，中国会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稳定发展，致力于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比较优势会进一步增强。很显然，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大良机。 不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既积极又稳妥。 首先，对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所需要的条件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要有充分了解，不可盲目冲动。 如前所述，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是需要很多重要条件的，目前，中国GDP规模尚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是不现实的。而且必须清楚，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国际中心货币，并不是只有好处，还必须承担起维持该货币国际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有效抗击各种突发事件的冲击，维持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基本稳定等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需要对国际货币体系有准确把握，能够准确判断和有效处理国际关系。 今年3月份以来，对美联储大幅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并宣布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举措，不少人严厉指责其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运用货币霸权掠夺国际财富”，甚至认为美联储这种无限量宽的实施，必然导致美元极端贬值，终将会摧毁美元体系，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将美元储备（包括所投美国国债等）转换成黄金并搬回国内。同时，要加快建设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推广，争取数字货币的国际领先地位，做好美国封锁中国使用由其主导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SWIFT）的准备。 上述这些看法很有影响力，但却存在很多误解和偏差。 实际上，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美联储就成为隐形的世界中央银行，要维持美元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稳定，会受到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冲击，也会对全球货币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目前情况下，如果美元流动性和美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问题乃至爆发危机，全球货币金融都将遭受重大影响。所以，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联储迅速采取超乎想象的强力举措，是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效果也是明显的。而且，在危机过去、市场稳定下来之后，美联储还可以降息逆向调节，收回多余的流动性。 同时，必须看到，美国的融资结构通常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这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存在很大不同，所以，美国M2与GDP之比，2019年末也就刚刚突破70%。即使近期美联储大量投放流动性，M2与GDP之比明显上升，但也只是达到76%左右，这与中国目前M2与GDP之比达到210%左右相差甚远。所以，美国央行大幅扩表，并不代表美国货币总量就会按照固定倍数扩张，就必然会造成美元大幅贬值甚至摧毁美元体系。相反，面对重大危机挑战和市场流动性急速萎缩，美联储及时行动大量投放流动性，有效遏制危机爆发和市场动荡，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可能更有利于美元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所以，对于美国3月以来快速推出一系列强力宏观调控举措，需要客观理性看待，特别是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中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遇到这种重大疫情冲击，我们又该怎么办？ 也正是基于上述判断，现在既无急于抛售美国国债或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搬回的必要，也不存在短时间内高达上万亿美元的买卖市场（最后，只能由美联储兜底），此时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将激化中美矛盾，而且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对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加以指责，认为中国依靠优惠政策（高回报率）吸引投资以及廉价出口赚得外汇，却又不得把外汇不存放境外或购买境外债券，获取非常低的收益。同时，在境内又不得不在商品出口的同时，由银行把外汇换成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被动投放以及货币总量远超可交易财富规模，引发通货膨胀，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纯属“赔本赚吆喝”、“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一直有人强烈呼吁应该压缩国家外汇储备。但这种看法漠视了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扩大进出口对促进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本没有看到我国能够积累超过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形成的巨大通货积累，成为中国密切国际关系、增强国际影响力、抵御国际资本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巨大力量（国力），所以，只要不是通过扩大外债形成的，非常时期下，外汇储备未必多了就不好，不可急于花掉。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保持定力，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注重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高质量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其中，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要纳入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但仍要坚持少说多做，扎实推进，而不能盲目冲动，认为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就应该同时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不能急于公开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行动上，不应再把重点放在离岸中心建设或者急于让人民币加入SDR等国际组织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强化内功，切实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注重消除社会不良债务损失，努力提升货币内在质量；切实加强对外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人民币使用，减少外汇使用；切实加强人民币在岸交易与清算中心及相应的国际清算体系（如CIPS）建设；切实加强规则完善、监管严格、公平公正的国际化金融交易中心建设，包括股市、债市、外汇、贵金属、大宗商品等市场；切实增强国家驾驭国际金融体系、防范和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 与此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一想到注册制，我就想起“时间”的概念，在将近30年的时间，这个话题一直没有停息，这里用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艾略特的几句诗描述： “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在出发、评估、再出发。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也意味着我们资本市场的再出发。 2015年4月，《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一次审议，提出确立股票发行注册法律制度。这个突破口一直等到了2018年，中央领导在首届进博会表示，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去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今年3月1日，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明确了未来整个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将会向注册制转型。6月12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政策发布。15日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IPO等的申请。 注册制只是我们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制度的一个变革？或者说它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我结合几个点，分享一下对注册制的思考。 中国股票市场不属于好金融 资本市场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它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但也把人性中比较丑恶的一面展现出来。历史上最早关于股票市场的文学描述可能是西班牙作家德·拉·维加在《困惑之惑》里的描述： “我的朋友，它是全欧洲最公平也最具有欺骗性的神秘行业，它是世界上最高贵也是最声名狼藉的行业，它是这个地球上最美好也是最粗俗的行业；它既有学术的本质，又是欺诈的典范；它既是聪明人的试金石，也是胆大之徒的墓碑；它是有用的宝藏，也是灭顶之灾的根源；它是永不休息的西西弗斯（Sisyphus），也是被绑着永动轮上的伊克西翁（Ixion）。” 这描述了16、17世纪欧洲股票市场的一个状况。现在，不管是华尔街、伦敦、香港、还是金融街、陆家嘴，某种程度上这个描述依然存在。这些文学性的描述，表明资本市场在人类历史的变革过程中，矛盾的形象一直存在。 文学描述并不足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资本市场。学界在多年的资本市场实践中的共识认为，好的资本市场应该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强大的融资能力，二是给投资人提供合理的投资回报，三是具备价格发现的功能从而帮助实现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按照这三个标准重新思考中国资本市场，会发现这三点做的不是很到位。 首先从融资上讲，间接金融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不高。我们看中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的月度结构分布，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部分中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只有17.1%。截至2019年4月底，当月直接融资在所有融资中的占比仅是19.9%。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里，主要的融资还是通过银行信贷，债务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占比非常不够。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从美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年度结构分布看，美国2018年直接融资占比高达80.8%。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还有大量的数据佐证这个判断。2000年至2018年，A股市场全部募集资金是12.36万亿元，而2018年一年的银行新增信贷是15.7万亿元。中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主要集中在银行，资本市场起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带来一个后果——杠杆较高，企业靠债务来融资的话，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比较让人担心，里面债务占比较高。简单对比美国与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的比重。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在2017年至2018年前后，逼近160%。美国长期是70%。从这个角度，中国企业面临杠杆高企的负担。在这次疫情对实体经济形成冲击，企业现金流受到影响的背景下，企业偿债压力较大。实体经济这样的债务结构，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创新不利。 第二是A股市场没有给投资者提供合理回报。如果在1991年花1元投资中国股票市场买市场指数，到2018年这1元会变成3.52元。年均投资回报是4.4%。从1991年至2018年，中国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以上。所以4.4%的年均收益不是很高。换句话说，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总体经济的表现。 这背后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形成给风险定价的锚。如果不能形成合理定价，就没有办法引导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在金融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市场风险溢价（MRP）”，是威廉夏普资产定价模型里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的差。一般来讲，国债是没有风险的，但股票的风险很大，所以市场风险溢价本身应该是很高的一个数值。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过去200年的市场风险溢价基本上是6%左右。要说服投资人把资金从国债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因为他们要承担更多的风险，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回报，也就是将近6%的额外回报，才能够说服他们做这样一种配置。在中国，2002年至2018年的平均的MRP只有1.17%，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毕竟是处于制度变革中的新兴市场，按道理讲风险更大，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更高的市场风险溢价才合理。欧洲国家基本上是4-6%之间。背后折射出这样一个现状，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不合理，定价机制是扭曲的，这样形成的价格很难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也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是有问题的。 两大痼疾：缺乏好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失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不能够起到好的融资功能，也不能引导资源有效地配置。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二是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缺失。隐藏背后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市场化的上市与退市制度。 高速增长定义了中国经济最近四十余年。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中国有没有好企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合在一起2019年有129家企业跻身《财富》全球500排行榜，美国有121家，中国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为什么用排行榜来举例？《财富》全球500以销售收入为指标，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严格意义上讲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更好的翻译应该叫《财富》全球500大。 把视线转回到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在过去高歌猛进，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像银行、三桶油更容易在规模上做大。对比中美两国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能看出一些有趣的差异性。中国十大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提供要素的企业。其中，茅台是A股市场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茅台是什么样的企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是消费品公司，有的说是奢侈品公司，也有的说是能源企业，提供做生意很好的能源，也是个要素。美国十大上市公司前五名基本上是科技企业，然后有金融机构，也有实体企业和能源企业，整体上上市公司的产业背景更加多元。另外可以看到，中国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基本上都是国企，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结构性特点。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大企业，但是能真正创造价值的好企业并不多。给大家看一下分析公司金融的学者，包括我个人比较信赖的一个指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通俗地讲就是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它能带来多少税后利润。从1998年至2018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4%，简单地算术平均是3%，加权之后是4%，就是说你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上市公司给你3-4分的税后利润。从价值创造角度来看，确实不太高。因为大家把钱放到银行，在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存款利率基本上也是这个水平。如果买理财，可能回报更高一些。这个结论是，很多所谓的龙头企业，在各自行业里处于领先地位，但从投资资本收益率角度看表现并不是特别好。美国的上市公司，我们做了同样的分析，同期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基本是10%左右甚至更高。 那么，在整体上市公司质量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希望从A股市场投资获得很高的回报，可能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杠杆的方式，也就是借钱的方式，获得调整杠杆之前较高回报，但本身也带来很高的风险，是一把“双刃剑”。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上市公司投资资本收益率太低。通过1999年至2018年的数据看，国企的ROIC要低于民企。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我强调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个道理，在鉴别一个资本市场质量是否高，是不是有优质上市公司的时候，可能应该关注ROIC，而不只是简单地看规模。 举几个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比如阿里巴巴的市值在5000亿美元上下，是世界前十大上市公司之一。但它的市场销售收入不高，在全球500强排名中在300-400名之间，远低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成长性，同时ROIC比较高。下图是根据阿里巴巴的财务数据整理的2013至2017年的ROIC情况。如果考虑税前，2017年大概是41%。假如所得税是25%，调整后的税后ROIC是30%。远远高于A股市场平均的3-4%的回报。 再来看华为，除了硬科技之外，财务表现也非常卓越。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它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报表。大概分析看到，从2013至2017年税前ROIC基本在27%以上。以2017年的27%作为例子，税后ROIC基本在18-19%。这是一个重资产的企业，但税后ROIC很高，这种卓越的表现本身是华为基本面价值非常高的一个有利的支撑。如果华为是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应该是千亿美元级，可能很容易就到世界前十大市值企业的序列里。 基本上，我们根据ROIC构建投资策略，可以获得稳健的超常回报。如果把资金配置到投资资本数据较高的企业股票上，同时卖空投资收益率较低的企业股票，这种组合的年化的超额收益率也是我们讲的阿尔法，基本能够达到20%以上。这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关注企业基本面、企业质量、投资收益率是很好的投资策略。基本面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背后支撑的逻辑在于投资资本税率比较高的企业，质量确实很高，能够给投资人带来比较长远的稳定的回报。 当然，也有不好的例子，比如乐视网。2020年6月，乐视进入退市调整期。乐视市值最高的时候突破千亿人民币，现在只剩20多亿。乐视的概念炒作最厉害的时候是在2013至2015年，分析当时的财务报表，寻找跟价值创造能力关系最密切的一些指标，可以发现它的税前ROIC在2014年税前已经下降到1.6%，税后是1.2%。还不如把钱放到银行。但当时搭配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资本市场叙事的方式，也说服投资者追捧这样的企业。 我个人关注资本市场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投资资本收益率很差的企业最终能在资本市场上有长远的良好表现。大家可能会说亚马逊的投资收益率并不高，但表现一直不错，因为它背后有很清晰的业务模式逻辑。根据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相信，在未来的稳定平衡状态下，它的投资收益会比较高。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A股市场3-4%的投资收益率确实表明缺乏高质量上市公司。将近4000家上市企业里面能够把投资资本收益率做到10%以上的数字非常小。 另外一点我也讲到，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也是缺失的，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从财务报表的质量上讲，根据企业年报可以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正常的分布情况，比如美国2016至2018年上市公司平均ROE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平均值在10%左右，有好企业、坏企业，基本上是对称的。 同期中国上市公司的情况，第一不是正态分布，呈不对称状态。大量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比零只高一点点，而在零左边的企业数量要少很多。这就让人怀疑很多企业的报表是修饰过的，最终成功避免企业汇报损失，连续两年损失可能就要ST，一旦进入ST之后，就面临退市的风险。最终的“壳”价值就丢失了。所以大量企业的资本市场运作是围绕着怎么保“壳”，让盈利在正区间。 注册制是问题的答案 这背后涉及资本市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市和退市制度有明显缺陷。不管早期的IPO制度，还是慢慢过渡到的核准制，都让上市变得很困难，成本高。通过这种方式，使上市公司“壳”具有价值。我们经常说一个事物或者“壳”具有价值，它需要两个前置条件：一是有稀缺性，二是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private benefits）。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制度非常完美的提供了稀缺性前置条件，而我们本身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缺失，又使得拥有“壳”的上市企业能够获得好处。这两个条件在一起，使 “壳”的价值非常昂贵，而“壳”价值本身的存在，也意味着寻租机会。一个资本市场如果是寻租市场，它的基本功能就无从谈起。也就意味着资本市场本身有极大的改革空间，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到了需要破题的时候。 我将通过一个例子剖析一下“壳”到底值多少钱，以及说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为什么注册制到了非推的关键时间节点。 我和几位同事在15年前就做了一个分析，研究了一百多家被“ST”的上市公司，一家上市公司在被“ST”之后的两年时间股价平均比大市多涨32%。一个明显的坏消息却引起投资者的良性回应。为什么？32%的价值提升到底来自什么地方？一家上市公司被“ST”意味着“壳”可能丢掉，从而引发股东或想成为股东的投资人对“控制权”的争夺，争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注入资源，最极端的方式就是直接给现金，让盈利变成正的，最终把“ST”的帽子摘掉。所以，32%的价格上涨，反映的是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者是想成为控股股东的投资者为了保住“壳”往企业注入资源的额度，也就是说“壳”价值可能是32%。比如现在上市公司市值将近50万亿元，那么其中32%的价值是和“壳”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将近16万亿是“壳”价值。 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说明定价是扭曲的，包含“壳”价值在里面。只要能上市，不管企业做的多差，“壳”是有价值的。假设4000家上市公司，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壳”价值是40亿元。要买这个“壳”或者说成为这家企业的控股股东，需要支付不菲的一笔资金。 大家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壳”价值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定价是扭曲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充满着大量的寻租动机和行为。最终后果是，企业管理目标不一定是为了价值最大化，而是为了把“壳”保住，攫取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反映出资本市场上市制度本身人为制造扭曲的定价维度，使得资本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 消除资本上市场的寻租空间，使得资本市场能够回归其基本功能。最简单方法是改革上市制度。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比较中国创业板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根据2018年1月份的数据，创业板的市盈率比纳斯达克要高。可能创业板的估值更高一些，或者创业板有泡沫。另外一面，如果把市值大于200亿元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还有2400多家企业，创业板还剩682家企业，纳斯达克的是市盈率是80.7倍，创业板是48.2倍。如果把100亿市值以上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平均市盈率变成208倍，而我们是51.3倍。 我想说两个故事。第一，创业板的估值与企业规模没什么关系，而纳斯达克非常不一样，是线性上升的，风险比较大的企业估值倍数会高一些，因为这种企业的未来是成长性的。发展创业板，发展纳斯达克，主要是识别出、培育出那些未来的明星上市企业，它的估值里来自未来成长性所占的比重应该比较高。从定价的角度讲，纳斯达克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到，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成长性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到估值里面。这就反映出估值能力的差异。换句话讲，在引导资金在做配置的时候，创业板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为什么美国的投资人或者说是国际投资者愿意以208倍的市盈率购买纳斯达克的企业，道理非常简单，它的市场它有比较完善的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大浪淘沙，最终能够筛选出一批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会给投资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回报，是能够给予投资人提供合理回报的市场。 从上市制度比较上讲，1980年-2018年间，美国所有的市场，包括旅游交易所、纳斯达克、区域性交易市场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是26，000家。同时这段时间退市的企业是14，000家，是大量的存量调整优化的过程。强制退市的企业占的比重非常低，不到5%。大量企业是通过并购重组，或者自动选择退市、私有化这种方式。这样一种上市和退市制度的结合，使资本市场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能力，不断有新的企业上市。大浪淘沙之后，一些优质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最终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投资偏好和对风险忍受程度，选择合理企业投资，最后能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回报。 A股市场现在约有4000家企业。目前为止，退市的企业不到100家，只要上市之后，基本上就“死”不了，做的再烂，再多匪夷所思的破坏人类社会商业文明的行为，都不会退市，因为“壳”是有价值的，可以交易的，大家都想保住这个“壳”。 这种情况下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上市公司本来挺有活力的，一旦上市那天就挂了，已经等着被埋。但也埋不了，因为退不了市，那就破罐子破摔。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期许这样的资本市场能给投资人很好的回报？怎么能够希望引导资金更合理的配置？怎么希望在A股市场能涌现出一大批了不起的伟大的企业？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册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但至少是正确方向的第一步。这里我引用一个小说我比较喜欢的小说的描述： “我的朋友，人类其实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但它们每次都以不同的面目在重复着，好像之前从未发生过似的。这好比乡间的云雀，千百年来反复吟唱的都是那五个音调。——薇拉·凯瑟 《哦，拓荒者》”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重要的事情识别出来，用正确的做法，至少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阐释推出注册制的意义。它不单纯是上市制度改革的举措，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上市制度改革本身，维系到国家的资本市场未来是不是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关键的步骤。 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这个时间节点这么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四十年高歌猛进，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里有一个核心角度，目前为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指标叫“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要素效率的指标。 2014年我们是美国的43%，2019年数字出来了，比43%还要低。这意味着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人、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中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是美国的43%。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起点低，在过去四十年完成工业化进程中，达到这个水平是中国的一个进步。 但有个问题出来了，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数据上的梳理。到2035年，如果中国全要素生产力水平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我们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美国高将近两个百分点。美国现在是0.7至1个百分点的区间，就意味着在未来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2.5-3%。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大致是3.5-4%，是因为改革开放，完成工业化进程。但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服务业占GDP的54%，消费推动中国经济达到60%的增长的情况下，服务业很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那未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靠什么？最近有一个命题，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第二个挑战。如果挑战应对成功，就意味着完成了“第二个奇迹”。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竞争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速，但中国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命题提出来了，我们必须做到。否则到2035年我们还是比较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 如何做到？这背后靠什么？我认为需要不一样的微观基础，不一样的企业。大家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在中国有没有利好因素？有利好因素，毕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按照价值附加，贡献全球制造业27%的比重。同时，中国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通过产业互联网、新基建等方式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这背后带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全要素生产力继续提升的空间。但是背后的企业，跟我们现在企业的性质不太一样，可能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有全新的企业群体，这个群体构成中国经济未来的微观基础。 如何把这些企业找出来，让他们利用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具备成熟的国际竞争力？我指我们现在提出的关于未来金融业发展、资本市场发展非常严肃的问题。应对挑战，不能说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但我认为注册制是这条道路上坚实的一步。 最后给大家看一张图，展示了过去近二十年中国企业在海外、A股、香港上市的结构变迁。相比1997年，2007年随着一系列央企、金融机构的上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2017年，变化也在出现，较明显的是前两家——腾讯和阿里巴巴。以现在做出发点，2027年的时候，市值前十的企业又会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中，注册制或者说A股市场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目前为止最关键的一步，未来的空间非常开阔，但需要走出第一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 1 经济全球化大不如前，要做好最坏的准备。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或者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确实让人非常担忧。理想的蓝图是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是另一方面。我比较认同Ray Dalio的推演，未来世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退化，国际合作进一步退化，很多国际公共产品无法被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病毒并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全球公共产品没有提供、领导。本来这个事情应该美国人牵头，全球共同抗疫，做惠及全世界、全人类的事。在病毒面前，人类真的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但其它国家还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能力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个时候美国撂挑子，其实对全球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同时，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况非常糟糕，再加上疫情冲击，航线中断、大规模缩小，贸易之间的联系开始减弱退化，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其实不复存在了，甚至很多机构认为，未来三五年里，会下降30-40%。对于原来产业链全球布局来讲，其实是个灾难性消息，这种情况会不断影响到原来的产业布局、生产制造、资产配置、各国资本市场、汇率、人们的生活等。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或者有比较大的概率发生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好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要做好最坏准备。 从四五月份的直接投资数据和外贸数据来看，在全球各个经济体受到冲击下，原本我们担心的产业链移出中国，中国被边缘化，正在得到缓解。为什么？全球都受到冲击，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中国的生态是最好的，所以很多贸易合作伙伴反而在疫情冲击下，把合作机会给了中国企业，这也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之下，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来讲可能是个欣慰的消息。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近况大不如前，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未必是光明的。如果和全球贸易最鼎盛的时期相比，全球前景并不是光明的。Ray Dalio强调的就是这点，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环境。 2 当前政策要适度宽松，为今后留个余地，储备一定的政策工具。之前曾用龙王下雨这个故事来来解释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重要逻辑。我们知道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开启了大力度刺激经济的先河，格林斯潘按动了这个电钮。2001年以后，世界进入新一轮增长，所谓的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期，随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冲击，但当时中美联手共同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危机，使得中美两个大国迅速地从危机泥潭中走出来，这就能看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2008年以后，各个国家走上不同的路，但有个共同点，欧洲、美国、日本，包括中国，都走向了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路径。欧美叫量化宽松，因为没有更多改革的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也不像中国这么大，因此量化宽松的力度、实施规模和持续时间比较长。中国在2008-2018年的十年，经历了2009、2012、2014三次大宽松， 2009年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是防止经济跌破7.5，2014年防止经济跌破7，当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看到，即便出台这么大的宽松政策，也没有遏制住经济连续下台阶的势头，这里既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但归根到底，我们进入中高增长速度的阶段，不是需求层面出了问题，而要从供给层面找原因。 2009、2012、2014年这三次大宽松应该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也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后遗症，比如长达接近20年的房价上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2014年宽松之后，股市出现巨大的泡沫，2015年6月份爆发股灾，还有债灾，宽松政策加上监管漏洞，导致资产不断出现泡沫，然后泡沫破灭，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2017年以后监管下决心整顿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2017年是整个金融周期从上行转向下行的拐点，从数据指标上来讲，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5%，这个数据创造了历史峰值，同时这个峰值高于日本、美国，分别在他们80年代金融泡沫期和2008年金融泡沫期当时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金融繁荣比当年美国和日本最繁荣的时候还要繁荣，也就是很多金融学者讲的过度繁荣，也就是实体经济没跟上金融的步伐。客观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金融风险的累积，债务风险的累积，结构调整的困难。因此，龙王下雨实际上解释了这个过程。 龙王下雨，雨水从天上下来，有的地方地势高，有的地方地势低，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金融空转问题，距离龙王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最先得到雨水，他们把雨水尽快倒给距离龙王比较远的地方，这就是金融空转的现象。当然，学术界现在也在讨论，我们仍然基于传统经济学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比如国外比较盛行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国国内很多学者反思——4万亿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是本身的问题，还是退出4万亿过早引发的问题？还有很多学者反思，现在有人不主张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或不主张大水漫灌的形式，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可以考虑抄欧洲的作业等等。全世界在反思，目前通过我们观察，至少执行层面对国内宏观政策还是比较克制的，这也是总理在两会上反复强调的问题。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工具了，只能持续不断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所谓的大放水。问题在于，如果靠印钱解决问题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经济问题了。而且欧洲、美国的金融结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照抄欧美在宽松宏观上的作业，我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做的可圈可点，是对的。总理讲，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在2月疫情爆发之初我就在讲，现在大灾大疫之年，老祖宗教给我们一些智慧，在这样的情景下，要学会修养生息，与民休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解决此次经济危机除了靠新基建，还需要新组合拳。从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来看，一直是靠基建支撑过来的，这次也着重强调了新基建，但这次新基建力量显然不会像之前2008年4万亿计划那么大。 具体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作为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修路、架桥、盖房子，还是现在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刺激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确实从大萧条以后，应对到来的危机，人类历史上的传统办法都是用凯恩斯模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将经济从危机低谷中拖出来。我们经历过的98年、08年，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这次和以往不同，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也出现了问题。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是，通胀很低，人们没有消费能力，这时就需要创造需求，但现在问题是，通胀和通缩并存——疫情冲击整个供给，CPI处于相对高位；需求不足造成通缩，这是因为疫情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收入下降所以需求不足。 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里，应该是通胀越高，就业形势越好，但现在一边有通胀一边有失业，所以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凯恩斯模型。也就是说，应对这场危机，不能只靠刺激总需求去摆脱危机，更多是要通过供给层面解决问题。所以在谈到新基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点，不是说新基建不好，也不是说新基建不必要，非常重要，非常好，但是需要新的组合拳去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4 新基建投资主体应为企业，政府起引导作用。“新基建投资钱从哪来”本质问题就是谁来投资。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是4万亿措施，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平台公司，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投资，带动社会企业、民间企业投资，形成链条。这个链条有效解决了当时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后遗症，比如说现在仍然在消化的债务过高问题、金融风险问题。 启动新基建就有“谁来投资”的问题，如果再让政府，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纷纷加杠杆投资的话，会给目前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雪上加霜。新基建主体应该交还给企业，让企业根据政府倡导或指引，投入到新基建建设中，这里既包含一部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但更多则是社会企业和民间企业。当然，对于新基建投资，很多企业比较纠结、谨慎，因为融资很难，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在投融资方面我们确实还要进一步改革，包括融资成本、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等等，这些都需要同步推进。 5 宏观管理要寻找新动力，要做到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现在需要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但更重要的在供给端。既然疫情冲击到了企业的运营，冲击到了人们的收入水平，那就必须要考虑从短期和长期解决供给侧问题。 短期就是民生救助、企业纾困，需要真金白银砸在企业、民生身上，这就是两会上总理所讲的。这次特别国债要直接到企业，直接到民生。但也应该清楚，疫情冲击不是简单出几个政策就能马上见效，对很多企业和行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摧毁性的，比如餐饮行业，文化旅游行业，线下教育行业，这个冲击非常大。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必须要寻找新动力，这就需要长期的供给端改革，这不外乎之前提到的思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指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需要梳理不必要的政府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出很多。要防止部门主义、官僚主义，束缚市场的发展。所谓放松管制，在某些领域，一些管制措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合理的，甚至是过度的，这些管制措施如果能够放松甚至取消，市场力量也会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媒体行业、娱乐行业。在很多领域我们可以提高监管容忍度，可以充分让现有市场主体和现有赛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整体改善供给。从中长期来看，需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大数据。我相信这轮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如果能得到有效贯彻和真实落实，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是一种极大的促进，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会率先走出衰退，率先抵消疫情冲击。 6 未来应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表明，我们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欧美这样的政策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但问题是不能长到天上去的，会导致财富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继续累积，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发展观的。所以从宏观政策来讲一定要认清这点。 尽管我们GDP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人均GDP刚刚破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其实这些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能够通过改革方式去释放的动力。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 首先，国有资本改革，围绕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真正的管资本，这方面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目前的改革我觉得和理想方案的差距比较大。 其次，土地改革，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如何改革？要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这方面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很多地方在土地改革时，只拿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这是不对的。土地化改革要从基本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上去改革。 过去70年中国有一个群体一直在做贡献的，农民群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农民群体是通过农业工业做贡献支撑全国，给全国做贡献。改革开放40年，农民群体实际上是通过城乡土地剪刀差来支撑城市，继续给全城做贡献。改革开放41年了，新中国成立也71年了，推动土地改革时，我们务必要明确一点，一定要反哺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产者，把土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城乡统一大市场，这点对于我们下一步经济可持续增长，摆脱疫情的冲击，启动消费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个问题与现行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现在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很多地方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打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旗号，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上，可做的文章非常大，一定要重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7 上证指数编制调整方案落地对A股市场总体不会有太大影响。其实我们有很多指数可以参照，比如上证50，中证300，只不过大家习惯说上证指数十年没涨很丧气，其实这和上证指数编制有关。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交易所也调整了上证指数编制方法，上证指数确实有可能比原来表现好。 但问题在于中国市场走势难道因为指数调整编制方法就改变了吗？难道不应该是由企业盈利情况改善、流动性变化决定的吗？所以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中国股市变化，我觉得肯定是以偏概全的，即便上证指数表现比原来好点，我们仍然是需要根据流动性情况，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根据监管政策变化，根据很多中长期制度的变化去判断未来股市，而不仅仅是上证指数编制方法调整去判断股市走势。 8 十年十倍股有三个必备特征。伟大的极品公司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投资风格，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门派，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出招、初心、架式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要找到好的所谓的标的。过去三十年股票市场也不乏所谓的好公司，十年十倍股票的极品公司通常具有几个特点：一是所处的赛道跟整个中国的发展阶段相符，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演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跟中国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的阶段高度相关，因为资本市场肯定是领先几年，所以它跟发展阶段有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科技、生物医药三大赛道。二是每年的盈利情况非常稳健，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出了很多大牛股。三是从微观来讲，团队的稳定性，公司的体制机制，比如国有企业其实是比较难做成极品公司的，不是说没有，有，但比较难，概率很小。 9 不建议普通投资者追热点，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买股票。追热点也是看对谁说，对于专业的、执业投资者追热点无可厚非，而且投资和投机在资本市场都是很必要的，投机被完全遏制或取消是不对的，一个市场没有投机，市场就不会活跃，这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但对一般普通投资者我不建议追热点，因为等你知道这个是热点的时候一般就凉了。 我一直有个说法，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进去了呢？觉得买股票比买大白菜要简单吗？恰恰相反，买股票其实非常难，在什么时间点买股票，什么时间点卖股票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建议一般投资者不要直接买股票，还是把自己的资金分散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打理，尽管他未必能帮你赚钱，但对冲风险能力一定比你强。所以从投资者角度讲，普通的非专业投资者不建议自己买股票，专业投资者追热点我觉得无可厚非，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热点在哪里起作用？是投资情绪改善，还是估值，还是企业盈利层面，这是要区分的，不同的热点投资的方式也不一样。 10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从规范资本市场开始。对于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而言，上市公司只要做到信息充分披露、完全真实、阳光规范。所谓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本身这个话就是错的，上市公司质量不应该有好有坏，只有价格高与低，好与坏不是监管部门或发行机构去确定的，是市场、投资者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出来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差就不能上市？不是，但它可能卖不到好价钱，没有好的估值，这个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这就需要我们真正规范发行制度，严厉惩罚违规违法的上市公司，真正做到信息充分披露，真正做到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严行峻法。 最近瑞幸咖啡的事件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抄点美国的作业，一旦发现这种造假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惩不怠，不但有巨额罚款，而且涉及到刑事责任。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我相信在未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方面，我们应该比过去30年要走得更好，所以很多理念也要改变，上市公司只要做到合法、合规上市，经过核准，质量高低应该交给市场去选择。而监管机构和发行机构，或者审核机构，其实应该逐步脱钩，真正实行监审分离。监管根据制度规章处罚违法违规现象，发行机构则是市场化企业，应该接受公共监督。上市公司一定要做到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公司应该受到监管的惩罚，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监审一体，监审不分，甚至也有人说，我们新的注册制已经成了一个变相的核准制，这一定是改革之初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退市率低是个顽疾。首先，建立资本市场之初是想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融资，初心现在看是不合时宜的，不能说当时错了，当时这么想没什么问题，但现在再这么想就有问题了。其次，之所以很难退市，这也我们法律法规执行不严，监管不够阳光化，不够规范化，不够透明化，过于行政化有很大关系，这点在今后的监管中，我希望投资者以及第三方机构、媒体充分发挥作用。第三，很多公司不能退市，因为上市公司主体是国企，甚至是中央企业，这点也导致了执法难度加大，所以要解决退市难，就要按照新的证券法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同时改善我们之前关于退市的要求，原来只有财务指标，现在还有交易指标，这已经是一个改善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市场上，退市制度将会越常态化，越来越规范和阳光。 对于造假情况，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和老的证券法规定有关系，顶格处罚60万，这种确实有当时的问题，好在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人看到处罚，其实也不是只是罚款了之，这里面很多案例进入到司法程序，所以这种处罚并不是大家想象只是罚了60万，其它不管了，造假成本如此低，这个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处罚金额这样规定，确实是有它的问题的，这是当年老证券法的大BUG。 对于上市造假公司严厉处罚，非常必要。我们要通过对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严厉打击去保护投资者，而不是天天去给投资者做所谓风险教育。风险教育很重要，但真正的对投资者的保护就是确保公平、阳光、规范的投资环境。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大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都有风险自负的选择。另外，对于优秀公司、优秀第三方机构要有更多的业务、单子，这是市场的褒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第三方机构给出问题的上市公司做审计、法律服务、投行服务，结果出事了这些第三方发现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个人主张在充分做好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尽快恢复T+0和取消涨跌停板，让投资者真正在风险环境适度的市场中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第三方机构，无论是保监机构，还是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也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据台媒报道，周杰伦近日现身百货商店进行拍摄工作，他将原本的厚刘海造型剪短打薄，看来较为清爽，穿着黑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衫，帅气十足。据悉他此次行程，是为拍摄某品牌钟表的广告。之前，他刚刚拍摄了一组品牌广告。今年才过一半，但是周杰伦的新歌和多项代言加在一起的收入已经有大约1.1亿人民币。 周杰伦之前推出的新歌，在YouTube点阅突破1565万次，在音乐平台上共售出超660万张，以1张3元人民币计算，收入约有1980万元人民币，销售成绩非凡。另外，今年他还手握11支代言。 此外，周杰伦的副业涉略也相当广泛，除了有健身房、潮牌及奶茶店外，他还身兼电竞团队队长。
摘要：李佳琦以后就是一个IP，所以我谈我自己都喊“李佳琦”，都不会说“我”。 李佳琦曾对一个记者说：如果你来体验李佳琦的一个星期，就会疯掉。今年618年中购物节期间，我在上海、云南跟访他一周，发现他没有夸张。 李佳琦太忙了。即便和他寸步不离，也很难找到机会跟他说上话。他的日程表精确到分钟，刨去睡觉和吃饭，各种会议、直播、拍摄几乎无缝衔接。直到在云南宁蒗录制节目的最后一晚，李佳琦深夜下播，终于有空接受采访。 6月11日凌晨12点15分，在热气腾腾的酒店客房，我们围坐在茶几边，吃着李佳琦最爱的麻辣米粉。每天下播后的这顿夜宵是他一天最重要的一餐，也是他难得放松的时刻。 关于这个“长在热搜上的直播带货一哥”的种种疑问，他给出了解答。 “上热搜，过度被关注，我也不那么开心” ：这次扶贫，你提到最打动自己的是一个彝族老人的笑容。为什么？你平时也常笑，很多人也很喜欢你的笑。 李佳琦：我平时的笑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不能说假，当时我也是开心的，但是我的开心可能没有那么无忧无虑，没那么单纯。但他们的笑就真的是，哪怕并不富裕，但还是很开心很满足。 ：这几年对开心的标准有变化吗？ 李佳琦：我是个挺容易满足的人，这两年我比较开心的事情应该就是直播间销售一次比一次更好吧，以及大家觉得我推荐的产品真的很好用，还有做公益能帮助到别人，我也会挺开心。至于上热搜、被过度关注，我其实不那么开心。 ：特别是已经经历过快速涨粉的阶段。 李佳琦： 因为每天都很忙，来不及想其他事情，但还是会让身边的人放平心态。 ：流量、热搜什么的，还在意吗？ 李佳琦：很多时候是没办法，上热搜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直播间。就像我在直播里开玩笑说，以后受委屈了就来云南，因为在这里流眼泪也会被当做是高原反应。你没办法解释你的委屈，因为越解释就越乱，而且为什么要向那些本来就不想听你解释的人解释？ ：有没有关注到自己的一些负面新闻？ 李佳琦：想通也其实很简单。我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我没有害任何人，也不做那些虚假的东西。而且我始终相信只要认真做人、用心做事，一定会被大家看见。我有个愿望，等我退休、不再抛头露面的时候，写本回忆录，把我的经历、遇到的各种问题分享出来，对年轻人应该是种帮助。 ：其实很多时候，标题带着“李佳琦”三个字的文章，跟你没什么关系。 李佳琦：是。可能很多人是通过我了解到直播带货行业，所以“李佳琦”慢慢成了直播带货的代名词，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并非仅仅指我本人。 ：受到的各种争议里，最不能接受什么？ 李佳琦：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伤害我身边的人跟我的家人。第二就是有人黑我，然后我的粉丝为了维护我去跟别人争吵。我其实特别少用官方账号去回应一些事，但刚在抖音大火的时候，每天无数评论黑我，我就看到我的抖音下面有两波人在吵架。我觉得我一定要回应了，就直接发了一句，大意就是：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我，都不要因为李佳琦而不开心，因为你们看抖音就是为了开心，如果为了我吵架，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我没有多高的标准，底线就是凭良心做事” ：别人在直播间卖水果的时候，李佳琦为什么不卖？ 李佳琦： 因为水果这种属于非标产品，加上物流等因素，可能到消费者手里会有损坏，在无法保证消费者收到的都是一样甜度、大小和新鲜度的情况下，我们直播间暂时不考虑销售。因为我一推出去就十几二十万，我得对消费者负责任。 ：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李佳琦：我没有多高的标准，就是凭良心做事。我后半辈子还要活呢对吧？（笑）坦坦荡荡做事就不会心虚。所以我从来不失眠，每天倒头就睡。再不开心的事，我5分钟就想通了。 ：这半年以来，你工作上比较大的一个进步或者说转变是什么？ 李佳琦：做了一些扶贫公益活动。光支持湖北复工复产，我们就做了三四场公益直播。 ：为什么要做公益直播？ 李佳琦：因为你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别人也很幸福，是一件能产生正循环的事情。比如我们送Never（注：李佳琦的宠物狗）拍照当模特的钱，就捐给了它基金，后来我收到他们给我的视频，看到他们买了狗粮用于救助武汉当地的流浪狗狗，觉得很值得。 ：公益会不会跟你本职工作有冲突？ 李佳琦：不算冲突吧。扶贫产品以农产品、食品为主，这类商品不是我主要做的类目，所以我们对品质把控更严格，保证不能出错。 ：你参加的公益项目很多样化，怎么选择的？ 李佳琦：我觉得做公益，遵从内心就好。我们注重的是做实事，实际能够帮到别人。疫情期间正好活动很少，同事就给我看了一个关于治疗犬的视频，我看完后说好，我也要让Never参与这个项目。接下来两个多月，下午一有时间我们就跑到太阳岛去拍摄，一拍就几个小时。因为这个项目要求主人陪狗狗一起参加，所以我还带Never去学习、测试、比赛，去敬老院、去帮助自闭症儿童。 ：你也要参加考试吗？ 李佳琦：对，还拿了全班最高分，91分。那天十几个人考试，老师跟大家说今天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来跟你们一起参加考试，然后我就走进去，大家就很惊讶，我的天，竟然是李佳琦。 ：治疗犬项目现在进展怎么样？ 李佳琦：第一期已经结束了。听说大家知道我做这个事情以后，特别多人找那个机构问，自己的狗狗可不可以也成为治疗犬。 ：这次扶贫云南，有没有什么遗憾？ 李佳琦：本来要去一个 4000米海拔的一个村子，但因为我有支气管炎，怕上去了会给大家添麻烦，就没去。其实我挺想去的。 李佳琦直播中。（受访者供图） “直播还是会紧张，但不是因为怕翻车” ：你有时候会在直播间开玩笑，说完了完了又要“翻车”了。现在不再忌讳这个词了吗？ 李佳琦：还是挺忌讳的，但我觉得可以勇敢面对就还好，“翻车”就要把原因找出来，用最快速度给消费者一个交代，比如之前的不粘锅事件，我们那时候买了各种各样的锅，煎了好多个蛋，脑袋都晕了，天天来回实验，后来也向媒体解释了很多次。 ：现在上直播还紧张吗？ 李佳琦：618、双11大促还是会很紧张，到了要抢货的点特别紧张。生怕大家错过或是没有抢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距离零点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我就会喊大家不要睡着！ ：所以紧张也不是因为“翻车”？ 李佳琦：准备好了就基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每个品我们团队都看过、查过。不过确实还是会有意外，如果有舆情方面的突发新闻出现，一般我们就会立马把它拉掉。 ：618期间不能连续休息两天，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 李佳琦：没人定，就我自己定的。我老板从来不会说，佳琦你不能休息，你要把这个事情完成。他们都说，你休息吧，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了。我就说我不要，没关系。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怎么培养的？ 李佳琦：我的语文一直还行，而且我会去想象，会代入场景。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人推荐东西。念高中的时候，我跟同学说学校门口一家卖鸡爪的店超好吃，对那个鸡爪各种形容，入口即化。后来好多同学都去吃，那家店就特别火。 ：你的直播间有个叫做导演的岗位，是用来干嘛的？ 李佳琦：我们直播间不是秀，说导演也不准确。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把握节奏的人，他们会把产品信息罗列的非常详细，并且准备一些展示方法，类似于场控。我们觉得需要，就安排了这么个岗位。 ：但是我看了，其实你不怎么引用他写的台本。 李佳琦：我不会照本宣科，那样太假了。主要还是结合自身体验临场发挥。很多直播间很搞笑的环节都是即兴的，根本不是靠脚本就能走出来的。 ：今天发红包环节还出了点状况，你们把1万块的红包只发给了一个粉丝。 李佳琦：工作人员是无心的。直播节奏太快了，没办法保证所有事情不出一点差错。所以我们后来又发了一个。一天三四小时直播，每天都播，难免会在一些环节出些小的差错，所以我们每天下播后的复盘会，就会总结纠正，不断提升。 “直播时很嗨，但私底下很正经” ：你的工作不局限在直播间。看你跟品牌方开会，感觉你完全变了个人。 李佳琦：我以前也觉得我最有能量的点在直播间，突然有一个同事就说，佳琦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在跟品牌方battle（注：比拼）的时候，你整个人都在发光，背后好像有个光环一样。如果直播我跟品牌方见面的话，我可能会爆火（笑）。 ：哪个才是真实的你？ 李佳琦：这两个都是我真实的样子。直播的时候很嗨，但私底下很正经。如果看我选品的话，你会觉得更可怕，就是一个“魔鬼”。 ：跟品牌方交流的时候，你说话这么狠，会不会担心对方生气？ 李佳琦：以前担心，怕他们这辈子不再理我了。但现在我有底气我就敢说，我说的确实是他们存在的问题。他们听完也都茅塞顿开。如果一个品牌方不相信我，我是不会这么对他的，我一定是在对方眼里看到了真诚，才会说得这么直接。 当我看到一个产品的潜力，我也会主动跟同事说，我想见这个品牌，帮我约一下，他们一般立马就飞来了。几个月前选电风扇，我们打电话给10个品牌，所有品牌、产品相关人员第二天就都飞过来，把产品摆一圈，我们选了5个小时。有的最后没选上，他们说没关系，确实觉得好像没有别人家好，我们明年再合作。 ：听说你是对花西子的老板特别狠。 李佳琦：都挺狠的。对花西子尤为地狠。有次是我们合作完蜜粉，他们老板说佳琦，我们又出了个口红，你看看。我一看那个包装是所有品牌都可以用的通用包材，说，你想拿一只这样的口红来搪塞我吗？这就是你花西子要做的事吗？你们到现在还是为了赚钱去做这个品牌吗？这个产品我一定不会播，你把它拿来当赠品送，我可以接受。他们说，好好好，我知道你的意见了。 ：什么公司会在产品设计前期就咨询你的意见？ 李佳琦：美宝莲最早让我给他们选包装材料和爆款颜色，但只局限在口红。后来就是国货品牌花西子，所以他们现在出来的每个品是爆品。现在他们真是小到一个海绵扑都会来问我，你觉得这个哪里不好，我们再改改。这半年几乎所有一线美妆品牌都来过了，基本上天天我都开品牌会，他们的新品没量产之前先问一下我们可不可行。 ：你免费分享自己的观点吗？以后会不会收费？ 李佳琦：不会。没必要，大家都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也有责任去推动国货品牌发展。对我来说，这也是个学习过程。因为我以后要做自己的品牌，不可能没有尝试就把品牌做出来。 ：刚开始他们会不会也不在乎李佳琦？ 李佳琦：以前直播可难了。两年前，我在淘宝主播里已经算有名的了，那时候有的品牌方给我们播产品，比如说一套口红10只，寄到你这，你在嘴巴上擦完了，播过了，收回来，寄到别的主播那里再擦一遍。一套产品轮一圈主播。我就说我自己买，我不用他寄给我。最早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大品牌是娇兰。他们老板找淘宝电商负责人，说要找一个淘宝主播，看完所有人的直播回放之后，决定找我。我给他们卖了一两个月，销量就引起了LVMH集团的重视。 李佳琦的直播团队不断壮大，越来越专业细分。（受访者供图） “我一直把粉丝当朋友” ：现在一个人火了就容易形成“饭圈”，你怎么看待和应对？ 李佳琦： 我只是个主播，不是艺人，其实真的不太懂饭圈。 平时都在公司上班，只是出差的时候机场会看到有一些粉丝、站姐接机，他们也会问我一些问题。 ：你愿意把粉丝当朋友吗？ 李佳琦：我一直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见到我，我就说哈喽哈喽我来了，你们怎么进来的？你们也要去北京吗？就像朋友一样。其实他们对我其实也跟对明星不一样。有次在北京机场，一群人围着我不让走，说双十一快到了，有什么好买的，或者什么东西超好用的，什么时候可以上。我说我来安排，几号你们一定要来直播间，他们就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这个关系是平等的？ 李佳琦：我觉得是平等的。毕竟很多女生天天看我的直播，感觉我天天跟她唠嗑，自然就会有种亲切感。所以我跟明星还是不太一样的。让我特别震撼的一次是去年参加《时尚先生》的颁奖。某某明星进来了，这头就“哇！”然后某某又进来了，那头也“哇！”只有我一上去，说哈喽大家好，你们的魔鬼来了！所有的人都在“哇――”（笑）可能所有人都是我的粉丝，更准确的说是我的顾客。 ：在路上被粉丝认出来，要合照签名，会嫌麻烦吗？ 李佳琦：不会，他们喜欢你，你也应该感恩。每次有人问佳琦可以拍照片吗，工作人员要帮我挡掉的时候，我都说可以。所以同伴们愁死了，因为有时候就被围住走不了，担心影响公共场合的秩序。 ：现在你的粉丝现在也出现一点点走极端的倾向。 李佳琦： 我在直播间说，希望大家把所有目光集中在产品身上，而不是我个人身上。我没什么好让你们去八卦的。我就是个导购。希望这个关系变得再单纯一点就好了。 ：对于自己的定位，你从始至终都觉得是导购吗？ 李佳琦：去年大家还不了解，喜欢把网红带货和主播带货混淆起来，主播带货本质上就是导购，只不过在线下你服务一两个人，在线上你可能要“面对”几百万、几千万粉丝。 ：成名之后，你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吗？ 李佳琦：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怎么变。性格还是比较直率、真诚，比以前可能成熟、自信了一些，但对人对事的原则还是统一的。如果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就一定会对你很好。你对我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恨你。我从来不会恨一个人。 “我们团队一个人都没有被挖走” ：你们团队招人有没有什么要求？学历背景之类的。 李佳琦：专业岗位还是需要专业证书的，但是我们也没说一定要多好的学历才可以进，还是看能力，看人品，看个性。最重要是看能不能抗住压力，跟上节奏。这次出差其实还不算累的。我们去国外出差更可怕，特别壮的男生都说我不行了，我要累死了。所以他们必须得轮班。 ：那你是怎么保证精力的？ 李佳琦：见缝插针地睡觉，保证睡眠。但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样。我们坐车来宁蒗的时候，同事聊天聊了一路，但我从上车到下车就没醒过。 ：前段时间一直有传闻说你们团队不断有人被其他主播挖走，是怎么回事？ 李佳琦：我们团队一个人都没有被挖走。一个都没有。假如今天这人被挖，明天那人被挖，我们公司早就不见了。前几天刘涛还专门给我发信息说，我没有挖你们公司的人。（笑） ：你担心吗？ 李佳琦：不担心，大家想去哪都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公司离了谁都不会不转。直播界离了李佳琦，口红也还是照样卖得出去。 ：小助理付鹏走了之后，你适应吗？ 李佳琦：我花了一些时间适应。前两天确实有点手忙脚乱。因为旺旺也是第一次做助播，我试口红的时候没法说话，她那时候不懂怎么接话，好几次瞬间冷场，我当时真的倒吸凉气。不过现在好很多了，旺旺现在都有自己的粉丝了。 ：你能接受这种压力？ 李佳琦：我可以。这就是代价。很多人骂你其实没什么原因，他就不喜欢你，或者他以为自己掌握了一个真理，觉得你错了。但其实他只看到了片面。所以我跟他们说没必要在乎那些评论。但要忍住不看很难，非常难，太难了。当然，在接受到了各种意见批评后，我们也加强了对直播间的管理。 李佳琦正在开品牌会。（受访者供图） “我宁愿选择得罪一些人，也要讲这些话” ：你在直播间除了卖东西、讲产品，也会传递一些价值观，比如不满15岁的初中生不要看我直播，孕妇不要买酒。 李佳琦： 我很喜欢跟别人交流。有的时候粉丝在弹幕里面谈一个话题，我看得觉得莫名不解的时候，就会去跟他们讨论。没有说要教育谁或者是引导什么，就是跟他们探讨，为什么要只局限在一个角度上，事情其实还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其他的不同的方式。 如果因为我的几句话能改变他们的一个想法或者状态的话，让他们觉得生活可以很美好，我觉得也是个好的事情。我宁愿得罪一些人，也要讲这些话。三观正确很重要，正确的消费观也很重要。 ：你对各种互联网平台、软件的操作是不是都很熟悉？ 李佳琦：我其实是一个挺无聊的人。我做主播之前从来没用过淘宝，之前很不理解周围人天天在网上买这买那，我说你们线下买不好吗，结果我入驻淘宝，成了淘宝主播。然后抖音大火，周围人天天唱“好嗨哟好嗨哟”，我说这是什么，我看不懂，然后我的短视频在抖音又火了。就很奇妙。 ：那你平时的娱乐是什么？ 李佳琦：以前我娱乐比较多，跟大家一样，刚工作那会儿，每天下班以后吃个宵夜、跟朋友喝个酒聊聊天。因为我属于社交型的人格，身边永远一群朋友。 ：人在拥有财富跟名声之后可能会变。你觉得呢？ 李佳琦：最大的变化应该不是因为这个，而是经历不一样，看待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了。而且我的工作时间和节奏都很难再和以前的朋友们保持同步，慢慢的话题和交集就会越来越少。 ：会失去很多朋友吗？ 李佳琦： 现在我身边每天都是公司的人，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样。我所有事情他们都知道，甚至他们比我更先知道。就连我妈现在都不打我电话了，都打他们电话。 ：跟妈妈现在多久打一次电话？ 李佳琦：她现在偶尔来上海跟我住一段时间，家里有事就回去一趟，有时候回家了会关心我们在干嘛，打我电话一般我都在忙不方便接。所以她就开始给我同事电话，现在养成习惯，都直接打给他们。 ：她现在也慢慢适应新的状态了。 李佳琦：她也在改，其实所有人都在改，为了李佳琦在改。我妈以前说话也直来直去的，但现在她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了。有人帮她订机票，要帮她买商务舱，我妈说不，我坐普通舱就好，我是李佳琦的妈妈。她害怕自己的一些举动影响到我。 ：他们看到过网上对你的那些攻击吗？ 李佳琦：我不是一个喜欢宣泄负能量的人，我都说我很好，特别开心。他们有时候看到了也不会跟我说，自己消化。妈妈了解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时间长了也就不去在意了。 “感谢上海让我成为了‘李佳琦’” ：怎么看“新上海人”这个身份？ 李佳琦：我很感激上海，感谢这座城市给了我很多机遇，让我成为了“李佳琦”。这里有非常多世界500强企业，特别是美妆品牌，应该说我最适合在上海发展事业。在这里我也遇到了很多行业前辈，有机会跟他们对话和交流，有的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影响很深远。唯一遗憾的就是工作太忙，我到现在还没怎么在上海逛过街，就连公司和家的住址我都背不下来。 ：你来上海4年了，一次都没有坐过地铁，真的吗？ 李佳琦：真的。旅游的话，带我奶奶去过东方明珠和上海中心。迪士尼没去过。其他地方就是借着工作机会去的。但我觉得玩一个地方还是要脚踏实地一点。我喜欢那种自己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自己去走一走。 ：还记得第一天来上海的情景吗？ 李佳琦：记得很清楚，2017年6月1号前一晚，上海这边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确定要来。我第二天就出发了。凌晨5点，我和小助理从南昌开了13个小时的车，下午6点30分到上海，来不及先去住的地方，直接开到公司，下车立马跑上楼开直播，从7点多播到凌晨1点。那时候我是每天晚上直播，要保证一天不落，真的像个疯子一样。 ：这几年有机会出去旅游吗？ 李佳琦：基本上都是因为工作才去的，比如巴黎时装周。我对巴黎很熟，感觉可以去巴黎做导游了（笑）。特别是香榭丽舍大街那边，哪个店在哪，我是知道的。 ：去法国是不是见到了一些大人物？紧张吗？ 李佳琦：紧张。第一次见到娇兰全球创意总监Olivia先生的时候特别紧张，因为我英语说不太好，不过到后面就不紧张了。他在彩妆界非常知名，以前是奥黛丽·赫本那些大明星的化妆师。 ：你跟他们怎么交流？ 李佳琦：我有一点很特别，去了国外，英语小雷达就立马就出来了，能听懂他们讲话，然后就用碎片式英语跟他们交流，但是不大能一句话完整说下来。 ：之前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一天吗？ 李佳琦：当导购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其实直到去年双11都从来没想过，我还可以再次爆火。我觉得能通过短视频让大家认识我，就已经很幸运了。 ：你之前接受采访，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长远目标的人。 李佳琦：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还能火多久，直播还可以做多久。而且隔三差五就有人说直播火不了多久了，李佳琦明天就不火了。我觉得老说那些干嘛呢，我真的没想太远，也不太擅长给别人承诺。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每件事情做好。 ：那有没有短期目标？ 李佳琦：直播间的改造和升级。相对于美妆来说，零食和生活类产品也需要更专业，还有一些是我不熟悉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后会请专业人士来做我的辅播。比如卖母婴产品，这个人是专业做母婴的或者本来就是妈妈，那就请她告诉大家这个产品为什么好。那么我们以后辅播可能会有三个人，零食、生活、美妆各一人。 ：那今后会不会就不是李佳琦直播间了？因为他们三个都很专业。 李佳琦：没关系，还是李佳琦直播间，因为李佳琦以后就是一个IP，所以我谈我自己都喊“李佳琦”，都不会说“我”。“李佳琦”现在已经不仅仅代表我个人，代表的是我公司全部的人，代表直播间出去的所有东西，连Never都是属于“李佳琦”的一部分。 ：你们公司都是在为李佳琦直播间服务，但不一定是为你服务。 李佳琦：选品的人这么严格要求，质检的人天天查漏补缺，不是为了我个人，他们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为的是李佳琦直播间这个品牌，就像在Tom Ford、Channel、Estee Lauder公司工作的人一样。这些美妆品牌都是以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你未来也会做“李佳琦”牌吗？ 李佳琦：我的目标就是做中国的美妆集团，而不是美妆品牌。我的美妆品牌可能也会有，但不一定会叫李佳琦。
上海7月5日电 叮咚买菜的创始人梁昌霖，是真正的军人出身，读的是军校，毕业后在部队服役十多年。新冠肺炎疫情危中有机，宅经济、在线新经济的风起云涌，把叮咚买菜送上风口，梁昌霖也“一朝成名天下知”。 虽然不少商界大佬都是军队出身，如“定个小目标，赚他一个亿”的房地产巨头。但在如潮的创业大军中，退伍军人其实并不多见。军人的天性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这与创新创业多少是有些冲突的。但梁昌霖不仅创成业了，而且还不止创成一次业，而且创的还是互联网经济这个新业。这确实令人大跌眼镜。 与梁昌霖约谈见面，目睹真人后，还真是有些军人气概，他是板寸头，身穿公司文化衫，袖臂处印着“铁军”二字。文化衫讲究随意，这两个字一印，倒有制服的味道。 70后的老梁是资深“张江男”。据他说，军校毕业就进了部队，脱下军装拖着行李箱就直奔了上海。坐在地铁二号线上，看到唯独“张江高科（600895）”的站名是四个字，而且有“高科”两个字，就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来就是十多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谈到一件事情，使我对老梁刮目相看。到上海后，他开发了一款视频剪辑软件，在美国论坛上共卖了80万美元。2002年这笔钱数目不小，在上海够买5套房。是购房置业、享受生活，还是激流勇进、开拓事业？大部分人如果在三十岁得了这么一笔财富，可能会选择安稳，不再“折腾”。梁昌霖却快速抽身，毫不犹豫地把第一桶金投入到再创业之中。 军人踢正步，走道很直，做人一般也直，爱认死理。创业投资本就是风险投资，投资人赌的就是明天，失败了，投资只能打水漂儿。可老梁偏偏不。2014年，老梁，那时估计还是小梁，创办的叮咚小区打不开局面，融来的资金也差不多烧完了，700人走得只剩30人。他卖掉自己亲手创立、运营稳定的另一家公司，把钱还上，让投资人退出。他说，他看重的是信誉。我想，也许他理解错了风险投资，投资人亏了也无损于什么商业信誉。但无论怎么说，这种做法确有“肝胆相照”的意思。 叮咚买菜属于生鲜电商。在很多垂直细分领域电商向综合平台电商转型的当下，老梁依然坚持要踢正步、走直道。苏宁、京东从只卖电器到什么都卖，亚马逊从卖书到什么都卖。而叮咚买菜就卖菜，不卖别的，至少现在是如此。用老梁自己的话说，不喜欢走捷径，就是踏踏实实把“卖菜”这件事做好。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对创业者来说，聪明、灵感、才华都不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偏执”才是。你看，正是乔布斯对完美近乎偏执的追求，马云对互联网电商近乎偏执的坚信，方能成就今天的苹果、今天的阿里。军人天性中创新活跃的一面或许少一些，但他们坚强坚韧坚忍的意志力，的确是创业者最为需要的。 我军历来是战无不胜的。愿老梁执掌的叮咚买菜一往直前。（牧显）
摘要 日前，上交所与中证指数公司决定自2020年7月22日起修订上证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案。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的上证指数将出现。多年来，市场呼吁对上证指数编制方法进行修订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此次修订，也是众望所归。 日前，上交所与中证指数公司决定自2020年7月22日起修订上证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案。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的上证指数将出现。多年来，市场呼吁对上证指数编制方法进行修订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此次修订，也是众望所归。 上证指数于1991年7月15日发布，为A股市场的第一个指数，由于其历史地位以及影响力，上证指数往往有市场“风向标”之称。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沪港通的开闸，科创板的设立，以及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新资源等高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纷纷在沪市挂牌，市场生态与上市公司结构的变化，上证指数所存在的短板也日益凸显出来。 上证指数是以在上交所挂牌的A股与B股作为样本，以上市公司总股本作为权数编制的。当初B股市场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吸收外资，因而有其历史的特殊性。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吸引外资渠道的增多，B股的历史使命已完成，而B股也逐渐被市场边缘化。但是，由于上证指数的编制也纳入了B股，投资者参考上证指数走势作出投资决策时，容易形成误导。 在上证指数中，五大行、中石油、中石化等个股由于其总股本较大，在指数中的权重较高。这些个股的齐涨共跌，往往能够对上证指数产生足够的影响。比如中石油上市后，由于新股开盘价格较高，此后又出现持续下跌，因而对指数形成拖累。甚至在某段时间内，上证指数成为中石油的影子指数。某些个股权重较高，成为市场诟病的焦点之一。此外，由于上证指数是以上市公司总股本作为权数编制的，因而同样受到质疑。像五大行、中石油、中石化等个股，其国有股数量庞大，但这些国有股其实是没有上市流通的，没有流通的股份也计入指数，这也是其在指数中权重较高的根本原因。但与此同时，以上市公司总股本作为权数编制指数，也存在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少数流通股份代替全部股份的现象。在此背景下，通过影响部分个股的价格，左右指数的涨跌也就变成了可能。 此次上交所修订指数编制方案，剔除了实施风险警示的个股，对新股实行差异化计入指数的方法，个人以为是可行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据统计，目前沪市实施风险警示的个股占比大约5%左右，数量并不少。实施风险警示的个股，特别是濒临退市风险的个股，既无回报投资者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相反，这些个股往往成为投资者的乐园，放大了市场投资风险，而且还会拖指数的后腿。上证指数多年来表现不佳，与这些个股不无关系。 在新股计入指数方面，新股由于常常遭到市场爆炒，如果按照目前上市后第11个交易日计入指数，那么此时股价可能正处于高点，此后的持续下跌，同样会拖累指数。新股通过差异化的方法计入指数，将能很好地规避这一短板，让指数表现更加真实，能够反映出市场的波动。红筹企业与科创板公司纳入上证指数样本，将使上证指数能够反映出沪市上市公司走势的全貌。事实上，既然是上证指数，将科创板公司排除在指数样本之外，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此前市场一直质疑上证指数失真，通过修订编制方法，上证指数失真的现象无疑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不过，少数个股权重较高，上市公司中不流通股份也计入指数的短板，此次修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代表性的指数，往往都是成份指数，比如道指、标普500、香港恒生指数、日经225指数等都是如此。上证指数属于综合性指数，如果修订后改成成份指数，既影响其历史地位，其影响力无形中也会大打折扣。不过，规避上证指数失真现象，在样本选取不变的情形下，可以采取将自由流通量作为权数进行编制，个人以为是最佳选择。一来可以避免个股权重较高现象的发生，二来可以避免不流通股份计入指数，进而导致指数失真情形的出现。以自由流通量作为权数编制指数，指数走势将能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市场的波动状况，也能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更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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