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黄湘源：动力来自压力 机会在于改革】在改革中更好地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在改革中更好地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和盈利能力，在改革中更好地从实际出发调整市场的交易机制，方有可能在更好地实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同时，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机会。(金融投资报) 在改革中更好地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在改革中更好地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和盈利能力，在改革中更好地从实际出发调整市场的交易机制，方有可能在更好地实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同时，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机会。 上半年的走势，充分印证了一个道理：动力来自压力，机会在于改革。下半年也不会例外。 上半年的上证指数之所以一直在3000点下方游走，一方面与当时条件下疫情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压力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与上证指数密切相关的改革迟迟未能破局也有着很大关系。疫情下的复工复产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实体经济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正是国家虽然在振兴经济上尽了极大的努力，但也不得不实事求是地不再对全年的经济设定具体增长目标的道理所在。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在经济发展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非得唱什么牛市的高调，显然也是不足以采信的。不过，正因为经济发展的压力极大，我们才更需要改革，在改革中找到创新发展的方向，在改革中激发奋发图强的动力，在改革中增强不断前进的信心。发展经济如此，稳定股市更是如此。 如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独领风骚的是科创板，那么，今年上半年继往开来的则非创业板莫属。注册制改革的启动，让沉寂已久的创业板得到了一次异军突起的机会。截至6月30日，创业板指报 2438.2 点 ， 年内上涨35.6%，不仅大幅跑赢A股其他主流指数，而且领涨全球股市。创业板指数的走强是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的必然结果。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由增量市场开始进入存量市场，它不仅进一步释放了坚定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信号，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创新创业企业的投融资需求，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随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落地，创业板吸引了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更多机构投资者入场交易。创业板基金上半年平均业绩在同类中堪称佼佼者。在名称中包含“创业板”字样的67只基金，上半年平均净值涨幅达到35.49%(剔除新成立的基金)，其中8只基金上半年涨幅超40%，52只基金涨幅超30%。创业板指数上半年的大幅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其所包含的科技含量分不开的。从指数权重来看，32.3%的权重股来自医疗保健行业，28.7%来自信息技术行业，两者合计占比已经过半。在创业板指数100只成份股中，有81只个股股价在上半年维持上涨，8只成份股上半年涨幅超100%，而这些涨幅较大的个股均属于医药和科技类个股。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推进，在为创业板进一步提升科技含量，带来更多机会的同时，必将为创业板企业盈利趋势的稳步向好开拓更加光明的前景，从而也为创业板指数走向牛市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除了创业板走向注册制之外，当前市场最为引人注目的改革也就该数上证指数编制方式的调整了。上证指数十年不涨，不仅在于其所编入成分股的股票不管流通还是非流通一股脑儿的连锅端，而并不像国际成熟股市一样主要是流通股。上证指数成分股中的非流通股一旦解禁就减持，以及ST只要不退市就赖着不走，不仅导致了指数成分股的难以吐故纳新，更严重影响了指数表现的稳定，极大地抵消了指数上涨的动能。这一次上证指数下了很大的决心把ST股票踢出去，并且对日均总市值排名前十的新股和其他新上市的股票在纳入指数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还为红筹企业发行存托凭证和科创板上市证券的进入指数大开绿灯，这也就等于为上证指数冲破久跌不涨的缺口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 银行是否有可能获得券商牌照，将是下半年股市的另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尽管这被一些券商视为“狼来了”，不过，“银证狼”的出现不仅对银行来说是好事，对于券商来说也未见得是坏事。统计显示，2019年国内133家券商的总资产7.26万亿元，仅为银行业总资产的2.5%；净利润1231亿元，也不过是商业银行净利润的6.2%。在银行而言，由于银行的机构客户和个人高净值客户远多于券商，一旦获取券商牌照，不仅在客户资源、资本体量方面足以形成碾压式优势，从而弥补其原来在IPO保荐、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跟券商所存在的差距，对构筑银行的金融服务与财富管理的全业务生态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势必有利于其加快接轨国际的步伐。而对于券商来说，只要其并非满足于目前的现状，而是从激活银证重组开始找到破局的切入点，那么，银行固然不难通过兼并重组券商实现包括对证券业在内的混业经营，头部券商何尝不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以尽可能多地获取银行业的优势资源？合则两利，分则俱败，历来如此。 改革所怕的并不是困难，而是惰性。同样的道理，指数怕的也不是不涨，而是不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动力，没有改革为动力的股市又怎么能够涨得起来呢？与任何只注意市场表面性上涨效应的政策市相比，坚定不移地坚持走改革之路，在改革中更好地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在改革中更好地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和盈利能力，在改革中更好地从实际出发调整市场的交易机制，方有可能在更好地实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同时，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机会。毕竟，股市的晴雨表功能如果能在改革中得到较好的修复，岂不正是我们这个股市一切改革的宗旨和希望之所在吗？
最初到券商做研究员的时候，老听到前辈们开玩笑，“今天又得撕研报了”，有些时候甚至是很牛的新财富分析师。那时候还有点纳闷，研报我也看了，说的很有道理啊，动辄十几页报告、几十张图表，一帮博士认真论证，逻辑缜密，但最后怎么就被市场打脸了呢？ 等到后来自己经历几轮周期下来，才越来越明白其中的道理。大部分时候，不是研报写的不对，只是研报写的太长期。短期来看，趋势是人性的非理性面制造的，长期趋势才会回归人性的理性面。所以长期来看，研报里说的大部分是“对”的，但短期或者中期来看，很多研报就变成了“错”的，或者说不符合市场现实的。 道理很简单，市场归根到底是无数的“人”交易出来的，买的人多了，股价就会上涨，卖的人多了，股价就会下跌。很多人说，不对，现在“人”不是主要的，机构越来越多了，他们会更理性。其实不是这样，一方面，目前A股市场还是以散户为主，达到成熟市场那样的机构主导还需要很长时间；另一方面，你千万不要忽视另一个事实，“机构”的背后也是“人”在操作，其中有些甚至因为各种制度原因比散户更被动。 给你们讲一个我身边的故事你就明白了。前几天和一个基金经理朋友聊市场，我说下半年你还看好科技、创业板这些吗，他说理论上当然是偏贵了，PEG太高，但他依然会继续配置，因为大家都在配置，最近发的新基金也还是以科技为主，不配置很容易跑输同行，配置的话即便亏也是大家一起亏，在客户那起码不会太尴尬。因为评价公募的主流标准还是看相对排名。 有时候不是研报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研报写的太“好”，这个“好”的标准是专业、理性、有逻辑、有前瞻性，但这个“好”短期不一定能受到大众和市场的认可，也就很难成为市场的主流。 我们内部曾经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像是拿女团的专业标准去选秀，你永远选不出杨超越。女团的职业目标是给观众呈现好的唱跳表演，按照这个标准，杨超越并不符合，至少并不是最优秀的。所以很多娱乐圈里的所谓专业人士不认可她，认为她没实力，但事实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就是，所谓不符合专业标准的杨超越成团出道，甚至成为最受欢迎的团员之一。 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上市公司本来是用来创造业绩进而给投资者创造盈利的，盈利乘以一个合理的估值倍数就是一个股票合理的定价。按照这个标准，很多股票的定价都不符合逻辑，要么是盈利不行，要么是估值不合理，比如2015年那些疯狂的TMT，又比如现在已经要涨上天的科技股。 长期看，理性一定会回归，比如2015年的那些乐视们早就被打回了原形，但短期看，非理性的超涨的确是一个非常正常而且反复出现的情况，过于理论化的标准反而会成为赚钱的障碍。说到这想给大家再讲个故事，大家知道上半年发了很多新基金，尤其是2月份出了很多爆款基金，以至于很多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不够用了，很多年轻人被推到前台，动辄管理数以十亿计的基金（这和2015年很像），结果听说有新人老觉得估值太高、不敢建仓、下不去手，到现在仓位还低的吓人，完美踏空不说，对公司和投资者都难以交待。长期来看，他不一定是错的，但短期来看，他的确没有把握住最本质的趋势。 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我们当然是建议大家做长期投资，但在和众多会员朋友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长期的道理大部分人都懂，但最后有能力、有资本做长期投资的人太少。 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端的约束不一样，大部分人没有大机构那么稳定的资金条件，有的人可能是换房间隙有些短钱，有的人甚至是消费贷借出来的钱，想做长期投资，太难了。 所以大部分人最关心的问题几乎都是短期的，牛市能走多远？啥时候结束？我们无法精确的预测，但的确可以给出一个基本判断：近两年权益资产的走牛本质上是流动性驱动，只要流动性环境没有逆转，整个市场的上行趋势就不会结束，目前显然还在趋势之中。中间的调整顶多是风格上的切换。 不用去预测时点，没意义，盯住流动性这个核心，持续跟踪。流动性的逆转可能会有两种触发因素： 一种是监管环境的变化，这可能直接物理性的切断很多入市资。典型的就是2015年，清理场外配资，关HOMS系统，上万亿杠杆资金一下子逆转，引发连锁反应（本来牛市不该那么早结束的）。 另一种就是货币政策的变化，放水无熊市大家都知道，但货币收紧也不一定马上就熊市，一般会有滞后，货币收紧初期利率还是在低位而且经济还比较好，权益市场一般还会有价值牛，但随着利率加到一定程度（债券跌到一定程度），股市就不行了。比如2017年央行就在加息，债券已经在持续下跌，但股票牛市到2018年初才真正结束（但注意前期已经发生了风格的切换，后面再具体讲）。 回到现在，第一种因素显然没有出现，配资这些早就规范了，金融整顿也差不多弄好了，现在金融政策是很友好的，注册制改革、新三板改革等等，都是在往积极的方向走。第二种因素近期有变化，所以市场有分歧，有观点觉得流动性边际收紧了，债券也开始跌了，会影响权益市场，这个不准确。 一方面，近期货币边际上是有放缓，因为经济的确复苏了，但复苏的持续性有待观察，而且可以确定的是，目前还不是强有力的经济复苏，绝对不会强到让货币收紧。另一方面，即便货币开始收紧，也需要一段时间，利率紧张到一定高度才会逆转市场。 这可能说的太复杂了，说白了就是市场不缺钱，如果你还不理解，给你讲几个最简单的数据感受一下：第一，上半年新发公募基金2.2万亿，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6万亿；第二，新三板精选层前几天开始打新了，据说第一只股票线下打新锁定了1000亿资金；第三，北上资金累计流入超过1.1万亿了，2016年这个数只有不到2000亿，外资的流入是长期的；第四，成交额才刚刚破万亿，2015年牛市的时候一天2万亿都正常。 在这个过程中，权益资产依然是最好的资产选择之一。但必须注意的是：第一，估值的提升一定有尽头，牛市越往后风险越大，想想2015年的教训，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注意观察流动性趋势的变化。毕竟这不是一轮结结实实的牛市，会很敏感；第二，从权益市场内部来看，可能会出现风格的切换。过去基本是创业板自己涨，就像上半年创业板涨了35.6%，上证还跌了2.5%，现在可能是创业板和上证轮着涨，前者涨多了就往后者轮动，后者的基本面在恢复，估值又比较低，算是一种避险，近期的市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不要觉得券商地产这些和科技相比就毫无价值，否则就又犯了不选“杨超越”的错误。第三，真正切换到低估值的金融和周期股需要经济的持续有力复苏，目前还只是有复苏的苗头，还不是2016-17那样的持续复苏，后续如果有变化我们会及时分析。
一、经济下行压力叠加疫情黑天鹅，2020年上半年债市利率下行 2019年末，债市利率已然处于下行通道之中。受中美贸易冲突导致外需下滑等因素影响，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台阶，GDP增速从一季度的6.4%快速下滑至三季度的6.0%，四季度末，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市场上出现“保六之争”，即政府是否应该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将经济增速维持在6%区间以上。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关于经济下行压力的争论增多，2019年最后两个月债市利率整体处于下行通道，至2019年末，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3.14%，较2019年10月下行17BP；5年期AAA中票收益率收于3.71%，较2019年10月下行29BP。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增大，疫情形势变化也成为2020年上半年债市走势的主导因素。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末在武汉出现，由于初期公布的病例数较少，且专家认为并无人传人的确切证据，至2020年1月中上旬，新冠肺炎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受此影响，资本市场紧张情绪升温，至1月23日（春节假期前最后一个交易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2.99%，跌至3%关口以下。随着疫情形势趋于严峻，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全国疫情防控于春节期间展开。国家采取了关闭离汉通道、延长春节假期、推迟学校开学、实施交通管制、要求全民居家隔离等严格管控措施，各省份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省级一级应急响应。受严格管控措施影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增大。3月份起，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国内得到初步控制，却在海外快速蔓延扩散，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近百年来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包括欧洲、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受到重大负面冲击，各国政府也都推出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对冲疫情冲击。受疫情扩散和经济受冲击影响，债市利率大幅下行，后随着疫情形势好转、经济秩序恢复，债市利率转而上行，整体呈V型走势。至6月末，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2.82%，较春节前下行约17BP。整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债市利率的影响有如下三方面渠道。 （一）恐慌情绪从急剧抬升到持续回落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恐慌情绪先是急剧上行，后缓慢下行。为防控疫情，中国采取了关闭离汉通道、实施交通管制、要求全民居家隔离等“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这些防控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疫情防控效果，但也在短期内导致恐慌情绪大幅升温。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是首次在人类世界出现，其特征如传染性、致死率、防治机理均不为人们所熟知，面对新增的死亡风险，人们的恐慌情绪将升至非常高的水平。债市利率初期的大幅下行，以及3月份欧美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美股数次熔断，均和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有着密切联系。随着3月份之后中国疫情形势好转，5月份之后欧美疫情出现好转迹象，以及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性、致死率、防治机理等的认识和新冠肺炎的疫苗研发取得进展，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持续降温，市场风险偏好抬升，给债市利率带来上行压力。 （二）经济形势从急剧恶化到触底回升 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虽然中国现有确诊病例数自2月以来就开始下行，但受3月份海外疫情大规模暴发扩散、无症状感染者存在等因素影响，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仍持续了较长时间。直至4月末、5月初，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中国全国两会时间确定，这两个代表性事件标志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趋于退出，全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经济秩序恢复速度加快。受严格疫情防控政策影响，经济运行一定程度上陷入停滞，而经济运行停滞时间越长，就业、消费减少就越多，经济下行压力也越大。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自4、5月份以来，疫情形势好转，经济下行压力出现缓解迹象。特别是5月份之后常态化疫情防控政策取代之前的全面严格疫情防控政策，经济下行压力缓解速度也在加快，经济触底回升迹象明显。例如，工业数据方面，4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为3.9%，同比增速转正，5月工业增加值增速进一步回升至4.4%。投资、消费等数据也有类似回升，但至5月同比增速仍处于零值以下，表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仍有延续。 （三）货币政策从危机应对到防止资金“空转”套利 货币政策随疫情形势变化出现阶段性调整，对债市走势形成重大影响。在疫情大规模扩散时期，货币政策以危机应对为主，政策取向非常宽松积极。央行于2月2日（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提前宣布超预期流动性投放措施，稳定市场预期。2月3日至4日，央行在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10BP的基础上开展1.7万亿元公开市场短期逆回购操作，支持节后金融市场平稳运行。3月份海外疫情大规模扩散，全球经济受到影响，央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再次加码，3月末央行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下调20BP；4月3日，央行决定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并时隔12年首次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传递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的信号。在货币政策危机应对期间，货币市场利率持续处于低位，DR001一度下探至0.66%的低位，DR007则处于1.5%的下方，与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形成倒挂。在央行宽松货币政策驱动下，债市利率整体维持下行走势。 5月份以来，央行货币政策态度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国内疫情形势明显好转，海外疫情也有好转迹象，且较高增速水平的社融、M2等金融数据持续给经济注入动能，这使得央行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必要性大幅减弱。另一方面，疫情暴发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宽松，市场上出现加杠杆和资金套利等现象，引起高层关注。5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122.92万亿元，日均成交6.47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31.6%；其中，同业拆借日均成交同比增长8.7%，现券日均成交同比增长29.4%，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增长37.6%。债市活跃度大幅提升，特别是回购金额快速放大，一定程度上引起央行对债券市场加杠杆行为的关注。5月22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为此，5月份以来央行持续回笼资金，抬升货币市场资金成本，至5月末，DR001和DR007均回升至2%以上。受此影响，整个5月债券市场利率大幅上行，1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15%上行45BP至1.60%；5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79%上行43BP至2.22%；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54%上行17BP至2.71%。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由于恐慌情绪从急剧抬升到持续回落，经济形势从急剧恶化到触底回升，货币政策从危机应对到防止资金“空转”套利，2020年上半年债市利率经历了大幅下行后持续回升的过程。4月末，债市利率触及疫情爆发以来的低位，5年期国债收益率最低下行至1.79%，较春节前下行100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最低下行至2.50%左右，较春节前下行约50BP。5月份以来，债市利率整体持续上行，至6月末，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2.82%，仅较春节前下行17BP；5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2.55%，降幅收窄至24BP。 二、下半年疫情演变和债市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经济复苏将给债市走势带来压力 （一）疫情演变存在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将回落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较高水平。6月26日，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数达19.4万例，创历史新高。美国连续6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4万例，市场对美国疫情再次大幅暴发的担忧日益增多。同时，印度、南非、哥伦比亚等国新冠肺炎病例数也持续增多。虽然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都已将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在较低水平，但从全球范围（特别是美国）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迹象。 鉴于目前的疫情形势，下半年疫情演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南美洲、印度、非洲等地疫情能否得到控制，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如何，这些都是未知之数。此外，除疫情演变存在不确定性外，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致死率究竟是多少，无症状者的传染性如何，新冠感染者康复后的抗体能维持多长时间，新冠肺炎疫苗能否在2020年底顺利面世，病毒的变异是否会对疫情防控带来重大影响，这些问题也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上半年债市走势的主导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将给2020年下半年债市走势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虽然疫情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已探索出多种可行的疫情防控模式。同时，随着时间推移和科研资源投入增加，人类社会在疫情面前大概率将有越来越大的优势，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慌情绪将进一步消退，这或将给债市利率带来上行压力。 （二）经济走势触底回升 经济走势触底回升有方面原因。第一，2020年上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源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秩序中断，新冠肺炎疫情缓解之后，生产、消费活动趋于正常化，经济下行压力自然会逐步缓解。虽然湖北、武汉疫情控制之后，国内仍有局部疫情出现，但局部疫情一方面很快得到控制，另一方面也未对整体经济秩序带来较大冲击，全国层面生产、消费活动正常化过程仍在持续。第二，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托底经济。货币政策方面，央行通过专项再贷款、定向降准、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等一系列货币信贷支持政策加大对冲力度，同时引导LPR利率下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在鼓励性的货币政策引导下，今年以来社融存量增速和M2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明显高于去年”。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拟发行规模较去年增加1.6万亿元，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近3万亿元，今年财政刺激力度不低于6.6万亿元，占GDP比重接近7%。在“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作用下，经济上行动力将进一步提升。 （三）经济恢复的不平衡性突出，刺激性政策缓慢退出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影响。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部分领域受疫情冲击较小，甚至能从中受益。如必需品消费、互联网、医药等行业。疫情放大了对医药服务以及互联网相关需求，必需品消费则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疫情暴发以来这些领域的上市公司股价迭创新高。二是部分领域受疫情冲击较大，但随着疫情消退和稳增长政策出台，这些领域可以较快恢复。代表性是工业生产和制造业领域。2020年1-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5.1%，利润同比减少36.7%；至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降幅已经收窄至7.4%，利润降幅收窄至19.3%，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0%，年内首次实现增长。同时，工业生产和制造业领域内部也存在分化，有些领域恢复相对较快，如食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有些领域恢复相对较慢，如纺织业、家具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三是部分领域受冲击非常强烈，并且恢复过程也将非常缓慢。代表性的是可选消费领域。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PMI）为54.4%，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回升，但租赁及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仍位于临界点以下。 基于经济恢复过程的不平衡性，预计货币政策将维持现有力度较长时间，以支撑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实体经济从疫情打击中恢复。6月，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以此估算，2020年全年社融存量增速在12%左右，和上半年社融存量增速基本持平。 （四）通胀压力短期可控，但未来可能成为风险点 受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驱动，2020年上半年通胀压力持续回落。2020年5月，PPI同比涨幅为-3.7%，较2019年末下行3.2个百分点，从趋势来看，PPI仍处于下行通道之中；CPI同比涨幅为2.4%，较2019年末下行2.1个百分点，其中畜肉类价格上涨57.4%，影响CPI上涨约2.55个百分点，CPI的涨幅仍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驱动。经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鼓励性政策驱动，生猪存栏量已经于2019年三季度触底，至2020年一季度末能繁母猪存栏比去年9月份增长13.2%，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影响将逐渐减弱。由于PPI仍处于下行通道之中，扭转PPI至上行区间仍需待以时日，同时食品对CPI的影响趋弱，短期内通胀压力可控，通胀形势对货币政策影响有限。 中长期来看，通胀形势可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和债市走势的重要风险变量，需要密切关注。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央行均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张。这些流动性由于恐慌情绪的剧烈变化而暂时主要停留于金融体系之内，随着不确定性回落，这些流动性将逐渐从金融体系扩散至经济体系，可能带来较为严峻的通胀压力。例如，至6月末油价已经回升至3月时的价位水平，LME铜价已经回升至1月时的价位水平。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恢复，包括石油在内的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大概率将进一步抬升，进而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 三、不平衡下的经济复苏：下半年债市且战且退 经过近半年来的疫情防控，国内疫情大概率将逐渐消退，虽然会有零星、局部疫情出现和反复，但在成熟的疫情防控模式下，疫情已经很难再给经济形势带来大的冲击。由此来看，经济复苏已经启动，货币政策持续加码的必要性减弱，债市最好的投资时机已经过去。同时，由于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突出，刺激性政策缓慢退出，货币政策需要较长时间维持现有力度，以支撑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实体经济从疫情打击中恢复。针对不平衡的经济复苏，2020年下半年债市投资应“且战且退”，把握波段机会的同时做好风险应对。
许平 发自珠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场公司前所未有的人事危机尚未化解，世荣兆业（002016.SZ）又因第二大股东梁家荣涉嫌刑事犯罪，导致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 6月初，广东省公安厅发布一则通告，内容显示珠海上市房企世荣兆业原董事长梁家荣被指涉黑犯罪嫌疑人。在此之前，珠海市公安局已对其6家子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冻结。 人事震荡不断 在珠海，世荣兆业和格力地产、华发股份被并称为“地产三剑客”。但近年来，世荣兆业内部频繁的人事震荡，明显削弱了自身的发展势头。 早在2012年，震荡便有了前奏。2012年4月10日，世荣兆业董事及总裁刘敬东辞任；同年4月17日，世荣兆业任命严军为总裁，陈宇为副总裁。 到了2016年，变动加剧。这一年，世荣兆业7位高管先后离职，这其中就有总裁严军。面对这一状况，幕后控制人梁家荣带着自己90后的儿子梁玮浩走向了台前。2016年3月18日，梁玮浩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并兼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同年7月6日，梁家荣获任世荣兆业总裁。 但走马上任不到一个月，梁家荣就因涉嫌洗钱，被公安机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接任总裁一职的是梁玮浩。此后3年，这位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似隐形一般，再未出席过世荣兆业的董事会会议了。 2019年7月，梁玮浩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副董事长及总裁等公司所有职务，梁晓进增补为新一任总裁。同年12月，梁家荣辞任董事长。有珠海当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梁氏父子离场，或是2016年的事件余波。 这之后，代梁家荣履行董事长职务的是公司老人周泽鑫，其在世荣兆业任职已逾10年。而接任总裁的梁晓进，比梁家荣还年长两岁，彼时其加入世荣兆业尚不到两年，且之前并未从事过房地产行业的工作。这番交替，还曾被业内视为世荣兆业“去家族化”的信号。 然而，今年3月23日，任职不到8个月的梁晓进已辞去世荣兆业董事、总裁等相关职务，辞职后，梁晓进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公告日，梁晓进未持有公司股份。 式微的地产生意 从世荣兆业的股权关系来看，这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 梁家荣、梁社增（梁家荣父亲）、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梁社增控股）共持有世荣兆业74.09%的股份。 虽然梁社增的持股比例较高，但其已年过80且从未管理过公司。而梁家荣，作为世荣兆业的灵魂人物，其个人命运自然与公司发展休戚相关。 世荣兆业开发的土地，多是梁家荣在1995年低价获得的毛地。这部分土地成本低廉，成为早期世荣兆业在珠海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但这样的优势并不能长久。 当其他房企在土地市场高歌猛进的同时，曾经土储充足的世荣兆业却多年颗粒无收，渐渐落于人后。年报显示，世荣兆业在2015—2019年均没有增加其土地储备，亦没有发布任何竞拍土地的公告。 截至2019年末，其持有待开发土地面积82万平方米，土地全部位于珠海。按照2019年实现的房地产销售面积27.06万平方米计算，这些土储仅可供其三年开发需求。 实际上，在2017年以及2018年第一季度，世荣兆业业绩曾出现短暂的抬头。 据其年报显示，2017年世荣兆业实现营业收入31.05亿元,同比增长116.7%;扣非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9.13亿元,同比增长 823.4 %。其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9.34亿元，同期增长610.73%，扣非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03亿元，同期增长5197.21%。 但世荣兆业在2017年实现的房地产销售面积仅为18.18万平方米，其2016年的销售面积为35.4万平方米。换句话说，世荣兆业2017年的利润猛增，得益于前一年的销售成果。这一年，也是梁氏父子走向台前的一年。 一直以来，世荣兆业都维持着高比例分红，但2019年，其年报显示公司计划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有业内人士透露，世荣兆业可能还想全盘转让公司资产，目前正在和头部房企接洽。 “世界仔”的起伏人生 当下，梁家荣的境遇，正让其闯荡半生积累下的产业，遭受未知的前途。 公开资料显示，梁家荣1962年生于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东村。高中毕业后，曾远赴澳门，赚得人生第一桶金。 1993年，其回到珠海成立斗门县兆丰房产开发公司。两年后，宏观调控之下，珠海诸多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状况。而谨慎的梁家荣不仅逃过一劫，更看准机会低价从珠海政府手中购入大量土地储备。 2004年，楼市在经过漫长“严冬”后，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当年没人要的土地，转瞬价格翻了数倍，梁家荣身价也跟着暴增。2008 年，梁家荣借壳威尔科技上市，彼时的他46岁，大家称他为梁先生。 次年，世荣兆业董事长梁社增以27亿元身家入围胡润百富榜榜单并成为珠海新首富。实际上，27亿财富的真正拥有者是世荣兆业掌门人梁家荣。梁社增并不曾涉足房地产行业和打点公司生意。 异常低调的梁家荣，除了隐身公司幕后外，也鲜少出席公开场合。即便是同行，也表示：“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甚至，在梁家荣家乡，也仅有上了年纪的村民才晓得他的能耐，知情的村民称他为“世界仔”，意为“闯世界的年轻人”。 对于村民，梁家父子甚为慷慨，不仅给老人“派利是”，还为村里很多家境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资助。因此，梁家荣也备受好评，有年长村民甚至称其是“斗门的骄傲”。 2016年，梁家荣因涉嫌洗钱罪被公安机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时。世荣兆业便急忙撇清关系：该事项仅涉及梁家荣董事长个人，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019年末，梁家荣再度切割与公司的关系。 此番梁家荣被指涉黑，对于世荣兆业而言，是难以突破的业绩表现；对于梁家荣个人而言，却是一大坎，或许人生自此会大不同。 去年10月10日，《2019胡润百富榜》出炉，梁社增、梁家荣父子以58亿元位居726位，排名较前一年下降252位。 而随着世荣兆业股价的下跌，梁家父子两人的资产还在进一步缩水。时至今日，按照收盘价6.93元/股计算（7月3日），其父子所持股份市值已降至41.54亿元。
本文作者：鲁政委（兴业银行(行情601166,诊股)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郭于玮、蒋冬英、张文达 2020年6月的主要宏观数据将在2020年7月10日前后陆续发布。我们在此对相关宏观数据进行前瞻，并以此为基础对2020年7月的政策情况给出研判。 数字格局：复苏速度放缓。增长方面，由于雨水天气影响施工进度，且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同比基数偏高，虽然6月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和工业增加值同比有望进一步上升，但改善的幅度或小于5月；物价方面，基建提速或带动6月PPI环比转正，6月PPI同比降幅大概率收窄，需求改善使6月肉类与蔬菜价格超季节性上涨，CPI同比可能有小幅反弹的风险。 情绪预期：疫情反复牵动市场情绪。6月下旬美国新冠单日新增病例数量再度上升并突破前高。6月国内部分地区疫情也出现反复的迹象。疫情的反复或影响经济活恢复的进程，并对市场情绪产生扰动。 政策预期：年中政治局会议为下半年经济政策定调。6月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资金面不再进一步收紧。从逆回购加权平均期限来看，6月逆回购平均期限低于过去的跨季时点，或折射出央行不愿过度抬升资金成本。考虑到7月特别国债发行量较高，6月17日国常会提出的降准可能在7月落地。政治局会议或于7月召开，并对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安排。在经济指标边际改善，但疫情仍存反复风险的情况下，我们需密切关注年中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部署。 官方PMI：50.3%，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尽管3月至5月PMI连续3个月处于枯荣线以上，但PMI不同分项的表现显著分化：一方面，3至5月生产分项持续处于2008年以来55%分位数以上；另一方面，同期新出口订单持续处于2008年以来34%分位数以下。新订单分项的表现好于新出口订单分项，但也明显低于生产分项。这反映出，在疫情之后我国制造业生产的恢复快于需求。在复工复产率已经较高，而需求恢复偏慢的背景下，生产改善的速度或放缓。高频数据也显示，6月中上旬5大电厂发电耗煤环比涨幅较5月有所下降。因此，6月PMI或下降至50.3%。 工业增加值同比：4.6%，较上月提高0.2个百分点 历史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同比与商品零售同比的走势密切相关。随着疫情后居民消费的恢复，6月商品零售同比增速有望继续回升，带动工业生产加快。然而，考虑到2019年同期基数偏高，工业增加值同比回升的幅度或有限。总体来看，6月工业增加值同比或小幅回升至4.6%。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3.2%，较上月提高2.9个百分点 6月南方多地雨水天气持续，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施工进度。高频数据显示，6月螺纹钢的消费量环比有所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回升或有所放缓。但5月挖掘机当月产量同比增速达到82.3%，后续基建投资空间仍大。 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0.8%，较上月提高2.0个百分点 随着疫情影响的弱化，居民消费有望进一步恢复，加之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6月社零同比有望继续改善。然而，社零改善的幅度可能低于5月：一方面，高频数据显示6月中上旬乘用车零售同比较5月下降；另一方面，网上消费的快速回升是带动4、5月社零增速提高的重要力量，但5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23.2%，已经高于2019年全年19.5%的增速，其上升的速度或将放缓。 出口同比：-2.0%，较上月回升1.3个百分点 进口同比：-6.0%，较上月回升10.7个百分点 在出口方面：低基数效应叠加海外需求重启带动出口同比回升。一方面，从出口翘尾看，6月出口翘尾为12.4%，较5月高出0.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海外需求看，随着欧美经济体逐步解封，欧美需求持续改善。以欧元区为例，6月ZEW经济景气指数回升至58.6，折射欧元区经济回暖。 在进口方面，翘尾走高叠加内需改善带动进口降幅收窄。一方面，从进口翘尾看，6月进口翘尾较前月回升6.8个百分点至17.5%；另一方面，进入6月BDI指数大幅上行，全球铁矿石、水泥、谷物等资源运输需求上涨，而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国，进口增速或有所恢复。 PPI同比：-3.2%，较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 CPI同比：2.5%，较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 工业品方面，得益于基建投资的提速，6月钢价环比涨幅较5月扩大。同时，5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回升的影响也有望在6月PPI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总体来看，6月PPI同比有望提高至-3.2%左右。 消费品方面，6月中上旬猪肉价格和蔬菜价格均出现超季节性的上升，折射出餐饮消费有所改善，带动食品需求上升。此外，北京疫情出现反复，影响了市场对进口肉类和冷冻肉类的需求，使市场对鲜猪肉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升了猪肉价格。因此，6月CPI同比可能较上月小幅提高0.1个百分点，但年内CPI同比下行的趋势难以扭转。 新增人民币贷款：2.0万亿，较上月提高约5200亿 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1万亿，较上月下降约907亿 信贷方面，6月新增贷款规模往往会出现季节性的增长。预计6月新增贷款规模可能在2万亿左右，带动贷款同比增速提高0.1个百分点至13.3%。政府债券融资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在5月密集发行，6月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将低于5月。总体来看，6月新增社融规模可能为3.1万亿。 M1同比：6.8%，与上月持平 M2同比：11.3%，较上月提高0.2个百分点 M1方面，6月中上旬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同比较5月小幅提高，有利于居民存款向单位存款的转化。然而，由于去年同期基数偏高，6月M1同比可能与5月持平。 M2方面，信用扩张的加快有利于货币增长，因此，社融同比上升往往能带动M2同比提速。不过，5月地方债密集发行使财政支出增长偏快，导致5月M2同比未能随社融提高。随着地方债募集资金逐步投入使用，6月M2同比有望上升。 7月DR007：1.96%，与6月预估值持平 7月NCD 3M：2.34%，较6月预估值提高18bp 6月以来，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投放力度，将DR007稳定在1.95%上下。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6月央行更多地通过7天与14天逆回购的搭配来投放流动性。与过去的跨季时点相比，2020年6月的逆回购加权平均期限较短。这从侧面反映出，央行可能希望通过更多地使用7天逆回购来避免资金成本过度抬升。由此来看，资金面的边际收紧可能暂告一段落。7月DR007中枢可能与6月相当。不过，随着市场降息预期的弱化，3个月与7天利率之差将面临上升的压力，7月NCD 3M中枢或高于6月。 同时，6月17日国常会提出降准安排，而7月特别国债发行量较高，央行可能在7月降准以对冲特别国债发行对流动性的影响。
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我国外贸企业面临巨大挑战，出现交货困难、资金紧张、用工难等问题，以及客户流失、订单转移和部分国家设置隐形贸易壁垒的困难，使得我国外贸形势异常严峻。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针对外贸中存在的问题精准施策，取得了显著成效，预计6月份我国的出口、进口同比均由负转正，并且发展势头可在下半年得以延续。 正 文 文/魏建国 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外贸行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我国外贸波动较大。因此，中央一直强调将“稳外贸”作为“六稳”的一个重要方面。6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时表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稳定经济运行和就业大局至关重要。 在当前全球外贸形势疲软的情况下，6月份我国的外贸情况如何呢？根据我的判断，中央稳外贸政策成效突显，6月份无论出口、进口同比都可能由负转正。虽然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额2.47万亿元，下降了4.9%，但出口1.46万亿元，增长1.4%，可见出口形势逐步好转，6月份进出口总体转为正增长是可以期待的。 预测6月份进出口双双转为正增长，有以下几个方面理由： 一、中央稳外贸的政策落到了实处。疫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诸多外贸扶持政策，不断简化外贸管理程序，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并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积极应对境外贸易限制措施，来帮助外贸企业共渡难关。目前，我国外贸企业基本实现了有序复工复产。 二、各省市5月份外贸数据明显好转，特别是中西部出口“疯狂加速”。四川省5月份出口增速达到惊人的54.1%，这和其开拓其他外贸市场、贸易方式多元化发展、紧抓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的措施密不可分。山东省5月出口增速高达6.1%，传统出口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开始回暖，5月当月出口增速明显回升，其中浙江出口转正且1-5月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增速，表现突出。 三、我国对主要的贸易出口国（包括美国、欧盟）降幅收窄，且出口订单在增加。随着海外经济逐渐重启，我国出口受疫情的拖累有所减弱，6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在收缩区间上升。5月份我国对美国、欧盟出口虽然为负增长，但降幅收窄。另外，5月份我国对东盟和日本的出口增长均转正，同比增长分别为2.8%和1.6%。由于中国率先从疫情中走出，供给能力领先全球恢复，6月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还会实现正增长，并恢复到正常水平。 6月份我国进出口双双实现正增长，能延续下去吗？我认为能延续，但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稳外贸”丝毫不放松，要抓住疫情下外需增大的有利时机。随着6月初欧洲各国及美国大部分州相继解封和采取刺激措施、加大力度重启经济以来，外贸订单不断增加，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家用电器、纺织品、体育用品、化妆品及汽车等要货较急。据统计1至5月份江苏连云港(行情601008,诊股)港车辆出口33924台，同比增长92.26%。 2、继续稳住外贸优惠政策，解决外贸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我国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清关流程，打通外贸“最后一公里”，为更多中小企业解决外贸实际问题，并推动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业态发展，积极帮助中小外贸企业扩市场、降成本。 3、我国在全球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的三大贸易方式中优势明显，要继续在这三大贸易方式同时发力。这几年我国跨境电商异军突起，今年发展增速已超过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而且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跨境电商市场。在发展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基础上，跨境电商如果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将突破疫情给外贸带来的不利局面。 4、疫情对我国外贸改革可谓天赐良机，要加大进出口结构改革的力度。外贸企业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并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更多商机。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外贸竞争优势客观存在，而且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保持蓬勃发展态势，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6月份进出口总体转为正增长并在下半年恢复到正常水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导言 选择困难，可能是每个人都曾面临过的状态，甚至有人还会称自己为“选择困难症”或“纠结狂”。而导致我们如此纠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Etkin和Ghosh认为处于积极情绪状态会导致选择困难，进而增加选择延迟的可能性，并通过4个实验证明了他们的假设。保持积极情绪可以帮助消费者专注于重要的选择属性，但是当这些重要属性发生冲突时，选择难度会增加，所以消费者选择延迟。 原文标题：When Being in a Positive Mood Increases Choice Deferral 作者：Jordan Etkin &； Anastasiya Pocheptsova Ghosh 发表期刊：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7） 作者：蒙格斯智库实习研究员 罗梦玲 ●研究背景● 延迟选择在许多消费者决策中很普遍，消费者延迟选择的常见原因是选择需要权衡。选择的选项通常由多个属性来描述，而这些属性的首选项往往会发生冲突（例如，一个航班的价格最低，而另一个航班的停靠点最少），为了做出选择，消费者必须做出权衡。 积极的情绪可使人们在判断和行为上更具洞察力，而任务重要性是其反应的关键，保持积极情绪会增加人们将重要工作任务优先于其他令人愉快的活动的倾向。积极情绪也可以增强消费者分辨重要选择属性与次要属性的能力。 基于此，作者认为积极情绪将增加消费者关注决策重要方面的程度，即最重要的选择属性。又进一步认为，当重要属性发生冲突时，会增加消费者选择难度，最终导致选择延迟。 ●研究框架● 实验一 假设：当选择需要在重要选择属性之间进行权衡时，积极情绪会增加选择延迟的可能性 方法：先采用七分制询问参与者“选择航班时，以下属性对您有多重要”来确定航班选择的两个重要属性（价格、停靠次数）和两个不重要属性（互联网、娱乐）。然后通过单词联想任务给132位参与者随机分配一种情绪状态：积极或者中立情绪。最后让参与者进行航班选择，选项1的停靠次数少，选项2的价格低。两个选项都附带两个不重要属性。 结论：处于积极情绪的参与者选择延迟的概率（23.9%）大于处于中立情绪的参与者（7.7%） 实验二 假设：处于积极情绪会增加选择者对重要选择属性的关注程度，从而增加选择难度并使其延迟选择 方法：将参与者分为两组，一是增强聚焦组（将重要属性予以高亮处理进行视觉提醒），二是控制组（没有视觉提醒）。通过对比两组中积极情绪与中立情绪参与者选择的差异来得出结论。参与者进行带奖金的调查选择，根据预测试，调查选择的两个重要属性分别为中奖概率与奖金额度，因此赋予调查选项1最高奖金，对调查选项2分配最高中奖概率。为了操纵参与者对重要选择属性的关注，在增强聚焦组中，使用鲜艳颜色突出显示重要属性。以此让参与者进行选择。 结论：在控制组中，积极情绪的参与者选择延迟的概率以及选择困难程度大于中立情绪的参与者。而增加聚焦组，积极情绪与中立情绪的参与者在选择延迟与选择困难上没有明显差别，这证明了积极情绪与选择延迟的关系中重要属性关注程度的中介效应。 图1：实验2结果 实验三 假设：当选择只需要在不重要的选择属性之间进行权衡时，积极情绪对选择难度和延期的影响就会减弱 方法：通过操纵重要属性是否存在冲突研究潜在机制。一组参与者需要在重要的选择属性进行权衡，另一组仅需在不重要的属性之间进行选择，对比两组情绪对选择的影响。在扬声器的选择中，为第一组参与者赋予选项1最远范围（重要属性），赋予选型2最长电池寿命（重要属性）。为第二组参与者赋予选项1最远范围和最长电池寿命，因此参与者只需在不重要的属性上进行取舍。 结论：需要进行重要属性取舍的参与者中（第一组）积极情绪的参与者选择延迟的概率与选择困难程度要大于中立情绪的参与者，而不需进行重要属性取舍的参与者（第二组）积极情绪与中立情绪之中没有显著差异。这证明了需要在选择重要属性之中权衡是积极情绪和选择延迟关系的必要条件。 图2：实验3结果 实验四 假设：积极情绪的影响是由于对选择属性信息更系统处理所致，而非启发式信息处理所致。 方法：通过控制认知负荷来验证系统性加工的作用机制（高认知负荷会阻碍系统信息处理，因此不再能够在重要的选择属性之间进行权衡，不太可能推迟选择）。将参与者分为高认知负荷组（需要记忆8位数字）和控制组（无认知负荷），让其进行蛋白粉选择。 结论：控制组中积极情绪的参与者选择延迟的概率与选择困难程度要大于中立情绪的参与者，而高认知负荷组积极情绪与中立情绪之中没有显著差异，所以积极情绪的影响是因对信息更加系统化处理所致，而非启发式信息处理所致。 图3：实验4结果 ●结论● 消费者对各种事件的响应会导致其情绪变化，这种偶然的情绪状态会在随后的无关决定中持续存在，当多个属性很重要且选择需要权衡时，保持积极情绪会使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增加了消费者推迟选择的倾向。因此除了选择和其他背景因素，伴随消费者选择的偶然情绪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