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各城市二手房挂牌放量乌云压顶 前两天我们在盘点上半年经济表现的，提到了楼市的流动性问题，对此很多人还有疑问，说应该分城市来看，今天我们就结合数据看看，各大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 首先看北京，最近一年北京二手房挂牌量是增速非常快的，某绿中介的数据显示，2019年3月的时候，北京二手房只有55000多的挂牌房源，到了2019年8月，这个数字就升到了8万，12月变成了9万，今年春节前，稍微回落了一些，但5月份又回来了，虽然有学区房政策带动的二手房成交井喷，但是挂牌房源数量不降反增，现在已经是92000多套。而在北京，有一个深深的体会，现在除了学区房，卖房很困难。如果你要着急用钱，必须挂全小区最低价，再留10%的砍价空间。才能成交。而且超过1000万的房子，成交非常低，只占所有北京成交量的10%几，越贵的房子越是如此，有的高端项目，一挂就是几年，都无法变现。主要就是因为二手房现在首付极高，按照地区指导价贷款，所以基本跟全款差不多了。北京貌似这一年房价没跌，但其实你要卖的时候才知道，基本比你心理预期要低10-20%。 其次杭州，大家都觉得杭州的楼市很火，新房成交也经常是抢购，但2019年1月，杭州二手房只有65000套房源，到了现在已经是12万套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翻了一倍。但杭州成交量却并没有提升。而且根据最新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杭州又是卖地第一，突破1500亿元，也就是说，杭州不断地在加大土地供给，新房源源不断的入市，二手房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手上的房子很值钱，这就好比一碗粥，不断的往里面兑水，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虽然杭州人口流入持续增加，但新房和二手房也持续增加，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了，到底是需求多呢？还是供给多？这时候我们有个指标，叫做看租金，杭州租金已经连续3个月回落了。现在空房很多，很多都还没有租出去，杭州平均的房租水平大概是不到60块钱一平米，要比北上深低30%，但收入也就差10%左右，所以很显然，杭州也已经供过于求了。 第三，南京，房子挂牌量从2019年初的3.8万套，增加到现在9.2万套，这都跟北京一个水平了，重庆更过分，2019年初是4.8万套，现在已经16万套，天津是从5万套增加到了13万套，广州是4万套涨到了近7万套，苏州2.4万套涨到8.8万套，还有很多朋友说的沈阳，不明白为啥东北人口持续流出，经济年年垫底，房价还能不断上涨？特别是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现在数据告诉你，沈阳的二手房挂牌量，去年初是2万套，现在已经涨到了12万套，不知你有何感想。 第四，二手房保持平稳的城市，一个是上海，基本就是5万多套，一直没怎么变，还有深圳一直是4万套左右，这里面上海房价基本平稳，但是深圳楼市一直在蠢蠢欲动，我们也多次提醒，深圳应该加强调控了，否则再不行动恐怕就晚了，现在那边预期已经起来了，如果再不出招，深圳楼市恐怕还要再涨一波。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还有很多城市我们没说到，比如成都，济南，青岛，西安，佛山等等，这些地方也大多出现了二手房难卖的情况，现在新房大多和二手房发生了倒挂，这才引发了二手房的抛售，一方面大家以为买到新房就是赚到了套利机会，另一方面，二手房持有者，也愿意卖掉手上的房子去打新，所以二手房乌云压顶，其实已经发生了这种套利交易，价值回归已经开始，随着抛售越来越多，二手房价格必然向新房价格靠拢，从而缩小价差。到时候，如果新房再想促销，还得继续降价才行。那么就会继续拉低二手房价格。 很多朋友经常问，说某新盘精装修，价格比周边二手房便宜，问问能不能投资，这其实就是投资中的反身性，你现在看到的价差并非是真正的价差，现在买新房的，基本都是套利目的，那么也就意味着2年以后，他们都会抛售，这些新房集体抛售的时候，这个价差也就自然消失了。之前我们有一个观点，现在就是保新房，压二手房，无论是价格还是贷款政策，都在向新房倾斜，然后限制你的二手房交易，因为新房卖掉，经济，开发商和地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二手房只是你房主一人得利。很多人还在抬杠，说二手房不行了，新房能卖的掉？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看到二手房不行了，新房确实也就没戏了，但问题是，二手房和新房中间，有2年的周期差，所以你始终能看到新房和二手房之间的价差，但是却因为这个期限，无法实现套利。让你看得见，却摸不着。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之处。所以别傻了，想在楼市里投资赚钱的日子，早就已经结束了，最近3年买房的，除了极个别城市，基本都是亏的。即便房价没跌，甚至还涨了点，也远远不够你的资金成本。现在想不亏钱往外卖，基本没可能。再等下去，新房和二手房就会越来越多，2年一个周期，2年后现在的新房也都转成了二手房，你的卖出价就还得下降一个档次。
这些年来，A股市场围绕三千点展开反复震荡的走势，但始终未能够真正有效站稳在三千点之上，并由此形成了A股三千点魔咒的效应。7月1日，A股市场再度突破三千点的关口，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走势，但这一次的突破，真的稳了吗？ 上证指数的波动，往往容易受到市场的关注，甚至成为了中国股市的形象体现。但是，因上证指数的样本股设置以及指数编制设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更容易受到传统周期行业以及大盘权重股的约束影响，多年来上证指数的表现存在一定的失真，并未能够真实反映出市场的走向。与之相比，深证成指、创业板以及沪深300等市场指数，却更容易反映出中国股市的走向，甚至成为了新时期下的经济晴雨表。实际上，对不少投资者来说，已经淡化了上证指数的走势，更关注到深证成指、创业板以及沪深300指数等表现。 今年7月22日起，A股市场将会在指数编制方面迎来重要性的改革。其中，针对上证综合指数，将会实施更有实质性影响的指数编制方案。其中包括对被实施风险警示措施的样本股进行剔除。与此同时，对日均总市值排名在沪市前十名的新上市股票采取上市满三个月后计入指数的措施，但其他新股则是在上市满一年后再纳入指数。除此以外，则引入更多的新元素，包括红筹企业发行的存托凭证、科创板上市新股等，将会陆续计入指数之中。 看似一次普通的指数编制方案的变化，但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更有利于上证综合指数的表现，并有望进一步弱化传统周期股、大盘权重股的深度制约。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实际上还是有利于市场指数的长期向好。受此影响，未来A股三千点魔咒等现象，有望得到实质性破解，随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改善，未来A股市场的价值运行中枢有望不断提升，A股可能长期处于三千点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步入今年7月份，国内资本市场仍将面临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新三板精选层现金申购等重要考验。可以预期，在今年下半年，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需求将会更加旺盛，无论从IPO募资规模，还是从定增等再融资金额上，未来将会保持高度活跃的状态。 就在刚刚结束的上半年，有数据统计，在今年上半年的时间内，A股首发企业数量达到了119家，同比增长了80%。与此同时，IPO募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392.7亿元，同比大涨超过130%，创出了近五年来的新高水平。 本来，资本市场加大了融资的力度，对市场存在扩容的消极影响，甚至考验着资金面的压力。但是，在最近一两年的时间内，A股市场却实现了股票市场指数与IPO融资规模同步大幅增长的表现，在IPO募资创新高的同时，市场指数的表现却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也是股票市场投资功能得到快速激活的体现。 纵观A股市场历年来的牛市行情，同样出现过股市上涨与IPO募资规模同步大增的现象。换言之，就是股市投融资功能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在市场吸引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一方面IPO的加快推出，满足了投资者的新股申购需求，甚至提升了投资者市值配售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局部市场赚钱效应得到了实质性激活，投资者持股市值的增加，也是增强投资者持股信心的体现。对市场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信号，但股市投资活力可否一直保持下去，仍然存在一定的变数，这同样影响到下半年A股市场募资规模的水平。 退一步分析，假如股市投融资功能处于一种失衡的发展状态，那么市场过快的融资总会快速消耗掉市场艰难积累的投资信心，对刚刚激活的市场行情，一旦赚钱效应熄火，却很容易导致股票市场重返弱势。 时至目前，A股市场已经走过了长达五年时间的深度调整行情，从调整周期上，也属于充分调整的状态。与其说当前的A股市场属于深度熊市的行情，还不如说当前的A股市场已经逐渐摆脱熊市末端的行情，并有走出熊末牛初的趋势。 但是，随着市场扩容的提速，结合注册制改革的大环境，未来A股市场的牛市已经不是以往齐涨齐跌的表现，资金更可能聚集在头部企业之中。换言之，即使未来A股市场走出了牛市行情，也是由头部核心上市公司主导的行情，但一轮牛市行情下来，同样存在不少资金踏空的风险，这也是未来机构化市场的表现之一。
相信最近几天，各位都能在朋友圈里读到关于农家女孩苟晶、陈春秀被人顶替上大学的相关报道，也看了不少评论性的文字。 既然“前人之述备矣”，那么本文暂且不对事件本身做过多点评。 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 1 众所周知，高考的前身是科举制，很多人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从大业二年（606）隋炀帝下令开科取士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一纸诏令废除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年里，科举制一直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朝廷补充官吏队伍的抡才大典。通过科举考试，直接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对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举制公平竞争的理念，冲破了与出身门第紧密联系的世卿世禄制，使得很多平民百姓拥有了一条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命运并咸鱼翻身的“明路”。 据明朝李绍文《云间杂识》记载，有个秀才叫吴平坡，平生有三大愿：一愿芜湖抽分，二愿买杨千户房屋，三愿买某娼为妾。弘治十八年（1505），他考中进士，三愿俱遂。 此秀才的愿望虽然略显低俗，但从结果来看，光是进士头衔就足以改变他的生活境况与社会地位，其意义不言自明。 正因如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了无数寒门士子的不二信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亦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然而，身居庙堂、兼济天下的美梦，并非人人都能成真。 在科举制达到鼎盛的明清时期，读书人要通过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方才算是取得秀才资格，可以正式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后面，还要依次经过乡试、会试、殿（廷）试3关，一般每三年一次，层层选拔的同时，录取率也是低得令人发指。 有研究表明，明朝秀才中举的比例多为30:1，即约3.3%的录取率；而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多为20:1，即约5%的录取率。相比之下，如今的高考要容易得多了，最近三年的全国高考本科录取率都超过了40%。用“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古代的科举考试，一点都不夸张。 “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一面是学子们对金榜题名的渴望，另一面是堪称惨烈的竞争状况，僧多粥少从来都是科举考试的主旋律。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稀缺资源往往与巨大的寻租空间相伴相生，于是在现实利益面前，从一介书生到朝廷大员，总有人在暗地里营私舞弊。 而舞弊与反舞弊的较量，也就一直贯穿于科举制度之始终。 2 考试舞弊的恶劣行径，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朝时期。 据《唐摭言》卷八《通榜》记载，郑颢知贡举，托崔雍为榜，雍一口答应，但迟迟不见送名单来，到了公布名单的前一晚，郑颢仍不见崔雍的名单，只好连夜拟就。至深夜，崔雍派小僮送一蜡丸给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可见一些有权势、名望的人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来影响主考官，甚至是左右录取工作。 《北梦琐言》中也提到，唐朝文学家温庭筠才华横溢，“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是说他考试时经常为邻座考生代作文章，因而被送外号“救数人”。 类似的事件，宋、元、明的史料中也都有所记载。 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和所选官员的高素质，历代统治者总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防止舞弊的发生。不过整体上看，清朝以前对于科场舞弊案件的责罚都是比较轻的（商衍鎏语），处理最重的要算明朝嘉靖朝的“翟汝孝兄弟关节案”，也不过是考官杖责、贬官，应试者废黜。 于是到了清朝，科举考试舞弊之风愈演愈烈，案件层出不穷。而相关人士的舞弊手段亦是多种多样，可谓是集历朝历代之大成： （1）通关节 具体指考生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与考官取得联系并结成关系网，再通过泄题、做记号等小动作，来达到考试通过的目的。 典型案例：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李振鄴四处收受贿赂，不法考生与其串通关节者达到25人；康熙三十八年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李蟠和副主考官姜宸英收受贿赂，录取了很多通了关节的官员子弟，被落第考生讽刺为“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 （2）夹带 也称“怀挟”，即将与考试相关的资料偷偷藏在身上混入考场。在科举考试中，考生夹带的方式不胜枚举，连鞋底、帽顶、砚台等都被开发出了夹层，这是考生作弊的惯用手法。 典型案例：乾隆九年的顺天乡试中，乾隆帝派自己的两员亲信大臣带领大批兵役进行突击检查，第一场就搜出夹带21人，第二场又搜出夹带21 人。这些被抓之人夹带手法花样百出，甚至藏在了卷尺和内裤之中，令人叹为观止。 （3）冒籍 类似于今天所谓的“高考移民”。冒籍考生主要从文化教育发达、考试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流向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考试竞争相对和缓的北方。 典型案例：嘉庆十二年，通政使司副使泰和奏称：“山西省近年以来，南省士子接踵冒籍考试，入学补廪者相继而起，其中获登科第、身任职官者亦不乏人。”嘉庆帝也就此指出：“冒籍混考，希图幸进之弊，不独山西为然，各直省恐亦在所不免。” （4）换卷 即买通考官或科场书吏，利用誊录或阅卷的机会调换试卷。 典型案例：嘉庆三年湖南乡试，宁乡贡生傅晋贤与科场书吏樊顺成勾结，调换他人试卷成为解元，后被依法惩处。 （5）传递 即先由作弊考生将考试题目送出考场外，再由场外的枪手代为答卷，最后将答好之卷送回到作弊考生的手中。 典型案例：乾隆二十三年，考生海成用鸽子进行传递，被考官逮住。 上述种种恶劣行径，不仅严重败坏了朝纲，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甚至还助长了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 于是，主政者决心痛下重手整顿科举风气，对于舞弊案件严惩不贷，其中闹得最大的一次，当属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 3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首先案发的是顺天府科场。 顺天乡试行贿作弊，在明末久已成风，入清后更为公开。公元1657年（丁酉年）的那场顺天乡试上，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贪财纳贿，竟公然在考场内互相翻阅试卷，照事先拟好的名单决定取舍。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没有一个不录取的，但也有人花了银子没有考上。 于是发榜后，众人不服，议论纷纷，考生集体到文庙去哭庙，给事中任克溥奏参，称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所以得中。经调查属实，顺治帝大怒，随即下旨： “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李振邺、张我朴、蔡元曦、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 结果便是，不但受贿的考官和行贿的考生立即处死，共计7人，还株连亲属，父母妻子兄弟全遭流放，惩处之严厉，堪称史上之最。 有意思的是，李振邺等人死到临头时，才发觉孤立无援，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顿足狂呼。可是并没有出现幻想中的“刀下留人”的镜头，反倒是被刽子手更加急促地行刑砍头。至于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曹本荣、副主考官宋之绳，因未能发觉同考官的作弊行为，均被处以失察之罪降职，留在原衙门供职。 随后不久，顺治帝又谕令礼部，复试时间和题目全部亲自钦定，待到复试当天，新举人们被押送着进入考场，每一名举人都由两名武士持刀挟护，由顺治帝亲试。而后，他又再度放出狠话： “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谁知，摁倒葫芦瓢又起，顺天府科场案刚过半年，江南乡试又出了乱子。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说：“江南主考官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 这次丁酉科江南乡试，正考官为翰林院侍讲方猷，副考官为翰林院检讨钱开宗，两人都是浙江人士。放榜以后，取中举人120名，虽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其中不少是贿赂考官而取得的。于是民间议论哗然，发榜时就有些落地考生拦住考官怒骂，而两主考在考试结束回乡之时，船过常州、苏州，又有大批士子追着船大骂，甚至向船上投掷砖瓦，闹得满城风雨。 刚刚处置完顺天府乡试科场案的顺治帝正怒气未消，现在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下令绑了全部考官入京。 经过缜密审理，到了最终结案之时，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 方猷、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其余叶楚槐等全部考官18人立即处以绞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8名被控告有“通关节”举动的新举人，各责打40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是清朝前期重犯流放地）。 刑罚之严酷恐怖，着实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放眼整个清朝，官方对于考生作弊处罚都是极为严厉的。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么被枷号（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配边疆地区充军，要么革职坐牢，严重者则要处斩抄家。在一篇名为《清朝科举考试舞弊要案的计量历史学分析》的学术论文中，记载了相关案件的处罚细节。 而这些举措，保证了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科举考试的公正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4 “科举，天下之公也；科举为私，何事为公？” 这句名言，放在任何年代都不过时，哪怕是古代的科举变成了今天的高考。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科举取士过程中的糊名、誊录、场规和考官批阅试卷等制度已经如此规范化，尽管明清以来朝廷对科场案的惩罚越来越严厉，从谪官贬职到下狱充军进而发展到腰斩绞决，但是对于这套制度公平性的种种挑战，却总是野火烧不尽。 须知，科举也好，高考也罢，绝不仅仅是通往庙堂或者大学的独木桥，更是社会阶层向上流通的“通天梯”，尤其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以及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这几乎就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公平公正，容不得半点践踏；这条光明大道上，也蒙不得一丝阴影。 更何况，考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而人才是国家之珍与社稷之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高考的公正与否，将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所向。 2020年了，被凝固的历史越来越遥远，而下一个高考之日却渐行渐近。 衷心祝愿，每一个真正努力过的学子，都能得偿所愿，不被辜负！
文章要点 随着科技发展，与之有关的公司已经成为投资者眼中“香饽饽”和各大银行争相服务与合作的对象。然而，在一些科技企业的初创时期，因为高风险、轻资产的原因，很难获得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尚且难以辨别，更勿论让经营信贷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来识别风险、提升综合收益。 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SVB）解决了这一系列难题。2011年，我国浦发银行(行情600000,诊股)和美国硅谷银行合资成立浦发硅谷银行，让硅谷银行的运营模式第一次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作为一颗新星，它在硅谷爆发出巨大能量的时刻顺势而为，从这片充满梦想的热土上冉冉升起。它规模不大，却在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惊人的50%以上。它成功的背后，是针对初创企业设计的一整套营销、产品、信审、风险控制体系，这一套体系凝结了硅谷银行20余年的专业化运营经验，即使实力最强劲的银行也难以复制。 今日的中国，科技行业正行驶在高速轨道上，就像20年前的硅谷，一边不断有新生的嫩芽茁壮成长，一边有着成熟的企业在刷新着世界科技企业的排行榜。如此广阔的市场环境，必将培养出细分领域领军者。 相信通过学习硅谷银行，凭借着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中国的商业银行也能在专业领域找到方向。这不但是为银行自己，通过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更是为了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国的未来，在专业银行的培育下，我们还能诞生更多的冠军企业，让中国赢得21世纪的“未来竞赛”。 风险提示企业经营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感谢分析师吕剑宇对本文编写作出的贡献） 一、硅谷银行速览 今日的硅谷几乎就是美国科技行业的代名词。在早期，硅谷产业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扶持。1933年，《购买美国产品法案》（Buy American Act）规定，美国政府出于公共目的的采购必须首先考虑美国本土产品。二战之后，美国政府面向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的战略与军事、航天建设刺激了加州电子业的成长。早期，硅谷半导体产业35%~40%的营业额来自政府采购。60年代末，加州电子产品逐渐向民用过渡，政府采购比例才逐渐下降。 由于临近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高等学府，叠加当地的税收优惠、政府贷款担保等优惠政策，硅谷逐渐成为了知识与冒险家的热土。1972年，硅谷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KPCB公司成立，同年创立的红杉资本后来成为硅谷最有影响力的风投公司之一，先后投资过苹果（APPle）、谷歌（Google）、思科（Cisco）等著名企业。1980年，苹果电脑公司13亿美元的天量IPO不但创下了自1956年福特汽车以后的最大募集规模记录，更是一夜间创造了300个百万富翁。受此影响，更多的风险资本来到硅谷寻找下一个独角兽。在这一背景下，硅谷银行诞生了，并在之后的发展中成为多元化金融集团。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SVB Financial Group，以下简称“集团”或“公司”）是硅谷银行的控股集团。该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服务于新兴成长型市场和中间市场成长型公司的银行集团，专注于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高成长性行业，为市场中企业、个人与投资机构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方案。 硅谷银行经营范围与传统商业银行无异，包括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另外，集团公司还负责为投资机构与初创企业牵线搭桥。集团其他分支机构，还提供包括投资咨询、产品经纪、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业务在内的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硅谷银行集团在美国加州硅谷和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各州均设有办事处。其中，在美国境内有29家网点，在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印度（班加罗尔）、以色列（赫兹利亚）、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也设立了经营分支。 1、集团构架 集团按照客户群体与融资手段将业务分为三大块，分别是全球商业银行（Global Commercial Bank，对公信贷/债务融资）、私人银行（SVB Private Bank）、股权资本（SVB Capital），除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硅谷银行外，旗下其他子公司还包括SVB资本公司、SVB资产管理公司、SVB财务顾问公司、SVB分析公司、SVB证券公司、SVB环球金融公司等。 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是集团的主体机构，为客户提供信贷、资金管理、贸易结算等传统商业银行服务。硅谷银行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客户主要集中于新兴科技领域，涵盖了高科技公司（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清洁能源行业）、私人股权/风险投资基金。除此之外，由于硅谷临近著名的高端葡萄酒产地加州纳帕谷（Napa Valley），硅谷银行还向葡萄酒庄园提供金融服务。 SVB资本公司（SVB Capital）是集团的风险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募集、管理各种风险股权/债券基金，集团通过SVB资本向各类风投机构或直接向企业注资，获取投资收益与管理费用。 SVB资产管理公司（SVB Asset Management）是客户现金管理机构，根据资本储备与现金需求，帮助公司客户规划经营周期内的资金投资方案，通过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等方式，提高客户存款以外的现金收益。 SVB财务顾问公司（SVB Wealth Advisor）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依托硅谷银行在创投圈内的人脉关系，为企业创始人等高净值客户提供投融资顾问服务。 SVB分析公司（SVB Analytic）是企业咨询部门，为内/外部部门与客户提供公司股权估值服务。 SVB证券公司（SVB Security）作为经纪业务子公司，为集团和客户开展货币基金、固定收益产品买卖业务。 SVB环球金融公司（SVB Global Financial）负责硅谷银行集团的部分海外业务，旗下包括欧洲、印度、以色列等地的咨询公司等。 2、集团业务模式 在初创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股权融资一直是主要的融资手段。对于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来说，投资初创企业风险极大，需要多点投资并依靠在个别企业中的成功退出、获取极高回报来弥补投资其他企业的损失。但是单一股权投资，对于企业创始人来说会过快地稀释股权，甚至造成对企业控制权的丧失；对于风险资本来说，容易造成单一企业风险敞口过大的问题。 因此，另一种融资方式——债权融资就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对于公司创始人来说，在早期引入风险借贷（Venture Lending）资金，可以延长企业融资周期，避免创始人股权被稀释过快。债权融资不要求董事会席位，保证了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 对于风投资本来说，引入风险借贷资金可以减少孵化单个企业的投入，分散经营风险，拉长了的融资周期。同时，意味着高成长企业在下一轮融资中的估值更高，早期股权投资回报将更加丰厚。 对于银行来说，由于创业企业风险较高，它们更有意愿支付较高的贷款利息，同时搭配支付少量不立刻产生财务负担的权证，作为一种额外利息补偿。如果有银行可以有效地管控对初创企业的贷款风险，那么其贷款收益率将显著提升，权证还能带来额外收益。 另外，还可以通过贷款条约要求投资人与企业的存款留在银行内部，仅支付较低利息。这样，银行负债端与资产端都有了保证，获得更高的净息差。因此，债权融资对企业创始人、投资人、有能力的银行来说是一种“三赢”的商业模式。 然而，传统商业银行在初创企业债券融资中是长期缺位的。由于科技初创企业，特别是互联网、软件、生物医药等公司资产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大头，企业很难以抵押固定资产的方式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的贷款，因此传统信贷模式不能满足企业债权融资需求。硅谷银行凭借在创投圈多年业务经验与知识储备，有效的解决了初创企业信贷风险过大，收费过高的问题，填补了商业银行在风险借贷领域的空白。 硅谷银行对初创企业信贷一般采取跟投的模式，即在企业获得风险资本股权投资以后，按照一定比例批准信贷额度。信贷可能需要风险资本等第三方担保，或者知识产权抵押等。最后，硅谷银行通过收取高于一般企业贷款的利息获取收益，同时可能获取一定比例的企业认股权证，以求在未来增厚收益。另外，硅谷银行还对风险资本公司提供信贷支持，在后者的项目需要资金投入但是流动性短缺的时候，提供过桥贷款支持。 硅谷银行除信贷业务之外，还利用在创投圈积累的客户资源，为初创公司和风投机构牵线搭桥。集团旗下SVB资本还通过加入私募股权/债券基金间接投资，或直接投资初创企业。SVB资产管理为公司客户管理现金；SVB财富顾问为企业创始人提供私人理财服务；SVB分析为公司和创投基金做股权估值。 即使在富国银行等大型银行进入风险借贷领域的今天，硅谷银行依然凭借着丰富的客户关系网络、低门槛的贷款要求和低廉的收费、全面的配套金融服务“三大法宝”，源源不断地获取初创企业客户，占据着美国风险借贷领域的半壁江山。 回顾硅谷银行集团的经营历史，我们将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1983-1993年：有科技特色，三条腿走路； （2）1993-2000年：危机之下，转型求生； （3）2001-2008年：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4）2009至今：回归本源，重拾信贷。 二、硅谷银行经营史 1、1983年至1993年： 有科技特色、三条腿走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硅谷逐渐成为美国创业者的乐园。这里的人们勇于冒险、无惧失败，资金和人才汇聚于此。同时，针对科技企业的金融需求日益上升，促使硅谷银行于1983年应运而生。 在创业与投资的浪潮中，硅谷银行的创始人们发现了市场机遇。尽管诸多创业公司急需资金使科技发明或商业创意从想象成为现实，但是传统商业银行很难探明新兴科技公司的发展前景，再加上早期可抵押的固定资产不多，创业公司很难从传统银行中获得贷款。市场上急需一家能理解科技公司发展逻辑的专业性商业银行，来帮助创业企业成长，填补市场的空白。 两位来自富国银行的银行家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 ）和比尔？比格斯塔夫（Bill Biggerstaff），与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梅德亚里斯（Robert Medearis）发现了这一蓝海，于1982年4月23日注册成立硅谷银行。1983年，银行在圣荷西开设了第一间办公室。 早期硅谷银行是一家具有科技型特色的商业银行，除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之外，还开创了科技企业信贷业务。通过特殊的股东背景与客户关系建设，硅谷银行逐渐拥有了品牌知名度。 1.1、硅谷银行早期营销 硅谷银行明白，想要在科技企业信贷中做出成绩，必须像一家风投公司一样行事，必须学习和依靠硅谷现有的风投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与行业经验。为了加深与硅谷风投公司和科技企业的联系，在没有丰富营销预算的情况下，银行发起人在早期身体力行自我推销，用人脉资源打响了硅谷银行的品牌。 首先，通过招揽硅谷著名的企业家和活动人士参与投资入股硅谷银行，公司与硅谷主要企业建立了利益联系，后者成为银行最早的客户群体。有趣的是，硅谷银行发起人招揽投资人的过程，大多是在硅谷的扑克牌团体活动中完成的。最后团体内的每一个人都向硅谷银行投资至少一万美元，成为了硅谷银行创始人之一。 最终，硅谷银行从共计100位创始人手中集资500万美元，发起成立。在当时，没有哪个公司有如此之多的创始人。“100位创始人”这个特殊的数字，和扑克牌局的故事，从此在硅谷内被人津津乐道，无形中为硅谷银行做了广告。这一部分股东群体，也提供了硅谷银行最早的业务资源，让硅谷银行在成立之后迅速盈利。 其次，庞大的创始人群体为硅谷银行的信誉做了背书，通过推销股东团队，公司有效的挖掘了市场并获得了客户的信任。硅谷银行客户经理在向潜在客户推介时，必定会介绍自己庞大的创始人团队。一方面，股东的名誉提升了硅谷银行的品牌知名度，使银行更容易的获得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科技与创投圈内人员联系紧密，通过股东的牵线搭桥，客户经理可以第一时间与企业创始人建立了个人联系，有利地帮助银行开发了市场。 最后，硅谷银行营销上的成功，根本上与公司管理层的身体力行分不开。硅谷银行管理层和员工是一群非常刻苦而且对工作富有激情的人，他们随时随地的卖力营销，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个新型银行的不同之处。早在集资时期，银行发起人通过人脉建设和卖力游说，仅在45天内就完成了筹集500万资金的任务。而当时同样想做科技企业银行业务的竞争对手——内布拉斯加科技银行，完成资金募集则耗时9个月，完全失去了先发机会。 另外，在企业形象展示上，公司管理层还会亲自上阵。与一般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不同，在硅谷企业黄页上，管理层穿着工作洁净服，展现了公司的科技属性，让人耳目一新。最后，硅谷银行管理层从不错过任何一个结识风险资本的机会，在各各风投会议上都能看到他们演讲的身影，可以说哪里有风险资本，哪里就有硅谷银行。 1.2、硅谷银行早期经营模式 （1）业务构成 硅谷银行在早期的业务布局采取“三条腿走路”的模式。“三条腿”分别是科技银行、商业银行、房地产银行。科技银行是硅谷银行首先开创的业务领域，而后两者则属于传统银行业务范畴。 科技银行即是对科技企业的信贷业务。在早期，硅谷银行审批科技企业的贷款流程较为简单，除了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进行判断以外，着重审查企业的应收账款。如果一家科技企业对成熟企业有较为稳定的应收账款并且可以作为抵押，那么，它获得硅谷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今日世界互联网设备龙头思科公司，在早期即是硅谷银行科技银行的客户之一。 商业银行则是硅谷银行传统业务的统称。目标客户主要是硅谷、加州当地与银行规模匹配的成熟中小型企业，采用传统的信贷审批模式。另外，银行还经营个人存贷款业务，多元化负债、资产端配置。 房地产银行则是硅谷银行房地产相关业务的统称，包括发放房地开发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持有房地产相关抵押担保证券等。加州湾区与硅谷当地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需求，对于当地的银行来说，这一领域的业务利润可观而且容易做上规模。硅谷银行也参与其中，并且由于科技企业贷款需求普遍较少，房地产业务可以有效吸收存款，保证银行盈利能力。 到1991年，硅谷银行贷款中商业贷款（包括科技贷款和一般企业贷款）占比大约为2/3，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为1/4，其余为消费贷款等其他贷款。 （2）人员构成和企业文化 早期硅谷银行业务团队，和其管理层一样主要出身于富国银行，其余部分行业研究人员来自于各大学和风投、科研机构。由于硅谷银行不以社区银行业务为中心，个人客户服务岗位较少，相对的人员安排主要以企业客户经理为主。 企业文化上，硅谷银行和很多科技公司初创团队一样，强调个人奋斗，以结果导向。公司管理层每天7点开始工作，8点半召开公司大会，宣布昨日公司的存贷款成绩单。基层客户经理，每日在外奔波拓展企业客户，办公室内经常看不到什么员工。创始人Robert Medearis曾说：“硅谷银行员工的工作热情，比其他任何银行都要高出50%。” 在这种企业氛围下，硅谷银行以精简的人员编制取得了可观的利润。2014年，硅谷银行每个员工可以生产13万美元的净利润，同期每个花旗银行员工仅生产30000美元净利润。 1.3、阶段成绩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硅谷银行迅速的发展壮大。在财务状况上，到1992年，公司股东权益较开业时增长10倍，总资产规模到达9.6亿美元。因为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为了便利股东权益转让，公司股份在1984年就登陆OTC市场（Over The Counter，场外交易市场）。可以说，硅谷银行在开业时就是一家公众公司。1987年，公司股份进入纳斯达克股权交易市场，并于1988年完成了IPO，募集资金600万美元，这次IPO为硅谷银行的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在实体经营规模上，公司于1986年合并了一家硅谷当地银行——国家城际银行（National InterCity Bancorp），扎实了自己的根基。截至1992年，公司在加州其他新兴科技园区共设立了6家网点，并在美国另一个创新中心——波士顿和邻州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也开设办公室，迈出了“深耕加州，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硅谷银行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在成立初期，硅谷当地大多数公司都带有“Silicon（硅）”，而“Silicon Valley（硅谷）”还不为人所知，硅谷银行的名字显得非常普通。幸运的是公司坚持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后来“硅谷银行”和“硅谷”这个科技名词一道逐渐被普通美国人知晓。1988年，当时苏联驻美大使还与硅谷银行高层探讨“如何在苏联复制硅谷模式”的方案，体现出硅谷银行在美国，甚至在全球科技界的知名度。 2、1993年至2000年： 危机之下，转型求生 90年代初加州的房地产危机，严重打击了硅谷银行早期“三条腿走路”的模式，压力之下银行向专业化转型，专注做细分市场下科技行业和特定产业客户群体的银行服务。 转型后的公司根据自身经验，完善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流程，保证盈利能力的同时有效识别了小企业信用风险，成功打入初创企业信贷市场。 为了扩大细分领域下的客户数量并保持业务增长，在银行业地域监管放松的大背景下，硅谷银行跟随风投机构的脚步将营业网点开遍全国，让全美国的科技初创企业都成为自己的潜在客户。 2.1、房地产危机推动银行转型 由于过去几年硅谷银行存款上升速度较快，配置压力推动资金流向房地产银行业务，“三条腿走路”策略中，房地产成为了一条“大腿”，房地产贷款叠加持有证券中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抵押担保证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占比较大，整个硅谷银行资产端对房地产敞口超过4成。 1989年至1991年，加州房地产市场发生衰退，房地产相关贷款和证券违约率飙升。硅谷银行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房地产市场寒冬的打击，1992年银行贷款不良率高达10.1%并录得了开业以来的第一次年度亏损。讽刺的是，硅谷银行的亏损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高风险业务——科技银行造成的，反而是传统银行业争抢的香饽饽房地产业务。 硅谷银行股东将经营不善归咎于管理层，硅谷银行的发起人与CEO，Roger Smith黯然下台。在此之后，硅谷银行吸取危机中的教训，进行了全面的转型。首先，企业战略重点中房地产银行业务被取消，房地产贷款占比很快下降到10%以下。其次，银行全面转向专业化，将客户群体细分，重点服务硅谷银行具有优势的特定行业客户，其中既包括软件、生物医药等科技行业，也包括传统行业中的细分子行业，如1994年硅谷银行开始服务的葡萄酒产业。最后，公司完善了商业银行服务范围，开始提供外汇业务、保理业务等其他银行产品。 2.2、硅谷银行科技初创企业贷款流程 自创始之初，硅谷银行就将当地科技企业定位重要的客户群体。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手段，硅谷银行主要依靠企业应收账款抵押控制信用风险。然而，能够产生稳定应收账款的科技企业一般已经步入快速成长期，诸多手握知识产权但还没有开展生产的初创企业，仍然面临融资短缺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转型后的硅谷银行从贷前、贷中、贷后三个方面下手，“多管齐下”建立起了专门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这一套流程帮助硅谷银行有效识别贷款客户，降低了单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并成功的打进了其他银行不敢涉足的初创企业信贷市场。 在贷前，硅谷银行采取跟投的策略。企业只有在获得风投基金投资后，才可能获得一定比例的硅谷银行贷款，通常是风投投资金额的1/4左右。这样相当于提前利用风投基金的专业知识，筛选了一遍有发展前景的初创企业。 并且如果一家企业同时获得多家风投青睐，那么申请成功硅谷银行贷款的概率将大大升高。除此之外，硅谷银行还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员参与信贷审批，相较于一般银行大大提升了对于科技型企业的辨别能力。 在贷中，硅谷银行根据不同的初创企业特点要求不同的贷款条件。对于还没有收入的初创企业，公司要求企业用知识专利做定性而非定量的抵押，这样即使企业违约，通过出售专利给大企业也能弥补一定损失。对于已经开始生产的企业，公司还是注重应收账款等更保险的抵押方式。在这种抵押要求下，很多没有专利，仅做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则被排除在外。 另外，90年代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上市的股权退出模式已经较为成熟，为了增厚收益，贷款时硅谷银行会要求少量（通常不超过1%）的认股权证作为贷款附加条件。认股权证本身占总股本比例不大，且不会对企业产生利息负担，客户容易接受，但是长期来看，一旦企业上市，认股权证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 在贷后，硅谷银行会要求企业将资金账户开在本行内。通过对企业日常资金进出情况进行监控，银行可以从侧面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及时对缺乏资金还贷的企业进行流动性预警和提前处置。另外，银行也和投资初创企业的投资机构紧密合作，间接了解企业的发展现状。最终，当企业获得下一轮第三方风险投资、或企业进入成熟期，与硅谷银行信贷模式不匹配时，硅谷银行顺利撤出投资。 2.3、硅谷银行的全国布局 硅谷银行的转型与专注，意味着需要放弃一些自身没有竞争优势、传统商业银行也能服务的普通客户。为了保证业务规模和客户群体数量持续增长，硅谷银行选择将自己的业务模式推向全国。而1994年出台的《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业务和分支机构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Branching Efficiency-Act of 1994）允许银行业跨州经营，为硅谷银行的想法提供了法律可行性。 尽管在1995年之前硅谷银行已经在波士顿郊区开设了办公室，但是因受法律限制，州外的分支机构只能进行市场推广，不能处理银行业务，对其他城市的企业客户来说非常不便。1995年之后，银行在短短的6年的时间内在全美开设了20家分支机构，机构总数从7家上升到27家。到此为止，硅谷银行追赶着风投机构的步伐，完全覆盖了美国所有的创新型城市。在其后10多年时间里，美国境内的机构数量完全没有增长。 2.4、阶段成果 1993年至2001年，在新一代管理层的带领下，硅谷银行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银行资产从9.35亿美元上升至55亿美元，雇员从235人增加到超过1000人，而市值也从上市之初的6300万美元上升至2000年顶峰时的30多亿美元。公司CEO约翰？迪安（John Dean）也光环加身。他在1997年被《商业周刊》杂志评为“硅谷最具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2001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50位最杰出交易大师”之一。 从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平均每年的股东回报率是17.5%，而同期美国商业银行的平均回报率是12.5%左右。在美国银行家公布的“全国100家中型银行公司名次表”中，硅谷银行凭借其回报率和每股收入的高增长率，在1998—2000年连续三年综合评估中夺冠。近10年出色的业绩使硅谷银行一跃成为美国科技市场中最有地位的银行。在2000—2001年进行IPO的科技与生命科学公司中，近1/3是硅谷银行的客户，美国一半以上的风投公司也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3、2001年至2008年： 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对硅谷银行科技企业信贷和权证两大收入来源均造成不小的打击。在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政策窗口下，硅谷银行开始涉及股权投资、投行、资管等非商业银行业务，拓展非息收入来源，变身综合化平台。同时银行吸取历史教训，进一步加强了整体风控建设，防范系统性危机。最后，在这一时期美国风投基金出海成为新的潮流，跟随客户的脚步硅谷银行也开始了国际化尝试。 3.1、做综合平台，扩大非息收入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严重影响了硅谷银行的发展节奏。在股市的暴跌中很多风投基金血本无归，市场情绪非常低迷，科技企业的投资资金大幅减小，非常多企业上市融资的方案被无限期搁置。熊市中另外两家与硅谷银行同样开展科技企业金融的机构康迪科（Comdisco）和风险租赁（Venture Leasing）则遭遇了大幅度亏损，甚至到破产的边缘。 然而，硅谷银行凭借着出色严密的贷款审批流程，很好的防范了个体风险，在整个泡沫破灭期间依然保持盈利，贷款不良率甚至还有一定的下降。但是，由于业务机会的减少，银行贷款规模还是遭遇了一定幅度的缩水，熊市中权证变现不畅。以往依靠信贷息差和权证收入的盈利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优质信贷资产缺乏，硅谷银行没有重回进军房地产业的老路。幸运的是，“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还会打开一扇窗”。1999年的《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拉开了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大幕，银行着手开展科技企业信贷业务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务，主要包括风险投资、投资银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等服务，今日硅谷银行的经营框架初现端倪。 集团通过直投与投资风险基金（Fund of Funds，FOF）两种方式参与风投业务。2000年，公司成立了硅谷银行战略投资者公司（SVB Strategic Investors，LLC.）作为FOF基金硅谷银行战略投资者基金（SVB Strategic Investors Fund）的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并在当年募集了1.35亿美元，投资了208家顶级风投基金。 另外，公司于当年成立了直投基金硅谷银行风投（Silicon Valley Banc Ventures），募集5600万美元并投资了60家科技企业。后来集团创立SVB股权投资（SVB Capital）并将风险投资业务统一归入其旗下。无论是对企业的投资还是对风投基金的投资，硅谷银行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企业上市后投资的成功获利退出，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基金客户的联系，提振寒冬中美国创投业的信心，培育市场，“做大蛋糕”。 投资银行业务是硅谷银行集团科技企业收、并购咨询业务。2001年，公司以1亿美元收购了外部投资银行部门阿莱恩特合伙公司（Alliant Partners），并将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与商业银行并驾齐驱的主营业务重点培养。可惜的是，公司的业务尝试并不成功，投行部门在经营期间持续亏损，最终于2007年年末被集团关停。 私人银行业务是集团的业务重要补充。2002年，公司成立伍德赛德资产管理公司（Woodside Asset ManagementInc.）作为私人咨询机构，为客户进行财富管理。在市场低迷时期，对高净值个人的贷款一度占到了贷款总额的10%，有效缓冲了公司对公贷款业务的下滑。此外，通过私人银行业务加强与风投经理人和企业管理层的交流，也是硅谷银行发展该项目的重要目的之一。 资产管理业务是缓解银行资产配置压力、增加非息收入的关键。2000年的股市泡沫让科技公司持有大量现金，泡沫破裂之后优质信贷资产缺乏，硅谷银行存贷比一度下降到40%以下。巨大的资产配置压力催生了硅谷银行表外资产管理业务，业务开展的第二年，管理资产即超过存款规模。到2007年，公司管理表外资产高达222亿美元，是公司存款规模的近5倍。资产管理规模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客户投资服务费等非息收入的提升。 3.2、硅谷银行风控模式 尽管严密的贷款流程可以较好的防范个体信用风险，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还是给硅谷银行“上了一课”——警示了系统性风险的严重性。特别是在银行业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系统性风险更易传染。为此，硅谷银行从风险隔离和组合投资两方面下手，加强了宏观层面的风险控制。 风险隔离就是硅谷银行股权投资（SVB Capital）与商业银行（SVB）业务资金隔离。股权业务资金一般从股市募集，部分来源于基金项目，严禁挪用商业银行资产，而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也不挪用创投基金资产。公司注册了前文提到的两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平行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不同业务条线资金的隔离。 组合投资就是公司资本的分散投资，包括4中组合形式。 行业组合。互联网/软件、硬件通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行业虽然统称为“新科技”，但行业之间差别迥异，在行业之间按照比例分散资金投放，可以最小化行业风险。 发展周期组合。由于创业公司越到后期体量与信贷金额越大，将信贷均匀分配给处于不同成长周期的公司，也是一种金额组合。 风险组合。大风险的股权投资与小风险的信贷投资相组合。 地域组合。利用银行全国化网点基础，在全美国范围多点投资，避免资金过于集中同一地域。 3.3、硅谷银行的国际化尝试 2004年开始，美国科技业投资仍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但是通过跨国技术传播，欧洲、中国、印度等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美国风投资金纷纷出海寻找机会，例如2005年9月，知名风投红杉资本就在中国落地。 秉承着“完全配合PE/VC客户，客户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的经营原则，跟随着风投基金的脚步，硅谷银行也开始进行国际化尝试。对于银行来说，国际化战略既是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又可以分散单一国家风险，一举两得。2004年，集团先后在英国、印度成立子公司。2005年集团在上海成立咨询公司，为本地和美国来华的风险基金提供服务。2008年，集团又在创新国度以色列成立咨询公司。 3.4、阶段成果 截至2008年，硅谷银行已经完全从互联网泡沫危机中恢复，总资产超过泡沫时期，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同时银行保持了较强的盈利水平，2007年公司股东回报率高达18.47%，而美国超过30亿美元资产的银行平均水平为8.24%。即使是08年金融危机之时，公司股东回报率依然高达11%。 硅谷银行在08年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不错的成绩，应当归功于自泡沫危机之后在多元化收入途径，风险防范上的成功改革。在非息收入上，银行抛弃了以往过于依赖权证的历史，在多个方向上发力，最终推动非息收入对利润的贡献回升到泡沫时期的水准，07年非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00年巅峰时期相同，均为36%。更重要的是，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银行的收入结构比以往更加健康了。 4、2009年至今： 回归本源，重拾信贷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之后，硅谷银行回归信贷本源。一方面，资产规模的增长允许硅谷银行开始涉足大型企业信贷业务，实现了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拓展了大型客户群体并为传统信贷业务找到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严格的金融监管限制了集团参与股权投资业务，银行对风投基金等客户的联系从股权投资转向信贷支持，最终在美国新的一轮投资周期中完成了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 4.1、抓住成熟期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 曾经由于硅谷银行规模太小，不能满足大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当硅谷银行陪伴企业走过初创期与成长期后，只能忍痛割爱将成熟期企业的金融服务交由大型银行来做。 然而，经过20年的发展，硅谷银行也步入美国大中型银行的行列，逐渐能够满足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为了抓住成熟期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硅谷银行按照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对应制定了三种服务方案，分别是“SVB加速器”、“SVB增长”、“SVB企业金融”，覆盖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 “SVB加速器”为初创期高科技企业提供以下服务：一是派遣专门的服务代表与初创者在一起工作，理解并反馈企业独特的银行需求；二是为企业提供有竞争力创业定期贷款、“投贷结合”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构建一个在线的商业银行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家扩展网络，为创业者找到潜在投资者。 “SVB增长”包括以下金融产品和服务：一是提供灵活的贷款方案，包括夹层融资、中期担保融资、提供应收贷款额度等；二是构建全球资金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国际业务服务，提供离岸的账户、开展外汇交换和支付，简化交易过程；三是为客户定制投资方案；四是提供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 “SVB企业金融”服务包括：长期贷款、贸易融资、各类应收贷款和流动资金信贷、资产管理和证券、金融咨询服务、全球现金管理、外汇交换等和集团服务。 通过推出全生命周期服务产品，硅谷银行在做好初创期、成长期企业服务之外，成功留住了大型科技企业客户，大额贷款占比明显增长。 4.2、政策压力下，对风投基金支持由股权转向信贷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号称史上最严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卡法案》（Dodd-Frank Act）与2010年签署通过，并于2012年7月开始生效 。其中法案第619条，又被称为沃克尔法则（Volcker Rule）规定银行持股集团投资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的比率不得超过集团总股本的3%。然而，据估计12年硅谷银行集团投资风险基金的资金占比超过7%。政策压力下，集团不得不大规模从风投基金撤资。 然而，与风投基金的紧密合作是集团的核心商业模式。为了继续与诸多机构保持紧密关系，集团对风投基金的支持由股权转向信贷。特别是在13年之后，美国科技投资市场显现出久违的火热，风投基金融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硅谷银行加大对风投基金的信贷投放，主要以过桥贷款的形式，为招款中的基金提供信贷额度和流动性支持。2015年，银行投向风险基金的贷款超过软件行业，使前者成为银行贷款组合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到2017年，对风险基金贷款占比接近整个商业贷款规模的50%。 4.3、今日成绩 硅谷银行作为美国唯一一家创投圈内的专业性银行，在新兴科技行业研究耕耘超过30余年，至今已经帮助过30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融资，与全世界600家风险投资机构，120家私募股权机构有直接业务往来。在初创企业信贷市场占有率超过50%，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按照资产排名，硅谷银行在美国银行中位列43位，在《福布斯》“2018美国百大银行排名”中凭借出色的盈利能力排在23位。 近些年硅谷银行集团的经营可圈可点，在金融危机之后集团的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总资产自2008以来增长了4倍，达到512亿美元；员工人数翻了一番，达到2400余人。2017年公司净利润是2008年的7倍，每股净收益是当年的4.3倍。 规模增长的同时，集团盈利水平还有所增强。在美国银行业净利差不断向下的大趋势下，得益于近几年科技行业的火热，公司资产盈利能力有所增强，营业比率略有降低。 与此同时，集团的风险控制能力十分出色。考虑到硅谷银行集团还重点参与传统商业银行认为十分具有风险的初创企业信贷业务，银行依然可以将贷款不良率指标控制在1%以下。 具体到资产负债端，银行负债端存款主要以企业客户的无息存款为主。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贷款企业与其风投机构股东需要将日常运营资金放入硅谷银行的的活期存款账户中便于监控（一直以来美国利率管制Q条例禁止银行为活期存款账户提供利息，直到11年被多德弗兰克法案取代。 但此时银行业利率水平已经接近0），帮助银行取得显著高于其他银行的净息差。近些年银行存款增长速度较快，存贷比略有降低，带给银行一定的资产配置压力。 在收入结构上，银行利息收入稳定增长，近些年更占据主要地位。相对的，非息收入根据市场环境波动较大，并且由于美国金融监管对股权投资业务采取限制，近两年非息收入略有萎缩。 三、启示：用风投机构的思维做科技银行 1、硅谷银行经营特点 回顾硅谷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总结出硅谷银行的盈利模式主要依靠“高息差+混业经营”，同时通过与风投基金的密切合作和严密的风控手段，有效的防范了信用与系统性风险。 在盈利模式上，银行集团在利息收入一方依靠“高息差”策略。在负债端，银行通过同时吸收风投企业与科技企业的存款，达到了即使资金在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间转移，也可以最大限度留存在银行内部的目的。同时贷款条件附加要求企业存款无息，大大压低了负债端成本。在资产端，通过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科技初创企业投放信贷，拉高了信贷资产收益率，最终实现“高息差”。 集团在非息收入一方依靠“混业经营”策略，除了通过参股风投基金，建立信息客户网络，方便开展企业分析咨询等业务外，还以投贷联动的方式直投、间接投资科技企业，或者持有认股权证，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帮助企业成长的同时，实现了股权退出时的高额回报。 在风控模式上，硅谷银行集团依据多年的经营经验，建立了完备的个体贷款审批程序和宏观风险防控机制。但无论是对个体风险还是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上，集团与风险基金机构的紧密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贷款流程中，风险投资机构不但是银行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更参与到贷前、贷中、贷后的管理流程之中，帮助银行识别企业经营风险，顺利回收资金。在宏观风控中，风险基金机构作为集团主要客户之一和重要的获客渠道，帮助集团完成投资风险搭配、行业集中度分散、地域分散等诸多任务。 2、对国内科技银行业务发展的启发 反观国内，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互联网/软件、硬件/半导体、新能源/环保、生物医药等诸多科技行业百花齐放，国内并不缺乏科技银行的市场空间。然而科技初创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因为是商业银行过去没有相关行业的知识储备，对企业的经营前景无法准确判断，从而导致的“不敢贷”问题。根据硅谷银行的经营特点，我们对国内想要做好科技银行业务的银行业同仁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加强与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作。包括政府产业基金、“腾讯系”“阿里系”等互联网民企和国外知名风投基金等。风投机构是商业银行的“老师”，从风投机构中商业银行可以学习到各个行业的经营特点与投资知识，从而加强自身对贷款客户的判断；风投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的“市场经理”，通过风投机构的引荐或跟投策略，商业银行可以更好的找到优质初创企业客户；风投机构也是商业银行的“客户”，在目前国内的监管框架下，银行可以与风投机构开展托管、现金管理、外币兑换等商业银行服务。 其次，建立初创企业专属的贷款审批流程。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有不同的现金流特点，高新技术各个子行业之间也有不同的发展侧重，银行应当根据不同周期、不同行业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贷款审批流程。如依据科技初创企业的特点，可以适当降低现金流在贷款审批中的参考地位，重点考虑知识产权的价值，结合应收账款判断企业行业地位等。不照搬照抄大型成熟企业的信贷模式，这样容易“错杀”有前景的初创企业。 再次，在把控个体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投贷联动提升银行投资收益。虽然目前国内监管政策要求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不得贷款给风投基金，不得直接参与股权投资，但2016年《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已经开始试点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 下阶段，在商业银行纷纷成立理财子公司，发力资产管理业务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即可以通过直投的方式参与股权投资，又可以充分发挥银行理财这一表外业务优势、有效实现投贷联动业务的落地。在业务执行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借鉴海外的盈利模式，通过认股权证等模式获取投贷联动中的超额收益；另一方面，也应学习海外管理基金的先进模式，做到深挖行业、分散风险。 最后，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发挥综合平台价值。在信贷与股权投资之外，商业银行应紧紧围绕企业需求，开展表内外现金管理、企业战略咨询、管理层私人银行等其他金融服务，促进交叉销售，多元化收入途径。 四、大事记 1982年4月23日，硅谷银行注册成立。 1984年，银行股票在OTC开始交易。 1983年，银行发起人Bill Biggerstaff， Robert Medearis 和CEO Roger Smith在San Jose开设第一间办公室。 1986年，硅谷银行与National InterCity Bancorp合并。 1987年，银行股票开始在纳斯达克交易，代码SIVB。 1988年，银行完成IPO，募集资金600万美元。 1993年，John Dean成为公司总裁与CEO，公司向专业化转型。 1994年，银行成立高端葡萄酒事业部。 1999年，控股集团Silicon Valley Bancshares成立。 2000年，集团控股风险投资基金SVB Strategic Investors， LLC和Silicon ValleyBancVentures，LLC 2001年，John Dean成为集团董事长，Ken Wilcox成为集团总裁与CEO。同年公司收购投行部门Alliant.Inc 2002年，集团设立证券经纪公司SVB Securities，扩张私人银行部门。 2005年，集团名称从“Silicon Valley Bancshares”更改为“SVB Financial Group”。 2006年，SVB Analytics成立。 2010年，Greg Becker成为集团总裁，并于后一年成为集团CEO。 2012年，硅谷银行与浦发银行合资成立浦发硅谷银行，该银行与2015年取得人民币业务资格。 五、风险提示 企业经营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上市目的纯洁性不高，A股股东减持股份相比于欧美股市要多得多，加上对违规处罚偏轻，各种违规减持不断。 违规减持方式众多，首先是先斩后奏，也就是不根据有关规定预先发布减持公告，公开减持数量、减持时间等，其次是超比例减持，举一个例子公告减持1%但实际可能减持1.5%，或者是三个月内通过竞价交易减持超过1%，三是窗口期减持，规避股价下跌风险。 最近某公司发布违规减持公告，2020年5月份以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违规减持约58万股，本次减持行为未在十五个交易日前预披露减持计划，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通过本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本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本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前款规定的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等信息。之所以有此规定，主要是原始股东获得的股份成本更低，而且对上市公司了解更加知根知底，预先15天发布减持公告，目的就是让二级市场投资者有一段时间可以重新判断自己的投资行为，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做出新的判断，并重新决定投资行为，出发点就是让二级市场投资者先走为原则，解决二级市场投资者和原始股东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旦原始股东可以不公告就减持股份，有可能造成原始股东利用信息优势，先行获利，规避某些风险。另外股份减持多少，也可能影响股价走势，原始股东减持越多，根据托宾Q理论，股价可能偏离内在价值越多，另外流通市值也会增加越多，市场推高股价所需资金也就越多，股价短期调整压力也就越大，因此股东减持预公告对投资者决策相当重要，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信息披露。 违规减持58万股，减持数量并不多，金额也不大，大约只有100万元左右，对股价影响也不大，性质也就不那么恶劣，但是既然是违规减持，有关部门就应该根据证券法予以适当处罚，毕竟此减持行为发生在证券法3月1日以后，新证券法已经生效，新证券法最大特点就是大幅度提高违规违法成本，但如果证券法不及时对市场违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成为摆设而束之高阁，证券法就是最大化提高处罚力度也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新证券法要发挥作用震慑市场违规违法主体，就要及时出手，根据市场违规违法严重程度和产生的负面影响，适当的做出处罚。 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或者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关于持有期限、卖出时间、卖出数量、卖出方式、信息披露等规定，并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第一百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转让股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如果真的按照证券法处罚，没收减持所得，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罚款，我想对于违规减持者而言，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毕竟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问题，而是需要从口袋里掏钱交罚款的问题。但是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出发，这样的处罚是有必要的，法律法规既然制定，就要秉承依法治市的精神，对一切违规违法行为做出合理的处罚，对市场影响大，可以处罚重一点，对市场负面影响小，可以处罚轻一点，但是不能不处罚。 法不溯及既往秉承从轻从旧的原则，对于新证券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必须按照旧证券法规定处理，但是对于新政券法规定以后发生的违规违法行为，就必须按照新政券法规定处理，方显依法治市的精神。
随着6月30日股票交易收盘，今年上半年的股票行情也就落下了帷幕。而回首今年上半年全球股市行情，A股行情堪称是风景这边独好。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跌成了全球股市的主基调，全球主要股市，只有纳斯达克指数是上涨的，其他主要股市均表现为下跌走势。但A股明显走出了独立行情。其中，创业板以35.60%的涨幅雄居全球股市涨幅榜首位，深成指则以14.97%的涨幅位居次席，纳斯达克指数以8.74%（截止6月29日）位居第三，上证指数虽然下跌了2.15%，但仍然排在涨幅榜的第四位。上半年A股市场的表现全球最佳。 A股市场上半年的良好表现难免会让一些投资者与市场人士将其与牛市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创业板上涨了35.60%，这是不是意味着创业板迎来了牛市行情呢？毕竟自2015年的疯牛行情之后，A股已调整了5年时间，投资者对牛市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因此，只要行情上涨，投资者就希望牛市能够到来。 那么，上半年表现出色的创业板是否迎来了牛市行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投资者首先需要弄清楚上半年A股市场尤其是创业板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出色。而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比如，经过近几年的调整，A股市场尤其是创业板的调整已经非常充分。正是因为经过了充分的调整，所以创业板有上涨的要求。调整越充分，上涨的要求也就越强烈。 又比如，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这是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行情向好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国复工复产，经济发展逐步恢复正常，这是A股市场的重大利好。毕竟，在我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情况下，全球的疫情形势并不乐观，仍然还在蔓延，如美国、巴西、印度等国的每日新增病例近期还在创新高，因此，疫情成了上半年拖累全球经济与全球股市的最重要因素。与全球疫情形势相比，A股市场所处的环境无疑是全球最佳的。同时也正因为疫情的缘故，从而导致了防护用品，医疗器械用品销量大增，所以在上半年的行情中，医药行业成了涨幅最大的行业，进而有力地推动了上半年行情的发展。 不过，对于创业板来说，上半年的行情之所以能够领涨A股市场，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创业板改革与注册制试点预期。这是创业板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深交所乃至今年A股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正是围绕着创业板的改革以及注册制试点，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就开始对创业板展开了炒作，因此，在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中，创业板能够表现出色，创业板改革与试点注册制的预期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创业板迎来了牛市行情呢？要得出这个结论目前还为时尚早。毕竟创业板也是A股市场的一部分，从整个A股市场来看，目前上证指数明显弱于创业板指，整个A股市场的行情非常跛脚，总体表现为结构性行情，而创业板则是A股结构性行情中的领涨部分。A股没有牛市，创业板也很难有独立的牛市行情。 而且对于创业板来说，下半年面临着利好兑现的问题。上半年支撑创业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创业板改革与注册制试点预期。实际上，这个预期很快就会兑现了。创业板改革与试点注册制的相关制度已于6月12日晚正式发布，目前只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相关的改革举措即可尘埃落定。包括新股注册制发行，20%的涨跌幅限制以及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等。而这些举措与科创板基本相同。因此，一旦利好真的兑现，留给创业板的就是新股发行的进一步加快，而创业板乃至整个A股市场的壳公司则会进一步贬值。 当然，目前创业板公司的质量不高也是困扰着创业板难以走出牛市行情的重要因素。美国股市走牛了11年，截止6月29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股票平均市盈率为32.1倍。而同一天，创业板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却高达51.57倍。如此高企的市盈率水平很难支持创业板走出牛市行情，如果真的走出牛市，那也只是一头“水牛”。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租房市场似乎已经到了一个风口浪尖，在北京等租房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清行情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当前市场？普租、长租行业的未来到底该向何处去？ 一、消失的租客与降租的长租公寓 时值6月底7月初，往年租房市场的黄金期到了，在这个火热的盛夏，租房市场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寒冷，前不久，根据中新经纬的报道，北京租房市场明显遇冷，就连热门租赁区域的房源，都较难对外出租。不管是个人房东还是长租公寓企业，都纷纷下调租金价格，吸引租客承租。 其中，6月北京租房市场交易量降幅较大，贝壳研究院称，受疫情影响，北京全市应急响应级别重新上调，各社区又开始控制人口流动，导致租赁市场受到明显影响，6月第三周的成交量相比第二周又下降了31%。 其实何止是北京，社科院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核心城市租金继续下跌，房价与租金走势进一步背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住房租金均出现下跌。 疫情下大环境下行，依靠人口流动盘活经营的房屋租赁感受最为明显。这其中，长租公寓企业无疑是受伤最明显的。近日，有媒体报道头部长租公寓平台自如在与个别业主协商降租，引发关注。除了自如，此前有媒体报道，蛋壳公寓也与业主沟通要求房东减免租金。 其实，消失的租客，被迫请求业主降租的长租公寓企业，不过是中国租房市场的AB面，长租行业降租矛盾到底来源于哪儿？ 二、黑天鹅下，长租行业降租矛盾或是必然 近年来，租房行业因置业成本和政策推动处于稳定上升期。但进入2020年，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黑天鹅席卷全球。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预测，不同经济体会有3%-8%不同程度的萎缩。中国虽还在增长，但当前的经济压力还是较大的。 在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的时候，以流动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长租行业可谓是首当其冲，一方面，各地较为严格的防控措施降低了人口的流动速度，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返城；另一方面，各地大学的延迟开学、延迟毕业，也让大学生这个租房市场的重要群体没能出现意料之中的租房潮。 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这才是中国租房市场当前的底色，更是租赁业大面积承压的根源所在。 其次，随着全员对租房品质的提升，自如为代表的长租行业 C2B2C模式是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产物，且已形成趋势。在这个模式中B端平台成为了服务房东、租客之间重要的纽带。在这个平台经济双边市场之中，租房平台承担着桥接房东与租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升市场交易效率的重要作用。 但在此次黑天鹅次生经济危机冲击中，对于任何一个长租公寓企业都难以长时间承担整个市场波动下的巨大成本压力。特别是当前的租房空置期（从上一个租客到下一个租客的空置时间）已经从原先的16余天拉长到70余天的时候，长租公寓平台所承担的压力可见一斑。 三、租房市场终向好，但现在需要理解和谅解 面对着租房市场的困局，各方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房东面临着日常生活成本增加、租房难度增大的压力；长租公寓平台面临着客源减少、房租全面下降的成本重压；租客面临着收入降低的压力。 在整个宏观经济没能全面恢复到之前水平的情况下，租房市场的困局其实不是任何一方能够解决的，更多的是需要理解和谅解。 正如同国家反复推动国有企业房东降租金的逻辑相同，当前面对着行业的压力，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冲击，因此，更需要更多的谅解，房东需要理解平台的难处，平台要理解房东的不易和租客的压力，通过协商一致降低房租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整个产业走下去，渡过当前的难关。 目前，我们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的实现了病毒防控的积极进展，更实现了复产复工战役的初步胜利，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独树一帜，未来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率先复苏将会是大概率事件，租房市场也会迎来更好的发展良机，正如同6月28日黄奇帆所说的那样，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自由流动的加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等城市圈将会进一步发展，租房市场的前景依然光明。 当前困难只是暂时的，疫情期间，长租公寓在协助社区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巨大价值，据媒体报道，长租代表企业自如，疫情以来累计服务全国9000余个社区，顺利安置超万名返程租客，各项抗疫成本已近2亿元，并为66550位新签租客减免押金近2亿。 目前进入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在即，租赁企业如何扶持也需要政策考量。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广西南宁政府已经出台了对于租房的货币化补贴政策，其他各地政府也在不断跟进，希望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对于面对困境的住房租赁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而产业各参与方无论是房东、平台还是租客大家相互体谅，相互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租房市场的发展，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市场所带来的红利，让租客租到物美价廉的房子，让房东获得自身的收益，而企业则得到长足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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