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幸咖啡：收到纳斯达克摘牌通知，因未能提交年度报告。 瑞幸咖啡此后回应：公司一直在努力探索尽快提交年度报告的可能方法。但是，由于COVID-19导致的财务报表编制流程延迟以及先前披露的内部调查的悬而未决，公司无法提交年度报告。 此前，据外媒报道，瑞幸咖啡据悉将在6月25日(周四)举行退市上诉听证会。此前，瑞幸公告称，在听证会结果出炉前，将继续在纳斯达克上市，并且表示不能保证事务委员会会批准该公司继续上市的要求。根据纳斯达克规定，听证小组通常在听证后30天内作出决定。 据 6月20日瑞幸咖啡还发布了召开股东特别大会的通知。股东特别大会将在2020年7月5日召开，讨论重组董事会，此举一度被视为陆正耀的反击，要踢黎辉刘二海出局。 根据该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讨论的事项包括解除董事长陆正耀的董事任命，解除黎辉、刘二海的董事任命，以及解除独立董事Sean Shao的任命。如果在7月5日的特别股东大会上，陆正耀、黎辉、刘二海和Sean Shao均被免职，瑞幸咖啡在自曝造假事件时的董事会成员将悉数离职。
前不久，经济学家李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其貌似专业的观点极具误导性，我们很担心类似观点有可能继续拖累整个人口政策改革的进程。 李铁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议和在相关领域的贡献非常值得认可。但是他在人口经济方面的论述却似是而非，近几年多次发表“中国人口过剩”的观点。比如他说中国还有“八亿农民，人均耕地一亩多，所以还有很多过剩人口”，其实最近几年去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早已在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大多是老人。 李铁说因为这些（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导致中国就会有长期过剩的人口。言下之意，如果人口少了，这些人的就业就解决了。实际上，这种把就业和人口关联起来的思维，是非专业人士经常犯的错误。人口既是劳动力，但同时也是消费者，会创造需求和就业机会，这是经济学的常识。照李铁的逻辑，地广人稀的俄罗斯还会有失业问题吗？至于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韩国，就要普遍失业了吗？如果研究一下人口和失业的经济理论，再研读一下各国的数据，不难得出人口和就业率高低基本无关的结论。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面临着过剩，因为它会出现技术替代”，这个观点是非专业人士非常容易因想当然而犯错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是，技术进步会取代一部分工作，但是又会创造很多工作。一百年前，大部分人还在从事农业，后来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现在大部分人从事服务业。未来有更多的人从事创新、文化、娱乐、医疗和护理的行业。技术越进步，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就越小，人口多的负效应也就减小。技术越进步，人口多所带来的创新和需求的规模效应就更加明显，人口的正面效应就越大。所以人口在当代会成为财富而不是负担。随着技术进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在逻辑上，各方更应该珍惜人口规模带来的正面效应，担心人口萎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李铁还说，“老龄化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何况我们现在离日本还有20年的差距，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李铁对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判断完全错误，中国现在老龄化程度跟日本差20年，但是任何人口政策改革的效果往往会有20年的延迟性，因为多生一个小孩，或者少生一个小孩，要小孩长大工作了才会对经济有影响，所以经济的影响有二十年的延迟。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今后20年有多少年轻工作人口，二十年后我们已经必然面临和日本现在一样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所能做和必须做的，是防止这种趋势恶化下去。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很多，日本的生育率1.4，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未来的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得多。面临如此悲观的形势，李铁怎能轻描淡写地认为还有几十年时间来解决问题。其实，现在还有任何理由不完全放开生育吗？中国生育率几乎是全球最低，我们还是极少数限制生育的国家，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还在吃减肥药，居然还有些人对此丝毫没有紧迫感。 李铁又说，“（中国和日本老龄化问题）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的话，可能不是20年，可能是30年到50年的差距”。言下之意，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低生育率就不是问题。但是主流经济学观点是，老龄化指标是指每个年轻人口所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跟人口基数没有关系。人口基数大，年轻人固然多，但老人的数量也多了。只要人口抚养比上升，中国就不得不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大幅度加重税负，来弥补养老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 总之，李铁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据是错误的，论证过程很具误导性，结论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错误以外，李铁还忽略了人口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多带来的创新和国力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尤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得益于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中国和美国两国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几乎碾压世界其他国家（详见后文）。中国的发展短板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相反，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的有利因素，更是中国的核心优势，我们应该尽量维持而不是消减这种优势。 目前的现实是，中国过去三年出生的人口正在以每年3%的惊人速度递减，未来随着现在这批年轻人面临更高的房价、工作和子女教育的三重压力，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将面临无比严峻的低生育率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点可谓是“谬以千里”。 附录： 以下，我们再详细论述一下几个和李铁完全相反的观点：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从李铁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认为劳动力过剩是因为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工作机会而言的。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欧洲和美国的总和，但中国人口总量也更大，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更多，因此工作职位也多于欧洲和美国的总和。 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因为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到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人口多的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教师、售货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类唯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这种关系可从数据中得到印证。下左图显示，在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里，人口密度越大的国家失业率明显更低。其中，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罗斯，失业率分别为10.6%和4.3%，远高于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国（3.1%）。而下右图显示，在中国27个省区里，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关系微弱。如果不考虑因为人口密度太低而情况相对特殊的几个民族自治区，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呈明显负相关。 图1：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各国失业率来自维基list of countries by unemployment rates，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中国各省区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各直辖市归入最近的省份一并计算，以避免直辖市拉低图中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失业率。 那么我国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有何影响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连续八年下降，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由于现在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是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而且不断走低的年代，除非中国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会长期延续下去，甚至可能不断加速。 从李铁的言论来看，他可能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助于缓解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人口众多并不意味劳动力过剩，人口减少也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我们从来不认为劳动力短缺是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理由。 在长期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萎缩，人口锐减在初期可能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新技术和技能的行业。但长期更可能造成劳动力过剩。因为低生育率除了弱化人口的规模效应外，还会减少孩子在未来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旺盛的未来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其中包含的一切消费需求，都能成为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的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适应性越好，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进而促进充分就业。 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萎缩，恰恰降低了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客观上又加大了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特别是那些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家庭，目前往往生育更少，导致情况更为雪上加霜。 举例来看，东北的生育率在中国几大区域中长期垫底，人口已经开始处于加速萎缩状态。根据《中国就业景气报告》，从有数据的2016年开始，东北的就业景气指数在每个季度都在中国几大区域中垫底。在最新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列的55个城市里，沈阳、长春和大连的就业景气指数分别为倒数第2、第7和第10。当然，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应当与近年来东北经济不景气有关，但同时也印证了，人口萎缩恶化并不会缓解的就业形势。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李铁在文中提到：“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完全不支持李铁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的结论。 技术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让人们可以投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更多的闲暇会创造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并催生新的行业和就业。比如，汽车的出现，固然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给，因此技术水平程度越高的社会，整体上就业可能越充分。一个数学天才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但在农业社会却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闲之徒。 虽然技术升级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是正面的，但也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各个行业高度专业化，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该行业从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这些人会面临如何转型从事新行业的就业困境。如果人口相对年轻，这种新技能的转型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人口老化，这种转型会变得很痛苦，就会使得产生比较高的由于技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业，也会使得老龄化国家在这些新行业中的国际竞争失去竞争力。 有人会说，如果有一天所有工作都可由人工智能胜任会怎么样？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就意味着人类无需劳动就可获得物品与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社会的主要问题将变成如何把商品和服务分配给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技术的变化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还会限制多胎吗？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李铁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即使在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发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倒退到几十年前，靠人海战术进行各种大生产。” 李铁的言下之意是认为人口规模不再重要。其实在技术升级时代，虽然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但人口规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的意义不只是劳动力，优势也不只是低技能劳动力，更是市场需求的细分和多样化。经济和科技发展最根本性的动力来自于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众多的人口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 近年来，美国极力阻碍华为设备进入西方通讯市场。对此，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澳大利亚市场还不如广州移动大，新西兰市场还不如我的老家益阳大。华为连广州移动都没有提供产品，少几个国家也无所谓。”徐直军的直言，充分体现了巨量人口规模给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底气。得益于众多人口，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东南亚等国家，但巨大的市场规模及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会让很多高附加值的产业仍然选择留在中国。 李铁似乎认为技术和资本比劳动力更重要，但他恐怕忘了技术和资本有赖于人口规模的重要支撑。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这是因为，美国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国过去就仰仗在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人口及全球最大的市场规模，成为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中心，突出表现在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互联网市场。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而老牌的科技强国如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这一轮的科技竞争中却落后了。 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时代，少数杰出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李铁也提到：“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但质量与数量是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会越优秀。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未来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在这个要素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各国到底会出现多少天才，根本上将取决于其年轻人口的规模。年轻人越多的国家，将越多出现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天才科学家。 人口规模效应是通过人力、物品、资本的需求和匹配来实现的，所以在一个体系内，交流和交往越密切，人口规模效应越大。到信息时代，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交流和交往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也就是说人口多一倍，交流和交往会多不止一倍，这更加凸显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而且高科技行业里，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人口规模带来的市场和人才等综合优势更为重要。 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内部的语言、法规、市场壁垒越小，通讯和交通越发达，信息和人员流动性越大，规模效应越能体现。主权国家是现代世界框架下的主体单位。主权国家内部交流和交往的流畅性一般要远好于国家之间，至少决策的权力和责任能够维持一致。所以在西方体系内，美国凭借其内部语言文化一致和政治统一的优势，尽管人口总量不及欧盟，但科技尤其是新兴科技却远胜于欧盟，使得美国人均GDP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高之列。 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十多亿人口。数倍于美国并超过整个西方体系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美国在1960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而中国高铁建设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同样，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被美国制裁后，依然可以顽强发展，就是因为中国有更大的市场，以及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 相比之下，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罗斯仅有1.43亿人口，除非整合到更大经济体，与中国、美国和欧盟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也因为如此，俄罗斯除了能源和军事工业外，几乎在任何行业都没有竞争力。即便其军事工业，主要也是依靠之前人口规模更大的前苏联时期留下的底子。 虽然目前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实际人口优势却没有这么大。首先，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美国在语言、文化、安全上是一体的，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这个体系的人口资源至少有4.5亿而不只是美国的3亿多。其次，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显著放大了美国实际可利用的人口基数。目前，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里有1/3左右是移民，如果再计入第二代移民，这个比例可能上升到1/2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上的优势的很大一部分，却被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一体化，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纳精英的能力所抵消。更关键的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远低于美国，按目前的趋势，如果无法大力提升生育率，两三代人以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就将跌至美国的水平，中国将彻底丧失对美国，更不用说对整个西方的人口优势。李铁作为能影响决策的官方智库重要学者，面对这样令人痛心的趋势毫不在意甚至乐观其成，实在令人遗憾。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李铁说：“我们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了未来可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这也是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短板。” 李铁似乎在说，因为人口太多，中国才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但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人口众多，中国才有这么多富裕人口。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贫困人口的占比，或者整个国家的人均GDP。这方面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虽然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却不是很高。其实，但更恰当的表述是，中国还只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就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 也就是说，人口众多可以说是中国GDP总量巨大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均GDP依然不是很高的原因。这种表述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GDP衡量的是经济活动，即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其中人均GDP反映技术水平，即需求与供给匹配的效率。而GDP总量反映的是匹配的价值总量。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技术和经济效率基本决定了其人均GDP水平。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越高。比如，在欧盟内部，除了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和东欧外，其他国家的人均GDP都差不多。人口多一倍的国家，GDP总量差不多也多一倍。 其实，根据我们上节的分析，更准确来说，如果其他基础条件相似，人口更多的国家，人均GDP甚至应该更高，只是欧洲内部较高的流畅性，弱化了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效应。但在欧盟内部，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即使在国家人口密度不大的北欧，情况同样如此。 这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在一个国家内部能更清晰地呈现。比如，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不含直辖市）分别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除河南外，其他4省也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几个省。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除了人口这个基础因素外，还有历史轨迹、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等因素。 那些相信人口太多拉低人均GDP的人，潜意识中把GDP视为存量。对于固定的存量来说，参与分配的人越多，自然平均到每人就越少。但GDP其实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我们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几乎都是在过去几年或几十年内创造的。宏观上的存量如果不通过积累转换成长期创造流量的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被消耗掉。 由于GDP是单位时间内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也就是人均GDP的高低，取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够实现多少匹配。每达成一次匹配，生产和消费同额增加，社会财富增多。那么人口对这种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务都可能有商家和机构愿意提供。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给更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大城市的优势将来会越发明显。 其次，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越高，劳动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业各种专业的技术工种不计其数，相互关联，零配件的种类和型号更是数以千万计，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复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达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国的航天、高铁和印度的电影，都是中小国家难以支撑的。 也许有人会说，发展经济需要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是存量不是流量。但从使用价值来时，自然资源其实也是流量，因为资源的使用价值是随着人类科技发展不断变化的，100年前很少人能认识到石油和稀土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自然资源占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比例整体不到5%，而且会越来越低，远不到人口聚集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创造的价值。经济活动是围绕人进行的，有人的地方才有需求和供给，而资源永远是为人服务的。 总体来说，广义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远高于自然资源的贡献，因此，只要发挥得当，人口众多的规模和聚集在节省广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很大程度可以弥补甚至超越自然资源相对较低的不足。如果把财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当然越少。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财富是流量，是经济体内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匹配。参与经济循环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环越顺畅，人均创造和享用的财富也可能越多。 认识到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就知道人口萎缩对人均GDP提升的影响是负面而非正面的。这点能从东北的发展得到印证。东北资源丰富，人口在全国占比不断下降，近年更是进入绝对负增长。与此同时，东北人均GDP增速却大大低于全国人均GDP增速。从1980年到2019年，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01%降至7.71%；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9年的比全国低34.1%。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 实际上，这种人均GDP增长更慢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人口萎缩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发展的萎靡，更是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基础设施也会因为需求和财力的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不断地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着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地关闭，让居民的选择越来越少。 结论：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把人口规模优势当成劣势来消减，把人口看作负担的错误观念也一再延误了人口政策改革的时机。中国人口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中国人口固然众多，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6月23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在“今冬明春”交际时，预计新冠肺炎疫情仍不会消失，但不会像第一波疫情出现这么大的暴发。必要时，短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如中小学停课、大学暂时不复课、航班减少这类短期措施，仍需采用强力措施控制病情不再发生。(人民日报)
无论哪一种方案，香港政府都有必要效仿美联储，对未来房价走势和已经采取的多重“辣招”（即针对非永久居民购房征收15%买家印花税，针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征收15%的双倍印花税，以及针对三年内卖出按购入年份征收不同税率的额外印花税）进行“前瞻指引”，制定明确的“加辣”、“减辣”和“撤辣”的计划，以引导购房者的合理预期，避免在不恰当的时机调整“辣招”带来的民意压力。 核心观点速读： 1、在珠海桂山岛填海建屋，可以避开香港缓慢繁琐的觅地、填海、建屋程序；有望在7年内为50万香港人提供住房，并可能改变“明日大屿”计划的建造规模； 2、单独的桂山岛方案，将部分影响大屿山的房地产市场，但不至于对香港房地产市场带来明显冲击；假如桂山岛方案整合葵涌的货柜码头，则影响会扩大到香港九龙和新界西部的房地产市场。 3、无论桂山岛方案，还是回归香港政府的填海建屋计划，或者思维突破下的新方案，都需细心谨慎规划，特别要避免在下一轮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时，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叠加影响。 周日父亲节，我们一家人到好友在香港离岛大屿山的家中相聚，然后一起到附近的长沙泳滩（全长三公里，水清沙细，是香港最长的泳滩）畅游。我们本来原计划上一个周日家庭聚会的，但因为台风警报而推迟了一周，实际上当天台风并没有直接吹袭香港。 女儿勇气不小，除了海泳，还玩起了皮划艇。倒是平时喜欢玩水的儿子，这次居然连脚都懒得触碰海水，只以挖沙为乐。 周一傍晚下班前，突然看到香港媒体引述建制派消息报道，中央正在研究以创新手法助港解决困扰已久的住屋问题，在大屿山以南、珠海市的桂山岛填海，然后租借给香港建造房屋，包括兴建大量公屋以供50万人居住。参考“横琴模式”，在当地实施香港法律并由香港特区管辖，并筹划发展。 “横琴模式”就是中央授权澳门特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依照澳门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直至2049年。 这个消息，和5月21日人大常委会将制定“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一样，既让人意外，又不那么意外。 港区人大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建制派第二大政党）荣誉会长郑耀堂曾经在2018年和2020年两次建议，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向惠州、珠海、中山等城市租地，兴建港式新市镇，并效仿横琴模式，让香港拥有其行政管理权或高度自治权，全面实行香港法律、税制等，成为香港的第19个区。 我在《浅析港区国安法对香港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影响》演讲中也提到，港区国安法的推出本身就非常有利于香港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中央也一定会同步推出促进香港经济繁荣，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新政策。实际上，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官员已经在5月底表示将在国安法通过后，帮助香港处理困扰多年的土地房屋问题。 但桂山岛方案还是比我预计的要快很多，而且我想桂山岛是一个让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的地名。桂山岛位于珠海水域，现时面积为10平方公里。距离大屿山以南约3海里，估计约30分钟至45分钟高速船程，即可到达香港中环及尖沙咀核心商业区。 从地图上看，我们昨天在沙滩上拍摄的各种照片都无法直接覆盖到桂山岛，我儿子照片头部背景的海岛应该位于香港水域边界以内，他们的面积小于桂山岛。 为什么是桂山岛？ 不过，在香港水域边界内的南丫岛面积13.85平方公里，目前岛上居住约6000人，高速船距离中环约25分钟，应该是修建房屋更适合的选择。 不过，这个计划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进展。香港小政府模式下，政府工程的规划和实际建成之间往往有着20-30年的间隔。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为例，长度26公里，2005年具体规划后，计划2015年建成，实际建成通车日是2018年9月23日。 在香港，这已经算是完工速度较快的工程。比这慢得多的政府工程比比皆是，例如西九龙文化区建设，启德机场发展计划，都有10多年都看不到明显进展的记录。 即使是私营地产发展商主导的建设，也不乏速度缓慢的例子。下图白色的建筑是尖沙咀的地标住宅“名铸”，2009年发售，由新世界发展和市区重建局合作开发，在老百姓看来，这样的建筑从开工到完工也就2年左右的时间。 看到建筑师的访谈，我才知道名铸由规划到落成一共用了20年，背后涉及屏风楼议题，绿化程序，休憩空间，古树去向，建筑师修改设计方案70次。事实上，他们负责的建筑工程几乎都要10多年完成，在外人看来，建筑师的工作成就非凡，他们自己就感受不到乐趣。 数据上，香港土地面积为1106.34平方公里，当中已发展的土地仅占四分一，约276.6平方公里；郊野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则占4成，而用作住宅用途的土地则只占整体土地7%。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土地面积有6%来自于填海造地。 虽然只需要从郊野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划出2.3%的土地，就可以获得和桂山岛一样1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香港土地和房屋问题是一本天书，大家能够想到的地产商和有产者利益，环保主义者的诉求，但未必能够想到即使有了地，建房子，建交通配套的时间也要10-20年。 政府在《香港2030+》报告指出，香港长远需要增加约4，800公顷的土地供应，而现在的发展计划只能提供约3，600公顷土地，仍差约1，200公顷。 2018年政府提出的“明日大屿”发展建设计划，建议在香港岛和大屿山中间的水域建造多个人工岛，总面积约1，700公顷，耗资约5000亿港元（后更新估计为6240亿），在未来20年可以为70-110万人提供住所。 计划提出后立刻引起全港大辩论，客观评估，反对声音更大。其中占主导的意见是香港并不缺乏土地，只是没有好好利用，与其打海洋的主意，不如挖掘现有土地资源。下图就有三个建议。 至于“明日大屿”的进展，政府今年如果能够从立法会获得前期总共7.8亿港元的研究经费，并且分别在未来30个月和42个月完成两项研究，就算取得重大突破。剩下的难度就不用再以任何文字去形容了。 看明白这些，就知道桂山岛之所以成为候选目标，源于其面积大小合适，是距离香港最近的岛，又恰好在香港水域边界之外，可以避开香港社会各种力量的反对声音。 实际上，相比工联会目标地点模糊的建议，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在2018年就倡议港府应向中央政府申请在内地水域填海，并认为于大屿山以南、珠海市桂山岛填海最为合适。该党指，若以桂山岛作为填海工程基础，估计可为香港在5年内增加约2，000公顷土地供应，供50万人居住。叶刘建议应在当地实行普通法，并可整合葵涌货柜码头用地，释放空间用作建屋。 不仅如此，今年两会期间，不少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中央提出了包括房屋土地方面的挺港建议。其中，建制派第一大党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简称“民建联”）也建议在珠海市桂山岛填海建造香港城，并将相关土地一并租予香港，租期可考虑较长的时段例如50年，并加入续期机制。 该党认为岛上未发展的以西海域，属浅水区，适合用作填海。根据初步估算，浅水区可提供额外至少1，000公顷土地，足以进行具规模的规划及发展，若将两成土地用于住宅用途，将可提供16万至20万个单位，甚至可能解决50-80万人口的居住，可望大大纾缓本港房屋问题。 昨晚传出中央研究桂山岛方案，如果中央下定决心，我估计正式宣布的时间会在下任特首2022年上任之际宣布，考虑到国内无与伦比的建设速度，桂山岛计划可能在2027年之前就能完成建设目标。独家报道的媒体“香港01”上的读者评价非常正面，但我今日看到YouTube一则相关新闻下面则是反对声音为主。 桂山岛方案的利弊 桂山岛方案的有利之处很明显，就是可以在较快的时间解决香港50-80万人的居住问题，甚至可以较大程度替代“明日大屿”计划。 现在香港轮候公屋的人口约25-26万，申请居屋的人口约32万，预计到2043年前这部分人口数量都会保持稳定，之后开始减少。 香港2023至2058年人口預測（单位：百万） 桂山岛方案的不利之处也很明显，第一，桂山岛距离市区中环和尖沙咀等核心商业区较远，高速喷气船需要30-45分钟的时间（这比从桂山岛坐高速船到大屿山东涌地铁站，再前往核心商业区需要的时间更短），再转往非核心地区的工作地点可能还需要20-30分钟时间，可以说很不方便，实际上在核心商业区工作的人往往居住在30分钟路程之内。 从桂山岛建设一条连接大屿山东涌地铁站的海底地铁隧道，工程将会相当耗时，成本巨大，相对于高速船的优势不大，更可能的是建设连接大屿山和桂山岛的大桥，提供巴士服务（目前香港离岛住宅区均限制私家车出入）。 而明日大屿方案虽然建成时间稍长，但人工岛到核心商业区的时间会缩短三分之二。 第二，桂山岛计划会对临近的大屿山房地产市场（东涌，愉景湾等地）造成明显的冲击。原本东涌和愉景湾房地产市场就高度依赖在机场和迪士尼乐园工作的人口，今年因为疫情就遭受了程度超过其他各区的冲击。不过，单独的桂山岛计划应该不至于对香港其他地区产生明显冲击。 如果桂山岛计划还整合货柜生意，以替代葵涌货柜码头，释放出土地建屋，则会额外对九龙和新界西部（从马湾，青衣，到荃湾，再上到新界元朗，下到西九龙）的房地产市场产生冲击，并且会辐射到九龙和新界东部以及香港岛。 当然，这些利弊比较需要更加详细的数字分析。如果采取桂山岛方案，自然也会设法降低其弊端。 有了比较，反而可以体现出在市区内挖掘原有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实际上，《香港2030+》分析的1200公顷土地短缺，并非不能够在市区内弥补。例如，有地铁爱好者建议从南港岛线的海逸半岛站延伸修建地铁到南丫岛，就可以扩大南丫岛的发展计划，足够50万人居住。 在我看来，南丫岛方案明显好于桂山岛填海建屋，也可能好于“明日大屿”计划。我相信过去反对港府建屋计划的人，看到桂山岛方案，也会重新考虑利弊。 未来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格局 无论哪种方案，远水不解近渴。香港房地产市场仍然可能保持今年四月底开始的反弹趋势，中原地产领先指数已经抹去疫情造成的冲击，回到了2019年11月底的水平。在全球零利率仍将长期持续的环境下，香港房地产继续上涨的概率更大，尽管上涨的速度可能会变慢。 尽管一些指标显示香港房地产的价格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负担水平，以房价收入比比衡量的“泡沫”程度全球第一，但换成另外一些指标，例如房租收益率，香港可能比国内一线城市的“泡沫”程度还要低一些。 类似的，美股以传统的市盈率，市净率指标衡量处于历史的估值高点，高于绝大部分国家，但换成以国债收益率，或者货币增速来折算估值，那么美股也并没有超越历史的高位。 无论哪一种方案，都需要考虑如果遇到下一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时，如何降低填海建屋计划对房地产市场叠加的冲击，避免重蹈前特首董建华执政时期“八万五建屋计划”叠加“东亚金融危机”的覆辙。 假如当时采取暂停“八万五”，并在危机过后重启建设，今天香港的房屋问题恐怕大不相同。而当年实际采取的是彻底放弃“八万五”，续任特首曾荫权在危机过后的五年里仍然停止土地供应，造成今天难以挽回的施政失误。 无论哪一种方案，香港政府都有必要效仿美联储，对未来房价走势和已经采取的多重“辣招”（即针对非永久居民购房征收15%买家印花税，针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征收15%的双倍印花税，以及针对三年内卖出按购入年份征收不同税率的额外印花税）进行“前瞻指引”，制定明确的“加辣”、“减辣”和“撤辣”的计划，以引导购房者的合理预期，避免在不恰当的时机调整“辣招”带来的民意压力。 无论哪一种方案，都应该留意香港最深层的矛盾并非住房问题。我在香港生活12年，耳闻目睹就是香港住房问题引发的矛盾虽然严重，但从来都不是最尖锐，最主要，最激发民间不满的矛盾（以后有机会再对此详细说明）。国内对此长期存在误判，好在近期已经调整认识。希望中央在协助香港解决住房难题的过程中，把握节奏，降低冲击。
金融开放非常重要，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也需要一些特定的政策机制，来保证开放的过程中，经济金融体系能够维持稳定。金融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波动性的增加，如果控制不好金融开放带来的波动，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金融开放中需要避免的。 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出现“大缓和”的现象，货币政策能够很好地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货币政策也许只是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并没有控制住金融风险。所以，货币政策能否维持金融稳定？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实行了很多量化宽松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稳定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承受了这些政策的“外部性”，发达国家货币宽松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也很充裕，发达国家货币紧缩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也出现了特别明显的收缩，这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要进行进一步的开放，但是怎样在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研究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的监管框架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也就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共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这个政策不是中国独特的研究，很多国际组织，包括FSB（金融稳定理事会）、BIS（国际清算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的研究。 在一些场景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发挥的效力不一致，两者可以相互合作，同时发挥效力，维护宏观经济的总体稳定。 从金融渠道和贸易渠道的相对影响来看，贸易渠道表明，货币贬值能增加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和产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金融渠道也越来越重要，货币贬值的时候，很可能会鼓励资本外流，这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两种渠道的影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利用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不同的政策机制应对“资金流动突然停顿”的影响。金融市场开放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流的突然停顿。金融危机往往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大幅上升，这时从外部流入的资金就会突然停止，导致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一系列的恶化。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外部资金突然停顿的时候，国内一些宏观变量会出现大幅的调整。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缓冲这个调整的过程，因为货币政策可以进行逆周期调节，但如果加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另外，分析中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从不太灵活的固定汇率，转变成相对灵活的浮动汇率后，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最终的结论是，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作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支持和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36次飞行。(新华视点)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抓紧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和长期经济增长。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应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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