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永州1月17日综合报道 据湖南《永州日报》消息，1月15日上午，湖南省永州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陈刚当选永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陈刚简历 陈刚，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湖南岳阳人，1994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12月入党，湖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1991.09――1994.06岳阳师范专科学校学习 1994.06――1994.08待业 1994.08――1995.11汨罗市白水镇党委干事、组织委员 1995.11――1996.12共青团汨罗市委副书记 1996.12――2001.09中共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副主任科员 2001.09――2005.10中共湖南省纪委办公厅主任科员（其间：1999.08――2001.12在中央党校函授本科法律专业学习，获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 2005.10――2008.12中共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副处级纪检员、监察员 2008.12――2010.12中共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副处长级副主任（其间：2009年――2010年在省纪委扶贫点邵阳市新宁县？山镇盆溪村担任扶贫队队长，挂任新宁县委常委、副县长；2007.09――2010.06在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经济管理专业学习，获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2010.12――2016.12中共湖南省纪委办公厅正处长级副主任 2016.12――2018.01中共湖南省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副厅长级） 2018.01――2020.04中共湖南省纪委、省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副厅长级） 2020.04――2020.06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提名为永州市监委主任候选人 2020.06――2021.01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 2021.01―― 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中国经济网拉萨1月18日综合报道 据《西藏日报》消息，2021年1月17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免去：马菁林的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斯朗尼玛的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边巴的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厅长职务；旦巴的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厅长职务。 决定任命：斯朗尼玛为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格桑为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旦巴为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厅长。
摘要： 央行在因应新的阶段和导向中，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考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政策逻辑和走向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虽然货币政策多目标动态均衡，但是重点就是三个方面：通胀、汇率和就业，目前看就业是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是否可以外推，即使通胀有所走高，只要就业依然表现不佳，央行仍然会保持稳健的姿态，政策未必会进一步收紧。 其次，从中介目标而言，数量工具依然是主导，而且社融与M2的一个重要锚，就是能反映经济潜在产出的GDP名义增速，实际上就是稳杠杆。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今年的宏观图景，一定要考虑宏观数据在剔除基数效应之后的真实水平。 最后，从价格工具指引上，央行总体的方向还是以稳为主，那么对于债市，最坏的图景就是加息，目前看这个可能性极小。 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表孙国峰司长文章《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对未来货币政策思路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一些表述值得关注，本篇报告也试着谈一谈我们的理解。 更加重视就业目标，通胀容忍度更高？ 《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增长”。具体而言，“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1]。 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中国央行早期更加注重刺激经济增长，过量货币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是牺牲货币稳定并导致通胀高企，同时国民经济也出现大幅调整。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目标得到重新审视，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币值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 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也经历过这种转变：“大萧条”以来货币政策通过相机抉择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严重“滞胀”，20世纪80年代之后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 通胀目标制本身亦有其局限，2020年8月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实施平均2%的通胀目标，并表示其货币政策对就业形势的响应将取决于实际就业“与最大化就业水平之间的缺口”，而不再是“与最大化就业水平之间的偏离”，同时强调需多维度综合研判就业形势。直观的理解是，未来美联储会更加注重就业目标，可以暂时容忍较高的通胀水平。 2020年以来央行多次强调“更加重视就业目标”，而就业和经济增长重叠较多，这种回归是否意味着，中国央行对未来通胀的容忍也有所提高？这需要关注，毕竟2021年的通胀问题可能会引起市场的持续关注。 [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090366/index.html 中介目标：M2、社融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经历了由贷款规模到货币供应量的转变，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设定货币供应量（M2）的具体目标，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设定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目标。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具体目标，2019年开始设定相对目标——“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下，中介目标的设定原则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具体而言：（1）基本匹配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2）匹配是中长期概念，按年度做到基本匹配；（3）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时，中介目标的设定要参照潜在增速，以体现逆周期调节，因而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近两年潜在GDP增速在5.5%附近，对应2020、2021年名义GDP增速均在7%左右。2020年M2、社融增速是10.1%、13.3%。孙国峰文章明确“2018-2019年实现了大致相当”，2019年名义GDP增速7.24%，对应M2、社融增速8.7%、10.69%。因而，按照7%左右的反映潜在增速的名义GDP增速来看，2021年M2、社融增速虽有下行但大概率还是维持在一定水平，政策以稳杠杆为主。 如何理解币值稳定目标？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币值稳定包括两个方面：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信用货币制度的维系有赖于公众对于货币未来价值的稳定预期（对内或对外），因而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目标虽有差异（单一或多目标），但至少会关注货币稳定，具体可以通过通胀目标制、货币供应量、汇率目标制等实现。 通胀指标看哪个？——GDP平减指数。我们在《未来通胀怎么看？（一）》等多篇报告中提到，2015年以来货币政策更加关注PPI及其背后的经济基本面，综合而言GDP平减指数是更全面的指标（虽然频率较低）。此外，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关注度也在提升，例如周小川在《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提到了资产价格和广义通胀问题。 2019年10月孙国峰在答记者问中表示，“物价其中有很多指标，刚才财新的朋友谈到了有CPI、核心CPI、PPI，还有GDP的缩减指数，这个指标是比较多的，从央行的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当然所有的指标都要重点关注，我想其中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从国际上来看关注最多的还是CPI指标”，“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持续通胀或者是通缩的基础，但是也要防止通胀预期扩散，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银行需要关注预期的变化，更多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降低融资成本”。[1]。 整体而言，我们的看法，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更关注的应该还是整体物价指标，但央行实际执行过程中显然还是更偏向于PPI，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通胀目标以CPI来设定。 对于人民币汇率，目前阶段央行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度在提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与此同时考虑汇率升值压力，央行虽然以宏观审慎工具为主，但是具体货币政策还是会有所回应，毕竟在稳定币值稳定的首要目标下，至少需要适度控制升值节奏。 [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04475/index.html 如何看待价格工具？ 政策利率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政策利率影响市场利率，例如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同业存单利率围绕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另一方面，LPR在MLF基础上加点影响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 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显著提升，价格工具的细微变化即可产生明显的效果（美联储零利率其实也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表现）。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很难看到政策利率出现大幅度的调整，这种设计使得中国央行能够较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即使疫情期间也仅降息30bp）。 当然，可以观察到在整体框架中数量手段和价格手段并重，可能是当前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价格工具的作用在上升，但是作为货币中介目标，数量工具依然尤为重要。 总结与展望 央行在因应新的阶段和导向中，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考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政策逻辑和走向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虽然货币政策多目标动态均衡，但是重点就是三个方面：通胀、汇率和就业，目前看就业是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是否可以外推，即使通胀有所走高，只要就业依然表现不佳，央行仍然会保持稳健的姿态，政策未必会进一步收紧。 其次，从中介目标而言，数量工具依然是主导，而且社融与M2的一个重要锚，就是能反映经济潜在产出的GDP名义增速，实际上就是稳杠杆。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今年的宏观图景，一定要考虑宏观数据在剔除基数效应之后的真实水平。 最后，从价格工具指引上，央行总体的方向还是以稳为主，那么对于债市，最坏的图景就是加息，目前看这个可能性极小。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经济走势超预期，外部形势变化，政策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网拉萨1月18日综合报道 据《西藏日报》消息，西藏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17日上午在拉萨举行。会议决定接受朱雅频辞去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任命夏克勤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决定夏克勤副检察长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夏克勤，1966年5月出生，此前担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雅频，近日已任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夏克勤简历 夏克勤，男，1966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 曾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等职务。 现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应如何科学定义？ 31省区市、七大区域、九大区域发展战略（或倡议）的营商环境，谁居榜首？ 营商环境“东西之差”“南北之别”究竟不同在哪里？ 同一区域的不同省份，如何找差距、补短板？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张志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创新交叉学科平台外聘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三保副教授等共同完成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近期正式出炉。报告评估了中国内地31省区市的营商环境，比较了“全国整体”和“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还形成了31份分省报告，就下一步“如何积极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出详细、具体的建议。 这也是该团队关于全国营商环境评估的第二份报告（第一份报告《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 “本项工作完成于新冠疫情最肆虐的时段。那时我们虽地处北京和湖北，但彼此精诚合作、互相勉励，以勤奋甚至忘我工作克服内心的不安。我们期待本研究能助力中国各级政府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励精图治，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个人和企业的创造精神；为企业选择乃至创造合适的营商环境开展创新创业提供可能路径；为学界同仁开展宏微观连接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张志学教授表示。 以下内容摘自报告，有删减 01 评价指标构成与主要发现 这份报告将“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营商环境建设的4个方面“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确定为一级指标，分别以“公平竞争、高效廉洁、公正透明、开放包容”为效果目标；在此基础上，参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吸纳多个国内外主流评级体系的相关指导，形成了“融资、创新、竞争公平、资源获取和市场中介”，“政府效率、政府廉洁与政府关怀”，“政策透明、司法公正”，以及“对外开放、社会信用”等12个二级指标；最后，基于既有参照指标体系和数据可获得性，确定了二级指标的24项三级指标；由此，构建出中国内地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发现： -各省营商环境呈现层次化特征，子环境的均衡度存在较大差异。 -营商环境从低到高分为C—A+共7个等级，处于中等（B）和落后（B-）两档的省份最为集中，数量占了1/2强。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简单等同于营商环境水平，一些省份的营商环境排名与地理禀赋或者行政级别不匹配。 -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分属中等和落后档，东北三省亟待改善营商环境。 -部分省份“子环境均衡度”与“整体营商环境”严重倒挂。 -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差异显著：地理上的七大区域中，华东地区遥遥领先，西南、华北、华南跟随其后，这四个地区高于全国均值；华中、东北和西北则低于全国均值。 -九大区域发展战略均衡度不一，一半区域营商环境高于全国均值，另一半低于全国均值。 政策建议： - 各省政府可对照得分与排名，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 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继续深化改革，持续引领。 - 浙江、安徽和贵州，保持整体优势的同时，着力优化排名较低的子环境。 -整体排名靠后的省份，可以聚焦优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子环境，从而提升整体水平。 -省份间应形成互动学习机制，以平衡省际发展差异，实现高质量发展。 02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前十强” 根据前述评价体系，全国各省级行政区营商环境的指数排名中，前十强为：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山东、贵州。 更进一步，根据评价结果将各省营商环境从高到低划分为A+、A、A-、B+、B、B-、C等7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水平为：标杆、领先、前列、中上、中等、落后和托底。 “A+”级的北京和上海，营商环境都是“标杆”，但是，两地建设的侧重点不同：上海着力于关注“企业感受”，而北京最注重“市场环境”建设，两地的经验正在全国推广。 广东和四川处于“领先”的“A级”，与行政级别和地理禀赋比较匹配。 但是，天津和湖北的排名都低于全国省份的中位数，显然与行政级别和地理禀赋不匹配。于天津而言，最大的短板在于政府的廉洁指标得分较低；而湖北的法律政策环境得分和排名都低于平均水平，影响了整体排名。 东北三省问题明显，吉林属“B级”（中等）、黑龙江和辽宁属“B-级”（落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亟待转变。 03 整体优，不代表局部优 怎么衡量营商环境的均衡度？要看“市场、政务、法律、人文”这四个“子环境”排名的标准差，标准差越小，营商环境的均衡度就越高；标准差越大，均衡度就越低。 通过各省的排名，可以看出： 整体营商环境的前四名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子环境均衡度的表现也很卓越，不愧为营商环境优化的标杆。 整体营商环境的前十名中，浙江、安徽和贵州子环境均衡度较差，与整体排名严重倒挂。 子环境均衡度的前十名中，山西、陕西、新疆和西藏整体营商环境差强人意。 再来分类看看各省营商环境的子环境情况： “市场环境”：全国各省的平均分为40.26，12个省份高于平均分。占据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第一名北京（80.03），远高于第二名的广东（56.61） 。 “政务环境”：31个省的平均分为53.1，上海、贵州、北京、四川、广东排名前五。贵州力压北京位居第二，除了政企关系，还得益于出色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 “法律政策环境”：各省平均分为66.92，前五名是上海、安徽、北京、四川和云南。 “人文环境”：全国的平均分为55.5，前五名是上海、浙江、北京、广东和江苏，可见沿海省份的人文环境得分普遍较高。 在四项子环境中，上海三项第一；河北和天津排名靠后，同为沿海省份的河北，对外开放程度低，没能发挥环京津地区的优势。 04 区域排行榜：谁第一，谁垫底？ 如图，七大区域的整体营商环境中，华东位居榜首，西南、华北和华南紧随其后，这四个地区都高于31省53.86的均值；华中、东北和西北则低于全国均值。 更进一步，九大区域发展战略或倡议下的营商环境排名又如何？简言之，“长三角”最强，“丝路带”较弱。 具体分析，长三角一体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部率先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战略的营商环境，高于全国均值；而中部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的营商环境低于全国均值。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5.0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上海、广东、浙江、海南、福建等五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3.19。 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十省，营商环境均值为62.23。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涵盖北京、天津、河北三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61.3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等10省份，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9.41。 中部崛起战略涵盖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江西、山西六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2.6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涵盖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50.88。 东北振兴战略覆盖黑龙江、辽宁与吉林三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8.87。 西部大开发战略涵盖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和西藏等12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8.74。 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重庆、云南、宁夏、吉林、黑龙江、辽宁、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广西、西藏等13省，营商环境指数均值为46.60。 05 31份“分省报告”，对症施策 我国省份营商环境存在三大特点：层次化特征明显；各省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均衡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立足于以上指标体系的量化结果，各省政府可以对照自身得分与排名，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比如：北京、上海、广东和四川应继续深化改革，持续引领；整体排名靠前但子环境均衡度较低的浙江、安徽和贵州，应在保持整体优势的同时，着力优化排名较低的子环境；对于整体排名靠后的省份，则应基于当地资源禀赋，通过聚焦优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子环境，从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水平，之后择机弥补其他子环境的短板。 各省又该如何因地制宜、对症施策？ 结合以上评价指标和研究结论，我们完成了针对31个省份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形成了31份分省营商环境报告，每份报告都包括营商环境评价的基本概况、相关省份营商环境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优化该省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建议。 以下为部分省市内容摘选： 北京： 营商环境指数78.23，全国第一（A+级），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与人均GDP排名持平；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中居首，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政务环境（第3），法律政策环境（第3），人文环境（第3）。未来应保持整体领先优势，并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 天津： 营商环境指数为51.76，全国第18，处于中等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7）；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24，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11），市场环境（第22），政务环境（第25），人文环境（第29）。未来应着力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人文环境，提高整体营商环境水平。 河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3.93，全国第16，处于中等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5）；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20，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1），市场环境（第17），法律政策环境（第17），人文环境（第25）。除政务环境外，其余三项子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均处于全国中下游，尚存较大提升空间。 山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6.74，全国第23，处于落后水平（B-级），略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6）；子环境均衡度全国第8，处于上游。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18），市场环境（第21），法律政策环境（第24），政务环境（第24）。未来应着重优化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从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排名。 内蒙古自治区： 营商环境指数为44.97，全国第25，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11）；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5，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9），市场环境（第26），法律政策环境（第26），人文环境（第30）。可见，人文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是未来需要着力优化的领域。 辽宁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7.43，全国排名第22，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其同年人均GDP排名（第14）；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25，四个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9），市场环境（第10），政务环境（第23），法律政策环境（第27）。未来应保持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相对优势，大力优化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 吉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1.21，全国排名第20，处于中等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8）。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6，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9），人文环境（第17），政务环境（第17），法律政策环境（第20）。未来应保持市场环境的相对优势，着力优化法律政策环境。 黑龙江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7.98，全国排名第21，处于落后水平（B-级），高于人均GDP排名（第30）；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1，相对均衡，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9），人文环境（第19），法律政策环境（第19），政务环境（第27）。这种较低水平的均衡表明，黑龙江各项子环境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应着力优化政务环境。 上海市： 营商环境指数为76.95，全国排名第2，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持平（第2），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A+级）；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均衡度全国排名第一，四个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1），法律政策环境（第1），人文环境（第1），市场环境（第3）。未来上海应保持国内领先优势，对标国际先进水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 浙江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0.68，全国排名第7，位居全国前列（A-级），略低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4）；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中排名第22，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2），市场环境（第5），政务环境（第6），法律政策环境（第18）。未来应保持人文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优势，着力优化法律政策环境。 安徽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9.27，全国排名第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高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3）；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中排名第27，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2），人文环境（第12），市场环境（第12），政务环境（第26）。政务环境是拉低安徽子环境均衡度的首要因素，未来应重点关注、力求补齐短板。 江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4.54，全国排名第13，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1），处于全国中游（B级）；子环境均衡度在31省份排名第12，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律政策环境（第12），人文环境（第14），市场环境（第18），政务环境（第21）。未来应稳步优化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着力补齐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两个短板。 山东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9.26，全国第9，略高于其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0），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B+级）；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0，四种子环境指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7），法律政策环境（第10），政务环境（第14），人文环境（第15）。未来应继续保持市场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的前列水平，着重优化政务环境和人文环境。 河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7.15，全国排名第1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高于当年人均GDP排名（第17）；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6，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8），人文环境（第11），政务环境（第12），法律政策环境（第14）。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排名相对落后，是未来优化工作的重点。 湖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3.17，全国排名第17，处于中游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8）；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21，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9），人文环境（第10），市场环境（第15），法律政策环境（第22）。其中，法律政策环境相对落后，与中部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的其他省市相比处于劣势，有较大优化空间。 广东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8.69，全国排名第3，高于人均GDP排名（第6），是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领先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4，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2），人文环境（第4），政务环境（第5），法律政策环境（第7）。其中，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与营商环境排名接近，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空间相对更大。 海南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5.27，全国排名第12，高于同年人均GDP排名（第16），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B+级）。子环境均衡度排名第18，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环境（第13），法律政策环境（第13），政务环境（第15），人文环境（第24）。人文环境为短板，有较大改善空间。 重庆市： 营商环境指数为60.95，全国排名第6，高于人均GDP排名（第9），是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前列的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14，远低于其整体排名，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7）、人文环境（第8）、法律政策环境（第9）、市场环境（第16）。未来应保持政务、人文和法律等优势指标稳中有进，大力优化市场环境。 四川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67.53，全国排名第4，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19），是中国营商环境优化的领先省份（A级）。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第3，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4），法律政策环境（第4），市场环境（第6），人文环境（第7）。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排名与营商环境整体排名相同，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则有一定改善空间。 贵州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58.11，全国排名第10，处于中等偏上水平（B+级），远高于人均GDP排名（第27）。子环境均衡度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2），法律政策环境（第15），人文环境（第21），市场环境（第28）。未来应保持政务环境优势，推动法律政策环境稳中有进，着力优化人文环境尤其是市场环境。 陕西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6.27，全国排名第24，处于落后水平（B-级），远低于人均GDP排名（第12）。子环境均衡度排名全国第4，四个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人文环境（第20）、政务环境（第22）、市场环境（第23）、法律政策环境（第25）。可见，四个子环境均有较大优化空间。 甘肃省： 营商环境指数为41.22，全国排名第29，处于落后水平（B-级），略高于人均GDP排名（第31）。子环境均衡度排名全国第28，四种子环境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第8），人文环境（第16），市场环境（第25），法律政策环境（第31）。未来应保持政务环境优势，推动人文环境稳中求进，并着力优化市场环境尤其是法律政策环境。 （以上区域排序不分先后） 后记：本研究尚存改进之处。例如，数据来源未必都是最新的。由于不同省份数据在一年内出现巨变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状况不大可能影响本报告的主要结论。考虑到各省会因地制宜地改善具体环境指标，我们会在未来研究中具体展示这种变化。本报告是团队协作的结晶。康璧成贡献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本报告作者为：张三保、张志学（通讯作者）。按贡献度排序，其他成员包括：康璧成、赵可心、陈晨、徐艾琪、戚雅婷、李坷歆、赵文涵、邓佳祺、石庆涵、盛心、张雪倩、张一驰。 最后，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632002）和面上项目（72072137）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张志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教授、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创新交叉学科平台召集人。在香港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讲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访问学者，美国伊里诺依大学Freeman访问学者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教授。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国际学术组织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当选主席、2021年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企业领导与文化、谈判与冲突处理、团队过程等。
摘 要：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下一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是全球化、WTO规则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近年来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数字经济、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新因素，对我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分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可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支持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以及经济社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尤其需要强调本币主导、本币优先，在中国企业对外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先使用人民币，为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提供更好的保障、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方面优势条件，可率先实施。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人民币国际化 粤港澳大湾区 一、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文本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建议》的主题和纲领，即“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于高质量发展，可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比如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等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三次产业形成比较合适的规模、比例，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情形下经济将具有非常典型的创新驱动特征。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在同一个方向上分析和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经济增长驱动要以内需为主。当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形下，社会主要行业、产业的投资回报就会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边际回报和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也会相应提高，这是扩大内需真正有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外循环仍然十分重要。首先，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分工可以实现各方的福利改进和资源配置优化，国际产业分工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比较优势。历史上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清晰，很早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即使一方资源要素单个比较而言不具备优势，但按各自分工、在一定的组合下仍然能实现最优配置，并在比赛中胜出。因此，即使经济增长驱动以内需为主，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全球分工，要放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更何况，在供给端，还有不少资源要素和供应环节，在我国也是稀缺或存在短板的，必须依赖国际市场。 不仅如此，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价值链的跃迁。这个调整、升级和跃迁的过程如何发生？更具体而言，是主要在国内实现，还是仍然需要着眼于全球，在国际范围内实现？ 从经济运行的一些现象和具体数据看，总体而言广东“六稳”“六保”成效显著，经济复苏较快。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局面，离不开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也与广东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恐怕与广东比较早地在国内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战略有关。“腾笼换鸟”是什么？其实就是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供应链价值链的跃迁。广东不仅1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过程，而且目前仍然在持续推进。过去，广东“腾笼换鸟”主要是促进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如佛山的陶瓷工业大批外迁；而现在，则更多地是面向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如东莞、惠州的一些电子组装产业转向越南。 这一进程实际上具有普遍性。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南美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实际上就是产业对外转移。这些工业园、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面积超过125平方公里。对此，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认为这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只要企业总部在本地、最终合并财务报表在本地，部分生产环节是否在本地并不重要。不过，也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此有较多顾虑，主要是担心“产业空心化”，导致本国或本地竞争力的损失。为此，有关部门也在中西部地区兴建了一些产业转移承接园区，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用以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对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不是转移到境外。 对此，我们要客观正视这个趋势，顺应市场规律，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具有战略视野的顶层设计，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序实现产业对外转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中国企业着眼于全球的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一方面，这种产业跨国转移反映了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就是体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竞争优势，按物理空间、地理空间进行分工，使要素在边际产出上获得更优配置。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早期，产业从日本往“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转移，当比较优势进一步发生结构性调整时，又依次往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我国总体上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可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一些产业、行业和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往往也很难具有特别的禀赋优势。即使有，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属水土涵养或生态脆弱区，搞大规模的产业开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所以不宜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沿着这个思路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真正做到“腾笼换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要继续基于国际视野、国际范围、国际市场去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去支持中国企业继续着眼于全球，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布局，实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路与早期改革开放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注重吸引直接投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创汇”，出口创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汇；另一个是进口替代，以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现在，在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及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我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可能要调整为，顺应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序顺利推动产业对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二、新形势下产业全球分工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配置，商品、货物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市场原则进行交换。按照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到后来克鲁格曼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或者空间和地理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形成国际分工，专门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和供给效率，各国的福利均可以得到边际改进。二是 WTO规则。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总体上按照 WTO所确定的规则进行。所有 WTO的成员国都共同遵守这一规则，并按此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商品、货物和劳务的交换。三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均衡、实现资源要素配置帕累托最优的最好手段，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商品货物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也不例外。这个过程按照什么价格信号得以进行？过去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形成的货币相对价格信号，亦即美元汇率。美元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外汇交易货币。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国际产业分工，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对各国货币形成的汇率价格信号调节、配置而形成的。 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5月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与之相随，决定国际分工的上述基本因素和逻辑框架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第一，全球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原理、市场原则实现最优配置，但是现在，首先资源不一定再像过去那样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兴起，大大改变了全球化格局。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应对外部冲击和确保供应链安全成为全球投资贸易活动中必须面对并予以重视的问题。同时，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产业链趋于柔性化、智能化、扁平化，因此一些领域出现了区域化替代全球化的趋势。即使部分资源、商品、劳务仍然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但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这一过程可能不再主要基于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而要更多地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地缘政治、安全、公共卫生防疫等。 第二，WTO规则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照 WTO规则来配置，国与国之间按照 WTO规则开展投资贸易活动。但在今天，WTO正越来越被边缘化，尤其是随着近日最后一位WTO仲裁法官的退休，WTO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部分或相当程度地替代WTO，成为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比如我们最近签署的RCEP，以及近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TPP、CPTPP、USMCA、CEPA等，还有一些双边投资协定（BIT）等。尽管仍有一些国家还在积极推动WTO改革，但WTO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这根本上是WTO规则自身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WTO规则主要基于传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资源和商品主要在国与国之间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最优配置。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演进，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更多地转由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和全球布局实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内。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近10年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货物贸易，占比已超过国际贸易的40%。这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逻辑一致的，国际经济活动更多地围绕跨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上下游产品、技术和服务配置开展，相应地体现为服务贸易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WTO主要是针对全球商品和货物贸易，侧重于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等。即使WTO也试图针对服务贸易的兴起有所行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但客观地说，GATS签署时间太早了，参与国家非常多，因此无论是在理念还是措施上，都存在较大局限性，也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新规则相比，总体上标准不够高，适应性不是非常好，比如对于国际投资保护重视程度不够、更多采用正面清单等，不能很好适应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成为主流的趋势。事实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概念或提法，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承诺、竞争中性、劳工原则、新金融服务、跨国信息传输和数据处理等，都是WTO不太被重视和强调的，甚至是根本没有体现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规则在标准上优于WTO的主要方面。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美元一家独大，但随着欧元、人民币崛起，美元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最近，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欧元的结算比例再次超过了美元，成为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第一大结算货币。今年1-9月，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在所有本外币跨境结算中的比例已接近 53%，成为第一大国际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由来已久，早期表现为“特里芬难题”。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长《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阐述了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深刻问题，及其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凭借美元的国际使用和国际结算优势，在国际上广泛实施长臂管辖，可能会最终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更快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此外，最近以来，还产生了两个新的因素，以前不太突出，或者没那么重要，但今后可能将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虚拟集聚和数字经济，使得要素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上，资源要素按地理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通常是指要素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形成的物理和地理集聚，从而形成规模经济、集成创新，并涌现了大量的国际企业、产业集群和遍布世界的城市群。但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资源集聚与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一方面，数字本身开始成为要素，数字要素和其他如资本、人力和技术要素不同，不一定需要通过物理和空间集聚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数据要素可通过网络空间实现虚拟聚集，并产生广泛的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下，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导致了一些传统生产要素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而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必须通过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才能进行生产和交换。随着数据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集聚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推动产业布局、供应链调整发生深刻变化。 二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使得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新的硬约束。总体而言，过去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力并不强，更多依靠情怀、责任感去维护和推动，但依靠个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投入到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贡献中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环境保护、控制气候风险的产品往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不容易界定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无法收费，从而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导致市场失灵。但最近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30·60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世界上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要用30年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属不易。而且，这将是一个比较强的硬约束。 三、金融业应顺应趋势更好地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当前形势下，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全球布局所依据的基本规则、逻辑框架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金融业需作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开展新一轮的全球化布局，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首先，继续高举全球化和高水平开放大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主动有所作为，参与新一轮国际化标准，尤其是更高规格、更高水平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当前重点是加快落实RCEP、积极加入CPTPP，以及与美国、欧盟的BIT协定。同时，尽可能维护WTO，积极推动WTO改革。但客观地说，当过去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出口创汇、进口替代、吸引直接投资的时候，WTO框架是够用的。而当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下一步转向“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供应链情况下，WTO框架就远远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全球投资利益、推动相关的服务贸易，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跃迁。所以，需要对WTO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在这方面，可通过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尝试，大力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目前我国20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各地也都很有积极性，但在改革试点的内容和举措上，总体看比较同质化，多把重点放在投资贸易便利化和一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般性措施上，开放水平和标准并不高。国际上对自贸区最基本的界定是，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投资贸易的规则要优于WTO。而现在，WTO也相对落后了，国际上涌现出了很多更优于WTO的投资贸易规则。为此，需要对我国诸多自贸区的种种政策措施进行仔细分析评估，这些自贸区政策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优于WTO规则的要求？能不能更先进、更具前瞻性地反映和对标最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否则，就失去了开展自由贸易区试验的意义。 第二，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技术、网络空间、虚拟集聚对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业务和资源配置层面重视对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投入，助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另一方面，对部分传统和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应支持其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动化、柔性化和定制化。总体而言，能够真正体现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一些领域，在大湾区是比较成功和突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什么在珠三角能涌现出像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一批科创型企业呢？应该说，与背后的金融支持、金融业态有非常大的关系，大湾区、特别是深圳集中了相当一批活跃、敏锐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机构。当然，金融业自身也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这方面我国金融业总体上走在国际前沿。 第三，更加坚定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好服务于我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要充分认识到2008年危机后、尤其是这次疫情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巨大转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下一步我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落实好五中全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要求，在这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过程中，实施“本币主导”、“本币优先”战略，更多地通过使用人民币实现产业对外转移和调整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布局的主动性。对此，后面再做进一步分析。 第四，充分重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以及落实“30·60”目标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较早，2012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2016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后，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一道，在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在一些领域是引领者，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绿色金融能走在全球第一方阵，也是因为绿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陆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多项文件中，生态文明甚至写入了宪法。从这个角度讲，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将成为下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硬约束，对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金融业改革发展都将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过去成绩的基础上，金融业可开展更加积极、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进行充分的核算、评估和压力测试，既做好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又对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提供比较好的支撑。 四、在大湾区率先实施产业对外转移本币优先、本币主导 “十四五”期间，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求，中国企业仍需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要提供全流程的交易银行和相关服务。理论上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投资兴业到哪里，中国的金融机构服务就应该跟到哪里，因为只有中国金融机构最熟悉中国企业，语言、制度、法律等方面的障碍比较小。其中，特别要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也就是在大规模供应链重构、产业转移过程中，用人民币来实现对外投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美元或者用其它国际货币。 首先，有利于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以中国企业在老挝兴建工业园为例。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家首先在国内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通过对外投资审批和结算程序，将这笔美元资金汇到老挝。之后项目验资落地，通常需要按照当地法律把美元兑换成老挝当地货币吉普。在工业园的投资兴建过程中，由于是基于产业转移，因此多数机器设备、生产线、相关服务和劳务、甚至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时，在老挝的这个中国企业需要再次把老挝吉普兑换成美元，从中国进口上述相关设备、商品、劳务和服务。而中国出口商完成上述出口、收到美元货款后，还要再把收到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入账。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中方投资商，还是所有涉及的双方相关企业，都要承担较大的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已经在相当多的与中国有密切贸易投资往来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接受，在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和投资过程中，更多地直接使用人民币，既具有相当广泛的双边共识，也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不仅有助于双方节约或避免使用外汇，更有助于企业降低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其次，有利于吸引境外市场主体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快速增长的好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购买股票、债券及其它金融产品。这意味着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投资目的地国家市场主体在收到人民币后，除了可用来向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生产线、原材料、劳务和服务以外，还可以投资中国的金融产品。总体而言，我国的金融产品回报率高，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以十年期国债回报率为例，最新的数据大概是：美国1.15%，日本0.033%，法国-0.3%，德国-0.6%，而中国大约在3.2%上下的水平[1]。一个境外投资者如果投资十年期政府债券，购买中国国债的收益是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的4倍左右。在此次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动荡过程中，国际投资者严重缺乏安全资产，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回报率高，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甚至还明显升值。这时，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安全投资资产的价值更加凸显，可以帮助境外投资者进行更好的全球资产配置。 第三，有利于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形成，推动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旦境外投资者广泛、大量地持有人民币资产，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安排好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保障，以及推动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会逐步在全球形成人民币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就会形成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这将有助于形成真正符合市场规律、覆盖全球人民币投资者预期和风险偏好、反映人民币供给和需求相平衡的价格，也就形成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最终形成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形成的是一个由全球投资者交易决定的均衡汇率，它更透明、更稳定、更可预期。因此，也必将有利于全球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推进产业对外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通过人民币及其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线、调整供应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跨国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和安排生产布局，并获得全球范围内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边际利润？最基本的就是靠资金的有效管理和配置，靠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价格信号。 对于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来说，在支持、配合、帮助广东以及其他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腾笼换鸟”、对外转移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提供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全过程的交易银行服务，帮助中国企业以及投资对象国的银行和企业有效地开展人民币业务，从账户开立、资金落地、交易的结算清算以及后续资金及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合规风控等各方面，为市场主体接受、投资和持有人民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要利用已有的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以及过去长期形成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粤港澳三地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最有竞争力的服务。 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有一整套关于人民币从账户开立、资金和资产管理，到交易结算和清算的金融基础设施，有与内地实现互联互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登记、托管、交易、结算、清算系统，还有对标国际、相当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香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为中国企业在新一轮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和跃迁过程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 同时，内地金融界也具备条件和优势为这个过程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务，进一步深化扩大开放，为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开展有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落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任务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 以报告时间为基点。
周二沪深两市股指大涨，上证综指突破了3600点整数关，主要推动力是券商大涨，券商作为牛市的旗手，再度大涨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现在市场流行大而美，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作为券商的龙头，一度封上涨停，可见资金的凶悍。 周二整个券商板块低开大涨6.37%，而且量能放得很大，全天成交698.4亿元，相当于周一的一倍左右，大单资金流进86.45亿元，可见资金抢筹较为坚决，招商证券(行情600999,诊股)和锦龙股份(行情000712,诊股)涨停，东方财富(行情300059,诊股)大涨超15%，就是中信证券也一度冲击涨停最终大涨9.39%，中信证券流通市值庞大，涨停并不多见，本次券商涨幅居前的是大市值个股，像中信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财富等，而不是小证券，说明有大资金有备而来。 券商板块缘何大涨，因素较多，关键是滞涨，去年整个券商板块虽然反复活跃，但作为注册制改革最大受益者，基本上同步与上证综指，远远跑输创业板和深成指，今年再度跑输上证综指，从券商业绩增长来看，实际上并不低，得益于IPO 超速发行和成交量的相对增加、股市走势较好投资收益较为丰厚、两融杠杆资金位于高位带来的利息收入，2020年前三季度上市券商净利润同比增长42%，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37%，这个增速并不比机构抱团的白酒低而是高，也不必新能源个股逊色，可是市盈率只有23.54倍，不到白酒板块60多倍的一半，投资价值已经显现。 年后机构抱团股演绎得淋漓尽致，出现了极端分化的行情，市场有涨出了熊市的说法，舆论矛头指向了机构抱团恶炒，庞氏骗局、股价操纵、灰犀牛等等词汇不断闪现，机构抱团成为了众矢之的，虽然部分机构可以无视舆论的谴责，继续玩弄抱团持股游戏，但是会有部分机构资金逢高撤离，而市场等待机会的资金，尤其是节后基金募集的千亿元资金，部分资金继续追高抱团股的概率下跌，但是既然已经募集了资金，总需要寻找投资标的，不排除机构资金强势介入券商股，券商板块个股压抑的做多热情已经很久，一旦市场发现有大资金建仓，跟风资金就会鱼贯而来，推动股价大涨。 券商一直是市场非常活跃的板块，整个板块流通市值庞大，对资金要求比较高，但人气也很足，只要股价上涨，很容易诱发资金追涨炒作，如果资金是有备而来，做一波中线行情，那么对市场的影响需要非常客观的评价，券商、银行、保险作为金融三剑客，具有一定的联动性，券商上涨带动银行上涨的话，不仅仅是推涨指数问题，可能带来市场热点的切换，银行市盈率最低、股息率最高，涨幅可能是全市场最小的，不少个股新年以后股价继续创新低，相对于白酒新能源投资价值未必就低，关键是没有大资金超配才上涨乏力，一旦金融股启动，形成赚钱效应，市场资金会不会流向价值洼地，就需要审慎的评价，饱受质疑的机构抱团股新能源、白酒、部分科技股和医药生物，可能就面临资金流出，出现调整。 一天走势或许不代表什么，但是中信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财富等大盘证券股大涨释放的信号还是值得重视的，后市需要认真的跟踪盘面的变化，审慎的研判市场热点切换的概率，做好准备。我个人观点认为，虽然目前舆论对机构抱团股分歧很大，但风险是涨出来的，这一点不容质疑，机构抱团股不可能涨到天上去，泡沫就是泡沫，谁也不能否认，关键是何时破裂的问题，作为一般投资者无法判断转折点何时来临，只能是提前下车，寻找价值洼地的投资机会。 这是个人观点，不构成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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