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 陈书平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袁冰为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 李世宏为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 徐斌为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李骏虎为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挂职时间一年）； 刘敏为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免去： 梁磊的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郭勇的四川省铁路和机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李堂兵的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职务； 李强的四川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国内安全保卫局）总队长（局长）职务； 陈书平的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职务； 来建的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0年6月9日
今年两会部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如何？财政政策理念是保民生还是稳投资？投资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在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的“两会解读暨经济形势与政策展望”专题会议上，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针对以上问题作出解读。 祝宝良表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改革、要开放，给其很大信心。他认为，今年的改革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二是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此外，今年改革最大的亮点还在于“放管服”以及放开灵活就业。以下为发言全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如何？ 总的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力度是足够的。 财政政策方面，这次两会公布的财政政策总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甚至超出预期。我们当时预计财政赤字超过3.5%，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的用途跟市场预计的不完全一样，这次特别国债直接下达给市县两级政府，用于必要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保民生。第三部分是专项债，专项债的规模超过了我们的预想。考虑到去年减税降费政策翘尾5000亿，今年为企业新增减负2.5万亿，财政政策总规模达到11.5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11%，财政政策总量是非常大的。 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比市场预期的更加积极，社融和货币供应总量要明显高于2019年，要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的理念更多是保民生还是稳投资？ 这一轮扩大财政支出里面，用于投资的部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中央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增加6000亿，比去年多增224亿，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地方政府一般性预算，财政赤字9800亿，比2019年增加500亿，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赤字不能用于经常性支出，必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另外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其中3000亿划入一般性预算，7000亿用于基建和保企业、保民生。整体来看，将有5万多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接近财政政策总规模的一半，这个量是很大的。 在保民生方面，我有些担心。对于城镇居民，去年的社保盈余5000亿，今年社保预计短收5000亿，这1万亿可以用在城镇居民的失业保险上，对缴纳社保不超过一年的城镇中的农民工，也可以纳入失业保险，这样就可以覆盖有社保的城镇居民。我最担心的是农村的民生保障问题。农村现在有1700多万农民工没有返城，还有在本地的农民工1.2亿人，这部分人因为疫情受到的损失比较大，用于这部分人的保民生的资金规模可能略显不足。 保市场主体方面，我认为政府应当偿还拖欠企业的两笔钱。一部分是增值税留抵退税，到去年年底预计超过1万亿。另外一部分是新能源企业的补贴款。如果这部分款项能偿还给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就可以保住，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前期大量投资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地方政府应当按时偿还企业这两部分款项，但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目前这部分资金还没有着落。此外，还有政府对一部分银行的注资如何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的力度足够大，其中将近一半资金用于投资也是可行的。但是，用于保企业、保民生的这两部分资金的规模是否足够？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投资“新基建”还是“老基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新一重”，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可能实际执行中会以老基建为主，包括城市群的建设和老旧城区改造等。这对于长期拉动经济有好处，但是对于投资的方向还是要做好引导工作。 新基建方面，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引导企业投资，引导产业数据化。 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坚持改革开放 这次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给我很大信心的一点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改革、要开放。我认为，今年的改革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二是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这两方面应该出台更加细化的政策，把改革推动下去。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传统基建投资会比较多，要注意将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问题。此外，今年改革最大的亮点还在于“放管服”以及放开灵活就业。 今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我们要留有政策空间，相机抉择，根据疫情走势进行应对。希望下一步政策可以在保民生、保企业方面做得更多、更细。
据海南省纪委网站消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叶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叶明简历 叶明，男，汉族，1966年10月出生，海南文昌人，200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主任记者。 1988.07-1997.08，海南电视台新闻部、经济部记者、编辑； 1997.08-2003.06，海南电视台经济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2003.06-2007.10，海南广播电视台驻三亚记者站站长（副处级）； 2007.10-2009.06，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驻三亚记者站站长、办事处主任（正处级）； 2009.06-2009.08，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活动部代理主任、三亚记者站站长兼办事处主任； 2009.08-2010.02，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委委员、大型活动部代理主任、三亚记者站站长兼办事处主任； 2010.02-2010.09，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委委员、大型活动部代理主任； 2010.09，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委委员、副台长。
消费、医疗、科技是A股投资的三大主线。 今天我们来谈谈消费。 先看两个数据（图1、图2）。从图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GDP逐年快速增加，与此同时，消费对GDP的贡献也在稳步增长，这个趋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愈发明显。 与图1可相佐证的是图2，图2展示的是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这个指数反映的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减情况）近40年来的发展趋势。从趋势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水平快速上升。 回到资本市场，无论是A股、美股还是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的日本股市，消费类股票的表现均超越大市。 因此，综合消费在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中的表现，投资消费有着坚实的基础，理应成为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言及于此，我们就面临一个操作上的问题：投资消费，我们应该选择消费类股票，还是选择消费类的基金？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和相关的专业知识来研究消费类的个股，因此投资消费的一个理想选择就是购买消费类的基金。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消费类基金如何选”这个问题。 消费类基金有哪些类型？ 消费类基金大致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另一种是指数型基金。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是基金经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各显神通，按照自己的投资框架、投资逻辑精选个股形成基金的股票组合。指数型基金也被称为被动管理型的基金，这里的被动是指指数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在进行投资管理时不能有主动性，只能被动地完全复制指数来进行投资。 指数基金相对比较复杂，我们进一步加以说明。 什么是指数？股票市场包罗万象，A股、美股都有数千只股票，有些投资者关心个股的情况，有些投资者关心市场整体的情况，为了满足后者的需求，指数公司就根据规则编制出了各种指数以呈现总体的情况。 编制指数的规则主要有两个：一是选股规则；二是加权规则。 所谓选股规则是指根据什么标准选择纳入该指数的股票。以沪深300为例，沪深300的选股规则是：对样本空间股票在最近一年（新股为上市以来）的日均成交金额由高到低排名，剔除排名后50%的股票，然后对剩余股票按照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名，选取排名在前300名的股票作为样本股。 所谓加权规则是指纳入的股票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加权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同样以沪深300为例，沪深300采用的是分级靠档的流通市值加权方法来构造指数的。受到市场诟病的上证综指采用的则是总市值（注意不是流通市值）加权的方法，因此它不能准确反映市场行情的变化。 指数基金根据成分股票的行业覆盖范围分为宽基指数基金和行业指数基金。所谓宽基指数是指该指数的成分股票覆盖多个行业，例如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等指数。所谓行业指数是指该指数的成分股票来自某个行业，当然这个行业的口径可大可小，例如上证消费、中证500消费等等。 从交易方式这个角度出发，指数基金又可以分为ETF、LOF、ETF联接基金、一般指数基金等等。ETF指数基金可在场内（证券交易所）像股票一样直接交易，也可在场外通过一篮子股票申赎。LOF与ETF的区别主要是场外交易方式不同，LOF 场外可通过现金进行申赎。很多投资者没有股票账户，也不熟悉场内交易的方式，为了方便这类投资者，一些基金公司推出了ETF联接基金，这类基金方便投资者在场外用现金申赎ETF。一般指数基金主要盯住某一类指数，交易方式是场外使用现金申赎。 回到消费类指数基金，很多机构推出了自己的消费类指数，例如Wind、中信、中证指数公司、申万等等，这些机构推出的消费类指数大同小异，从行业覆盖来看，主要分为主要消费（必选消费）和可选消费两类。 以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消费类指数为例，主要消费包括以下细分行业：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饮料、包装食品与肉类、烟草、农牧渔产品、家常用品、个人用品；可选消费包括：汽车零配件与轮胎、汽车与摩托车、家庭耐用消费品、休闲设备与用品、纺织服装、珠宝玉奢侈品、酒店、餐馆与休闲、综合消费者服务、媒体、日用品经销商、互联网零售、多元化零售、其他零售。在明确细分行业，根据入选股票来源的不同，又分为沪深300消费、中证500消费这样具体的消费类指数。当然，消费类指数根据所框定的行业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食品饮料指数、白酒指数等等。 消费类基金如何选？ 在弄清楚消费类基金的类型后，解决消费类基金如何选的问题就相对容易了。 首先来看消费类的指数型基金该如何选。既然是指数基金，关键点就是选消费的细分行业，就要看哪类细分消费指数的历史表现最好（见图3）。从图3-1可以看出，主要消费和可选消费这两个主要的消费指数中，主要消费的表现明显优于可选消费；从图3-2可以看出，主要消费下的沪深300消费的表现又远好于上证消费和中证500消费。 当然，我们还可以顺着两个方向更进一步地观察更细分的消费指数：一个方向是寻找行业上更细分的消费指数基金，例如食品饮料乃至更细的白酒指数；另一个方面是沿着因子复合的方向寻找更细分的消费指数基金，例如消费红利指数。随着行业越分越细、因子越来越多，对择因子和择行业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也就愈发偏离被动投资的要义。 在明确了投哪一种类型的消费指数后，选择具体的与该指数对应的基金就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了，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指数的跟踪误差（跟踪误差越小越好）、基金规模（指数基金的规模以大为美）以及基金费率（综合费率越低越好）。 再来看主动管理型的消费类基金。很多投资者选择这类基金的逻辑是我看好消费这个行业，同时我信任基金经理在这个行业中的选股能力，这样我既能获得这个行业的β收益，还能获得基金经理选股带来的α收益。 我们筛选了消费类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见表1），筛选标准如下：成立三年以上，基金规模不低于2亿元。 我们将上述基金和消费类指数做个比较。以消费指数中表现较好的沪深300消费为例，该指数最近1年、3年、5年和10年的复合年化收益率分别为35.25%、34.23%、20.21%和16.8%。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能够跑过指数的基金经理凤毛麟角。 从消费的长期表现看，它应该成为我们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从短期看，当前上证消费、沪深300消费、中证500消费的PE（TTM）分别达到40.93、31.6、42.99，处于各自历史分位的81%、62%、72%，大家还是要注意中短期的回调风险。
“王于兴师，与子偕行。” 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至今，市场聚焦于比较海南与香港的异同之处。 我们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之下，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海南与香港将承担各具特色的战略职能，其差异性贯穿于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全局作用与体制特征。海南的未来并非第二个香港，而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对标香港，海南的成长之路既有制度设计的形似，更有精神内核的神似，为两地的同气连枝、深度合作奠定了多维基础。展望未来，海南与香港求功能之“异”，存合作之“同”，互补、呼应、传承料将成为未来两地关系的长期主题。在保护主义高涨的全球形势下，两地有望偕行以共赢，成为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核心战略支点。 海南的未来并非第二个香港，而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全局思路，“未来的海南”与“现在的香港”具有截然不同的战略职能，两者的差异性料将清晰体现于四个层面。第一，就功能定位而言，现在的香港是全球排名第六的国际金融中心，重在连通境内外的贸易流与资金流。而未来的海南将成长为要素自由流动港，引导物资、资本、人员、技术、数据等生产性要素的全球性集聚、配置与融合。第二，就产业结构而言，贸易、金融、地产、旅游、服务构成当前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相较而言，未来海南的产业结构更加向“实”、向“新”，在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上，聚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主动拥抱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同时，也有望获得工业互联网、DCEP等中国产业升级领域的先发优势。第三，就全局作用而言，现在的香港是投资中国的“虚体”，外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内接“陆港通”、“债券通”等便利性工具，为国际资本投向中国内地提供渠道。未来的海南则是投资中国的“实体”。全球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3.5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空间，叠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有望吸引国际资本在海南落地生根，直接融入中国实体经济的大循环。第四，就制度特征而言，基于“一国两制”，香港将保持独树一帜的竞争优势与发展路径。与之不同，未来的海南在基本制度上与内地一致，更利于放开手脚，发挥“试验田”的先试先行功能。并且，海南的创新成果也更加体现中国特色，更易于向内地移植，从而推动高水平开放从“特例”变为“惯例”。 对标香港，海南的成长之路既有形似之表，更有神似之里。着眼于外部的形似，一方面，从“自贸区”升级为“自贸港”，海南有望在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低税率等制度优势上比肩香港。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划分为稳扎稳打、逐层推进的三个阶段，亦相近于香港营商环境发展的探索路径。深究于内部的神似，琼港两地具备同气连枝的精神特质。回顾历史，香港从边陲渔村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端赖于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狮子山精神”。与之辉映，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年余来，海南在金融、医疗保健、绿色产业、教育、旅游等方面积极突破，展现出相似的奋斗精神。展望未来，基于一系列制度创新，海南有望孕育出“五指山精神”，在开拓自强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四大精神特质：1）包容的氛围；2）理性的认知；3）自我的解放；4）自律的气场。由此，海南“五指山精神”料将与香港“狮子山精神”掎角呼应，构成两地深度合作的人文底蕴。 海南与香港唇齿相依，未来有望偕行共赢。较之于香港，未来的海南既存在战略职能的差异性，又具备精神内核的相似性。基于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之下，三大主题将长远主导琼港两地关系。一是“互补”。香港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将为海南的高新产业发展提供充沛的资金、专业的战略投资者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而海南则将反哺香港以优质的投资标的和金融资产，夯实香港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柱。香港国际领先的服务业体系和教育资源，将就近为海南的旅游、消费和现代服务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梯队，海南则将回馈香港年轻一代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呼应”。在保护主义高涨的全球背景下，海南与香港将共同构成关键的战略支点，对内桥接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形成辐射泛南海经济圈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极点，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RECP的枢纽。基于此，中国经济将获得多重战略主动性。一方面，以琼港两地的总部经济效应为楔子，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在加速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以高新产业、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推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以琼港两地的免税购物红利为跳板，引导海外消费需求回流，支持中国加速从供应链单一中心升级为全球“供应-需求”链双枢纽。三是“传承”。在海南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进程中，香港将提供多方位的镜鉴与标杆，未来的“五指山精神”亦是对“狮子山精神”的承继与升华。而以海南为起点，新的开放模式和发展理念有望向中国经济腹地延展，促使开放由点及面、由政策发展为文化。
两会期间，中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以及疫情的生存状态，受到代表委员的广泛关注。作为稳就业的主力军，众多中小微企业在各项支持政策的助推下，经营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各地方政府近期不断加大中小微企业政策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支持、更大规模减负等政策组合拳不断加码。 北京市日前出台措施，加大力度清理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不合理限制和管控规定，并研究制定加快壮大新业态新模式的若干措施。福建省近日设立了首期100亿元贷款规模的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对中小微企业提供一年期的优惠贷款。除此之外，包括海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近来也都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重点集中在加大金融支持和降低企业成本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从财税部门到各级银行，都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振企业复工复产信心。但目前，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生存问题仍较为突出，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都遇到许多阻碍，政策效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政策诉求尚未全面覆盖。 此前，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广东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组成联合调查工作组，对广东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影响较大，96%的中小微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困难，包括：员工不能及时返岗、融资困难、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等，其中市场需求不足占比59.79%，成为较为突出的难题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面临的两大阻碍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由供应链上下游阻塞带来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缺乏和供应不足；另一方面是以订单锐减、市场需求不足为主要表现的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 在全球疫情的肆虐下，市场情绪达到冰点，投资意愿呈断崖式下行，内需消费“遇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国内疫情已趋于稳定，企业复工复产的步伐逐渐加快，而海外疫情严峻复杂的形势引发了外需不振甚至需求转移等一系列问题，极不利于中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短期外需疲软难以恢复的情况下，政府应发挥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扩大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并通过市场机制拉动投资需求，共同推动经济的增长。一系列加强引进来、扩大内需等举措也应积极开展。在扩大并完善国内市场的同时，帮助生产终端产品的中小微企业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份额，建立新的合作市场以分散风险，并帮助外贸企业扩大内销，缓解生存压力。 与此同时，企业也应积极自救，调整生产规模以缓解过剩压力，在供应链被动收缩和外需不振之间寻求平衡，同时通过转型升级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以改善远期的供需平衡结构，尽力克服内外疫情周期错配问题。这不仅是帮助企业自救度过难关的过程，更是重拾市场信心的过程。 此外，企业应思索未来产业链的调整升级，加快企业运转速度以实现更精准的供需对接，探索新的将开拓市场需求作为长远的战略导向。受疫情冲击的中小微企业还应及时创造必要的弹性窗口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 在下游需求尚未回暖之前，融资环境的改善不足以支撑中小微企业有效恢复“造血”功能。中小微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因客观制度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政策优惠，在平等待遇上缺乏有效保障，其市场准入仍存在隐形壁垒。政府还应继续落实公平的市场准入机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民营经济松绑，为中小微企业创造公平有序、便捷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小企业扩大市场需求创造有利条件。 现如今，中小微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支撑社会市场运转、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只有维护和推动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广大人民生活得以保障，市场活力才能持续繁荣，社会才能长期和谐安定。 未来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还需克服种种困难和阻碍，更多的政策配套措施还需及时跟上，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助。我们相信，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
中概股回归，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020年注定是中概股回归元年。两个原因：第一，早在2018年，港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就已作好中概股回归的通道设计；第二，美国对华为及中国高科技的无底线、赤裸裸打压，已经严重波及中概股的生存，目前中概股在美国挂牌的成本与风险被数倍放大，甚至可能面临集体摘牌的风险。因此，以阿里巴巴、京东、网易为代表的中概股，已率先回归港交所，并搭建了中概股“第二上市”的通道，其他中概股也会纷纷效仿。 一、港交所赢得中概股回归先机 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8A章正式推出两项IPO新规：一是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二是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港交所要求，同股不同权的公司赴港上市时，最低预期市值要达到400亿港元；如果市值少于400亿港元，则需要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亿港元。此外，港交所还进一步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制度安排，包括简化首次公开招股程序、缩短首次公开招股结算周期（T+5）等。 自上市新规实施以来，84家新经济公司（包括医疗健康及生物科技公司）已在香港上市，共募集3，023亿港元，占同期香港整个新股市场总融资额的50.8%。 2018年7 月 9 日，小米集团-W（01810）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IPO发行价为17港元，净筹资240亿港元，成为港交所首家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上市企业。 2018年9月20日，美团点评-W（03690）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IPO发行价69港元，在香港净融资326亿港元。美团是港股市场第二支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 2019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SW（09988）回归港交所“第二上市”。2014年9月19日（美国东部时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IPO发行价68美元，总募资超过250亿美元。此次阿里巴巴回归港交所第二上市，发行价176港元，集资超过1000亿港元（约合130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股票简称后一个后缀SW，其中W代表同股不同权架构（Weighted Voting Right），而S代表第二上市（Secondary Listing）。 截止2020年5月底，港交所共有“第二上市”港股3只：阿里巴巴、宏利金融、南戈壁；另有3只“同股不同权”的港股：阿里巴巴、小米集团、美团点评。 2020年6月11日，网易-SW（港股代码09999）将正式回归港交所挂牌。2000年6月，网易挂牌美国纳斯达克。20年后，网易决定回归港交所第二上市。2020年6月2日至6月5日网易计划招股，全球发行股份1.71亿股普通股，占公司总发行股本的5.3%，其中散户认购部分占比3%，最高公开发行价为每股126港元，此次网易的募资规模约245亿港元。 2020年6月18日，京东-SW将正式回归港交所挂牌，本次在港二次上市的募资规模或将高达30亿美元。2014年5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京东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京东首次公开发行9368.56万股美国存托股票（ADS），定价为每股19美元，每股美国存托股票相当于2股公司A类普通股。京东本次公开发行共募集17.8亿美元，是至今为止中国企业在美IPO第二大融资规模。 截至2020年4月底，在港交所IPO新规实施的两年间，已迎来28家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资额达825亿港元。其中，共有16家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共募集397亿港元，占同期香港新股市场总融资额的6.7%。目前，香港市场共有146家医疗健康公司上市，总市值达1.85万亿港元，较上市新规生效前的2018年4月增长72%。过去两年，港交所已成为新经济公司上市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新经济公司融资额占同期香港整个新股市场逾50%；在港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市值目前已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7%。 根据彭博数据显示，港交所在过去十年上市的公司中，新经济公司市值的占比仅为3%，而纳斯达克、纽交所却分别高达60%和47%。不过，目前港交所上市公司行业结构正在摆脱以房地产、金融业为主体的传统格局，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港交所占比正在加速上升。按行业或概念划分，港交所涵盖了5G概念25只，半导体18只，区块链20只，软件服务127只；移动互联网32只，电讯18只，信息器材80只；生化科技17只，医药医疗120只，医疗服务31只；网络游戏25只，电影娱乐26只；腾讯概念24只，阿里概念17只，苹果概念12只，富士康系4只，银行54只（内地银行29只），保险16只（内地保险9只），其他金融175只，内地券商股19只，房地产256只（内地房地产121只）。 二、港交所的特色与优势 2019年2月，港交所发布《战略规划2019-2021》，它提出了“立足中国，拥抱科技，连接全球”的宏大战略定位；港交所的愿景是要成为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连接中国与世界。香港交易所已从中国首要的离岸股票融资中心转型成为内地投资者的首选国际目标市场，以及国际投资者首选的中国市场。境内投资者均可透过沪深港通和债券通，经香港轻松进行跨境交易。这一战略规划进一步强化了港交所的特色与优势。 （一）国际化基因与“机构市”优势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具有离岸市场的优势，同时，港交所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成熟市场，它不仅有105家外国上市公司，而且外地投资者在港股交易额占比超过40%。这是一个“国际范”十足的成熟市场，它与NASDAQ具有同样的魅力。 截止2020年5月底，港交所共有红筹股178只，国企股281只（A+H股119只），B股转H股6只，港股通615只，ADR共有14只，台资股51家。此外，港股共有外国上市公司105家。港交所不仅是自由化程度极高的国际市场，而且其标价、交易、结算货币是港币，而港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因此，港交所具有更高的国际接受度，能更好地对接中概股的“第二上市”，以及未来的“转板”。 作为港交所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2019年9月11日，香港交易所宣布，已向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董事会提议，将香港交易所及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两家公司合并。这一提议后来被伦敦证交所拒绝。 实际上，早在2012年6月，港交所豪掷166.73亿港币成功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这个成立于1877年的世界最大有色金属交易所，成为了港交所全资子公司，我国交易所有史以来的首例成功的国际并购。据悉，LME基础金属期货及期权合约交易，交易量约占全球基本金属期货交易的80%，掌握全球有色金属的定价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会员制商品交易所。 此外，港交所还是一个典型的“机构市”。近年来，机构投资者交易额比重一直高达85%左右，而散户交易额约占15%左右。与此相反，内地A股市场仍是典型的“散户市”，散户成交额同占比高达85%以上。从投资者结构差异来看，大体可以反映出市场的包容性及韧性差距。 （二）港交所是沪深港通的关键枢纽 2014年11月17日，连接香港和上海股票市场的沪港通机制启动；2016年12月5日，连接香港和深圳股票市場的深港通机制启动；2017年成功推出债券通；将来还会有基金通、期货通。沪深港通的开通，让投资者首次在不改变本地市场交易习惯的原则下，方便快捷地直接参与对方市场，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新时代。 随着沪深港三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内地投资者首次拥有了个人境外投资的机会。港交所不仅拥有内地投资者熟悉向往的投资标的，如腾讯、阿里、京东、网易、小米、美团点评等中国一流新经济企业，而且它还拥有内地投资者神往的交易机制，例如，T+0回转交易，不设个股涨跌幅限制，以及发达的便利的市场做空机制（股票期货、期权，股指期货、期权）。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南向港股通五年累计成交8.748万亿港元，累计9，870亿港元内地资金净流入港股。内地投資者透过港股通投资港股的持股总额持续攀升，由2014年底的131亿港元增至9，995亿港元。 与此同时，港交所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市场，它通过沪深港通机制将境外机构及国际资本直接引入内地A股市场，成为沪深港通国际化的关键枢纽。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北向的沪股通和深股通累计成交17.41万亿元人民币，累计 8，600亿元人民币净流入內地股票市场。香港和海外投资者通过沪深股通持有的内地股票总额不断增长，由2014年底的865亿元人民币，激增至12，212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8年年底，外资对内地A股的持股金额约为1，720亿美元，其中58%的持仓是由沪深港通贡献的。债券通运营至今的总交易额已经超过2，100亿美元，为内地债券市场贡献了10%的外资持仓。平稳运行的沪深港通和债券通与QFII、 QDII等机制一起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十年，来自香港的投资在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一直保持在60%以上，在中国内地资金的对外投资中，通过香港出海的投资占比一直保持在60%以上。香港资本市场对于中国企业上市融资以及为内地A股市场引入外资的独特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沪深港通开通5年以来，北向流入金额达到1.01万亿元人民币，外资持股达1.44万亿元人民币；债券通开通2年多以来，达成交易超过3.8万亿元人民币。香港市场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充当了中外联通的翻译机与转换器，为中国创造了重要的战略价值，也为自己赢得了持续的繁荣和财富积累。 （三）港交所“背靠内地”更显活力 事实上，由于A股IPO核准制门槛过高，大量互联网企业、新经济企业首选港交所和NASDAQ挂牌，尤其是最近两年，内地新经济头部企业首选港交所，而且再加上近期中概股首选港交所，这表明港交所对内地高科技企业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自港交所1993年开始接纳内地企业上市以来，内地企业对香港市场的重要性逐年增加，香港一直是内地企业首选的境外融资中心。 截止2004年2月底，香港证券市场主板和创业板共有1043家上市公司，其中96家为内地国企H股公司，72家属红筹企业，内地企业市值占港股市值的比例29%。 截止2007年10月底，港交所主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为1220家，其中H股144家、红筹股91家、非H股内地民营企业162家。中国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非H股内地民营企业）的总市值占港股总市值的60.1%，成交则占市场总成交额的76%。 2009年港交所IPO融资金额高达3869亿港元，首次超越纽交所勇夺全球股市“集资王”的宝座。2009年底，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已高达17.9万亿港元，比1989年的0.6万亿港元增长了30倍。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多达524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0%。从市值上看，内地企业市值占比已经高达58%，内地企业股票成交量占香港市场总成交量的72%。 截止2019年8月底，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企业已达2392家，总市值已达30万亿港元。其中，来自于中国内地的企业已达1202家，包括275家的H股、175家的红筹股、752家的内地民营企业；来自中国内地企业的上市数量已占香港上市公司总量的50.3%，市值占香港总市值的69.1%，成交金额占香港总成交金额的76.1%。 根据《2018年全球中概股市场研究报告》中，2014年至2018年年底，中企赴美国上市数量仅为92家（纳斯达克57家，纽约证券交易所35家）。同期，中企赴港上市数量高达334家（港交所主板290家，港交所创业板44家）。2019年，共有117家国内企业成功境外IPO，IPO融资额15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内地企业选择在港交所上市。 2019年香港交易所总共通过163宗IPO（不包括转板上市），其中主板有151只IPO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新股数量比例由2018年的44%上升至59%，但融资总额贡献达74%，即大约2，295亿港元。2019年来自香港及澳门本地企业的新股数量仅占28%；2019年另有13%的新股上市公司来自外国。 三、内地A股市场未雨绸缪 曾几何时，中概股以“海外私有化-内地借壳上市”的路径回归A股市场，但须经历私有化、拆除VIE架构、厘清海外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和境内实体之间的股权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当然，目前A股市场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吸引新经济企业来此上市。 实际上，早在港交所酝酿IPO改革新政期间，内地证监会也在快速作出反应。2018年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允许试点红筹企业按程序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存托凭证上市；具备股票发行上市条件的试点红筹企业可申请在境内发行股票上市。 所谓试点企业，是指已在境外上市的大型红筹企业，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尚未在境外上市的创新企业（包括红筹企业和境内注册企业），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亿元人民币且估值不低于200亿元人民币，或者营业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其中所称“红筹企业”，是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 2019年7月22日，上交所科创板正式开板交易。科创板注册制专为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及红筹企业开设了专用通道。2020年4月，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新规也复制科创板，专为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及红筹企业预留了IPO通道。不过，至今还没有一例中概股通过这一新通道进入沪深交易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2020年4月30日，证监会公布《关于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进一步降低了已境外上市红筹企业在境内股票市场上市的市值要求，以助力符合要求的海外中概股回归A股市场。文件规定：已境外上市红筹企业的市值要求调整为符合下列标准之一：（1）市值不低于 2000 亿元人民币；（2）市值 200 亿元人民币以上，且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事实上，即便没有发生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美国照样要打压中概股。2020年4月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LK.US）曝出财务造假22亿元的重大丑闻，导致当日股价暴跌75.57%，随后美国SEC作出瑞幸咖啡退市的决定。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丑闻，成为众多中概股加速回归香港上市的催化剂。 2020年4月21日美国证监会发布声明，提醒新兴市场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质量的风险。 2020年4月22日，美国证监会主席Jay Clayton在媒体上公开警示中概股风险，引发市场对于中美资本脱钩的担忧，也使得投资者对于中概股回归的预期升温。 2020年5月19日，纳斯达克修订上市规则提议，来自限制性市场的拟上市公司最低募资额为2500万美元，或者是最低募资额达到发行完毕后公司上市市值的四分之一，满足两者最低条件。同一天，瑞幸公告收到退市通知。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也称“肯尼迪法案”（KennedyAct），美国媒体戏称“中概股法案”。该法一旦实施，许多中概股可能面临摘牌的风险。2019年PCAOB曾列出一份最近两年拒绝接受PCAOB检查的境外上市公司，其中241家公司中，有93家来自于中国香港，127家来自于中国内地。 2020年6月5日晚，上交所发布《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有关红筹企业可以申请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规定，尤其在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相关事项、信息披露要求及持续监管等方面作了细化规定，再次降低了尚未在境外上市红筹企业申请在科创板IPO的门槛。 截止2020年5月31日，约有244家中概股在美国挂牌，其中，164家在纳斯达克，80家在纽约证交所（63只ADR，17只非ADR），其中，除了阿里巴巴、京东、网易外，还有百度、好未来、58同城、陌陌、新浪、搜狐、携程、拼多多、腾讯音乐、携程、爱奇艺、唯品会、哔哩哔哩、新东方、中通快递、百盛中国、华住、前程无忧等一大批国内优秀的互联网龙头企业。这些“新经济”中概股的回归，无论对港交所，抑或是内地A股市场来说，都将是十分重要的机遇，它会带来上市公司结构的重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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