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期货市场筹备和建立过程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诞生30周年。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家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从1988年开始的筹建正式走向落地运营。我是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做期货的，作为我国从业时间最长的期货老兵和有幸曾经任职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的我，在我国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的历史性关键节点，回顾创建我国期货市场这一难忘的历史性事件，重温当时期货市场创建者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过程，总结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特点和他们对期货市场作用的期待，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货市场特征和期货市场发展规律角度，分析我国与美国期货市场从建立、初期作用以及发展进程的异同点，对理解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和所采取的不同的期货市场治理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期货市场，以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商品的生产、消费以及价格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决策。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创建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发展史上的奇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和开创者，在探索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上，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凝聚了超凡的智慧，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没有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发展模式和规律，没有等待现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发育，而是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和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条件下，在很多人认为现货市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推动和组织，跨过中远期交易阶段，直接开始了期货交易探索，这是一个奇迹。 （一）发现期货市场功能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我国开始实行政府计划定价和市场自主定价的价格双轨制，并逐步从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计划失控、市场不灵的状况。此后，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市场化定价的路径和方法。 田源考察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田源先生访问纽约商业交易所（以下简称NYMEX），他了解到石油危机发生后，石油价格上下波动剧烈，搞了石油期货，就有了风险管理工具，相关企业便能够在石油价格上涨和下跌过程中保护自己。那时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不断波动，波动幅度还很大，比如玉米，价格涨了，城里人受不了，价格跌了，农民受不了。他当时就考虑期货既然能够转移价格波动风险，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到中国去（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田源先生后来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主要创始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 郑元亨调研伦敦期货市场。为了配合进出口贸易，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是比较早的，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以及后来的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总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987年10月，作为有色总公司深圳联合公司下属贸易公司总经理，郑元亨先生带着“办一个东方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梦想，第一次来到伦敦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LME）学习（郑元亨，“自下而上”的期货交易所创办探索，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当时，他在笔记本上留下这样一首小诗，“小小交易厅，围座经纪人。口喊手比划，生意即做成。价格传世界，管理极严明。期货风险高，操作要小心。”郑元亨先生后来成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朱玉辰研究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还在读研究生的朱玉辰先生发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尝试性探讨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期货市场，建立什么样的期货市场，这个期货市场怎样运行。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因为这篇文章，朱玉辰先生不仅成为我国的第一个期货硕士，后来还成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之一。 郭晓利找到日本期货市场。历史总是充满了偶合。还是在1987年的秋天，此时从1982年公派留学日本的我正在读研究生，为寻找一个国家急需却还没有国人在做的行业，而奔走在日本各行各业的企业机构。《日本经济新闻》一则招聘“先物外务员”的广告把我吸引到了东京，有幸现场聆听了日本市况研究所所长岩井厳先生关于黄金期货的演讲，当得知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商品的价格，还能够转移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时，真是激动不已，这不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吗？1988年3月毕业后，就在东京做期货，开启了我的期货报国之路（郭晓利，《我在日本做期货》，《中国期货》创刊号，1994年3月）。这使我成为第一位在日本做期货的中国人，也使我有机会回国后和田源先生、朱玉辰先生成为同事，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二）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 田源领导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先生考察美国期货市场回国以后，开始了建立期货市场的探索，“1987年下半年，根据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日益加剧，需要通过发展期货加以回避风险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提出了研究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设想及研究工作计划，1987年12月14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报的关于期货市场研究的计划，写信给中心主任马洪同志，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1988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设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小组）。”（田源著，《中国期货市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期货小组由田源任组长、杜岩任副组长、常清为秘书长，朱玉辰等为核心成员，198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座谈会，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期货市场工作座谈会。1989年1月，期货小组形成《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同年10月，商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粮食批发市场，但却迟迟没有批下来。 田源讲述国务院领导最后决策。1990年5月，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田源先生参加会议，他在发言时说，现在经济体制不一样了，我们需要研究新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让物价比较平稳，就需要找到一种机制来帮助治理通货膨胀。国外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波动风险，非常成功，美国的农产品价格较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CBOT）大量的期货交易来实现的。李鹏总理听了发言后说，对，这个主意好，中国宋代就有期货，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一种期货，期货能保证农民利益，庄稼还种在地里，粮食就已经卖出去了，这个办法好，我看可以试一试。中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就这样定下来了（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1990年7月，国务院发布［1990］46号文件，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同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个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迈出第一步。 （三）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特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一个特点，“政府推动”。价格理论与实践和期货研究专家童宛生教授指出，“价格改革是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价格改革，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期货市场。”（童宛生，《难忘的期货岁月—谈价格改革与期货发展》，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在价格改革实行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在推动由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度的过程中，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国家部委研究、推动，最后国务院批准的。没有政府的强劲推动，就没有可能在当时半市场化的状况下建立期货市场。政府推动成为后来各地建立期货市场的范本，只是推动和批准由国务院变成了国家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政府推动的动力源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利用期货市场解决商品价格市场化定价问题。如上海金属交易所是由物资部主导推动建立的，原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王立华曾经讲述这个过程，1992年初，物资部联合上海市政府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试办上海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请示》，当时有些部委不同意合同自由转让，不同意计划内有色金属进入交易所交易，而国务院的批准需要每一个相关部委认可才行，柳随年部长觉得这样下去决定的时间太长，当即决定不等了，他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打电话，商定由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两家共同筹建这个交易所。1992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在物资部、上海市政府的全力组织和支持下正式挂牌成立了（王立华，《从物资部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大连商品交易所是由大连市政府推动建立的，1992年，大连市政府批复文件要求，大连市体改委、商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粮食局、物资局、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等单位组成期货交易所筹建小组，1993年11月18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姜丽华，《繁荣之后忆往昔—大连商品交易所成立记》，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二个特点，条件不具备的“早产儿”。面对期货市场试点后一哄而起的状况，1993年1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李剑阁先生（后来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指出，期货市场具有巨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因此，要让期货市场兴利除弊，就必须根据国际惯例，建立以下一些必要的条件：制定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统一的期货交易监管机构和期货从业人员的自律性组织，期货交易必须建立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基础之上，必须制定充分合理的交易条例、会计准则和结算制度，必须拥有完善的通信系统、高效的报价服务系统、充分的运输和仓储系统等。“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法律状况来说，这些条件还很不具备。一般来说，这些条件有的可以在建立期货市场的实践中逐步创立，有的则必须在建立期货市场之前就确立的。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行业，决不能仓促上马，带病运转，否则后果可能凶多吉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以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为基础。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现货市场远未发育。而没有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是不可能建立起期货市场的。当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各个方面包括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建议加快期货市场建立的前期工作，切忌在条件不具备时就匆忙建立期货市场，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期货市场。”（李剑阁，《关于期货市场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月22日）。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早产儿”论的由来，“早产儿”论直接影响我国期货市场试点出现问题后政府采取的清理整顿措施，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影响深远。 （四）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与质疑 国内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研究。朱玉辰先生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中，研究了美国当时和早期的期货市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它是金融资本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非生产性资本繁殖的工具，投机商不关心商品的实际交收，感兴趣的是从买空卖空中渔利，他们把标准化期货合同变成赌博的筹码，商品交易所变成了“希图以非生产方法繁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因而他们对期货市场的评价毁誉参半。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他这样描述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期货市场是通过商品交易所，以期货合约的方式交收现货商品，从事期货交易的大部分成员是商品供应者、实际用户和贸易商。他们利用商品交易所寻找交易对手，待合约期满时双方以现货交收来了结交易。那时的商品交易所主要是便于经营该商品的商人和用户确定商品的来源和成本，使他们能提前安排生产、运输、储存和推销。无疑这种期货市场不带有投机色彩，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可见期货市场与投机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 美国期货市场起源于芝加哥商会。美国的期货交易所起源于商会，商会是个现货商组织，作为美国第九个商会的芝加哥商会（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在1848年4月3日，由83个商人在芝加哥南水街105号盖奇﹒海恩斯（Gage Haines）面粉仓库上面的怀廷（W.L.Whiting）办公室自发组织的。从后来的实践看，商会的成立推动了芝加哥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现货行业标准，推行了行业自律管理，提高了信用程度，促进了贸易的规范和快速增长，加快了市场发育与成熟的进程，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当然，这83位商人也不是一般人，在1836年至1860年间，芝加哥最早的20位市长中就有6位来自芝加哥商会这83位发起人。1851年3月13日，达成第一份玉米远期合约，商人们开始了远期合同的买卖，远期合同可以转让，逐步形成了中远期交易市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原副总裁威廉﹒格罗斯曼和作为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的常清先生指出，“芝加哥交易所（CBOT）刚成立时，既不是一个现货市场，也不是一个远期市场，更不是一个期货市场，仅仅是为促进芝加哥工商业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商会。这也正是其创立者们在当初命名时并没有直接使用交易所，而是用了一个商会或贸易管理局名称的原因。”（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 美国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激发了交易商采用各种形式的远期合约的投机活动，战争之前，流通的仓单数量与未结算的合约数量之间总是存在直接关系；战争期间，北部联军需要饲养马匹的燕麦以及诺斯兄弟等士兵需要的猪肉，导致远期交割的合约中存在大量投机性的买空交易。燕麦提供了第一个大量的投机机会，1862年，燕麦价格从每蒲式耳16美分跳至43.5美分，1863年3月31日，谷物仓单增加到4，688，722蒲式耳，10月31日，燕麦价格陡升至72美分。可以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阶段的时期。1865年10月31日，形成最早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这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以下简称CBOT）的由来（［美］威廉﹒法龙（William.D.Fallon），王学勤译，《市场的缔造者--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50周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 芝加哥商会（CBOT）的早期定位是服务现货市场，随着现货市场成熟而发生变化。商会推动了美国现货市场的完善，在按照市场规律有序解决现货市场问题过程中，作为商会成员的现货相关企业既主导现货市场，又主导中远期市场，同时也是期货市场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商会成员的主导作用保证了三个市场一脉相承、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早期CBOT的定位完全是立足现货服务现货，推出中远期交易以及标准化合约交易是为了完善现货市场，更好地服务现货，使大家能够更好地做生意。1995年，我曾到芝加哥访问，时任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美国公司总裁张杭博士介绍早期的美国期货市场时说，100多年前CBOT最大的部门是运输部，有100多位员工，主要负责在各个集散地采集货源信息和运输能力信息，这也充分说明了CBOT与时俱进服务现货的做法。威廉﹒格罗斯曼和常清指出，“早期的期货市场主要是远期合约的签订和转让，目的是实买实卖，功能是稳定产销关系。现代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主要功能在于回避价格风险和发现真实的价格。”（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现货市场发育成熟了，期货市场的定位也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成熟期货市场作为风险管理市场的定位。 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因为早期美国期货市场主要依靠自律管理，市场操纵事件频出，对市场功能作用的质疑时常出现，通过国会推动立法规范市场或是禁止期货交易的情况很多。例如，因为农产品价格的巨大波动使得农民遭受了重大损失，19世界90年代发生了Populist Revolt，这些以农庄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认为，CBOT应该对商品价格的波动负责，正是这些价格波动，经常使农民无法获得合理的农产品价格，由于农民运动的原因，美国国会自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致力于期货领域的立法，在1880-1920年，美国国会提议了200多项法案以规范期货和期权交易。在1891-1892年，有好几个法案试图禁止期货交易，从这几个法案中有演化出《哈奇法案》（Hatch Bill），该法案建议对所有谷物和棉花期货交易征收禁止性税项，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在1908年，在美国第60届国会（1908-1909年）上，一共提交了25项旨在禁止期货交易的法案。1909年，国会又试图对投机商号征税，但没有成功。在第61届国会又提出了7个类似法案，第62届国会上则有42个。1910年，美国国会举行了针对一项要求取消在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法案的听证会，在听证中，CBOT和其他几家交易所成功地阻止了该项法案的通过。交易所在听证中着重引用了最高法院在反投机商号案中的裁决，在该案中，霍姆斯（Holmes）大法官接受了期货交易的概念。为了回应众议院的决议，1908年出版了一份有关棉花交易所的报告，这份报告促成了1914年《棉花期货法》的颁布，该法案没有对棉花期货进行大范围的规范，但建立了联邦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和商业分级定价体系。其他的立法还包括《谷物质量等级法》和《仓储法》等，都试图对期货合约相关商品的交割和储存进行规范（杰瑞﹒W．马卡姆著，大连商品交易所翻译组译，《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6月）。 （五）对我国期货市场作用的预期与质疑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实践看，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成熟是相对的。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回顾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大多出现在19世纪中期，当时这些国家的现货市场发展水平并未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市场经济也在逐步完善，其相关条件，如金融服务、仓储设施、交通条件、风险控制体系、交易者素质、相关法规等并不完全具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期货市场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条件的成熟有时是相对的。”（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著，《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4月）。 从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看，美国商会在推动现货市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期货交易所的实践表明，建设期货市场的条件是相对的，是逐步具备的。从我国设立期货市场的条件看，期货小组指出，“在期货市场产生的初期，并不一定要有这样高级现代化的设施，而只需要一些初级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商品；相当数量的期货交易者，包括投机者；足够的仓储运输能力；必要的金融和会计系统；必要的通讯设备；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和期货市场内部的有效管理；行政力量对期货正常交易不得干涉等。应当看到，在现在的中国，同400多年前的比利时和英国，同200多年前的日本和100多年前的美国创办期货交易所时相比，无疑要好得多”，“在我国试办期货市场具备以下可能条件，包括现货市场、上市品种、市场交易者、设施条件、法律制度条件”（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 从我国发展实践和改革开放看，很多时候条件是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历史性事件，都可以说是“早产儿”，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鲜有等到大家都认为条件成熟才去做的，这体现了改革者的远见、勇气和担当。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但这些做法与当时的法律是相违背的。从美国和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条件比较看，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我国是半市场化的，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在商品价格、商品流通、商品运输等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或是说我们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开始了期货交易的探索。 从“早产儿”论和期货小组对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分析看，关键的争论在于两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前者认为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后者认为开展期货交易最重要的初级基本条件是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每年1000多亿斤的商品粮总量中，约有50%左右依靠政府调节，另外50%左右依靠市场调节，对部分已经放开的商品通过期货交易机制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逐步推动商品整体定价的市场化（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将我国期货市场称为“早产儿”，也强调的是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建立的期货市场。 另一个是法律法规问题，前者认为，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而后者认为，期货市场所必须的法律制度，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并逐渐完善的，目前世界期货市场已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法律制度，我国作为后来者可以拿来借鉴。从世界期货市场产生的历史看，早期的市场多是边建设边发展边立法，新兴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多是先立法后建设。借鉴成熟市场法律制度是后来者的优势，但如果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照搬成熟市场的法律制度也会出问题，这为后来我国期货市场的曲折经历所证明。按照市场规律，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不断推进的，期货市场理应随着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而实现健康成长。由于对“早产儿”的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清，导致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出现偏差，当期货市场试点出现乱象时，便认为我国发展期货市场时机不成熟，“下猛药”进行清理整顿，将企业和金融机构驱赶出期货市场，而不是采取疏导的措施，这些做法持续影响着后来的期货市场。 期货小组对试办期货市场作用预期。对于试办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是这样分析的，“在我国建立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应区别试办期预期效应、发展期预期效应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如果把发展期和完善期的期货市场预期效应，当作试办期的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就会脱离实际，期望过高，一旦达不到过高的期望，就会反过来否定试办的成果和意义，动摇试办的决心。反过来，如果仅仅把试办期的预期效应，当成发展期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也会过低要求期货市场的作用，或导致办期货市场无多大意义的结论，不利于期货市场的发展。”对于试办期的期货市场，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指出，试办期货市场，是流通改革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推动力，将会为我国市场体系填补一个空白，提供一个局部改革小配套的尝试，可能为改革与治理相结合提供经验，探索解决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老大难问题的新途径，可以促进现货市场和期货贸易的发展，实现“一个发展，两个改造”，即大力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改造远期合同，改造部分批发市场、贸易中心（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关于一般期货交易市场的历史作用，期货小组认为各个时期、各种期货市场不同，在经济上发挥的功能也不同，期货市场能够减缓农产品价格波动，抑制农产品价格蛛网状波动扩张；有利于商流和物流适当分离，节约社会劳动和资金占用；有利于开展合理竞争，建立市场秩序；能够引发投资，繁荣当地和周边地区经济（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 期货小组秘书长常清先生指出，试办期货市场，将有助于我们解决面临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而建立起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良性循环的机制。第一，期货市场通过合同的签订与买卖，可以使生产者按合同生产来减少风险。第二，期货市场的集中性和公开化原则，使分散在各地的供求集中，公开竞争，消除了各地垄断者操纵物价的弊端。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由于季节和 地域造成的价格波动，通过期货市场能予以解决，使价格波幅大大缩小。第三，期货市场是高度组织的常设的公开市场，它能集中大量供求，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价格，因此，使市场透明度大大提高。第四，由于期货合同的签订和买卖，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生产周期开始之前就知道未来的供求和价格情况，进行合理预测，以调节生产经营，这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大大减少了生产经营的盲目性。第五，期货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第六，期货市场的建立，使我们不仅靠完善现货市场，而且用期货市场来组织农产品流通，在此条件下，推进农产品计划、价格、流通的改革（常清，《试办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设想》，《改革》，1988年第5期）。 对作为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当地政府对其定位和作用给予厚望。在1990年10月12日，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长春同志在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典礼上指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业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开办的第一个有组织、有限制、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它的建立，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对于我们加强宏观调控，培育完善市场机制，合理开发和配置粮食资源，调节供求，稳定粮价，指导生产、引导消费，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交流都有重要意义。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目前从事现货批发交易，包括远期合同，待条件成熟，逐步向期货市场过渡。”（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出现质疑。期货市场建立以后，对当时的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不同的看法就开始出现。1994年1月，石雨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指出，应恰当估价期货市场的作用和地位，“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发现价格回避风险。事实上，期货市场能够覆盖的商品不过一二十种，那些价格更不确定、市场风险更加大的制成品交易，市场机制一样起着很好的配置作用；在那些期货市场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有些同志误以为期货市场可以稳定商品价格（其实价格的不确定性正是期货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波动问题。把期货市场的作用夸大到这样一种不适当的程度，必然会在政策上产生偏差，在实践中带来消极后果”（石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人民日报，1994年1月28日）。 在现货市场不发达、不规范的情况下，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极大地带动了现货市场的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现货市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我国期货市场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期货市场在发现价格指导生产经营，在套期保值规避经营风险，在服务“三农”和推动产业发展，在促进产业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以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期货市场这些积极作用，因为品种的不同，产业成熟度的不同，发挥作用的大小和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但是，认为期货市场的作用是万能的，能解决所有问题，把过多的重担压在期货市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期货市场难以承受的，不恰当的定位期货市场，反而会影响期货市场的发育和发展。美国早期期货市场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商会实现的，显然，我们在筹建期货市场时，对期货市场的期望值是过高的，超出了期货市场所应有的作用，当时那么认为可能有助于下决心开展期货市场试点，当试点期货市场出现了问题，对期货市场的作用出现质疑也是正常的，对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也存在了上百年。因此，深刻理解和认识期货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定位和作用，回归和遵循市场规律，准确定位期货市场，客观评价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对指导今后的期货市场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充分肯定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期货市场试点初期，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突出体现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相连接的实物交割环节。铁路车皮是有计划的，铁路按照计划内各种商品指标安排运输计划，计划外的粮食没有铁路车皮计划指标的，没有铁路运输就难以把粮食从产地运送到交割仓库或是从交割仓库运送到消费地。为了解决实物交割环节的运输问题，郑州商品交易所在准备开展期货交易时曾请省领导支持，1993年5月24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期货交易准备工作情况和开业安排报告上批示，“请郑州（铁路）局张局长过问一下运输问题，要重点保证。”（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们以改革者的担当和智慧，以解决价格市场化问题为突破口，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和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很多人认为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在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绕过了无数障碍，建立了新中国的期货市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市场发展史上的奇迹。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条件具不具备、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争论到什么时候。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这样肯定，没有当时期货市场开拓者、播种者“大胆试”的冲劲和闯劲，期货市场不知道要推后多少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姜洋，《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中信出版社，2018年9月）。回顾中国期货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姜洋认为，一定要客观、历史、辩证地看问题，要感谢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开拓创新。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期货市场都是宝贵财富，他们给后继者继续建设发展期货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帮助后继者认识了成熟市场经验和中国特色（曲德辉，《“中国特色”监管者姜洋20年的期货亲历！感悟、感想的浓郁“表白”》，《期货日报》，2018年12月20日）。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们的初心和使命是需要历代期货人继承和发扬的。
原油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被称为现代工业的血液。由于原油是很多重要产业的基础原材料，往往处于很长产业链的最上端，其鞭鞘效应十分明显，终端需求的微小波动就会带来原油需求和价格的巨大波动。此外，由于原油投资者的广泛性，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原油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因此把握好原油投资的时机就显得非常重要。 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通常在每桶50至70美元区间震荡，在2020年2月跌破至每桶50美元关口。当新型冠状病毒在欧美迅速蔓延、石油出口国减产协议难产、原油存储超负荷等多重因素作用下，2020年3月开始以在美国上市的WTI原油期货为代表的原油价格出现了暴跌行情，到3月底国际原油价格跌到每桶20美元左右，已经低于全球原油生产成本的中位数。 不少海湾国家原油生产成本虽然很低，但是维持这些国家高福利的运转成本也不应忽视。如果原油价格长期低于每桶20美元，理论上全球将会有一半的原油生产停止，然而全球原油的需求不可能忽然减少一半，价格的下跌反而会刺激石油的需求提升，因此从中长期看原油价格必然上涨，对于非杠杆投资者每桶20美元以下必然是安全区域。那么对于有杠杆的原油投资品如何才能精准选择投资时机呢？ 和选择白银投资时机的逻辑完全相同，要耐心等待极端行情出现，当杠杆投资者被迫受到非理性斩仓时就是原油投资的好时机。2020年4月20日“负油价”的新闻充斥着各大财经媒体，斩仓盘史无前例的将WTI原油期货价格砸到每桶-37.63美元。原油百年不遇的低价，预示着原油百年不遇的、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时机已经到来。 实盘操作对原油投资时机的验证。在原油市场投资者极度恐慌之际，研究团队中的90后同事于经理，挑选出经历过在负油价压力的测试后依然能正常运转的某大银行账户能源产品，通过该银行手机APP开通交易权限，于2020年4月22日以均价每桶人民币81.34元（11.5美元）买入WTI原油，4月23日以均价每桶人民币124.15元（17.5美元）全部卖出，仅仅经过24小时就获利52.48%；2020年4月22日还以均价每桶人民币135.1元（19.08美元）买入布伦特原油，5月22日以每桶人民币256.58元（36.24美元）卖出布伦特原油。 大宗商品投资经验小结：第一，生产成本的中位数是确定大宗商品投资安全区界限的关键指标，牢记“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越简单的逻辑越有效。认清自己的能力圈，“只跨越1英尺高的栏”。第二，必须耐心等待斩仓盘大量出现从而造成市场价格极端扭曲的时机。第三，克服贪婪与恐惧，忽视中短线波动，避免踏空风险。第四，白银、原油和加密币的案例都反复证明，未来的投资机会不是越来越少，而是未来的投资机会一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投资者通过不断学习，保持好奇心，利用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就能发现更多简单、确定、重大的投资机会。第五，只有充分掌握投资规律、充分了解自身能力圈，才能做到知行合一，进而才能够在参与重大金融历史事件的同时，收获投资硕果、享受投资乐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唐山6月8日综合报道 据河北《唐山劳动日报》消息，唐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6月7日闭幕。会议宣布了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补选张国栋、郑汉军为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国栋简历 张国栋，男，汉族，河北滦州人，1963年7月出生，1988年2月入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 1979.09―1983.08 河北机电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 1983.08―1984.08 唐山市路北区工业局干部、副股长 1984.08―1985.12 唐山市路北区计经委生产股、开发股副股长 1985.12―1988.03 唐山市路北区计经委企管科科长 1988.03―1989.03 唐山市路北区体改办科员 1989.03―1991.05 唐山市路北区体改办代理副主任、副主任 1991.05―1992.12 唐山市路北区体改办主任 1992.12―1994.02 唐山市路北区龙东街道办事处主任 1994.02―1999.07 唐山市体改委副主任 1999.07―2003.04 迁安市委副书记（2000.06―2001.06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98.10―2000.07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企业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 2003.04―2005.06 唐山市委副秘书长 2005.06―2007.05 唐山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调研员 2007.05―2007.07 唐山市路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2007.07―2010.04 唐山市路南区委副书记，区长 2010.04―2013.11 滦南县委书记 2013.11―2015.07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副厅级） 2015.07―2016.12 沧州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副厅级） 2016.12―2017.03 沧州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副厅级）、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沧州市委常委候选人 2017.03―2020.05 沧州市委常委，沧州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20.05―2020.06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2020.06―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因为一个视频，微信再次被置于“监测用户聊天记录”的烤火架上。 最近，微信官方通过“谣言过滤器”推文，澄清“微信监听用户聊天记录”的谣言。该谣言起于某短视频声称微信正在监听用户的聊天记录，并传授“关闭微信监听的诀窍”。虽然其内容实际上是指导用户如何关闭微信个性化广告，但事关个人隐私，甚至是个人聊天信息的安全，有关“个人信息安全”这一话题，挑动了广大互联网用户的敏感神经。 历年两会上关于“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提案都会被热议，但个人信息权益的复杂性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法一直难产，反倒是一件件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案件不断发生。银行员工私打客户交易流水、贩卖客户信息牟利、各种APP非法收集信息…… “大数据时代，人人都在裸奔”成为网民的一句口头禅。在我们看见的、看不见的地方，个人信息黑产规模在不断的扩大着，信息“裸奔”的时代，了解个人信息保护尤为重要。 你的信息是如何泄露的？ 如果我们将任何一种通过“获取信息牟利”的行为定义为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一个典型的“诈骗组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社工库（基础数据库）和欺诈获利。 “社工”的意思是社会工程，在黑客圈指一种黑客攻击以获取情报和信息的方法。而“社工库”就是诈骗组织把通过社工窃取的信息全部存储起来整合成的一个数据库。 看起来比较复杂，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社工库是通过各种手段收集信息所组成的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中集合了海量的信息，包括但不局限于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手机号、各类网站的账号、密码、安全问题、家庭住址、家庭亲戚关系、收货信息、交易信息等。而社工库也会因诈骗的规模、技术的高低等因素各有不同。 社工库数据的个人信息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黑客非法入侵，通过盗号、木马等方式盗取大量信息；第二种是能够接触到个人信息的内部工作人员盗取出售信息；第三种是网络爬虫等方式非法爬取的数据信息。 黑客会通过入侵、拖库、制作木马、制作钓鱼网站、制作欺诈主控系统等技术手段，雇佣大量“马仔”进行社工、使用木马、使用钓鱼网站，而马仔们得到黑客技术方面的支持后，更容易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例如，2017年，某大型国际高端酒店就曾发生大规模信息泄露，涉及的银行卡信息超过几十万，损失高达几千万。 而通过内部工作人员盗取信息则显得更加“高效”，也更加容易获取更有价值的个人信息。例如近期曝光的某银行员工私自贩卖个人客户信息的行为。 至于通过爬虫等技术方式获取信息的行为，随着监管行为的更加严格和反爬虫技术的发展，正在慢慢减少。 变现其实是个“技术活” 有了庞大数据量和详细信息的社工库，诈骗组织就有了一个获利的基础，将这些信息“变现”也就不成问题了。 一种获利方式是信息倒卖，简单粗暴。诈骗组织通过马仔在QQ群、论坛、暗网等各种渠道出售有价值的信息，马仔们又通过各种渠道雇佣成百上千个半职业的诈骗分子，同时各个人员之间又存在信息倒卖的关系。这就导致一个没有任何资源、技术的“新人”，可以轻松通过求购数据、求购技术，进入诈骗组织进行获利。这种信息倒卖方式多以信息数量计价，因此不可避免的充斥了各种假数据和无效数据。 当然，各种信息的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在黑市，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证信息也许可以卖到20元，一个博士的学历信息则有可能卖到50元。更值钱的信息则是“银行账户流水”，力压“酒店开房信息”，成为个人信息黑产中的“钻石级信息”。理由也很简单，银行流水包含众多调查线索，用途多多，“池子诉某银行”事件便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另一种获利方式则显得更有技术含量。诈骗组织通过盗用账户、盗用银行卡、个人诈骗、企业诈骗、套现、洗钱等方式，把社工库的信息变现。相对来说，这种方式对于信息的要求更“成套”，也就是说需要同时具备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预留手机号等信息。有了这些信息，诈骗组织中的“技术工种”就可以通过寻找银行网上支付、第三方快捷支付、无卡裸扣等支付漏洞，将盗取的银行卡信息在网上进行盗刷或转账了。 很显然，相比于简单的信息倒卖，这种方式更加需要技术实力和成体系的组织，因而危害也更大。 我的信息我做主？ 在知道了你的信息是如此的值钱后，也许你对“自己的身体才是最值钱的”这句话有了新的认知（个人体貌特征等都是个人信息）。但是既然值钱，那就不可避免涉及归属和处置的问题，也就是说：所有和我有关的信息，都是属于我、可以由我处置么？ 目前，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散落在《民法通则》、《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各法律中，尚且还没有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也缺乏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准确界定。 但是，欧盟的《统一数据保护条例（GDPR）》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参考。GDPR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严厉性和广泛适用性给了全球其他国家非常好的示范。 GDPR将个人数据保护纳入人权范畴，以人权至上为保护原则。根据有关条款，数据主体作为数据的权利人，有以下几种权利： 第一，知情权，即数据的控制者（如各网站和APP）必须得简单明了的告诉用户，用户们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处理的。 第二，访问权，即用户可以浏览、确认自己在该网站（APP）上的个人数据。例如用户可以查看在购物网站上的浏览“足迹”，且数据控制者不能因此项服务对用户收费。 第三，反对权，用户有权拒绝数据控制者基于其合法利益处理个人数据，也有权拒绝基于个人数据的营销行为。也就是说，理论上如果用户反对，企业不能通过对用户的分析进行“精准推送或营销”。 第四，限制处理权，当用户提出投诉时（例如针对数据的准确性），可以限制数据控制者不再对该用户数据继续处理。 第五，反自动化决策，若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处理（包括画像）作出决策影响了用户时，用户可进行拒绝。 第六，数据被遗忘权（删除权），即用户有权要求删除有个人有关的留存信息。放在互联网语境下，就是要允许用户注销、删除各种账户。 第七，数据可携带权，用户将其个人信息从一个信息服务提供者转移至另一个信息服务提供者。例如，用户可以将其Facebook中的各种照片和资料转移到Instagram上，而在这个过程中，Facebook不仅不能干涉，还要配合用户提供服务。 当然，以上这些仅仅是简要的解释，实际中还会有一些例外情况。同时，GDPR号称“最严数据保护条例”，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在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并非是对GDPR保护条例的照搬，而是作为参考。 绝对严格的监管带来的是企业合规成本的飙升，GDPR通过复杂的连锁反应，对欧盟数字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数据严监管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年）》显示，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34万亿美元，中国保持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地位，规模达到4.73万亿美元，其他各国则显著落后于中美。可以看到，欧盟在这波数字经济浪潮中，已经显著落后于中美。 尽管如此，安永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亚太区金融机构普遍都预计各国会像GDPR看齐，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从这个方面来讲，即便国内现在没有法律对上述信息主体权利作出规定，也有希望在未来真正实现“我的信息我做主”。 先保护自己的身份免遭盗用 鉴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如此重要，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些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式，以避免自己成为被盗用身份的受害者。但是事实上，在个人信息的使用上，安全和便捷历来是此消彼长的状态，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两者的同步提升，却无法消除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我们享受到如此便利的互联网服务时，就必然会一定程度上让渡个人信息的安全。公共讨论中的“互联网时代，隐私已死”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用便利换隐私”的结果。 但是当互联网成为一种公共服务，每个人都缺少不了的时候，显然需要政府（立法）出面解决信息过度使用的局面。最小采集理念在发达国家已经被普遍采纳，国内的公权力机构和企业如何遵守这一底线，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当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息时代中，最起码可以先注重自己的行为，保护身份信息免遭盗用。 首先，不要把明显的各类纸质信息随意丢弃，例如银行单据、快递信息等。保管好所有和自己有关的文件记录，当不要的时候，要及时销毁。 其次，牢记所有账号密码，尽量不要所有平台用统一的账号密码登录。如果实在难以记住，可以试着通过可加密的方式记录。 最后，每年至少去央行征信中心或银行等机构查询一次自己的征信报告，确保自己没有“被贷款”或“被法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唐山6月8日综合报道 据河北《唐山劳动日报》消息，政协唐山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6月6日闭幕。会议宣布了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甄德恩同志当选政协唐山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甄德恩简历 甄德恩，男，汉族，河北唐山人，1968年1月出生，无党派，1990年8月参加工作，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6.09―1990.07 北京科技大学采矿系矿业机械专业学习 1990.07―1990.08 毕业待分配 1990.08―1990.12 唐山通用机械厂干部 1990.12―1997.07 唐凯压铸有限公司工程师、部门经理、副总工程师（其间：1992.10―1993.06美国凯荷华公司培训） 1997.07―1998.03 唐山通用机械厂副厂长 1998.03―2000.12 唐山通用机械厂副厂长兼唐凯压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0.12―2003.04 唐山市体改委副主任（1999.09―2001.04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进修班管理工程与科学专业学习） 2003.04―2008.11 唐海县副县长（2006.02―2007.02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工商管理专业学习，2007.05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8.11―2009.07 唐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9.07―2016.05 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2016.05―2016.10 曹妃甸临港商务区管委会主任 2016.10―2017.04 曹妃甸临港商务区管委会主任，提名唐山市工商联主席人选 2017.04―2020.06 唐山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 2020.06― 唐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
又是冲高回落，似乎没有一种上涨是冲高回落化解不了的，没有哪种热情是被浇灭不了的…… 大A的股民是最有隐忍精神的，但这次恐怕也忍不住了。 因为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五创下历史新高，太有震撼意义了，作为全球疫情的震中，居然能率先收复失地创新高，凭什么？ 是啊！凭什么？凭什么我大A就不涨？咱们不是控制最好的吗？A股就这么回报众志成城取得抗疫大捷的中国股民？ 特别是创业板，今天居然还是领跌的，这就是当初被誉为“中国版纳斯达克”的市场？拿什么去和人家纳斯达克去比呢？ 不知道内资在等什么？炎炎夏日到来，各大基金的经理们，吹着凉爽的空调也能昏昏欲睡，真是对不起各位基民给他们发的高额薪酬！ 反观外资，每天进场吸筹成为常态，人家一点都不嫌弃内资抛下的筹码，反而视若珍宝，特别是在尾盘，在全天的低位，再次直线涌入。 今天在个股上也堪称奇观，这种之下，跌停的个股居然达到20余只，超过涨停个股的一半。当跑路成为主旋律，行情怎么起得来？ 上周炒得如火如荼的地摊经济概念，今天有七股跌停，每次炒作之后都是一地鸡毛，而且退温如此之快，更加凸显市场人气缺乏。 这种炒概念的本来也指望不上，大盘要起来还要靠蓝筹，靠主流板块。但金融股在上午也就把大盘撑了半小时而已，还造成了二八跷跷板效应，导致小盘股回落。 科技蓝筹也是虎头蛇尾，一些早盘大涨的消费电子股，午后居然翻绿。那就没法玩了，人气怎么可能聚起来？更不可能有纳斯达克的势头！ 归根结底还是一点，内资不作为，缺乏领头的，市场就像一盘散沙。人气烘不起来，成交量也不可能真正放大。 回不到万亿成交，牛市就很难重新回来，只能看着人家外盘不断创新高，延续十年大牛市的辉煌。 在这种行情之下，只能以磨为主，更加精细化的操作。一是加强短线和波段操作，在大盘有限的波动空间内寻找做差价的机会，二是当大盘指望不上时，着重挖掘局部的个股机会，不管是蓝筹股的投资机会，还是概念炒作的投机机会，能有赚钱机会，就是操作机会。 震荡行情怎么办？期权期指是应对震荡的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乌鲁木齐6月8日综合报道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消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原党委常委、副师长文国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文国辉简历 文国辉，男，汉族，1962年4月生，四川都江堰人，1983年9月参加工作，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3年9月至1984年2月，任农八师石河子市建委园林处绿化队技术员； 1984年2月至1986年2月，任农八师石河子市建委园林处绿化队工程队副队长、队长； 1986年2月至1989年3月，任农八师石河子市建委园林处副处长； 1989年3月至1995年5月，任农八师石河子市建委园林科研所所长、党支部书记； 1995年5月至2001年8月，任农八师石河子市建委副主任兼工会主席（其间：1998年8月至2000年12月中央党校函授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习；1999年3月至2000年12月新疆农业大学园林植物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任农一师副总工程师； 2002年12月至2005年9月，任阿拉尔市副市长、农一师副总工程师（其间：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兵团党委党校第12期培训一班学习）； 2005年9月至2006年2月，任农一师总工程师、阿拉尔市副市长； 2006年2月至2009年6月，任农一师总工程师； 2009年6月至2011年1月，任农十二师总工程师； 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任农十二师党委常委、副师长； 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第十二师党委常委、副师长（其间：2013年3月至2013年7月中央党校第65期新疆地厅级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任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 2019年3月，退休。 2020年6月，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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