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债券收益率大幅上行，那么，债券市场是否真的到了牛熊转换的阶段了？大起大落背后的原因何在？近期资金利率也明显抬升，货币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收紧？资金空转套利和资产泡沫的问题，是否会直接导致货币政策态度转变，回到2013年的路上去？ 摘要 1、货币不是要收紧，而是要纠偏。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各类市场化利率大幅下行，但政策利率并没有同步调整，两类利率之间出现严重的倒挂。所以近期央行的收紧操作，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货币宽松的大基调，而是在经济环比回升的情况下，对利率倒挂进行纠偏而已。 2、债市为何大起大落：双轨利率脱钩。最近两个月债市的大起大落，其实和市场预期的大起大落有很大关系。而预期的大起大落，主要是因为市场缺乏一个能够明确传达货币政策态度的信号工具。市场对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预期忽上忽下，之前预期过度宽松，现在又预期货币收紧。 3、货币进一步收紧？刺激不够补缺口。近几个月社融高增长只是平滑了疫情的短期冲击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冲击。今年财政刺激有所增加，但可能不够弥补财政收入下滑的缺口。所以经历一波需求集中释放后，经济环比大概率会回落，货币政策在一段“观察”期后，宽松的步伐会继续。 4、为防“浑水摸鱼”，就要收紧货币？如果我们看全局、或者稍微拉长时间来看，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套利是很难维持的。而且货币政策历来都是总量性的政策，只能跟着实体经济的基本面走，而不是关注资产泡沫。2013年和2016年的金融去杠杆、抑泡沫，其实都是在经济指标持续好转的情况下做的。为了防止“浑水摸鱼”就“收水”，那“鱼”怎么办？ 5、债市并非牛转熊，而是牛市中的“弯道”。近期市场的大幅调整已经脱离基本面，更多是情绪的发酵和交易的踩踏离场。往前看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当前债券市场经历的不是牛熊转换，而是牛市中的一个“弯道”和“插曲”。 1 货币不是要收紧，而是要纠偏 首先介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面对疫情的冲击，我国央行的做法和美联储是完全不同的。美联储是迅速将政策利率降至0值，市场利率也快速达到0值附近。相比之下，我国央行政策利率的下调幅度是非常有限的，例如7天逆回购利率只下调了30BP至2.2%，存款基准利率一点未动。 虽然我们没有大幅下调政策利率，央行却通过数量上的操作，使得市场利率降到了历史低位。自疫情爆发以来，央行主要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投放基础货币，同时通过降准释放流动性，推动我国各类市场化利率大幅下行，银行间隔夜利率一度降至1%以下，银行发行同业存单的利率降到了2%以下，中短期国债利率也都达到2%以下，可以说都创下了08年以来的历史记录。 但由于政策利率调整和市场利率的不同步，两类利率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倒挂。例如，央行逆回购政策利率比银行间回购利率高很多，MLF利率比银行存单利率高很多，意味着银行从央行那里拿的钱远远比从市场上拿的钱要贵很多。如此一来，谁还愿意从央行那里拿钱呢？ 再比如，存款政策利率调整滞后，导致企业发债的利率一度比对应期限的存款利率还要低。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先从银行融资，再将融来的钱存款到银行，可以实现完美的无风险套利。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我国的利率体系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而是部分利率市场化，部分非市场化，导致二者走势并不同步，出现一定的资金空转和套利机会。 而要改变这种情况，要么将政策利率降下来，要么收紧货币将市场利率拉升回来。而随着经济不断从疫情中恢复，央行并不想那么快地大量消耗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所以近期央行减少了降准、公开市场的操作数量，市场化的利率有所抬升。这一点我们在5月20日的专题《“双轨制”下的利率倒挂》中，有过详细的讨论。 所以央行的操作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货币宽松的大基调，而是在经济环比回升的情况下，对利率倒挂进行纠偏而已。 2 债市为何大起大落：双轨利率脱钩 最近两个月债市的大起大落，其实和市场预期的大起大落是有很大关系的。尤其是4月初央行调降超储利率后，市场对货币宽松的热情极其高涨，认为市场利率会长期维持在低位；而近期央行边际收紧货币后，市场又产生了大幅紧货币的预期。 预期的大起大落，主要是因为我国政策利率的调整和市场利率的调整不同步，导致市场对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预期忽上忽下。一般来说政策利率是向市场传递货币松紧信号的重要工具，各央行宣布政策利率后，会通过公开市场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管理市场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波动，欧美日央行均是这样操作。 而我国政策利率的调整，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管理的市场利率并不同步。例如2016-2017年的时候政策利率未调整，但央行收紧了基础货币供给，市场利率持续高于政策利率，导致从央行借的钱比从市场上借钱要便宜很多。而2018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市场利率逐渐才向政策利率靠拢。今年疫情发生后，央行通过数量上的操作带动市场利率大幅下行，但政策利率的调整却相对滞后，导致市场利率远远低于政策利率，从央行借的钱比从市场上借钱要贵很多。 如果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远远背离，到底央行合意的资金利率水平在哪里？这就成了一个谜。再加上4月初的时候，超储利率下调，更是引发了利率进一步下行的猜想。但其实各国的利率走廊都是给市场利率圈定一个区间，具体央行合意的市场利率在什么水平还是要看政策利率，利率走廊并不能给市场预期做过多的指导。何况我国的利率走廊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宽的，对市场利率的指导意义更是有限。 事实上，即使超储利率在4月时不下调，最宽松时候的市场利率也远远高于超储利率原来设定的下限。所以超储利率下调对市场利率的指导意义并不大。而市场从预期过度宽松，到预期货币收紧，是债市大起大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货币进一步收紧？刺激不够补缺口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货币会进一步收紧吗？我们认为不会。当前标志性的市场利率DR007已经回升到了逆回购政策利率附近，央行的“纠偏”操作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 而货币政策如何调整最终还是要看基本面。从基本面的角度看，我国一季度经济遭受到了如此大的冲击，经济仍然处于恢复阶段，在看到经济的恢复可持续之前，短期内央行的态度大概率是“观察”，直接抬升政策利率、进一步收紧货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从收入减少的居民和已经退出市场的企业的角度来说，疫情的短期影响是有乘数效应的，中长期影响不容忽视。对于存活下来的企业来说，尽管从金融体系获得了大量融资，短期内问题不大。 但仔细想一下，其实社融高增长只是平滑了疫情的冲击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疫情的冲击。比如一个企业受到疫情影响，短期内的收入大量减少，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发工资、交租金，短期内不会出现破产倒闭。但是从金融体系获取的融资并不是免费的，本金和利息都是需要未来偿还的。整个过程就相当于，企业本来应该获得经营收入来支付各种工资和租金的，但现在贷款取代了收入，短期压力解除了，但未来的经营压力增大了。毕竟经营收入是自己的，不需要偿还，而贷款是外部给的，需要偿还。 如果受疫情影响而减少的收入能够在未来全部弥补回来，企业未来的收入能够持续的大幅增加，可以用来偿还贷款本息，那么疫情的中长期影响也不会那么大，但事实上很多损失的收入很难再全部弥补回来。比如疫情期间减少的餐饮、旅游、娱乐等活动，在疫情过去后能够全部补回来吗？其实很难。 除了疫情的中长期影响外，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也不容忽视。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我国本轮经济的下行开始于2018年，疫情只是加快了下行节奏而已。而下行压力最重要的来源还是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均值回归，过去几年在政策刺激下，透支了大量需求。在刺激力度减弱的情况下，核心城市受益于资金宽松，压力较小；但中小城市调整压力依然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大拐点。疫情对收入的影响，也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增加经济下行压力。 而从政策刺激的力度来看，并没有那么大。比如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增加了1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增加了1.6万亿，再加上特别国债的1万亿，总共财政刺激相比去年增加了3.6万亿。但仅仅今年前四个月，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收支缺口，就比去年扩大了1.4万亿，而且这部分缺口的扩大并不是来自支出的明显增加，而是来自收入的减少。往前看，财政收支缺口还会扩大，今年增加的财政刺激可能很难弥补收入减少带来的缺口，财政支出的牵制依然很大。 短期经济数据的好转，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疫情期间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但释放一波后，经济可能还是会回到疫情中长期影响和经济中长期趋势上来。事实上，部分高频指标已经有边际回落的迹象。所以从基本面角度来说，货币政策在经历了短期的平台期后，大概率还是会进一步宽松，降准、降息的政策仍会推进，存款利率的下调也会出现。 4 为防“浑水摸鱼”，就要收紧货币？ 近期市场也很担心央行会因为资金空转套利、或者资产泡沫而收紧货币政策。 就资金空转而言，我们认为，短期限内、局部的空转套利可能确实存在，但如果我们看全局、或者稍微拉长时间来看，空转套利都是很难维持的。道理很简单，任何资金无论如何流转，最终都需要有人来支付利息成本，而支付利息的资金要么来源于实体的投资收益，要么来自资产价格的收益，而金融体系内部是很难提供利息回报的。 比如金融机构拆借短期的资金加杠杆，如果去买国债，相当于支持了政府部门的经济活动；如果货币基金去买存单或做同业存款，银行拿了这些钱，最终还是要去买债券或者发放贷款；如果非银机构滚动拆借隔夜资金然后做同业存款，那么银行拿了这些钱如果无法获得那么高的利率，也会逐渐下调同业存款利率。 所以无论资金经过了什么流转，最终都需要有个非金融部门通过实体、资产的收益来支付利息，很难出现资金仅仅在金融体系内部一直空转的情况。从实际数据来看，金融体系内部的利率向实体利率的传导依然是比较顺畅的，并不是说资金都在金融体系空转，导致向实体利率的传导不畅。 关于资金流向资产泡沫的问题，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历来都是总量性的政策，只能跟着实体经济的基本面走，而不是关注资产泡沫。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和资产泡沫面临的是同一个市场利率水平，利率抬升的时候，二者面临的利率水平都抬升；利率下降的时候，二者面临的利率水平也都下降。如果基本面在偏弱，为了抑制资产泡沫而抬升利率水平，只会让经济变得更差，最终也只能再降低利率。 资产泡沫其实是宏观审慎要去管理的问题，我们的调控框架是双支柱，货币政策的作用就是控制“水量”，宏观审慎控制“水流”的方向。“放水”才能“养鱼”，而如果为了防止“浑水摸鱼”而“收水”，那“鱼”怎么办？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不管是2013年还是2016年的金融去杠杆、抑泡沫，其实都是在经济指标持续好转的情况下做的。所以关键不是杠杆是否高、泡沫是否严重，而是实体经济能否承受货币的收紧。 5 债市并非牛转熊，而是牛市中的“弯道” 当前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回升到2月初的水平，期货市场甚至预期到9月份回升至3%以上。而去年1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未开始前，10年期国债利率也只有3%附近。也就是说，几乎当疫情没有发生过，这明显是非理性的。 近期市场的大幅调整已经脱离基本面，更多是情绪的发酵和交易的踩踏离场。事实上，无论是本来就有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还是疫情带来的中长期影响，以及政策刺激的力度偏弱，基本面都决定了国债利率其实在年内至少不应该回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而且债市调整也会影响各类债券融资的体量，5月份产业债净融资已经转负。 我们认为，往前看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当前债券市场经历的不是牛熊转换，而是牛市中的一个“弯道”和“插曲”。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这一重大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在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的特定背景下，发挥海南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根本要求，是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所谓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由港”），是指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因此，海南自由港建设中的跨境资金流动如何自由便利，金融开放、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际化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倍受关注。 人民币可兑换并非海南自由港的急迫事项 《方案》在“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这与大家一般认为，在自由港率先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国际化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仍服从于国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关于稳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总体部署。 特别是《方案》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第一阶段，到2025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第二阶段，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以自由、公平、法治、高水平过程监管为特征的贸易投资规则基本构建，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第三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由此可见，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主要是第二阶段才加紧实施，而非是海南自由港建设中非常急迫的事项。 一方面，这符合所谓木桶原理，即最短的那根木板决定了这个桶能够装多少水。目前全世界有130多个自由贸易港和2000多个与自由贸易港内涵和功能相似的自由经济区域。其中，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贸易港。这些自由港跨境资金可以自由进出，但这些地区本就没有或基本没有金融外汇管制，跨境资金自由进出并非是对自由港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还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显然，海南自由港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也不可能走得太快、太远。 另一方面，鉴于海南目前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第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培育实体经济，固本培元；第二阶段的跨境资金流动自由化便利化才能够更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避免脱实向虚。 海南自由港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冲突 《方案》提出了七方面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具体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以国内现有本外币账户和自由贸易账户为基础，通过金融账户隔离，建立资金“电子围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实现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提供基础条件。二是进一步推动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及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便利化，实现银行真实性审核从事前审查转为事后核查。三是在跨境直接投资交易环节，提高兑换环节登记和兑换的便利性，探索适应市场需求新形态的跨境投资管理。四是探索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全面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稳步扩大跨境资产转让范围。五是在跨境证券投融资领域，扶持海南具有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在境外上市、发债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简化汇兑管理。六是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落实金融业扩大开放政策，支持建设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等交易场所，加快发展结算中心。七是支持住房租赁金融业务创新和规范发展，稳步拓宽多种形式的产业融资渠道，放宽外资企业资本金使用范围，创新科技金融政策、产品和工具。 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资本流动自由化通则》的经验，资本账户开放或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是负面清单管理，允许是原则、限制是例外。而前述七项措施都是正面清单列示，显然与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还有一定差距。 同时，这七项政策措施大都不是为海南自由港量身定做的。如第一项措施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已经开始实施；第二项措施的情况是，目前外汇管理的真实性审核已经从规则监管转向原则监管，强调银行要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调查”的展业原则；第三至五项资本项目收付和汇兑便利化措施，在其他自贸区甚至区外已经开始试点或者全国推广；第六项措施，去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已公布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至于相关机构能否在海南落地，取决于海南当地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至于交易所之类的金融基础设施能否在海南落地，取决于国家顶层设计；第七项措施其他地区也能实施，如粤港澳大湾区围绕国际科创中心定位就有一系列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措施安排。此外，上海临港新片区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些金融开放试点内容，在海南自由港建设中并没有涉及（见表1和表2）。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南自由港建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并不冲突，更谈不上要替代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市场切莫过度解读。 表1：全面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表2：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最后，海南自由港建设始终强调要在“管得住”的基础上再“放得开”，故在坚持分步骤分阶段，把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节奏的同时，坚持自由贸易港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其底线就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放开的同时监管也要跟上。为此，《方案》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突出强调，要建立健全资金流动监测和风险防控体系；建立自由贸易港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加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统称“三反”）审查，研究建立洗钱风险评估机制，定期评估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构建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和“三反”审查安排，未来将成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们要在过渡期内逐渐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海南自由港重点是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看完上述分析，有人可能会比较失望。但是，笔者认为，这无损海南自由港成为中国制度型对外开放高地的总体战略部署。 海南自由港的政策优势或者吸引力，不在于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政策的先人一步，而在于在同等金融开放政策条件下，海南的人员自由流动（免签入境和低税率政策）、货物自由流动（零关税政策）、投资自由便利（低税率和零门槛政策）、运输往来便利（船籍港和船旗国政策）、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零税率、低税率、简税制）和法治制度（海南自由港法），等等。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通过在上述方面学习借鉴国际知名自由贸易港先进经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制度体系，将有利于为我国更深层次地适应和运用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动力支持下，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际化方面也会行稳致远。 本文原发于腾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8日综合报道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关志鸥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任命陆国强为国家档案局局长。 免去陈肇雄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职务；免去库热西？买合苏提的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自然资源副总督察职务；丁仲礼不再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免去张建龙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职务；免去张恩玺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职务；免去李明华的国家档案局局长职务。 关志鸥简历 关志鸥，男，满族，1969年12月生，辽宁沈阳人，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中科院在职博士。 1988.09―1992.09 沈阳师范学院生物系生物教育专业学生 1992.09―1995.07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生态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5.07―1997.05 辽宁省沈阳市计委农经处干部、副主任科员 1997.05―1997.08 辽宁省沈阳市花卉研究所副所长 1997.08―2000.03 辽宁省沈阳市计委农经处副处长 2000.03―2002.04 辽宁省沈阳市计委农经处处长（1998.09-2001.07，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生态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2.04―2005.08 辽宁省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2005.08―2006.07 辽宁省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6.07―2007.10 辽宁省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7.10―2007.12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2007.12―2008.07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委副书记、县长 2008.07―2010.10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委书记 2010.10―2013.01 辽宁省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长、党组书记（其间：2011.04-2011.06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3.01―2015.07 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 2015.07―2016.01 辽宁省农委主任、党组书记兼省粮食局局长 2016.01―2016.12 辽宁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2016.12―2017.01 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候选人 2017.01―2018.03 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其间：2017.03-2017.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8.03―2018.04 山东省委常委 2018.04―2020.05 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党委书记（2019.02） 2020.0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
后疫情时代，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推进之中，财政存款存量盘活问题再成热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交通银行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唐建伟与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近日撰文表示，盘活政府存款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文章提出，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另一方面，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前者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后者则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文章就盘活政府存款提出五条建议： ❶ 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 ❷ 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 ❸ 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 ❹ 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 ❺ 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 当前国内正处于新肺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疫情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已成事实，宏观数据表明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肯定超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在推进之中。然而积极财政政策如何积极有为，除了提升财政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发行规划、再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之外，还应关注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 针对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也做些探讨。 盘活政府存款 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2000年以来我国广义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的趋势对比可见，两者几乎同步快速上升。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财政机关团体存款却又拥有巨额存量。这一矛盾的现象持续存在，事实上也为对冲财政压力，提升财政空间和效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方向。图1 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趋势对比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从总量数据上分析，以当前国内年度100万亿左右的GDP增长，提升0.5%的赤字率，增加的财政支出在5000亿左右。如若要达到次贷危机时期4万亿的刺激规模，债务性融资（特别国债、国债、地方债）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反观政府存款数据，央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所显示的“政府存款”（财政性存款+机关团体存款）逐年增加，由2007年前不足5万亿的规模，如今已达33万亿之多。而政府类存款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中的占比由2007年前的不足10%，在2014年曾一度超过20%，当前仍在15%以上。若能激活其中10%的资金，就能大幅缓解当前特殊情况下财政的压力。图2 政府类存款近年来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账户呈现 由于政府类存款在相关报表中展示的信息较少，分析当前政府类存款可盘活的空间以及盘活思路需要厘清财政存款形成的收付机制，以及其存在具体的结构、会计形式、长期沉淀的原因等。 政府存款本质是财政资金流收付后以账户余额形式结存的会计结果。从政府资金收支分类可以得到导致政府存款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为：临时性财政存款收支、常规收支（包括一般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债务性融资净额（债券发行融资扣除到期还本和付息）、其他收支。 从政府资金流向分析，可以有以下三条线索：一是流向央行国库形成央行对财政的负债，这部分存量规模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科目为“货币当局：财政存款”；二是流向商业银行提高国库资金收益率的资金，这部分存量反映在大型和中小型银行金融信贷收支表中，科目为“银行：国库定存”。另有一部分资金反映在各类财政专户存款中，在现有的报表体系下追踪较为困难，但规模较另两类小很多；三是政府资金下拨至各机关团体后，各机关团体收支结余在银行形成机关团体存款。社保和公积金也在银行账户中以机关团体科目形式体现。图3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表现形式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需要注意的是，财政部在1997年和2015年分别给出了两版《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两版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内涵有所差异。1997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称为“财政性存款”，包含“国库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两个细分项。2015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将“财政性存款”改为“财政存款”。财政存款内含“国库存款”、“国库现金管理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三块内容。 从图4所示的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的趋势来看，2015年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政府存款：财政存款”科目下所反映的余额为“货币当局：政府存款”、“商业银行吸收的国库现金管理资金：国库定存”以及“其他财政存款”之和。前两者之和已经非常贴近全部财政存款总额，“其他财政存款”的占比相对较少。 图4 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数据关系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结构及可利用空间推测 最新数据（2020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的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分别为3.71万亿、0.7万亿和29.5万亿，分别占10.9%、2.1%、87%。总量33.9万亿的政府存款规模，绝大多数为机构团体存款的形式呈现。 并且，从近年来三块存款类型的变化趋势发现，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基本呈震荡式变化，而国库定存资金的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期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唯独机关团体存款一项持续呈增长趋势。 图5 政府存款结构占比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目前国内财政收付管理仍坚持一种“备付”的理念。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债务性净融资等资金流形成的账户余额，一部分反映在央行国库存款中，另一部分则反映在商业银行定存资金中。而这两部分实际通过银行定存进入流通领域的流动性仅0.7万亿，剩下3.71万亿存放于央行国库应对不时之需，即起着“平衡预算”功能。图6所示政府财政性存款运行趋势也表明，我国政府财政性存款长期以来存在超额“备付”未来支出的理念。 然而，事实上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财政部在联储的存款最新数据显示仅2.96亿美元，然而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由疫情爆发前的2万亿美元上升至4万亿美元。尽管在我国央行不可直接参与购买国债，但可通过流动性释放，并传导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政府类债券购买。在“政府发债融资”、“银行参与购债”、“央行释放流动性”这组三元关系中，优先盘活国库中存量资金，反而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新增发债融资和财政赤字的压力。这对于延缓疫情冲击下政府债务杠杆和债务货币化都有好处。 图6 政府财政性存款变化趋势分解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中其实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基金虽然有上万亿资产，但最新数据显示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的资金仅260亿左右。 公积金方面，住建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余额约为5.8万亿。近年来缴存余额呈快速上行趋势，预计已达7万亿以上，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接近1/3。并且公积金存款变化趋势似乎与楼市价格的短周期更迭并无明显关系。 可见，楼市上涨，居民更多使用公积金的逻辑在过去几年并未成为主导公积金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房价超出大量居民购买力而使得公积金快速沉淀的因素，可能主导了公积金存量持续上涨。这部分存量资金盘活是有空间的，但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图7 公积金缴存余额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住建部 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其实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后超出部分机关团体预算后的结余。这部分存款体量约20万亿，但由于涉及的部门较广，情况更为复杂，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以图8所示的中央一级三公经费预算与决算数为例对比，预算数与决算数之间的背离逐年放大。背离的“缺口”最终都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沉淀下来。进一步在预算支出结构上进行调优，减小预算逐年只增不减的棘轮效应，长期也可为财政腾出较大空间。图8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数与决算数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盘活政府存款的相关建议 部分盘活总量30万亿以上的政府存款，我们认为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必要，但不应操之过急。 一是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特殊时期，财政收支的“备付”理念可一定程度转换。部分盘活国库中近4万亿资金，为短期积极财政发力腾挪空间。而对于公积金和机关团体存款盘活则需要多措施协调推进，操之过急未必实现理想中的效果。短期内提升财政政策空间可能仍将着重依赖增加国债、地方债发行来实现。 二是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政府存量存款盘活从银行信用创造的角度看，对于信用创造本身的影响其实有限。盘活存量政府存款的积极意义在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以及增加政府类支出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而停留在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政府存款，终究是通过银行的资产端进入流通领域。进而从信用创造的角度来讲可以适当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对于减轻银行整体负债端流动性压力也有益。 三是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以国库定存为例，2020年3月数据显示四大国有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达2596.64亿，全国所有大型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为3119.86亿（包括四大行），而中小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总和为3402.45亿。机关团体存款虽未解析出细致的结构数据，但可推测其在银行体系中也是更多集中在大型银行。 反观当前银行在传导货币政策、让利实体经济时屡屡受到行业内流动性不平衡、中小行负债端压力较大等因素制约。适当的将政府性存款向流动性压力较大的中小行倾斜，既解决其负债端资金来源和成本压力，也能提升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落实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 四是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将国家宏观政策布局需要与部门资金实际盈余状况相结合，逐渐优化支出结构。根据各部门、机关单位预算、决算差异，调整支出规模，最大化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一定要严厉杜绝虚列开支增加预算以及预算决算差异过大的现象。 对于政策导向的合理支出应增加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资金占用。比如此次疫情冲击的启示，公共卫生防控、医学科研投入等可以适当增加开支力度。 五是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存量住房公积金需要激活，满足更广大居民购房需求，让房价不再是阻止居民购房导致公积金被动沉淀的主因。同时，提升部分城市公积金贷款规模也是逐步激活公积金使用的可选途径。控制住房公积金持续增长，逐步实现住房公积金向企业年金过渡。这是既支持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又使得企业员工共同享有企业成长，还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路。 当然，过渡期可以给予企业员工更大程度的选择权，比如：维持公积金缴存、直接等额现金发放、公积金等额转换为企业年金等以适应不同需求的企业职工。
近日，央行、银保监会、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和外汇局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30条具体政策措施，强调商业银行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实现信贷资源增量优化、存量重组。 八部委出台的《指导意见》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行动起将来、及时扭转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微企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主动作为，意在通过这些实打实的过硬金融措施，有力支持扩内需、助复产、保就业，为中小微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 可以说，八部委用心良苦，表明了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坚定立场。八部委之所以强调商业银行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是因为新冠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冲击最大，受到融资难、融资贵影响以及市场萎缩，大量中小微企业陷入了生存困境，不少中小微企业可能很难挺过疫情“生死关口”。由此，强调商业银行转移经营重心和信贷偏好，既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激发我国经济活力、带动就业、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银行金融机构寻找自身发展契机的迫切要求。 然而，强调商业银行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政策口号虽然提出来了，但能否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又到底存在哪些困难或障碍？从现实看，实现这种转移不是件容易之事，需要商业银行及监管部门拿出决策和勇气，建立严格的激励约束配套机制，尤其需要在经营理念上有实质性突破。很显然，实现这种转移等于是迫使商业银行进行一场新的金融革命，需要商业银行抱定壮士断腕或破釜沉舟之决心，否则就无法跳出历来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难到位的怪圈，只能成为一场“闹剧”，或者成为社会各界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而让人持这些看法，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它事关重大，几乎是商业银行全方向的经营转向，也是一次触及商业银行灵魂的经营战略转型，要顺利转移确实困难不少： 这种转移是一次伟大的新的“金融长征”，迫使整个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来一次战略大转移。在实施这次转移中，需要银行机构及监管部门有所取舍，要正确选择比较难：哪些陈旧的“坛坛罐罐”该打烂放弃，哪些“有用的东西”该保留并传承，也就是说原来那些不利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措施、产品应该改革创新或废除，那些能适应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金融服务制度、金融产品、金融方式需要继承并努力创新，这些都需要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认真研究，仔细权衡，这既需要勇气，又需要科学务实的精神。而此次八部委制订的《指导意见》30条措施，事实上吹响了金融“新长征”的集结号，为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划定了转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每一个步骤、每一段路程、每一个措施都需要银行及监管部门坚定信仰、毫不动摇，更需要银行机构步调一致，蓄积各种改革创新动能，忠实执行支持中小微企业战略决策，抱定支持中小微企业必胜信念，将一切金融服务制度、措施及金融资源围绕到支持中小微企业上来，大胆探索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方式和金融服务产品，排除有可能存在的一切困难，才有让这种转移能从起点走到终点，取得金融经营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否则，这种转移只能原地踏步或者倒退，最多也就是一场作秀。 这种转移是一次深刻的金融思想解放运动，丝毫不亚于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在实施这次转移中，需要金融思想理论的指导，因为思想是一切改革行动的先导；而转移经营重心和改变金融资源的流向是一场伟大的金融变革，尤其需要强大的金融理论指导。如果各级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瞻前顾后，或畏首畏尾，不愿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目光短浅，沉湎于既得的金融利益，满足已有监管成效，不思进取，不顾中小微实体企业的困难；或者对当前中小微实体企业因疫情带来的困难现状熟视无睹，就会对八部委制定的《指导意见》30条措施阳奉阴违，必然会使很多政策措施无法落地生根，甚至会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使各种扶持中小微企业金融政策只能陷入“水中月镜中花”的尴尬境地，无法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措施到位，也无法让中小微企业真正摆脱困境，更不可能开出金融改革的盛艳之花。由此，实施好这次转移，银行机构及监管部门应该首先解放思想，树立金融长远可持续发展意识，消除一切不利于转移的消极思想，确立不进行金融服务重心和金融资源转移就没有出路的改革立场，“急企业之所急”，将所有金融服务意识统一到为中小微企业服务上来，通过各种制度形式将这种意识上升到一种新的理论高度，并通过各种宣传方式让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深刻认识并领会这种金融思想意识的重要性，这次转移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这种转移需要一种严厉监督制约，与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及各种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甚至可以相提并论。在这次转移中，需要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同一切不良经营行为或倾向作斗争，严厉惩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对侵害中小微企业利益的行为实行“零容忍”，让坚守底线的正气占领金融经营阵地；尤其需要金融机构及监管当局树立合规意识和法纪意识，努力构建一种推动转移顺利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否则，一边喊转移，一边却在暗地干着各种违法违规金融行为，监督部门对钻监管空子、打监管“擦边球”的行为也是睁一只闭一只眼，其转移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过去央行及相关部门出台扶持中小微实体企业的政策措施可谓不少，但执行到位的却不多，被金融机构“截留挪用”以及悬空的不少，使得中央政府出台的金融政策被大打折扣，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如央行定向降准支持中小微实体企业，遏制资金脱实向虚，消除资金监管套利行为等要求，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监管机构和监管力量，导致央行释放的庞大资金总是通过各种暗道跑冒滴漏流入房地产、楼市、股市及其他虚拟产业领域，资金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趋势难以扭转，监管套利行为也是屡禁不止。由此，此次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以及出台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行还本付息奖励措施等等，都需要相应监督机制和监管措施配套跟进；而纵观《指导意见》从支持政策、服务能力、激励约束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优化融资环境、组织措施等方面对转移都进行了明确规范，可谓相当完善，无懈可击，但却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进行必要的补充，这种转移同样有可能落入窠臼之嫌。对此，《指导意见》出台之后，需要政府各相关职能机构精神构建严密的监管机制，来为推动商业银行实行经营战略转移“守护神”。 这种转移是一场大兵团作战，如同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需要各方同心协力。在实施这次金融战略转移中，需要动员的社会资源较多，不仅仅是银行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在思想观念、经营行动、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全方位转变，也更需要社会各层面比如政府职能机构、各类民间社团组织、各类企业等积极配合，还有可能需要社会管理方式及经济模式的转变。可以说这次转移是一项庞大的金融社会系统工程，是一场大兵团作战，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地方存在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转移的寸步难行甚至是失败。 试想，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发起的三大战役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虽然有军队统帅制订缜密的战略战术，有各级解放军指战员们的缪力同心，但与各方面的力量协调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淮海战役是民众用推车“推出来”的，据相关资料披露，整个参加淮海战役的支前民工高达543万人，是他们给解放军运送伤员、粮食及其他后勤补给，否则要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此次八部委发布《指导意见》，本身就说明了参与这次转移需要动员的社会力量之多、之大，而要让所有力量都能为这次转移腾挪出足够空间并大开绿灯，无疑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协调机构和协调信息交流平台，随时解决转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发布战略转移统一推进的号令，集中一切社会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转移的胜利。而这次《指导意见》发布之后，显然没有一个协调机构来制衡，其转移的效果可能难以让人乐观，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由此，为改变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发布之后缺乏有力的执行机构、甚至是陷入各部门朴素掣肘及狼狈的扯皮漩涡，需要成立强有力的战略决策“指挥部”来统一运筹这场伟大的战略转移大决战，这场金融经营大转移的胜算才会更大。
6月8日消息，金融界网站从腾讯内部人士处获悉，前平安集团高管任汇川日前加入腾讯，任高级顾问，参与探索发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今年3月16日，平安发布公告称，任汇川因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平安集团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职务，最后的工作时间为2020年5月31日。 资料显示，任汇川于1992年加入平安，在平安产险、平安信托和集团等多个岗位上担任管理职务，先后出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主导并经历了中国平安(行情601318,诊股)港股、A股的上市，参与深圳市商业银行的收购兼并工作等重要事项，一度被外界视为平安的“二把手”、马明哲的接班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宜春6月8日综合报道 据江西省纪委网站消息，宜春市委原书记颜赣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颜赣辉简历 颜赣辉，男，汉族，1962年2月出生，江西崇仁人，大学学历，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四届江西省委委员、省十四次党代会代表、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1982年7月至1995年12月，历任抚州地区统计局干部、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 1995年12月至1997年11月，任金溪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县长； 1997年11月至2000年9月，任金溪县委书记； 2000年9月至2000年10月，任上饶地委委员、组织部长； 2000年10月至2005年1月，任上饶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2005年1月至2011年8月，任宜春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1年8月至2013年9月，任萍乡市委副书记； 2013年9月至2016年4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年4月至2016年7月，任上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任上饶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任宜春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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