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将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它标志着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实践与完善之后，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民法典》颁布与实施的背景具有极为特殊的时代特征，它是在我国实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推出的。此外，我国保险业的深化改革正全面展开，行业面临深刻转型与升级的历史任务，《民法典》无疑将成为一个重要契机、推手和动力。 保险作为社会经济和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进行的是一种特殊的民事经济活动，因此，保险与民法典的关系十分密切，并涉及方方面面。首先，民法典将对我国的民商事活动，也包括保险，产生重大和深刻影响。其次，尽管民法典解决的是一般民事关系，但民法典将对所有民商事的法律基础，产生深刻且系统的影响。第三，作为一般法律规定，民法典是保险法的重要基础，保险活动不仅要符合保险法的规定，也有满足民法典的要求，尤其是在保险法不能解决问题时，就需要援引和适用民法典的原则规定。第四，民法典涉及整个社会大量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调整和保护，保险能够有效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能力，为民法典的实施提供基础保障。因此，民法典将对我国保险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保险也将为民法典的全面实施保驾护航。作为基础和前提，保险行业需要认真和系统地学习民法典，全面规范和改善自身经营行为，同时，要充分利用民法典实施的机会，强化行业的社会服务意识与能力，促进行业的转型与发展。 一、保险业要认真学习民法典，深刻领会立法精神与原则 首先，要认识民法典的地位和作用。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既有总结与传承，更有创新与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 其次，要认识民法典的根本诉求、立法原则和制定特点。从表面看，我国民法典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但从本质看，是全面贯彻和坚持了“以人为本”和“人民中心论”的先进立法理念，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切实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更是将对“人”的保护，贯穿民法典的始终。 第三，要认识民法典不是一部“新法”，它是建立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民法总则基础上，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可谓是“九法归一”和“顺理成章”。从内容看，全新条文的量不大，部分是在原有相关条文基础上做实质性的修改，大多数条款是对原有法律条文的直接承继，因此，传承和稳定是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特征。学习民法典需要“承前启后”，更需要“温故知新”。 第四，要认识民法典的是一部新法，这种“新”不仅仅是形式的新，即以“法典”的形式，系统整合，统一规范，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新，不仅是新的结构，更有全新的理念，同时，“民商合一”是民法典“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特征与进步，学习、理解和执行，均需要在理解内在逻辑与诉求的基础上，解决好民法典（一般法）与商事专门法（特别法）的逻辑关系与衔接问题，保险就是一个典型的场景，因此，要认识、理解并处理好保险经营、保险法与民法典的关系。 第五，要认识民法典的法治意义与价值。从技术的角度看，民法典无疑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次质的飞跃，不仅是一次历史总结，更是一次全新探索。但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看，民法典的出台，既是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更是推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一个重要契机和动力，因此，无论是学习与认识，还是落实与执行，都不能“就事论事”，要有更高的站位，更深的觉悟。 第六，要认识到民法典的推出和实施，将开启我国新一轮全民普法教育行动，也应当成为我国保险业开展依法经营教育的契机。近年来，随着人们公民意识的强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民事，还是商事活动的各种纠纷不断增加，其中一个基础原因是法治水平，也包括立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民法典将全面提升我国民事立法水平，并更好地扮演民事法律活动“百科全书”的角色，全面普及并提升社会的法治水平。 二、保险业要结合民法典，全面规范和提升经营水平 保险属于既典型，又特殊的民事经济活动，保险合同既是一种经济合同，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同，因此，民法典与保险具有基础和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保险业的法治水平相对较低，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合同纠纷多发，导致了行业存在经营不规范，社会形象不佳，法律风险较大等问题，因此，保险行业学习贯彻民法典，首先，要解决“补课”问题，即利用这个机会，加大行业普法力度，通过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民法典的公平正义原则，全面提升行业懂法和守法水平。其次，从内容看，民法典修改不多，但修改的均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将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及保险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行业特别关注。 首先，要从根本上全面领会我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与原则，特别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指导保险经营管理活动的根本。民法典确立的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和守法的原则，特别是诚信原则，是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是订立保险合同的前提和基础，不仅是针对投保人，更是对保险人的要求。目前，在保险经营活动，特别是在营销、承保和理赔过程中，仍存在与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相悖的做法，需要在深刻领会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全面整改、完善与提升，更重要的是将民法典的立法精神融会贯通，成为全行业从业人员的自觉行动。 其次，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民法典要求从事民事活动，不仅不能违反法律，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但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保险经营，特别是在创新过程中，行业仍存在不少误区，有些人认为只要形式上不违法，只要符合“概率”，就可以做，至少可以“打擦边球”，如当年的“贴条险”、“世界杯遗憾险”和“脱光险”等，却忘了“公序良俗”的要求。同时，保险业在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企业自身利益，出现大量“过度营销”导致的消费误导问题。保险具有显著的社会性特征，因此，行业要理解并树立一个满足“公序良俗”的行为标准。 第三，保险经营的本质和载体是合同，因此，行业高度关注和深刻领会民法典的“合同编”。民法典在坚持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完善合同制度，势必对保险产生重大影响。保险业要从两个层面学习和思考，一是民法典将对保险合同与经营产生怎样的影响，二是作为保险经营的对象，各类合同的变化，将对保险经营和服务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要特别关注合同成立与变更、典型合同、格式条款制度、电子合同、预约合同、代位权及准合同等相关规定，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视角观察、学习和理解，同时，要把保险合同和经营管理“放进去”进行思考和领会。 第四，民法典的一个重要诉求和进步是全面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这将对保险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营销的视角看，民法典明确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些新规将对保险营销，特别是电网销、微商和直播营销等新的营销形态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一系列互联网保险治理活动，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强化监管，因此，保险业要理解并觉悟“保护客户就是保护自己”，将个人信息保护转化为行业的自觉行动。 第五，在保险的经营过程中，无论是风险评估，还是个性化服务，均涉及大量的客户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在民法典全面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背景下，保险行业面临如何“依法用数”的挑战，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能力问题。民法典强调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收集、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要构建自然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框架，合理平衡保护个人信息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民法典在“人格权编”对与相关的权益进行了系统的保护，明确“健康信息”为个人信息范畴。保险的射悻合同特征决定了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获取客户信息，但作为前提是尊重和保护客户隐私和利益，离开了这一点，保险经营，乃至存在的基础就会受到质疑，因此，行业要理解并觉悟“只有管好数据才能得到数据”。同时，也将对保险公司的信息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六，作为保险经营的一个重要环节，保险中介，包括保险代理人与保险经纪人也面临着转型与升级，其核心是依法合规和公平正义。民法典在“总则”第七章中对“代理”做了原则性的规范，同时，在“典型合同”中对“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和“中介合同”做专门化的规范。保险业要结合近年来监管部门颁布的保险中介，特别是保险代理人的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保险中介行为，促进保险市场关系的和谐和持续健康发展。 三、民法典为保险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需要很好把握 作为民事领域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民法典的出台、实施与普及，将全面增强全社会的民事法治观念，一方面是强化民事主体的维权意识，倒逼相关责任方的依法合规；另一方面是强化民事主体的责任风险意识，特别是通过保险进行转移风险。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我国民事法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为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责任保险的发展，也为民法典的实施，特别是民事法律责任的救济和落实，切实维护权利方的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还应当注意发挥保险的正外部性特征，通过保险能够实现对违法成本的再分配，形成一种市场化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推动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 首先，民法典的一个核心诉求是对“人”的保护，特别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具体而言，是要切实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同时，进一步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具体内容。“人”是人身保险的对象，因此，民法典对“人”的保护为人身保险的经营提供了重要的逻辑基础，同时，也为人身保险经营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此外，民法典从更好地保护人的基本权益出发，确立了“居住权”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台，将对我国的住房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家”是民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形态，因此，家庭关系是重要基础，也是民法典调整的重要领域。民法典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家庭互助，这是保险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环境。从传统经营模式看，无论是保险利益的确定，还是赔付对象的甄别，均涉及婚姻、继承、收养等家庭关系，民法典进一步明确和清晰了相关规定。从创新经营模式看，“家庭保单”将成为未来的一种重要的经营模式，其核心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关系”，而“家庭成员”的认定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重要基础。 第三，在财产保险的发展过程中，可保利益原则是重要基础，其核心是“确权”，依据是“物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民法典针对“物权”问题，进行的全面梳理和规范，尤其是针对存在的法律“空白”进行了补缺和完善，进一步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法律秩序。民法典明确了用益物权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居住权等，特别是解决了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法律障碍。从城市看，住宅相关权益的明确和清晰，为家庭财产保险、住宅质量保险和住房抵押养老保险等，提供了制度保障。从农村看，土地承包经营和宅基地的相关规定，为农业保险，特别是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保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土地流转履约保险营造了良好环境。宅基地的相关规定，为农村以房养老保险提供了制度支持。此外，民法典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物权范畴，为网络经济领域的保险理顺了关系。 第四，信用和保证保险，既是未来保险发展的重要领域，又是当前保险面临的巨大挑战。民法典为信用和保证保险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一是通过“典型合同”的第十三章，对“保证合同”进行了全面规范，明确了保证责任的外延与内涵。二是关于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默认”问题，即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担保物权制度，扩大担保合同的范围，将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纳入。四是完善了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明确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五是明确和规范了保理合同的相关规定，为信用保险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扩大营造了良好环境。 第五，民法典是在《侵权责任法》基础上的一次全面和系统的完善与提升，“侵权责任”部分，与保险经营，特别是责任保险关系密切，不仅涉及产品开发与定价，也涉及理赔与服务。一是将侵权责任性质明确为“侵权之债”，清晰损害赔偿对象，为责任保险奠定了制度基础。二是要关注民法典关于“归责原则”的规定，这是基础，同时，要关注“自助责任”的相关规定。三是民法典确立的“自甘风险”规则，将对体育保险和校园方责任保险等产生重大影响。三是进一步完善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重申“故意”和“重大过失”归责原则。五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侵权违法成本，明确了“惩罚性赔偿”，将对知识产权保险产生重大影响。六是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核心是平衡好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为网络安全保险，特别是“第三方风险”保险的发展营造外部环境。 第六，民事法律责任，特别是侵权责任是责任保险经营的基础，同时，个体的法律责任风险意识是责任保险发展的环境条件。民法典在既有法律的基础上，全面规范、完善和提升了产品生产销售、机动车交通事故、医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高度危险、饲养动物、建筑物和物件等领域的侵权责任规则，一是完善生产者、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二是明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顺序。三是进一步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四是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五是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完善高度危险责任。六是完善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这势必全面强化相关领域主体的风险和责任意识，催生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保险业需要在认真学习和研究民法典的基础上，开发更有针对性的产品，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宜春6月8日综合报道 据“江西组工微讯”消息，6月8日下午，宜春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强同志出席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宜春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于秀明同志任宜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颜赣辉的宜春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于秀明，1964年10月出生，曾任抚州市委副书记，2017年任鹰潭市委副书记、市长。日前，江西省纪委网站发布消息，颜赣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于秀明简历 于秀明，男，1964年10月出生，汉族，江西鄱阳人，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教育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6.03―1991.06江西省波阳县委办公室秘书、秘书组长（副科级） 1991.06----1997.12江西省上饶地委办公室副科级秘书、调研科科长、副主任 1997.12―2000.12江西省上饶地委副秘书长、地委政研室主任 （其间：1996.12―1998.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系投资管理专业学习） 2000.12―2002.07江西省玉山县委副书记、县长 （其间：2001.03―2001.07 上海市委党校中青班学习） 2002.07―2003.05江西省德兴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05―2006.01江西省横峰县委书记 （其间：2004.03―2004.07 中央党校县委书记进修班学习） 2006.01―2006.11江西省玉山县委书记 2006.11―2007.02江西省景德镇市政府副市长 2007.02―2011.08江西省景德镇市政府副市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2011.08―2012.02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2012.02―2014.05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14.05―2015.12江西省抚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其间：2012.09―2014.12江西省委党校社会学专业学习） 2015.12―2016.11江西省抚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16.11―2017.01江西省抚州市委副书记 2017.01―2017.07江西省鹰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7.07--2020.06 江西省鹰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20.06-- 宜春市委书记
51岁的任汇川大转向，4万亿互联网巨头金融新探索？ 今年3月份公告离职后，曾被视为中国平安(行情601318,诊股)集团接班人的任汇川去向落定，还是深圳的巨头公司，从1.4万亿人民币市值的金控大平台中国平安，转身到4万亿港元（3.74万亿人民币）市值的互联网帝国腾讯。 6月8日，根据腾讯内部人士消息，原中国平安集团接班人任汇川日前已加盟腾讯，任高级顾问，参与探索发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根据财新报道，任汇川的正式入职时间为6月5日。 一位曾在平安集团和腾讯均有任职的人士评论：“任总的能力在平安有目共睹，差别就在于任总整体上也是比较儒雅，这一点更像马pony（腾讯马化腾），不像马Peter（平安马明哲），任总的专业能力有助于腾讯金融打造出一流金控平台。” 曾被视为平安集团接班人 1969年的任汇川，从1992年走出校园就加入平安集团，在平安集团工作28年，曾被视为该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马明哲的得力干将和接班人。 2011年3月，时年42岁的任汇川就当上了平安集团的总经理，被称为“少帅”。在今年3月份的离职感言中，任汇川表示：“我最感恩的人是马明哲董事长，对于我，马总如师长、如父兄，一路培养。” 今年3月16日，中国平安公告称，任汇川因为个人身体原因辞任执行董事、副董事长，不过任汇川仍将在中国平安继续工作至2020年5月31日。任汇川离职之时，即有消息称其下一站是腾讯。 任汇川是平安30多年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平安集团给予了任这样的评价。而任自己在离职时也表示，作为一名28年司龄的老员工，能参与和见证平安自深圳起步到屹立世界的历程，感到无比自豪。 当年起家于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中国平安，如今已经涵盖保险、银行和投资三大板块，成为市值1.39万亿人民币的金融帝国，保险同行早已被甩身后，是国内罕有的市值能匹敌四大国有银行的金融机构，超过农行和中行，仅次于建行与工行。 在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金融领域的时候，作为金融机构的中国平安早已开始将自己定位向科技企业。 在2019年年报中，中国平安表示：平安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将“金融+科技”更加清晰地定义为核心主业。 腾讯金融科技增势强劲 任汇川的加盟，或将大大助力腾讯金融科技板块的发展。 腾讯金融科技（TencentFinancialTechnology）前身为财付通，是腾讯公司提供移动支付与金融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2019年5月份，腾讯发布季报，腾讯金融科技板块首度作为四大板块之一单独披露。 2019年6月份，腾讯投资并购部联合负责人林海峰晋升为公司副总裁，全面负责腾讯金融科技业务（FiT线）的管理与发展。当时，腾讯总裁刘炽平表示，腾讯金融科技一直坚持稳健、合规、精品的理念，对内严控风险、对外开放合作，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多年积累，我们已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重要建设者。 刘炽平当时表示，“如今我们迎来发展的机遇期，一方面金融科技平台在支付、理财、证券、区块链等多个板块上都有很多创新发展机会。” 腾讯2019年的财报显示，金融科技板块增势强劲。2019年全年，腾讯营收3772.89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业务，2019年全年贡献收入1014亿元，同比增长39%。2019年底，金融科技板块中的理财通资产保有量已高达1万亿元，用户量超2亿。 对于金融科技业务板块，腾讯在2019财报中表示，致力于推动支付创新，增加支付使用场景，扩大理财产品组合。 曾经的万亿金控平台的少帅，转身超10亿用户的互联网巨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体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国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来源。笔者以学者研究的方式，拟就此撰写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三。下期系列之四为《土地改革的至关重要性与如何进行才能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 本期内容：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凯恩斯认为长周期的经济波动，除了固定资产更新因素以外，就是人口增长变动的影响。笔者对中国1973—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3—2015年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系数为0.81。以回归模型假设2001—2015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增长增长率，计算2021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前5年平均为7.66%，中5年为6.78%，后5年为5.70%，15年平均为6.77%。也就是说，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减少20岁到44岁的近3亿人口，未来15年即使体制不改革和经济任其自然增长，2035年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以此模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未来15年的GDP增长，前5年平均为3.32%，中5年为2.84%，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3.03%。有也对这一公布数据质疑的文献。笔者根据其推算，则前5年平均为2.36%，中5年为1.82%，后5年为1.01%，15年平均为1.73%。 再用生产率模型进行计算，在体制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以国家统计局人口增长数据推算，就业劳动力投入每年平均减少707万，15年中就业劳动力规模可能要从2020年的7.7亿减少到2035年的6.6亿，累积劳动力投入减少1.1亿。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下行压力来源。如果没有土地体制等改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支撑，因为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形成的需求不断萎缩，除了资本边际产出规律性下降外，还要考虑经济自然增长场景下的资本存量相对需要不断地出清。这样2021—2035年间的经济增长，前5年平均为3.5%，中5年为2.48%，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2.84%。如果以对公布人口增长数据质疑文献推算，投入就业劳动力的缩减将会严重一些，相对需要的资本出清压力也要大一些。据其计算的未来自然经济增长率，前5年平均为3.03%，中5年为2.08%，后5年为1.24%，15年平均为1.64%。 从均衡增长方法计算，人口将继续收缩造成的需求收缩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改革会使居民收入在劳动力配置改善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和房屋价格合理化溢出居民收入四个方面支撑国内消费需求；但假设户籍制度、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土地住宅供给等体制改革方面没有进展，国内居民支付能力不能对出口动能下降、不动产需求收缩进行替代。经济任其体制既定不变的场景下自然增长。那么，2021—2035年间，前5年为3.2%，中5年为2.1%，后5年为1.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7%。而按照质疑人口数据文献推算，前5年为2.24%，中5年为1.34%，后5年为0.7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 可以看出，不论何种算法，如无强有力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新的增长潜能，未来人口变量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能说不大。而且，任其经济自然增长，长期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一定会是一个未来的大概率事件。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学上有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大意是在流动性不足时，通过需求刺激政策，加快经济增长率到理想（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速度；或者通过教育进展、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技术进步，并在就业—收入—消费均衡变动的情况下，形成新动力下潜在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暗含的假设为，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体制转轨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去判断和定义？笔者认为体制转轨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变量，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场景和内容。转轨国家，除了经济波动低迷时期，需要用扩张政策刺激，以及从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扩大产出侧潜在经济增长率边界外，更重要的是从体制改革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潜能。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供给方面，重点是通过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化配置改革，改善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方面，需要明晰和保护产权、要素市场化公平交易，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使居民能够得到财产性收入、以要素为本创业经营收入、劳动力转移收入，其消费支出需求为潜在经济增长创造相应的需求可能性边界。 体制转轨中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元计划要素配置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混合配置体制转轨的高增长动力结束后，后半段动力来源于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配置要素体制的改革。因而在这样一个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改革部位选择、阻力大小、力度强弱、效率高低和时间快慢。在要素配置体制上，如果二元不变，未来不会再得到新的增长潜能，甚至会造成经济增长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改革带来增长红利，以及改革增加收入和需求，其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回归”、“改革没有进展”与“理想改革”之间连续分布的，从负到正和从小到大的结果。 体制复归会带来负增长潜能。我们这里将 “改革没有落实”，也即体制没有变化既定场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称之为体制转轨国家没有获得改革红利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使用一些方法，包括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等模型也可以计算中国自然经济增长率，因为其假设条件之一是体制既定不变。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转轨国家经济新增长潜能，到底来自于哪里？虽然在讨论时，学者们一致认为，体制改革会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但是，从投入产出方面看，改革什么部位，能够带来多少增长潜能？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各体制改革中是怎样分布的？这些改革加总后，根据改革力度的大小，其高中低方案获得的总经济增长潜能是多少？也许是笔者看到的文献不全面，似乎还没有一种可用的思路和方法。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既定的模型，代入有关数据，很难计算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会得到什么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经济增长潜能。问题可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术界关注重点，集中于市场体制既定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需求不足等问题；不熟悉体制转轨国家的体制设置、经济流程和有关数据。关注体制转轨国家如何改革才能获得新经济增长潜能的文献也不多，或者对转轨国家的实际体制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关系情况，了解的不是太清楚。笔者在现代数学和经济学计量等方面，没有特别深的功底。只是特别执着地一直在思考，就是将定性和较随意地分析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这种“猜测”，有一种什么办法将其数量化分析。有以下想法。 （1）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改革的研究方向性原则。前述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红利，最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而不是来自于体制改革以外的如人力资本提高、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这是展开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与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思路一样，就脱离了研究体制改革与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的实践意义。历史模拟，也得不出哪些体制需要改革的针对性结论。 （2）将假设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其实许多现代经济学关于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的模型，是描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方法。其明示和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实际是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的许多体制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实际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 （3）用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进行可计量计算。假定扭曲无法替代和利用时，用反事实法考虑要素配置扭曲的产出损失；假定将与市场经济标准不符的条件恢复，即用条件还原法，估计进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4）体制二元变动分析。一个计划经济配置要素的国家向市场配置要素的国家转轨，必然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一元的计划配置体制向二元的计划和市场配置体制转变，其也形成新的增长潜能，甚至创造经济奇迹，这笔者在本系列之二中已经进行过讨论。二是要素从二元配置体制再向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这是改革攻坚的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所有体制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还原，余下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部分通过改革退出国民经济运转体系。 （5）供给自动创造市场需求假设的还原。改革不仅要考虑要素配置的改善，以及投入的效率，在需求长期不足的场景下，还要考虑改革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实现均衡增长。因此，需要将价格水平、债务和货币流动，与主体间收入—支出—消费循环，一并进行相关讨论。 （6）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增长。考虑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下，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资产化、货币化，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禁止要素交易扭曲与要素极端交易扭曲二元体制下的价格、债务的货币过度流动及分布，观察它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如果将禁止交易部分要素允许交易，极端交易要素部分改变为竞争性交易，观察其波动和向稳定的过渡。发现这种禁止交易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对于未来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实施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充足的可交易资产保证，可在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安全场景下，争取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在做更复杂的模型构建、编程和计算前，笔者用线性简单的方法框算了要素配置改革获得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资本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资本与劳动力和土地二要素不同的是，其流动没有户籍和禁止交易规定的阻碍，更没有阻断。因此，其基本上受市场的配置。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信贷、债市和股市，即资本供给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上；其扭曲损失在于，资本供给端的低成本，和产出端国有经济中资本的低效率；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其进入国有经济的扭曲损失，可以通过前述的转贷等方式在非扭曲体制中加以纠正。因此，资本要素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将目前信贷、债市和股市向国有企业供给资本要素60%和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占总权益资本60%的两格局，到2035年改革到国有企业分别为双15%比例和民营企业为双75%比例的格局。低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25%之间，高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36%之间。笔者研究，其获得的增长潜能，并不如定性分析猜测的那么大。原因在于，其实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已经很高，改革形成新潜能的余地不大。 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主的是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中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中转移配置。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竞争配置和供给等体制改革。2035年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3%，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下降到5%，获得的增长潜能为，2021-2025年平均为0.404%，2026-2030年平均为0.19%，2031-2035年平均为0.004%，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年均新增长潜能只有0.2%。其微弱的原因在于：投入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未来15年将年均减少1%，如果劳动力对GDP贡献份额如果为50%上下， GDP增长率年均损失就为0.5左右。也就是说，劳动力配置从农村农业中获得年均0.7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被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减少0.5个百点左右的损失所抵消。因而，户籍等体制等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也并不如定性分析的那样大。当然，如果不推进改革，其负影响就是就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和农村居民收入不能平衡产能过剩，在均衡增长方面形成年均1.5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压力。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由于目前流行经济增长计算的模型中，因土地供应数量固定不变、边际产出增长微弱和土地是自然资源又还永不磨损，因此，主流的研究，将其从模型中舍弃了。但国内经济学界在进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分析和计算时，需要考虑这样一些中国土地体制及其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功能的国情和细节。 （1）中国土地要素二元体制，是一部分土地极端交易，另一部分土地禁止交易。因此，其禁止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不是价格高低的扭曲，而是有无价格的扭曲，是一种禁止市场配置的彻底扭曲。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许多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并没有市场意义上的资产化和财富化。如果其改革还原，放开交易，是一种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释放，而不是土地已经资产化和货币化国家转手的少量增值。 （2）中国可以将土地要素投入从固定数量，变成向右倾斜数量可以增加的供给曲线。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已经被利用土地面积比例并不高，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可利用土地，还有数量上增加土地要素的空间。因此，土地要素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并不一定如开发成熟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变量和垂直的曲线。 （3）中国经济中土地和房屋领域资产类的贡献，实际均进入了GDP的核算。如前面系列文章中所述，土地出让金虽然在收入法上没有进入GDP，但是在生产法上以自己产权住宅自己居住，按照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实际虚拟摊入了GDP，以求得收入流量与产出流量间的平衡；房地产和建筑企业所交的各类税收，其自己的净利润，以及支付的劳动力报酬等增值，都进入了GDP核算。而且笔者还发现，2000—2019年，土地和房屋价格年均复合上涨17%和8.2%，但并没有这方面的缩减指数，都进入了GDP。不包括单位建房、小产权房和棚改房等，仅仅土地出让和商品房地产领域中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从2000年的2.84%上升到了2019年的15.14%。这是行政垄断土地市场和单一开发商供应房屋极端扭曲形成的极端经济增长（泡沫和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安全）。 令笔者兴奋和对中国未来信心被重建的是：通过条件还原法计算发现，城乡土地改革增长潜能占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目前禁止交易的可交易土地，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从影子价格估算，农村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不允许交易，城镇有150多万亿元的可交易土地，禁止二级市场交易。总体上，如果对其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 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
两会召开后，国内政策基本定调，明确不再有大水漫灌，似水繁荣已成过往。疫情之后，这些新变化对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和二级市场投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经济的运行状态，第二是政策的变动趋势，第三是资产的轮动规律，第四是投资和企业的应对之策。 经济大势： 不能低估疫情的冲击，未来一年大概率是W型 疫情是今年经济发展最大的外生变量，疫情之后关于经济的讨论就特别多。疫情爆发之初，关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很多人其实是低估的，全球爆发之后，大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才逐渐看清了形势。实际上疫情本身可以用“千年未有之大危机”来形容，而且我们要根据疫情进行长期部署。 1） 海外疫情进入平台期，国内防控进入常态化，要学会长期共存 短期来看，海外疫情基本见顶，虽然每日新增病例还在持续高位震荡、拉美和非洲疫情还处在爆发高峰期，但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之前最严重的美国拐点逐步显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国内疫情防控成效更加明显，经济恢复速度还是很快的，PMI连续三个月位于荣枯线之上，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有体制的优势。同时还要意识到只要全球还有一个国家没有把疫情控制住，疫情就不算结束。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可能未来我们会经常遇到一种情况，突然某个地方输入和本地新增病例，然后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隔离、中小学停学可能都再发生，大家要慢慢的习以为常。 现在大家都寄希望于疫苗，我也跟比较权威的生物医学专家探讨过这个问题。我问尽快把疫苗研发出来就能结束疫情了吗？他说恐怕很难，疫苗从研发到应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要学会跟疫情长期共存，并且疫情直接会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也会加速很多中长期的趋势。 2）疫情带了很多直接和间接冲击，像沙子一样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摩擦力 这次疫情好像是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当中撒了一把沙子，而且这个沙子的颗粒还很大，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摩擦力增大了，甚至会影响一些子系统和整个机器的运转，想要在短期之内完全消除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其实远没有结束，全球经济增速目标的下调也已是定论，并且现在很多国家还在致力于防范疫情，需要警惕疫情冲击出现的金融风险。 2020年我们已见证了成群来袭的黑天鹅，A股创下2008年以来单日暴跌记录、美股史无前例的十天四次熔断、油价暴跌甚至一度出现“负油价”、港股连跌史上第三次破净、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等，虽然最坏最恐慌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局势还会延续。 另外也要关注由于经济变化而带来的产业变化，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疲软，再加上逆全球化影响，外贸出口行业的压力才刚刚开始。同时全球疫情扩散对产业链的冲击，特别对依赖海外核心设备及材料的半导体、计算机、汽车产业链影响最大。虽然美国制裁华为是单个事件，但需要关注其长远影响。无论是从企业还是投资的角度，都应该做好应对。 3）疫情之前很多趋势已经发生，疫情只是进一步加速 在疫情以前有一些趋势已经出现了，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无论是做一级、二级甚至是创投，有很多已经在发生了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重新去思考。疫情爆发后，这些趋势会对产业结构和未来经济的运行影响更大。 一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中美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度。在过去150年里，中国有几次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被中断的。只要能够遏制住中国，对美国来讲就是最大的利益。大国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未来10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个人比较担心这次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会影响到长期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最大的变化，这也是最高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背景。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老龄化的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老龄化并不是说一点点来的，它可能是突然到来的，这里面其实有我们称之为“人口塌陷”问题。1966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第一次人口高峰，大概有2.94亿人出生，这个群体会在未来五六年里逐步步入老龄化，大概有接近3亿人突然进入老龄化。其中的风险值得关注，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风险几乎是没有办法来特地解决的。 三是地产逐渐饱和，进入存量分化时代。也是从黄金时代到白金时代，因为我们户均住房1.5套，已经达到了国际上先进水平，住房拥有率也高达了96%，远高于美国的63.7%，总量基本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存量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四是贫富差距凸显。最近总理讲的一个数据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6亿人月收入是不足一千块人民币的。我再提供一个数据补充一下，月收入在8000块人民币以上的群体占比不到20%，我们可能都不在这个群体里，但需要看到巨大的财富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或者机会。从风险角度来讲，这意味着社会的内生性不稳定，美国现在的情况跟长期的贫富差距拉大是有关系的，同样也蕴藏着机遇，表明国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无限的，下行市场会催生“独角兽”企业。 五是刺激政策空间有限。短期来看，政策刺激的空间其实是不大或者比较克制的。这一点总理也在“两会”期间进行了解释，我们之前也进行过预判。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很多人希望刺激政策能够更猛烈一些，当时我就提出不能高估中国宽松政策的力度。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2009年、2012年和2014年三轮大宽松，最后我们发现宽松的后遗症是比较大的，不能说宽松错了，它解决了一些旧问题，同样也催生了一些新问题。中国在宽松政策的问题上会去抄美国和欧洲经济体的作业，主基调毫无疑问还是偏宽松，但流动性不可能像2014年和2016年那么放松了。总理专门讲到产生泡沫以后有人会从中渔利，而且强调这一次转移支付直接给到企业，这也是为了避免金融空转，目前流动性先释放到金融机构的池子里，然后金融机构再到实体经济部门，这其中一定会出现传导不畅，造成金融空转。 4）经济底部基本确立，这一年经济增速大概率呈现W型 一季度-6.8%的GDP增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数据，确实是“活久见”。当然，如果从全年情况来看，大概率出现W型走势，一季度负增长基本上确立了底部，探底已经完成。二、三季度随着宏观干预政策和刺激政策的推出，会有明显的数据反弹，四季度可能会出现反弹结束、萧条因素重回主导、小幅回落的情形，到明年一季度由于低基数效应可能又会再上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经济增长的状态总体还是比较虚弱的，这一轮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显著高于2003年非典，也比1998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这次疫情对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要跟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比。 今年“两会”没有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道理也不是很复杂，一是“两会”延迟两个半月召开，二是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确实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保民生和稳就业上，最近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政策展望： 不要高估宽松的力度，整体偏宽松但会相对克制 每次危机都会引发了新一轮刺激政策，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所谓的危机。这一次和之前有些相同，短期来看，政策主基调肯定是偏宽松；但也有些不同，刺激力度肯定不会像之前那么大。 1） 刺激政策几乎都是相同的路数，加大刺激力度成为必然 不难发现，每次危机之后，刺激政策几乎都是相同的路数，现在能用的政策工具基本上还是来自于传统凯恩斯主义，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的做法，刺激内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先是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然后是刺激投资和消费，接着是刺激金融市场，最后就是市场化改革。 这次也不意外，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内忧外患，加大刺激力度成为必然。这一点在327政治局会议之后进一步确认，以提出特别国债、提高财政赤字为标志，刺激政策已经开始加速。从目前的政策走势来看，虽然这次不会完全使用过去的配方，但依然有着熟悉的味道。 2）货币宽松仍在进行中，下一步重点是宽信用，LPR和存款降息还会有 货币宽松其实是从2018年以来一直在做的，2018年4次定向降准，2019年2次定向降准2次全面降准，1年期LPR降息3次下调了16BP。2020年更是明显加速，至今已有2次定向降准1次全面降准，1年期LPR降息2次调降了30BP。相比2014的那轮的4次定向降准、4次全面降准和6次降息，降准的次数更多，降息更加科学精细。考虑到没有一次宽松会在半山腰结束，目前经济远没有企稳的信号，所以货币宽松还会继续发力，预计年内还有降准或定向降准2-3次共50个基点左右，LPR会下调3次左右共20-30个基点，存款降息25个基点左右。而且重点会从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会花更多的精力在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上，会有更多的再贷款、再贴现等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 3） 财政刺激力度不及从前，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太现实 积极财政是应对经济下行尤其是重大危机的重要着力点，比如1998年的特别国债，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2014年的数万亿PPP项目、产业基金，2018年以来的专项债扩容，会更加直接有效。这次也不例外，提高赤字率，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一个都没有少，但是两会给出3.6%的财政赤字率、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的专项债显然是低于很多人预期的。类财政宽松政策迟迟还未出台，后续专项金融债还会有，但不可能像2015年那么猛烈。很多人疑惑赤字率不可以搞到5%？特别国债为什么不发3-5万亿？总理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确实现在财政收支压力比较大，确实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而且后遗症太多。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财政和类财政宽松比较节制，没有无底线放开。 另外，很多人建议应该财政赤字货币化，我觉得不太可行，央行放水，财政养鱼，两者不应越界，否则会滋生资产泡沫、导致通胀失控、损害纸币信用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还会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不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会错失难得的窗口期。 4）羸弱的经济经不起大力度刺激，市场化改革才有长远意义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刺激，而是休养生息，“留住青山，赢得未来”。因为羸弱的经济承受不起，而且仅靠放水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不能有效刺激实体，最多是靠制造价格幻象来维持经济，并且会催生资产泡沫、加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不能高估中国出台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程度，真正对于中国有长远意义的一定是改革，再具象化一点就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传统经济学只讲三大要素，现在经济学讲五大要素，还有很多可以去撬动的领域，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可以逐步放开管制，释放活力。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很难做的工作，但这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能够释放出新一轮的增长潜能。日本和韩国的过去的经历对于中国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特别值得去借鉴和吸取，特别是生产要素改革。 资产配置： 衰退后期向复苏前期切换，把握资产轮动机会 回顾2014年至今的二级市场资产表现，2014-2017年已经是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和资产周期，每年都至少有一种大类资产处在牛市当中，2014年是衰退早中期、债牛，2015年是衰退中后期、股债双牛，2016年是复苏期、一二地产牛和商品牛，2017年是过热到滞胀、三线地产牛和现金牛，有着明显的轮动规律。此后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2018年是衰退早期、货币弱宽松拉开债牛序幕，2019年是衰退中期、股债双牛，2020年上半年是衰退后期、宽松加速导致股债双牛延续，但最近货币宽松的重心明显发生变化，周期开始切换。 1）静待周期切换，可以确定的是复苏越来越近，但不确定何时会到来 短期来看，正处于从衰退后期向复苏初期切换的过程中，因为很多资产的价格已经开始分化，或者从更敏感的二级市场的短期表现来看已经开始变化了。 一是社会融资总量大幅增加，债市基本涨不动了。今年前4个月债市是一个很好的大牛市，尤其是疫情倒逼货币加速宽松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2.5%，创下2002年以来新低。但是近期由于降息降准少了，重点转向信用扩张，社融转正，债券收益率就下不动了，甚至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已上行了至2.8%以上，涨了34BP，基本回吐完春节后的下行空间，这和2016年10月之后的债市表现有些像。 二是核心城市房价开始上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开始触底回暖。地产政策整体偏宽松，房价开始出现阶段性回暖，尤其是一线新一线城市反弹动力较为强劲。最典型的是每次地产周期的领头羊--深圳，由于金融属性最强，地产调控相对宽松，房价十分敏感，已经率先上涨，单月涨幅一度超过10%，中西部更是超过20%。上海、北京已经开始量价回升，北京在一线城市中反应最慢，主要是地产调控太严格，加杠杆空间十分有限。 现在比较确定的是衰退已经在后期，而且复苏已经越来越近，虽然反弹力度不会太大。但不确定的是复苏何时到来，因为经济和资产的周期轮动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温水慢煮，随时可能切换。 2） 把握资产轮动节奏，衰退类资产性价比下降，复苏类资产性价比上升 经济周期切换的过程中，资产表现也会出现明显的轮动。最直观的是衰退类资产虽然还有空间，但性价比逐步下降，如高估值驱动的股票，和经济负相关的债券及债券基金，可降低仓位；与此相对的是，复苏类资产性价比上升，如刚需强劲的核心房产、靠业绩驱动的低估值股票，可适当加大配置比例。以下是现阶段各大类资产的配置策略。 股市：短期从估值修复转向业绩驱动，风格逐步转换，长期依旧有配置价值。短期来看，2019年以来的股市行情主要是由流动性驱动的估值修复，估值修复基本差不多了，整体已回升至历史均值附近，TMT、必选消费及医药估值已处于相对高位，高于70%的历史水平。后续货币宽松还会继续，但会相对克制，重点是信用加速扩张，流动性会从金融资产更多流向实体资产，股市还会有结构性机会，逐步从估值逻辑转向业绩逻辑，从估值牛变成价值牛，风格逐步转换，类似2016，有业绩支撑的周期股会相对强势，但反弹力度肯定不及2016。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外部形势不乐观，中美摩擦持续升级；二是经济复苏的强度和宽松的力度不及从前；三是缺乏供给侧改革的催化。 长期来看，A股属于最好的资产之一，3000点以下都是比较安全的区域，调整中可通过增强型定投，在市场底部区域分阶段加大配置比例。 债市：短期调整风险加大，今年还有下行空间，但性价比不高。虽然货币宽松还在继续，但力度明显不及从前，市场期待已久的降准降息迟迟未能落地，已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市开始调整，年后下行幅度基本上全部回吐，不愿意承担波动的可以止盈了。由于大方向还是货币宽松，估计今年债券还会有行情，收益率还有下行空间，甚至可能会再低于2.5%，但相对比较鸡肋。 地产：分化进一步加剧，核心城市差异化回暖，但幅度会远小于上一轮。正常来讲地产调控早该放松、市场早该起来了，上一轮2014年930开始宽松后，降低首付、房贷利率下调等所有能用的大招基本都用了，结果是各地房价全线暴涨，多的翻1倍，少的也涨了50%。但这次的地产刺激十分克制，以“稳”为主，很多地方的地产宽松政策都被紧急撤回。由于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整体偏宽松，刚需强劲的核心城市会在流动性驱动下开始回暖，深圳、北京、上海已明显触底回升。考虑到房贷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也不会大涨，估计能上涨10-20%，对于刚需，应把握时机买房换房。非核心城市恐怕没有多少机会，反而会有回调风险，主要是缺乏基本面支撑。 外汇：短期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不会出现大幅持续贬值，长期有升值潜力。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急跌，再度破7，主要原因是中美博弈还在继续，从贸易战演化为科技战，且疫情影响还在扩散，全球避险情绪依旧高涨，美元指数高位震荡，人民币汇率短期有贬值压力，但现在还远没到保不住汇率的地步，央行已经有所行动，不会出现大幅持续贬值，主要是基本面不支持。长期来看，中国依旧很有前景，人民币具有升值潜力。 黄金：仍处于升值周期，但上行空间不会太大，可作为补充配置。受避险需求的支撑，金价一度突破1700美元/盎司，年初至今涨幅高达15%，处于相对高位，短期继续上行空间不会太大。中长期来看，全球放水导致零/负利率，黄金硬通货保值，黄金还会一定的升值空间，可以做个补充配置。 应对策略：适应收缩经济新常态， 结构性分化会进一步加剧 其实，疫情之前经济本就处于下行通道，疫情之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凸显。由于本轮宽松的空间有限，单靠放水快速扩张的“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得寄希望于内生增长动力，逐渐适应收缩经济新常态。最近这两年大家也看到了，确实进入到资本寒冬，2019年其实略有回暖，但是疫情导致整个回暖中断。在资本寒冬里，其中会有很多新变化，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二级投资都要学会适应调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企业经营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而是要专注小而美 从企业的维度，会继续加剧分化，一部分企业大而强，或者是更大更强，另一部分企业会变成小而美或者实惠型的企业，有稳定的现金流、自己的手艺、自己的技术和有自己的市场，这段时间地摊经济和新地摊经济广为关注，大家会觉得城市有烟火气，连国家领导人都亲自出面鼓励做这件事情。这也反映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还是要发挥千千万万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要跨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无论从日本和韩国当年转型时期的经验还是我们这几年遇到的情况，加速核心业务线上与线下的融合，构筑更高的“护城河”，保证我们充裕的现金流和抗风险能力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优衣库是日本非常大的全球性企业，日本现在的首富柳井正是优衣库的创始人，优衣库的崛起其实得益于日本经济的变化。我们经常讲日本失落的30年，其实是跟中国增长速度对比的，如果考虑到开放度、GDP、老龄化和城市化等变化，其实日本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还能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已经很不容易了。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后，经济增速下降后，大部分群体收入减少甚至负增长，开始节衣缩食，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性价比的产品或服务公司又广受青睐，甚至崛起为世界级的公司，尤其是消费领域。 2） 二级投资不能跟风追泡沫，而是要拥抱核心资产 第一是看清行业赛道。我们调研了大概200家机构，发现未来的行业赛道趋势其实十分明确，无非是科技、消费赛道，还有中国为了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国产替代，这里面会产生一些不错的企业，其中尤其是以科技类企业为主。行业赛道是确定的，但要注意参与方式，可能会存在基因冲突。比如科技赛道前景是向好的，但真正有投资价值的科技企业大部分去境外上市了，A股中的科技股质量参差不齐、含金量整体不高。反观消费行业有着坚实的基本盘，会更加确定，十年前茅台总市值不到工商银行的十分之一，现在已经超过了工商银行，全市场第一。这也是我们常说的“A股买消费，美股买科技，港股不值得”的主要原因。 第二是拥抱核心资产。近期美股已经从3月连续熔断后的低点走出来了，而且纳斯达克100再创新高，FAANG（脸书、苹果、亚马逊、奈非和谷歌）实现V型反弹，是典型的结构性牛市。A股也不例外，尽管整体还是震荡行情，但不少大消费、医疗、半导体板块的优质龙头股价已经是历史新高，尤其是似水繁荣终结、挤泡沫回归价值的当下，强者恒强的局面会进一步凸显，需要优中选优。 因为疫情，经济和金融发展确实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阶段，内外环境、经济运行特点的趋势在变，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从投资的维度上来讲，无论从行业自身还是自己投资的方式和投资的思路我们可能都要适应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我们看得相对清楚一点，有的还不一定能完全看清楚，但是我想，投资领域我们要尽可能做到正确。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可以说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 近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20年春季会议改成远程会议，这可以说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70年来第一次非现场举办重要的年度会议，当然这与全球疫情有关系，也显示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 无接触经济，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不需见面就能完成的经济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看到很多此类经济行为，比如电商、生活服务、远程办公/医疗、线上娱乐/教育、在线销售、智能物流等（如图1），这离不开产业信息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支持。可以说，无接触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2020年因疫情而发展加速。新模式或技术能多大程度达到商业应用或社区应用，其实和不同路径的成本有关。在线互动的效果可能不及面对面互动，但疫情使得人与人当面互动的成本大幅提高，线下转线上就符合成本收益比了。 疫情过后有些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可能放缓或不会持续，但这次疫情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社会管理方式的时代离我们更近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将带来什么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生产效率、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有什么含义？ 数字经济增加服务业可贸易性 这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主要发生在服务业。工人不能返工，机器无人操作（除非已实现自动化），相关制造业就难以复工。但通过远程通信、数字技术的应用，一些服务业可实现复工。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制造业是可贸易品，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商品可以跨境流动，但人不能自由跨境流动，服务业往往要求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次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人员流动，效果类似国家间的移民控制。无接触经济有助于克服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障碍，显示服务业可贸易的潜力。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的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降低延时等，都增强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研究文献有个流行词Telemigration，可翻译成“远程移民”或“虚拟移民”。一个人没有移民，但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被另一个国家的机构雇用，所以叫Telemigration。贸易一般指国与国之间，但大型经济体内部也存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之分。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商品是可贸易的，很多服务业过去是不可贸易的。无接触经济同样彰显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我们要重新思考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传统上经济学对服务业不太瞧得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质疑甚至讽刺乐师、牧师、律师对社会的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说，生产活动需要服务业的支持，但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现在人们对服务业价值的认知已发生变化，但有个观点现在仍得到很多人认同，即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慢。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举的一个例子被广为引用，他说虽然有几百年的技术进步，音乐会四重奏还是需要四个人。 服务业可贸易对生产效率的含义 我们怎样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过去10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不仅是美国（图2），还有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学文献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统计误差。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一些经济活动边际成本接近零。比如过去听一首歌需要买唱片，现在通过数字技术无数人可以享受同一首歌，它的边际成本是零。边际成本是零的经济活动不一定体现为货币价值，没有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里，进而没有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二是通用技术渗透需要时间，就像电发明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的渗透持续几十年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个渐进的过程。三是某个或某些领域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粮食生产或冰箱制造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现实生活中人们需求有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而剩余劳动力一般会转移到生产效率不够高、供给不够多的行业和产品上。由此导致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效率比较低的部门，使得这类部门在整个经济里所占比重增加。按照权重来算，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没有先进部门那么快，甚至是放慢的。这在经济学文献里被称为“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即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停滞部门或效率低的部门。也就是说，总体劳动生产率放慢，不一定是没有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一般来讲，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较慢，随着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服务业占用资源增多。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美国更是如此（图3、图4）。 数字经济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原因包括：一是贸易带来竞争，竞争会提高效率。二是贸易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增加了，边际成本下降。最后，贸易可能带来技术外溢，提高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部分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假设单一部门经济平衡增长，但现实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并不是平衡增长，发展经济学虽然包含结构转型，但一般只应用于低收入国家。现在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重新重视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也可能适用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后，提升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和公共政策都有重要含义。 那公共政策怎样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呢？一方面是引导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应如何监管数字经济，避免或降低垄断、促进竞争等。数字经济的零边际成本特征，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出现了几家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美国的亚马逊、脸书、谷歌等，中国的腾讯和阿里等，现在也有较大的争议。巨头在成长过程中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会不会成为新的垄断反而阻碍新的创新呢？这是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对发展模式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是成功的范例。现在数字经济可能改变背后的逻辑。数字经济不仅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还可能降低了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商品包含两类成本，一是制造成本，包括劳动力等；二是贸易成本，包括运输等。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制造成本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如果机器替代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劳动力成本差异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机器替代人会导致制造业回流到高收入经济体，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但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人和人远程互动的成本，使得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加了，这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深远含义。 现在国际上经济学文献有种观点，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南亚等，想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行不通，未来是机器替代人，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这是比较悲观的看法。但也有相对乐观的，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就服务业而言，发展中经济体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仍存在，这种发展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务业出口而受到关注。中国的出口是制造业，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贸易逆差，印度反过来，印度是商品贸易逆差、服务业贸易顺差。这两种模式之争，到底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我相对偏乐观，机器替代人不能够阻碍落后国家的进步。但是发展模式需要变革，我们要更多关注服务业。其实不仅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一样，中国东部和西部，上海和贵州，西部如何追赶东部？过去靠制造业转移，东部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机器人的成本下降，靠制造业转移降低地区间的差异，这个模式是否还像过去那么有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更需关注分配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可能影响相对价格。有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简称BSH）讲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增长时，实际汇率升值。这是因为贸易品生产率提升，工资上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非贸易品行业工资跟随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但其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导致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即实际汇率升值。同样逻辑也适用于国家内部，大城市价格相对于小城市、农村的价格高，主要也体现在服务业价格高。随着部分服务业变成可贸易品，非贸易品范围缩小，意味着其价格上升压力可能更大。这对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义。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是赋能劳动者，但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资并没有跟随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善，背后有公共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劳动者的报酬跟随其边际生产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现实中有垄断问题，有些经济活动有负外部性。 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呢？一是供给有限的行业，由于技术进步不能引入该行业，或者虽有技术进步但某种原因形成垄断，供给因垄断受到限制。这些情况下，其相对价格上升，从业人员收入和资本收益上升。比如专利权在有效期内享有专利租金，人难以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还有房地产，地产是生产效率提升几乎不可能的产业，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空间有很强的排他性。二是产品与服务是需求近似无限的行业，人们的攀比消费，比如对时尚与品牌的追求很难用理性行为解释。三是具有零和属性的经济活动，一人所得即另一人所失，这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创造新增加值，主要是起到分配作用。即使数字技术提高其个体生产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对方受的损失可能越大。比如，网络诈骗与网络警察、比特币交易、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游说、离婚律师等。数字经济带来部分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按照“鲍莫尔病”，结果可能是社会资源更多配置给供给有限、需求无限（攀比）及零和经济活动。我不是要否认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而是收入分配可能越来越走向极端，需要公共政策的关注。 疫情下的思考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而且它引导资源配置，会改变成本和收益比较，改变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行为。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引导公共部门投资，比如5G新基建。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次社区防疫显示大数据有助社区精细化管理，但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界在哪儿？这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新的特征，公共政策该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后资源将如何分配，是否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技术进步慢、垄断、畸形消费需求、零和经济活动上？这些都涉及社会伦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绕开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学应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所回归，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启了政治经济学，今天在数字经济时代，在边际效用理论之外社会伦理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应不应该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类似保障？应不应该增加财产税？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倾向于不可再生的资产，比如上一辈遗留的资产、房地产，这种状态能否持续，怎么来纠正？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公共政策关注的问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海6月5日综合报道 据上海静安区政府网站消息，6月3日，上海大学、上海市第六十中学“红色联盟”共建签约仪式举行。区委书记、区长于勇，区委副书记王华等出席。据了解，这是王华首次以静安区委副书记职务公开亮相。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王华，1974年1月生，此前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 王华简历 王华，男，1974年1月生，汉族，江苏靖江人，中共党员，1998年5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浦东新区金杨社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陆家嘴(行情600663,诊股)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筹）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陆家嘴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浦东新区区委委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等职。 现任上海静安区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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