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柳州6月2日综合报道 据广西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自治区纪委监委对柳城县委原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余瑞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经查，余瑞军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车辆，收受礼金；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从事营利性活动，搞权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务便利，或者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余瑞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毫无组织观念，大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图谋私利，亦官亦商，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敬畏、不知止，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予余瑞军开除党籍处分，由自治区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余瑞军简历 余瑞军，男，汉族，1966年10月生，广西平南人，大学学历，1989年9月参加工作，199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09―1989.07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学习； 1989.07―1989.09待分配； 1989.09―1991.11广西柳州皮革企业集团公司皮件厂生产股长； 1991.11―1996.03广西柳州市政府办公室第二秘书科科员； 1996.03―1997.08广西柳州市政府办公室第二秘书科副科长； 1997.08―2001.12广西柳州市政府办公室第二秘书科科长； 2001.12―2002.12广西柳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2.12―2003.08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2003.08―2003.09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2003.09―2009.12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2009.12―2011.05广西柳州市阳和工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2011.05―2014.10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2014.10―2014.12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柳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4.12―2015.01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 2015.01―2015.02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县长、代理县长； 2015.02―2020.01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县长； 2020.01 被免去广西柳城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县长职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这是5月28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讲到的一番话，随即引发热议。 诚然，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有目共睹，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消费升级热潮风起云涌，还有城市里的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的iPhone手机都是国富民强的有力佐证。如此，在不少人看来，“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件事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可是，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发展不均衡的泱泱大国面前，我们的认知都是狭隘且渺小的。若非王兴一言，很多人大概都意识不到在“大学生遍地走”的中国，拥有本科文凭的人居然只占总人口的4%；若非李迅雷一文，很多人大概都想象不到还有10亿中国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马桶。 而这些，又都是真切的事实。 数据不会说谎，我们不妨扒一扒统计资料，看看这6亿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即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为2561元。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处在这一收入水平，平均数往往无法反映事情的全部，我们还需从结构上对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做一番深入考察。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从图1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 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折合每个月约6367元，大幅度领先于其他80%的人； 位于第二、三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30元和25035元，折合每个月为3269元和2086元； 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15777元和7380元，折合每个月为1315元和615元。 据此可知，占全国总人口四成份额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刚好处在“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区间内，再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小部分收入较低的人口，规模便与总理提到的6亿相当。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图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国人的收入差距之大，其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及高收入人群的1/10。 这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中也可窥探一斑。Wind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8年的0.468（见图2）。 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能说明问题。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其中有72.4%的网民（约6.5亿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而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达20.8%，约1.88亿人（见图3）；从年龄分布上看，有将近90%的网民处于10~59岁的区间内（见图4）。 数据暗示着这样的现实：我国仍有近5亿人不是互联网用户。这5亿人当中，又以小孩和老人为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0-15岁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为17.8%，约2.5亿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12.6%，约1.76亿人，共计4.26亿人。小孩由于还在求学阶段，基本都没有收入来源；至于老人，有些是依靠养老金维持生计，有些很可能还缺少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叠加1.88亿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网民，其人口数量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判断，是对我国真实面貌的深刻理解。 2 那么，这6亿低收入人群又在哪里呢？ 农村肯定是占据大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合月均收入353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合月均收入133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合月均收入1199元。结合60.6%的城镇化率可知，我国农村居民规模达到5.516亿，整体月均收入为1335元，而其中的2.758亿人，月均收入低于1199元。 其实不难理解，农产品的附加值原本就偏低，而农村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上了年纪，农村居民便没有相应的养老金可领，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进城务工，更何况还有相当规模没有收入来源的未成年人也是农村户口，整体收入也就难免偏低了。 从另一层面看，城镇拥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即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根据各省份经济现状的差异，最低工资标准可分为不同档次。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绝对数字最低的是安徽，其最不发达地区的“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为1180元。此外，城镇还有低保，这就意味着多数城镇居民的收入都在1180元以上。 当然，并非所有城镇居民都是如此，因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前提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那些失业者、个体户，以及很多外来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都不在最低工资的保障范围内，他们便很可能成为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群的规模亦是不容小觑。 更进一步，从区域分布的角度看， 201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农村居民每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665.7元、1274.2元、1086.3元和1279.7元，其中，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态势。 从31个省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也可看到，除了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等10个省市外，其他21个地区都低于全国平均线，其中云南、青海、贵州、甘肃四个省份农村居民每个月收入低于1000元，最低的甘肃只有802.4元（见图5）。 这些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甚至更低的人，用总理的话来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上疫情，其处境之艰难不言自明。 3 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针对“如何保障与改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这一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促进就业，只有就业得到保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把“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 近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5月28日，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充分肯定了成都在允许流动商贩临时占道经营方面的做法：“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一时间，“地摊经济”站上了风口。 “地摊经济”，自古有之。从经营形式上看，其“三低”特质使之具备了一些独特优势： 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 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 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然而，近些年在各地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过程中，“地摊经济”却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而烟火气息也随着小店和小商贩们的“消失”而变得不再浓厚了。此次总理点赞成都，释放了一个无比积极的信号，在遵守城市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放开“地摊经济”，对相当一部分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无疑是多了一个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对于激活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同样意义重大，亦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 不过，让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的6亿人增收致富这件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济南6月2日综合报道 据山东师范大学官方网站消息，6月1日，学校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学校党委主要领导同志职务任免决定。省委决定，唐洲雁同志任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商志晓同志不再担任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唐洲雁，1962年11月出生，曾任山东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2018年起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商志晓出生于1959年。 唐洲雁简历 唐洲雁，安徽宿松人，中共党员，1962年11月出生。南开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山东社科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现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政策，简单来讲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风险。目前为止措施比较有效，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纾困，即帮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过去四万亿财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这一类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 关于疫情之下的中国经济前景，我分享三个方面的观察。 一、要重点关注中小微企业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以美联储为例，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主要支持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很多流动性以支持整个市场和系统，重点是防止发生系统性崩盘。这次美联储的政策力度同样非常大，包括很快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几乎不限量的流动性支持，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于，上次重点支持的机构是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而这次的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当然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也有类似的反映。这次中国各部门和机构都遭到大冲击，其中，中小微企业所受冲击最大，过去几个月我也一直呼吁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因为我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非常多，也很重要，贡献了60%以上的 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率，如果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可能演变成系统性问题。 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5年左右，即每年约20%的中小微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我比较担心的是，大批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复苏之前一起倒闭，造成大量员工失业，甚至出现大量不良金融资产，如果这三者之间再共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很可能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所以，如今看我国中小微企业的问题，并不是关注每一家企业会怎么样，更多是关注系统性的问题。 疫情之初，我们对疫情最严重的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并在全国大范围施行隔离政策。期间很多中小微企业有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营业收入，以至于业务基本停滞，但开支却没有停止，对现金流造成很大冲击。过去，企业退出主要是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如今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突然而至，导致的不仅是资不抵债，还有流动性现金流断裂的风险。这也正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因为它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背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含义。 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中国城镇就业率，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社会稳定。 在过去这段时间，央行、财政部也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流动性方面的力度相比欧美要节制，其他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和很多发达国家对比，也有差异。其他国家第一是直接支持企业保留就业，比如为了让工人继续有工作，保证不解雇工人的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第二是提供失业救济；第三是直接支付现金。这三大政策既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是让小微企业生存下去。 中国的所有政策目标也是如此。在财政方面主要是三大类政策措施，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减税，三是提供公共卫生开支，还包括减免租金、减缓缴纳社保基金，以及财政部对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利率、利息开支等补贴，都非常重要。这样的政策应该成为现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最重要的措施，因为先要让他们活下去。 帮助中小微企业、老百姓先活下去，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当疫情控制住开始复工复产，这些企业还存活着，老百姓还有现金，经济复苏才有条件。如果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即便疫情控制住也没有消费需求。如果企业都已经倒闭，工人都被解雇，再谈经济复苏会很困难。 二、经济复苏的驱动力会有新变化 这一次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相对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二十年我们也受到过几次大的冲击，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过去的做法，基本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增加需求、稳定经济和就业，而且两次都比较成功。 这次冲击与以往相比不同，这次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不是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政策，简单来讲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风险。目前为止措施比较有效，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纾困，即帮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过去四万亿财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这一类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次危机也有新基建、都市圈的提议。 个人判断，下一轮经济复苏会有一些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这次出口恢复更困难，不像以前经济一复苏出口就恢复。前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内地民工接回来，目的是希望制造业开工，但开工后发现一些出口订单被取消。这就是如今面临全球性危机的重要体现。 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意味着全球经济能否很快回到冲击前的状态，并不取决于做得最好的国家，而是取决于做得最糟糕的国家。我们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并恢复经济。 二是这次即便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也不可能像之前四万亿那样大。如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相比十几年前有很大变化。很多学者和官员也在反思我们在2008年的政策，当时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对的，但有没有过度、退出太慢的问题？这些是否导致经济复苏更加缓慢一些，目前不好确定。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底子也厚了。面对未来的发展，可能也有不同的亮点。 亮点一，消费也许会成为下一轮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创造过两个全球性的经济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中国出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出口状况决定国际市场状况，在所谓的劳动密集型、相对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市场，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个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场，由于中国的投资力度非常大，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强，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一度经历了所谓的超经济周期发展，即十年、二十年没有经济衰退。 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消费可能就是中国经济下一个故事的主角之一。 不过短期看，消费也有不少困难，特别是很多缺乏良好社会保障的普通老百姓，几个月收入明显下降，即便疫情控制住了，消费复苏也会比较困难。 亮点二，这次危机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受疫情影响，封城后很多活动都被迫停下来，但是线上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比如网购、在线会议、线上教学。很多餐馆在疫情期间开始做外卖，很多制造公司的线下店关门后把业务转到线上。没有数字技术，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数字经济我称之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至少减缓了部分冲击，这在数字金融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网络贷款在疫情期间依然线上进行，而实体银行门店基本上都关门。经过这次疫情，个人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迎来新的高峰。尤其是新基建的实施，投资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将带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三、疫情后两大风险预测 疫情过后，个人猜测，世界经济格局也许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隐含的风险值得每个企业、每个人关注。 第一个风险是疫情过后逆全球化的政策找到新动力。 比如，疫情冲击将过去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口罩供应链放在本国内才更加放心。我并不认为由此我们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在这次公共卫生冲击之前，我们就一直谈论中美经济会出现所谓的局部脱钩。我现在仍然认为是局部脱钩，但会不会比疫情冲击以前脱钩程度更高？尽管这并不属于经济问题，更多是出于风险管理甚至政治需要，但是对于这类风险要足够重视。 第二个风险是如今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美国、日本、欧洲都采取了几乎是无限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财政政策也在加大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疫情过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从105%上升到122%。 个人认为，大危机来临时，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无可厚非，因为要防范系统性崩盘，但我同时也比较担心，危机过后退出这些政策很难。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今没有退出，经济也没有明显复苏。 太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出时容易得人心，但退出就会在政治上遭遇比较大阻力，因为紧缩一般不太受欢迎。所以，如果未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时步履维艰，甚至永远不退出，意味着全世界流动性持续泛滥，要么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要么造成金融市场的压力，总归是有风险，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级别的巨大冲击。我们需要对此类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做充分估计，预先准备应对举措。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5月29日周五A股市场出现了震荡回升的态势，特别是科技股出现较大幅度反弹，带动了创业板指数的回升，消费板块继续强势表现，前期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食品饮料，特别是乳业股及白酒板块在周五的表现都比较突出，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政策利好的刺激，新能源汽车板块也出现了较好的表现。周五市场个股涨多跌少，市场赚钱效应有所改善。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让很多投资者担心A股市场的表现可能会受到汇率贬值较大的压制，但实际上能看到，这两个交易日A股市场并未出现大跌，以震荡为主，市场的结构性机会依然存在，市场的赚钱效应也一直存在，当然市场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消费股依然是市场的主题，针对消费股我提出了白酒、医药、食品饮料三剑客，这是我一直以来给大家重点推荐的三个方向的消费股，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方向是成长性最好、现有业绩最好、最有品牌价值的三个方向。从2016年我提出白龙马到现在消费白马股已经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并且股价也涨了好几倍，呈现出非常好的赚钱效应。 如何抓住消费股的机会？估值高是一个重大的障碍。消费白马股具有品牌价值，股权具有稀缺性，得到越来越多资金的认可，面临一个重要问题：股价上去之后估值较高，不具备太大的估值优势，很多人一直不敢配置。之前我专门讲过如何破解高估值的难题，为什么高估值的股票越长越高，而低估值的股票却越跌越多？例如银行地产估值很低，但是股价却不涨，而消费股估值很高，却一直在上涨。还有一个典型的现象是百元股越来越多，百元股明显跑赢低价股，低价股越来越低，高价股越来越高。出现这种分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A股投资者已经开始逐步转向基本面选股，基本面好的、业绩增长确定的股票越来越受资金的欢迎，使得资金向优势股票集中，因此这些白马股的股价越来越高，且越来越多的白龙马成为高价股、百元股。反之，低价股、低估值的股票则由于资金的流出而不断的下跌。当然低价股分成两类，一类是股本比较大的，例如银行股，因为股本巨大导致价格低；另一类的低价股是由于业绩差，支撑不了高股价，股价不断下跌变成低价股。对于因为股本大而形成的低价股，应该不会大跌，因为估值已经很低了，但对于后者，即因为业绩差而出现的低价股，则一定要小心，有可能出现退市的风险，一元面值退市就是一个利器，一旦股价低于一元达到20个交易日就要强制退市。目前已经有多只股票出现面值退市的现象，两元以下的股票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只，将来会更多。这其实是对过去三十年A股市场的股票进行分层以及市场自身的选择，一元面值退市相当于一个清理垃圾股的过程。所以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价值投资？就是因为只有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才能真正的分享好公司上涨的机会，而差的股票则会不断被市场淘汰，这一点将来会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两会胜利闭幕之后的市场走势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两会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虽然今年不设经济增长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今年刺激经济的手段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提出要增加1万亿的财政赤字，特别发行1万亿的特别国债来刺激经济。今年不仅会发展新基建来刺激东部的经济，而且会加大传统基建投资来进行西部大开发，因为新基建主要是在科技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而西部地区需要传统基建来提振。两会期间金融委发布了11条改革措施，其中关于资本市场的是两条：创业板推行注册制、推动新三板转板，允许公募基金投资于新三板，为新三板引入源头活水。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向外界表明，虽然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我们改革的决心没有改变，对外开放的决心没有改变，我国资本市场将来也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成为国际性市场。针对一些行业也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例如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暂时延迟两年，对于新能源汽车给予更多的支持，加快新充电桩的建设。在5G方面加大投入，推动5G商用化。消费方面，则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刺激消费。这些都是两会释放出来的积极政策信号，从历史统计来看，近十五年来，两会后一个月市场表现十次出现上涨，即两会之后的市场表现往往涨多跌少。 近十五年的数据显示，两会后一个月上证综指平均收益率为3.99%，收益率的中位数达到5.07%，即15年中有2/3收益为正。现在A股市场已经完成了探底的过程，进入到筑底反弹阶段，虽然反弹的过程一波三折，但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且市场的重心也会不断上移，因此大家要对后市的走势有信心。但分化还是行情的主要特点，市场的风格应该还是偏向于大盘蓝筹，特别是消费白马股还会继续表现。从历史统计来看，两会之后的市场风格往往也以蓝筹股、白马股为主。总而言之，业绩为王，抓住业绩好的公司，选择好行业、好公司，才能真正抓住市场机会。可能好公司不一定能找到好的价格，因为现在很难指望已创新高的消费白马股再跌回、再给一次购买机会，但回调是肯定会出现的，一旦消费白马股出现回调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果断进行抄底配置，这是没有问题的。 市场分化是现在行情的一个主要特征，最近上证指数调整编制方法，更好的反应市场的涨跌也是一个热议的话题。过去十年，有很多个股都获得了很好的涨幅，特别是白马股，创业板指数、中小板指数也都有了较大涨幅，但上证指数过去十年基本原地踏步，还在3000点之下，一方面是由于上证指数编制存在一些偏差，另一方面确实也是由于错失了BATJ等科技股、互联网股。因此经济过去十年已经大幅增长，我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4%提升到现在16%，但上证指数成分股中新经济的企业占比太少，仍然以传统的金融地产、石油石化为主，导致上证指数不能很好的代表经济转型的变化。好在现在逐步推行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上会有更多的新经济企业上市，相信未来十年A股市场将会迎来更多的投资机会，这些新兴的企业也会有一批成长为龙头企业。未来十年我认为最大的投资机会仍然是在资本市场，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是抓住A股市场机会最重要的前提。 (本文作者介绍：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奇霖、钟林楠 2020年6月1日，央行联合其他四部委，发布了《信用贷款支持通知》，宣布人民银行将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 对此，我们的评论如下。 1、直接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手段，更像是新型的“降准”，与再贷款有较大不同。与再贷款相比，直接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有两大好处（差异）： 一是更具主动性，再贷款是一个被动的政策工具，传统的支小再贷款，实行“限额管理、余额监控”，由银行发起，将合格抵押品质押给央行，央行再回应，释放流动性给银行。 如果银行不需要，那么央行设立的再贷款额度将无法发挥支持实体的作用。但现在，央行是主动下场购买贷款，主动运用再贷款额度。 二是直接购买，对银行来说，能获得没有任何成本的资金。传统的再贷款，本质上是一个信用贷款或抵押贷款，银行需要支付给央行利息，银行赚取资产端的收益率和再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 而直接购买这个过程，按照已有的信息来看，银行按原金额还给央行，无需给央行支付利息，本质上是一个“无偿使用”的流动性支持，类似于一种新型的“降准”工具。 但与降准不同的点在于，降准是先给银行流动性，然后鼓励银行支持实体，有可能央行降准释放了100亿的资金，但银行最终只放了20亿给实体，有80亿进入了金融市场。 但购买小微贷款，是银行先给小微企业投放贷款，形成存量贷款资产后，央行再投放免费的流动性。如果银行放了400亿，有100亿的贷款符合央行要求，那么央行就投放100亿。 这个过程，一具有激励效应，之前再贷款，银行赚取的是小微企业贷款与再贷款之间的利差，而现在银行不用支付任何成本，能完全获得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益更高。 换言之，直接购买小微贷款既能帮助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补充银行流动性，也能激励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促进宽信用。 二能有效防范脱虚向实，释放多少流动性，实体就获得了多少流动性支持，比单纯的降准更能支持实体经济，是纯粹的宽信用工具。 2、央行的安排，与海外央行创造的货币政策工具相比，要更加合理，央行基本不承担风险。 按理而言，央行下场购买贷款资产，贷款资产的所有权应该是转移给了央行（央行是通过SPV的模式，通过持有SPV来间接持有），央行应该自负盈亏，获得贷款收益权的同时，承担贷款资产的损失。 但根据现有的安排，央行让渡了贷款资产收益的所有权，同时也将贷款资产损失的可能性转移给了商业银行，央行既没有收益，也不会发生亏损。 这个过程，就有点像：你从地摊买了苹果，然后你把苹果给了地摊摊主，告诉他，我把吃苹果的权利让给你，苹果如果是坏的，那是你的责任。 如果按这样理解，央行创造的货币政策工具，完全就是给银行红利，根本不像再贷款，更像是“新型的降准工具”：银行先贷款，央行再降准。 3、该工具的出现，是央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也是宽信用的要求。 按照我们前面对该手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直接购买小微企业贷款实际是一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过程，这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创造直接支持实体经济工具”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做是央行对政府工作报告这一要求的落实。 同时，这也是央行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所使用的手段。 在今年1-4月份，央行曾经利用宽货币，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达到宽信用的目的。 这种手段从效果来说，是不错的。最直观的，债券融资在3月、4月连续两个月的增量都超过了9000亿，社融增速也从2019年年底的10.7%大幅抬升至12%。 但这个过程有比较明显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加杠杆过于盛行。 虽然传统上，金融机构利用借隔夜资金，来购买更高收益债券，加杠杆获得套息收益的行为是正常的策略选择，但这个策略对流动性和资金面宽松要求很高。 一旦宏观经济环境要求央行宽松的幅度变弱，减少流动性供给，资金面就有可能因为流动性供给的减少而出现明显的收紧，过去借隔夜加杠杆的投资者因为加杠杆难度上涨，收益下降，会主动平掉头寸。 这时债券市场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动荡。这是央行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央行的希望是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充分发挥对实体的支持。 因此，对央行来说，利用投放流动性、压低货币市场利率来宽信用的手段，存在弊端，需要时不时的扰动资金面，加大资金面的波动，来打击债券市场加杠杆的风气。 现在，利用创新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直接下场购买小微企业贷款，不经过金融市场，则可以规避这一弊端，在实现宽信用的目标的同时，还不会让金融市场加杠杆的策略过于盛行。 4、该工具对债偏利空。 直观来看，这一手段至少给银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是一个释放基础货币的过程，这对债市看似是利好。 但与过去“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方式不同，这一手段是先宽信用再宽货币的过程，其产生的激励效应会提振社融和M2增速，尤其是提高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 债市能从这个流动性投放过程中受益多少可能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这一直接跳过宽货币，而实现宽信用目的的货币政策工具创设，其实标志着央行的货币政策重心已经明显转移至宽信用这一端。 虽然根据政府工作报告，降准降息还会有，宽松的货币环境还没有终结。但对债市而言，最好的货币环境已经过去。 货币政策在1-4月份是明显的救急模式，实体需要流动性来挽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央行直接放水是最好最及时的选择、 而现在，国内大部分行业基本恢复正常的经营，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减弱，继续保持“投放流动性”救急的模式，不可取。 配合财政，刺激需求，宽信用才是央行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在这种诉求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模式可能已经回归2019年的相机抉择。 由于单纯的宽货币已经结束，债市单边下行的过程也已经结束。在宽信用和宽货币的组合下，债市将是震荡市，螺蛳壳里做道场将是投资者接下来获取收益的常态。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圆桌讨论的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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