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网讯 工行27日晚间发布H股公告，称该行于3月27日举行会议，决定委任王景武为该行副行长。公告表示，王景武的任职经该行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尚须报银保监会核准任职资格。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王宇哲 “至道无难，唯嫌选择” 。 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选择问题是全球学术和政策圈的讨论焦点。避免央行以“直升机撒钱”的方式直接向财政提供永远不用偿还的转移支付是有益的风险提示，在常态情形下，没有约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异于引鸩止渴，并将对实体经济效率、金融市场稳定、宏观当局信用带来长期损害。但在新冠疫情同时冲击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背景下，为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恶性循环，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 我们认为，面对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百年未有之困境，全球宏观政策一段时期内施行“财政货币双宽搭配”已是大势所趋，道义上和情感上选择接受与否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方式细节、过程监管、退出时机和约束机制的选择，来优化超常规政策搭配的成本收益平衡。从宏观实际出发，打破对于“货币-财政”互动形式刻舟求剑的紧束缚，有利于在非常态下实现有益的政策创新。 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货币-财政”互动形式宜更为灵活。今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同时冲击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极端环境中，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利率下限和债务上限的空间约束更为凸显，通胀乏力和刺激恐惧的两难令复苏前景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近期学术和政策圈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选择问题开启了激烈辩论，反映出对于宏观政策组合的不同意见。我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短期的黑天鹅冲击与长期的结构性痼疾叠加，政策在求稳之上还需应变，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辩论中，从狭义出发对央行是否可以“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同时投放基础货币”的选择进行讨论固然有所裨益，但从广义上讲，宽松货币政策伴随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存在更多共识。在此基础上，若可以动态比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对空间和边际效用，适应经济实际不断优化政策搭配和协调机制，而非单纯强调彼此的依赖和替代关系，或将更有助于务实地走出政策困境。 魔鬼总在细节中，找准症结方能对症下药。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问题，反对的观点既有历史上的经验证据，也有依据经典理论推演出的政策恶果。在常态情形下，没有约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异于引鸩止渴，并将对实体经济效率、金融市场稳定、宏观当局信用带来长期损害，其具体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恶性通胀、汇率巨贬、债务高企、挤出私人支出、市场大幅波动等。但最新的学术研究表明，由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似乎并不是上述问题的根源本身。比如，从刺激政策形式与对应的通胀看，债务货币化与否对于通胀率的影响不大，因为通过任何形式所带来的额外需求上升都会推高通胀，但是否偿还债务/债务期限长短确实是决定通胀水平是否大幅提升的关键[1]；从挤出私人支出和债务负担的角度看，在价格和工资存在粘性的情况下，由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会明显提升产出和通胀，甚至带来私人支出的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t），基础货币增加还将推动利率下行，长期债务-GDP比重可能降低[2]。所以，标签式地批判诸如“现代货币理论”等非主流学说，或无助于探讨政策效应的真正来源，从而失去政策时机。 宏观环境难以轻言改变，但政策方式和约束可以主动选择。从当前全球宏观环境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在空间和边际效果上都受到极大限制，大规模财政刺激已经普遍开始，尽管必然面临退出之困，但短期或为两害之轻。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相对宽裕，这也使得操作上有相机抉择的优化余地。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财政决定金融的主逻辑依然成立，财政扩张的乘数作用对于短期重启实体经济更为直接和明显。在货币政策支持财政发力的形式上看，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财政在资金上的信用风险优势和结构性政策上的再分配属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滑市场扰动并兼顾政府现金流实际。具体而言，宜综合把握政策搭配的效率、方式、力度、退出等设计细节做出现实选择：从效率看，“六稳”、“六保”和重启经济有赖于定位精准的公共支出方向，政策需增加普惠性并缩短时滞；从方式和力度看，选择直接购买特别国债或间接通过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抑或借鉴其他国家政策创新（如财政部在央行开立透支账户临时性融资或联合成立SPV等）需要权衡刺激效果、通胀预期、市场扰动、汇率波动等因素；从退出看，应该设立严格的约束规则和监督机制，避免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被反复和无节制使用。 参考文献 [1] Hagedorn， M． and Mitman， K．， 2020． Corona Policy According to HANK． [2] Galí， J．， 2019． The effects of a money-financed fiscal stimulu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5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LPR第十次报价：1年期品种报3.85%，5年期以上品种报4.65%，均与上月持平。 具体解读如下： 一、5月LPR报价保持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本月MLF利率按兵不动，实际贷款利率已在较快下行，加之监管层注重把握货币政策边际宽松节奏，或是本月LPR报价保持不变的主要原因。5月15日，央行开展月度例行MLF操作，中标利率为2.95%，与4月持平。这意味着5月LPR报价的主要参考基础没有发生变化。而本次LPR报价保持不变，也意味着商业银行没有下调报价加点。从新LPR改革以来的调整规律看，1年期LPR报价与MLF利率往往联动调整。 我们注意到，今年1季度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下调10个基点，带动企业一般贷款利率下调26个基点，由此导致银行业平均利差收窄10个基点。这意味着当前银行已在对实体经济适度让利。我们判断，4月1年期LPR报价下调20个基点后，企业一般贷款利率会发生更大幅度下行，因此5月商业银行进一步下调LPR报价加点的动力不足。 另外，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 ，主要受宏观经济总需求不振、企业订单不足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并未随着信贷环境改善而同步上升。由此，当前宏观政策的侧重点或是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预计这也是5月两会上将推出的一揽子宏观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由此我们判断，下一步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会重点发力，当前货币政策边际宽松节奏会受到一定控制。否则，货币宽松没有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配合，易于引发金融空转套利抬头，甚至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我们认为，这也是本月LPR报价保持不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6月MLF利率或将下调10-20个基点， LPR报价有望随之恢复下行。当前市场普遍关注本轮降息过程是否已走到尽头，5月初以来债市持续深跌，即是这种预期发酵的一种体现。我们认为，鉴于海外疫情正在巴西、俄罗斯及印度等新兴市场形成第三波，下半年国内还将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而防疫常态化会不可避免地给宏观经济活动带来一定影响。这意味着二季度、乃至下半年的经济反弹力度将受到制约。其中有两个时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预计从5月开始，海外疫情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将会充分显现，接下来需要国内消费、投资发力对冲。二是7月毕业季到来，城镇调查失业率有可能再度攀升至6.0%之上（最新公布的4月份数据为6.0%，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高于5.5%的控制目标）。 这样来看，今年5月两会之后，包括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在内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而未来通胀持续降温将为进一步降息铺平道路——伴随这一轮“猪通胀”见顶回落，3月和4月CPI同比涨幅快速下行势头将在下半年持续，三季度有望降至“2时代”，通胀因素对降息的牵制作用将显著削弱。 我们预计，未来着眼于稳定就业大局、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6月开始央行降息节奏有可能适度加快，预计当月MLF利率有可能下调10-20个基点。这将带动6月1年期LPR报价下行10-20个基点，市场化降息过程有望持续推进；而在“房住不炒”原则下，主要针对房贷利率的5年期LPR报价下行幅度会相对较小，估计降幅约为1年期LPR下行幅度的一半左右。 【1】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明显高于2009年二季度的上一个高点水平（57.2%）。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比2009年二季度要低17.7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不仅远低于历史高点，环比上个季度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欣 在疫情对美国的冲击下，政府补贴政策必须在执行速度和准确性的平衡中更加偏向于速度。期间出现的各种疏漏和争议加强了社会对于政府资源分配效率的不信任。 虽然“新冠”疫情在美国各地已经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但是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破坏作用正在全国各地不断扩散。5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4月失业率为历史性的14.7%，为二战以来的最高点。5月14日，劳工部公布当周有接近3百万美国人申请失业保险。即使每周新增人数正在缓慢下降，疫情以来申请过失业保险的总人数超过3600万人。同时，“居家令”对零售业的冲击尤其严重。5月4日，拥有500家门店的服装销售公司J.Crew由债权人接手，申请破产重组；5月7日，总部位于达拉斯的奢侈品销售公司Neiman Marcus在休斯敦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5月16日，创始于1913年，拥有约850家门店的大型百货商店JC Penny在经历了多年的市场份额的流失之后，终于也在这场危机中申请破产保护。在各种经济指标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两党却在后续救助方案上产生了争议。5月15日，即便在白宫和参议院的威胁下，民主党人还是以微弱优势强行在众议院通过了他们认为必要的第四阶段救助方案——《健康与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 根据媒体公布的信息，为了防止短期的社会停滞发展成为长期的经济危机，这份民主党起草的救助方案将对社会各个阶层注入高达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其中每个成年美国公民和孩子将可以再一次获得1200美元；每个家庭最多可以获得6000美元的补助。它还计划动用联邦资金补贴那些因为疫情而产生财政资金枯竭的地方政府。但是如此大范围的补贴方案在美国社会还是引起了一些选民的反感。从208对199的投票结果来看，不但只有一位即将退休的纽约州共和党议员跨党派投票赞成，而且民主党内部就有14位议员投票反对。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美国是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的？应对效果又怎么样呢？ “新冠”疫情发生后，在货币政策上，美联储迅速启动了力度空前的市场干预措施。3月3日，在爆发初期，他们就突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50个基点。如此大幅度的降息是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来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中，鲍威尔主席认为，疫情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实质性影响。3月12日，他们又宣布会对金融系统注入1.5万亿美元资金。3月15日，美联储干脆一次性降息至0到0.25%，并且重新启动了量化宽松计划。根据当时的计划，美联储将从公开市场上购买2000亿美元房地产支持债券和5000亿美元国债。3月23日，他们前所未有的取消了国债购买上限。只要经济有陷入长期萧条的风险，他们便可以随时进入国债市场干预。这样就压低了收益率曲线，稳定住了房地产和国债市场。 在基准利率被降低至0之后，美联储并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向负利率区间推进，而是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操作。3月17日，他们宣布重新启动了一项名为“主要交易商信贷额度（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联储可以向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高盛等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提供授信，让他们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贷款。3天后，他们扩大了资产购买范围，把市政债券纳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为那些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降低了融资成本。3月23日，他们在一项名为“二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Second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t Facility）”的计划中增加了购买投资级别的企业债券。这样他们为那些大型企业也拉低了借贷利率，对处于困境中的航空公司尤其关键。对于那些商业银行不愿意接纳的中小型企业，美联储甚至在4月6日宣布他们甚至可以绕过银行，对他们进行直接贷款。这一系列非常规措施使受到冲击严重的地方政府和各种类型的企业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不至于引发连锁倒闭潮和系统性危机。 在财政政策上，白宫和国会虽然在应对方案的内容上争执不断，但是总体行动还算及时。刺激措施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3月6日国会通过了83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主要给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用于疫苗和测试盒研发工作。地方政府也获得了约3.5亿美元用于防疫工作。第二阶段中，3月14日国会通过了主要关注于防疫和隔离的《家庭优先和冠状病毒应对法》。为了让所有疑似感染者都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隐瞒病情，这个法案让大多数病人能够获得免费检测。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需要自我隔离两周的雇员，这个法案也特别提供了两周的带薪假补贴。第三阶段中，3月27日国会通过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所有美国家庭不会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对于年收入在7万5千美元以下的成年人，政府直接发放1200美元补贴。不超过2个儿童的家庭，每个儿童发放500美元。中小企业管理局还给企业主发放贷款，让他们可以继续为员工发放工资。只要8周后，他们仍然留住员工，老板的这部分贷款就会被政府免除。 这一场由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经济危机与上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次贷危机是由于银行不负责任的过度借贷造成的。当时美国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银行业过于庞大，资源错配非常严重。而本次危机更像一场天灾，经济结构中过热的成分非常有限，只是疫情造成了经济活动的突然停滞。但是和上次相比，本次的货币政策可以操作的降息空间非常狭窄。在2008年危机前，当时的基准利率还有5.25%。本次危机前，基准利率只有1.75%。这导致美联储破例采用了很多数十年前才实施过的非常规操作，也让一些市场人士质疑他们是否遵守了1913年通过的《美联储法案》。 政府对社会的财政补贴政策虽然非常迅速，但是在美国引起了诸多争议。媒体发现，原本应该给每个人发放的现金补贴，要么没有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要么发放到已经去世人的账号中。还有一些已经离开美国的留学生拿到补贴。对于一部分收入较低的职业，由于失业补助过于丰厚，导致员工不再愿意回去上班。救助方案反而加剧了失业状况。哈佛大学通过中小企业管理局获得了860万美元的疫情救助款，但是他们因为是否应该被归属为中小企业引起了与特朗普总统的争议。 从美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多地区的疫情已经渡过峰值，很多州也开始讨论复工计划。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可能还需要更长时期才能做出准确评估。但是从目前社会整体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复苏方案成功阻止了像2008年那种连锁倒闭潮的发生。社会安全网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基本到位。但是在疫情对美国的冲击下，政府补贴政策必须在执行速度和准确性的平衡中更加偏向速度。期间出现的各种疏漏和争议加强了社会对于政府资源分配效率的不信任，也成为了第四阶段救助方案难产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介绍：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马克·罗伊（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法教授）、本·艾弗森（杨百翰大学财政学助理教授） 美国的两大零售巨头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和J.C．彭尼（J.C． Penney）近期未能为其债务支付利息。预计其中一家甚至两家会很快申请破产，而这也预示着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引发的美国企业倒闭潮即将到来。当前大多数美国家庭都缺乏现金储备来支付未来三个月的各项费用，许多家庭和个人也或将宣布破产。 不久之后，美国可能就要面对数百万消费者失信，数千计小企业倒闭以及多家大型上市公司破产的三连击，同时许多行业也会整体破产。 按照历史经验，美国的破产申请数量一般会在失业率激增的几个月后到达顶峰。而今美国的失业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过去六周内有超过3000万人递交了失业救济申请。如果历史会在未来几个月重演的话，那美国法院系统就将面临其成立以来数量最大的破产案件。 破产程序在正常情况下运作良好且足够快捷，特别是在重组大型上市公司方面。但如果系统不堪重负从而导致企业被困在诉讼程序中，它就无法很好地运作，经济也将因此蒙受损失。 如果破产案件像2008~2010年度金融危机之后那样激增，那么根据处理每宗案件所需的时间计算，每位美国破产法官必须每周工作近50个小时才能跟上案件量增长的步伐。实际上当前经济的收缩状况要比2008年金融崩溃时更为剧烈，表明破产案的增长率很可能达到2010年的两倍。即使这3000万新失业者中只有区区0.9%的人申请破产，破产案件的数量也将超过2010年的峰值。我们无法指望破产法官能每周工作100个小时，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并通过司法分流手段去略过一些申请。 政府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所给予的支持可以让某些人或者企业免于当即破产，但是许多企业仍将难以履行对债权人，雇员和供应商的义务。然后它们仍会像内曼·马库斯，J.C．彭尼以及许多石油企业一样无力偿还债务。尽管政府也在2008年10月的危机中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当时的破产案件量也出现了激增。 与许多人的认知相反，破产并不等于着被判了死刑，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可靠基础业务的上市公司而言。对于这些还能赚钱的企业来说，破产可不意味着关闭和清算。只要有了合适的资源，破产法官就可以非常高效地将这类公司改组为具备生存和竞争能力的企业。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美国航空公司都经历过破产重组并再度实现健康运行。此外破产允许小企业主（比如倒闭餐馆老板）摆脱原有债务重头再来。可见维持一个高效的破产制度程序对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而人满为患的破产法院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首先，破产者需要走一系列特殊程序来偿还关键供应商（有时甚至是雇员）的欠款。如果法院迟迟不做出裁定，这些付款将被延迟，从而导致整个供应链陷入混乱。 此外，某些破产决定必须当即下达以便企业可以获取并保留足够的现金以撑到下次支付薪金的时候。本文其中一位作者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当破产法庭变得拥挤时案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裁定，导致太多的小企业遭到清算，债权人所能追回的欠款也就更少。 更糟糕的是，从现在起到几个月后一直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将承担过多债务以致无法有效运营。那些债务缠身的企业经常会拒绝或是无力涉足一些前景良好的商业项目，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就业和投资。这类负债累累的企业一般都可以通过破产来迅速重组。但是如果法院必须在从今往后六个月间超负荷工作，那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而令事情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65%的破产法官年龄大于60岁。出于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健康原因他们必须远程工作，因此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召集可以让债务人和债权人相互商量妥协的“庭内会商”。 但即便前景略显黯淡，如果历史依然按照原来的走向同时破产申请数量在衰退开始的几个月后达到顶峰，那么就还是存在一个行动窗口的。如果这次破产的高峰期来得更快，那就真没有什么时间可供挥霍了。 为此美国国会应当将现有的破产法官和助理人数增加一倍。尤其是立法者应设立新的临时法官职位，重新安排其他联邦法官的工作内容，并把那些不那么繁忙法院的破产法官调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上述这些都是一些低成本高回报的措施。尽管司法提名的党派意味越来越浓，可能令一些国会议员有所犹豫，但破产法官是由联邦上诉法院而非总统任命的，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党派关系也不应成为破产法院扩大审判能力的绊脚石。 正如我们从前希望能提前数月增加医疗保健系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一样，审判能力也需要当即得到增强。解决破产案件堆积威胁的最佳方法是尽早结束公共卫生危机和快速的经济复苏，但我们目前无法指望这一点。而眼下我们还拥有充足的前置时间来维护与缺失的病毒检测试剂盒和呼吸机同样重要的商业环境，也不应重蹈前者的覆辙。 【本文为新浪财经意见领袖的独家稿件，转载请标明来源】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里，一季度形势很严峻，经济增长率为-6.8%。这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是短期和阶段性的。具体分析，1月、2月、3月合在一起的经济增长率-6.8%，主要是因为2月份形成的经济大滑坡。但是3月份的情况已经在好转，往回找了一些，所以合成的比率是-6.8%，是明显的经济负增长。这里面看到的数据，和GDP相比，一季度货物进出口增长率是-6.4%，没有像有些人预计的那样断崖式的大滑坡，比GDP下滑的幅度稍微小一点。这里面3月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3月份经济同比增长仅为-0.8%，意味着中国经济在面上来看，其实一季度的尾巴上已经表现出来疫情得到了相当明显的控制以后，经济由“前低”转入“后高”的势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定要上来的，而整个经济好转，外贸方面却有新的问题了。因为一季度的时候，国际上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疫情状况还没有出现高峰期或者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到了3月份明朗化了——二季度中国本土情况明显好转，然而，外面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相当严峻，所以，外贸进一步的演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最近欧洲的说法是他们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是这样的。美国特朗普一再打气说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台状态，至少美国每天报出来的死亡人数还在1000多人以上，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现在中央关于应对这样一个严峻形势的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服务于“六稳”和“六保”的。既要应急纾困，又要对接从短期和中长期怎样恢复到疫情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继续追求超常规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上去。现在这个时点上来看，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央要特别安排的宏观措施都已经在概念上浮出水面。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强调灵活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在原来说的“更加积极”的基础上“三箭齐发”，要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这是对应建设项目的，包括新基建），以及作为非常时期代表性的非常之策的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到底怎么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具体的方案。本月下旬两会上，一定会把相关方案公之于世的。 这种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带有强刺激一揽子方案的特征。当然我们就要按照中央这样的部署，在掌握“六稳”“六保”要领的同时，把短期和中长期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衔接好。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继续争取打开外贸潜力空间方面应该做的努力。这个具体分析起来要特别注意，在大数据时代，要看到不同门类的外贸物品的差异性——当然说得更开阔一点还有服务贸易，在当前形势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 我看到在有大数据支持下的一个具体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况：美国市场上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不同门类有不同的具体表现。2015年到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已经有了贸易战的情况下，本来美国的办公用品等，高达70%要从中国进口，迅速滑落到30%出头，去掉了一大半：而另外一些，比如说手机、电视机、玩具等这样一些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贸易战已呈现那么剑拔弩张的局势，大家有种种顾虑，而这些出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争取在外贸方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要做这样具体的分析：哪些产品是我们值得重点推出口的。特别对于一个目的地市场，如对于美国市场的继续努力，实际上就是贸易原则里说的比较优势，使我们有可能经过努力之后，在相对高的规模上，实现对目的地市场的外贸。 当然在外贸的眼睛对外的同时，也要考虑所谓“出口转内销”。外贸行业自己已经在讨论这个概念，他们说出口转内销也有一些顾虑。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他们外贸做顺手了以后，对国内市场反而是陌生的。有这样的畏难情绪，怎样来进一步开拓内销渠道？我觉得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且在中国特色之下，政府的政策扶持、信息服务等等有可能会更便捷地对上位，这方面还是要积极地考虑，争取对外挖掘潜力的同时，也要把外贸行业的出口转内销作为一个相匹配的要领。 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供给方面，即在有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怎样薄利多销？企业的朋友们有经验，可以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不同的贸易品怎样掌握薄利多销，保证不亏本？临界点是明显不一样的。国际市场上已经看到了，为什么易变质品，像牛奶、鲜花没有什么出口的情况下，就只好倒掉埋掉？因为它们可调节的弹性余地小。另外一些耐用品可以利用一定的库存条件，找到新的出路。这方面中国的外贸企业要及时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尽量做好相关薄利多销权衡算账的事情，来制定好自己所在行业、所在企业面对特定目的地市场的一个定制化方案。这个定制化方案要争取让它的水平比较高。 在流动性提高，能够有更好的融资支持条件的同时，还要掌握好结构，掌握好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因地制宜的要领。这么大的中国，各个区域、各个行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要充分注意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强调的不是笼统地讲扩大内需，总量环境好了问题似乎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是一定要优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的结构问题。首先，从制度结构上来说，怎样更好贯彻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自贸区在上海确立，一轮轮扩展的所谓企业的负面清单和反过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正面清单这种制度建设，要伴随抗疫以后前低后高的更好发展和对接中长期目标。同时，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注重机制创新。再有，产业结构视角上，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非常明显，而且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确定，但相关机制怎样合理化，是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要支持新经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绿色发展，但是怎么用好机制创新？政府资金毕竟有限，哪怕有非常之策，这些有限的现金怎样能四两拨千斤？应通过政策性融资，“四两拨千斤”，以及通过PPP，政府出“引子钱”，以比较小的比重持股，把持股的大头留给非政府的社会资本和企业，更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政府的资金应产生一个乘数放大效应，把整个局面打开，来贯彻产业政策，来支持外贸企业一方面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掌握好必要的转内销。这些政策支持的机制一定要对接市场、兼容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而且要注意在这方面，政府不要自以为是，动辄搞出很多的自己拍脑袋决定的条条框框，这些东西都值得讨论。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现在决策上的意图比较清晰了，在扩大内需方面，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宽松灵活；财政政策“三箭齐发”。在两会上，应该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具体部署里的方案设计。当然还有非常关键的，前面强调了深化改革要焕发企业的潜力和活力，在这方面可以讨论一个现在的热点。我们应对现在的挑战，采取措施的重点，有大家都关注的新基建。但是也有一些同志非常强调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这两个侧重点，必要性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所解决的问题还是有所不同。 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更多带有应急和短期的必要性。从中长期来看，消费也还要让它继续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但是它的支撑力是第二顺序的，因为消费根本的来源是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收入能够可持续增长，而收入从哪里来？一定要有经济蓬勃发展，有就业机会，有工资在上升轨道上合理的提高，有经济活力带来的往前看好的预期。为使老百姓有了钱也敢花钱，当然还要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预防性储蓄，加上经济发展要有后劲，使大家在实际生活中感觉到有奔头。收入增长，后顾之忧减少，当期的收入就能以比较高的比重转为当期消费。这些综合在一起，消费支撑力才能形成中长期的支撑力。短期的救急非常必要，那么多的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还有民航等等这些大企业，很多的业务都没有了，几乎归零了。怎样让这些严重受冲击的行业和企业生存下来，这时候一些救急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有资金注入，让企业生存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种救急和纾困要用的资金，我个人建议首先动用常规轨道上的失业救济金，加上现在在精准扶贫的概念下，对于低端低收入阶层可动用的资金，以及在特殊时期应该考虑动用的国家级战略储备——多少年前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时就说到过的，在国家层面以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金池来形成战略储备，一般情况下一分钱都不要动用。但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下，现在是特殊时期，非常时期，可以考虑动用一部分。这些钱拿来以后救急纾困，在定位上比较明显，是合乎原来制度安排设计的逻辑的。 但是有的人主张说，今年要发行的特别国债拿来也是用于救急和提振消费，那么偏向就可能由此而发生。特别国债我们在历史上用过两次，一次动用这种非常手段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另外一次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两次具体方案有些明显的差异，第一次是把工农中建在降准以后可动用的存差，划过来以后成为特别国债资金来源。财政部用这笔资金反过去打入工农中建的资本账户，使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样国际上所说的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这样一种非常不良且影响市场预期的判断，就不攻自破了。它是解决了资本形成的问题，解决了工农中建这种非常关键的大型银行支撑整个经济有后劲发展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世界上金融危机风雨飘摇时，我们要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它的运作是以动用外汇储备，经过置换，形成了人民币形式的资本金注入，给中投注入资本金，这也属于资本形成。 现在这一轮，前面我列举到的常规手段的一些资金动用之后，如果我们认为救急纾困还必须加码，不排除特别国债的一些资金给它加码加上去。但我认为作为侧重点的，是特别国债还是要关注于“有效投资”、资本形成、长远发展的后劲这种战略层面上的可持续问题。因为在“扩大内需”中现在我们要依仗投资来解决的，一定是在战胜疫情以后，怎样尽快恢复中国至少是中高速的增长，以及在大的经济体里有超常规特征的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以此去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变“危”为“机”，在疫情冲击之下，动用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所以，如果从对策来说，我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一揽子”，既考虑提振消费，又考虑有效投资。这两个重要概念，中央政治局都强调了。但是在逻辑上来说，只要应急的、纾困的能够达到托底要求以后，剩下的可用资金的侧重点就是优化结构地形成有效的投资项目和高质量发展。中央战略把它在一揽子里面说全了，我觉得特别重要，当下一定要注意摆好顺序，在托底的消费形成这个机制上，也要很好地结合“一揽子”里面的有效投融资，如以工代赈，也要注重突出优化结构的安排。 具体的有效投融资的项目，我认为在中国真是俯拾皆是。新基建就不用多说了，这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支撑条件。前些年已经有了支撑现在数字化平台运行的新基建，现在还要趁势总结抗疫中间的经验，继续把它往上提升。中央给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其实还不止这些，新基建要结合原来老基建所说的架桥修路，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等，互相渗透结合，要体现在全中国打造更好的一些经济增长的集群、增长点区域、新的开发区，综合开发而形成的战略性的、对经济成长的有支撑意义的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现在北方看重的环渤海，是最基本的三个增长极地区了。其他那么多城市群、城市圈，还有现在要开发的另外的一些区域性中心，都应该把新基建的因素合理注入到它们的开发中间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投资的重点。 在这方面，定制化的方案设计非常关键。掌握好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跟市场对接的机制也非常关键。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些在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应该进一步重视的，看起来是老基建而实际上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举足轻重的事情，要抓住不放。远的不说就说北京，有些事情是非抓不可的，而且现在紧迫性还在不断提升。比如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它的支撑力远远不能和纽约、东京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大家有能力买机动车，解决自己的代步问题，结果现在买一辆机动车，摇号已经高到了不可思议的3000个号里中一个号，这已是国际笑话。看起来北京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和曼哈顿、东京没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我们的现代化水平可是差得太多了。人家那边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为什么不必采取这样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形成了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老百姓收入有，愿意买车就买车，但人家买车自然而然就是应急用和到了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绝对不是北京现在这种困难局面。北京现在怎样破这个困难局面？已没有别的选择，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赶紧加快我们的轨道交通网的建设。4号线、16号线都是逼急了用PPP的方式做，这就有了新的机制。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有限资金，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来把这个事做好。政府应该抓紧在新的形势下，把有效投融资的项目，在各个地方辖区里排列好。 跟轨道交通匹配的，一定还有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机动车在平常的情况下出动了以后，要在网状交通的一些节点上能够把车停下来，让车主们能够进入首选的轨道交通网解决到达目的地的问题。而中国在中心区域里形成的情况，是地皮比较紧张，停车难的特殊问题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是平安大道两边。平安大道当年作为重点项目、政绩的突出表现非常鼓舞人心，但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繁荣景象就是上不来？它其实什么都想到了，但两边店铺林立的道旁，就是没有设计停车位，车停不下来，所以就是没有人气。这些年两边的店铺商家嗷嗷叫也没有办法。怎么解决有效供给的问题？最新的经济方案是一个停车位，可以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高处到最低处的车挪到地面50秒之内开走。企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要靠资金推动，资金怎么来？需要政府给点推动力。企业以PPP的方式做，做成了以后运营过程中有停车费，自然就是现金流，这是非常好的一种PPP对应的机制。 我还可举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北京可能有几百万人口面临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加装电梯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十多年前人们住进四、五、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普遍都可以接受，现在却普遍不能接受了，而且人口还在老龄化，为了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这些小区里加装电梯。现在听起来畏难情绪主要是说服一层的住户太困难了。那中国抗疫过程中怎样说服大家服从大局的？而且经济手段在这里面完全可以匹配上，探索和总结经验后做这个事情，这个局面一定要打开。 北京如此，全中国几百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类似轨道交通网的建设，干道的建设，停车位的建设，老旧小区的改造等问题，光这几样就要多少投资？更不要说新农村建设。 我想强调的是，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当下的举措里一定要充分重视有效投融资，有效投融资一定要找到政府有限资金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的好的创新机制。 以上观点整理自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5月）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临时性突破传统的赤字率等财政约束指标，是中国应对非常形势的非常之举，上下已就此达成了基本共识。但进一步走到财政赤字货币化，恐怕需要非常慎重。主张赤字货币化的理由：一是担心政府为给赤字融资，导致债券发行规模过大，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推高市场利率；二是希望央行直接给国债发行提供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融资，增强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本文拟从挤出效应和债务可持续性的角度，考察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有必要性。 市场对政府债券有较强吸收能力 目前，对于今年预算赤字会有多大、政府发债规模是多少，尚不清楚，需待全国“两会”之后揭晓。从新增社融与名义GDP之比看，市场对政府债券增发有较大的容量。 今年一季度，年化新增社融与年化名义GDP（年化数为往前4个季度滚动合计）之比为28.7%，较2009年的高点39.9%还差10多个百分点。该比例每高出1个百分点，就对应着新增社融近万亿元。从新增社融的构成看，包括债券发行在内的直接融资也有提升空间。今年前4个月，新增社融中，新增本外币贷款合计占到64.6%，高于2017年全年的52.9%；企业和政府发债占到32.3%。 图1：年化新增社融及其与年化名义GDP之比（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 图2：新增社融（累计值）的主要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 现在，大家主要争议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能否从央行直接融资，故在此仅讨论国债的市场需求状况。 从记账式国债的持有人构成看，截至今年4月末，其他存款类机构持有占比65.8%。其中，商业银行占64.4%，政策性银行和信用社各占0.7%。而2014年末，商业银行与信用社持有合计占70.5%；2000年末，该比例更是高达86.1%。 图3：截至今年4月末记账式国债持有人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中债登；WIND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截至今年4月末，其他存款类机构总资产中，对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债权合计占57.3%，对政府债权占10.7%，而美国同期为15.5%。也就是说，除了保障信贷渠道的实体经济支持外，其他存款类机构资产多元化运作还有空间。 理论上讲，政府债权持有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约3万亿元国债持有。这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操作。从长远看，其他存款类机构持有的政府债券越多，对利率越敏感，也就越有利于央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同时，也有利于央行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主动、灵活地调节市场流动性。 图4：截至今年4月末中国其他存款类机构资产主要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 除其他存款类机构外，在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下，收益率较高的无风险资产——人民币国债——将成为其他境内外机构的重要资产配置。 截至今年4月末，记账式国债中，非法人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合计占7.4%、保险机构占2.3%（2005年末最高达到6.4%）、证券基金公司占1.4%、其他金融机构占0.4%。 目前，国内包括银行理财、基金公司、券商资管、保险资金、私募基金等在内的资产管理行业规模上百万亿元，增加1个百分点的国债配置，就可形成上万亿元的需求。随着人民币债券纳入各种全球指数，海外配置人民币资产的兴趣也日益增强。截至今年4月末，记账式国债中，境外机构持有占8.9%——而2014年末该比例为2.6%。 至于政府通过市场化手段发债，对于银行信贷和企业发债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一方面如果赤字融资规模不大，挤出效应有限；另一方面也可换个角度看问题——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发行，本身有助于理清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民间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替代或补偿作用，推动民间资产负债表修复。即便由于政府发债推高市场利率进而增加企业融资成本，也可由央行通过市场流动性调节来解决。但这是二级市场的国债吞吐，并非严格意义的赤字货币化。 赤字货币化对中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并非当务之急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取决于债务总量。目前，中国政府在主要经济体中债务负担较轻。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去年末，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4.2%，低于60%的国际警戒标准；发达国家该比例平均为100.6%，二十国集团平均为84.4%。 今年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政府扩张了财政赤字。但据中国央行统计，今年一季度政府部门（年化）杠杆率上升了2.2个百分点，依然显得较为克制。即便下一阶段赤字有所增加，中国政府债务负担仍应在可承受范围内。 图5：截至去年末主要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WIND 另一方面取决于成本。在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及政策性利率下调的引导下，今年以来，中国各期限国债收益率总体走低。虽然中国主要期限国债收益率仍高于美国，但中国名义GDP增速远高于美国，这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2016至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利息支付平均相当于国债余额的1.4%，中国为2.5%，二者相差1.1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中美利差为正的事实。但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名义增长9.5%，美国增长4.1%，中国高出美国5.4个百分点。因此，中国政府利息支出平均仅相当于名义GDP的0.4%，低于美国相当于1.5%的水平。 特别是，如果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后，通过二级市场买卖，成为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那么，即便财政发债要向央行持有人付息，最终也可以通过央行利润上缴财政的方式回收，财政并不亏。 图6：中国主要期限国债收益率（每月日均）（单位：%） 数据来源：中债登；WIND 警惕赤字货币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如果如有些人士建议的那样由央行直接为赤字融资，以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融资，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因为国债属于安全资产，国债收益率是无风险收益，是国内金融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如果以零成本融资，势必对国内金融市场定价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作为新兴市场，中美国债正向收益率差部分反映了风险溢价补偿。一旦中国国债收益率过低，对于持有到期为主的中长期境外投资者来讲，若不足以弥补持有风险，有可能影响境外机构持有的兴趣。 此外，贸然操作赤字货币化这种非常规政策，与前期还在纠结要不要突破政府赤字率和债务率相比，前后反差过大，可能会引起市场无端的猜测。 图7：2年期和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每月日均）（单位：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债登；美联储；WIND 总之，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和地方债发行，是社会共识，但赤字货币化融资需谨慎。作为财政货币政策在此问题上的协调配合应该是各司其职：财政部门负责研究拟定财政赤字预算和发债计划，以及发债的成本；央行则根据财政赤字融资的计划，通过市场化操作，配合财政部门以合意的成本在市场融资。 本文原发于腾讯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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