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特殊之年的中国如何动用非常之举，科学合理地利用政策工具，令中国经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濒于萧条中稳住基本盘，令世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表示，由于疫情本身以及政策等多元不确定性的叠加，因此不宜过度强调GDP增速的数字目标，建议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强化“六保”，在分阶段达到底线目标的基础上设定较为弹性的增长区间。在保就业、保经济主体等目标分解下，建议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设定在“3.5%-5%”区间。 对中小微企业启动疫情补贴等超常规扶持政策 减税降费对于缓解疫情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冲击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而以再贷款以及普惠金融为核心的金融政策起到了辅助性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很多小微企业很难通过传统的金融工具和税收体系来获得当前的各种救助，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救助必须在目前政策的基础上启动疫情补贴政策等超常规扶持政策，以维持这些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基本运转，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萧条期，世界经济的先行参数、全球金融参数、主要经济体的一季度增速以及未来失业的规模都宣告了世界经济在全球疫情蔓延中陷入萧条。因此，疫情蔓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社会的停摆将对中国外部环境产生极度的冲击：一是世界总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和订单大幅度下降；二是各国生产停摆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从而导致中国外贸的供给侧冲击；三是中美贸易冲突在疫情中恶化，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围剿中国的国际舆论和各种脱钩行动将导致市场预期低迷和信心不振的局面；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和汇率的动荡，将通过资金流动和汇率调整对中国外贸和金融市场带来明显的扰动。 加大内需扩展对冲外需下滑，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力度 因此，中国要改变这种外部局面的政策有：1）加大内需扩展的幅度，有效对冲外需下滑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2）进一步强化出口的多元化，开辟新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在疫情救助和无接触经济贸易方面的出口；3）加大稳外贸的力度，通过内部采购，使部分外贸企业向内部市场转变；4）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力度，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疫情很可能加剧中美贸易脱钩和逆全球化的速度，各国也必将在经济安全意识强化的作用下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关键物质和技术的再布局，从而导致世界价值链缩短、多元化和脱钩化。但必须明确的是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剂，而不会从根本上导致全面脱钩和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收益以及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本轮逆全球化依然是阶段性调整，经济主权和国家新安全体系将部分回归，但不会从根本上替代全球化的基本体系。 新产业十分重要，特别是以5G为核心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这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但在当前疫情超级冲击下的生死攸关的关口，新基建和新经济将面临“小马难拉大车”、“远水难解近渴”等问题，因此需要一揽子刺激计划，需要新旧产业、新旧基建同步扶持和发力。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全国各类市场壁垒 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全面升级十分关键，一方面要通过各种要素市场改革使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各类壁垒能够打破；二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全面缓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循环和再生产深层次问题；三是进一步推行结构性改革，将我们面临的很多趋势性下滑因素有一个系统全面调整。四是构建新的激励相容、权责对称的新激励体系。 本文原发于大公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一季度中国GDP近3万亿元的巨大损失，由于二季度国内需求复苏缓慢、海外需求继续大幅萎缩，上半年中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考虑到服务业在GDP占比高达53%，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60%的实际情况，且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服务业恢复速度显著落后于制造业、需求面的恢复明显落后于供给面，以及实践中观察到的大量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由“阶段性停业”转为“止损式关闭”的情况渐增，稳增长、保就业的各项救助和经济复苏政策一定要赶在企业采取“止损式减员”和“止损式关闭”之前尽快出台，重点应该放到扶持服务业和刺激消费两个方面。 一、经济复苏计划可否等到掌握市场主体大批消失的证据之后再出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前些年都有一定的积累、“家底厚”，因此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不必急于出手救助。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观察到企业大批破产倒闭的证据，考虑到疫情受控后各行业早晚都将逐步恢复，“经济韧性很强 ”，因此可以到年中看看情况再说。 上述思维方式同武汉最初面对疫情的决策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来看一下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12月31日公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月3日公告“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1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组织行为学专家分析指出，尽管公告措辞悄然从“现象”变成了“证据”，从“明显”变成了“明确”，体现了决策者在小心求证、谨慎决策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决策思维模式上早日变为“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就不会有“万人宴”、高调新年庆祝会等活动，也许造成的损失会小一些。 事实上“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面对的完全是同一种事实情况，只是背后的决策思维模式不同而已——如果决策者听到汇报说“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很自然得出一种决策结果；反之，如果面对同样的事实，决策者听到说“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则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决策。如今面临着是否要尽快出手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家智囊们和相关决策支持部门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未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呢？还是“未排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 显然，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老底”就不会关闭的专家和决策者，肯定完全不了解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疫情冲击下进退两难的决策心态。就算这些企业前些年都赚过钱，都“老底厚”，现在亏损几个月也未必就会破产而倒闭，但是在连续亏钱的情况下，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就不会普遍止损吗？一般先降薪或停产放几个月假，万不得已才会裁人，如果这样还看不到好转的希望、继续亏损，很快就会有大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止损、主动退出市场。那些认为没有看到大量企业破产就不用出手的决策逻辑是脱离实际的，绝大部分市场主体退出都会发生在破产倒闭之前。 在相关讨论会上，部分专家和决策支持部门甚至认为即便真的看到疫情冲击下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也不应该“盲目出手”救助，因为在他们眼里，有些企业主动关闭退出也许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呢，就算一些个体工商户关闭了，也许过一段时间另一批个体工商户又起来了呢。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在很多决策支持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存在的普遍认识，与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也是不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无论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何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和发展之后，决定关闭都是企业家最痛苦的决策，一旦做出这样的艰难决定，关闭后短时间就不会再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储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宏观上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要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任由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主体消失，不仅打击投资和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消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旦市场主体大批量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遭受的将不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影响。 二、如何科学测算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所需的规模 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世界各国除了纷纷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之外，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政策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过的救助规模也在本国GDP的10%以上。上述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救助和稳定计划，主要以稳定金融市场、稳定消费和救助企业为主，背后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以及稳金融、稳消费救助的经济逻辑，无论是救助规模还是救助方向，对我国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直接投入相当于本国GDP10%以上的资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能是负的？难道相当于GDP规模10%的救助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不是应该形成10%的经济增长吗？显然不是，就好像一个人突然生病，若不给他输液，他就会死去，但是输液的结果他也就是躺在床上而不活动——不活动哪里有GDP？ 疫情冲击下很多宾馆都无人入住，很多餐馆、酒吧都停止营业，政府如果不输入救助资金，这些企业主自己也会付房租、付利息、付工资，但是肯定亏损压力很大，一旦资金断裂或内心不想再承担更多亏损就会关闭；此时若政府提供了工资补贴、房租补贴或利率补贴后，或许这些企业主就感觉好一些，能坚持到疫情结束后、消费慢慢恢复后。因此很多救助资金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并不产生新消费和新增资本形成，只有新增最终消费或新增资本形成，才带来经济增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出台了最低相当于GDP规模10%的刺激计划而我国学者的建议一般认为经济刺激规模在5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5%）左右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考虑疫情冲击下大规模补贴消费者，认为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应该自己“吃老本”；也没有大规模补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它们也可以“吃老本”。假设上述理念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那么疫情中这些实力已经大幅削弱的消费者主体和企业、个体工商户主体，疫后恢复原有消费水平和供给水平的力量就不能高估。 在这样的前提下，救助和经济刺激的规模一方面要从“六保”的底线思维出发，另一方面则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损失，测算经济复苏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模。假定没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应该是6.1%，而疫情造成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则疫情造成一季度的静态经济损失就接近3万亿元。虽然二季度制造业和投资恢复较快，出口受医疗物资出口影响也好于预期，主要受服务业和消费恢复较慢的影响，中国经济能保持同比零增长或小幅正增长，二季度静态损失也接近1.5万亿元。是否有必要完全对冲上半年4.5万亿元的静态损失才能保住市场主体、保住就业稳定？或者经济相向运动的惯性和乘数效应，仅仅对冲上半年的静态损失根本不足以扭转经济向下的局面？这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经验来看，2009年的财政和金融扩张规模超过GDP的15%以上，如此规模的刺激力度才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非都与上述经济刺激计划有关系。 所以，结合疫情冲击造成的实际损失，参考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规模，并结合我国历史上2009年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本次救助和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安排5万亿元恐怕是不够的，应以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当前中国GDP总量的10%，不高于2009年的扩张力度，以确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有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有24.7万家企业倒闭。另有机构测算，虽然一季度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但如果考虑到因疫情冲击失去工作的几千万农民工，实际失业率毫无疑问是两位数，因此保就业的形势已经前所未有的严峻。如果此时再出现市场主体大批主动退出的情况，在保就业和基本民生的任务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如何合理安排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的资金方向 面对疫情冲击，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救助计划无一例外地着眼于消费补贴和企业救助，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大搞新基建或老基建，而只有中国学者在新、老基建问题上争论不休？ 首要原因是来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惯性。欧美经济已经是消费主导，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以美国经济为例，2019年美国GDP增长2.3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达到75%，如果计算上政府消费，消费拉动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瞄准居民消费和企业救助，无疑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那么中国呢？我们的增长结构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投资拉动占69%吗？抑或是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在GDP占比53.3%吗？当然不是：在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7.8%，而包括新老基建、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内的所有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刻舟求剑地沿着老方法去扩展基建投资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 其次是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的原因。从决策机制和决策机构上看，我国在安排以项目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直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从财政部门到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具体的投融资模式，对于投资项目的删选、申报、审批、融资等都有成熟可循的操纵模式和责任机构。相比而言，在给居民发消费券或消费品补贴，或给企业发工资补贴、利息补贴、房租补贴等，虽然在实践上操作难度并不大，但是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观念相去甚远：很多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补贴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给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措施会“让钱打水漂”，不如老基建、新基建能留下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在与部分长期专注于地方基建项目的咨询公司联合调研中，我们发现前期地方专项债项目中，已经存在不少项目申报材料拼凑作假、通过倒算项目现金流夸大收入为项目注水、可行性研究论证走形式、资金到位后闲置或挪用等问题。以上情况的出现固然有管理方面的责任，但是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建设，有市场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加之前期推行PPP方式，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彻底的梳理和挖掘，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可用于专项债投资的项目的确存在较大困难。这种情况也从微观上反应了靠扩张投资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需要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越来越少，即使地方政府再挖空心思研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考虑到传统基建的上述情况，新基建被额外重视。然而从实际可行规模测算，新基建可投资规模不过几千亿，不足以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担当大任。不仅如此，按照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的观点，新基建中很多数字基建项目公共属性不足，且不确定性高，应该由企业来投资而非政府主导。最后，不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项目从申报到发行再到形成实物投资、进入经济循环，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对于扩大内需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不如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及时告别传统思维定势，把握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在不忽视新、老基建拉动作用的同时，尽快启动以企业救助和稳消费为重点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其中老基建规模占比高、政府主导，新基建弹性大、市场主导；在扩大消费方面，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加以引导，以尽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对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应安排万亿以上新消费补贴，给5G手机、新能源汽车以相当于总价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救助力度。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定比例的贷款利息，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房租补贴方面，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直接进行房租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还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困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一定的员工工资补贴。以上补贴可以不超过之前年度一定时期缴纳的税款总额为限。 四、经济复苏计划资金来源应优先考虑财政赤字，应适当控制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规模，防止经济失衡 如前文所述，从融资结构来看，地方专项债发行过多、过快，在实践中已经遇到项目不足的问题。此外，地方专项债项目全部由政府主导，一般会带动2到3倍的银行信贷资金，这必将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融资，使原本已经失衡的融资天平更加倾斜。 有数据显示，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只占约25%；在商业银行授信额度中，民企的银行授信额度仅约为国企的1/10；在发债方面，2019年以来，国企发债融资规模是民企的13倍多。2020年以来，已经决策安排的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达到2.29万亿元，若按照某些建议进一步扩张，全年有可能近4万亿元，将带动10万亿元以上的银行信贷配套资金，如此增量巨额资金流向国有部门，必将造成民营信贷额进一步减少，导致已经倾斜的融资天平更加严重失衡。在民营经济贡献80%以上的城镇就业的情况下，进一步严重倾斜的融资天平，必将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 从融资结构和资金投向相匹配的原则看，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都有还本付息的要求，更适合扩大投资。只有扩大一般财政赤字的资金，才能够用来补贴消费者、发放企业救助补贴等，更符合中国当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 总之，无论从融资结构平衡出发，还是从财政资金投向更符合增长结构特征触犯，都应该对2020年全年新增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控制，在优先次序上尽量多用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少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剩下的资金缺口，可通过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国有股权划转、国有基础设施发行REITS等方式来解决。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的经济救助和复苏计划中，财政扩张都必须有货币宽松政策相配合。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平均利率的一般原理，利息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今，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已经答大幅下降甚至为负，此时若继续特立独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调存贷款利率，已经严重不符合经济规律。考虑到海外新冠病毒确认感染人数依然在攀升，5月底确诊病例将超过500万，预计9月份全球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建议应该尽快大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并早日推出一定规模的、与增长结构相匹配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 （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贝壳研究院 婚姻和房子，都是永远也写不尽的小说题材。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族的事情。这些事情似乎是在不断地重复，却又渗透着时代的新意。 5月20日，贝壳找房发布《2020婚房消费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对“租房结婚”、“成本支付”、“产权归属”等热点话题展开调查。在受访人群中，正处于适婚年龄的90后占比超60%，因此，调查结果更符合当下的婚房消费观。 贝壳研究院研究发现，年轻人越来越难接受租房结婚，女生比男生的接受度更低。如果女生婚前购房，对男生有房的要求也会更高。在婚房购置上，做婆婆的压力是丈母娘的4倍，同时，过半被调研者认为，房产证上要写上夫妻双方的姓名。 拒绝租房结婚，95后成分水岭 男生更接受租房，但婚房照买不误 95后是在优渥物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是父辈口中拥有“最好的生活水准、最没有生活压力”的一群人。他们思维活跃，喜欢调侃自黑，但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他们，却对婚姻和伴侣有着更高的要求。《报告》显示，56%的95后拒绝租房结婚，而对于70、80后，甚至只比95后年长几岁的90后，接受仍是主流，即使越年轻越排斥租房结婚是趋势。 95后的态度绝非只是源于追求物质的虚荣心，“如果结婚会降低两个人原本的生活水平，我宁愿单着”才是他们的心声。在他们眼中，钱换不来爱情，爱情也换不来钱。失去经济基础的恋爱必然充满窘迫和委曲求全，他们以成年人的理智和成熟，去追求钱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自由，维持着爱情的平等与体面，更是对彼此情感与生活的负责。 除了年龄差异，男女对租房结婚的态度也存在分歧。传统观念里，婚房多由男方提供。于是，随着越来越大的购房压力，尤其北上广深，有的家庭要掏空6个钱包才够买一套房，男生更倾向于租房结婚。《报告》显示，六成男生接受租房结婚，而女生只有四成。女生拒绝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房才有安全感，有家才叫嫁。一间不必在夏天共用浴室、餐时共用厨房、夜晚压低声线的房子，至少让女生在面对琐碎的婚姻时不必腹背受敌。 基于此，请男同胞们在表态时三思。当你对女生说可以接受租房结婚的时候，或许就被pass掉了。在女生看来：“我可以跟你一起吃苦，但我不是只配跟你一起吃苦。我能接受你现在没钱，租房结婚，但我不能接受你没钱还理所当然的态度。”不过，小仙女们也不要担心男生真的会租房娶你，他们不过是口嫌体直罢了。《报告》中，只有6%的男生表示不会准备婚房，比女生还低2个百分点。 男生：我有房，你随意！ 女生：我有房，你好意思随意？ 女生敢表态，因为她们的确有这个资本。如果说，过去是女人在助推男人买房，那么现在，她们则已经成为这个经济行为的独立参与者。贝壳研究院曾在《2018城市居住报告》中提到，无论是一线还是二线，女性购房者占比都呈增加态势。虽然从整体来看，男生仍然是购房主力，但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深圳、成都、重庆、长沙的女性购房者已经超过一半。“这些买房的单身女性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她们的经济实力、买房眼光，都很不错。”有经纪人这样说。 有文章说，女性婚前买房，在男权眼里是减分项。因为“它提高了女人在两性谈判桌上的筹码，让女人在男权社会里不再无路可退，更有底气拒绝男性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她们拥有了自己的领地走向独立自主。”虽然把有房的女生当成洪水猛兽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房子让女生更有底气。对女生而言“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 《报告》中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有房的人会要求另一半也要有房吗？结果是，男生表示不需要女生有房的占比最高，达到36%；而女生则恰恰相反，37%要求男生也得有房。相似的比例，相反的态度，意味着有多少男房主放女生一马，就有多少女房主对男生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女生看似更喜欢“势均力敌”的爱情。 另外一题，你爱的人没有房，爱你的人有房，你又会做何选择？ 对于男生，这就是一道关于爱情和面包的选择题。《报告》中，选择前者的占54%，爱情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面包。反观女生，72%的人选择了后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女生更“世俗”，只是更清楚自己要什么。除了“有房”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女生在“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中，更倾向后者。现代女性不再是琼瑶剧中为爱走天涯的女主，而是更愿意找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在被爱的温暖中感受爱情的浓度，而不是靠追爱的勇气彰显爱情的炽烈。 95%赞成为儿女准备婚房 婆婆压力是丈母娘4倍 对于婚房的态度，折射了一个社会的心态。在研究东西方家庭文化差异，婚房就是个最好的标的。在美国，儿女成年后便独立自主，婚后支出更是夫妻共同负担，没有向父母索取财物，更没有要求父母买婚房的。 而在中国家庭传承中，给子女新置备婚房是父母的责任，特别是在有男孩的家里和独生子女家庭，尤为明显。调研结果便证明了这一点，在1500份问卷中，仅有4.8%的人认为不用为儿女准备婚房。 是的，扶上马，送一程，婚房应该由父母落实观念根深蒂固。同样，调查结果显示婚房要求的“儿女有别”。俗语道，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受访人群认为“有儿子的父母，需要准备婚房”的占比，最高达到33%；选择“有女儿的需要准备婚房”的占比，仅为9%。 可以说，嫁娶差异并未随着时代发展而颠覆，在舆论倾向上，做婆婆的婚房压力将近是丈母娘的4倍。“房价都是丈母娘炒起来的”——社交上媒体上热搜话题，毫不夸张地暴露了丈母娘在买房这件事儿上的影响力。 与父母同住，儿女态度差异大 但都更愿意与对方父母同住 婚房另外一个焦点话题，便是在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处理不好，会让无数恋人决裂，会引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 贝壳研究院此次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是夫妻，房产证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不管谁出钱，房产证上都要写上夫妻双方的姓名”，这一选项占比最高达到53%，而在不同年龄段中，75后意愿最强烈占比72%。 除了双方名字的主流认知，另有34%的人赞同“谁出钱写谁名字”。 当然，还有将近10%的主张“不管谁出钱、只写女生名字”，仅有3%的人主张“不管谁出钱、只写男生名字”。 同样，在婚后是否与父母同住的问题上，儿子们和女儿们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贝壳研究院调查结果显示，男生能接受和双方父母同住的最多，占比36%；而女生拒绝跟任何一方父母同住的最多，占比也是36%。另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是，与跟自己父母同住相比，无论男女都更倾向和对方父母同住，选择“和对方父母同住”的均高于“和自己父母同住”。 结语 虽然婚房购置是否顺遂，关系到两个“家庭”的融合与未来，婚房消费观的调查，也给人们未来决策提供了些许依据。但其实婚姻也好，房子也好，只不过是为爱找到一个家，让爱不再漂泊。“家是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一盏永远为你守候的灯光，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厨房，一张摆满爱人亲手做的饭菜的餐桌”，除了房子，更有温度的是后面的灯光、厨房和餐桌。有爱的婚姻才幸福，有爱的房子才是家。 (本文作者介绍：真实的数据，有料的研究，及时的解读。)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新浪财经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肯尼斯·罗格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很多人认为负利率对于央行来说遥不可及，但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思考这一看法了。目前在美国，得到财政部支持的美联储很可能要为经济中几乎所有私人、州和城市的信贷托底。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类似的措施。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要求政府大规模出手干预，但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放弃市场化的分配机制？ 如果人们认定近期的市场压力仅仅是短期流动性短缺，而且很快就能被疫情后的强劲持续复苏所缓解，那么全面债务担保就是一个极好的工具。但如果快速复苏无法实现呢？倘若美国和全球经济正如某些人所怀疑的那样，必须花费数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水平，我们又该怎么办？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则各行各业都不一定能全盘坚持下去，各州和地方政府也难以继续维持其偿付能力。 而对此有一个更好的选项，则是采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财富将以灾难性的规模被摧毁，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债权人也需承担一部分冲击，而这一过程必将引发持续数年的谈判和诉讼。对于那些破产律师和政治游说者来说这将是一场大餐，其中一部分将来自向纳税人施压，要求他们履行救助担保。这样的场景将及其混乱。 现在让我们试想一下，美联储可能会将整个经济体的大部分短期利率推至接近或低于零的水平，而不是仅仅通过担保来支撑市场。欧洲和日本都已低调迈入了负利率区域。假设各国央行采取进一步措施，将短期政策利率下调至-3%或更低的水平，以抵制当前政府债务进一步膨胀的状况。 首先，就像过去正利率的好日子一样，负利率将使许多公司、州和城市免于违约。如果操作得当，负利率将起到与正常货币政策类似的作用，刺激总需求并增加就业。那么在对所有一切实施债务重组手术之前，尝试一定程度的正常货币刺激难道不好吗？ 为了使深度负利率变得切实可行，我们需要采取多项重要步骤。而其中一项尚未有任何央行（包括欧洲央行）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防止金融企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大规模囤积现金。各种监管措施的结合，对央行大规模重新存现费用，以及逐步淘汰大面额钞票，都应该起到作用。 这种操作可算不上什么高精尖科技。随着大规模的现金囤积行为被取缔，将负利率传导给银行储户的问题也会被消除。即便不去阻止高风险高费率的批发式囤积，欧洲银行也越来越有能力将负利率转嫁给大型储户。而且政府在完全保护小储户免受负利率影响方面也不会花费太多。同理，只要给足时间和做足规划，实现这一点就很简单。 虽然负利率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但正如我在2016年出版的《货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反对声音要么不得要领，要么易于解决。我还解释了为何不应将量化宽松和直升机撒钱之类的“替代性货币工具”视为财政政策的形式。虽然财政应对是必要的，但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解决贯穿整个经济的信贷问题。在通胀和实际利率摆脱一蹶不振状况之前，只有有效的深度负利率政策才能发挥作用。 而先进经济体的负利率政策也将给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巨大福音，它们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资本外逃，高负债和弱势汇率而遭受重击。虽然在利率为负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也依然需要延期偿付债务，但是美元汇率走弱，全球增长走强以及资本外逃减少将对其有所帮助，尤其是在规模更大的新兴市场。 但不幸的是，当美联储执行其2019年政策工具审查时，关于如何实施深度负利率的讨论实际上被搁置一旁，其全部精力都被放在了抗击疫情上。那些有影响力的银行业游说者也憎恨负利率，即使只要执行得当就不会损害银行利润。经济学界也许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们都被那些确实存在一个零利率限制的经济体所产生的有趣反直觉结果所迷惑了。 深度负利率的紧急实施并无法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但是采取这么一项政策将成为一个起点。正如日渐揭示的那样，均衡实际利率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被设定在一个低于以往的水平，那么各大央行和政府就该对这个想法进行长期、细致且紧急的思考了。 (本文作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4月中国出口反弹超出预期，但增长并不均等，“亮眼”的数字掩盖了大多数出口导向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展望全年，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或使得中国出口有所承压。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以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为主，如果海外疫情重挫消费、打击投资信心，对中国外贸的需求侧和产业链的冲击可能会更为深远。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按美元计价，2020年4月，我国出口同比上升3.5%，较3月的-6.6%大幅回暖。其中，中国对美国、日本、东盟出口全线上升，但对欧盟出口同比下滑4.5%；纺线、织物、塑料、计算机、医疗器械增速较高，服装、鞋类、箱包、手机跌幅较大。可以说，在当前外需依然疲弱的背景下，4月中国出口反弹超出预期。 在笔者看来，这主要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 第一，海外疫情扩散之下，中国成为全球防护物资的供应中心，相关出口大幅上升。3、4月份，中国国内疫情形势好转，产能扩大；与此同时，海外疫情加剧，各国对防护物资的需求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4月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如口罩、无纺布防护服）出口146.2亿美元，同比增长49.4%；医疗器械（如呼吸机）出口15.1亿美元，同比增长50.8%；塑料制品（如塑料防护服）出口62.7亿美元，同比增长63.8%。 第二，海外居家办公、居家娱乐等需求推升计算机出口大增。4月，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主要是计算机）同比大增50%，对4月出口增长的贡献在各商品中最高。其原因很可能是疫情下海外居家办公、居家娱乐等计算机使用需求大增，导致经销商补库存，又恰逢中国疫情形势好转后产能恢复，四月集中出货。但此种需求激增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特别是一旦疫情持续引发企业倒闭、失业攀升、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对此类耐用品的需求大概率将迅速回落。 第三，前期低基数也对4月中国出口数据造成了一定的扰动。2019年4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全球需求较弱以及日本天皇即位“超级小长假”的影响，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2.7%，对美、日出口均为两位数下滑。低基数下，中国对美、日出口均有反弹，对日出口更是同比回升33%。 需要警惕的是，4月出口回暖并非普遍现象。特别是诸如服装、鞋类、家具、箱包、玩具、手机等主要商品的出口，纷纷遭遇负增长，表明在当前海外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国内企业面临外需疲软的压力仍然较大。4月，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分项数据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从46.4锐减至33.5，表现最差，也可以佐证这一结论。根据PMI调查，当前反映订单不足的国内企业占比已高达57.7%。这意味着4月的出口增长并不均等，“亮眼”的数字掩盖了大多数出口导向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展望全年，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或使得中国出口有所承压。 美国方面，其一季度GDP下滑4.8%，降幅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高。考虑到美国是自3月中下旬以来才开启大面积停工和保持社交隔离，在防控升级的二季度，美国或面临更大的经济考验。预期整个二季度美国GDP收缩幅度将达到10%以上，失业率也将至少达到15%。 其他经济体也同样不容乐观。欧委会指出，欧洲正经历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休克，欧盟27国GDP全年将下降7.4%。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综合24家机构的预测认为，二季度日本GDP将年化收缩11%。印度、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则仍然无法控制疫情。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发达国家二季度可能会陷入同比-7%至-10%的大幅衰退，全球经济至少要经历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的近四分之一，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海外经济衰退不仅会影响中国外需，还会增加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以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为主，如果海外疫情重挫消费、打击投资信心，对中国外贸的需求侧和产业链的冲击可能会更为深远。 当然，外需冲击对各行业的压力并不相同。笔者根据分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和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率，对制造业各行业的外需敞口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电子、服装、鞋帽、家具、文化娱乐用品的出口比例较高，而这些行业也正是疫情期间外贸表现较弱的行业。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需求的影响可能比设想中更加持久，上述行业面临的经营和就业压力值得关注。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逢会必跌”，江湖上每年都有它的传说，今年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来了…… 其实股市上从来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但信的人多了，就成规律了。 既然你信了，那你就会下意识的去做，把那些不是规律的规律变成规律。 就拿“逢会必跌”来说，如果你信，你就会卖，你不卖，别人卖了你就会吃亏，所以大家都争着卖，岂有不跌之理？ 其实股市的起起伏伏，背后都是人心的起起伏伏，当人心的起伏变成行动，行动又变成群体效应，那就能影响股市的走向。 特别是A股这种散户众多(很多机构也是大散户)，群羊效应严重的市场，最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为什么尾盘小盘股加速跳水？因为银行股下午起来了，江湖上还有另外一种传说，那就是银行这类大象股不能涨，一涨就是主力拉大盘出货，就得赶紧跑。 这种阴谋论已经流行好几年了，而且每次都应验，只要银行一涨，小盘股就得跌。 为啥这么灵？灵个球！是因为信的人多了，大家都这么操作，习惯成自然地抛售小盘股，能不灵吗？ 所以炒股压根不需要分析啥技术指标，你也分析不懂，还不如好好琢磨一下人的心理，揣摩市场情绪，远比那些对一半错一半的技术指标管用！ 昨天无量上涨，今天放量下跌，挺好的，因为又有一批不坚定分子给洗出去了，盘面的压力又变轻了。 而且又给洋大人输送了廉价筹码，今天外资再次吸筹30亿元，特别是在尾盘加速流入，捡便宜的感觉真好！ 明天就开会了，大盘也跌不到哪儿去，银行股可不是吃素的，今天午后的拉升就是一次预演，只要你敢跌，我就敢拉，保证把大盘保护得妥妥的。 所以也不必太在意什么规律，好好炒自己的股票就行了，好股票该涨还是会涨，而且遭到错杀的好股票，正好是抄底的机会。 但人心就是很奇怪，之前追着要买的股票，现在跌下来了反而不敢买了。所以炒股哪能不懂点心理学呢？而且只有那种能做到违反人性的人，才能在股市中长久地生存下去！ 期权期指仍是应对震荡的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桂泽发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影响深远。最新一期的胡润财富榜显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百强企业中86%的人财富在减少，百强企业家财富减少了12.6%，即2.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每人每天损失4亿多人民币。疫情的蔓延对持续增长的中国个人财富造成较大冲击，企业经营风险和个人理财风险持续加剧。澎湃新闻调查显示，41.5%的受访者反映受疫情影响收入比往年减少，近八成受访者的损失达到20%以上。 因此，疫情蔓延之下，需要从多视角重新审视并完善个人财富管理策略。 一、重新审视人的财富与物的财富 以往谈及人生价值和财富价值、人身安全与财富安全，“人”和“财富”之间孰轻孰重？或许没多少人在意，在考虑财富管理时也并未将“人”的因素当成前提。而这样的问题在疫情之下则尤为凸显——人身安全、人生价值成为了财富管理中的重要因素。 过去讨论资产配置、财富管理，要画一张财富地图，在地图上描写路线，然后按图索骥。现在则要考虑疫情地图，而其重要性甚于财富地图。此次抗疫中，正负能量的冲突与交汇，使得国家、民族、地区、社区、单位、家庭、个人种种表现都得到彰显，“人”的价值被无限放大。正所谓疫情无情人有情，比如受疫情影响的债务、信用违约情况，许多人得到了延期处理。人性与物性在较量中再平衡，财富管理也必须重新审视这个前提，回到“以人为本”“德‘财’兼备”上来。 这是疫情之下对人生观、价值观、财富观的重新思考。正确的财富观的引导，将使得我们的财富管理更加有人性化，更加有意义。 二、重新审视个人财富与家庭财富 家，是中国传统核心文化。“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伤害、欺骗和背叛，但也正因此，家才显得格外温暖和亲切”，这句格言道尽人生万般无奈，也道出家的温情和不可替代。 疫情之下，家的功能进一步得到扩充和延展。“同呼吸共命运”的内涵有了新体会；房屋的使用价值得到回归，对房地产重新思考，改善性需求未来可能会有所增强；还有特殊时期的家庭互助，赋予家庭财富管理新的内涵。 疫情之下应该“抱团取暖”，以家为轴统筹财富，追求财富管理更宽、更久、更稳、更温。疫情之后人们对家庭财富、家族财富管理理解会进一步提升。未来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个人财富管理过渡到家庭财富管理的进程会加快，因此要早作准备。 三 、重新审视实体财富与金融财富 财富有两大形态，一个是实体形态，另一个是金融形态。当前，中国正进入高净值人群财富转化密集期，分别是：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代际转换密集期；实体到金融的形态转化密集期；财富创造到财富传承的需求重点转换密集期。很多企业主会选择实体财富转化为金融财富，“脱实向虚”一度蔚然成风——一方面是因为经营压力比较大，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更便于财富代际传承。 金融财富固然有其灵活性，但也易于损耗，尤其是在非常时期。作为家庭来说，实体财富、实体企业经营建议不要轻易丢弃，没有一家老字号不是靠实体、靠实业传承下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日本金刚组是专注于建造寺庙的企业，凭借其在技术上的沉淀和突破存活至今，经营了1400多年，真正体现了日本的工匠精神；徽商胡雪岩创立的中医药产业胡庆余堂传承至今已有百余年，成为中医药的文化符号，品牌也得到光大。而反观其金融产业的代表阜康钱庄，早已在创办经营多年后被挤兑破产，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因此，作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家族企业家，应该重新审视这几年“脱实向虚”的趋势，并反思决策的正确性。 四、重新审视财富创造与财富传承 财富创造难，传承更难，有很多挑战和诱惑，要十分自律。这次疫情，对财富传承也将是巨大的挑战。所谓“富不过三代”，疫情造成了很多人财富缩水，家族财富有归零的风险，甚至为负，财富传承要做大量应对工作。此时应该特别强调家族财富中的一些传承工具，如家族信托、风险隔离、人寿保险、保险金信托等等，要重视并提早考虑、提早安排。 五、重新审视财富外拓与财富内守 疫情过后，高净值客户将会在全球资产配置问题上进行重新审视，不仅考虑投资获利、风险分散、资产转移和财富传承，疫情管控、公共安全体系以及背后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将会作为重要因素加入综合考量中。可以预见，富有的家庭将会在外向投资、境外资产配置、移民等问题的态度上进一步分化，会有更多人将目光转向国内。多年前已经在境外投资创业的机构和家庭，有些也会在疫情之后选择回国，开辟新的战场。未来几年，国内民间投资生态将会有一个渐进的变化。这一进程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六、重新审视资产集中与财富分散 俗语有云，“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可以加上一句，“放鸡蛋的篮子要尽量放到有限的屋子里”。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大类资产配置要相对集中，财富管理方式要适度分散。大类资产种类并不多，如银行理财产品、房地产、权益投资、外汇等，不能盲目扩大范围，错误地以为“越多越好”。 如果不具备跨境投资、期货期权投资条件，没有经验、经历和专业支撑，不要盲目去做，投资要尽量选择在熟悉可控的范围之内。财富管理方式和手段都有很多种，财富管理上要适度分散，避免风险集中。产品组合方面更要多种多样，要灵活持续调整。产品组合问题上要做到“五性合一”，即组合里成长性、风险性、稳定性、盈利性、流动性要同时兼顾。 七、重新审视财富规划与理财计划 疫情对很多行业、对高净值客户产生影响，银行人员更应通过专业财富机构进行良好的财富规划和理财计划，来解决所面临的经营中的流动性问题。财富规划或理财计划讲求长期和短期的搭配。 财富规划从人生轨迹来讲有五个阶段：“只出不进”阶段、“多出少进”阶段、“进出平衡”阶段、“少出多进”阶段、“只进不出”阶段。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财富规划策略，不同生命周期也有不同的策划要求；财富规划还要兼顾到客户的财富需求，明确是强调财富创造、财富增长，还是更侧重于财富保护、转移和传承。 而理财计划应着重于教育、保险、投资创业、税务、养老等主要安排。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要做好日常支出计划，包括：消费支出、储蓄支出、投资支出、应酬支出、保障支出。做好长远财富规划和近期短期理财计划的匹配，在疫情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八、重新审视人工理财与智能财富 受此次疫情影响，线上服务成为特殊时期客户服务的主要方式。针对超高净值人群与高净值客户，线下服务原是客户服务的核心渠道，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客户对7x24小时便捷服务的要求，使得其渠道偏好也不断向线上转移。全球领先的私人银行机构为了应对数字化趋势，都在通过打造私人银行专属移动客户终端，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数字化手段提供实时、定制化的财富管理远程服务。 同时，这也要求财富管理机构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内部运营效率。通过构建完善的系统功能，实现对团队、营销、客户的统筹管理，及时洞察工作流程中的关键问题，实现高效及时的调整，有效把控过程管理。对于服务团队而言，金融机构应提供营销管理、资产配置等智能化系统工具，专业赋能服务团队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 九、重新审视自主理财与委托财管 财富管理有三种形式：全委托、半委托和自主理财。全委托是把交易全部委托给机构，帮助客户操作；自主理财就是自主操作；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半委托”。疫情刺激之下，委托财富管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可以少受突发事件影响，少受时空限制。服务机构要尽快理顺并推出委托财富管理服务流程，在风险合规前提下有序提供全权委托和半全委托管理服务；作为个人投资者也会逐渐适应、接受委托投资带来的便利。 十、重新审视专业服务与增值服务 一方面，要持续增强专业服务能力。要构建涵盖营销团队、专业支持团队、各领域专家团队的差异化客户服务团队，持续挖掘中高端客户各类财富管理需求，建立长期互信的合作关系；要以投研为支撑，支持财富管理机构内部产品研发以及外部产品遴选，不断丰富产品货架；要在资产配置建议、复杂产品销售方面，支持客户经理挖掘高净值客户多元化需求，定制专业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个性化增值服务。本次疫情期间，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针对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务，如跨国急救、跨境教育、医疗保健等。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推出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增值服务，以改善客户体验，增强品牌吸引力和感召力。 本文依据作者4月25日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的中国家族智库论坛第15期上的演讲整理而得，有节选。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交通银行私银中心副总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邀），PB（PRIVATE B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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