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杰弗里·D·萨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及卫生政策和管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管） 当一辆汽车在结冰的高速公路上打滑时，后果可能是50辆车连环相撞。国际金融市场也是如此：1982年墨西哥的外债违约导致数十个国家接连爆雷，泰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而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则在全球掀起了大衰退。 虽然国际金融家们应该还不至于蠢到启动一场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大崩溃，但他们的智慧也将很快受到考验。 甚至在COVID-19使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之前，阿根廷就已经再次陷入了债务困境。正如这个屡次被违约蹂躏的国家惯常发生的那样，纵使2016年与顽固派债权人达成了一份半吊子协议后迅速回归债券市场，但这一切最终又成为了阿根廷时任总统和债权人的一厢情愿。 财政赤字破坏了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2018年救助计划毫无效果，票面利率极高的阿根廷债券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然而在这方面阿根廷绝非孤家寡人。近年来，各金融市场宽松的贷款标准以及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注入的充裕流动性诱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主权债务压力日益被视为一个主要的系统性风险，以至于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其中一个环节的议题就是“应对下一波主权债务危机”。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来袭。3月份油价暴跌，近乎全球范围的封锁，政府收入暴跌以及为维持民众生存而投入的巨额公共支出共同造就了一个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全球性财政危机。美国预算赤字将飙升至约相当于GDP的18%或更高水平，而对于那几十个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财政前景可谓一片黯淡。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依然向其债权人提出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债务重组方案。而其债权人也应当对此予以积极回应。以下是方案内容： 阿根廷现有债务的平均票面利率为7%，比德国的30年期零票息政府债券高约7个百分点，比美国财政部支付的1.2%票息高出约6个百分点。阿根廷已经正确地指出7%的票息率必将导致违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意这一数字是不可持续的。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就算是美国——有能力偿付7%的票面利率。 然而那些购买阿根廷债券的债权人却表示正是因为违约的高可能性才需要设定7%或更高的票面利率。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能将阿根廷的利率降至与美国相仿就不必违约。高昂的7%利率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它将使违约变得不可避免，而较低的利率则可能避免这一点。 阿根廷提出以更低的安全利率为当前债务实施再融资，从而避免了本金的“减值”。 （实际上为符合阿根廷法律，这一债务交换方案包括象征性地降低债务的票面价值，但在我看来这应在任何最终协议中予以消除。）就像房屋抵押贷款的再融资一样，原有债券将是由反映当今低利率形势的债券代替。但是阿根廷并没有提供等于美国国库券的票面利率，而是将其定在了平均2.3%的水平，也高于其债权人投资组合中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而涉及宽限期和利息支付时间表的详细内容应根据严峻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进行谈判，调整和最终确定。 但这些债权人都是一帮奇怪的家伙。他们声称阿根廷无论如何都会大幅削减本金的偿还比例。但阿根廷政府其实提供了一个高于美国安全利率的安全回报，同时其建议方案的逻辑也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该国去维持一个必将带来违约风险的极高利率？为什么债权人会更喜欢阿根廷违约而不是经济复苏？ 债权人使用10~12%的贴现率来计算阿根廷方案中的所谓本金减值，似乎在美国国债利率才仅仅高于1%时他们应该获得10%或更高的无风险收益。金融新闻媒体也与之沆瀣一气，写报道附和说阿根廷将对债权人的本金进行莫须有的大幅减值。但阿根廷其实是在将极易导致违约的票面利率降低到无需违约的水平。 在此还可以更进一步：一些友好的官方债权人或多边机构可以通过为阿根廷新债券的部分或全部付款作保来提高交易的吸引力。这样的保障将是一个完全安全的选择：在低息票率和新到期结构之下，阿根廷不会发生违约。 就算有一个国家（更别提多个国家）开始摇摇欲坠，全球金融市场也会趋于恐慌。但如今可能有30~40个国家处于严重财政困难中。它们都需要在今明两年实施债务再融资，直到疫情后的复苏可以活跃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政府收入并减少紧急支出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和一些主要债权人的引领。否则就将发生债权人争夺战（也是囚徒困境的一种变体）——每个债权人都会对其他债权人说：“让我先把欠款收回来，你去搞债务再融资吧。” 如果谨慎处理，各方都可以且应该以低利率来对本年度的债务本息进行重组以避免各国接连违约。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2020年就将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毁灭性新篇章的开端。 在1907年的恐慌中，正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和他的银行将金融体系从灾难边缘拉了回来。到了2020年，这个任务必须由在第一季度末管理着6.5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时也是阿根廷主要债权人之一的黑石集团（BlackRock）来承担。黑石可能会指导债券持有人以安全的票面利率来为阿根廷的债务再融资，并在其他遭受疫情困扰的主权借款人身上执行类似操作。 好了，拉里·芬克先生（Larry Fink，黑石集团创始人兼CEO），现在就拜托您来协助预防这场全球金融灾难了。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马丁·拉瓦雷（乔治敦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前主管） 新型冠状病毒给富裕国家所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冲击正开始波及发展中世界。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富裕国家的政策应对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好的，甚至未必是可行的。相反，我们应该预料到，贫穷国家会出现更加残酷的权衡和更加艰难的约束。 诚然，待在家中大大有利于减缓病毒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一如富裕国家。但保持社交距离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储蓄很少，食物储备也不足，并且（通常每天都是）手停口亦停。很少有人能够通过在家办公生存。 许多穷人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福利与个人健康之间的残酷权衡。还有一个两种健康角度之间的权衡：因病毒而导致的疾病，以及因经济隔离和市场和机构破坏（包括私人社保）所造成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以防COVID-19，但封锁则未必。封锁会造成新的威胁，在贫穷地区，甚至可能让防疫政策演变为饥荒。我不是在轻描淡写；我认为这是即将到来的威胁。研究也经验都表明，严格封锁所导致的机构和市场崩溃，会造成饥荒。我在2014年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后便目睹过这一情景，饥饿很快就成为新的威胁。 贫民和弱势群体的饥荒可能源自多个原因，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有过探讨。森援引的例子中，食物总量并未下降。问题是食物的分配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在这里，市场和其他机构起着关键作用。封锁可能破坏食物的生产和分配，因为穷人的收入会降低，而食物价格会增高。我们已经知道，今天的食物供应链存在弱点，哪怕是富裕国家也是如此。而即使避免了饥荒，营养不良也会造成持续性影响，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更多的原因表明，用封锁来对抗COVID-19的传播可能对穷国适得其反。在短期，采取封锁措施会造成大量流民，将病毒传播得更快，特别是在穷人和农村弱势群体之间。而警方和军方执行封锁也会进一步影响穷人得福利，他们常常最需要离开家中为家人寻找食物。 最重要的是，决策者应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严格封锁也会把正常时期帮助穷人、让他们能够避免基本消失的贫困陷阱的机构封锁。封锁有可能带来长期穷困，即使目前的病毒威胁基本解除，也很难摆脱。今天的儿童所受到的影响尤其令人担忧。 在短期，我们需要果断的预防性政策。要起到效果，必须结合医疗措施和消费支持。 病毒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造成巨大的压力。即使在正常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也严重不足，特别是对穷人而言。事实上，富裕国家现在所遇到的医药供给、设备和人手的短缺，在较低收入国家早已司空见惯。 在短期，只能采取极为有限的措施强化医疗体系，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期间需要权威、独立的公共健康沟通渠道。媒体对于社交距离和卫生重要性的宣传必须显眼且频繁。短信在传递信息和指导方面大有可为，不过信源必须信得过。 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装作疫情尽在掌握，或者其威胁微不足道。这些都是危险的妄想。 民主机构对于确保提供可信的公共信息，从而避免政策失误、促进快速响应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当前危机不意味着应该转向极权，极权只能进一步恶化公共卫生危机。 还需要通过转移支付实现消费支持——如果食物市场运转正常，应该以现金的形式，如果不正常，应该以实物形式。没有支持的封锁不可能获得广泛的遵守；而强制性遵守可能给穷人带来高昂的代价。健康和支持相辅相成；食物应该和肥皂一起分发。 一直在投资于社会保障的国家日子会更好过一些。制定新的扶贫计划需要时间，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扩大现有机制开始。这其中应该博爱阔一些临时性的修改，如取消工作要求和到校条件，这些要求与延缓病毒传播的需要背道而驰。 有限的国家能力也将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应对疫情的挑战。穷国的公共管理往往也较弱，富裕国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根本不可行。根据本地治理能力进行调整至关重要。 穷国的财政约束也更大。在这方面，富裕国家有强烈的道德和经济理由进行帮助，包括债务减免。它们应该现在就出手，否则代价会更加高昂。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133亿元，同比下降14.5%，前值-14.3%，上年同期值5.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3596亿元，同比下降2.7%，前值-5.7%，上年同期值15.2%。1-4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9.2%，前值-12.0%，上年同期值-4.8%；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长14.9%，前值4.6%，上年同期值38.3%。 主要观点：4月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利好税基改善，财政收入降幅收窄，但仍呈两位数负增状态。这反映了疫情冲击尚未完全消退、PPI通缩，以及减税降费力度加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支出方面，4月积极财政明显发力，财政支出增速转正，这显示当前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实施力度正在加大。当前财政支出的重点指向加大力度保障就业、民生等“六保”领域，对基建投资的支持能力有限，4月基建类支出增速明显低于财政支出总体水平。而因财政收支增速的剪刀差扩大，今年以来财政赤字明显扩张。 土地出让方面，4月土地市场延续回暖，但受高基数拖累，当月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速下滑，政府性基金收入小幅负增。当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速加快至70.0%，其背景在于专项债发力对基金支出形成有力支撑。 展望未来，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会显著加大对冲力度，无论是减税降费规模还是政府投资水平，都会高于上年。5月国内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将带动财政收入降幅收窄，但基本面整体偏弱，加之减税减费力度加大，意味着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较难摆脱负增状态。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加码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力度，后续支出增速还可能进一步加快。 具体分析如下： 图1 累计财政收、支增速 数据来源：WIND 一、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利好税基改善，4月财政收入降幅收窄，但仍呈两位数负增状态，反映了疫情冲击尚未完全消退、PPI通缩和CPI回落带动价格因素减弱，以及减税降费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4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5.0%，降幅较上月收窄11.1个百分点。当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7.3%，与上月降幅32.3%相比明显收窄；非税收入同比增长4.4%，较前值-2.1%高出6.5个百分点。4月境内疫情控制情况良好，生产、投资、消费等各项经济活动有序恢复，带动税基改善，当月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各项税收收入降幅普遍收窄，消费税、汽车购置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税种收入增速实现转正。其中，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增速转正，明显与4月汽车销量大幅回暖直接相关；当月契税等涉房税收回升幅度最大，则直接受到房地产市场升温推动。 4月非税收入继续保持相对较高增长势头，我们分析或主要与疫情制约税收增长的背景下，各地更加重视从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盘活变现政府资产、全面推进国企混改、转让部分国企政府持有股权等渠道筹集财政收入有关。我们判断，后续国内经济将持续向常态回归，这意味着财政收入方面的压力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不过，尽管4月财政收入增速在上月深坑落定后开始回升，但仍呈两位数负增，这一方面受制于境外疫情仍处高发期，国内疫情防控手段无法完全撤回，各项经济活动仍普遍弱于疫情前状态；另一方面，4月CPI同比进一步回落，加之油价暴跌和工业品价格反弹乏力导致国内PPI通缩加剧，价格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速也起到下拉作用。此外，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正在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图2 财政收入增速变化情况（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WIND 注：2020年2月数据为1-2月累计值。 图3 主要税种收入增速变化 % 数据来源：WIND 二、4月积极财政发力明显，加之财政收入改善对支出的制约减弱，当月财政支出增速转正；在加大力度保障就业、民生等“六保”领域的情况下，一般财政支出对基建投资的支持能力有限，4月基建类支出增速明显低于财政支出总体水平。 4月积极财政发力明显，加之财政收入改善对支出的制约减弱，当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5%，较前值-9.4%大幅提升16.9个百分点。这显示当前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实施力度正在加大。从中央和地方角度来看，4月财政支出发力主要靠地方拉动——当月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1.1%，大幅高于前值-10.9%。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财政收支增速的剪刀差扩大，今年以来财政赤字扩张明显，1-4月累计赤字规模达11463亿元，较上年同期扩大8447亿元。 从分项来看，4月各主要分项支出同比增速多数加快，民生类支出中，社保和医疗支出增速反弹明显；基建类支出中，城乡社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增速也实现较大幅度转正，显示相关领域项目进度加快，仅交通运输支出降幅有所走阔。整体上看，4月基建类支出同比增速转正至1.3%，较上月加快17.0个百分点，但明显低于财政支出总体增速，或反映在一般财政加大力度保障就业、民生等“六保”领域的情况下，对基建投资的支持能力有限，专项债等一般公共预算以外的支出将在拉动基建投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据来源：WIND 三、高基数拖累4月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放缓，政府性基金收入小幅负增；当月专项债发力支撑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高增。 1-4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9.2%，降幅较1-3月收窄2.8个百分点。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7.6%，降幅较1-3月收窄3.1个百分点。但4月当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1.3%，低于上月的微幅增长0.8%。主要原因是4月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速较上月下滑5.2个百分点至4.2%。3月以来土地市场逐步回暖，4月土地供应量、成交量，以及从土地溢价率看市场热度，较3月均延续好转，当月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速下滑主要源于去年同期基数偏高。 1-4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长14.9%，大幅高于前值4.6%。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15.7%，增速较1-3月加快10.5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测算，4月当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长70.0%，较前值52.4%进一步加快，且大幅高于当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速（-1.3%），其背景在于专项债发力对基金支出形成有力支撑。1-4月累计，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为7996亿元，比上年同期扩大5138亿元。 图6 政府性基金收支累计同比增速 %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四、积极财政政策会显著加大对冲力度，无论是减税降费规模还是政府投资水平，都会高于上年；短期内财政收入增速难以摆脱负增，财政政策发力或将带动支出增速进一步回升。 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会显著加大对冲力度，无论是减税降费规模还是政府投资水平，都会高于上年。5月国内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将带动财政收入增速回升，但基本面整体偏弱，加之减税减费力度加大，意味着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较难摆脱负增状态。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加码又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力度，后续支出增速或将进一步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判断，今年目标财政赤字率有望达到3.5%，比上年高出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年预算内财政将额外拿出7000亿元左右）。 另外，近日财政部长刘昆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在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方面，今年提前下达额度已达2.29万亿。考虑到地方债前提下达额度不会超过全年额度的60%，我们估计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会达到3.5至4万亿，大幅高于上年的2.15万亿。关于抗疫特别国债，综合考虑今年财政逆周期调节需求，我们初步估计发行规模有可能达到2至3万亿左右。综合以上，预计针对本次疫情，今年整体财政投入水平将在5至6万亿之间，约相当于GDP的5%至6%。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馨元 指数基金是以某一指数成分股作为投资对象的基金产品，基金投资目标是以最小误差跟踪指数表现。指数基金常被视为被动投资工具，但其中是存在一定误读的。 指数投资的主动/被动属性取决于投资“姿势” 指数基金的“被动投资”，所指对象其实是基金经理，而非基金投资者。即相对于主动管理型基金的基金经理，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所做的是被动投资，这种被动性赋予了指数基金“密切跟踪”的工具属性。但是对于指数基金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的被动亦或主动属性，取决于投资方式。 怎样的指数基金投资具有主动属性？较典型的是基于多支指数基金的组合投资，即投资者根据对经济周期、市场环境的判断，挑选多支覆盖境内外/跨市场的指数基金进行组合配置，实现板块和行业的轮动。从这个层面，可以说主动管理型基金的投资主动权在于基金经理，而以指数基金为底层的组合配置的主动权则在于投资者。 那么不从组合投资角度，仅考虑单支指数基金的情况进行投资，是否就一定是被动投资？不必然是。比如看好板块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希望通过长期持有，获取伴随市场整体增长而来的收益，是被动投资；把握单支指数的政策红利、资金流入等中短期利好因素，通过时点选择、买入卖出的操作阶段性获取超额收益，是主动投资。 这里需说明的是，指数基金包含两类——被动指数型和增强指数型，后者相对小众、占比较低，在跟踪指数的基础上会追求一定的主动超额收益，所以并不能完全反应指数走势，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投资指数须先“看透”指数 投资指数基金必须要“看透”基金所跟踪的指数，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维度：定性的风格分析、行业分布、重仓股，定量的估值水平、盈利能力、股息率。通过定性指标可衡量指数是否与整体投资方向、市场环境相符，通过定量指标可判断指数的赚钱能力和当下“性价比”。下图是基于国内市场中指数基金产品的跟踪情况，对于可投资主流指数进行的大致梳理，以下分析也将以这些指数为基础。 定性看 通过定性分析，我们希望得出的类似结论是“该指数分布以某某行业为主、反映大/中/小盘/高红利公司走势、某某重仓股对指数走势影响显著”，从而确定某只指数是否与整体投资方向和当下市场环境契合。 风格分析旨在了解指数类型属于宽基、策略还是行业，是投资的基础。宽基指数通常以市值进行区分，如代表大市值龙头股的沪深300、上证50、深证100，代表中小市值的中证500、创业板指。策略指数与宽基指数的不同在于，在成分股选取和权重分配上增加了一些策略因子，如高红利、基本面价值、低波动等。行业指数跟踪特定行业，消费、医药医疗、金融、信息科技是多被跟踪的主流行业；同一行业的不同系列指数也存在市值分布的差异，如同为信息技术类指数，其中有样本股取自整体沪深A股的全指信息指数、取自大中盘股的中证信息指数、取自中盘股的中证500信息指数，在下行周期，大中盘股占比较高的中证信息指数走势会偏好。 行业结构看的是指数成分股的细分行业分布，对行业指数和宽基、策略指数均适用。如同为“医”类指数，中证医疗以医疗器械（占比58%）为主，行业属性偏精密仪器制造，而中证医药以制药（占比75%）为主，行业属性偏生物科技，两个指数呈现差异化的走势。宽基指数的走势通常被认为更多反映了大中小盘、不同板块的轮动，但行业结构差异在其中也起到了叠加作用。如代表大盘股的沪深300，其实呈现了非常强的金融行业属性，走势与中证银行指数呈现很高的趋同性，了解这点便能避免无效的“分散”投资。 近5年中证医疗指数（黄线）VS中证医药指数（红蓝线）走势 数据来源：WIND 沪深300指数（红蓝线）VS中证银行指数（绿线）走势 数据来源：WIND 重仓股分析较适用于成分股数量偏少且以流通市值加权的指数，这类指数的整体走势通常与其中重仓股呈现强的正相关，同时又避免了个股的高波动。比如成分股只有40支的中证消费，前五大成分股合计占比达到54%，前两大成分股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合计占比近三成，与中证消费指数的相关性（近5年数据）均高达0.97；再如成分股只有32支的中证医疗，前五大成分股合计占比38%，医疗器械龙头股药明康德、迈瑞医疗、爱尔眼科均在列。 定量看 定量分析是看指数是否具备长期赚钱能力、当下价格是否值得持有，简单说就是寻找低估值和稳定的ROE。 指数基金之父/全球最大的指数基金——领航基金（美国Vanguard集团）创始人约翰-博格将股市的长期回报归结于三个关键因素，概括为博格公式：年复合收益率=期初股息率+估值（市盈率PE）变化率+盈利增长率。这一公式说明投资获益需要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的赚钱能力且愿意与投资者分享盈利，估值合理且能够在市场认可度支撑下实现估值提升，这也同样适用于指数投资。在实践中，由于盈利增长预测的不确定性强，更多会参考股息率和市盈率（PE）两个指标，选择股息率较高、PE处于历史低位的指数。不同板块、行业之间的股息率具备可比性，而PE则差异较大，通常看指数当下估值与历史值相比所处的位置，即历史分位点。 数据来源：WIND 盈利方面，虽然增长率的预测难度较大，但ROE（净资产收益率）绝对值高且稳定的指数确实体现了更好的赚钱效应。将上述指数分成三组，分组标准为近5年ROE均高于12%、均低于10%和其他，对比三组指数近5年年化收益率的平均数和中位数，能够明显看出稳定高ROE指数的优势。 虽然PE、股息率和ROE均是指数定量分析的重要指标，但考虑到A股市场高波动、尚处成长期的情况，对PE和ROE的分析更重要。 对适合进行指数投资的情况做个不完全总结：（1）希望通过组合投资实现板块轮动、行业轮动，需要能够密切跟踪相关领域的底层产品；（2）计划投资处于高速增长的板块，这类行业发展迅速，但个股质量参差不齐、选股难度大，“赌概率”不如“投赛道”，如医药医疗、信息科技；（3）看好某个板块、行业，但难以承受个股“大涨大跌”玩心跳，指数投资则能分散风险、自我更新，更加平稳；（4）指数投资或指数组合投资是最好的价值投资方式，如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长期来看绝大多数人的业绩回报都会回归到机构平均水平，适度的指数基金组合便是最佳的长跑姿势。 在约翰-博格的经典名著《共同基金常识》一书中，他把推崇指数化投资的理由概括为四点：第一，广泛的分散化，以降低风险；第二，最小的投资组合换手率，避免短期交易冲动；第三，极低的成本，包括运营和交易成本以及税金；第四，长期投资。对中国的股民和基民来说，这四项“常识”具有越来越深刻的意义，因为时间是财富管理最好的朋友。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资产配置部总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
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逢会必跌”的威力再度显现，一批人被吓得仓皇出逃，如果所谓的规律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引导作用，那不跌也得跌了。 今天领跌的又是科技股，但和昨天不同的是，消费股并没有跟着跌，反而逆市上涨，除了跷跷板效应外，还有别的吗？ 又是美帝捣乱？ 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加强对外国企业监管的法案：《外国公司问责法》。外媒直言，根据该法案，许多中国公司可能被迫放弃在美国上市。 根据法案要求，任何一家外国公司需要披露是否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此外，还要求进行审计：连续三年未能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的审计要求，将禁止该公司的证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昨晚，中概股盘中迎来一波暴跌。包括市值超4万亿的阿里巴巴，盘中一度暴跌超3%，不过随后逐步回升。京东则一度暴跌超6%，随后翻红。新牛股拼多多则收跌3.47%。 这可能是导致A股科技股下跌的一个诱因，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自己太不争气了，人家在中概股还没跌这么多，你远隔大洋，寻死觅活干什么呢？ 其实中国公司又何必非得去美国上市呢？ 阿里回到港股上市不是挺好的？美团今天还再创新高呢！小米最近表现得也很强势。 其实一批知名中概股都已经准备回来了，京东预计将在6月香港二次上市，集资额约30亿美元，预计6月18日挂牌。网易也被报道6月底在香港挂牌，包括百度、携程等在内的其他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的回港上市自然也将进一步提速。 而且可以一步到位直接到内地上市，随着科创板的成功推出，以及创业板注册制的推进，回内地上市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中芯国际去年在美国主动退市，前段时间已表态要回科创板上市，这不挺好嘛，祖国的大门向你们敞开！ 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资本，香港是全世界资本自由流动的地方，如果中概股都回到香港上市，资本自然也会追过来。 内地同样不缺钱，那些土豪们买千万豪宅眼都不眨一下，把沉淀在房地产上的资金拿出很小的一部分，就足够这些公司回来用了！ 而美国如果从此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还真是好事，只会削弱它金融中心的地位。股市是靠好公司撑起来的，如果没有那几大科技巨头，美股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影响力！ 一个开放的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希望A股能自信一点，从容一点，不要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寻死觅活的！ 明天又是周五了，这周涨两天跌两天，周K线已经收绿，希望明天争口气，扭转乾坤收个红周线，别让各位委员们在百忙之中还操心股市的事！ 期权期指仍是应对震荡的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文/连平（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邓志超（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资深研究员） 近日来，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持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货币化的观点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频发，各国执行货币大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这样的状态已经超越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解释范畴，应该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指导货币政策实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各国财政异常困难，应该考虑非常时期的非常应对；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本不富裕的财政在抗疫的同时，还要支持“六保”任务，这使得中国有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此，我们持不同观点。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较强、财政政策可拓展资源较多、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仍有良好的空间等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从长期看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十分慎重。 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含义需要厘清 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间不能划上等号。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满足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有条件地配合财政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投放货币流动性，帮助财政融资；再如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中，有些以国债为抵押品，通过调节这些货币工具的使用规模，可以间接调控金融市场对国债需求；央行压低市场利率，降低财政融资的成本，等等。而财政赤字货币化，特指的是中央银行在上述业务开展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为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或者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或者以零利率发行永续国债，等等。这可以看做是广义层面上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几乎是无底线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极端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常规政策，其围绕的核心点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前提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财政赤字货币化常常出现在危机应对之中，其直接目标是不受限制地提供财政融资，其实质是财政政策无偿占用货币政策资源，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本丧失，对经济体具有系统性的危害。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为法律所禁止。 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别于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还在于不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中央银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降准并指导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以及各种以国债抵押为载体的工具都是对财政融资的支持。这些货币政策操作是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市场机构共同完成的，目的是对财政融资形成必要的市场约束。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走向极端的话，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同属于政府部门，一个发债一个直接印钞买债，财政和货币当局“左手倒右手”，既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脱离了市场定价。 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趋势性和“无成本”两个特点。从前文的分析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拿钱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国债在一级市场融资，也可能是直接透支，并且是零利率。从字面上理解，“化”字代表的是一种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趋势性的财政向央行直接拿钱行为才可以被认定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趋势性的变化会持续产生影响经济且形成新的规则，而偶然因为巨大外部冲击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其影响可能是一次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常规支持，如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与财政赤字货币化划上等号。人类历史上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间并不长，之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都以悲剧告终，在沉重教训和实践经验下有关国家痛定思痛，才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为政府融资。另一方面，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趋势形成，财政融资就基本上是“无成本”的。这是因为既然政府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拿钱，没有偿还的约束，那还有什么必要付息呢？因此，往往通过“借新还旧”、有期限债务转化成永续债、让中央银行核销等方式逃避债务偿还，最终实现“无成本”。然而，这看似无成本的操作，实际上却是以通胀或资产价格猛涨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来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买单。 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通常需要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针对于不同时期，政府采用的政策手段是不同的。理论上，在没有发生外生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体内生的周期性变化应该以常规政策手段进行调节，其主导思想是“削峰填谷”的逆周期思维。经济上升期，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期，加大财政支出和投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体遭受较大的外部冲击，常规的逆周期政策已经不管用、经济体无法自行恢复或者自行恢复时期过于漫长时，政府就有可能突破常规政策规则、采取大力度的较为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常时期的危机应对。但是，危机应对往往容易产生扰乱原有市场规则、经济恢复后难以退出、政府行为失范和失控的道德风险等负作用。所以，各国政府在不到万不得已时都不会轻易启动危机应对。 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始终未能解决精英阶层占据绝大部分资源进而使得收入分配越发不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再加码、政客为当选许诺过高福利而导致财政赤字一再高企等问题，使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长期运行在一个日渐削弱的财政基础上，以至于当危机再度来临时，欧美国家可以采用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都较为有限。加之一次次的危机冲击，一步步地压缩了这些国家本已不多的政策空间，同时也耗尽了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资源。这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便在面对正常的经济下行周期而非危机冲击时，财政政策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常常需要动用危机应对手段来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事实上也是被逼无奈，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考虑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见，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体内固有的矛盾和一次次的危机冲击，导致其危机应对行为常态化，才使其走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条“不归之路”。 二、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尚不成熟 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放任了危机持续发酵，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严重挑战。凯恩斯以当时的宏观背景为鉴写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石，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思想。上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良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一步稳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影响和地位。七十年代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本次新冠疫情等多次危机冲击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现，财政赤字越陷越深。理论上，危机消耗财政资源，财政资源不足由赤字来补，赤字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好转后再弥补过去的赤字。但经济增长本就处于下行周期，同时危机频发，从上一次危机中走出来的经济可能刚刚好转，还未来得及弥补上次的赤字，就形成了“旧债还未还完又欠新债”，最后只能“借更大的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使得经济体一再无奈地拖着越来越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前行。据IMF估计，疫情过去之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可能从105%提高到122%，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GDP的15%，抑或更高。 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急需为其行为找到理论的支撑，于是现代货币理论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现代货币理论重点讨论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该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货币承担记账的职能，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在主权货币制度不破产的情况下，可将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有条件地打通。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应该执行“功能财政”，实现经济体的充分就业。这就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危机时期，政府需要权衡的是到底道德风险重要还是经济稳定重要？而在大多数场合，政府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同时，上世纪金本位制度的彻底瓦解也为政府“无限度印钞”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纸币本位下货币政策改以通货膨胀为锚，极大地便利了货币的扩张。而巧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危机中，通货膨胀都较为稳定，已有证据表明大量流动性进入资产领域。 “功能财政+通胀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推崇现代货币理论。当前，全球范围的各国央行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危机，然而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危机可能是常态化的，这就使得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开始考虑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并已经走在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上。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始终没有解决“量化退出”问题。理论上退出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高通胀，但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二是通过推高资产价格，而这又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市场大幅震荡，可能重演次贷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都不赞成现代货币理论。总体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熟。 三、当前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无必要 面对罕见的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财政政策，但却不能轻易盲目跟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目前日渐明朗的是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较大。政策制定有其前提条件，而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危机迫不得已时刻才可以动用极端的政策手段进行“抢救”。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GDP增速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单季最低。市场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的预期也由最初的与非典时期相比较，调整为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足以说明疫情造成损失的严重性。然而，从3月和4月的各项经济数据强劲复苏的情况来看，经济韧性已经开始显现，走出疫情影响的确定性逐步增加。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些表述都未提及要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表明即使疫情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依然在常规政策可以应对的范围内。五月中旬，我国疫情已经基本走入尾声，经济重启状况较好。4月末，97.5%的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5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宣布了复学通知。从短中期来看，似乎没有必要紧急启用大力度的危机应对的货币政策来支持财政政策，更何况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通常，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两个暗含的前提，一是财政资源存量不足以应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支出，二是财政融资遇到困难。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财政资源状况，很明显，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中国财政的举债空间依然不小，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不足60%，长期以来执行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财政负债的基本情况使得我国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有足够的应对空间，也给予了财政后续融资以足够的信用。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拥有的资产看，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除了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有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份，未来随着进一步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企业中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国有持股比例，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可以为未来财政带来可观的资金来源。当下还可以进一步盘活政府存款类资金的使用，截止到今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合计为33.9万亿，且还在不断增加。这说明财政类存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如适度加以盘活，则可以在短期内为财政政策提供可观的财务资源。 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市场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和市场利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无效且几乎没有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而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践来看，尽管银行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个政策传导基本是正常的且效率正在改善，例如改进LPR报价机制，通过多次调降MLF利率切实引导了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下行。而货币政策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投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这意味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对于经济的刺激力度较大，也有助于以较大力度支持财政融资。同时我国的利率水平也远未接近于零，当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5%，三年期为2.75%；一年期贷款LPR报价为3.85%，五年期及以上贷款利率为4.65%，且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迹象。由此看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政策无效这一条件也不成立。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经济运行状态良好，规则并未受到破坏。这里所谓的破坏指的是国债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扭曲，供给远远高于需求，导致国债利率走高，财政融资成本高企，财政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行国债，而这一点正是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理论适用前提之一。疫情之前，我国债券市场一直对利率债“钟爱有加”。当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下行压力凸显，国债受到青睐。疫情发生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金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这使得债券市场对国债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加大。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疫情进入尾声而全球疫情肆虐、中外国债收益率利差将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和中国金融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未来国际资本对国债的需求可能也会显著上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当前不存在国债市场无需求的可能，那又为什么要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极端手段呢？相反，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直接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发行零利率国债，反而会破坏债券市场的利率定价机制，使得整个市场的利率中枢受到破坏，价格信号出现紊乱。 既然中国经济走出疫情确定性明显、现有的财政政策空间和资源都较为充足、货币传导通畅且尚有政策空间、债券市场依然稳健有效，那么我国有什么必要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呢？ 四、清醒认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上述分析主要是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前中国不但没有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性。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本就有支持财政融资的功能，其采用的方式是以市场主体购买国债，而央行对市场主体释放流动性；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财政融资成本；直接进入国债二级市场，通过买卖调节国债市场。这一做法使财政赤字融资加上一个市场机制的约束，这个约束是由金融历史上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教训转化而来，其意义深刻。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暂且不论法律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仅就中央银行的法定货币信用而言，不通过市场主体而进行“左右手互倒”凭空创造货币信用的行为，就足以让市场主体对于法定货币失去信心，信用更是无从谈起，以及由此引发央行的各项货币政策、货币工具和预期管理的失灵。可见，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严重伤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功能。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对经济系统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和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缓冲危机冲击和重启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口子一旦开启就会为为所欲为开方便之门；赤字规模就会不断扩张，“借新还旧”的螺旋式循环会一再上演。由此产生的危害并不只是政府行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失范，更是政府刺激经济行为的失控。扩张的赤字最终又会转化为货币流动性进入到社会，其出口或是通货膨胀或是资产价格猛涨，从而损害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从历史上多次恶性的通货膨胀事件的起因来看，无不是由政府利用货币为财政融资，初期纪律失范，后期行为失控所造成的。近年来，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的事件似乎减少，但资产价格猛涨，导致收入分配不平问题进一步发展，经济风险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对经济体造成严重的衍生危害。 财政赤字货币化对市场化经济体制构建是一种倒退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预算软约束都广受各界诟病。因为在财政预算软约束下，资源使用效率低，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且政府挤占社会资源情况严重。同时，预算软约束支撑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又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定价体系迟迟得不到发展。经过多年的行政治理和财政规范，特别是中央下决心打破“刚性兑付”后，预算软约束问题才得到明显改善。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当于中央政府开始重走预算软约束的路，这将会出现比预算软约束更糟的状态，与市场配置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南辕北辙。 在现阶段人民币发行之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纪律受损。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脚步不断加快，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挑战将加大。人民币尚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欧元一样利用其国际货币地位。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削弱和损害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只会让投资者降低对人民币的信心，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与资本外流相互加强、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惨痛的滥印货币导致严重后果的惨痛教训，当然，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国民党时代。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分家，央行的独立性有法律保障。 “财政赤字货币化”居然成了最近经济学学术圈争论的热点，这让我的确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除了知识搬运和政策诠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这栋大楼并没有贡献多少砖瓦。 为什么不说直接印钱，或者说“直升机撒钱”，而是用了一个感觉极其高大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词汇呢，因为这样显得很高端啊，一般老百姓还不敢发表意见。大家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很多见不得人的事都要被包装成一个非常高端的外衣，“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这样的东西。 在人类经济史上，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偷偷印钱的多了去了，但明目张胆的真还不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历史，以及导致的灾难性的结果，书籍和文献资料特别多。一般的人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拉斯·特维德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名叫约翰·劳的聪明的赌徒如何把纸币引入了法国，并且向这些国家的管理者灌输一种思想：要繁荣，就需要纸币。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大公在缺钱的情况下，就疯狂印钱，最终导致纸币大贬值，差点搞垮法国的故事。拉斯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经济周期如此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被他用最通俗的故事讲了出来。在这本书里，还谈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担任英国造币厂的主管的故事，以及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宣告破产的事，值得大家读读。 正是因为无限制的印钱在人类经济史上产生了很多次的灾难性结果，从而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现代银行制度和财政制度，用于约束货币的发行和控制政府的支出。人类经济的现代化，事实上是从金融和财政制度的约束开始的，这是国家信用的基石。凡是挑战这个信用基础的国家，轻则恶性通胀，重则政权垮台，基本都死得很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到了今天，央行不能无限制的印钱，政府的支出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治理的基本共识。而我们居然开始在理论上创新突破这个共识，美其名曰“财政赤字货币化”，实在是匪夷所思。 政府缺钱不能直接让银行印钱，这基本是一个不用通过什么学术理论来讲道理的道理。可笑的是，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大咖居然参与了这场论战，长篇大论，从什么传统货币理论的过时，到什么现代货币理论的创新，到什么货币数量论的局限，听着特别吓人。就好像中国的很多券商的研究人员，如果在研究报告中说点什么阿尔法、贝塔，立即显得深不可测一样。但不管用多高尚的词汇或者吓人的理论，老百姓听了他们的，仍然改变不了做韭菜的命运。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结果，一定是政府印钱导致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币的信用被严重伤害，最终传导到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如果印钱能够带来繁荣，津巴布韦应该是全球最繁荣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惨痛的滥印货币导致严重后果的惨痛教训，当然，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国民党时代。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分家，央行的独立性有法律保障。《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 政府如果缺钱，必须通过发行国债在市场上借钱，并且必须还钱。一些人误以为现在美联储等欧美国家的央行实行的量化宽松，央行直接购买债券就是无限制的印钱行为，大错特错，美联储等欧美央行的这种行为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随便印，更不是阴谋论中说的美国通过印钱让全球承担成本等等。 一些参与讨论的大咖虽然反对我国搞“财政赤字货币化”，但又说我国还没有到这一步，意思是，如果我们到了欧美这一步，也是可以让央行直接印钱给政府花的。错也，任何情况下，央行都不能直接印钱给政府花！就如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非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千万不要给政府印钱找理论基础和借口，这很可怕。 政府当然不能直接让央行印钱花，这会引发货币信用的崩溃！就如同不能允许偷别人的东西，这点道理确实不需要这么多经济学大咖参与争论，争论这个问题真的很丢人！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很尖刻地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据说很多圈子里的大咖非常不满。在此我稍微修正一下，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有理论原创的经济学家真的不超过10个，我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包容了。在没有理论原创，做其他国家经济学知识的搬运工的情况下，起码要有档次，不要争论政府能不能直接让央行印钱给自己花这么low的话题了。 (本文作者介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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