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不足万字，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但背后隐藏着的信息量依然巨大。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进行解读。 01 不提全年增速具体目标， 并不意味着悲观 政府报告实事求是地回应了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综合性问题，并冷静评估了当前经济面临的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由此采取充分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既着眼当前，又面向未来。总体上，这是一份令人信心增加的报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不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对预期目标作出调整后达成的共识。它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客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形势是悲观的。恰恰相反，当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的节奏和力度，加上一揽子政策逐渐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正走上正轨。但任何一个经济体，从骤停到恢复常态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设置目标，也表明了政府的认识是非常客观的。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正是从骤停到全面恢复。由于中国疫情控制的非常讯速，全国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中国GDP非但不会负增长，经济反而会将增长1.2%左右，到2021年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到9.2%。中国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如果能够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那么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我相信会远远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预期。 从经济发展趋势上是十分明显的，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随着二、三、四季度的来临，增速会节节提高。明年的增速也将恢复到7%-8%甚至如IMF预测的9.2%，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基数较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政策将发挥作用，经济将恢复到中高速发展的正常状态。 疫情造成方方面面的冲击，停工停产对于企业对于国家经济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有的无法挽回，有的需要我们逐渐消化，依靠有章法、有步骤的调整，恢复到常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02 2万亿！稳企业和保就业，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一整个部分谈“稳企业和保就业”相关的内容。不惜笔墨的原因，表达了我们沉着、真实地应对疫情造成危机的核心政策。“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更是直接地表达了政策的核心诉求。 无论是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是产业政策，以及在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的微观政策，最终都指向现阶段最主要的目的——稳企业和保就业，为经济回归正轨，留下青山，赢得未来。 这一核心政策背后有两大逻辑： 第一，企业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动骤停，它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若收入大幅下滑甚至为零，员工收入也必然大幅度下降；从外部看，处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们，一家的支出就是另一家的收入。如果不及时有力地应对，就容易引发“链式反应”，造成无数企业的关停和人员的失业。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企业在这次疫情冲击下，并非是企业自己经营不善，或是出现战略性方向的错误。这些企业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必须帮助他们度过这一难关，才能留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青山”。 稳企业和保就业，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里，当危机发生，政策往往会采取结构性的调整政策，保的是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政策面向的是为我们的非农人口提供了70%-80%就业岗位的中微小企业，它们是真正的重点。 2万亿！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政策力度的极大普惠。非常时期，非常举措：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财政政策长期以来保持稳健，在各国表现中也属优秀。在罕见疫情冲击下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六保、六稳有着重要意义，并且我们的财政政策依然有腾挪空间。 而将2万亿元的支持转移给地方政府，深入市县，他们更接近中小微企业，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上，纾困解忧，留下青山，也能够保住4-5亿人的“饭碗”（非农就业总人数5.7亿乘以70%-80%）。就业稳定，收入可期，必然能带来消费上的活力，这是促使经济重回正轨的不二法则。 03 强有力的宏观政策， 必须与深化改革并行 我们应对这次危机，既要着眼于当下，又要立足长远。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我们固然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还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如何才能实现呢？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应对新技术、新需求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活力，保持高质量的强劲增长。因此，一定要处理好一揽子刺激政策和深化改革的关系。越是在经济越到短期困难的时候，越是破除利益藩篱，实现改革的良机。 今年强有力的宏观政策，与深化改革并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在财政方面，深化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政策架构调整，形成符合长远发展的财政框架。 第二，更好地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信息时代，无论是疫情之下还是恢复常态，都要建立起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形成更好的支持和服务机制。现阶段，将2万亿转移给地方政府惠及企业，政策意图明智，高瞻远瞩。但可以预期，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挑战和拖延，都需要我们有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落实。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中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稳定的力量，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次政府报告可以与几天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结合起来理解。前者尽管主要围绕今明两年的工作部署，但也是立足长期和未来的。而后者，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这些科学的部署和政策“红利”，一方面能帮助中国妥善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04 理性看待杂音和噪音， 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比如，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这些举措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认识到，拥有什么样的全球化是各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被动接受的结果。中国应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解决当前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管控好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乐意解决和积极应对这些问题。这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当前，面临疫情危机，短期内会出现一些情绪化的意见，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短期的杂音和噪音，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我们提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文本中使用了“与国际接轨”等提法，非常关键。中国其实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当前再次重申中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意见，更加积极地与现有国际机构的充分合作，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未来，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任何因为短期的、短视的一己私利，因为短期疫情危机所发出的反对开放和全球化的种种噪音，都不应、不能干扰开放的主线。 05 社会事业这一课， 我们必须补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高速度上，更表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发展上，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提及。 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次综合性的、全面的危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损失，也能督促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报告提出，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政府将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推进和完善与人民健康事业相关的体制机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既要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要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 这也是我们这次政府报告非常特别的地方：经历此次疫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这是应对疫情不可或缺的功课，也是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结三点： 1，无需悲观。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不用悲观，也没有必要悲观。世界的发展，遇到各类意想不到的罕见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都还在。在冲击面前，宏观政策共识已经体现，接下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落实。用改革和发展促落实，困难会得到克服。 2，随着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繁荣仍将持续，甚至更多国家会逐渐加入到中高速增长的国家行列中，这是世界大势。但是，在逐渐的经济繁荣面前，我们要看到全球面临的风险，比如类似的疫情危机、全球变暖等各类问题。中国当然也面临这些问题，比如我们要实现的高质量增长，我们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将在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3，疫情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冲击，将造成长期影响，包括对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身处技术变革的大时代，要看到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损失，也要看到在这些改变中隐藏的机遇，去发掘更多充满希望的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管涛牵头的《当前全球货币宽松情况、影响及建议》课题报告在“国民财富大讲堂”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在大讲堂上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如何理解货币超发？ 我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最初来自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其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由于美联储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引发很多的批评。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初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 货币政策演变在过去九十年走过了很多路。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萧条发生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金本位，货币的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发通缩。通缩遏制投资，所以经济就开始萧条。 大萧条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脱离金本位，包括中国在1934年开始发行法币，摆脱对贵金属本位即银本位的依赖。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信用货币超发的冲动很强烈，政府总是“缺钱”的。金本位和信用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不是货币即黄金不够了，就是货币超发了。 我的理解，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试图在这中间找一个权衡——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当时增加了一个设计，允许各国不定期地调整他们的货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这样即保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又避免了黄金不够的长期矛盾。但最后没有很多国家调整汇率，主要是怕货币贬值，影响投资者信心。如果说大萧条是因为黄金不够，那么到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就遇到了美元不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黄金不够。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了，美元发行量由央行决定，这样当然就解决了货币不够的问题，汇率自由浮动。 但之后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货币超发，但在7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当时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计代价地把通胀压下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不过最后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一起找到一个新的锚——这个锚就是盯住通胀，一般发达国家盯住2%左右。今天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盯住通胀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不好、通胀率下降的时候，货币政策宽松一点；经济好、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收一收。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机制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机制也差不多。 现在普遍认为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是在过去12年间形成的，当然日本的历史更长一些，好像是从2003年开始搞量化宽松。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开始，就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是不对的判断，所以当全球危机爆发时，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很积极的作为，当然其他央行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政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会有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些措施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货币政策宽松的的边界在哪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过去我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把利率压到零以后，量化宽松会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现在短期看也不见得货币政策就没有空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央行官员和专家认为可以更大量的发放货币，把利率压到负数。所以我还需要再重新思考，零利率量化宽松以后，还有没有政策空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更担心的是最后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已经听到个别华尔街投资者警告大家，超级通胀时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当然会造成很大冲击，但我认为高通胀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如果出现高通胀，财政高负债就比较容易消化，央行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政策环境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通胀不来。通胀不来会怎么样？我认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钱没有用起来，在市场的某一个角落睡觉，那也许没问题，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起码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通胀目标可能会失效。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用欧洲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考虑退出的时候，常规政策机制是否还有效？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些别的指标？第三种情形跟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相关，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利率压得很低的时候，会鼓励投资者冒险，但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承担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很可能意味着通胀没起来，但金融风险积累起来了。 我无法清楚地回答边界在哪里，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需要修改货币政策规则或机制，用常态时期的货币机制判断应该增加还是退出宽松，也许不再合适。 我国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和风险是什么？ 当前我国采取了很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重点是对的，但在做法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从金融机构角度，如果没有能力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钱发出去后算谁的？这是一个问题。从企业角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企业借钱发工资、交房租，如果经济回不来，麻烦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财政可能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另外一点，货币超发以后，大家都认为退出很困难。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于中国，假设我们判断，一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确实很宽松，二是在短期内退出困难。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一些预案。 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像2015年那样被动接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有进有出的时候，价格可以调整？ 第二，资本项目在一定情况下是要开放的，但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资本进出没有问题，但要避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国际收支危机，都是从大量的资本流入开始。一开始听起来是个好的故事，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甚至货币高估。当资本一回流，金融危机就来了。我们也要做这样一个预案。 当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本进出全是人民币，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也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但我想这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短期内，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些政策举措，面对在未来一两年量化宽松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篇幅大幅压缩，更为精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不设GDP增速目标。 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目标，今年更重视“稳就业保民生”，并提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与去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352万相比，今年的就业目标调低了不少。这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倒闭，失业人群增加。从今年一季度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疫情对就业造成较大压力，今年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就达到了5.9%。而今年设定的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报告对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接下来面临的困难有清醒认识，对接下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设定了分门别类的目标。报告分别提及了克服短期困难的短期宏观政策措施，激发中长期发展潜力的改革措施以及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其他政策措施，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说。 毫无疑问，今年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经济增长压力也是史无前例的，而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在疫情打击下面临着生存考验，失业人群增加……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是影响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难题。没有具体增长目标后，财政货币等政策如何支持经济增长？如何“稳就业保民生稳企业”？ 不设GDP增速目标，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专家估算实际增速区间2%-4%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目标。对此，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解释—— 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今年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明显影响已经明显显现，一季度GDP出现1992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为-6.8%。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如果假设潜在经济增速保持在这个水平，粗略估算，2020全年的GDP名义增速大概是3.2%。 但问题在于不确定性。在今天召开的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吹风会上，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指出，现在无法准确判断全年增速大致区间，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新冠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疫情是决定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因素，这个问题无法判断，也就无法判断围绕疫情的管控措施。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很多分析认为，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衰退程度不亚于大萧条时期。如果提出一个具体目标，可能和实际执行情况有很大出入，反倒在工作中影响很多工作着力点。 在“两会”前，不少学界人士也对GDP设在什么目标有过一番争论。在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看来，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具体目标，“在预期范围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GDP增速目标很难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有充分的覆盖，也很难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质量和结构进行充分体现。简单的GDP目标设定很容易使中国陷入唯GDP中，而忽略了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核心风险。” 今年不设增长目标，而是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但“不提目标不意味着不重视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任由经济增速下滑。”孙国君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从当前来说，有两个方面，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而稳就业和脱贫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 那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概是多少呢？根据刘元春测算，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若要达成这个目标，全年GDP增速不应低于4%。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推算，2020年GDP实际增速的底线是2%，若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冲（例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2020年经济实际增速区间为【2%，4%】，相应中枢为3%，如果政策对冲的效果好，3.5%、4%甚至更高的水平也是有望实现。 赤字率最低3.6%，发行特别国债1万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的赤字率突破了3%的约束，往年最高为3%，今年的赤字率安排是“3.6%以上”，“以上”二字，意味着实际赤字率只高不低。同时，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此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今年比较特殊的还有“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目的就是将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用这种特殊举措，最大程度上保证抗疫资金能够真正达到受影响的企业、居民手中。 关于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今年2月底，张斌就在2019年第四季度CF40宏观政策报告《对症下药应对疫情冲击下半场》中提出相关建议。（张斌：疫情下半场的政策应对）该报告指出，需要根据疫情冲击的特征设计应对政策。 报告建议，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这是防止广义信贷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伤害的关键保障。发行特别国债可增加全社会的广义信贷，弥补疫情阶段的商业贷款下降，有助于保持广义信贷增长的基本稳定。凭借政府信用发行低成本、长周期的特别国债是为收支缺口融资的最佳方式。需要汲取过去经济刺激方案的教训，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让地方政府从商业金融机构融资，这样做其实是放弃了利用政府信用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不仅融资成本更高，而且可能给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不良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收支缺口不能让企业买单，这样做没有起到帮助居民和企业部门渡过难关的政策初衷。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1.5万亿特别国债规模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 这1万亿特别国债通过什么方式发行？财政预算报告披露了相关细节。具体来说，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发行期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而抗疫特别国债的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张斌在上述报告中还指出，从政策工具角度看，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从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此次财政政策被寄予厚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除了上述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外，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券新增1.6万亿，加在一起3.6万亿。这样的扩张规模和力度是否足以支撑起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 在张斌看来，与疫情期间的发达国家相比，这是个相对保守的财政扩张计划。他指出，今年前四个月，公共财政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万亿，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0.2万亿，接下来，政府收入下降也未必能止住。新增的债务多数用于抵补政府收入损失，能带动的新增政府支出有限，或不足以带动经济走向正常区间。 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推动利率下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事实上的政府债务融资支出扩张较为有限。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会与之配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并且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对于货币政策，刘元春认为，有两个重点需要关注。 第一，保持流动性充裕是重要前提，今年报告数量型目标更加明确。“要引导M2和社融增速明显高于2019年”，预计可能在两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 第二，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切实推动利率下行。此前，在降准降息方面已有诸多相应举措，但在市场利率的引领下，企业资金成本的下降幅度并不大。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0%，与中央政策并不完全吻合，这说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金融成本反而有所提升。因此，下半年货币政策工具如何拿捏、怎样创新值得高度关注。 张斌认为，考虑到接下来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较大，政府发债支持的财政扩张相对保守，实现稳企业和900万新增就业要更多依靠信贷扩张，货币宽松难以避免。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私人部门投资和信贷意愿较低，信贷扩张最终还是少不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信贷扩张。 房地产调控思路未变 改造老旧小区3.9万个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房地产调控思路并没有放松，仍强调“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最终的目标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强调了“因城施策”。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此次重提“因城施策”，其含义在于希望各地基于楼市实际情况来决定具体实施政策，为各地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但是从近期各地房地产市场相继轮动来看，地方政府仍按捺不住想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冲动。但是在中央总体调控思路不变的要求下，各地也陆续出现了“政策一日游”现象。由此看出，中央对于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和决心不变。后续的货币宽松，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但预期市场仍会相对稳定。 对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刘元春认为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区域分化严重。第二，结构性问题严重，存量和增量有突出矛盾。 对于每年“两会”必提的房地产税问题，刘元春指出，对增量是好工具，但会对存量带来很多争议。他分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房地产税立法，主要因为报告是年度引导，不会对体制机制性问题进行过多琢磨，重在解决当期问题，而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的矛盾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最近的一些中央文件都有对房地长问题有着一以贯之的战略部署。近期一些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土地价格出现上扬，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这不意味着整体房地产政策会有重大调整。 虽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房地产政策上的着墨并不多，但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提出了具体数量目标。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此次报告明确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今年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是2000年底前建成的住宅区。此外，改造资金由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给予倾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改造运营。 这不仅是首次针对老旧小区提出明确的数量化目标，同时，也站在民生角度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生活舒适度。此外，基于稳投资的考虑，可以预计，老旧小区改造接下来很可能会成为地方政府引导投资的重要着力点。 稳企业，重点救助小微企业 疫情下，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对于小微企业的救助和纾困措施，此前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地方力度都有所加大。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其中一些措施包括：减税降费，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延缓缴纳所得税等。报告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在对企业的金融支持方面，主要措施包括：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近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召开金融科技线上研讨会，聚焦“疫情冲击下的小微企业数字化融资”。与会专家认为，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为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融资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持手段。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分析下，互联网银行可以很好地识别哪些小微企业需要贷款，而利用实时数据和对企业家行为特征分析后再进行评判放贷，风险和违约率往往也更低。 毫无疑问，在这场疫情导致的企业生存危机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涉及到的就业人群最多。 张斌认为，（对小微企业）最主要的帮助方式应该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总需求、减税降费等多管齐下帮助他们扩大收入，而不是大幅放松信贷条件。需要关注一些小微企业一方面利用优惠贷款利率获取资金，另一方面把资金用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的套利行为。 此前，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多次撰文指出，政府应当设法帮助企业度过危机，尤其是服务业当中的中小型企业。在避免造成不必要道德风险的同时，政府应减税减费，并慷慨补偿受到重创的企业。政府还应考虑设立流行病保险基金，让整个社会承担病毒造成的企业损失。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本文作者介绍：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亲爱的光大青年朋友们： 大家好!在这个一如往常绚丽的春天、在这个不同寻常“战疫”的春天，我同大家一道，迎来了又一个“五四”青年节。首先，我谨代表集团党委向集团全体青年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特别要向身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第一线的光大青年致以亲切的慰问。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国各族青年踊跃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担当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高度赞誉”，“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这是对青年一代最大的褒奖和激励。 光大青年迎难而上、主动而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处处都有你们青春而闪光的身影，涌现出了像刘娟、高振海、李刚等一批光大青年榜样——你们组建青年突击队，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你们奋战岗位一线，坚守初心，勇于担当;你们伸出援手志愿服务，逆行而上，无私奉献。你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光大人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在大战中砥砺了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了满意答卷。光大青年是好样的!我给你们点赞，为你们骄傲!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变化，大家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成长为堪当大任的光大新青年。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勇做光大文化的“引领者”。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希望你们要牢固树立崇高理想，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进步和光大发展，在干事创业中超越“小我”实现“大我”;要扣好“第一粒扣子”，不断锤炼品德修为，自觉弘扬五四精神，明辨是非、恪守正道，做好人生路上的判断题和选择题;要牢记“五要”标准，争当岗位“名星”，践行光大新文化，以青年之锐气，引领光大风气之先。 二要练就过硬本领，勇做光大事业的“顶梁柱”。精雕细琢始得玉，千锤百炼方成钢。青年是苦练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希望你们要时刻保持本领恐慌，时时学、处处学、终身学，做“学习型光大”的排头兵;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精什么，秉持赤子之心，摒弃浮躁喧嚣，发扬工匠精神，努力炼就一颗严谨专注、精益求精的“匠心”;要扎根基层、深入一线，在实践的熔炉中经风雨、见世面、接地气、求真知、强本领，努力成长为能负重任的光大栋梁。 三要主动担当作为，勇做光大发展的“先锋队”。使命呼唤担当，实干铸就未来。青年有担当，光大才有希望。希望你们要肩负起“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牢记使命、奋勇拼搏，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勇立潮头，争做先锋;要敢于直面矛盾和困难，敢想、敢拼、敢干、敢闯，不断为光大事业开创新局面。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期，希望你们在工作中要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四要投身创新创造，勇做光大转型的“生力军”。创新是引领光大发展的第一动力。青年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希望你们要以敢为人先的志气、超越前人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不断开拓创新，引领变革;要紧跟新理念、新经验、新科技，运用新思路、新方式、新办法，为光大注入不竭的生机与活力。当前，集团正在全力推进创新战略，成立创新中心，设立创投基金，打破创新壁垒，营造双创环境。我期待着你们为集团创新发展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世界一流金融控股集团建设是一场“接力跑”，光大的未来属于青年，光大的发展必须依靠青年。每天不管工作到多晚，我都会坚持通过工作微信与你们交心交流，倾听你们的掌声、呼声和怨声，尽我所能为大家提供帮助。我和许许多多同事正在一道努力为你们的成长成才“搭台”“铺路”和“鼓劲”，希望你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磨砺中出彩，在奋斗中升华，在奔跑中圆梦，在光大改革发展的宏伟事业中绽放最绚丽的青春之花。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2020年5月4日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采取赤字货币化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是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疫情超级冲击下采取的极端救助工具，一般需要以下几个因素作为其前提： 一是货币政策处于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难以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达到救助目的，必须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来推进各种救助举措。 二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已经没有，必须采取大规模的赤字政策，并且政府赤字扩展难以通过常态化的市场销售来完成。这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国债一级市场购买，帮助进行赤字货币化。 三是市场利率已经很低（通常为零），国家通过财政债务融资与央行进行货币发行融资的成本负担基本相当，利用央行发行现金的负债替代财政赤字负债具有等价功能。 四是必须修订各种包括《中央银行法》在内的法律或启动各种例外条款，允许政府突破赤字上限并允许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国债市场购买国债。 中国经济在疫情受到冲击后出现停摆现象，要全面启动中国经济，对冲外部经济体和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的冲击，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因此这对财政的空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是目前来看，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需求对财政空间提出挑战的压力并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超越其极限，并不存在实施赤字货币化的各种前提条件。 一是中国财政空间依然很大，中国从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空间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不到60%的债务债务率和不到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使我们在当前疫情救助有足够的财政空间。 二是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没有失灵，其效果依然很好，同时中国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出现强劲的流动性偏好陷阱，货币政策的空间依然很大。 三是中国政府债务发行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国债发行并不存在需求缺失的情况，大量商业银行和居民持有大量现金需要购买国债这种安全性资产，因此，国债发行并不需要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进行购买。 四是要采取赤字融资必须修改或暂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五是必须深刻认识到赤字融资对经济治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带来的额外冲击。允许赤字货币化就允许政府行为无纪律化，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范，导致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崩溃和治理体系能力的崩溃。 中国一定要跳出“谈刺激色变”的心理陷阱。如果经济下滑得很厉害，需要刺激，那就一定要刺激。中国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冲击特性来安排相应的政策，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和把握一定的政策力度。目前是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出6.5万亿的刺激方案，深入设计刺激方案。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认为需要考量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前提条件。 首先，“货币数量论”在短期内发生一些偏离，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能简单化。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用货币存量描述杠杆率，用债务率衡量经济运行的状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没有前提条件的理论假说或政策主张。 在现代经济史上，财政赤字货币化并非十分罕见的现象，在央行独立性规则和财政纪律法规化之前，很多国家都经常采用这种政策手法来应对财政收支压力。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人类历史上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如此，在一些特殊时候，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有其必要性，因为任何政府的债务支出、社会的债务支出，最后都会转换成货币形态，只是看通过何种模式。 财政赤字货币化广义角度存在几种途径： 第一，财政部门发行国债，中央银行通过二级金融市场购买国债，并持有国家债务，其目的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调整货币供应和债券收益率曲线，辅助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完成稳定价格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 第二，中央银行直接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以帮助财政部门进行融资，并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债务持有和现金发放的扩表； 第三，通过债务减记，央行直接削减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降低政府债务负担； 第四，央行将持有的国家债券转换为零息永续债券； 第五，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现金； 第六，直接转移给财政使用。各级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工具的创新隐性将政府债务转换为货币信贷，并存在不补偿还债务的意图和能力。 应当明确的是，理论和政策关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主要是指第二到第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在本质上是货币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货币政策调整的必然手法，中央银行不仅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受国债发行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政府必须如期偿还政府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第六种形态在本质上是在隐形化和软约束化环境中的债务融资，比如2009年以后的各种投融资平台。在本轮疫情冲击下讨论的财政货币化以及“直升机撒钞票”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该《意见》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部分，明确指出：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 今年两会召开之际，关于住房公积金存废与改革争议，再次浮出水面。实际上，早在2012年，我提出了将住房公积金与企业年金合并的政策主张；在2015年职业年金推广后，我又提出将住房公积金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三个制度合并为一个制度，取名“强制公积金”。 众所周知，我国“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五险三金”。“五险”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三金”是指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其中，“五险”属于社会保险，是基本保障或底线保障，“三金”则是补充型保障。 从表面上看，“五险三金”名义费率确实很高，但由于企业年金覆盖面窄、形同虚设，再加上“五险”费基缩水（打6折），还有一些中小企业拒绝参保，因此，高名义费率背后，实际上低参保、低缴费，形成了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严重受损。 自2015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社保降费以来，社保降费力度不断加大，截止2019年底，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缴费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至16%，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三个“小险种”合计的总费率已从5%降至2%左右，但不排除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最终将有可能降至12%，如此大幅的社保降费，一定会导致补充型保障制度“三金”之间的整合，三金长期“分立”、“并存”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社保降费是重大历史机遇，我们必须主动出击，进行顶层设计，整合“三金”制度。 （一）三金并存：制度重复建设、两极分化叠加 住房公积金是我国城镇职工的一项社会保障福利，由国家住建部分管，它具有住房保障和补充养老的双重功能，自1991年试点以来，尤其是自1998年我国房改及房地产大开发启动以来，该项福利制度深入人心，形成了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在三金中，它的覆盖面与参加率是最高的，其中，它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全覆盖，在国企和上市公司，甚至包括其他大中型企业也基本上实现了全员覆盖，不过，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缴存住房公积金。 企业年金则由人社部分管，它具有单一的补充养老功能，只能适用于企业，在实施上它不具有强制性。企业年金同样是自1991年开始试点的，但与住房公积金相比，它一直发展缓慢，几乎形同虚设。企业年金社会知名度低，覆盖面窄，只有少数大企业执行，这再次叠加并放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职业年金也属人社部分管，同属补充养老功能，它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补充养老金。作为性质完全相同的补充养老计划，我们却设立了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两套制度，人为形成了补充养老“双轨制”：企业年金是自愿的，而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全覆盖，对企业工人来讲也是制度的不公平。 很显然，上述“三金”制度虽然都是补充型社会保障福利，但三者却是各自独立的，并分属国家住建部及人社部管理，各自为阵，相互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整合，从客观上讲，这使得三项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制度上的重复建设、多头管理、苦乐不均的“病根”。 实际上，“三金”作为补充社会保障福利，大企业雇员大多拥有不菲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也拥有全覆盖的住房公积金和职业年金，而大多数中小企业雇员则基本上没有住房公积金，更不要谈什么企业年金了。因此，从补充型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它不仅存在地区之间与行业之间的巨大差别，而且还存在企业之间与雇员之间的巨大悬殊、苦乐不均。 （二）三金整合时机及可行性 在社保降费、企业减负的大背景下，为了提高社会保障资源的利用效率，我们有必要进行制度整合、顶层设计。 大家知道，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同属缴费型、补充型社会保障福利，三金都具有“补充养老”功能，但三金并存，存在明显的制度重复建设，它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因此，三个制度各自修修补补的意义和作用均不大。我们有必要抓住社保降费的历史机遇，对三金制度进行整合，将“三金”合并为“强制公积金”（简称“强积金”），统一强制执行，有利于广覆盖、均贫富，这更有利于制度设计的公平、效率与可持续性。 事实上，在美国，以401（k）为代表的补充养老金制度（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可为财务困难的受益人提供首套房、租房、医疗、教育贷款，或者允许“困难提取”。这十分类似于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功能。因此，将“三金”整合为“强制公积金”，可借鉴美国401（k）经验，将“住房保障”功能放在前端，将“补充养老”放在终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中国，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制度嫁接、制度整合的方式，将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三合一”，构建一个统一的、强制的、普惠的补充保障制度。通过制度整合，我们借助住房公积金制度现有的人气和知名度，可弥补现行企业年金制度形同虚设、无法全面推广的缺憾；同时，我们借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补充养老属性找到了住房公积金为什么“退休提取”的充足理由。通过“三金”制度整合，既能有效降低企业福利成本，又能最大限度确保雇员福利的公平与规范。整合后的强制公积金，既具有住房保障功能，更具有补充养老功能。这就是中西合璧的中国特色的“强制公积金”。 （三）三金整合路径与制度安排 只有“三金合一”，才能打造高起点的“强制公积金”，从而形成兼顾住房保障与养老保障双重功能的补充保障制度。 笔者建议，强制公积金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可作如下安排： （1）制度定位：住房保障、补充养老双重功能。 （2）强制设立、强制参与。所有用人单位或雇主必须为其雇员设立强制公积金账户。参加者的资格标准：年满18岁，而且工龄满一年。 （3）缴费方式、缴费标准。强制公积金缴费是税前缴费，由雇主与雇员匹配缴费，双边费率均设定为雇员工资的8%——13%，并同时设立年度缴费最大限额（各年标准按CPI涨幅进行指数化调整）。 （4）账户开放规定。雇员在45岁之前，个人账户允许对外开放、社会统筹、互助共济，但直系亲属之间有优先调剂权。账户资金统筹使用或相互调剂产生的“增值收益”应该划归账户所有者，而且增值收益计入个人账户时不征税。 （5）账户封闭规定。当雇员年满45周岁后，必须封闭个人账户，不再对外开放、不再对外调剂，但仍需继续缴费至退休为止。这时，住房保障功能自动转换为补充养老功能。 （6）购房或租房贷款规定。强制公积金缴存人可以向自己的人个账户贷款，贷款只能用于购买首套房或改善性住房，也可用于支付自住房租金，但借款必须按照既定利率按季或按月还本付息，并直接归还至自己的个人账户。 （7）正常提取年龄规定。为了照顾弱势群体，正常提取年龄设定一般早于正常退休年龄。考虑到延迟退休的需要，强制公积金正常提取年龄可设定为55岁。也就是说，当年满55周岁提取公积金时，只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不会罚税。强积金强调补充养老的长期储蓄功能，不鼓励提前支取。但只有一种情形可以例外，这就是“困难提取”。 （8）困难提取规定。当雇员出现首套房购买、租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困难时，如果没有强积金贷款记录，可以从个人强积金账户中进行“困难提取”，但提取金额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外，如果账户所有人不满55周岁（正常提取年龄），则需要加征10%的惩罚税。 （9）退休提取规定。如果雇员退休时，可以一次性提取账户中的全部余额，或是转换成“人寿年金”分期按月提取。由于强制公积金缴费是税前缴费（E），投资收益同样免税（E），因此，退休提取时，应缴纳个人所得税（T），这就是所谓的EET税制。 笔者认为，中国养老金的最大缺口，是体制性缺口或结构性缺口，而不是单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付缺口。若要弥补这一缺口，最根本的对策就是要降低“五险”费率，做大做强补充养老金（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金）。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特色的强制公积金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二柱，它同时具有住房保障与补充养老的双重功能。整合后的强积金，既有现行住房公积金的强大人气和制度基础，同时又有现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补充养老功能。由此可见，这种“三合一”的制度整合与改造，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资源的整体效率，充分有效地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还能在短期内快速做大做强中国式补充养老总储备，这是一举多得的制度整合。 (本文作者介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