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新基建虽然“新”,但是仍然因为“基建”两个字让人联想起“铁公鸡(机)”和“4万亿”,不免使一些观察者疑虑重重,担心疫情发生之后靠基建投资这条老路拉动经济还能行得通吗?新基建到底新在何处呢? 在新基建提出的初期,舆论界出现一些担心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应予以澄清。理论上说,新基建概念有明确内涵,是与信息革命“新经济”前沿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紧密相关的基本建设,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引导、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投资,当然与以往的的基建投资是不一样的。这次新基建项目群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信息网络升级为特征,面向高质量发展对接新产能、新消费,提供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服务等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有人担心,新基建会不会重蹈25年前香港“数码港”的覆辙,最终空有一流的建筑硬件。这有一个认识误区:新基建所包含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网、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其具体形态当然会包括一部分不动产,比如位于新区或者开发区内以宏伟的建筑形式出现的平台公司总部或中心。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都有这样的中心,事实也已说明这些中心并不等同于假大空的水泥基建。这些中国企业在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内所积累的实力,在全球都已名列前茅,同时又要乘势继续求得更大发展。 因此外观高大上的“数码港”并不必然沦为假大空的水泥基建。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提防新基建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偏差,警惕和防止一味追求表面豪华的建设趋向。新基建更应该注重结合国民经济实际需求,把握信息技术和“万物互联”网络应用趋势,处理好不动产建设与现实应用优化结合的关系。 如果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处理好了,同时也就规避了所谓“新版4万亿”的担忧。实际上,对旧版4万亿的作用与示范意义,也决不应一概否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4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势在必行,但在发挥重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如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些绩效水平并不高,甚至有时会产生“政府万能”幻觉,助长所谓“旧体制回归问题”等。当然,也有声音说它造成了产能过剩,对此,我反复强调过,看似过剩的产能,于某种机制创新条件下,可以瞬间就转化为有效产能,比如钢材、水泥等的过剩产能,可以在PPP等新机制启动后,随马上形成的大量市场订单,瞬间转化为有效产能。所以真正的优化结构,并不是简单贴标签动辄以主观标准去批评过剩产能,而是要找到好的机制,调动产能潜力并挤掉落后产能,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说舆论对于“老版4万亿”存在着前述不客观、不全面的评论,基于此而担心新基建会变成“新版4万亿”的想法,就过于笼统和走偏了。 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上,非常时期一定要有非常之策,类似于2008年“4万亿”政策的新一轮投资调控,目前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轮扩张投资的规模可能有多大,在还没有办法作具体量化评估之前,舆论把它归为“新版4万亿”也未尝不可,如在这种意义上,“新版4万亿”就不是贬义的,而是有必要的。在新基建所形成的以数字信息技术支持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老产能、新产能总体来说,要进入一个结构优化、综合绩效提升的轨道,这应是我们的追求。这里面很多的机制创新,会使所谓的过剩产能也得到新机制的支持,更好地去对接到有效投融资项目而成为有效产能。 如果把上面几个层次讨论了以后,就更没有必要担心新基建对经济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了。新基建是什么?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具体载体、支持体系。第一生产力的特点是什么?是在传统生产力要素里加入了乘数效应、放大效应,所以它是排“第一”的生产力。因此,做得好,它的带动能力非同小可,这正是我们要追求的扩大内需和升级发展。因此,不是新基建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的问题,而是在认识到它强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减少实施中的偏差,使之体现得更强、更合乎意愿。 还有观点,担忧新基建排斥劳动密集型就业,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数字经济中有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的机械生产线,更多表现为资本密集型,这种生产样式确实减少了就业岗位,但是它延伸出来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往往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城镇区域内(也在向乡村扩展),人们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物流配送管理人员,这是新经济创造出的大量新就业机会,是提供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的典型表现。 所以,我们可看到新基建支撑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减少了就业机会,但又在另一些领域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要综合起来看,从整体上来衡量效果。当然,如何在新基建实践过程中处理好新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的问题,还有很多可探讨之处。 还有担心认为新基建的门槛较高,会将大量中小企业挡在门外。这种担心可以理解,新基建确实需要较高的资本门槛和技术门槛,在国土规划、建设开发、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整体上投融资的规模也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在初始环节上,确实很多中小企业参与机会不多,可能会以一些有经验有实力有技术的大企业为主。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新基建、新产业的发展特点就是表现为产业链非常之长,甚至可以由带动城镇区域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直对接到边远贫困地区,表现为诸如淘宝户、淘宝村、淘宝镇等的涌现。我们可以想像这个产业链条上未来还可以容纳多少中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新经济的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和极为重要的。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个生态群落,这是新经济提升发展后劲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个角度上看,现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寡头企业”现象,其本质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寡头垄断”,具有带动大量中小微企业跟进的新特点,这很值得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地更好认识这种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另外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对新基建没有什么动力,因为新基建毕竟不同于老基建对地方GDP的拉动方式简单明确。我觉得这种担心过分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与政绩压力太明显了,关于地方领导观察与把握机遇的敏锐性也不必低估,如果能够结合新基建做出一番事业,怎么会没有动力呢。现在新基建就提供了这种机遇,让各地在动态优化地贯彻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做出更好的地方政绩,这正是他们应有的动力。 疫情发生以来,在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经济数据中我们也发现,依托于已有新基建之上的新业态呈现逆势上扬的态势。新基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刚刚横空出世的,它过去已经直接以信息技术开发的种种形式对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中了,现在更多推行新基建,就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和发展。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以后,一些“电商”式关系国计民生的供需互动,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它们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这也构成我们对开展新基建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依据。 本文主要内容原发于《环球时报》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疫情冲击之下,通胀还是通缩的讨论引发关注。 一方面,前期国内为抗击疫情而采取的企业限产、阻隔交通等措施,遏制病毒传播的同时冲击了供应链,加之疫情之下生活必需品和医药防护用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相关商品价格明显上涨。当然,伴随着3月以来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复工复产加速推进,国内供应链不畅的情况已得到缓解。然而,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防疫之下的粮食出口限制、以及全球产业链高度融合等增加了输入性通胀的担忧。 另一方面,当前国内需求仍然不足,基于新冠病毒传染率高、潜伏期长、且有不少无症状者存在等特性,国内防疫工作仍然艰巨,防疫进入常态化使得短期内国内经济活动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特别是餐饮、旅游、酒店、交通等行业仍将面临一段时间的需求低迷,并通过产业链影响上下游企业的订单,加深通缩预期。 那么,后疫情时代,价格走势会将如何?政策层面又会面临哪些调整?笔者从供求关系、成本压力、货币政策、输入性通胀等多个影响通胀走势的角度入手,分析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活动面临的突出问题,短期中国通胀压力较为可控,不足为虑;相反,工业生产领域的通缩风险值得关注,需要出台配套的政策加以应对。 需求不足是通胀难起的主要因素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来势汹汹,短期内,给社会商品供求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外生性冲击。即从供给来看,常态化的防疫工作冲击供应链,一般性生产活动受到影响。而从需求角度来看,疫情之下,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增加,生活消费品受到抑制,同时,企业下游订单的减少也对上游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需求产生抑制。 根据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原理,短期内供需曲线移动引发价格波动。不同商品受疫情影响,供需变化有明显差异,如必需品和医疗物资需求旺盛,且供给阶段性紧缺,便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可选消费品和工业原料,由于整体生产需求在放缓,供给没有对应收缩的背景下,价格反而持续下跌,今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低,甚至出现5月期货结算价跌入负值的极端情况,背后就有需求不足,OPEC减产有限的考虑。 展望未来,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的全面铺开,后疫情时代,需求不足压力要明显大于供给。结合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需求端的恢复也体现出明显滞后于生产端恢复的情况,如3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为-1.1%、较上期大幅跃升12.4个百分点,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仅为-15.8%,且较1-2月仅回升4.7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背景下,未来外需也会感受到压力,特别是电子、纺织、仪表等外需敞口高的行业。同时,娱乐、旅游、餐饮等服务性消费也会经历相当长时间的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胀压力不大。 成本端压力对通胀影响较为可控 近期企业复工后,出现部分企业基于原材料、租金、人力和消毒防疫等成本端压力加大,提高终端商品售价的现象。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仍然是局部的,未来成本端推升通胀的压力不会全面出现。 原因在于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疫情之下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工资下降和隐形失业的担忧仍是主要困难;二是复工复产下,供应链紧缺已得到缓解,前期原材料紧缺导致的价格上涨有所缓释;三是政策推动租金、利息等要素成本下行。可以看到,疫情发生以来,为减轻企业负担、保障企业生存,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纾困政策,包括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减免中小企业的厂房、写字楼、商场租金等。 疫情之下的宽松政策旨在纾困实体经济 政策宽松往往会引发通胀担忧,疫情之下,各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积极的政策,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政策仍旨在输血实体经济和防范大范围失业,是应对疫情外部冲击下的必要举措,短期内不存在流动性过剩,或者经济过热的担忧,也不会引发通胀。 比如,货币政策方面,当前全球至少35家央行降息,美联储将政策利率降至零并启动“不限量QE”,购入国债、市政债和企业债;欧洲央行开展7500亿欧元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日本央行推出1014亿日元的股票ETF购买计划。全球央行协调行动,通过长期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等。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推出2万亿美元的超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德国突破财政红线,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也均推出了相应的财政刺激计划。 就中国而言,疫情以来中国央行,也通过调降超额准备金利率、MLF、LPR利率等方式引导资金下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MLF等释放流动性。同时,监管政策也进行相应的逆周期调整,以缓解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在财政政策方面,除了财政贴息、融资担保,减税降费、提高赤字率、提前下达专项债等方式,中国政府也将启动抗疫特别国债,预期规模达到2-3万亿。 在笔者看来,疫情冲击下,紧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公共卫生政策,社会保障政策都是十分必要,是应对短期疫情冲击,托底实体经济、输血市场和企业的需要,有助于防范因为资金链断裂造成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避免经济衰退通过资产负债表传导至金融机构,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来讲,宽松政策是防范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而非通胀。 输入性粮食价格通胀可控 当前海外疫情仍然严峻,全球确诊人数逼近300万人,部分国家为应对疫情、保障内需开始限制粮食出口,部分农产品价格大涨。截至4月23日,CBOT稻谷期货价格已经飙升至15.37美元/英担,创六年来的新高;CBOT小麦价格也较3月初明显上升,报544.75美分/蒲。 尽管这样,在笔者看来,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是有限。原因在于一方面,稻谷、小麦等农产品中国的进口依赖度较低,且库存充裕,国际价格上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比如2019年,我国稻谷、小麦的自给率(产量/国内消费量)高达98.5%和118.2%,实现自给自足。2019年,稻谷和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年末库存量/国内消费量)分别达到85.1%和91.1%,基本可以支撑10-11个月的国内消费。从国内价格来看,尽管国际价格上涨,但3月之后,国内粳稻和强麦期货冲高回落,与外盘走势不同,国内外市场的联动性较弱。 另一方面,虽然农产品中,大豆对外需求大,玉米国内库存相对有限,但当前国际价格仍然处于低位,供给压力并不突出。2019年,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为85.2%,库存消费比为7.8%,理论上受外盘价格的影响更大;玉米进口依存度不高、只有1.7%,但库销比相比较低,目前为46.8%,约为5-6个月的消费。但是,3月以来,CBOT大豆和玉米价格明显回落,供给并非出现明显收紧。此外,近期有报道成,我国正在考虑增加农产品进口,特别是大豆和玉米。在国际价格远低于国内的背景下,这也有利于缓释国内粮价的上涨风险。 重点商品价格监控显示通胀压力减轻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主要粮食品类的冲击不大,无需过于担忧粮价对CPI的扰动。过去几年,CPI粮食分项同比低位窄幅震荡,最近一年其平均权重也仅为1.83%,对CPI的拉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CPI的核心变量依然在于猪肉,3月CPI猪肉分项同比达116.4%,拉动CPI同比约2.79个百分点(贡献率约65%)。在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共同作用下,二季度猪肉供应面临较大压力,猪价涨势或将延续。但伴随基数快速抬升以及母猪存栏持续回升,三季度猪价同比可能见顶,年内CPI有望逐步回落,通胀风险趋于缓解。 工业品价格的通缩值得关注。疫情之下,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如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分析,预计 2020年航空公司客运收入暴跌3140亿美元,同比2019年下降55%。经济活动低迷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落,国际油价持续走低。据国际能源机构 (IEA) 预计,4月石油需求同比减少2900万桶/日,尽管多番博弈下OPEC+终于达成史上规模最大的减产计划,但由于不足以弥补需求缺口且实际执行情况存疑,油价短暂反弹后再度回落。油价低位使得石油及相关产业链价格走低,比如油气开采、石油煤炭加工、有色和黑色加工、燃气生产供应、化学制造等,预期国内工业品通缩态势仍将持续。 综上,疫情之下,笔者认为,今年通胀不应过度担忧,相反,防范更广泛领域的通缩风险,是未来政策考虑的方向。危机情况下,充分激发国内市场活力、扩大内需,除了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支持以外,有针对性的救助政策和定点帮扶避免大面积失业,发放消费券甚至是现金引导消费,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化,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此外,加快要素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等更是激发国内经济活力的关键。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文/专栏作家 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赫荣亮 政府、社会资本都认可了充电桩将成为下一个“新基建”的投资风口,按下了行业发展的快进键,带动各类企业涌入,行业发展又将进入新的爆发增长期。 引言:在充电桩行业低利用率现状下,“新基建”要建设的是属于更便捷、更智能、更节能的下一代充电技术,不再是既往的规模简单扩张,笔者分析大功率充电技术、智能充电技术、车电互联等技术具有广阔的投资应用前景。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作为“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已开始吸引大量资本进入。目前,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宣布2020年充电桩建设投资规模增加10倍,行业龙头企业特来电也完成13.5亿A轮融资计划。同时,“新基建”又搅动带来一批新进入者,包括宁德时代、华为等,近日华为宣布推出旗下快速充电桩品牌HUAWEI HiCharger。 政府也确认了将充电桩列为新型基础设施,将加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力度,2020年4月9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在2020年全年完成投资约100亿元,新增公共桩约20万个、私人桩超40万个和公共充电站4.8万座。 政府、社会资本都认可了充电桩将成为下一个“新基建”的投资风口,按下了行业发展的快进键,带动各类企业涌入,行业发展又将进入新的爆发增长期。 一、如何认识现阶段充电桩行业的市场供求关系? 从近年来我国充电桩的建设情况看,增幅是明显快于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供求关系趋缓。截至2019年底,我国充电桩保有量121.9万台,同比增长50.8%,其中,公共充电桩保有量51.6万台。同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381万辆,由此计算,车桩比为3.1:1,车和公用桩的比值在7.38:1,全国车-桩匹配关系持续得到改善,2015年“车-桩比”为7.84:1。 如何界定充电桩的市场容量,现在社会评判充电桩的需求量,大多引用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车桩比1:1的数据,由此,社会判断充电桩行业的缺口巨大。但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行为,会发现,和燃油车完全依赖外出到加油站加油不同,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车主一般都在私桩完成电力能源补充,电动汽车的能量补充高度依赖在住宅安装的私桩。总体看,除了网约车、物流车等运营车辆,普通乘用车是以家庭充电为主,外出公用充电为补充的消费模式,对公共充电桩的实际依赖要低于社会预期。 一个明证是公用充电桩行业的利用效率偏低。据统计,全国公共充电设施利用率不足10%,于此计算,每台充电桩每日有效利用时长在两个半小时,在这样低利用率下,充电基础设施行业的效益不高,有机构测算充电站内部收益率为5.3%。 从企业发展历程来看,充电桩行业已经历了高度竞争和大量淘汰。2016年社会资本进入充电桩高峰,2017年我国大概有370多家充电桩企业,但到了2019年,一半的企业倒闭或退出这一行业,因此,我国充电桩行业已经过了行业发展初期,在高额基础投资和低现金流回报的影响下,包括龙头企业在内的充电桩企业都出现亏损。 结合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充电桩市场确实有大幅增长空间,但作为充电基础设施,从市场格局看,终将是“赢家通吃”,规模效应是第一位的,未来行业将更加集中,,市场份额将继续向特来电等少数龙头企业聚集。有数据显示,2019年特来电、星星充电和国家电网的公用充电桩占比达69%,八大运营商充电桩运营数量占比达90.17%,未来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大幅提升,构建形成少数企业组成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由此判断,在“新基建”风潮催动下,各路资本进入充电桩行业,将加大供给量,短期内该行业将继续呈现饱和供应状态。 二、“新基建”下,我们要建设更便捷、更智能、更节能的下一代充电桩 应对疫情,提振经济,政府提出要建设“新基建”。那么,“新基建”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规模扩张,是5G基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是以数字化信息网络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核心要义是带动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 具体落实到充电桩行业,就是要建设符合“新基建”的下一代的充电桩,笔者分析,主要有三个行业发力点: 一是要投资更加快速和便捷的新一代充电技术。以提升充电服务体验、充电服务质量为特征的充电技术是新一代充电技术的主流趋势。 在前一轮充电桩投资高峰下,企业跑马圈地低效扩张,建设充电功率较低。例如,近年来,直流快充经成为了未来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趋势,可大幅破解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时间过长等问题,但受制于购置成本高,新增的充电桩仍然以交流桩为主,截止到2019年末,全国新建的公共充电桩,直流桩占比仅在42%。从实际充电功率看,美国特斯拉超级充电标准(Tesla)最高可实现功率250kW,国内充电桩功率相对较低,额定功率在120kW以下,而车主可验证实现的充电功率更低,普遍在90kW以下。 因此,“新基建”项目下,企业投资公共充电桩,要紧跟大功率充电的发展趋势,电网公司、充电设备企业、车企、电池等企业开发大功率充电技术和产品,加快推动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技术的推广。 二是要投资新的智能充电技术。建设智能充电网络,将物联网、大数据、5G通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加快,应用到充电桩领域,将大幅提升充电桩的利用效率。 同时,将智能充电桩开始应用到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智能充电网络建设与城市交通设施、电网设施可相互结合,充电桩可在智慧交通、智慧城市都能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从各地基建看,地方政府的智慧城市建设资金充足,建设规模较为庞大,以充电桩为载体,光电通信企业均可开发多媒体充电桩、移动充电桩、智慧路灯式充电桩等智能充电设备。比如笔者调研过的海威科技,开发产品“智慧路灯”,以充电桩为载体,集成了wifi互联网技术、物联网等技术。 因此,在“新基建”项目下,将充电桩建设成为智慧城市的新终端,实现无缝接入物联网与智慧城市,采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搭载监控、报警、资讯、大数据等智能硬件提供接入系统支持。 图1 以充电桩为载体的智慧路灯应用场景设想 三是要投资新能源充电技术。建设节能电网,利用电动汽车波谷错峰充电技术、充放电双向互动技术等,将电动汽车充电纳入到电力需求侧管理,将充电桩建设成为电力用户和电网之间实时信息交流的平台,实现电动汽车参与电力运行削峰填谷、就地消纳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电力,提高电网效率,推动能源行业高效低碳发展。 车电互联技术(V2G)已经落地,所谓V2G,即电动汽车入网技术(V2G),在电动汽车和蓄电设备装置智能传感设备,实时检测用电量及用电功率,并能够通过控制器控制电力的通断,在电网负荷过高时,由电动汽车馈电,而电网负荷低时,车辆又可以储备过剩的发电量,从而实现电网和电动汽车的能量双向交换。 在4月15日,国家电网在华北地区将V2G充电桩正式纳入电力调峰,仅京津唐电网供区内约有40万辆电动汽车,若通过V2G方式实现有序车网互动,可提供180万千瓦可移动的优质调节资源。车电互联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是“新基建”下充电桩行业的发展趋势。国家电网已经在政策层面放手,从技术层面也较为成熟,笔者先后调研了青岛特来电的新能源汽车储能充电系统、北京福威斯的光伏储能充电系统。但对于具体企业来讲,如何开发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能够调动车主参与到车电互联项目中,是该技术的行业应用痛点。 在车电互联的具体项目中,有两类项目比较成熟,第一类,电动汽车储能充电项目。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电力需求侧响应项目的建设经验,支持充电设施运营商参与大用户直接交易,由电网、汽车厂商、充电智能技术公司合作开展充电需求响应的项目和商业模式试点,利用电动汽车入网技术(V2G),将电动汽车作为分布式储能单元,以充放电形式参与电网调控,可在用电高峰由电动汽车反向馈电,实现削峰填谷、电力调频、平抑可再生能源电力波动、为电网提供无功支撑等储能功能。另一类,光伏储能充电示范项目。深入推进工信部的智能光伏示范企业及示范项目工作,总结“风力/光伏-储能-充电”的多种能源互补微电网示范项目,开发智能电桩,推进新能源汽车消化和使用光伏、风能、水能等绿色能源。 总之,充电桩行业又将迎来新一波的巨量投资,但“新基建”绝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要建设属于下一代的更便捷、更智能、更节能的充电桩。 (本文作者介绍:赛迪智库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不能忽略提供70%就业的私人企业和个体户 中央强调要更加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对冲疫情的不利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疫情特别国债,新基建等力度空前,逐步落实。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保障充分流动性。这些政策,起到了重点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能够增加补充针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特别政策安排,会更好地提振生产和消费,更有利于民生经济,更好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真正增强中国经济的活力。 中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为主体的经济,至少就业角度是如此。私营企业与个体户从业人员,占到了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70%。 中国当前劳动力大约8亿整,失业人员3000万出头,就业人员7.7亿。这7.7亿全部就业者,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2.01亿,非农就业总人数5.7亿。 私营企业是最近几年保持经济活力的主体。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单位数(城乡加总),2018年为3143万户,比上一年增加15%,平均就业人数7个人不到;就业人数为2.2亿,增长7.4%。 个体工商户,更是中国经济的细胞,新陈代谢,活力四射。2018年中国个体工商户7300万户,增长了11%。就业人数1.6亿,增长了13%。 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一共提供3.8亿非农就业岗位,占全部非农岗位近70%。 这些小微企业种类繁杂,如神经末梢亦如毛细血管,有的也许相当于关键的免疫细胞,经济的心肌细胞。他们分散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采掘,加工制造,建筑建设,交通运输到更加广泛的第三产业。他们有的属于传统产业,也有的属于新兴产业。有的属于高科技研发,有的属于馄饨摊民生必需。他们是整个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却也是政策常常关注不够,甚至忽略的部分。 小微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在此次疫情中受伤最深。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本来生生死死,生命周期就很快,遇到外部冲击,自然是受伤比较深。如果政策得当,加以船小好掉头的特性,小微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将是迅速走出衰退,复苏经济的最主体力量。 小微企业吸收的就业人员,是对整体经济的巨大贡献。他们创造工作岗位,为员工提供收入,按其比例,是经济的基本盘。基本盘受伤动摇,其他政策事倍功半矣。这就是欧美国家宏观政策中,小企业的员工工资因疫情经济停摆期间,政府补助甚至代替发放工资的原因。这并非偏爱小微企业,而是保护整体经济的理性考量。 中国最近几年,梳理政府功能,减少政府各种加诸经济的不必要管制审批,私营企业与个体户也受益匪浅,从这数年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快速发展,可以为证。 当此经济衰退,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受伤颇深的时候,宏观政策一篮子计划,明确和完善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势在必行。 政策重点三方面。第一,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扶持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减少各主管部门大面积针对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教条主义管理和干预。许多部门懒政、教条地执行陈旧的法规,对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缺乏保护和服务意识。借助此次疫情,要建立保护促进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制度框架法制框架,出台相关法律。 第二,各级财政特别疫情国债,要有相当的比例,比如至少1/3用于私人企业和个体户的减负与扶持上。这好过等到事情糟糕,被迫发放失业救济。地方政府部门应该有这样的远见。 第三,金融机构应该研究开发专门的金融产品,服务于私营企业与个体户。 70%非农就业的私营小微企业与个体户,是稳定的基础,也是大众消费的重要来源。宏观上无论通过直接补助还是税费减免,其收益远大于今天财政的支出。而且,这些小微企业一小部分是未来伟大企业的胚胎。许多大型国企和其他大企业,其运行也依赖于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小微企业的良好运作。这些小微企业,是大企业的手足。无手足,大企业废人也。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毛振华 观点预览: 1、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可能今年GDP同比增速只有0-1%左右。 2、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中国来说特别不利。 3、为了拯救经济,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4、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把政策重点放到民生上。 5、疫情防控要尽量推动全民检测、分类管理。检测是当前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 6、“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以下为毛振华分享全文(有删减)。 Part 1 疫情短期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疫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疫情最直接冲击的就是经济运行本身,社会按下了暂停键,经济按下了暂停键,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速度是-6.8%,从中国公布季度GDP增长速度以来,以前的每一个季度GDP增长都超过6%,这一次我们掉到了-6.8%,落差将近13%,这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的,三大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第二、三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突出。第二产业大幅下滑主要是疫情之下工业生产的供应链受到了影响;第三产业中中小企业居多,因此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很大;疫情对农业也有冲击,但相对小一点,但结合它同比增速一向比较低的行业特点,-3%的同比增速也是一个蛮大的回落。 投资、进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大力量,我们分别来看: 1.看投资。投资下降了16%,其中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投资都有下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制造业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为制造业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和生产能力,对下一阶段的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制造业投资下降了25%,这是非常大的下滑,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数据。 2.看消费。疫情冲击下,不少行业都受到了冲击,进而导致居民的收入减少,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一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9%。这个消费数据还包含了一部分超前消费,即抢购、储备,如果把储备、抢购部分减掉,消费数据会更差。从消费结构来看,受疫情冲击影响,一般服务性消费基本没有,商品消费里除了“吃”类的以外,其他类大多出现明显下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3.看进出口。我们的出口状况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累计同比下降13.3%,进口下降2.9%。进口降幅相对来说少一些,这主要是由于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进口就已经开始下降,基数相对比较低。同时进口指标表明国内生产、消费需要,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景气程度,如果只有出口、没有进口也不是好事。现在我们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但是出口和进口的轧差还是处于顺差,所以对经济还是有拉动的,但轧差在大规模减小。 从物价水平来看,CPI与PPI走势分化明显。从CPI来看,消费品在涨价,这蛮值得关注。疫情使得人们的收入降低,但消费价格却上涨了,这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从CPI的结构来看,CPI里食品价格比较高,非食品价格相对比较低迷,这也跟疫情期间人们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保持较高需求有一定关系。从PPI来看,PPI维持负增长状态,这个负数表明,大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并不乐观。 从先行指标来看,先行指标有所回升,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经济景气能继续好转。3月中采、财新PMI有所回升,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环比指数,只要不比上个月差,它就会在荣枯线以上,3月份的回升主要是因为2月份下滑得太狠了。但如果你拉长时间周期来看,实际上景气指数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总结一下:我对全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没有最悲观,只有更悲观。一季度GDP负增长6.8%,到半年度时GDP同比增速可能会维持在0%左右,下半年会有所增长,但是也比不了往年的水平,可能今年的GDP就是0-1%的同比增速。当然,假定能出现1%左右的GDP增速,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同比增速应该都是负数。 Part 2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如果我们要看未来的经济走势,还要继续看疫情的走势。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外部风险 中国早就是一个参加了全球分工和合作的国家,并且一度出口、全球化是我们经济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拉动力。现在外部格局出现很大的扰动,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有几个大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 1.全球的需求降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收入降低,人们消费倾向下降。过去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里,有一部分是满足于非刚性需求,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很多都不是非刚需产品,因此非刚需产品的出口遇到的压力很大。全世界的外贸需求降低了,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也就下降了,中国的产品出不去。2018年在全球贸易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下降得更厉害,所以中国反而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叫做衰退性出口、衰退性贸易增长,未来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 2.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全球疫情发生之后,能源、交通工具都停止了运行。过去我们的产业链是全球配置,一台手机、一个电脑的配件是全世界不同国家加工、组装,现在这个产业链发生了问题。有些地方的货可能无法运出去,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工人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全球的产业链就会出现重构。中国过去是全球产业链供给环节中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看来,未来不容乐观,其他国家会不会找到一个新的产业链供应方? 3.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我们要防范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对我们来说特别不利,去年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的前哨战,它分为三步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就是试图把中国拉入跟美国的新一轮冷战中。在脱钩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冷战是什么意思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将会动用他的盟国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除军队以外的其它领域中角力,而美国的盟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美国希望拉着这些发达国家跟中国脱钩,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的格局和封锁。美国采取的措施表明,它就在琢磨这件事,一方面他好像在到处退“群”,他退的主要是中国在里面起作用、得益的“群”。但同时,他在自己的框框里和北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想推动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相比于美国想要构建的新全球化的体系, WTO本身就成了一个高关税区。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WTO里的国家跟全球主要经济体就成了两个体系,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觉得,疫情早期美国率先对中国采取了隔离政策,其实就是在做一次对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并且把这个测试展现在他的盟国面前,看看美国有多少东西是一定需要中国的,或者说在中国不参加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下,美国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如果他得到的测试结果比较满意,对我们未来的运行会有很大的压力。中央也作出了判断,现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外部环境时期,即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二)国内面临的风险和压力 1.国内防输入、防反弹压力持续存在,加大经济复苏压力。国内主要是疫情的问题,我们在疫情上半场打得很成功,但是疫情还没结束,没结束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情况。国内现在面临着防疫常态化,尤其要防止疫情的二次大反复。如果出现了大反复,我们前面的防疫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并且未来的经济生产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一切工作还是要考虑在能够稳定防疫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们的企业还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防疫形势。 关于疫情防控,我再多说几句。有人说国内疫情会出现反复,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归根结底有症状的感染者的危险最大,中国能够成功收治所有发热病人,这一点我们做的很好。我们的这套体系在应对输入性疫情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从应对国内疫情可以看出,我们的这套防控体系,特别是在行政能力、基层布控能力、网格化管理能力上,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对未来出现的症状者,我们还用这个办法继续做,发现即收治,斩断传染源。第二是现在中央提出的“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对于识别无症状感染者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要确保疫情不二次爆发,我建议同时也呼吁,要尽量低成本推动全民检测。由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能够随便或者轻易对防疫问题下结论,因为我们早期没有把无症状感染者的研究作为一个重点,现在这一课我们要补,并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防控基础,我们有很好的防输出能力和斩断传染源的方法,也建立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库,这个基础西方国家没有。在过去严格的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我们拿到了全国每个居民的移动信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每个人的检测结果放到手机上,的确会有很多问题,包括隐私、人权问题等等。但在中国,在我们现有的框架下可以做到,全面检测就避免了现在这种广泛的隔离,也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推进。 2.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曲线也在下移,即消费者水平、消费者期望值、消费能力都在下移。除了生活必需品,其他消费全面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失业率的上升幅度很大,即使没有失业,很多人的收入也在全面下降,这都会影响消费,这个影响可能是比较中长期的影响。 3.政策稳增长可能会导致债务风险再度加剧。中国经济本就处于一个双底线思维时期,一方面要防风险、一方面要稳增长。从2008年中国经济开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以来,一直在累积风险,风险一直没有被彻底消除。2016年开始到2018年,政策重心转向防风险,风险累积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债务如果不能得到如期偿还、如约偿还,就会出现由债务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次疫情使得很多企业还不了债,出现大量的违约情况。为了拯救经济,政府又进一步投放货币,金融机构以债务的方式把钱借给了企业,这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要警惕过度加杠杆给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 Part 3 宏观政策要着力保企业、保民生 现在中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了“六保”,除了保居民就业和稳就业一脉相承且均被放置在首位,其他都不完全雷同。实际上,把就业作为核心是很正确的做法,中央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关于如何做好“六保”,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适当调整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淡化对GDP增长目标的考量。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节点,翻两番需要GDP达到5.5%,现在看来根本达不到,所以放弃这个目标比较合理。如果非要保持这个目标,基层的重点就会放到这上面,哪怕最后的统计数字完成了,大家都会怀疑。包括扶贫攻坚战,因为很多民工是通过打工脱贫,他们现在出不去,没有收入或者收入降低,这些本来就在扶贫的边缘地带的人就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返贫,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不是地方干部做的不好,也不是人民不努力,而是客观情况。 其次,在淡化GDP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建议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民生上。我建议给全国贫困地区人口和武汉地区的人口发补助,其他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财力发放一笔钱给居民。发放的时候我建议要给每个公民发放,而不是看贫困程度;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基金,鼓励有钱、有能力的人把自己拿到的钱捐出来,把它变成一个居民的基本权利。 再次,“六保”工作要把保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因为中小企业是保就业的主体、保基层运转的主体、保民生的主体,是很多人的收入来源。 还有,要适当提高疫情容忍度,加大复工复产的力度。现在因为疫情严重,每个地方都把疫情防控作为重点,出现问题就可能追责。如果不提升疫情的容忍度,复工复产的力度就达不到,而提高容忍度的前提就是做好检测,分类管理人员。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推动全民检测,检测是现在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检测完备我们才能够对复工复产有信心,才能够对防控疫情有信心。 Part 4 网友互动 Q:疫情后外贸大幅度下滑,中国重回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您怎么看? 毛振华:我觉得中国自身是不可能选择这个道路的,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消费大国,我们的原油、大宗产品、很多高新技术都需要跟全世界通过贸易交换,闭关锁国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条件制造矛盾,甚至想孤立我们,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走孤立主义道路,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会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虽然最终我们也有可能会解决所有问题。中国过去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得益者,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我们要认真吸取和总结在过去的基础上的这些经验。当时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能破除封锁,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格局,今天我们跟全世界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有那么紧密的互补关系,我们应该有能力和信心。我觉得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论断是很英明的,“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这不是忽悠美国人和全世界,而是讲给全党、全国人民听的。 Q:您如何评价新基建计划以及对企业竞争格局的影响? 毛振华:应对这次危机,我的主导思想还是希望国家花更多的财力来扶持民生,让民生成为资金的主要用途,因为这笔钱会转换为消费,消费会搞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我觉得大型基建是一个中长期项目,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情况,有序推进我们的大项目是应该做的事情,本来也一直在做,再加大一点力度也可以,但是不要挤占我们救急民生这条线上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大基建不是说没有好处,但是有很多弊端。一方面,大基建基本上由国企承担,国企来得快也听指挥,还是很有效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软预算的约束。此外,它还挤占了整个社会其他经济体在经济参与度方面的份额,会导致市场力量的进一步萎缩。在目前应急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弊端: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大基建无一例外都是资本密集的,花同样的钱,解决的救急少。当然国有企业在中国占有的资源很大,但是他们解决的就业比较少,大概占整个就业比重不到20%,新就业比例只有10%,但是占用的社会资源、信贷资金、投资都很大。所以,如果我们要集中精力聚焦国企就很有可能导致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并且一个大基建项目需要的技术、时间都是有周期的。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继续有序推进新基建,但当前的重点要放在中小企业、放在民生、给老百姓增加消费能力、搞活基层、保基层运转上。 (本文作者介绍: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 一、全球经济衰退定局,刺激政策难挽颓势•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点燃前期累积的金融风险 2008年之后,全球进入量宽时代,宽松的货币环境助推了加杠杆行为,由此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本次疫情突然来袭,点燃了投资者对金融市场已普遍存在的担忧,再叠加石油价格大跌等因素,使得美股于十日内熔断四次。 抑制总需求,冲击消费和服务业 疫情防控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交隔离,导致大量经济活动无法展开,重创了消费和服务业,而全球经济中服务业占比68%,使得需求骤降。 产业链传导受阻,收缩总供给疫情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贸交往活性大大降低,而在全球价值链横纵向高度发达的今天,产品的供给需要多国的合作,一国供给的停摆会沿着产业链传导至所有国家,更何况大多数国家的供给都已接近停摆状态。 就业压力上升 疫情冲击下,生产经营活动的停滞对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各国中小企业在疫情下仅仅能够维持2至3月,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这些企业很可能倒在经济循环恢复前,而这些企业的倒闭又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 恶化市场预期,投资进一步下降 一季度全球各主要经济体PMI大幅跳水,如果疫情拐点迟迟不出来,全球范围内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将延伸至三季度,各国的财政刺激举措可能无法长期支撑收入和消费开支,世界经济下跌的幅度将会进一步加深。 •大规模刺激政策难挽短期增长颓势 财政政策方面,各主要经济体虽然制于政治体制几经波折,但目前已基本取得统一意见,抗击疫情。美国财政部共推出2.2万亿美元的救助方案;欧盟也于3月23日同意临时放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关于“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率不高于60%”的约束,增大财政政策灵活性,但尚未就“共同举债”达成一致意见。 货币政策的出台较为迅速,主要的措施包括降息、宽松监管、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疫情爆发至今,全球约主要央行共降息超过50余次。其中,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水平,降息幅度达到150个BP,并首期推出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欧央行执行负利率,并在美联储的操作基础上,将量化宽松政策的对象拓展至公司债;日本央行更进一步,允许量化宽松购买ETF基金;英国央行出台的一揽子宽松计划,三月内两次降息至0.10%。 •虽然美国经济尚不至于陷入新的“大萧条”,但美国经济前景堪忧 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有为”。美国政府不断积累逆周期调控经验并丰富工具箱。货币政策针对防范金融系统的“休克”,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则有利于刺激内需,烫平经济的震荡运行。当前疫情冲击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已经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济方案,防范金融风险、直接补贴受损企业、保证中小企业流动性、为社会底层兜底保障,政策更具有针对性。随着疫情被逐渐控制住,经济大概率会逐步回到疫情爆发前的情况,走向“大萧条”的可能性较低。 逆周期调节已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念。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成为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的主基调,逆周期调节目前成为危机冲击下政策制定的核心理念,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举措和工具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善,再出现“大萧条”时期那种政府“无为”的状态已不可能。 伴随着宏观调控体系的不断完善,美国的风险防控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得到加强。针对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传导的问题,美国逐步构建和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保体系尚未建立,失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爆发。之后,美国开始加大民生保障领域投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对于稳定社会、防止经济危机深化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投资消费快速回升,物价就业基本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或超过去年水平 投资方面,新基建将成为下一阶段拉动投资的重要推手,二季度末,基建投资累计同比有望转正,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降幅进一步收窄至10%以内。全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达到10%至15%之间,带动固定投资回到6%左右的增长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增速略低于去年 工业增长方面,全球疫情爆发将抑制需求端增长,二季度产品去库存或存在一定压力,预计二季度工业增速将有限回升至-3%的水平。三四季度,国外疫情可能得到控制,外需开始缓慢恢复,而国内复工复产也已达到或者超过疫情之前的程度,预计工业增加值三季度回到4%以上的增速,四季度达到8%左右的增速。全年工业增速接近去年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消费增长可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消费方面,消费提振既靠需求恢复,又靠政策刺激。预计在需求提升以及政策刺激的合力之下二季度消费将逐步回升,社零增速会得到提振,跌幅预计收窄至10%以内。三四季度,随着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住宅、汽车以及大型聚集性消费会有一定回暖,带动消费继续回升。预计三季度消费恢复至2%-3%的正增长,四季度增长至10%上下,全年达到或接近疫情前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逐步回暖 预计全年房地产销售回升,投资反弹,价格可控。其中,房产销售增速快速回暖,到三季度开始回升至正增长,全年增长8%-10%。土地供给增速可能达到两位数,节奏上二线城市最快。土地购置全年小幅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速全年可能达到20%左右。 受疫情影响,年初房地产销售断崖式下滑,房企现金流压力增加,开发投资大幅下挫,房价增速温和回落,需要关注中小房企面临的行业洗牌风险。 随着全国复工复产逐步恢复,需求转变和政策调整将推动房地产行业复苏。近期房产销售回升,市场情绪开始回暖。宏观政策逆向调节加大,预计后续财政和土地政策料逐步释放积极信号,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支持。 货币宽松令资金紧张问题得以缓解,房企现金流料改善。建安工程有望修复,带动房产投资反弹。增加土地供给系大概率事件。目前国内土地供给处在下行周期的尾部阶段,提前释放土地供应顺应周期特征。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房价增速低位徘徊。 •物价运行态势趋于改善 全年CPI有望延续下行趋势。生猪产能的逐步恢复将带动猪肉价格持续下行,天气转暖后蔬菜等价格将相对平稳,国内粮价会继续保持稳定,支撑食品价格维持高位的动力衰减。复工复产的加速推进,也会带动居民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增加,供需平衡下非食品价格走势将保持平稳。 PPI有望出现转折,走向上行。疫情导致的供需平衡仍然需要时间来恢复,且全球石油需求大幅萎缩、库存高企,使得短期内国际油价难有明显提振,预计二季度PPI同比将继续处于负增状态。三四季度随着海外疫情得以控制,外需恢复,叠加刺激内需政策落地。 三、出口遭遇空前压力,国际收支总体平衡•进出口贸易承受巨大压力 中国进出口贸易承受巨大压力,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涨以及各国疫情处理和防控措施加强,中国的对外贸易、国际收支等均受到冲击。 服务贸易逆差将趋势性缩减。国际航班停飞及出入境管制措施的加强将预计拖累服务贸易进出口,但服务贸易结构性改善的长期趋势并未改变,预计其逆差依然趋势性缩减。 中国出口总额与6大集团耗煤量、汽车半钢胎复工率趋势相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静波 政府也必须考虑,让每一位国民自己想想能做什么,不要事事都依赖于政府。只有政府与国民、整个社会团结一致,一起努力,最终才能战胜这一场疫情。 柳井正认为,在疫情冲击下,我们应该更多地需要汇聚世界的良知,认真思考在主业领域如何度过难关、如何多做贡献,要向世界求智慧,而不是关在房里一个人独想。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也令各国经济蒙受重大打击。不仅中小企业难撑局面,就连一些大企业也是雪上加霜。 这一场疫情,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暴发以来,人类相隔百年遭遇的最大一次致命的传染病。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力? 日本首富、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下了一个定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遭遇的最大危机。当然,也是优衣库创立30多年来的最大危机。 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柳井正社长,从他父亲的手中接过一家街头服装店之后,去了一趟美国,发现美国人有一种服饰,是周末出门时穿的,叫“休闲服”。而上世纪70年代,已经富裕起来的日本人,要不穿西服和服,要不穿工作服,很少有“休闲服”,于是他开始致力于休闲服的研发生产,铸就了现在的优衣库集团。 在过去十几年,柳井正一直与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一起,被美国《财富》杂志轮流选为“日本首富”。 柳井正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一胜九败》,讲述了自己挑战10次,失败9次的创业经历。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因为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想把自己打扮成经营的天才,唯有柳井正一直想告诉别人自己失败的“丑事”。于是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版,书在前几年,已经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出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优衣库很遭殃。首先是中国700多家店铺,有半数关闭。然后是欧美的店家被关。现在日本的许多店铺也被迫关门。 4月9日,柳井正社长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宣布了到2020年8月为止的上半年度决算业绩报告,预测公司的营业收益将比去年同期减少4.7%,为1.2085万亿日元(约798亿元人民币)。营业利润将减少20.9%,为1367亿日元(约90.7亿元人民币)。纯利润减少11.9%,为1004亿日元。这是自2011年2月以来,相隔8年出现了减收减益。 柳井正社长说,到3月底,优衣库在海外26个国家和地区有2246家店铺。但是从1月下旬到3月,多数店铺都被停业。优衣库在海外的营业利益比去年同期大减39.8%。而下半年度,优衣库集团整个营业利益预计将大减90%。 柳井正社长因此表示,这一次疫情是“战后人类最大的危机”,对于优衣库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如何应对疫情和疫情之后的经济? 柳井正社长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我们的手里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是到现在,我们的许多信息都来自于智能手机,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许多思路如果不跟着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被时代抛弃。 他说,我们在抗疫过程中,不能牺牲国民生活,更不能牺牲经济。没有经济收益,就无法生存。整个欧洲除了瑞典还维持店铺的营业,绝大多数都采取了“封城”的做法。大家必须明白,一度停滞的经济,如果要重新恢复,这要耗费许多的时间。我们在中国的店铺,最困难时,总共有将近一半的390家店铺关门。虽然现在都已经恢复营业,但是营业额只是以往的60%~70%,因为长时间关门,客人回不来。其他的产业我想也是一样。中国的情况况且如此,轮到日本这么做的话,复苏之路会更加遥远。 “所以,我很理解日本政府为了早日结束疫情,要求一部分店铺关门。但是有没有比全部停业关门更好的措施呢?作为企业必须要开动脑筋想出智慧。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如何在彻底遏制疫情的同时,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好好思考,拿出良策,而不是一味关停。经济如果停滞,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崩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柳井正说。 那么,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如何去战胜这一次疫情带来的冲击? 柳井正社长说,随着疫情的蔓延,我们再次认识到,世界是相连的。世界金融危机时,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是,现在有网络、有人工智能、有机器人,各种技术把各种各样的人与这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因此,我们必须跳出单体作战的思路,实现世界的大联合,各国一起合作一起努力来根治这一病毒。 他说,日本许多企业越来越像国营企业,随波逐流,把事业发展的重点过多地放在了人工智能和电子事业等领域,而忘记了如何做好自己的主业。在疫情的冲击下,我们应该更多地是需要汇聚世界的良知,认真思考在主业领域如何渡过难关、如何多做贡献,要向世界求智慧,而不是关在房里一个人独想。作为企业经营者,必须站在最前头与这些问题进行对峙。 2012年12月,安倍重新出任首相后,曾经三顾茅庐,亲自来到柳井正家中,邀请这位山口县同乡,出任安倍内阁的最高顾问。因为前面的民主党政权,请了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当顾问。 只是,安倍首相没有想到,柳井正会一口拒绝:“我只是一位商人,不适宜涉及政治。” 这次在谈到安倍政府应对疫情对策问题时,柳井正社长表示,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不扼杀经济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制定出有效对策。譬如应该告诉国民,所有人都应该参与病毒检测,让政府把握好全国的感染实情。然后应该强化出入境管理,对入境人员实施彻底的检查。其中最为重要的事,是要救助好贫困国民,尽快把现金发到国民的手中。 柳井正指出,现在大家开始讨论经济景气对策问题。我觉得,光喊产业振兴是不够的,必须跟必要的经济对策相配套。我们必须看清疫情之后的经济走向,把握好资金投放的力度与领域。政府虽然有必须救助贫困人群的义务,但是,如果国民从政府口袋里拿钱成为一种习惯的话,那是很糟糕的事。政府也必须考虑,让每一位国民自己想想能做什么,不要事事都依赖于政府。只有政府与国民、整个社会团结一致,一起努力,最终才能战胜这一场疫情。 柳井正社长的观点,归纳起来是以下6个: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 第二,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必须维持住正常的经济活动; 第三,关店停业容易,但是恢复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路会走得很远; 第四,疫情让世界连在了一起,所以各国必须开展合作,一起抗击疫情。 第五,经营者要善于汇聚世界的智慧,认真做好自己的主业; 第六,不要凡事都依赖于政府,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思考自己能干什么。 (本文作者介绍:亚洲通讯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