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潘向东 房价上涨或下跌太快都会引发危机 大家说的回暖估计是看的个别城市,觉得深圳、杭州这些地方在回暖,但假如看30个大中城市,你会发现目前也仅仅是恢复到过去水平的六成左右,看70个大中城市也会发现,并不像大家在一线城市感受到的那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房地产的调控要因城施策,可能一线城市确实回暖了,需要一些调控措施,但在更多城市需求还是比较低迷,要避免房价回落的问题。首先,我们当然不希望房价过快上涨,但是不是跌下来就好呢?跌肯定也不行。现在我们涉及商业银行160万亿的贷款,绝大多数都是跟不动产抵押相关,假如房价跌下来,那很有可能会导致抵押品出现问题。还记得2018年吗?股市下跌的时候多少上市公司大股东都面临质押危机,后来是国家通过纾困基金才把质押危机解决了,那还是股市,涉及金额还相对较小。再看看房地产市场,这里面要是出现快速下跌的话,导致的质押危机完全有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所以对中国来说,只要房地产没有爆发大的问题,出现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很小,但假如房地产这块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质押品,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很多也都跟房地产、土地质押密切相关,假如房价快速下跌,地价肯定也会跌,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质押来做信贷、做发债,可能都会面临问题。房地产这块我们是不愿意看到房价上涨的,但也更不愿意看到房价出现大幅下跌。 从目前房地产30个大中城市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因城施策也是这样,有的城市,比如深圳、杭州,有些偏暖迹象,但对其它一些城市,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觉得可能面临的问题还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要考虑到的,毕竟疫情冲击之后,很多企业受影响,居民收入就会受到冲击,当他的收入受到冲击时,更多居民在购房时就会趋于谨慎,所以我们要谨防这方面给我们经济带来的影响。 消费券应该发给中低收入阶层 首先,在疫情冲击之下,作为国家政策来说首先需要有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保民生,保民生最重要的是保中低收入阶层,即便发消费券,那也是发给中低收入阶层的。在疫情冲击之下,很多家庭可能因为海外疫情的影响和国内一些领域消费的急剧萎缩,有些家庭的收入急剧下降,因为伴随有些家庭成员失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国家也要考虑避免这些群体返贫,不妨推出一些支持政策,保障这些群体的收入不要受太大影响,未来国家财政要朝着这方面努力。假如这方面得到保证,再去考虑国家的大幅刺激计划,包括大家所说的基建刺激计划,新基建刺激计划这些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作为消费本身来说,过去对中国消费的两大影响,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汽车,这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主要的支出领域,剩下很多的是日常消费,至于一些娱乐消费,在目前疫情没有完全解除警报的情况下,老百姓做线下娱乐消费估计还是会谨慎,未来要带动消费,估计还是要通过这些方面着手,怎么样加快城市化建设。二是汽车消费,我们看到上周末四部委发文,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包括未来一些地方政府估计也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至于大家说的“报复性消费”其实也体现在与汽车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报复性消费,日常消费当然在,一些娱乐消费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它也不可能“报复”,就像吃饭,一天也就是吃三顿,怎么报复也回来不了多少。还有其他消费,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因为收入影响,老百姓还是偏谨慎的,总体而言我个人觉得,面临大的疫情冲击时,国家政策更多是以托底思维来做,和2009年不一样,2009年面临的是全球金融危机,随着全球流动性缓解,经济就会慢慢恢复,那时候出一些大的刺激政策,随之而来马上就会见到效果。但这一轮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即使是刺激,很多方面老百姓也不太敢消费,而且疫情目前还在延续之中,作为政策的推出,我觉得还是保民生比较重要。 创业板注册制长期会使市场走向成熟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推出注册制? 首先从国家大背景来说,是为了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展直接融资,现在国家货币政策面临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个钱怎样进入实体经济,不在金融市场里空转。现在看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很多银行是不敢贷的,一是行长要终身追责,二是贷出去了本金收不回来怎么办?资产负债表恶化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的是收不回本,但银行赚的是利息,面临的风险是本金的丧失,这时候银行当然会谨慎。这时你想让银行大幅扩充信贷,很多时候是不太现实的,也解决不了现在中小微企业的困境。 资本市场会看资产负债表,但它更多会看中长期的发展,看企业的走势架构,会看到战略前景,虽然很多企业不盈利,但投资者依然追逐。这次你看创业板注册制推出的时候也说了一条,“并不对企业盈利做要求”,过去很多企业发展很快,包括阿里、腾讯等,以前为什么不能在国内上市?主要原因是过去我们上市有一个三年盈利的要求,但这些企业当时都达不到,所以它们去海外上市了,但后来它们的爆发期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理念。所以理念不一样,商业银行放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是不一样的理念,现在要解决当前的困境,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加快直接融资,对企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我们未来经济是向着高质量和经济转型的方向发展,经济高质量和转型的第一个方面是很多企业面临产品的转型升级,这种升级和发展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另外,我们提倡创新型、服务型企业的发展,因为转型升级就是朝着创新型服务型企业发展,朝着享乐经济这块发展,这样的企业很多是体量小、投资额也小、未来不确定性比较大的,对于这种企业的转型,商业银行放贷不是特别适合,因为体量小,商业银行评估不容易,它有多大的团队来评估?二是不确定性较大,可能面临本金丧失,它赚的是利息,损失的可能是本金,这笔生意当然划不来。但我们资本市场是广大投资者自己的评估,相当于成本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作为很多投资者来说,投100个项目,有10个成功了,90个失败了,那他很有可能也是成功的。但商业银行假如投100个项目,90个成功了,10个失败了,那对他们来说都是失败,因为那10个损失都是本金的丧失。所以不一样,经济转型时会更多依赖于资本市场。 第三,从市场本身来说,过去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炒垃圾股、炒壳资源,很多时候是把一些金融资源浪费了,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你看现在创业板不仅仅推出注册制,也同步推出了退市制度,这时候金融资源往往会聚集到真正优秀的企业身上,也就是让企业真正的发展,而不是跑到资本市场上套现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是有利于资本市场中长期发展的,至于短期会不会有一些冲击,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1、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额其实是有限的,资本市场上那么多中小企业上市,它的融资体量本身就不大,不像以前的大巨头,上来一融资体量非常之大。 2、它是对科创板的补充,因此创业板覆盖面更广了,科创板对一些行业还是有限制,创业板这方面更广。所以推出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之后,这个市场会慢慢走向成熟的方向。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宋向前(加华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2009年,创业板横空出世,资本市场竖起里程碑;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中国资本市场开辟了新的试验田;2019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议《证券法》修订草案,推动创业板及主板证券注册制;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明确提及科创板注册制试点。 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方案。证监会当晚即发布配套的制度修订草案,公开征求市场意见。 这不是一条线性向上的时间线。它曲折迂回,饱含血泪。周期性危机、黑天鹅事件、国际经济格局冲击、全球疫情,外部变量从未平静。 重新审视发展的第一性问题 刘俏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在人类拥有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 从经济学意义上拆解经济发展的因子,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因素)分别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对经济增长施予了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因子对其的拉动作用不甚相同。 过去的粗放增长时代,借力于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叠加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人口红利优势,资源型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同时还受益于制度倾斜,即非均衡市场所有制形态下的资源偏好。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发展失衡。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概率会从要素的粗放投放走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的时代。换句话说,世界最大流量场的优势还在,只是发展动力从数量走向了质量。 经济体本身的内驱力、创造力、反脆弱力,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中的全局工业体系,都影响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 这种发展新体系的关键来源于哪里呢? 化整为零地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依然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第一性问题。从事金融行业20多年,说到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困境,包括2020年开年这次疫情的种种影响,我的体会太深刻了。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资金成本高企。间接融资模式天然不利好民企,而直接融资的行政审批制度,一言难尽。经营优质的民企在一次次合规、一年年排队中逐渐耗尽元气。畅行无阻的是谁呢?——“行业扶持、全局统筹”。 直接和间接的融资通道的堵塞,一方面削弱了民企直面市场的竞争资源,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不得不改善经营、内部造血。信贷与货币化推升了经济发展,而最能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民营企业,双脚却在赛跑一开始就被绑上了沙袋。 对比中美两国2019年上半年证券市场市值前十的企业,结构化的问题非常明显。 资料来源:加华资本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是科技与消费服务为主,而中国仍以资源型、调控型的非市场化企业为主。制度导向几乎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向,也因此大大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这些大市值的行业和公司,本应是资本市场的顶梁柱。当顶梁柱出现了结构化问题,外观再宏伟的桥梁也将溃于蚁穴。 这样的资本市场,该如何为实体经济造血赋能?实实在在经营的企业家们,信心何来? 为什么站在市场中心呼唤注册制? 我是和中国资本市场同步成长起来的一批人。 1990年上交所开锣鸣市,几年后我便加入这个行业。尽管中国交易所的资金体量在世界范围内处在前列,但扣除新股发行、政策扶持等因素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在企业直接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实则微乎其微。 指数起起落落,如今也归于原点。 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金融市场主体失效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失衡,其二是结构因素所导致的市场主体定位问题。 结构失衡我就不详谈了,我们是一条腿赛跑的选手,资源分配和制度体系上的非公平竞争有其历史和现实层面的多重原因。乐观来看,一条腿我们还能跑成世界老二,要是沙袋真能丢掉,长期眼光的“Long China”必然是个好策略。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势能的核心策源地、最大能量场。 我想重点谈谈第二点,这也恰是此次注册制落地后,可能会部分改善的关键问题——结构失衡背景下,监管机构、投资银行、拟上市企业三大市场主体的角色定位。 在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中,监管机构的作用主要在于功能监管,通过规范企业参与市场的行为,建立公平公正的运营体系。正是在发行股票与市场反应的相互博弈中,企业实现了价值发现。 但中国资本环境下,证监会的功能从行为监管变成了市场干预,审核制令市场供给错位,从市场需求向实业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功能也被削弱。 正因如此,中国的投资银行体系角色严重缺位。大量的窗口指导、上市辅导、合规检查压力,使得中介机构在拟上市企业合规事务上耗费太多精力,却忽略了市场给予它们的使命——为股民、为股市、为社会筛选出优质、可上市、经营良好的公司,利用资本的力量杠杆化好公司的商业价值。 相应地,经营良好的拟上市公司,也将提升经营能力的诉求变成了法律财务的合规改造。长时间的申报审查、上市辅导,审核卡顿,让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流动与价格信号发生了严重扭曲。三年申报期间,企业稳住了业绩增长,但真正上市后却不得不面对生命周期中的衰退,成长期最大的价值红利就这样被错过了。 注册制新风涤荡人心,雾霾里仍有光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夜,我这个金融老兵又多添了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标签。在这两个角色间切换,对资本市场的诡谲变化,我更能感受冷暖。 这几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激励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政策,新三板、科创板都是大刀阔斧、实打实的激励。我看着许多年轻人走上了艰苦创业的道路,也亲自陪伴了诸多企业家成长为行业龙头。 大风大浪见过不少,手上流过的资金少说也有800亿元。还有什么问题是我始终难解的结呢? 有的。 这个倾注我20多年人生时光的行业,似乎离真正的“价值创造”,总差着那么一小步的距离。我想,可能我这一生都无法离开这份事业了。但如果事业的根,扎在一抔失去营养的土壤中,再茁壮的树苗,再勤奋地浇灌,都无法栽培出一片茂盛的丛林。 2020年开年,疫情肆虐、我意难平。作为第一批站起来呼吁政府托底的业内人士,我的立场不光是个投资人,更是中国社会里最普通的民众之一。我希望见过周期起伏、路远马亡仍不弃远途的人,最终真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科创板试点、债券市场试行到创业板草案,注册制的推行步步深入。疫情、瑞幸、中概股、当当,我们最近听了太多资本市场的坏消息,是时候来一剂强心针了。这次注册制快速推广至创业板,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互联网公开资料,来源请见图片水印 首先,金融市场会直接受益,底层基础设施的优化会带来资本市场供求关系、交易结构的逐步平衡。 基础设施太重要了。我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过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性问题,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消费服务。其中,科技创新呼吁更多的资金资源支持,而消费服务则需要更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同时,推行注册制更要关注顶层制度结构和法律体系的匹配。信息披露为主的上市环境下,提升违约成本至关重要,否则某些弄虚作假、欺瞒民众的企业伤害市场的行为将难以遏制。 此外,中国创投机构发展走入3.0时代,一、二级市场利润空间收窄后,真正懂行业、懂产业、深耕价值的投资机构会成为价值收获者。 几十载背光播种、韬光养晦,如今优质资本与实业在更加健康的制度体系下,相互促进,也在创新创新、技术迭代、消费服务、企业家精神、商业文明等诸多层面,同频共振。 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局面。 投资人与创业者,都需要来自主流社会更多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可,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乃至社会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 注册制的步步落实后,此前说的主体角色错位也将会有显著的改善。这是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变化双向激发的结果。 投资银行专注于价值判断,为社会找到真正值得资本青睐的好公司;监管机构回归行为监管,通过信息披露、规范治理等方式稳定市场供需关系;优质的企业则能够专注经营,不必为合规改造、发行审核等焦头烂额。 浪潮中裸泳的投资机构,也会逐渐被海浪击退,守正出奇的资本将赢得更多的信赖。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红利,会吸引外资重新衡量A股的全球资产配置价值,对冲近期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的疑虑,以最快速度恢复国际资本环境对中国公司的信心。 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期,特别是降低疫情对经济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也会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提升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这种动态变化中,资本市场逐步实现供需平衡,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自发而成。 往小了说,这有利于对冲由瑞幸事件引发的“中国公司经营质量集体遭质疑”的负面影响;往大了说,这更是我们依托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有利尝试。 恒产者有恒心,企业家都期待着公平公平的竞争环境。作为胸怀使命感的投资机构,我们应当发声,呼吁重构公正普惠的资本市场秩序,保持供需两端资源势能的充分释放,在博弈中实现平衡,在市场中发现、传递、创造价值。 中国金融市场底层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让中国经济活水流动,更能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它所产生社会效益之大,远胜于其对金融市场的初始功效。 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公平的市场秩序中建立全新的商业文明,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也相信,这一切会以注册制的层层深入为开端,成为未来巡航之标。 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组成颗粒之一,我们都渴望“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能量感召,渴望在中国这座宏大的梦想舞台上演更多的奇迹。而奇迹是什么呢? 奇迹本生于平凡。 总有人在平凡中坚持、蜕变、创造,实现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超脱,他们一生所能,都在为“人生价值”二字深情注解。 当个体都心怀希望地向往美好生活,被赋予追求幸福明天的外部环境与权利,并且都有斗志去成就未来更好的自己时,“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更长远地说,这一轮的注册制改革,很有可能将激发更多个体层面的信仰和力量,在金融、经济、社会乃至哲学意义上,都会释放其巨大的变革势能。这能量之珍贵,或许要20年后的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 如今机会正喷薄而出,真正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势必会在广阔天地间有所作为。 或许不必20年之久,或许它就在下一个黎明旭日。 2020年无法重启,但希望仍在,希望永在。 (本文作者介绍:加华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低开高走,冲高回落,今天仍是折腾。 缩量震荡的背后,仍是假期效应所致,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假期倍清淡,今年也不例外,何况5天假已经比较长了。 昨天全靠蓝筹才把大盘从早上的疯狂大跳水中拉起来,今天虽然没有大跳水,但二八分化仍然比较大,特别创业板,把早盘超1%的涨幅全部抹掉,未能收红。 上证50指数继续领涨,而且诡异的是,尾盘集合竞价出现暴力拉升,把指数从涨0.4%直接拉到了0.7%。 从个股上看,多只蓝筹股尾盘直线拉升,贵州茅台被一笔上亿元大单拉涨1%,海天味业也是如此,只不过仅动用了800万资金就做到了。 五粮液、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国平安、保利地产、上汽集团等一批蓝筹尾盘均出现直线拉升异动。 谁干的?外资吗? 不好意思,由于假期因素,沪深港通从今天关闭,一直到下周三才再次开通。 说明是内资在扫货,这可真是少见,以往只有在MSCI和富时罗素扩容前一天的尾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想到内资现在也这么勇猛了,真是长出息了,活久见啊! 这说明了啥?说明A股不一定非得靠外资拉升,只要内资争口气,同样能把A股拉起来,今天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前一直骂内资不争气,如果能把他们骂醒的话,也不枉老艾骂了这么久时间。 这也说明内资终于知道提前行动了,在节后外资进场之前,先把筹码抢到手里,到时候外资再进场的话,就相当于给内资抬轿了。 另外也说明内资在抢核心资产,近期一直在说2017年“漂亮50”行情卷土重来的事,现在迹象已经很清晰了,特别是已经从个股表现上可以看出来了。 在大消费板块先涨一波之后,这几天金融股也跟上来了,特别是在今天消费股回落的情况下,金融仍然逆市拉升。 很明显是一些资金没抢到消费股的情况下,去抢涨幅较低的金融股。包括一些资金从消费股流出之后,也转身流入了金融股。 如果这种趋势延续到节后,很有可能仍是蓝筹的天下,另外科技蓝筹这两天也有启动迹象。在年报和一季报即将披露完毕之际,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过了,各大机构也开始对心仪的对象出手了。 所以不管是“漂亮50”还是“漂亮100”,只要是业绩没问题的好公司,都有可能加入到这个阵营。 而如果你持有的是这种股票,也不必纠结持股还是持币过节的问题了,五天假期,外盘就多交易了三天而已,出黑天鹅的概率能有多高呢?何况近期已经明显企稳了,比A股表现得还好。 当然了,如果你想过个不用操心的假期,或者想调仓换股,节后重新布局操作,那也可以选择持币。这样的话,假期可以少玩一会,好好研究一下股票,特别是财报已经全部公布完毕,也有了研究的依据。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节后大赚! 五一长假来临,期权再现低风险套利机会,不管节后是涨是跌,皆有盈利机会,而且波动越大,机会越大! 如何套利?老艾的期权课程专门有一节课讲套利方法,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非常详细的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小鲁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鲁出席会议并发言。 第一,现在面对疫情的冲击,宏观政策的重点是救企业、保民生,特别要防止再次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 我们过去因为长期的刺激投资、长期的货币宽松,导致的结果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个情况最近几年有一点缓解,但是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总的来说,我们的资本形成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但是消费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这不但和世界其他国家差异非常显著,而且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相比,现在消费率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仍然高10个百分点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扩大投资、搞货币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可能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活广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现在这些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破产倒闭,会产生大量的失业,对这些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现在已经采取的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减免政策虽然非常有必要,但是范围还是小了,恐怕要对中小微企业,凡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大规模的税收减免政策,减税降费,也包括减免社保缴费,才能救活更多的企业,才能保住就业。 另一方面,要对因为疫情影响而倒闭的企业、失业的人群和生活困难的人群进行大面积的救助。尤其我们国家2亿多农民工中间,多数人还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这些人丢掉了工作,待在家里出不来,他们就丢失了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要研究具体措施,对失业的人群提供大范围的救助,这既是雪中送炭,也是扩大内需。 第二,疫情面前更加需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理顺结构,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靠改革来启动内需,靠改革来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关于开放土地市场的问题,中央出了一个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因此在这个时机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需要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其实这个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早已提及,但是多年来并没有落实,其中还涉及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应当取消所谓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本来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的主人有权自己决定的事情,以所谓经营性来划线,决定哪片地能够入市、哪片地不能入市,是不合理的划分,实践中也行不通,应当取消。 另一方面,关于农户的宅基地。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大量农民进城,有些已经长期定居,有很多农户的宅基地空出来了。现在需要使资源合理配置,允许农户通过市场转让他们空置宅基地的使用权,使这些土地重新被利用。需要取消只允许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宅基地的限制。有这个限制,等于不开放土地市场、不允许土地转让。实际上,在村集体内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这个限制有必要取消。配合土地市场的开放,各地需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市场交易,同时要有效地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目前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怎么让农户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配合这个改革,需要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征地的范围。 再一方面,要鼓励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因为有些边远地区,不在城市化范围的地区,可以通过土地复垦变为耕地,同时允许建设指标在占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可以允许跨地区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使得有土地资源的和需要土地资源的供求双方对接起来。这是推进土地市场化非常重要的渠道。在土地交易过程中间,有些地方的土地价格会大幅度地增值,我认为在减少政府征地、卖地的同时,可以对土地交易过程中大幅度增值的土地开征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税源,可以专项用于补充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的农村村庄占地,不包括耕地,接近15万平方公里,就是2.2亿亩,村庄占地大规模超过了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土地的使用本来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很多村庄占地过多。而且城市化在进行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迁移。城市化未来还要继续进行,还会有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有大量的农村土地已经出现荒废或者将要荒废,所以开放土地市场和开放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市场,可以使大量的有效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未来城市化继续推进,可能还需要占用1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耕地。粗略估计一下,15万平方公里中如果有1/3,也就是5万平方公里的村庄占地能够进入市场,有效利用起来,未来一半的城市化用地就可以不占用新的耕地。这是有非常大意义的事情。同时,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可能至少是10万亿元以上的规模,会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和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繁荣乡村有重大意义,会成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补贴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如果只是定向补贴给部分企业,社会关注度会大幅下降,操作起来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居民存款、征税记录、水电煤气等情况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周末:现有的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有许多帮扶。这些企业的背后也是一个个人,像这类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是否更值得鼓励? 李迅雷:我觉得帮扶中小企业可以做,但中小微企业那么多,如果每家都补贴,需要补多少钱?补贴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给了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给工人?他们有了钱的话,就会消费,他们也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就饿死了。给企业部门实质是“输血”,给居民部门则是“造血”,因为前者是制造产品,后者才是最终消费。不断输血的结果,往往是制造“过剩”,而造血的结果是创造需求。 补给企业家的话,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得补?补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体现公平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会对政府行贿,骗贷、骗补。 南方周末:帮扶、补贴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逻辑是,至少可以让企业先撑下去、活下来,也能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 李迅雷:对,但这个逻辑比较间接。你怎么能保证企业能救活,怎么保证他们一定不裁员?你把钱给了企业家,都由他来操作。钱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里,不管怎样,他总能活下去。 钱拿给企业,救了企业,再过几个月,他说又不行了,你再给?然后员工该失业的还是失业。你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没有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就是2.5年,个体工商户大约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比如像西贝、海底捞这类企业,即使不补贴,也有很多PE、VC愿意来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企业能够做大,银行也会主动给他贷款。 所以,一定还是要由消费来拉动,否则补贴给企业之后,员工还是拿不到钱、没钱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还是过剩了。 我一直呼吁,要从需求端去落实我们的政策。过去、包括现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给侧,都在补企业,减税、免租等等,这些有错吗?也没什么大错。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类似“把牛奶倒进阴沟”的现象。 十年前,中国是靠投资拉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GDP中,投资占比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现在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居民日常消费,吃喝住行,休闲娱乐、养老、保健等等,消费在GDP占比超过60%,无论是增量增量还是存量占比。美国也一样,美国经济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动,而是消费占到GDP的80%。 南方周末:消费要怎么才能拉起来? 李迅雷:从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补贴,就是政府花钱,另一方面是改革,但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动谁的奶酪都不好动。富人的钱太多、穷人的钱太少,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如果能匀一下的话,中国经济就起来了,消费就起来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国经济就像一杯沉积的液体》,虽然总量够大了,国民总收入体量也够多了,关键是结构问题,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下面沉淀得太多了,很难动,如果搅拌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搅拌就得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故现在靠政府补贴实际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只能由子孙后代来还,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我国所采取的举措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它们是疫情防控粗枝大叶,财政、货币却大放水,几乎没有改革举措。我国则有效控制了疫情,货币财政政策有序推进,此外,改革力度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资本市场上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等。 南方周末:这一轮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旧产业的分化;如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快速发展,3月份在绝大部分产业亏损的情况下,计算机制造产业和烟酒产业一样,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对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一直在经历爆炸式增长,刚刚在3月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下载量。线上办公APP钉钉和腾讯会议持续占据国内应用免费榜排名的前两位,白领开始习惯,甚至开始喜欢线上办公,云办公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很多小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业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以卖房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开发商的卖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楼盘销量后100名的开发商下降了约40%。越小的开发商越是卖不动,可恒大说要打折了,大家都来抢。疫情之下,阿里巴巴、腾讯一样赚大钱,但是路边的小餐馆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样趋势下,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部门也是一样。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从去年的数据看,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广东,杭州的流入人口超过深圳,说明浙江经济的新动力更足。但总体而言,全国的人口是在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地区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后,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间的时空限制,让经营得以继续。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将为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提供契机,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数为15万台,根据中泰通信组测算,预计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数增至60万台、2022年达到最高120万台,随后将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规模有望超过550万台。 不过,5G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吧,但现在我们仍在用4G手机。问题核点还是在于需求有多大?手机销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减,则消费不起来,工业制造业搞得再多也没有用,不落实到消费这一端,是没有意义的。 以直播卖货来说,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对称,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不是像苹果、特斯拉那样大规模生产所直接带来那种价值,它也改变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行的趋势。比如,线上消费额增加了,线下就减少了。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则是替代,替代对GDP拉动没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越来越慢,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改善好。 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在明显放缓,而不是在加快,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补,只是处在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之中。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了,过去进步得快,现在放缓。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整个经济的增速也应该是下降的。 (此文在南方周末记者黄金萍采访、发布内容基础上有所修改)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沦陷”的公共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网络化、社会信息化、运行数字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集,疫情传播速度非常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一旦形成疫情危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相互交集,其影响将极其深刻。 一、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力和损害力远超预期 2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全球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不足8万例(中国7.98万例),死亡病例累计超过2960例(中国之外不足90例)。中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排名第一。 进入3月份,疫情开始全球爆发,到3月31日,已有20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超过85.8万例(中国8.15万例),死亡累计超过4.2万例(中国超过3千例)。中国新增病例数在3月中旬摸顶回落。 4月27日,21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03万例(美国超过100万例;中国8.4万例),累计死亡超过21万例(其中美国超过5.6万例;中国超过0.4万例)。美国确诊和死亡病例全球第一。 4月下旬开始,欧洲总体新增确诊病例出现回落态势,但东南亚、拉美和非洲进入爆发期,全球总体上仍在增长,尚未出现明显拐点,而且病毒生命力、传染力和隐蔽性很强,几乎不受温度和湿度影响,存在很多无症状感染者,甚至可能出现变异。病毒可能长期存在,如果没有疫苗等有效药物,到秋冬季还可能再次爆发。 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沦陷”的公共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网络化、社会信息化、运行数字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集,疫情传播速度非常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一旦形成疫情危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相互交集,其影响将极其深刻。目前看,至少加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0年以上的进程。 二、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力远超预期 疫情能在两个月时间内席卷全世界,并让很多国家封城闭关,经济社会运行,特别是国际往来几近停摆,很多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其瞬间爆发产生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超预期。 经济活动受阻,首先会反映到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3月份开始,石油价格从50多美元/桶快速下跌至20美元/桶,甚至到4月20日,美国WTI原油期货出现史无前例的-40美元/桶现象。受石油需求低迷、石油仓储饱和、石油减产乏力等因素影响,近期布伦特原油和WTI原油价格低于20美元/桶,甚至10美元/桶,期货合约再次出现负价格都是完全可能的。 石油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又是很多金融衍生品的重要底层资产,其价格大跌,势必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4月21日,中国银行开办的“原油宝”理财产品就因WTI出现负价格而出现爆仓,给投资人和银行造成很大损失。 因石油价格大跌,新加坡最大石油贸易商(兴隆集团)已于4月申请破产。 经济活动受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又会很快反映到股市价格上,特别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股市指数上。所以,从2月下旬开始,美国股指出现大幅下跌,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迫使美联储于3月3日紧急召开会议并宣布降低基准利率50个基点。之后,根据市场形势不断趋紧的态势,3月15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并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100个基点至0-0.25%的水平,同时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到3月23日,进一步宣布将实施无限量宽松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欧元区、英国等很多国家央行也紧随其后宣布大幅降息或实施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股市依然在3月9-18日接连出现四次“熔断”,极其罕见。3月12日,全球11个国家股市相继出现“熔断”,更是前所未有! 4月20日,美国一般抵押品回购利率暴跌至史无前例的-0.25%,其影响可能比原油期货合约负价格更广泛。 由此可见,如果不加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冲击的结果可能超过“大萧条”。 与以往经济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此次疫情首先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冲击和阻隔,然后才传导到金融市场上,而不是先爆发金融危机,然后再影响到经济社会。所以,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还远未得到充分暴露,更严重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 在主要经济体集中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情况下,全球经济依然开始大幅下滑。IMI于4月14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报告,已从去年底预测的3.3%,调降至-3%,表明世界经济正在严重衰退,其中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还是建立在疫情能在4月底、5月初得到根本性遏制的基础上预测的结果。否则,问题将更加严重。 另外,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也警告,在世界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同时,全球也处于“饥饿大流行”的边缘,除原有的8.26亿人已经处于饥饿状态外,疫情可能导致额外1.3亿人粮食短缺。 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疫情冲击,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地球承受力饱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走过头之后,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已经日益严重,全球经济呈现“整体低迷、此起彼伏、摩擦加重”的衰退态势,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制造业回归等明显抬头。 为刺激经济发展,资金零利率、负利率,资产负收益率或负价格中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全球货币总量和社会负债大规模扩张,负债率快速提升,但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对的不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反而是日益僵化的通货紧缩。面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又不得不继续加大经济刺激和流动性投放力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难以自拔,推动世界进入一个货币比差的时代。如果不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就难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增强外贸竞争力,所以,只能互相比着扩大货币投放。 此次疫情大爆发,只是在原本就明显衰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突发的外部冲击力,使得问题更加集中暴露而已。 现在,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多个国家的央行宣布实施无限量宽松政策,全球刺激经济、扩大流动性投放的力度仍在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践行现代货币理论(MMT)。 刺激性宏观政策的本质就是扩大货币投放,通过降低货币币值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包括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以此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无限量宽松的实施,将使货币政策没有边界。 这让不同的人受到的影响不同:持有货币性资产越多的人,被转移的财富(所受到的损失)就越大;负债越大的人,直接受益就会越大,因为其扩大负债相应扩大投资或消费,有利于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但在经济下行期,增加负债扩大投资,也可能带来很大风险,造成很大损失。 无论如何,疫情全球大爆发,正在引发经济大衰退、金融大动荡,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阻止经济金融出现大萧条、大危机! 三、中国处在防控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关键时期 (一)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 中国于1月21日开始实施严格的大范围的封城隔离,此时正好是春节长假即将开始,大量企业正常停工停产、学校全部停学放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被大大推后和减弱。 在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之后,到2月底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开始快速回落,3月中旬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中国确诊和死亡的人口比率已经排在全球120位之后),在巩固国内抗疫成果的同时,已将工作重点转向抵御外部输入和经济复苏上,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抗疫支持,国际影响明显扩大,赢得了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先机。 (二)疫情使原本下行压力就很大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挑战 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引进社会资本乃至外资,推动三大领域作为产业加快发展,将资源变收入、收入转投资、投资加杠杆,带动整个经济明显升温,为中国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2001年加入WTO之后,大量产能和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带动国家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大规模扩张,推动经济社会更快发展。 2008年9月开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金融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很快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到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2015年更是出现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这主要表现在: 1.财政收入结构:从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到明显萎缩。2015年以前,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高,税费收入压力降低,优惠政策频频出台。2015年之后,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下降,税费征管力度明显增强,政府负债快速扩张,财政收支压力大幅加大,优惠力度明显减弱。 2.货币投放结构:从以央行外汇占款为主转为以银行贷款和购买债券为主。2015年以前,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是央行购买外汇增加外汇占款(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万亿元),社会获得人民币的成本很低,且不会因此增加债务。2015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从27.3万亿元快速下降到2016年末的21.9万亿元,之后持续小幅下降,现在勉强维持在21万亿元之上的水平。在基础货币大规模收缩情况下,货币投放越来越多地依赖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间接融资方式,社会获得人民币的成本和整体负债率大幅提高。 3.2015年股灾爆发并留下严重后遗症。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股市升温,沪市综指从2200点一路上升到2015年6月的5176点,不少人预期将突破1万点。公司市值大涨,不仅让很多人获得巨大收益,并通过股票变现或质押贷款获得大量资金,而且使更多人信心大增,纷纷加大杠杆扩大投资,并更多地注重资本运作而非发展实体经济,经济泡沫快速积累。到2015年6月份,监管部门收紧入市资金监管,股市急速下跌,到7月份下跌到3000点左右,很多股票抵押爆仓,形成严重股灾。这使很多人和企业深陷流动性陷阱难以自拔。恰恰在2015年底国家明确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去杠杆”要求,使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2017年底进一步提出“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明显收紧,资管新规从征求意见开始已经对社会融资产生影响,到2018年正式实施,影响更大。 在金融监管不断收紧的情况下,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大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2018年下半年宏观政策有所调整,但很多企业依旧难以摆脱流动性困境甚至破产倒闭,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这种局面的存在,2015年股市大涨之后爆发股灾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调整一般需要3-5年时间,如果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那么,2018-2020年就成为调整探底、转型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疫情爆发,则使今年的压力更大。 (三)现在仍处于抗击疫情与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 尽管中国赢得了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国际先机,但目前仍面临着抗击疫情需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关系更加复杂给中国对外贸易、供应链和产业链带来更大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剧烈震荡产生的冲击;封闭隔离时间拉长加重经济重启成本;传统周期性下滑因素和趋势性下滑因素交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在挑战不是消除了,而是更加严峻了。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下滑6.8%,创下40年来的最低。 受疫情输入防控(特别是周边国家疫情加重)和外需萎缩影响,二季度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预期还要大。 正因如此,中央对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毫无疑问,在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剧烈变化之际,中国要做到“六保”,实现“六稳”,巩固和增强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非常大,但这又是巩固抗击疫情难得的先发优势,对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国家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意义深远,必须全力以赴,积极争取! 为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今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出台一系列举措,接下来还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总体看,今年利率水平会进一步降低,货币总量扩张速度会明显提高,减税降费和社会救济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明显下滑,但中国政策潜力和市场容量很大,产业链比较完善,经济发展韧劲较强,特别是中央强调要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就推动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人民币汇率应该基本稳定,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应充满信心!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懿宸 包婕 作者: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 包婕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一、当下中小企业信用环境和风险背景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爆发影响,我国整体信用宏观环境受到一定影响,各产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中国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 其中,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全球疫情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现金流不足、资金短缺、供应链紧张、运营成本增加等问题,一些中小企业甚至面临倒闭和破产风险。从信用维度来看,外部风险增加也导致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增大,因而在融资上中小企业可能存在门槛提高、成本增加的问题。尽管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层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和落地了相关举措来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各地金融机构也为中小企业融资打开绿色通道,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帮助企业共渡难关。但这也对中小企业的信用品质提出一定要求,增加扶持力度并不意味着打开风险敞口,降低信用风险防范标准。相反的,在市场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反而会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防范。中小企业本身财务信息质量较低、非财务信息缺乏整合的问题,加大了政府监管和金融机构辨别优质企业的难度。因此亟需引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学和指标来帮助提高信用风险评估效率。 二、ESG在系统风险下的作用 ESG涵盖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三个维度的因素,可以有效衡量企业信用品质并为投资者提供价值投资的信息基础。在当前外部系统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传统信用评估方法存在一定限制性,无法全面考量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而ESG能够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进而从监管、投资和信息披露等多个维度为完善信用风险防范、加强企业信用监管提供新路径。 (一)对监管层面而言,有助于信用体系完善和监管 从监管层面,纳入ESG指标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对新型信用风险的监管,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随着我国顶层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监管政策方面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约束性正稳步增强,社会参与主体的相关风险暴露程度也日益提高,因此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也要及时跟进政策和市场变化,充分将环境和社会指标纳入信用评价考量中,以提高信用监管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同时,基于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发展体系,从监管层面加大对ESG的关注度,能够引导更多市场参与者提高ESG风险意识,影响到金融机构和企业采取行动来响应监管环境变化,进而推动信用市场向更高质量发展。 (二)对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从金融机构层面,ESG有助于提高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防范,强化机构的资产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在一月以来全球市场“黑天鹅”事件不断的环境下,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财绿金院”)对我国公募基金进行统计,发现截至今年3月末,61.36%的国内ESG公募基金区间收益率表现优于中证全指;对标沪深300指数,则有高达93.18%的国内ESG公募基金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率。市场实践证明,将ESG理念纳入投资中可以缓解市场风险,而将ESG纳入信用风险管理中也是同理。中财绿金院通过对ESG与企业信用违约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与违约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企业ESG水平越高,发生违约的可能性相对更低。因此,通过将ESG理念纳入信用风险管理中,能够增强金融机构对市场风险的防范能力,同时能够加强对企业质量的识别。 (三)对中小企业而言,有助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从中小企业层面,将ESG纳入治理体系有助于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架构,形成可持续的管理模式,进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同于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监管政策对中小企业的约束性和信息披露要求相对较低,这也导致了中小企业治理相对不完善、信息透明度不足、合规性有待加强。信息透明度低加大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壁垒,一些中小企业常常因为低于融资门槛而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果说财务指标评判的是企业的经营能力,代表了企业的信用能力,那么ESG则代表了企业的管理能力,代表信用品质。通过ESG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自身信用品质,能够依靠绿色金融工具进行投融资,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获得更低利率,通过绿色信贷获得利率优惠,通过绿色票据获得再贴现优惠。另一方面,在面对加大的市场风险时,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一些企业甚至难以持续经营。中小企业需从自身视角出发完善内部治理、提高抗风险能力,才能从市场风险中涅槃重生。因此,将ESG纳入企业管理将有利于提高企业信用品质,能够促进公司经济转型、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为中小企业可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助力。 三、将ESG纳入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政策建议 (一)将ESG纳入信用体系,增强监管数据整合 建议监管部门将ESG相关指标纳入信用体系,同时加强这方面信息的整合。通过ESG指标整合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的信息,能够将当前各部门分散化的信息加以有效应用,有利于提高相关部门的监管效率,促进依法行政和政府决策。通过进一步打造企业ESG信息相关平台,有关监管部门可以应用ESG信息监测企业的非财务指标和违法违规的实际情况,进而优化企业监管方式,实现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监管部门提升自身的依法行政水平和效率。 (二)加强金融机构指导,提高信用风险防范 建议金融机构将ESG理念纳入现有信用评估和管理体系中,强化风险管理能力。通过ESG信用评估体系,金融机构可以从除财务指标以外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个非财务维度来衡量所投资产的信用品质,在中小企业本身财务信息利用价值较低的情况下,结合非财务信息能够弥补传统信用评估体系的不足,有助于完善和优化金融机构信用管理体系。通过将ESG纳入投资理念,逐步将资产分布向可持续、高质量的产业转移,在系统性风险加大时,这类高质量的资产主体往往有更强的风险适应能力和管理能力,更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实现“风险向质量”的转移,进而缓解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 (三)开展企业ESG培训,鼓励加强ESG信息披露 建议通过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引导,逐步加大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和能力建设的培训,并将培训范围逐步从上市公司扩大到涵盖中小企业。通过对企业进行ESG能力建设指导,提高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认识,帮助企业了解企业ESG整合的有用性和必要性。通过将ESG理念融入公司管理战略、提高ESG表现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市场价值,在经济转型大环境下实现市值回升,增强企业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提高企业ESG相关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进而使得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讲座教授,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验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