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综指上周飙升近6%到今年以来的新高，上穿了850天移动均线约4% （图表1）。我对上证综指到今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的交易区间预测是在2700 – 3200之间。自我们2019年11月10日的展望报告《静水流深》以来，上证一直交易在2647和3152之间。现在指数来势汹汹的势头，似乎只要再猛攻一天，上证就会轻易地超过我们预测区间的上限。 图表1：上证综合指数已突破850天移动均线。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专家们将上证的暴涨归因于中国央行在端午节期间近十年以来首次下调再贴现贷款利率。市场共识普遍认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已转变为“松信用、紧货币”。大家也都不断地提到了上证相对于我基于我的经济周期理论的、850天移动均线运行的情况。850天是一个3.5年的经济短周期中的交易日数，我的经济周期理论推演出来的850天移动均线一直在有效运行，不断为投资者提示了上证的重要拐点 （图表1）。而现在，上证再次升穿了这条重要的移动均线。 但信贷和货币供应数据描绘的景象与市场共识的看法不同。尽管社融总量和M2都出现了一些加速的增长，并超出了预期，但这两项货币、信贷数据的变化速度自2018年初以来一直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数据并没有显示所谓的“宽信用、紧货币”的局面。从历史上看，信贷和货币供应之间的增长差异一直与上证表现密切相关。2018年初以来，这两个指标增速一直保持均衡，这也是上证一直停滞在交易区间内的关键原因之一（图表2）。 图表2：与货币供应相比，信贷扩张没有加速。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 未来几个月，CPI将继续呈下行趋势，为中国央行继续放松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些空间。因此，信贷和货币供应将继续支持上证。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将继续加速“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将发现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尤其是考虑到美国股票估值过高和债券收益率下降的环境。 在我们2020年4月19日的报告《亚洲强国：市场运行至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中国将开始长期跑赢》中，我们强调了中国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的长期机会。当时，这份报告遭到了广泛的质疑。然而，自从我们的报告发表以来，A股、港股市场都表现强劲，尽管最近的新闻头条令充斥着负面的消息。虽然我们对A股、港股保持积极的态度，而且我们在共识之前早已看到了这个长期的投资机会，但我们会保持头脑冷静，尤其是在一个没有正确解读宏观数据就变得过于兴奋的市场里。 在我们六月十日的下半年展望报告《潜龙欲用》里，我们再次为投资者提示了下半年A股、港股的长期投资机会。这两个市场都开始显示了长期投资价值。同时，我们的量化分析显示全球范围内，价值股跑输成长股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极端。因此，价值股、周期股应该开始跑赢。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长期布局的机会。
7月5日，元气森林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元气森林工厂开放日在安徽滁州举办，元气森林首家工厂也正式亮相。 据了解，元气森林工厂位于滁州市琅琊经济开发区，占地200亩，总投资10亿元，该工厂一期投产后拥有3条高速生产线，可生产燃茶、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森林乳茶、功能性饮料等健康饮品，年产量超过4.5亿瓶。2020年可实现产值3亿元，实现税收1000多万元。元气森林未来计划在全国建立3座自有生产基地。目前，元气森林已经开始筹建天津工厂。 元气森林的创始人为唐彬森，2016年创立了元气森林。目前，元气森林已经完成了天使轮、A轮和B轮的融资。2019年10月，元气森林完成新一轮融资，融资额为1.5亿元，由龙湖资本领投，高榕资本和黑蚁资本跟投，元气森林的估值已经达到40亿元。 在新工厂投产之前，元气森林所有产品均为代工生产。其中，主打产品元气水的主要代工企业为健力宝旗下北京、镇江、佛山的工厂；燃茶的代工企业为北京、昆山、泰州的统实工厂；果の每日茶代工企业为东洋饮料（常熟）有限公司；新推出的功能饮料“外星人”则由奥瑞金（002701）代工。
虽然去年底全世界没有一个分析师预见到新冠疫情的爆发，但今年股市在疫情严重冲击下，逼出宽松货币和财政刺激后，的确表现非常好，和经济表现出现了脱节。因此，一些悲观的分析师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 7月3日上周五，财新公布的6月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较5月上升3.4个百分点，达到58.4，这是2010年5月以来最高，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而此前公布的6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提高0.5个百分点，达到51.2。 两大行业PMI双双回升，带动6月财新中国综合PMI提升1.2个百分点至55.7，这是2010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 而反映内需消费的全国汽车销售，在5月录得11个月以来的正增长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6月汽车销量约228万辆，按月上升4%，按年更录得双位数的百分之十一增长，将是连续两个月录得按年升幅。 再看下金融方面的消息，人民银行7月1日起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其中，再贴现利率下调到2%，这是再贴现利率近10年来首次调整。央行希望可以缩短货币政策传导链条，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政策的直达性，有利支持小微、三农企业。 诺亚研究反复强调过的一个知识点是，经济活动扩展和金融宽松同时出现，是利好资本市场长期表现的最佳组合，相反，那些政治军事冲突，国际关系紧张等吸引眼球，让人担忧的新闻，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非常短暂。当然，近期此类新闻集中出现，大家也不能完全忽视，适当调仓对冲市场下行风险。 两大利好的最佳组合同时出现后，市场对经济复苏前景更有信心，7月开始的三个交易日里，A股持续上涨。上证综合指数达到3153点，回到2019年4月的点位，相对于3月最低点反弹了19%。深圳成分指数表现更好，不仅从3月低点反弹了45%，还创下了2016年1月以来的新高。 特别重要的是，上周四，周五，上海和深圳两市连续两天成交破万亿。上一此成交破万亿还是3月份，当时市场憧憬人民银行的开闸“放水”，其后央行‘放水’步伐减慢，两市成交亦一度降至不足5000亿元。不仅如此，上周四代表外资的北向资金亦大幅净流入171.16亿人民币，创历史上第五高，而北向资金的买卖总额近1，500亿元人民币，创了历史新高。 之前我们多次告诉大家的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一旦经济复苏的趋势确定，那么之前表现落后的一些板块比如金融、券商、房地产和汽车就会表现更好，这当然与“均值回归”有关系。 最近A股气势如虹，表现最好的并非上半年独领风骚的科技、医药、和消费三大行业，而是曾落后大盘的房地产和大金融板块，特别是券商、保险股升幅显著，上周四光大证券、招商证券等11只券商股集体升10%涨停。 香港股市也在7月的两个交易日表现喜人，上周四成交量1760亿元，创下今年第5高的记录。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房地产板块和银行板块，券商和保险板块都同样大涨。由香港股市没有涨停板限制，光大证券在上周四一天就涨了27%。 房地产板块表现好并不意外，之前已经讲过了香港和国际一线城市的情况。回到国内，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按月上涨0.53%，升幅较上月扩大0.22个百分点。其中，77个城市按月上涨，23个城市按月下跌。如果下半年疫情没有再现反复，房地产行业或有望迎来更强劲的反弹。 而大金融板块表现突出，当然和板块估值处近十年来最低有关，比如银行的市净率只有0.7倍；但更加重要的催化剂有四个： 第一就是刚刚提到的货币宽松，央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目的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但“传统智慧”认为宽松政策更加有利于金融和房地产板块，这两个板块也成为近期资金流入榜的前两名； 第二是近期传出的监管机构计划向银行发出券商牌照； 第三是李克强总理指出，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第四，券商板块表现喜人除了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使得承销和保荐业务大增，新的催化剂则是投资者乐见的券商与券商之间，券商与银行之间的“强强合并”，打造大金融“航空母舰”。市场传言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合并将打造一家规模达820亿美元的投资银行。虽然两家公司否认了相关信息，但上周五他们的股价都双双涨停，中信证券股价更创近5年的新高。 不过，上周表现最佳的并非中信证券，而是光大证券，一周升幅58.5%，接下来是中信建投的34.2%，招商证券的28.1%和申万宏源的27.3%。核心原因就是他们的估值较低，即使大涨之后市净率最高的招商证券，也不到1倍，只有0.83倍，他们很可能成为券商强强合并下被收购的目标。预计券商板块接下来还将受益于创业板注册制和科创板缩短审核周期的新规。 7月股市开局理想，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乐观的投资者强调A股新一轮牛市已经启动，券商股作为牛市风向标，上周整个板块涨幅21.3%。前面提到的交易量大增，连续两日突破1万亿，上周四北向资金近1，500亿元人民币的成交量创下历史新高，以及6月以来，A股融资融券余额大增。这些让乐观的投资者有理由继续乐观。 他们特别翻出去年底一些分析师的观点，认为A股存在三年半的运行周期，每七年左右会迎来一次牛市。新一轮周期是2019-2025年，目前正处在2019年开启的牛市上行阶段。 虽然去年底全世界没有一个分析师预见到新冠疫情的爆发，但今年股市在疫情严重冲击下，逼出宽松货币和财政刺激后，的确表现非常好，和经济表现出现了脱节。因此，一些悲观的分析师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 诺亚研究的观点是，当前A股正受益于两大最佳组合，经济活动扩张和金融条件宽松，因此有理由保持适度乐观。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国家统计局将于7月16日公布第二季和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数据，是不是比市场预期的更加理想，将影响A股的走势。中国在疫情控制上领先全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中国将成为主要经济体里，唯一取得正数经济增长的国家。 保持乐观的同时，大家也要记住另外一个关于A股的知识点，就是历史上，牛市从开始到结束，通常是券商启动，接下去银行、保险、地产相继接力，然后是有色、煤炭、钢铁，最后就是见证熊市开启，散户被套的时刻。 诺亚研究七月中旬将发布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的视频版和文字版，我们将提供更加详细和专业的分析，帮助大家跟上牛市的趋势，避免坠入熊市的陷阱。一个特别重要的行动点就是做好“股债平衡，国内和海外配置均衡”。
笔者按：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一方面，2019年向农业流入的投资只有12633亿元，只占全社会总投资的2.25%；按2016年数据，通过中国邮储、中国农行、农商行和农信合农村储蓄向城市流出了3.1万亿元。仅这四条渠道从2009到2016年累积流向城镇和非农业资金规模达10.8万亿元。笔者估计，2017到2019三年，流出资金也在10万亿元左右。其深层次的原因：农村耕地等土地不由市场交易进行配置，其是生产资料，而不是资产。 另一方面，农业劳均耕地太少。从国际比较看，农业就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只有8.6亩；劳动生产率太低，粮价比国际市场高1/3，但是种粮亏损，农民种粮年收入2000到4000元之间；农村耕地撂荒和糊弄种植的面积，估计在1.5到2亿亩左右。 耕地的所有权为村民集体所有，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原则要坚持不变。遇到问题在于耕地集中的方式和产权分层上。 1． 出租流转集中模式 之九已经讨论，耕地通过合作社形式的村民新型组织集中而规模化，再好不过。但是，种粮食这种简单生产方式的收入根本就消化不了其组织成本。因而，可采取的第一种模式是，由承包户出租流转土地，向种地大户，或者向种地农业公司（这种公司可能很少，因为风险太大和利润太低）集中。其有如下问题。 （1）租期时间一般较短，无种地恒心，租用者短期利益，掠夺式种地，承租方不可能对土地有长期投入。 （2）耕地承租集中者一对多个本村土地承包者，特别是对跨村跨乡农户谈判，其时间长、成本高、难度大。 （3）种植大户赚钱较多时，出租者可能提出加价要求，甚至予以毁约；遇到亏损年份时，承租者亏损，可能会弃约。 （4）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和市场供求蛛网波动影响较大，承租者希望丰收年和欠收年，供需大年和供需小年之间进行平衡。而与出租方的租期短和不稳定的这种局面，其承租的风险很大。 （5）使用财产权不能交易，耕地就只能是生产资料，而不是资产，不能向银行抵押，也就不能借到贷款和吸引投资者，资本也因不产资产，不能定价，无法流入农业。 （6）政府的农业补贴，是补给承包户，还是补给承租者？各地者程度不同地在基层政府、所有者、承包户和承租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截留、漏损和混乱不清。 2． 耕地配置的三权分置模式 即耕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种地权分开设置，也就是在法律上再界定一个种地权，使耕地能够依法流转。这是加快农业耕地流转集中规模化的一个改革设想。但是，这是一种本来将要素二元配置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元配置体制改革，形成的新二元格局。可能使耕地所有制内部结构多层次化和复杂化，在试点推进时，可能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1）三权分置，通过种地权方式集中耕地，是原承包农户自愿转移，还是政府推动强制转移？年期多少，是出租农户与承租种地者之间协商，还是政府强制确定？租金（短期）和出让金（如10到20年）是随行就市，还是政府定价？ （2）种粮和其他各种补贴是给承包户，还是给种粮食户？以前是给承包户的，他们已经将其当成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如果补贴转给种地者，那么是额外再增加政府补贴，还是强制从目前承包户扭转过来？ （3）假定种置权年期10到20年，可能原承包户家庭和人口未来变化较大，也可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人口进城，比如货币严重贬值，承租到期时耕地如何回归，或者出让金如何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由出租和出让者补偿？ （4）在种地权10年和20年中间，有土地规划和用途变动，集体土地入市，是不是给长期承租户分配，承包户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收益如何保障，土地交易利益如何在原承包者和承租种地者之间进行分配？ （5）承租种地权更不可能交易，耕地仍然是生产资料，不可能是资产，也更不可能抵押和以市场交易价值地入股。因此，更加无法获得贷款，也无法吸引投资者进入粮食生产领域。耕地仍然没有抵押贷款和吸引投资注入农业的功能。 3． 耕地由市场交易进行从分散到集中的配置模式 第三种方式是坚持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不变，明确承包户耕地使用财产权，延长使用年期，农业耕地放开通过使用财产权交易、入股集中等而规模化生产经营。 （1）耕地明确承包户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期限如英国一样延长到999年，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可以向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开放。 （2）耕地使用财产权可以抵押、入股和继承。 （3）耕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和入股，可以形成家庭农场，可也可以形成特大型农业公司（生产规模大到其收入可以覆盖公司形式的组织成本）。考虑中国国情和农业中的劳动力数量，农户集中，家庭农场式的逐步集中，可能容易推开，动荡较小。 （4）由于耕地用途变成非农业和非生态等用途时，其交易的增值较大，初始耕地承包家庭与通过交易耕地集中者之间，需要有耕地规划用途变化时，其交易收入在二者之间予以合理分配的约定。 根据学者们对1993年墨西哥农村土地确权并允许交易市场化配置改革研究的文献看，其效果为：一是耕地并没有被撂荒，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二是粮食产量提高了13%左右；三是土地确权和交易，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水平；四是释放了被土地实物分配黏着在土地上的人口，提升劳动力向外迁移的数量。进行了确权的家庭，其外迁率比还没完成确权的家庭高28%，对全国农场的普查显示，人口外迁总量中，有20%的人口选择外迁是因为进行了土地确权。 因此，笔者认为，耕地应当在三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二元配置体制向市场一元配置体制并轨。应当通过农户之间耕地市场交易集中的方式，推进耕地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 相关阅读： 周天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的梗阻与失衡 周天勇：中国经济循环中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出 周天勇：城乡间循环梗阻与各类经济因素的双向流动不畅 周天勇：如无重大举措，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弱 周天勇：小康国家向富裕社会转型的财富及资产梗阻 周天勇谈放开土地交易：避免货币金融体系暴发风险 周天勇：国民经济诸多问题的总症结是土地体制扭曲 周天勇：在坚持宅地公有原则的同时让农民得到公平的资产和财富 周天勇：农业粮食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好
大师级的思想家和十几岁的小姑娘，有着相似的理念，这再次说明了人性的共同之处，共通之处。人是有可能摆脱心魔的沉沦，超拔而出的。如果没有这种意愿，人类的命运就是万劫不复。 上周的秦朔：我不知道走向哪里，只知道不能走向沉沦的最后，提出了人性到底是什么，人类能不能走出沉沦的问题。 问题提的有些悲观，但却是这几年和不少朋友交流时的共同忧虑，即感到社会的分化、分立、分裂越来越严重，能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s）越来越少。从我的观察看，分化确实是一种现实，但社会中有如此强的鸿沟感、断裂感，社交媒体是放大与加强人与人冲撞的重要推手。 在社交媒体上，怼、滚、拉黑、污名化等情绪随处可见。很多的争论，不是为了就事论事，论事究理，真理越辩越明，而是借事对（怼）人，有争无论，有论无据，有据无实，所以不可能求同存异，最后都是分道扬镳。 其实没有胜利者，胜利者不过是坚持到最后的最能发泄者。 我有时想，如果人类有下一次大战，一定会先在社交媒体上酝酿与升腾。 这样的问题，是现实的折射，还是人性本就如此，社交媒体只不过提供了一个让真实的人性自由表现的空间？为什么社交媒体上有那么多不友善、猜忌、嘲讽、仇视的蹬踏动作，似乎只要“制造”出“敌人”并把他们骂得狼狈无语，就赢了，就兴高采烈。 这样的“赢”，赢的越多，内心越不安定，越嘈杂，越杂乱。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王阳明说“明善是诚身的工夫”，意思都是人要自我反省，通过反省与合乎天道的道德观念相一致，这是最大的快乐。“乐”来自诚，来自自省后发现所思所为没有偏离良心。“乐”是一种合乎良心要求的满足。 《孟子·离娄下》举了颜渊的例子。“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别人都觉得颜渊太穷太苦，但他自己很满足，很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把愤怒发泄在别人身上，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这是我们古老文化中所认可的人格和快乐之道。 今天，国学热隔一段就来一波，国货潮更是方兴未艾，但扪心自问，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践行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吗？ 将心比心，这是“恕”，就是一条基本的价值观。《论语》里有这样的对话：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性到底是什么？是善是恶，还是“无善无不善”的白板，抑或动物性和社会性的二重奏？人性是天定的还是后天习得的？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贯穿着一部中国思想史。这里仅举三个思想家——孟子、荀子和王夫之的例子。 一是孟子，“性善论”的代表，他将人所含有的善的潜质视为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四端”，恻隐之心导向仁，羞恶之心导向义，辞让之心导向礼，是非之心导向智，所谓“四德”。 二是荀子，“性恶论”的代表，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生也固小人”。他的观点是，人的本性是“好利”，所以只会争夺，不会辞让；本性是“疾恶”（嫉妒憎恨），所以残杀陷害，让忠诚守信消失；本性是“耳目之欲”，“好声色”，所以淫荡混乱，让礼义法度不见。因为人性如此，所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那是一定要出事的。 孟子和荀子的理解看似截然不同，其实也有相通之处，就是强调无论扬善还是弃恶，个人都要付出努力。孟子好学，荀子劝学。孟子讲修身，反求诸己，“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总是要有一点理想的，有人问：“士何事？”孟子答：“尚志。”再问：“何谓尚志？”答：“仁义而已矣。”孟子讲仁义，荀子讲礼义，荀子强调“今人之性恶”必须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去约束。 个人努力是重要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的是后天的学习环境。《孟子》提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说的是外部环境的引导性。 在人性善恶方面，我很喜欢王夫之的思想。 首先，他对人性的认识是“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大家一样是人，所以仁义礼智的道理，“下愚”（下等愚笨之人）也不会湮灭；声色臭味这样的欲望，“上智”（上等智慧之人）也不会缺少。人就是理与欲的统一，二者可以结合而“不相悖害”。 其次，他提出“习与性成”、“日生日成”、“继善成性”，这是动态的人性观。人性不是先天命定、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先天之性”是“天成之”，“后天之性”是“习成之”，习行成习惯，习惯变习性。王夫之认为，阴阳二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人在和天地的互动中，“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性者生也，日生一日成之也”。人性是一天一天长养起来的，不是一受成型的，人性是“未成可成，已成可革”。 王夫之还认为，人性源于善，善不可能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只有坚持“继”，方能成“性”。“继善”就是人把从天道获得的善保存巩固起来，凝结为自己的本质，有了这种内化的“善”，就“成”了。 我之所以喜欢王夫之，是因为他揭示了人性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继天之善，继之成之，以成己性。“不成未有性，不继不能成”，这是需要一生的磨砺的。 在简单梳理了思想史上的善恶论之后，我们重点谈谈恶。 在历史上，恶往往被认为是和个人不加节制的贪欲相关联的东西。近现代以来，由于人的价值被肯定和高扬，欲望的正当性随之被肯定，这构成了近现代商业文明的伦理基础。 与此同时，人类对恶的认识，开始更多和人与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从人人平等这一近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基石的角度看，恶，就是非人化，就是不把人当人，剥夺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就是施害于人。而歧视、骚扰、欺凌、欺骗、压榨、暴力，以及制度性的资源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等，则是恶的手段。 谈到恶，不少人都觉得自己是恶的受害者，经常被欺负，遭受不公。其实，恶之源埋在每个人心里。这有大量研究可作证明。 1963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伦主持了一个关于“权力服从”的实验，以测试人们的行为是更加遵从自己内心的道德，还是更服从权力。当时，实验组有偿招募志愿者，说要进行一项“惩罚是否对增强记忆力有帮助”的实验。 两组人分别扮演老师和学生，学生被绑在椅子上，手臂上用电线连着按钮，如果答错了，老师就给对方实行电击。电击按钮从15伏开始依次增大，分30档，最高电压为450伏（实际没有电流通过，经过表演培训的学生根据电压大小做出各种痛苦反应，展示给老师一方）。 整个实验的参与者超过1000人，从20岁到50岁，各种职业都有。但不管实验细节怎样变化，结果基本都是：近2/3以上的人选择对别人进行了最高电击。而在实验之前，在实验组承诺不披露结果的情况下，被采访的“老师”绝大多数都回答，不会对对方进行电击，“绝不会做出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虽然这一实验主要是为了揭示人们不敢违背权威（即实验组织者）的要求，但也反映出，人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实验组织者保证“老师”不承担责任），往往倾向于以非人道的方式，甚至是更强的力度，打击别人。 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金巴多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证明，在强有力的系统及情景的支配下，好人也会作恶。参加实验的24名大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进入到真实的监狱中，一组扮演狱卒，一组扮演囚犯。 狱卒配上警服、电棍、太阳镜，囚犯则脱光衣服，喷防虱粉，换上囚服。狱卒有权体罚不听话的囚犯。一开始没有什么问题，但很快两组人都进入状态。狱卒不断加大对囚犯的体罚力度，囚犯反抗被制止、被惩罚后，逐渐放弃反抗，越来越像真正的囚犯。 在这个过程中，残暴的狱卒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抵抗住了压力，宁可放弃实验，也不作恶。 菲利普·金巴多教授后来写了一本书，《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路西法是《圣经》中恶魔撒旦的别名，他原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后来过度骄傲，带领1/3的天使叛变，战败后被锁入地狱，变成了撒旦。 没有随随便便的善恶，它们都潜伏在那里，就看外面是什么环境，有什么力量，把它们诱导出来。 最近我在思考人性善恶时，从中获得教益最多的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斯蒂芬·平克所写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这本书会让那些对人性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的人，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比尔·盖茨曾评价，这是他“这一生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它不只是一项历史学术贡献，还是一项对世界的贡献”。 平克将“暴力呈现下降趋势”作为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因为“一个人如果时刻忧虑自己会被劫持、强暴和杀害，如果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可能在落成之际即被洗劫和焚毁，他就很难在生活中发展精美的艺术，很难学习和经营自己的事业”。他说，“如果这不叫进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算是进步”。 今天依然存在很多暴力。“这些不长毛的猿猴到底给自己的同类制造了多少苦难啊！一旦想到这一点，内心就充满无法言说的痛苦。”平克说。 但是，“过去的世界更加糟糕”，“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平克指出，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中世纪欧洲的凶杀率比今天要高出30倍；奴隶制、残酷刑罚和滥用死刑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常态，如今被废除了；发达国家之间已经不再发生战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死亡也只是几十年前的一个零头；强奸、家暴、仇恨犯罪、严重骚乱、虐待儿童、虐待动物——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减少。 20世纪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但平克强调，虽然20世纪死于战火的绝对人数是历史最高，但考虑到世界人口的总数，它还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纪吗？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造成400万人死亡，中叶的清朝农民起义造成2000万人死亡，稍后的美国内战造成65万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鲁王国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万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国联盟之战消灭了巴拉圭6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猎捕奴隶、贩卖到美洲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纳粹大屠杀。 …… 平克把暴力降低作为人类进步的宏观尺度，但他的出发点不是把历史演绎成“正义反抗邪恶”的道德传奇，而是试图说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暴力降低的原因。比如近代的“人道主义革命”促进了暴力降低，原因在于印刷技术发达、书籍报刊的普及流通以及书报读者的大幅度增加。阅读使人可以设想他人的经验与感受，理解“他者”不一定是邪恶的威胁，从而减少残酷虐杀的意愿。 关于人性的善恶，平克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也不假定人性本身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变化、改善。他认为，人性中间有一些动机促使人向恶（“心魔”），也有几种动机促使人为善（“善良的天使”）。至于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或倾向于利他与合作，往往取决于环境因素的触发。 平克所说的人类“心魔”包括：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意识形态。人类的“善良天使”则包括：移情（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制、道德感、理性。 究竟是哪些力量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并驱使暴力成倍下降呢？ 1、利维坦：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 2、商业：商业是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游戏，技术进步使产品交换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 3、女性化：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 4、世界主义：包含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换位思考，扩大同情的范围； 5、知识和理性：理性的滚梯使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的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平克的上下两卷巨著证明，人类在进步，进步源于暴力降低。 但是，暴力导致的苦难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人类已摆脱了所有苦难。饥饿、贫穷、疾病与营养不良、缺乏教育、天灾疫病、失业、制度性暴力（族群冲突、性别歧视、宗教斗争、劳动剥削、环境破坏等等），依然在不同的社会之间以及许多社会内部造成苦难。恶的表现形式没有历史上那么极端和血腥了，但非人化、不把人当人、不尊重人的情景可能更加日常化、普遍化了，从官场、商场、工厂、职场甚至到校园，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恶和暴力依然存在，平克在书的最后说：“但是，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法设法降低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下降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下降成为可能。” 最终，扬善抑恶靠的是文明和启蒙的力量。 这本书的译者安雯在《译后记》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她女儿在美国高中十年级的英文课上，领到了B组的作文题“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战争的梦魇”，A组的题目则是“人类可以消除战争，实现永久和平”。她在作文中写道：“最后的真相是，作为人类在进化中形成的本能、动机和多样性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结果，战争毕竟是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事实。但是，尽管这一假设意味着（消除战争）无解，我们却绝不能停止探求。人类从这一挣扎脱身之刻，即是陷入万劫不复之时。战争永远无法彻底消除，但我们为消除战争所做的努力，却仍然能够为人类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大师级的思想家和十几岁的小姑娘，有着相似的理念，这再次说明了人性的共同之处，共通之处。人是有可能摆脱心魔的沉沦，超拔而出的。如果没有这种意愿，人类的命运就是万劫不复。 世界正在大迷局之中，沉沦与超越有时只是一念之间。 一位年轻的企业家说：“人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污染的，当你对一件事做判断的时候，你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实，了解之后你需要的不是睿智，而是面对事实时是否还有勇气用理性、用常识来判断。常识是显而易见、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各种形成的偏见和个人利益的诉求蒙蔽了我们。” 从这一念到那一念，虽是一线之隔，却需要用一生去努力和维护。
7月5日电 叮咚买菜的创始人梁昌霖，是真正的军人出身，读的是军校，毕业后在部队服役十多年。新冠肺炎疫情危中有机，宅经济、在线新经济的风起云涌，把叮咚买菜送上风口，梁昌霖也“一朝成名天下知”。 虽然不少商界大佬都是军队出身，如“定个小目标，赚他一个亿”的房地产巨头。但在如潮的创业大军中，退伍军人其实并不多见。军人的天性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这与创新创业多少是有些冲突的。但梁昌霖不仅创成业了，而且还不止创成一次业，而且创的还是互联网经济这个新业。这确实令人大跌眼镜。 与梁昌霖约谈见面，目睹真人后，还真是有些军人气概，他是板寸头，身穿公司文化衫，袖臂处印着“铁军”二字。文化衫讲究随意，这两个字一印，倒有制服的味道。 70后的老梁是资深“张江男”。据他说，军校毕业就进了部队，脱下军装拖着行李箱就直奔了上海。坐在地铁二号线上，看到唯独“张江高科（600895）”的站名是四个字，而且有“高科”两个字，就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来就是十多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谈到一件事情，使我对老梁刮目相看。到上海后，他开发了一款视频剪辑软件，在美国论坛上共卖了80万美元。2002年这笔钱数目不小，在上海够买5套房。是购房置业、享受生活，还是激流勇进、开拓事业？大部分人如果在三十岁得了这么一笔财富，可能会选择安稳，不再“折腾”。梁昌霖却快速抽身，毫不犹豫地把第一桶金投入到再创业之中。 军人踢正步，走道很直，做人一般也直，爱认死理。创业投资本就是风险投资，投资人赌的就是明天，失败了，投资只能打水漂儿。可老梁偏偏不。2014年，老梁，那时估计还是小梁，创办的叮咚小区打不开局面，融来的资金也差不多烧完了，700人走得只剩30人。他卖掉自己亲手创立、运营稳定的另一家公司，把钱还上，让投资人退出。他说，他看重的是信誉。我想，也许他理解错了风险投资，投资人亏了也无损于什么商业信誉。但无论怎么说，这种做法确有“肝胆相照”的意思。 叮咚买菜属于生鲜电商。在很多垂直细分领域电商向综合平台电商转型的当下，老梁依然坚持要踢正步、走直道。苏宁、京东从只卖电器到什么都卖，亚马逊从卖书到什么都卖。而叮咚买菜就卖菜，不卖别的，至少现在是如此。用老梁自己的话说，不喜欢走捷径，就是踏踏实实把“卖菜”这件事做好。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对创业者来说，聪明、灵感、才华都不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偏执”才是。你看，正是乔布斯对完美近乎偏执的追求，马云对互联网电商近乎偏执的坚信，方能成就今天的苹果、今天的阿里。军人天性中创新活跃的一面或许少一些，但他们坚强坚韧坚忍的意志力，的确是创业者最为需要的。 我军历来是战无不胜的。愿老梁执掌的叮咚买菜一往直前。（牧显）
与此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当运行11年的人民币国际化“遇见”新形势——被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深刻改变的国际局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会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二者孰重孰轻？ 摆在眼前的这个问题似乎“刺激”了市场之敏感神经，各种观点与言论甚嚣尘上。 客观而言，“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与第五大支付货币”曾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十年之成果。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5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六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占比1.79%。环比4月，人民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3.40%，同时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10.32%。 同期，以欧元区以外的国际支付作为统计口径，人民币位列第八，占比1.22%。这与中国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现实并不容乐观。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美欧日英等国家纷纷推出大幅降息、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规模空前的社会救助行动，政府债务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大幅扩表，但疫情蔓延、经济衰退、社会不稳的压力仍然相当沉重。相对而言，疫情在中国先发并被率先控制住，且中国在防范外部输入、巩固抗疫成果、促进复工复产的同时，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抗击疫情。 中国在宏观政策调整方面远不及美欧日英等国家那么猛烈，但却又可能成为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民币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从而迎来难得的发展契机。 一国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水到渠道的过程，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镜像；本质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不切实际。它至少需要具备“国际影响力、国际收支逆差、高效安全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及金融市场”等三大重要条件。 因此，新形势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切忌盲目冲动，不能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妨少说多做，宜以强化内功，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为重。 “三大”重要条件 现实中，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就需要提高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计价与支付结算，以及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比如，美元是当今世界的国际中心货币，目前，其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计价货币的比重在40%以上，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占比在85%左右，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保持在60%以上。 要推动一国货币增强国际化，需要具备很多重要条件。其中至少包括： 其一，国际领先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最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该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要世界领先。 首先，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更不是仅仅体现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际排名上，还包括公民教育水平、科技研发能力、经济发展活力、社会法制环境、持续发展潜力、军事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仅仅GDP排名领先，并不代表其综合国力就一定领先，并不代表其货币就一定能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甚至其货币的国际排名还会大大低于其GDP的国际排名。 此外，即使综合国力强大，但如果闭关锁国，不能充分对外开放，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一定同样强大，所以，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拥有广泛而雄厚的世界投资和贸易往来基础，以及严格规范的货币自由兑换与金融交易监管体系作为保障，拥有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语言和法律以及可以对外输出的强大军事力量等作为支撑。这样，其货币才能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接受、流通并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正因如此，美国GDP在1890年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元并没有同时取代英镑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而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英美两国国际影响力发生根本变化，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才确立了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中国自2010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GDP排名），但10年后的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是很弱，与世界排名第二的欧元还相差甚远。 其二，保持很大的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逆差）。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还需要有合法途径实现该货币对外净流出，从而更多地为境外所拥有。这主要包括： 诸如“扩大本币支付结算的净进口；扩大本币对外净投资；以本币对外援助或贷款；央行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境外筹资者在该国发行当地货币债券”等等。 由此可见，一国货币要大量被境外所拥有，就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保持对外贸易、服务和资本的充分发展，并保持其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大额逆差，而不是顺差）。否则，其货币就难以更多地被境外所拥有，并在国际储备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这样，就需要该国充分对外开放，并具有足够大的国际收支规模与逆差。这就需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合作越发达，对国际中心货币的需求和支持就会越强。如果没有国际经贸往来与全球分工合作，也就不需要国际中心货币了。 其三，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与金融交易市场。 为便于货币的跨境流动，就需要国际中心货币的发行国必须建立起与世界各国广泛连接高效便捷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SWIFT），并要建立起货币流动严密的监管体系，确保货币流动过程中的安全，防止其被盗窃、挪用、无故扣押或被用于非法途径。 同时，记账清算方式的运用，又使得货币的境外所有者不得不将货币存放在发行国，从而大大增强货币发行国的资金实力，为该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在内的、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清算的各种金融交易市场，并允许境外货币所有者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有利于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增强其所持货币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而且又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模，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市场最主要的计价清算货币，其国际化就会受到很大束缚）。 当然，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并大量为境外所拥有，一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吸引大量国际投资者参与，既有利于增强其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其货币金融管理带来更大挑战，需要该国中央银行和货币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坚持国际准则，更好地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很好地控制货币投放与流动性调节，满足货币的国际需求，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与健康稳定，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能力。 所以，从根本上讲，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本质上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国际化，单独讲货币的国际化是不切实际的。 重大机遇来了 怎么办？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既要积极，又当稳妥。 的确，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重大机遇。首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发，给全球经济和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也成为世界各国应对重大事件冲击、国家综合管理能力，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态度的“试金石”。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疫情严重程度、经济衰退与社会状况，可能也会让世界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管理能力产生疑问？这也许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削弱美元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美国一枝独大的世界格局加快向多极化的转化。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深刻融入全球化大潮，形成全世界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货物贸易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外汇储备，拥有强大的科研施工力量，在5G领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而且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方面依然拥有巨大改革和发展潜力。 这样的改革发展推进过程中，中国会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稳定发展，致力于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比较优势会进一步增强。很显然，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大良机。 不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既积极又稳妥。 首先，对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所需要的条件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要有充分了解，不可盲目冲动。 如前所述，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是需要很多重要条件的，目前，中国GDP规模尚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是不现实的。而且必须清楚，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国际中心货币，并不是只有好处，还必须承担起维持该货币国际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有效抗击各种突发事件的冲击，维持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基本稳定等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需要对国际货币体系有准确把握，能够准确判断和有效处理国际关系。 今年3月份以来，对美联储大幅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并宣布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举措，不少人严厉指责其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运用货币霸权掠夺国际财富”，甚至认为美联储这种无限量宽的实施，必然导致美元极端贬值，终将会摧毁美元体系，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将美元储备（包括所投美国国债等）转换成黄金并搬回国内。同时，要加快建设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推广，争取数字货币的国际领先地位，做好美国封锁中国使用由其主导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SWIFT）的准备。 上述这些看法很有影响力，但却存在很多误解和偏差。 实际上，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美联储就成为隐形的世界中央银行，要维持美元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稳定，会受到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冲击，也会对全球货币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目前情况下，如果美元流动性和美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问题乃至爆发危机，全球货币金融都将遭受重大影响。所以，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联储迅速采取超乎想象的强力举措，是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效果也是明显的。而且，在危机过去、市场稳定下来之后，美联储还可以降息逆向调节，收回多余的流动性。 同时，必须看到，美国的融资结构通常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这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存在很大不同，所以，美国M2与GDP之比，2019年末也就刚刚突破70%。即使近期美联储大量投放流动性，M2与GDP之比明显上升，但也只是达到76%左右，这与中国目前M2与GDP之比达到210%左右相差甚远。所以，美国央行大幅扩表，并不代表美国货币总量就会按照固定倍数扩张，就必然会造成美元大幅贬值甚至摧毁美元体系。相反，面对重大危机挑战和市场流动性急速萎缩，美联储及时行动大量投放流动性，有效遏制危机爆发和市场动荡，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可能更有利于美元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所以，对于美国3月以来快速推出一系列强力宏观调控举措，需要客观理性看待，特别是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中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遇到这种重大疫情冲击，我们又该怎么办？ 也正是基于上述判断，现在既无急于抛售美国国债或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搬回的必要，也不存在短时间内高达上万亿美元的买卖市场（最后，只能由美联储兜底），此时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将激化中美矛盾，而且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对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加以指责，认为中国依靠优惠政策（高回报率）吸引投资以及廉价出口赚得外汇，却又不得把外汇不存放境外或购买境外债券，获取非常低的收益。同时，在境内又不得不在商品出口的同时，由银行把外汇换成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被动投放以及货币总量远超可交易财富规模，引发通货膨胀，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纯属“赔本赚吆喝”、“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一直有人强烈呼吁应该压缩国家外汇储备。但这种看法漠视了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扩大进出口对促进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本没有看到我国能够积累超过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形成的巨大通货积累，成为中国密切国际关系、增强国际影响力、抵御国际资本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巨大力量（国力），所以，只要不是通过扩大外债形成的，非常时期下，外汇储备未必多了就不好，不可急于花掉。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保持定力，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注重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高质量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其中，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要纳入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但仍要坚持少说多做，扎实推进，而不能盲目冲动，认为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就应该同时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不能急于公开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行动上，不应再把重点放在离岸中心建设或者急于让人民币加入SDR等国际组织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强化内功，切实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注重消除社会不良债务损失，努力提升货币内在质量；切实加强对外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人民币使用，减少外汇使用；切实加强人民币在岸交易与清算中心及相应的国际清算体系（如CIPS）建设；切实加强规则完善、监管严格、公平公正的国际化金融交易中心建设，包括股市、债市、外汇、贵金属、大宗商品等市场；切实增强国家驾驭国际金融体系、防范和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 与此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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