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一想到注册制，我就想起“时间”的概念，在将近30年的时间，这个话题一直没有停息，这里用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艾略特的几句诗描述： “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在出发、评估、再出发。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也意味着我们资本市场的再出发。 2015年4月，《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一次审议，提出确立股票发行注册法律制度。这个突破口一直等到了2018年，中央领导在首届进博会表示，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去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今年3月1日，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明确了未来整个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将会向注册制转型。6月12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政策发布。15日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IPO等的申请。 注册制只是我们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制度的一个变革？或者说它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我结合几个点，分享一下对注册制的思考。 中国股票市场不属于好金融 资本市场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它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但也把人性中比较丑恶的一面展现出来。历史上最早关于股票市场的文学描述可能是西班牙作家德·拉·维加在《困惑之惑》里的描述： “我的朋友，它是全欧洲最公平也最具有欺骗性的神秘行业，它是世界上最高贵也是最声名狼藉的行业，它是这个地球上最美好也是最粗俗的行业；它既有学术的本质，又是欺诈的典范；它既是聪明人的试金石，也是胆大之徒的墓碑；它是有用的宝藏，也是灭顶之灾的根源；它是永不休息的西西弗斯（Sisyphus），也是被绑着永动轮上的伊克西翁（Ixion）。” 这描述了16、17世纪欧洲股票市场的一个状况。现在，不管是华尔街、伦敦、香港、还是金融街、陆家嘴，某种程度上这个描述依然存在。这些文学性的描述，表明资本市场在人类历史的变革过程中，矛盾的形象一直存在。 文学描述并不足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资本市场。学界在多年的资本市场实践中的共识认为，好的资本市场应该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强大的融资能力，二是给投资人提供合理的投资回报，三是具备价格发现的功能从而帮助实现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按照这三个标准重新思考中国资本市场，会发现这三点做的不是很到位。 首先从融资上讲，间接金融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不高。我们看中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的月度结构分布，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部分中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只有17.1%。截至2019年4月底，当月直接融资在所有融资中的占比仅是19.9%。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里，主要的融资还是通过银行信贷，债务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占比非常不够。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从美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年度结构分布看，美国2018年直接融资占比高达80.8%。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还有大量的数据佐证这个判断。2000年至2018年，A股市场全部募集资金是12.36万亿元，而2018年一年的银行新增信贷是15.7万亿元。中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主要集中在银行，资本市场起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带来一个后果——杠杆较高，企业靠债务来融资的话，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比较让人担心，里面债务占比较高。简单对比美国与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的比重。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在2017年至2018年前后，逼近160%。美国长期是70%。从这个角度，中国企业面临杠杆高企的负担。在这次疫情对实体经济形成冲击，企业现金流受到影响的背景下，企业偿债压力较大。实体经济这样的债务结构，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创新不利。 第二是A股市场没有给投资者提供合理回报。如果在1991年花1元投资中国股票市场买市场指数，到2018年这1元会变成3.52元。年均投资回报是4.4%。从1991年至2018年，中国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以上。所以4.4%的年均收益不是很高。换句话说，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总体经济的表现。 这背后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形成给风险定价的锚。如果不能形成合理定价，就没有办法引导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在金融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市场风险溢价（MRP）”，是威廉夏普资产定价模型里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的差。一般来讲，国债是没有风险的，但股票的风险很大，所以市场风险溢价本身应该是很高的一个数值。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过去200年的市场风险溢价基本上是6%左右。要说服投资人把资金从国债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因为他们要承担更多的风险，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回报，也就是将近6%的额外回报，才能够说服他们做这样一种配置。在中国，2002年至2018年的平均的MRP只有1.17%，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毕竟是处于制度变革中的新兴市场，按道理讲风险更大，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更高的市场风险溢价才合理。欧洲国家基本上是4-6%之间。背后折射出这样一个现状，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不合理，定价机制是扭曲的，这样形成的价格很难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也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是有问题的。 两大痼疾：缺乏好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失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不能够起到好的融资功能，也不能引导资源有效地配置。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二是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缺失。隐藏背后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市场化的上市与退市制度。 高速增长定义了中国经济最近四十余年。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中国有没有好企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合在一起2019年有129家企业跻身《财富》全球500排行榜，美国有121家，中国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为什么用排行榜来举例？《财富》全球500以销售收入为指标，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严格意义上讲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更好的翻译应该叫《财富》全球500大。 把视线转回到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在过去高歌猛进，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像银行、三桶油更容易在规模上做大。对比中美两国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能看出一些有趣的差异性。中国十大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提供要素的企业。其中，茅台是A股市场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茅台是什么样的企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是消费品公司，有的说是奢侈品公司，也有的说是能源企业，提供做生意很好的能源，也是个要素。美国十大上市公司前五名基本上是科技企业，然后有金融机构，也有实体企业和能源企业，整体上上市公司的产业背景更加多元。另外可以看到，中国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基本上都是国企，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结构性特点。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大企业，但是能真正创造价值的好企业并不多。给大家看一下分析公司金融的学者，包括我个人比较信赖的一个指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通俗地讲就是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它能带来多少税后利润。从1998年至2018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4%，简单地算术平均是3%，加权之后是4%，就是说你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上市公司给你3-4分的税后利润。从价值创造角度来看，确实不太高。因为大家把钱放到银行，在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存款利率基本上也是这个水平。如果买理财，可能回报更高一些。这个结论是，很多所谓的龙头企业，在各自行业里处于领先地位，但从投资资本收益率角度看表现并不是特别好。美国的上市公司，我们做了同样的分析，同期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基本是10%左右甚至更高。 那么，在整体上市公司质量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希望从A股市场投资获得很高的回报，可能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杠杆的方式，也就是借钱的方式，获得调整杠杆之前较高回报，但本身也带来很高的风险，是一把“双刃剑”。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上市公司投资资本收益率太低。通过1999年至2018年的数据看，国企的ROIC要低于民企。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我强调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个道理，在鉴别一个资本市场质量是否高，是不是有优质上市公司的时候，可能应该关注ROIC，而不只是简单地看规模。 举几个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比如阿里巴巴的市值在5000亿美元上下，是世界前十大上市公司之一。但它的市场销售收入不高，在全球500强排名中在300-400名之间，远低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成长性，同时ROIC比较高。下图是根据阿里巴巴的财务数据整理的2013至2017年的ROIC情况。如果考虑税前，2017年大概是41%。假如所得税是25%，调整后的税后ROIC是30%。远远高于A股市场平均的3-4%的回报。 再来看华为，除了硬科技之外，财务表现也非常卓越。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它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报表。大概分析看到，从2013至2017年税前ROIC基本在27%以上。以2017年的27%作为例子，税后ROIC基本在18-19%。这是一个重资产的企业，但税后ROIC很高，这种卓越的表现本身是华为基本面价值非常高的一个有利的支撑。如果华为是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应该是千亿美元级，可能很容易就到世界前十大市值企业的序列里。 基本上，我们根据ROIC构建投资策略，可以获得稳健的超常回报。如果把资金配置到投资资本数据较高的企业股票上，同时卖空投资收益率较低的企业股票，这种组合的年化的超额收益率也是我们讲的阿尔法，基本能够达到20%以上。这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关注企业基本面、企业质量、投资收益率是很好的投资策略。基本面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背后支撑的逻辑在于投资资本税率比较高的企业，质量确实很高，能够给投资人带来比较长远的稳定的回报。 当然，也有不好的例子，比如乐视网。2020年6月，乐视进入退市调整期。乐视市值最高的时候突破千亿人民币，现在只剩20多亿。乐视的概念炒作最厉害的时候是在2013至2015年，分析当时的财务报表，寻找跟价值创造能力关系最密切的一些指标，可以发现它的税前ROIC在2014年税前已经下降到1.6%，税后是1.2%。还不如把钱放到银行。但当时搭配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资本市场叙事的方式，也说服投资者追捧这样的企业。 我个人关注资本市场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投资资本收益率很差的企业最终能在资本市场上有长远的良好表现。大家可能会说亚马逊的投资收益率并不高，但表现一直不错，因为它背后有很清晰的业务模式逻辑。根据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相信，在未来的稳定平衡状态下，它的投资收益会比较高。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A股市场3-4%的投资收益率确实表明缺乏高质量上市公司。将近4000家上市企业里面能够把投资资本收益率做到10%以上的数字非常小。 另外一点我也讲到，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也是缺失的，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从财务报表的质量上讲，根据企业年报可以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正常的分布情况，比如美国2016至2018年上市公司平均ROE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平均值在10%左右，有好企业、坏企业，基本上是对称的。 同期中国上市公司的情况，第一不是正态分布，呈不对称状态。大量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比零只高一点点，而在零左边的企业数量要少很多。这就让人怀疑很多企业的报表是修饰过的，最终成功避免企业汇报损失，连续两年损失可能就要ST，一旦进入ST之后，就面临退市的风险。最终的“壳”价值就丢失了。所以大量企业的资本市场运作是围绕着怎么保“壳”，让盈利在正区间。 注册制是问题的答案 这背后涉及资本市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市和退市制度有明显缺陷。不管早期的IPO制度，还是慢慢过渡到的核准制，都让上市变得很困难，成本高。通过这种方式，使上市公司“壳”具有价值。我们经常说一个事物或者“壳”具有价值，它需要两个前置条件：一是有稀缺性，二是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private benefits）。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制度非常完美的提供了稀缺性前置条件，而我们本身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缺失，又使得拥有“壳”的上市企业能够获得好处。这两个条件在一起，使 “壳”的价值非常昂贵，而“壳”价值本身的存在，也意味着寻租机会。一个资本市场如果是寻租市场，它的基本功能就无从谈起。也就意味着资本市场本身有极大的改革空间，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到了需要破题的时候。 我将通过一个例子剖析一下“壳”到底值多少钱，以及说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为什么注册制到了非推的关键时间节点。 我和几位同事在15年前就做了一个分析，研究了一百多家被“ST”的上市公司，一家上市公司在被“ST”之后的两年时间股价平均比大市多涨32%。一个明显的坏消息却引起投资者的良性回应。为什么？32%的价值提升到底来自什么地方？一家上市公司被“ST”意味着“壳”可能丢掉，从而引发股东或想成为股东的投资人对“控制权”的争夺，争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注入资源，最极端的方式就是直接给现金，让盈利变成正的，最终把“ST”的帽子摘掉。所以，32%的价格上涨，反映的是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者是想成为控股股东的投资者为了保住“壳”往企业注入资源的额度，也就是说“壳”价值可能是32%。比如现在上市公司市值将近50万亿元，那么其中32%的价值是和“壳”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将近16万亿是“壳”价值。 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说明定价是扭曲的，包含“壳”价值在里面。只要能上市，不管企业做的多差，“壳”是有价值的。假设4000家上市公司，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壳”价值是40亿元。要买这个“壳”或者说成为这家企业的控股股东，需要支付不菲的一笔资金。 大家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壳”价值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定价是扭曲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充满着大量的寻租动机和行为。最终后果是，企业管理目标不一定是为了价值最大化，而是为了把“壳”保住，攫取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反映出资本市场上市制度本身人为制造扭曲的定价维度，使得资本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 消除资本上市场的寻租空间，使得资本市场能够回归其基本功能。最简单方法是改革上市制度。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比较中国创业板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根据2018年1月份的数据，创业板的市盈率比纳斯达克要高。可能创业板的估值更高一些，或者创业板有泡沫。另外一面，如果把市值大于200亿元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还有2400多家企业，创业板还剩682家企业，纳斯达克的是市盈率是80.7倍，创业板是48.2倍。如果把100亿市值以上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平均市盈率变成208倍，而我们是51.3倍。 我想说两个故事。第一，创业板的估值与企业规模没什么关系，而纳斯达克非常不一样，是线性上升的，风险比较大的企业估值倍数会高一些，因为这种企业的未来是成长性的。发展创业板，发展纳斯达克，主要是识别出、培育出那些未来的明星上市企业，它的估值里来自未来成长性所占的比重应该比较高。从定价的角度讲，纳斯达克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到，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成长性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到估值里面。这就反映出估值能力的差异。换句话讲，在引导资金在做配置的时候，创业板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为什么美国的投资人或者说是国际投资者愿意以208倍的市盈率购买纳斯达克的企业，道理非常简单，它的市场它有比较完善的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大浪淘沙，最终能够筛选出一批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会给投资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回报，是能够给予投资人提供合理回报的市场。 从上市制度比较上讲，1980年-2018年间，美国所有的市场，包括旅游交易所、纳斯达克、区域性交易市场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是26，000家。同时这段时间退市的企业是14，000家，是大量的存量调整优化的过程。强制退市的企业占的比重非常低，不到5%。大量企业是通过并购重组，或者自动选择退市、私有化这种方式。这样一种上市和退市制度的结合，使资本市场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能力，不断有新的企业上市。大浪淘沙之后，一些优质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最终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投资偏好和对风险忍受程度，选择合理企业投资，最后能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回报。 A股市场现在约有4000家企业。目前为止，退市的企业不到100家，只要上市之后，基本上就“死”不了，做的再烂，再多匪夷所思的破坏人类社会商业文明的行为，都不会退市，因为“壳”是有价值的，可以交易的，大家都想保住这个“壳”。 这种情况下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上市公司本来挺有活力的，一旦上市那天就挂了，已经等着被埋。但也埋不了，因为退不了市，那就破罐子破摔。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期许这样的资本市场能给投资人很好的回报？怎么能够希望引导资金更合理的配置？怎么希望在A股市场能涌现出一大批了不起的伟大的企业？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册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但至少是正确方向的第一步。这里我引用一个小说我比较喜欢的小说的描述： “我的朋友，人类其实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但它们每次都以不同的面目在重复着，好像之前从未发生过似的。这好比乡间的云雀，千百年来反复吟唱的都是那五个音调。——薇拉·凯瑟 《哦，拓荒者》”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重要的事情识别出来，用正确的做法，至少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阐释推出注册制的意义。它不单纯是上市制度改革的举措，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上市制度改革本身，维系到国家的资本市场未来是不是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关键的步骤。 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这个时间节点这么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四十年高歌猛进，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里有一个核心角度，目前为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指标叫“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要素效率的指标。 2014年我们是美国的43%，2019年数字出来了，比43%还要低。这意味着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人、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中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是美国的43%。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起点低，在过去四十年完成工业化进程中，达到这个水平是中国的一个进步。 但有个问题出来了，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数据上的梳理。到2035年，如果中国全要素生产力水平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我们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美国高将近两个百分点。美国现在是0.7至1个百分点的区间，就意味着在未来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2.5-3%。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大致是3.5-4%，是因为改革开放，完成工业化进程。但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服务业占GDP的54%，消费推动中国经济达到60%的增长的情况下，服务业很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那未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靠什么？最近有一个命题，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第二个挑战。如果挑战应对成功，就意味着完成了“第二个奇迹”。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竞争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速，但中国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命题提出来了，我们必须做到。否则到2035年我们还是比较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 如何做到？这背后靠什么？我认为需要不一样的微观基础，不一样的企业。大家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在中国有没有利好因素？有利好因素，毕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按照价值附加，贡献全球制造业27%的比重。同时，中国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通过产业互联网、新基建等方式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这背后带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全要素生产力继续提升的空间。但是背后的企业，跟我们现在企业的性质不太一样，可能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有全新的企业群体，这个群体构成中国经济未来的微观基础。 如何把这些企业找出来，让他们利用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具备成熟的国际竞争力？我指我们现在提出的关于未来金融业发展、资本市场发展非常严肃的问题。应对挑战，不能说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但我认为注册制是这条道路上坚实的一步。 最后给大家看一张图，展示了过去近二十年中国企业在海外、A股、香港上市的结构变迁。相比1997年，2007年随着一系列央企、金融机构的上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2017年，变化也在出现，较明显的是前两家——腾讯和阿里巴巴。以现在做出发点，2027年的时候，市值前十的企业又会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中，注册制或者说A股市场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目前为止最关键的一步，未来的空间非常开阔，但需要走出第一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梨树县，是吉林省四平市的下辖县，总面积4209平方千米。该县位于吉林省西南部，地处松辽平原腹地，是清朝慈禧太后的祖籍地，有“东北粮仓”和“松辽明珠”的美誉，2011年曾被中国曲协授予“中国二人转之乡”牌匾，是全国首个获颁此称号的县市。截至2017年末，梨树县总人口57万余人。 而近几年，梨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农联社”）牵涉的一桩巨额骗贷案，让这个东北小城的多家单位和众多个人卷入其中。 这起案件中，梨树农联社损失异常惨重。该社共放贷121笔合计5.85亿元，案发时只收回了不到10%的贷款。 但尤其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家曾经志在改制为农商行的农联社也因犯罪被起诉，包括其前理事长在内的多名班子成员被判刑。这究竟是啥情况？ 近日，随着多份裁判文书的公开，这起惊天大案的轮廓被逐渐还原，其背后的秘密也被公之于众。 骗贷合计5.85亿元 超九成贷款逾期未还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韩某等人骗取贷款罪的二审刑事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2015年8月，由韩某实际控制的吉林省荣桦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桦公司”）提供担保，荣桦公司副总范某莉具体负责，指派业务经理编造虚假贷款申请书、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虚开自有资金证明等，编造借款人同12家房地产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以贷款用于购买原材料及支付工人开资为理由，利用多名自然人顶名贷款，向梨树农联社申请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荣桦公司已欠梨树农信社保证金账户1461万元，外欠债务5500万元。 然而这些贷款办理得相当顺利。判决书显示，从2015年9月4日至2016年1月18日，荣桦公司骗取贷款115笔，金额为5.59亿元；2016年8月 11日，骗取贷款6笔，金额为2650万元，这6笔贷款用于偿还此前部分骗贷资金。 综上所述，以上121笔贷款总金额高达5.85亿元，后只归还了4270万元，有高达5.42亿元贷款资金逾期至今未还。 2019年3月28日，荣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蝻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韩某、范某莉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 购买空壳公司办贷款 农联社放贷大开绿灯 判决书显示，上述121笔贷款中，其中为某集团22名员工提供反担保抵押物的单位长春某家具有限公司是韩某购买用于贷款的空壳公司，没有经营场地和具体业务，其同某地产签订的购房合同和交款收据是虚假的，提供的抵押物已抵押给吉林银行。韩某提供的其他反担保抵押物也系重复抵押。 在另外一份裁判文书中，披露了韩某找部分人顶名贷款的部分细节。 该份判决书显示，2015年末至2016年初，韩某通过朋友、亲戚找来许某初、郑某等11人顶名贷款，以承包工程等虚假名义，部分使用虚假抵押物和反抵押物向梨树县农联社申请贷款，每人的贷款金额在400万至800万不等，该等贷款都被韩某使用，11人每人分别得到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好处费。 最终，韩某、范某莉、李某蝻等三人因骗取贷款罪被判1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贷款方这边是“布局伏击”，梨树农联社又是如何审批本案中的121笔贷款的呢？ 裁判文书显示，梨树农联社三农部经理万某按联社理事长杜某伟的指令，部署下属6家信用社办理以上121笔贷款，这6家信用社主任在明知借款人不具备贷款条件，贷款档案有虚假的情况下，指派信贷员到荣桦公司同范某莉对接，配合荣桦公司办理了以上贷款。 一马平川，5.85亿元的贷款就这么放了出去。 裁判文书显示，梨树农联社如此“大开绿灯”，背后实则有一个隐藏更深的目的。而为了这个目的，梨树农联社铤而走险，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多名班子成员身陷囹圄。 改制农商行遭遇“拦路虎” 农联社班子成员铤而走险 与韩某等人骗取贷款罪的二审裁判文书同一天公开的，还有梨树农联社原理事长杜某伟等人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二审刑事判决书。 在这起违法放贷案中，梨树农联社为被告单位，梨树农联社原理事长、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杜某伟、原党委副书记及审贷会主任田某兵、原农联社副主任李某鹏以及原审贷会成员孙某、王某和万某均为被告人。 实际上，这起违法发放贷款案与前述韩某等人骗贷案一脉相承，一体两面。 这份二审判决连带此前的一审判决，揭开了梨树农联社违规放贷的真正原因。 原来，2015年，被告单位梨树农联社准备改制成为农商行，但在改制过程中遇到了难题：经银监局检查发现，梨树农联社存在涉及到吉林省兴旺集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家店兴旺集团）的贷款集中度过高问题，不符合改制要求，必须进行化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杜某伟带领班子成员田某兵、李某鹏等相关人员与霍家店兴旺集团王某某、荣桦公司董事长韩某、法定代表人李某蝻商谈解决此事，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即以韩某控股的荣桦公司担保的方式，使用个人贷款的形式偿还霍家店兴旺集团以前的3.953亿元贷款。 2015年9月7日，杜某伟组织召开党委会议，同意通过了上述方案。梨树农联社该次党委会会议记录显示： 一、兴旺集团贷款84笔共计31600万元，按银监局整改要求进行整改（目前39530万元），以上贷款按照个贷方式用荣桦担保公司担保进行化解，经班子成员研究同意按以上方式进行化解。 二、贷款化解用荣桦担保公司资产进行反抵押确保贷款不出风险。 三、在办理证照过程中如出现资金短缺可以资产反抵押担保方式给予适度解决。 参会成员杜某某、张某某、被告人杜某伟、田某兵、孙某、李某鹏、万某均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梨树农联社违规发放贷款案审批流程表显示，三农业务部经理被告人万某具体负责审查贷款，被告人李某鹏作为主管主任进行审批，风险管理部经理被告人王某敏负责贷款审核，并向贷审会提出审核报告，被告人孙某系风险管理部的主管领导，对贷款风险进行审核并审批，贷审会成员被告人田某兵、李某鹏、孙某、王某敏对贷款进行最后审核，并投票通过，被告人田某兵、杜某伟为有权审批人，有一票否决权。 看似精心设计的“计划”，最后因超过5亿元的贷款逾期未收回，而最终成为泡影。 多名班子成员获刑 改制之路未见下文 经查明，被告人田某兵参与违法发放贷款115笔共计5.59亿元。被告人杜某伟、李某鹏、孙某、王某敏、万某参与违法发放贷款121笔共计5.85亿元。案发后，前述被告人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 法院认定，梨树农联社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系单位犯罪。杜某伟、田某兵、李某鹏、孙某、万某、王某敏的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二审判决显示，法院判处杜某伟有期徒刑5年，田某兵有期徒刑2年，李某鹏、孙某有期徒刑1年半，万某、王某敏有期徒刑1年。被告单位梨树农联社被判处罚金20万元，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3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罚金。 天眼查显示，梨树农联社至今仍未能改制成农商行，工商登记名称依然是梨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期间进行了两次法定代表人变更。而杜某伟，已在2018年4月12日卸任法定代表人。 此外，2017年10月，银监部门的公告显示，梨树农联社因“违规发放贷款；不具备资质违规办理同业业务”，被四平银监分局罚款人民币40万元。原理事长杜某伟被处以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原主任田某兵被处以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副主任张某辉、原副主任李某鹏、主任助理孙某三人均被警告。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 1 经济全球化大不如前，要做好最坏的准备。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或者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确实让人非常担忧。理想的蓝图是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是另一方面。我比较认同Ray Dalio的推演，未来世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退化，国际合作进一步退化，很多国际公共产品无法被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病毒并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全球公共产品没有提供、领导。本来这个事情应该美国人牵头，全球共同抗疫，做惠及全世界、全人类的事。在病毒面前，人类真的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但其它国家还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能力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个时候美国撂挑子，其实对全球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同时，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况非常糟糕，再加上疫情冲击，航线中断、大规模缩小，贸易之间的联系开始减弱退化，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其实不复存在了，甚至很多机构认为，未来三五年里，会下降30-40%。对于原来产业链全球布局来讲，其实是个灾难性消息，这种情况会不断影响到原来的产业布局、生产制造、资产配置、各国资本市场、汇率、人们的生活等。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或者有比较大的概率发生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好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要做好最坏准备。 从四五月份的直接投资数据和外贸数据来看，在全球各个经济体受到冲击下，原本我们担心的产业链移出中国，中国被边缘化，正在得到缓解。为什么？全球都受到冲击，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中国的生态是最好的，所以很多贸易合作伙伴反而在疫情冲击下，把合作机会给了中国企业，这也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之下，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来讲可能是个欣慰的消息。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近况大不如前，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未必是光明的。如果和全球贸易最鼎盛的时期相比，全球前景并不是光明的。Ray Dalio强调的就是这点，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环境。 2 当前政策要适度宽松，为今后留个余地，储备一定的政策工具。之前曾用龙王下雨这个故事来来解释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重要逻辑。我们知道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开启了大力度刺激经济的先河，格林斯潘按动了这个电钮。2001年以后，世界进入新一轮增长，所谓的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期，随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冲击，但当时中美联手共同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危机，使得中美两个大国迅速地从危机泥潭中走出来，这就能看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2008年以后，各个国家走上不同的路，但有个共同点，欧洲、美国、日本，包括中国，都走向了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路径。欧美叫量化宽松，因为没有更多改革的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也不像中国这么大，因此量化宽松的力度、实施规模和持续时间比较长。中国在2008-2018年的十年，经历了2009、2012、2014三次大宽松， 2009年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是防止经济跌破7.5，2014年防止经济跌破7，当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看到，即便出台这么大的宽松政策，也没有遏制住经济连续下台阶的势头，这里既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但归根到底，我们进入中高增长速度的阶段，不是需求层面出了问题，而要从供给层面找原因。 2009、2012、2014年这三次大宽松应该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也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后遗症，比如长达接近20年的房价上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2014年宽松之后，股市出现巨大的泡沫，2015年6月份爆发股灾，还有债灾，宽松政策加上监管漏洞，导致资产不断出现泡沫，然后泡沫破灭，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2017年以后监管下决心整顿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2017年是整个金融周期从上行转向下行的拐点，从数据指标上来讲，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5%，这个数据创造了历史峰值，同时这个峰值高于日本、美国，分别在他们80年代金融泡沫期和2008年金融泡沫期当时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金融繁荣比当年美国和日本最繁荣的时候还要繁荣，也就是很多金融学者讲的过度繁荣，也就是实体经济没跟上金融的步伐。客观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金融风险的累积，债务风险的累积，结构调整的困难。因此，龙王下雨实际上解释了这个过程。 龙王下雨，雨水从天上下来，有的地方地势高，有的地方地势低，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金融空转问题，距离龙王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最先得到雨水，他们把雨水尽快倒给距离龙王比较远的地方，这就是金融空转的现象。当然，学术界现在也在讨论，我们仍然基于传统经济学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比如国外比较盛行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国国内很多学者反思——4万亿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是本身的问题，还是退出4万亿过早引发的问题？还有很多学者反思，现在有人不主张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或不主张大水漫灌的形式，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可以考虑抄欧洲的作业等等。全世界在反思，目前通过我们观察，至少执行层面对国内宏观政策还是比较克制的，这也是总理在两会上反复强调的问题。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工具了，只能持续不断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所谓的大放水。问题在于，如果靠印钱解决问题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经济问题了。而且欧洲、美国的金融结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照抄欧美在宽松宏观上的作业，我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做的可圈可点，是对的。总理讲，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在2月疫情爆发之初我就在讲，现在大灾大疫之年，老祖宗教给我们一些智慧，在这样的情景下，要学会修养生息，与民休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解决此次经济危机除了靠新基建，还需要新组合拳。从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来看，一直是靠基建支撑过来的，这次也着重强调了新基建，但这次新基建力量显然不会像之前2008年4万亿计划那么大。 具体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作为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修路、架桥、盖房子，还是现在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刺激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确实从大萧条以后，应对到来的危机，人类历史上的传统办法都是用凯恩斯模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将经济从危机低谷中拖出来。我们经历过的98年、08年，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这次和以往不同，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也出现了问题。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是，通胀很低，人们没有消费能力，这时就需要创造需求，但现在问题是，通胀和通缩并存——疫情冲击整个供给，CPI处于相对高位；需求不足造成通缩，这是因为疫情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收入下降所以需求不足。 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里，应该是通胀越高，就业形势越好，但现在一边有通胀一边有失业，所以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凯恩斯模型。也就是说，应对这场危机，不能只靠刺激总需求去摆脱危机，更多是要通过供给层面解决问题。所以在谈到新基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点，不是说新基建不好，也不是说新基建不必要，非常重要，非常好，但是需要新的组合拳去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4 新基建投资主体应为企业，政府起引导作用。“新基建投资钱从哪来”本质问题就是谁来投资。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是4万亿措施，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平台公司，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投资，带动社会企业、民间企业投资，形成链条。这个链条有效解决了当时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后遗症，比如说现在仍然在消化的债务过高问题、金融风险问题。 启动新基建就有“谁来投资”的问题，如果再让政府，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纷纷加杠杆投资的话，会给目前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雪上加霜。新基建主体应该交还给企业，让企业根据政府倡导或指引，投入到新基建建设中，这里既包含一部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但更多则是社会企业和民间企业。当然，对于新基建投资，很多企业比较纠结、谨慎，因为融资很难，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在投融资方面我们确实还要进一步改革，包括融资成本、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等等，这些都需要同步推进。 5 宏观管理要寻找新动力，要做到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现在需要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但更重要的在供给端。既然疫情冲击到了企业的运营，冲击到了人们的收入水平，那就必须要考虑从短期和长期解决供给侧问题。 短期就是民生救助、企业纾困，需要真金白银砸在企业、民生身上，这就是两会上总理所讲的。这次特别国债要直接到企业，直接到民生。但也应该清楚，疫情冲击不是简单出几个政策就能马上见效，对很多企业和行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摧毁性的，比如餐饮行业，文化旅游行业，线下教育行业，这个冲击非常大。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必须要寻找新动力，这就需要长期的供给端改革，这不外乎之前提到的思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指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需要梳理不必要的政府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出很多。要防止部门主义、官僚主义，束缚市场的发展。所谓放松管制，在某些领域，一些管制措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合理的，甚至是过度的，这些管制措施如果能够放松甚至取消，市场力量也会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媒体行业、娱乐行业。在很多领域我们可以提高监管容忍度，可以充分让现有市场主体和现有赛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整体改善供给。从中长期来看，需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大数据。我相信这轮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如果能得到有效贯彻和真实落实，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是一种极大的促进，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会率先走出衰退，率先抵消疫情冲击。 6 未来应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表明，我们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欧美这样的政策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但问题是不能长到天上去的，会导致财富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继续累积，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发展观的。所以从宏观政策来讲一定要认清这点。 尽管我们GDP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人均GDP刚刚破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其实这些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能够通过改革方式去释放的动力。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 首先，国有资本改革，围绕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真正的管资本，这方面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目前的改革我觉得和理想方案的差距比较大。 其次，土地改革，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如何改革？要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这方面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很多地方在土地改革时，只拿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这是不对的。土地化改革要从基本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上去改革。 过去70年中国有一个群体一直在做贡献的，农民群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农民群体是通过农业工业做贡献支撑全国，给全国做贡献。改革开放40年，农民群体实际上是通过城乡土地剪刀差来支撑城市，继续给全城做贡献。改革开放41年了，新中国成立也71年了，推动土地改革时，我们务必要明确一点，一定要反哺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产者，把土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城乡统一大市场，这点对于我们下一步经济可持续增长，摆脱疫情的冲击，启动消费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个问题与现行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现在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很多地方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打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旗号，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上，可做的文章非常大，一定要重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7 上证指数编制调整方案落地对A股市场总体不会有太大影响。其实我们有很多指数可以参照，比如上证50，中证300，只不过大家习惯说上证指数十年没涨很丧气，其实这和上证指数编制有关。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交易所也调整了上证指数编制方法，上证指数确实有可能比原来表现好。 但问题在于中国市场走势难道因为指数调整编制方法就改变了吗？难道不应该是由企业盈利情况改善、流动性变化决定的吗？所以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中国股市变化，我觉得肯定是以偏概全的，即便上证指数表现比原来好点，我们仍然是需要根据流动性情况，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根据监管政策变化，根据很多中长期制度的变化去判断未来股市，而不仅仅是上证指数编制方法调整去判断股市走势。 8 十年十倍股有三个必备特征。伟大的极品公司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投资风格，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门派，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出招、初心、架式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要找到好的所谓的标的。过去三十年股票市场也不乏所谓的好公司，十年十倍股票的极品公司通常具有几个特点：一是所处的赛道跟整个中国的发展阶段相符，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演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跟中国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的阶段高度相关，因为资本市场肯定是领先几年，所以它跟发展阶段有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科技、生物医药三大赛道。二是每年的盈利情况非常稳健，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出了很多大牛股。三是从微观来讲，团队的稳定性，公司的体制机制，比如国有企业其实是比较难做成极品公司的，不是说没有，有，但比较难，概率很小。 9 不建议普通投资者追热点，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买股票。追热点也是看对谁说，对于专业的、执业投资者追热点无可厚非，而且投资和投机在资本市场都是很必要的，投机被完全遏制或取消是不对的，一个市场没有投机，市场就不会活跃，这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但对一般普通投资者我不建议追热点，因为等你知道这个是热点的时候一般就凉了。 我一直有个说法，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进去了呢？觉得买股票比买大白菜要简单吗？恰恰相反，买股票其实非常难，在什么时间点买股票，什么时间点卖股票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建议一般投资者不要直接买股票，还是把自己的资金分散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打理，尽管他未必能帮你赚钱，但对冲风险能力一定比你强。所以从投资者角度讲，普通的非专业投资者不建议自己买股票，专业投资者追热点我觉得无可厚非，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热点在哪里起作用？是投资情绪改善，还是估值，还是企业盈利层面，这是要区分的，不同的热点投资的方式也不一样。 10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从规范资本市场开始。对于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而言，上市公司只要做到信息充分披露、完全真实、阳光规范。所谓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本身这个话就是错的，上市公司质量不应该有好有坏，只有价格高与低，好与坏不是监管部门或发行机构去确定的，是市场、投资者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出来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差就不能上市？不是，但它可能卖不到好价钱，没有好的估值，这个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这就需要我们真正规范发行制度，严厉惩罚违规违法的上市公司，真正做到信息充分披露，真正做到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严行峻法。 最近瑞幸咖啡的事件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抄点美国的作业，一旦发现这种造假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惩不怠，不但有巨额罚款，而且涉及到刑事责任。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我相信在未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方面，我们应该比过去30年要走得更好，所以很多理念也要改变，上市公司只要做到合法、合规上市，经过核准，质量高低应该交给市场去选择。而监管机构和发行机构，或者审核机构，其实应该逐步脱钩，真正实行监审分离。监管根据制度规章处罚违法违规现象，发行机构则是市场化企业，应该接受公共监督。上市公司一定要做到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公司应该受到监管的惩罚，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监审一体，监审不分，甚至也有人说，我们新的注册制已经成了一个变相的核准制，这一定是改革之初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退市率低是个顽疾。首先，建立资本市场之初是想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融资，初心现在看是不合时宜的，不能说当时错了，当时这么想没什么问题，但现在再这么想就有问题了。其次，之所以很难退市，这也我们法律法规执行不严，监管不够阳光化，不够规范化，不够透明化，过于行政化有很大关系，这点在今后的监管中，我希望投资者以及第三方机构、媒体充分发挥作用。第三，很多公司不能退市，因为上市公司主体是国企，甚至是中央企业，这点也导致了执法难度加大，所以要解决退市难，就要按照新的证券法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同时改善我们之前关于退市的要求，原来只有财务指标，现在还有交易指标，这已经是一个改善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市场上，退市制度将会越常态化，越来越规范和阳光。 对于造假情况，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和老的证券法规定有关系，顶格处罚60万，这种确实有当时的问题，好在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人看到处罚，其实也不是只是罚款了之，这里面很多案例进入到司法程序，所以这种处罚并不是大家想象只是罚了60万，其它不管了，造假成本如此低，这个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处罚金额这样规定，确实是有它的问题的，这是当年老证券法的大BUG。 对于上市造假公司严厉处罚，非常必要。我们要通过对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严厉打击去保护投资者，而不是天天去给投资者做所谓风险教育。风险教育很重要，但真正的对投资者的保护就是确保公平、阳光、规范的投资环境。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大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都有风险自负的选择。另外，对于优秀公司、优秀第三方机构要有更多的业务、单子，这是市场的褒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第三方机构给出问题的上市公司做审计、法律服务、投行服务，结果出事了这些第三方发现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个人主张在充分做好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尽快恢复T+0和取消涨跌停板，让投资者真正在风险环境适度的市场中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第三方机构，无论是保监机构，还是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也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摘要：在内销市场上，企业品牌建设、渠道开拓等方面经验较为缺乏，这也是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碰到的普遍问题。 这几天，上海聚信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坤难掩喜悦之情。在主营业务出口定制家具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下，该公司主动从出口向内销转型，在虹口区商务委的推动下，与百联集团i百联、拼多多等平台进行对接，内销特别是线上业务增长迅速。目前，其6月比5月线上零售额增加了40%，每月线上订单量同比增加5倍。 据有关方面调查显示，境外疫情蔓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导致外贸企业订单下滑，出口转内销的积极性上升。但同时，外贸企业转内销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以成立于2010年的聚信实业为例，企业一直以来主要从事定制家具贸易，客户是来自澳洲、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南非、沙特等国家的餐厅、连锁酒店经营方。当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餐厅、酒店等行业受到致命打击，聚信的外贸订单业务也因此一落千丈。 尽管，2014年开始企业陆续在天猫和京东开了网店，但李明坤只是将此作为“附带业务”。在内销市场上，企业品牌建设、渠道开拓等方面经验较为缺乏，这也是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碰到的普遍问题。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多条具体帮扶措施：包括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搭建转内销平台、精准对接消费需求等。据介绍，虹口区商务委为帮助外贸企业克服海外疫情对出口订单的影响，缓解外贸企业积压库存，支持企业度过当前难关，积极组织上海聚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迈特园艺工具有限公司等共九家区内外贸企业与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如i百联、拼多多等进行对接，借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的“东风”，通过入驻电商平台为外贸企业探索发展新思路。 虹口区商务委表示，将持续为企业助力，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出口转内销、增强进博会溢出效应等多种举措，帮助外贸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内外贸有效贯通，稳步推动外贸企业健康发展。
因信披违规，财务失真，獐子岛及相关责任人已被证监会正式处罚。记者日前在大连东港富力中心27层的獐子岛总部了解到，虽然目前还未推选新任董事长，但公司员工队伍稳定，工作秩序井然。 獐子岛集团总部，工作紧张井然有序（李勇6月30日摄于獐子岛总部） “獐子岛镇党委日前曾在公司总部主持召开集团党委扩大会议，獐子岛镇企业经营管理稳控联合工作组成员、集团党委成员、集团各党支部书记、部分党员代表、非党高管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我们在当前特殊时期，党员员工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示范引领，公司管理团队成员要认真履职尽责，确保分管领域员工队伍稳定，从而保证獐子岛集团正常生产和经营稳定。”采访中，獐子岛一位高管如此告诉记者。 记者从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三倍体牡蛎苗销售较去年就有大幅的增长。前沿种业负责人郭希瑞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三倍体牡蛎苗的销售规模为2.9亿片，今年有6.7亿片，较去年翻了一番还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此外，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几家加工企业以“保供+自营”模式融入市场，也实现了自营增效。 “今年上半年生产任务一直都比较紧，公司总部的人员也经常需要下工厂去支援。”獐子岛一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今年前五个月，公司的永祥与永盛两家加工企业共完成集团内各类产品订单11万多件，完成相关产成品1370余吨。 除了业务上的变化，记者还注意到，獐子岛目前还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调整，公司原总财务总监刘坤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财务总监职务，董事会聘任姜玉宝为新任财务总监。对于此次调整，公司表示系为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完善内控制度而作出的。 獐子岛在相关公告中表示，自受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以来，公司对于监管部门关注及认定的相关违法违规情况进行认真自查，积极整改，特别是在公司的内控管理、财务管理方面，通过选择胜任的管理人才，带动公司内控及财务团队整体专业素质的提升，不断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的提升。 此外，獐子岛公司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显示，为保证在重要岗位人事变动期间的稳定过渡，确保员工队伍稳定，合作伙伴稳定，以及整体业务正常有序的开展，公司董事会经过审慎评估，确定唐艳女士、刘明先生两位增补董事候选人。通过对于他们在公司以往的管理业绩等方面综合考量，认为其在专业能力、管理视野、市场运营等方面具备胜任条件。 有市场人士向记者表示，獐子岛如何重塑公司的市场形象，给投资者以信任，早日走出当前的困境，都需要更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证券行业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厚植发展力量和文化基因。文化建设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支柱，证券行业文化是证券公司行稳致远的立身之本，也是“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去年11月，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建设动员大会召开，会议提出，建设良好的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对于传承和弘扬行业精神，积淀和凝聚行业价值观，指导和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将在新时期，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2020年，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工作进入关键落地期，证券公司推动行业文化建设，风已起、浪正高。如何理解行业文化建设与证券公司文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实现公司治理与文化建设有机融合？如何推动从业人员更自律、更规范地执业？如何通过“最佳实践”带动行业文化建设整体水平有效提升？ 今日起，联合中国证券业协会重磅推出为期半年的“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在行动”大型专题报道。我们将邀请对行业文化建设具有深入理解、良好实践的证券公司负责人接受采访，共同探讨证券行业文化建设的内涵、路径、特色化实践，以期共同打造良好的证券行业文化生态、共谋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改革孕育机遇，证券行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光重视经营业绩已经不够，还需要有健康良好的行业文化，方能行稳致远。 近日，国泰君安证券总裁王松接受上证报专访。他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提档加速，本土券商不可避免地要同时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跟高手过招。本土券商更加需要“以文化增能力、以文化促协同、以文化强风控”，在不断强化本土市场优势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为务实稳妥地参与国际化竞争打好基础。 疫情防控中践行初心使命 危急时刻彰显初心本色，急难险重践行社会责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证券行业带来了考验。王松认为：“疫情是一场考验，也是一次检验，这次大考，提高了证券公司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王松介绍，疫情发生后，国泰君安证券将确保员工和客户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做到防控工作“覆盖全员”、“覆盖全机构”、“覆盖全场景”。 一边要抗击疫情，一边要正常经营，国泰君安证券在春节期间便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平稳通过了开市的考验。王松介绍：“针对全国各地372个营业网点的实际情况，公司建立了应急处置三级响应机制，由各地根据疫情进展动态调整。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确保了‘工作不停摆，服务不断线’。” 在证券公司的主营业务中，投行业务由于出差受限受到较大冲击，但投行业务也是助力复工复产的“中流砥柱”。 王松介绍：“复工后首周，在客观条件和人手都不齐全的情况下，我们完成了神工股份和中银证券两个IPO项目的询价发行工作，随后完成了多家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债券发行工作，通过协助企业打通直接融资的绿色通道，压缩专项债券发行周期，为疫情防控贡献了金融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危急时刻国泰君安证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体现了“金融报国”的责任与担当。 国泰君安证券携旗下资管、期货等子公司，第一时间联合向上海国泰君安社会公益基金会捐款2000万元，成立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项基金。同时，员工捐款超过400万元，为抗击疫情奉献爱心。 王松说：“募集捐助之后，如何把钱尽快花出去，保证这2400万元精准落地，是检验证券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成效的关键。国泰君安社会公益基金会成立较早，有比较丰富的公益运作经验，做到了短期内把2400万元全部落地用好。这不仅体现了公司和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也为员工凝聚国家意识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除了捐款捐物，国泰君安证券持续关注对口帮扶的四川普格、安徽潜山、江西吉安和云南麻栗坡四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疫情防控进展。王松介绍，董事会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审议了一项向对口扶贫地区增加捐赠款项的议案，在原来捐赠额度的基础上授权增加捐赠，获得了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践行社会责任是券商夯实企业文化的一个抓手，也是树立证券行业文化风貌的重要举措。王松介绍，下一步，国泰君安将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充分发挥金融行业专长，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精准扶贫、投资者教育等方向开展公益工作，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二是前瞻谋划脱贫攻坚后的工作，在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方面继续加大力度；三是依托国泰君安客户，在“君弘爱心书屋”“爱心牛场”等项目的基础上，打造更多高信任度、可参与的公益项目，集聚更多客户爱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 企业发展中凝聚文化共识 国泰君安证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2年，彼时国泰证券及君安证券分别于上海及深圳成立，1999年合并成立了国泰君安证券。 王松作为国泰君安证券发展过程的见证者，在回忆往昔时感慨良多。他说：“国泰证券和君安证券这两家企业的文化差异非常大，国泰证券是国有银行成立的，以稳健著称；而君安证券是民营企业背景，企业文化是比较进取甚至激进的。要让两家企业实现真正合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融合，只有文化层面实现了融合，才算实现了真正的合并。” 王松说：“合并的过程其实有很多不易，但从结果看，国泰君安证券实现了两家公司文化的合并，具体做法是把各自文化的优点加以提炼，对好的文化进行升华并加以贯宣。目前，我作为见证者可以很自豪地说，国泰君安的员工很少有人在思考问题时优先想我是国泰人或者我是君安人，而是会自然地说出我是国泰君安人。” “国泰君安历经20年风风雨雨，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这说明公司在文化的融合方面比较成功。国泰君安连续12年保持AA评级，是行业内唯一一家连续这么多年保持最高评级的券商，这表明合规意识已经深深融入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也反哺了公司追求卓越、日益进取。”王松表示。 在重视合规、重视风控的基础上，王松表示，证券行业的特点是市场化程度较高，证券公司应该保持敏锐的创新意识，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才能在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跟高手过招勇者胜，在全员协作中行稳致远。 知行合一中共建文化生态 厚植文化基因，共建文化生态。谈及证券行业文化与证券公司企业文化的关系时，王松认为，行业文化是建立在各证券公司个性文化基础上的共性文化，反映行业共同的价值观、发展观、风险观，是不同公司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为了找到并践行“最大公约数”，王松说：“我们既要发挥行业文化的指导性，在行业共同价值理念指引下加强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与其他证券公司、自律组织和监管部门一起构建良好市场生态。同时，要在国泰君安企业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厚植行业文化基因，实现知行合一，从而不断丰富行业文化的内涵。” 在文化建设方面，国泰君安证券在行业内属于先行者，王松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党委对企业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形成了完备的组织架构。 国泰君安证券拥有1.5万名员工，下辖33家分公司、400多家营业部。如何让文化的力量深入每一位员工的内心？王松认为，需要外部引导以及员工内心的自觉转变相结合。 王松介绍，国泰君安的文化将“诚信”确立为核心价值观，把“稳健经营”作为业务创新的前置条件，打造“风险管理创造价值，合规经营才有未来”的合规风控文化，通过文化的作用，落实“四个敬畏”意识。 在考核评价体系方面，王松介绍，“合规风控方面实行一票否决制，设立了专门的合规风控岗位，并且将递延考核制度继续完善，决不能只挣眼前的钱，不管长远。” 下一步，国泰君安证券还将研究探索员工的文化考核，将文化建设与公司战略融合发展的评价机制落实到员工层面，进一步强化战略执行环节文化建设对实现战略任务的支撑作用。 良好的行业文化不仅能够引领方向，还可以凝聚人心。王松表示：“我们从事同一个行业，有着共同的制度体系，也有共同的价值体系，所有的证券公司都需要去提升行业的服务水平，去维护行业的长治久安，在共同的文化基因中积淀普遍的文化共识，共筑篱笆、共育文化、共建生态。”
无人驾驶汽车驶上公路、工业机器人大量涌现、工业互联网普及应用……近年来，重庆两江新区蓄力打造智能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实施智能化改造，今年智能产业增速有望超过30%，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 在重庆金康赛力斯两江智能工厂内，1000多台机器人替代传统制造业的人头攒动，关键工序均实现智能化生产，全程只需几位技术人员通过屏幕进行操控。凭借智能制造优势，这家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大考，迅速驶入发展快车道，2025年前计划实现年产15万辆电动汽车，产值在300亿元以上。 2019年，两江新区重卡企业——上汽红岩推出“5G+自动驾驶重卡”，完成全球首次港区5G智能化作业，受到行业广泛关注。在科技创新加持下，上汽红岩紧紧抓住基建市场升温的机遇期，展现出强大市场优势，1月至5月累计生产29500辆重卡，同比增长14%，成功跻身国内重卡市场第一梯队。 厚植“智能因子”，电子产业焕发活力、迈向高端。“两江新区电子产业大而不强、缺‘芯’少‘屏’的尴尬已经成为过去式。”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说，通过“外引内育”“补链成群”，两江新区近年来着力向芯、屏、器、核、网全产业体系全面发力，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智能终端和汽车电子四大板块基本明晰，电子产业整体向智能产业升级。 “产品科技含量高，具有不可替代性，抗风险能力也较强。”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公关总监戚远林告诉记者，近期该公司牢牢抓住国际市场对高端芯片需求升温的机遇，通过稳产扩产有效对冲疫情影响。随着年内半导体项目全部达产，公司全年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有望同比增长50%。 “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提升产业能级，全力打造电子信息、汽车产业两大千亿级产业，加快培育大健康、高端装备、卫星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王志杰表示，近年来智能产业浪涌两江，还引得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有力带动两江新区智能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 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5G基站……“智能元素”正持续为两江新区造就发展新动能：新区工业产值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59%，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超过54%；2019年，新区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增长16.6%、19.3%；近几年来新区数字经济增速都超过20%。 疫情发生后，两江新区更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布局“新基建”项目，力求“危”中寻“机”：3月，举行“新基建·智能网联”专场“云签约”活动，揽资62.8亿元；4月，腾讯西部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工程等4个重磅新基建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逾200亿元；5月，与浪潮集团共同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年内新建5G基站3000余个。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